第四章 雇佣枪手、巡回演出的民歌手、到处飘泊的军人子女和印第安人 杰伊·斯莱鲍(四十八岁) 有时我自认是一名职业雇佣枪手。我到一家公司任职,把那里乱麻一团的事情 理清,接着又转到另一家公司。我曾在两家公司担任过经理,其中时代之石公司任 过两任,又是另外两家公司的常务副经理。雇佣枪手是叫到哪儿就到哪儿,叫干啥 就干啥。受雇于人,身不由己啊。 他是时代之石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位于佛蒙特州巴里市,经营采石和石料加 工。“回想起来,我们确曾干了一些大事。”他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旧金山的全景 照片和一幅罗纳德·里根亲笔签名的像片。“他当州长的时候,我是他私人班子的 成员。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 我是在洛杉机和旧金山之间的一个小镇长大的,那里地处沙漠边缘,盛产石油 和奶牛。我父亲务农,他喜欢人家称他为农场主。我们大约有三百英亩土地,在那 一带这点地不算多。 我祖父是个很特别的人物。他曾经颇有势力,帮助过来自佐治亚一个叫J.G. 博斯韦尔的穷汉子谋生路。这家伙教我祖父喝酒和跳舞。我祖父一喝就醉,最后一 切全归J.G.博斯韦尔所有。J.G.博斯韦尔现在拥有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农业公司。 他的儿子吉米·博斯韦尔坐镇通用电气公司的董事会。我祖父到头来一无所有。发 财守不住财,能怪别人吗? 我们因为没有钱得不到扶持,很小就懂得世道的艰难。这点好处当今的年轻人 是比不上的。我十二岁时男人都去打仗,我找到一个开拖拉机的活。一天干十二小 时,一星期于六天,于得都腻味了。我当时决定再不于这个行当了。这也是现在的 小伙子办不到的。到他们懂得人生的酸甜苦辣,他们已超过三十岁,要改行也太晚 了。 我有一段时间替普赖斯·华特豪斯公司干经营咨询的工作。此后我又到华尔沃 思阀门公司任职,过了大约一年,公司派我到圣路易斯去。反正我奉命上任何地方, 我妻子都得跟着我走。 我离开那里,又回到旧金山于咨询这一行。一个老朋友,华尔沃思公司的常务 副经理,要我到达拉斯去做合一家小公司。我当时以为是给他提供咨询服务,挣他 点钱罢了,他却是打算花钱雇我来经营那家公司。他真那么干了。我也就到那儿去 上任。公司的生意开展得非常顺利。由于公司内部经营方针的矛盾,他离开了,我 很快也随之而离开。那家公司叫德尔塔·皮公司。我们经营的结果,每一股的价值 上升到十五美元。我们走了之后,股值下降到只有二美元。我后来又到纽约州尤蒂 卡的国际热力公司任职。第一年股值就增值七倍,第二年又翻了一番。 我的办法是什么呢?我靠多听。公司的职工知道该干些什么。要是需要除掉几 个人,他们会对你说的。当然,他们不会直截了当地说,但是如果你仔细倾听并能 听出弦外之音,你就知道他们在讲这些事。有时是非得换几个人不可,但这是最后 的一招。 有时他们可能会说;“别解雇这个小伙子,那样做会使职工跳起来的。”要是 真有人不好好干,人人都知道他没好好干;你要是解雇了这种人,人们会说;“早 就该这么办”,人们会更加尊重你。他们会说;“好!那家伙现在把不干活的人赶 走了,他承认我是干活的。” 要是干活的和不干活的拿一样多,那就没人干了。你可以用别的办法来激励工 人,但是如果你真的非变脸不可,你就威胁要解雇他们。对我来说,人生第一快事 是驱使人们去干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能干得了的事情。干成了之后你就使他们更看得 起自己。他们的家人也更看得起他们,社会也更看得起他们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帮 再大的大忙,但是他们会因为你给他们施加了压力,一辈子都恨你。即使如此,我 也感到那是值得的。 我曾经跟几个人事部门的头头长谈过。有一个说,他服役时佩带着枪。他从来 也没拔枪用过,但枪总在那里。他说:“我从不故意吓唬人,但我有枪。” 我与公司共命运,但是我决不恋栈。我总感到有点象局外人。我感到要客观点 就得以局外人自居。那样才能作出更理智的决策。干什么只凭感情用事就会一团糟。 世上人人都懂,要是在女人身上动感情,会出什么乱子。对待孩子要是到了感情用 事的地步,那也是教不好的。如果你完全客观地对待他们,知道孩子最需要什么, 你才能教子有方。要是你太动感情,爱之心切,你会老把孩子当娃娃。什么事情要 丝毫不动感情也很难做到,但要掌握分寸,做到冷静理智地对待,事情就好办多了。 公司受益每个职工也都受益;每个职工,每个顾客,每个原料供应商,还有政 府和上帝,通通受益。(笑) 我在时代之石公司的第一年,交税后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销售额增 加百分之二十五。后来我转到惠特尼。布来克公司和美国软性导管公司去了。等我 再回来时,时代之石公司已经一落千丈,不再赢利,也许还亏了本。到了去年,我 们的年度报表上又写着赢利将近两百万美元。 当然,我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我被时代之石公同的母公司诺塔克公司解雇过。 我们是一个多种工业联合企业的附属公司。当时我虽然感到自己取得成功,但是他 们胃口大得我无法填饱。 人们为了持续发展,必然想得寸进尺。诺塔克公司的常务副经理买下了惠特尼· 布来克公司。这次买进糟透了。那是一家电线电缆公司,那是1975年的事,当时没 有一家电线电缆公司是赢利的。我到那里跑了一趟,替他把那家公司整上轨道,但 心里并不真正懂得那一行业问题之所在。铜的价格当时降到只剩五十美分。当铜价 下降,电线电缆工业就遭殃了。诺塔克公司并不懂这一点。我到那里的时候,我们 的生意是亏本的。我们回来时已做到收支平衡。母公司却认为这家公司应挣大钱。 但偏偏就是挣不来。诺塔克公司常务副经理违背经理的意愿买下这家公司,却不肯 认错,围此经理说:“由我采取措施纠正错误”。他采取了措施。我被解雇了。我 感到不公正。我走的第二年,公司损失了将近二百万美元。 你记得你被解雇时的感受吗? (沉默)我记得,但我不愿意去谈它。我接到诺塔克公司的一个电话,要我再 回到时代之石公司。他们说:“我们搞错了。”诺塔克公司是一家野心勃勃的多种 工业联合企业。销售额略低于一亿美元。 你必须野心勃勃。我向来感到人如逆水行舟,非进即退。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 的事情。你不是蒸蒸日上,就是江河日下。 我感到,你在商业界是四面楚歌,你在世上也是四面楚歌。公司的职工与你为 敌,因为他们要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提得你付不起。原料供应商与你为敌,因为他 们要抬高原料价格,高得你买不起。顾客与你为敌,因为他们买东西想少付钱,少 得你卖不起。城市与你为敌,因为他们要多收税。联邦政府与你为敌,因为他们要 施加更多的限制。母公司与你为敌,因为他们要从你的经营中抽走更多的资金,而 不想给你现金投资。当每个人都阻碍你在经济上成为一支举足轻重、欣欣向荣的力 量时,他们也损害了自身及其周围各人的利益。 我们要面对现实。假如我们不发展,不更多地赢利,就没有更多的钱用于增加 工资,职工也得不到提拔。假如你不发展,你就不从原料供应商那里购进更多东西。 你没有新机器,那么你就没法向顾客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也就没有更多的收人可 让政府抽税。我可以举例说明连上帝都受损害,因为那时收捐盘上也不会有更多的 钱。(笑) 我的美国梦就是要比现在过得更好。有多少钱才算是“够”了呢?所谓“够” 就是不断地比你手头上的钱更多一点。什么东西从来也没个够的。这就是为什么人 们还得干。要是有个够,人人都会睡大觉。你前面约百步之遥总有一个明晃晃的戒 指吸引着你。就象是沙漠里的海市蜃楼,那戒指离你总有百步之遥,这样你才不断 地干。 要是我能有更多的钱,要是公司能有更多的钱,我还能更有作为。我能促使经 济更加繁荣。你必须追求更多、更快、更好。要是你做不到更好和更快,你就是更 加糟糕。 (若有所思)增长——更好——更快。我猜想这就是我的一大法宝。我心里有 一种很强烈的逼压感,一种紧迫感。每当我钻进汽车里我总有这种感觉。我拼命地 开得快。没完没了地行动。 (许季鸿) 罗莎莉娅·索雷尔斯 我们这个社会的流动性实在惊人。要想逃避某些事是很容易的,我也常常这样 做。因为你轻易就经常变换你的立足之地,时间长了,你老感到你脚下站不住似的。 换个地方的想法,一年更甚于一年。 她是一个巡回演出的女民歌手。 我常想起我从小长大的那个市镇爱达荷州的博伊西,想起我的家庭以及他们怎 样到那里去的。我也常想起我自己对不同地方的感受。我非常喜爱托马斯·沃尔夫 等人笔下所描写的我们国家。 我祖辈属于那种喜欢冒险的人物。祖父是一个牧师,喜欢和印第安人打交道, 所以他成了克劳族和苏族印第安人的传教士。他到了蒙大拿,他单身一人越过西部 荒漠地带,那还是1900年的事情。对我来说,他是个神秘人物。我只是从我祖母和 父母嘴里略知一些他的事迹。 我父亲出生在蒙大拿。他们那会儿居住在帐篷或者栅屋里。他一共弟兄四个。 我祖母是真正有水平的摄影师。我母亲至今还保存着她拍的一些照片,其中有他们 第一次出远门的照片。那可是一次非常艰苦的长途旅行,牲口队越过小山的时候拉 得很开。人们全骑着马。 后来他们又沿河坐船走。一路上没有碰到怀有敌意的印第安人。他们同印第安 人的仅有接触是宗教性的。只不过那时候在那种地方,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危险,比 如得在荒野里生孩子,还有其他种种不便。这趟旅行一共延续了七、八年时间。 我祖父在爱达荷州海利的一所教堂当牧师。他常常踩着雪靴从海利步行到克琼 的教堂去讲道。几年之后。他们把那个教堂改成了酒吧,我还在那儿唱过歌,那酒 店叫埃斯普莱索酒家。 我外祖父是个脾气暴躁的冒险家。我想他的妻子一定非常怕他(笑)。有很长 一段时间,我跟外祖母合不来。她是一个地道的南部美国人。她不喜欢黑人,也不 喜欢日本人。凡是她没有一百年交情的人,她都不喜欢(笑)。可是外祖父给我的 印象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深。他死的时候我才九岁。他参加过西美战争,在淘金热 潮的时候,到过阿拉斯加,还在西雅图搞过组织劳工的工作。他老是没完没了地跟 我说话。在我还是一个小不点儿的姑娘时,他就教我背《哈姆莱特》中所有的独白。 他常常说,这些独白象音乐,我慢慢会理解的。他有时会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语言 来咒骂他驱赶的马匹。我所以对他记得那样清楚,是因为他总把我当作一个什么事 都能干的人。我还不过这么大点儿的时候,他就让我驾驭那辆套着四匹马的干草车。 他从来没有表示我不应该爬到那棵大树上去。(笑) 我一直把我父亲看成是个年轻人,一直到他死去的那天还是那样。他长得很漂 亮,留着两撇小小的胡子,身材十分苗条,精力非常充沛,我每想到他,总有一种 十分愉快甜蜜的感觉。他也非常爱看书。他喜爱巴尔扎克和拉伯雷的作品。他使我 也对那些书发生了兴趣。他喜欢玩文字游戏,什么时候也喜欢给人讲故事。 我结婚之后,一直把唱民歌作为一种业余爱好。我搜集了许多古老的歌曲。所 以我倒不怎么认为自己是个歌唱家,我觉得我只不过是让人听到他们过去听过的一 些老歌儿罢了。我把它们记下来,我从犹他州和爱达荷州搜集到大量民歌,有许多 是别人根本闻所未闻的。于是,1966年有人邀请我到新港去表演。我从来没有到过 丹佛以东的地方。那天早晨七点钟我驾着车进入纽约城。真仿佛是到了火星上一样。 前面是一片摩天大楼的剪影,我简直手舞足蹈起来。我是那样地激动,真差一点心 脏病发作。(笑)我们进了城,我弟弟还有一两个朋友和我在一起。当时天还太早, 不能惊醒别人的美梦。我们来到一家酒巴间的门口。那时刚早晨八点,那酒巴间竟 然开着。还从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店铺在早上八点就开门的。我们喝了一瓶香槟, 对我们终于来到了纽约城表示庆贺。我们马上跑到帝国大厦顶上。(笑)人人都对 我说,我到了纽约一定会非常痛恨它,因为那个地方冷漠可怕,简直是坏透了。可 是我却非常喜欢纽约,喜爱在那里度过的每一分钟。到现在也还如此。(笑)我天 生是个城市迷,很愿意弄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得每个地方显得与其他地方如此 之不一样。 我记忆中的博伊西已经不复存在。在我脑海里留下愉快印象的那些地方,现在 全都已经拆掉,换上了一些让人一看就恶心的建筑。他们要把它整个变成一个商场。 博伊西整个闹市区,按我妈妈的说法,完全成了一个牛马市上的牲口棚,一切就为 了招徕顾客做买卖。我记得的那些好东西都荡然无存了。博伊西是法语树木的讹音。 这里过去象一个树木围绕的茶杯。一条河正好从市镇中间穿过。一眼望去,你只能 看到两三座楼房,也就是州政府和博伊西旅馆。其余全是树木,还有这条河。啊, 真是一条条绿色的走廊。高大的古树连成片片绿荫,形成条条走廊。在这里打死一 只松鼠是违法的,所以那种棕色的小松鼠几乎到处都是。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些很旧 很旧的房屋,感到一种和睦邻里的气氛。可是现在这一切全都不存在了。树木全都 砍掉了,那些旧建筑全都拆毁了。现在博伊西已经成了一座地道的消费市镇。凡在 我的记忆中留恋不舍的一切,现在全都荡然无存。 我什么时候都是个不合群的人,你比方说,学校生活就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美好 的印象。我和别的孩子关系不好,原因就是我读书比他们快。我三年级的时候进行 过一次阅读测验,我得分很高。其实我也并不以为我就比别人聪明多少。这不过是 因为我很小就开始念书了。1949年在爱达荷的博伊西,一个姑娘家决不能让人觉得 你聪明。你决不能让人知道你会点什么。(笑)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路上有四五个大个头的姑娘,都是五六年级的学生。她 们把我拖进一个胡同里去,把我打翻在地,还告诉我,我得爬着回家。她们对我说, 以后永远也不许我再得那么高的分。简直象一帮孩子恶棍!(笑)她们用棍子戳我, 我实在忍耐不住了,我简直气疯了。一怒之下她们中有一两个让我给打得够呛。我 揍了一个女孩的脖子,她因此有一个星期没能上学。我在另一个女孩子的裆里踢了 一脚,她当时就不能走路了。我马上跑回家去。我记得在这阵狂怒之后,我差不多 呕吐了整整半个小时。至今我还常常想到这件事。就因为一个人取得点成绩,别人 竟然可以这样对待她,这种事我真是难以想通。她们感到我赢了,我正在超过她们。 而我却觉得我并没有和别人竞争。 我并没有意思要把任何人压倒,不过是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如果把自己整个 生命寄托于胜过别人,这种观念我简直觉得可怕。我一直喜欢那首歌,玛尔该纳· 雷诺兹在歌中说: 我不在乎穿得破烂, 因为事业成功的都是狗患子, 这样的世道,终生潦倒我也心安。 歌里还有另外两行是: 如果要往上爬,意味着踩你的肩膀, 我宁愿和穷哥儿们一块流浪。 我从来也不认为我真是很穷,因为我们有一所房子。钱我们是没有的,可是我 还是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有那么多书,还有一个可以定居的地方。我弟弟 比我小十岁。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我们家唯一的孩于。我不知道怎么去和人交朋 友。 我丈夫的家和我的家庭完全不一样,他的为人也跟我大不相同。我认识他的时 候,他正在反抗他那个中产阶级的高等白人家庭。他们的价值准则就是占有更多的 东西。 他的家非常富有。他们永远要什么有什么。在大萧条时期,他们也没有吃什么 苦。我们家的人在大萧条时期可全倒了霉。他们从没有学过怎样去弄钱,又怎样功 成名就。我老觉得我爸爸一生混得很不错,就因为在我眼里,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他喝酒喝得很凶,我因而很不好受。可是一想起他来总有一种 十分愉快甜蜜的感觉,因为他似乎是那样的特别,和谁都不象。 他死的时候,我还记得从殡仪馆来的那个狗信的(笑)——对不起。我弟弟和 我叫我母亲别跟殡仪馆打交道。一开头他就教训我们一顿,说我们太不怎么样了, 因为我们没有买一口值钱的棺材。我们反正要举行火葬,把我爸的骨灰收集起来, 安放到他生前一直居住的那间小房子里去。这个家伙说:“你们要我们请哪个花匠 呢?”我说:“我们打算从那些木棚子里弄一些松枝和干草来。”(笑)他说:“ 那么,你要我给你们请哪位管风琴师呢?”“我准备自己给父亲唱赞美诗。”他又 说:“那好吧,”(清一清嗓子)“我们的服务项目之一,是代顾客写讣告。请告 诉我瓦尔特的一生事迹吧。”我说:“得了,我们叫他瓦尔。”(笑)我瞪着眼看 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说:“他信什么教?”我答:“哦,他对宗教不怎么 感兴趣。”他说:“嗯哼,他靠什么过活呢?”我答:“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 工作了。”他说:“他是退休了吗?”我想:行了,我什么也不打算再说了。可接 着他又说:“他参加过什么联谊会一类的组织?”我瞪眼看着他,心里在想;我父 亲可以倒立,一口气用双手走过两个街口。他过去经常那样干,就这么拿两手走路。 熟人走过来,他会毫不在意地和人打招呼,仿佛他完全按照正常的姿态在走路。 过去每到生日,他一定要并着脚跳过一个小牌桌。我记得是直到他五十六岁那 一年,他才没能跳过去。(笑)这块地归他所有。他在这儿盖了这幢漂亮的房子。 每一根木头都是他自己砍伐来的。每一块砖都是他自己烧的。你仿佛觉得这幢房子 忽然自己从地里长出来了。他还经常出去打猎。他老喜欢一个人在树林里到处跑, 嘴里念着各种低级的顺口溜。他知道各种花鸟的名称。他非常讨厌美国医学会,也 讨厌象我刚才谈的那种狗尚的。(笑)当然,这类话我半句也不会同那家伙说。我 只是说:“我想不起我父亲有什么事情你会愿意听的。”(笑)于是他只好随笔写 了点什么,登在报上了。对我爸那样一个人,你应该怎样评价呢?他和世界上任何 人都不一样。 自1966年起,我就独立生活了。我结识这么多的朋友真是大幸运了。是他们帮 我在全国出名的。我总认为自己的成就是不全超出想象之外的。我并没有什么钱, 可是我得到人们的尊重,这些人的尊敬是我十分希望得到的。我的听众都热爱我, 我赚到的钱足够应付生活。我当然愿意过得更宽裕一些,但我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方 式生活。 我这个人不能容忍绝望情绪。我决不愿意容忍这种想法,觉得从此之后我就要 走下坡路了。我根本不相信那一套。我所以没有绝望的感情,是因为我还活着。即 使我死了,大概也不会有这种情绪。(笑) 但是,只要看看我的孩子们,我是很容易感到绝望的。我最大的儿子自杀了。 他死前设法让我了解,他自杀不是冲我来的。可是我实在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就没 法让他体会到我所感觉的这种生的乐趣。 再看看别的孩子们,我也十分不安。他们全都感到厌倦。我就不记得我有过厌 倦的时候。他们缺乏好奇心。他们尽量躲避现实,仿佛人应该如此似的。我总觉得 似乎有一个无比巨大的阴谋,搞这个阴谋的——是谁?是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还是 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那些幕后的操纵者?他们要把我们全变成一个模子。想方设法 让我们每天都花费大量时间看电视,让我们人人都用信用卡、人人都有华而不实的 汽车和住房。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忧心忡忡,唯恐失掉那些东西。为了保住那些东 西,我们就只好完全听他们摆布,他们要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认为,根据一个 人的财产多少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观念,完全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确立的。在我看 来,正是那些踢着打着、大叫大闹、死也不肯跟他们走的人,那些坚持独立人格的 人,那些拒绝听从潮流向那个方向走的人,才是真正最有价值的人。 我决不甘于失败。我得按我自已的调子敲打我的鼓。 (黄雨石) 安妮·班克斯 当你问一伙孩子“你们是哪里人”这样一个很普通的问题,而对方却报之以沉 默,你就知道他们是军人的子女了。我常训练我自己在回答时说我来自佛罗里达。 那儿是我的老家,我生在那儿,但我不是在那儿长大,也并不真感到自己是那里的 人。我对这个问题通常是默不作声,有时鼓着劲说:“哦,哪儿也不是。” 安妮·班克斯是位女记者。她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军属的书。 我是在军队驻地的庇护下长大的。进入驻地得通过岗哨。那时候,我的确是住 在美国,但却是在美国中心一个小小的受保护的孤岛上,在公主般迷人的气氛里生 活。我感到奇怪的是所有的驻地都是怎么那样相似,很可能都是费尽心机专门安排 的。即使在俄克拉何马州沙漠地带的中心,驻地的生活区也仍然是绿油油的,有修 剪得很精细的草地,片片绿树成荫。从某方面说,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真是美极了。 那地方象个巨大的游戏场,十分安全,孩子们可以随便跑来跑去。我自小就知道这 些地方不能真正代表美国。 军人子女就在驻地上学,因此他们的天地完全自成一体。只要你一走出驻地, 就能看到一串酒吧间,敲敲打打的商店,还有被人扔掉的汽车废零件。你从一个极 端清洁整齐的地方突然走进一个象下等夜总会那样乌七八糟的所在。 军人子女的整个生活环境都有一定的规限,远远超过你父亲对你生活的照料。 这批孩子在一个无所不包的机体里成长。我常常觉得我象个马戏班里的孩子,那里 有许多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军人家庭。你的一切都有人照料,根本不准备你会离开 那个环境。如果你是女孩子,你就在那儿训练当军人的妻子,如果是个男孩,大家 盼望你进入西点军校。 我父亲老希望我嫁个军官(笑)。如果我说我一辈子要以军队为生,参加妇女 军团,他一定会大为惊讶。我猜想他会为此晕倒的。他对妇女军团很有成见,不愿 意他女儿到那儿去工作。 我父亲常对我们说:“你们就要去拜访你们的老表了,他们真可怜,一辈子老 住在一个地方,真够腻得慌的。我们却有不同的经历,到处为家,比较有意思,对 吗?”我们总是回答说:“当然。”我们也真觉得如此。爸爸显然也有一点内疚, 因为老让我们搬来搬去。奇怪的是我直到上大学之前都不知道别人对这种生活会有 不同的看法。 我父亲在波恩使馆工作时,我进了法兰克福为军人和使馆人员的子女办的寄宿 学校。我在第一个星期认识了一个在迈阿密长大的小伙子,他一辈子老在那一个地 方。他问我:“你搬过几次家?”我告诉他“十四或十五次。”他说:“嗅,你真 可怜!”我说:“你才可怜呢!一辈子老待在一个地方。”(笑) 你在某种生活方式下长大,从来也不知道别人是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的。我大 约在五年前才领悟到这点。那次我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号公路上驱车前进,这条公路 和奥德堡驻地相交。有时一个人听到了一种什么声音,觉得十分熟悉,可又不知道 是什么。你会感情冲动起来,却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天我就听到了这种声音。 它象一首摇篮曲,令人安心。接着我才意识到这是什么,这是大炮演习的声音,在 远处隆隆作响。 我学唱的第一首歌就是炮兵之歌:“在山岭的那边,在山谷的那边”,还有降 旗典礼,动人极了。每天下午五点就听见响响达达的声音。不管你在驻地的哪块地 方,都得停下车来,冲着旗子的方向站着。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旗子在那里的, 但是大家都这样做。 我六岁时家住宾夕法尼亚州的卡利斯里军营,后来搬到俄克拉何马州的西尔堡。 这是一个四周围着城墙的城市。我觉得军队想把这个驻地变成一个小镇。那儿有自 动售货店、电影院、滚木球的游乐处,还有马厩和许多游泳池。在那里谁也不准开 快车,驾车时速超过十五英里,就得蹲禁闭。大家都有自己的房子,中校的房子全 都一个样,上校的房子又全都一个样。家家户户的草地都得按照一定的式样修剪, 否则军团的军需主任就要给你家去信提意见。就从这一点,我开始懂得人们还有别 的生活方式。那时候,我已经学会看书了。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到朝鲜去了。母亲决定我们搬到萨拉索塔海岸外的安 娜一玛丽亚岛上居住,这使我有机会看到真正的美国生活。我观察一切事物。在街 道那一头住着一户人家,有六个孩子。我想,好家伙,我算是找到了一个典型的美 国家庭了。我象一个年仅十岁的小小人类学家。孩子们的妈妈让他们种鳄梨树和养 金鱼。她也想吸引我参加这些建设性的活动。可是我想:我的任务是观察你们(笑)。 我觉得安娜一玛丽亚岛是典型美国式的。有意思的是这个地方希奇古怪(笑), 各式各样的人都集中到这个气候温和的地方,有流浪汉,有逃亡者,还有不少纵酒 的人。形形色色的流浪汉和做坏事的人全都到这儿来了。要是国家象只船似的稍一 倾斜,这类人就会漂浮到加利福尼亚或者佛罗里达,这伙人相互之间毫无关连。我 热爱这个地方。海边有些小小的蹩脚房子,风暴一来大家就堆沙袋。记得我曾溜出 去观看他们。他们全都在那里,在咆哮的风暴之夜,喝得酪配大醉。有意思的是我 那时候认为这里是这个国家的心脏。 记得那一年我曾阅读了《星期六晚邮报》和《生活》杂志。上面登了一则贝尔 电话公司的广告,是幅炭画,画的是一个士兵。广告上有几行字,说丈夫、父亲、 兄弟、男朋友都随时有可能被杀死。废话,废话,真是废话。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 父亲会被杀死,压根儿没想过。我想,他们干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事,似乎我早已知 道似的。可是从未也没有人对我说起过。对军人于女来说,他们生活在一个备受保 护的环境里,富有诗情画意。 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机体来说,是存在一系列问题的。如果你是个少年,又招 惹了少年人的麻烦事,你的事就得进档案,还连累你的父亲。确有许多毛病。我家 住在驻德国使馆时。我姐姐曾告诉我有一个名叫默西迪斯的俱乐部,有些孩子参加 了。凡参加者都要折断一辆这种牌子汽车上的小装饰——一个银色的小星。这是一 种大胆的恶作剧,简直是一种罪行。要是被发现,全家人都得送回老家。 我十六岁那年经历了两件事。学期终结时我写了一篇关于匈牙利事件的论文。 我借用了使馆图书馆里的书籍,并阅读了联合国出版的各种材料。在美国所起作用 这点上,“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给了匈牙利叛逆者虚假的希望。我 认识一些匈牙利难民,还采访过其中一人。我认为这是一出暴行。 另一件事是在意大利北部里窝那发生的。有个星期六晚上我和两个意大利男人 一起跳舞。我当时十六岁,风华正茂。我们在城里闲逛,那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 或者午夜十二点了。我们走过一个小小的用布隔开的修鞋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 伙子在钉鞋。他是如此之精力充沛和朝气蓬勃,但又显得如此之愤怒不平,似乎把 世界上所有人的怒火都钉进他那堆鞋里了。我是处在世界的上层,我们喝香槟酒, 还跳舞。但我被这一景象吸引住了。世界是这样的美好。就在这一刹那我看到了这 个怒气冲冲的钉鞋青年。这个景象我至今难忘,就象拍摄下来一幅照片一样。 但是,到我真正觉醒还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勃拉葛堡驻地是官员俱乐部 的游泳救生员。那年我十九岁,正好是六十年代初期。有些美国人在那里接受训练 准备到越南去当顾问。我记得有个年青人从HALO学校毕业,这个校名是由每个字的 第一个字母组成的,意思是高空跳伞、低空张开。一个人得在高空从飞机上跳下来, 任其往下掉,直到低空才打开降落伞。他学了在丛林中生存的技巧,之后又被送到 语言学校学缅甸文。人们不难猜出派他到缅甸丛林去跳伞的计划。我觉得这些人是 富有男子气概的,他们之所以要从飞机上跳下来就是要去统治别人,我唯一的武器 是取笑他们。我极力捕捉我对美帝国主义的感情。这不是一码事。许多军人的子女 后来反对战争。 我一个高中同学也是军人子弟。他很有才华,极端自我中心,很拧。他进了西 点军校,在那儿毕业,还获得罗兹奖学金。这是个了不起的大傻瓜,他的班几乎成 了个“越南班”,他本人死于越南战争之中。他为自己写了篇讣告刊登在《纽约时 报》和社论对开的那一版上。他认为这场战争完全是公正的,他不愿意有人用他的 死来进行政治投资。我阅读他的文章时心里想:这个该死的阿历克赛,又在哗众取 宠了,还是那个老样子(笑)。但是他的是非观却是无可非议的。他知道一个人写 的东西会在他死后发表。他谈到了我熟悉的生活、军人子女的生活。我觉得他写得 不公平,很不公平(笑)。我的反应是异乎寻常的。他之所以提出一些不公平的论 点,这是因为他不得不去参战并且会被打死。 有意思的是虽然我幼年时代在外国住了七年,但我仍然是非常美国味儿的。尽 管我反对我们在世界政治领域中的做法,但在思想感情和文化上我还是十足的美国 人。我喜欢爵士音乐、乡土歌曲和民间歌曲,喜欢宽广的公路、沙漠和广阔的天地。 军方想促使我们产生一种超越个人小家庭的团结感和为同一目的共同奋斗的感 情。从某方面说来我们这种生活非常愉快。对一个妻子来说这种生活是够受的。还 有那些传统的繁文得节。但是对孩子们来说,生活中具有一些仪式性的活动是颇受 欢迎的。 但是我认为为了同一目的这种说法是虚伪而邪恶的,我无意接受这一思想。 (黄昏) 范思·德洛里亚 在我们这个国家,一加快旅行速度,地理概念就消失了。我能够在沙漠区乘上 一架飞机,三个小时之内就抵达大湖区。我不是真的在旅行。我也没有意识到发生 了什么变化。 在芝加哥奥哈尔国际机场,一个萧瑟的雨天。 他是苏族印第安人,从图森去首都华盛顿,途经这里。他最脍炙人口的著作是 《卡斯特因你的罪而死》。他在亚利桑那大学教政治学,现年四十五岁。 我们的谈话常被一位口齿犀利的年长女侍打断,她不时来为我们续咖啡,偶尔 听到我们的片语只言。“美国梦?得了吧,你们两位男士。”何时转圈给我们续咖 啡全由她作主,所以她抽空絮絮叨叨讲了她被一个刁律师诓骗大宗钱财的事。“美 国梦?你们是在糊弄人吧?” 我知道美国各地印第安人的不少掌故。圣安东尼瀑布一度是苏族印第安人的圣 地。你去到那里会惊讶不已。这个地方当初在我们手里的时候,它是个什么样子? 在电视、高速汽车和喷气式飞机出现之前,它又是怎么样的真面目呢? 我时常想到1846年唐纳一伙。他们被围在隘口,沦为野人,互相残食。我也想 起乘我那辆奥尔兹一98型车,循着同一路线,在盐碱地上行驶的情景。那是从丹佛 到夏延的州际公路。我在盐碱地上仅仅行驶了十五分钟。在当初拓殖时期,必须花 整整三十六个小时才能越过这些盐碱地。如有延误,你抵达内华达山脊的时候就正 是一年中最危险的时刻。唐纳一伙用了六天时间。我却以每小时七十五英里的速度 越过那些盐碱地。真够快的!你知道各种各样的人在那里死掉,你就会联想起有关 白人与印第安人冲突的问题。 当时印第安部族还没有哪一次看到大批白人足以威胁到自己的安全。一个五百 人的部落坐在山坡上休息,看到一支二百人组成的篷车队伍从旁经过,这并不会构 成威胁的。过去有许多传说,其一是说印第安人所以害怕白人,是把白人看成疯子。 你读过白人拓殖者越过大平原时牺牲惨重的故事。你想想看,那些坐在山坡上的当 地人,熟知方圆几千里的一水一山。他们隐藏在长得很高的草丛中,俯视着经过此 地的拓殖者,这当然使过路的人提心吊胆。双方谁也不了解谁。假如唐纳一伙当时 同印第安人交上朋友,而不是被这些熟悉地形的“敌人”所吓住的话,他们本可以 平安无事的。你必须以新的眼光来审视你心目中的美国的过去,然后你才能断定美 国将往何处去。 我是在南达科他州的松岭印第安人保留地长大的。此地离伤膝湾大约三十五英 里。松岭大约四个街区长、三个街区宽,没有主街,实际上只有两个街区有房屋。 我还记得铺设马路之前的情况,道路和牧场一模一样,只要一下雨,你就好几天动 不了窝。住在那里的白人很少。 我上的小学,一半是白人,一半是混血的印第安人。学校向我们讲授拉迪亚德· 基普林的那套世界观。这套理论过于简单化,那就是:社会走工业化的路,科学为 我们造福;我们也是地道的美国人,没有人会对国家不忠诚;美国在任何事情上都 没有站在错误的一方,而政府从不向人民撒谎;联邦调查局随时会协助你,一旦发 现什么可疑之事,应马上告诉他们。这种论调英国老牌殖民主义的气味实在太浓了。 奴隶问题只字未提,少数人种的历史根本不存在。世界不知怎么的成了白人的乐园, 而其他人似乎只宜在某些地方凑合。这种凑合并不是降低身分的事,因为这是上帝 的旨意。你并没有受到蔑视。西方文明给了你一席之地。 这是掩饰历史的真相,美国人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阵亡将士纪念日总是喋喋 不休地背诵这套论点。我记得还只六岁的时候去参加过一种集会。老年牧民和所有 的老酋长都聚在一起。在盛大的烤肉会餐之后,一些衰老的高音歌手唱起《古老的 忠诚》和《篷车轶辎》之类歌曲,其他人都借然泪下。他们一边为边疆被封闭而悲 戚呻吟,一边去打着手鼓。我要过好长时间才意识到,此情此景已从现实中消逝。 我的父亲是保留地的一名圣公会牧师。他的父亲也是。我想,我的家庭大概是 第一批改变旧的生活方式,按白人那样过日子的。这是一件离奇的事,不可思议。 家里的人在成为基督教徒之前,就是印第安的古老宗教的领袖。我不只是一个牧师 的儿子,我家还懂祖传的医术。人们向我的父亲请教各种各样的事情。他知道各种 的医药歌诀和传说。 直到六十年代末期,我父亲还能使两种文化兼收并蓄,不发生太大的矛盾。民 权运动使他改弦易辙。教会对印第安施加很大的压力,要他们归化。我爸说:“我 们何必非归他不可。我们可以保持本来面目,不一定要投入美国那个大熔炉。”有 成千上万的印第安基督徒,以印第安传统观念来看待基督教。耶稣的圣谕,并不都 是那样高深莫测的。不过,许许多多的印第安人与基督教分道扬铺,最后什么宗教 也不信。我父亲只是放弃了基督教信仰。 我大概是受印第安价值观念影响的最后一代。我已经四十五岁。现在我看到比 我小七、八岁的人去开会,下车伊始马上就叽哩啪啦要支配一切。当我五、六岁时, 长辈们不让我在会场上吱声。因为在年纪最大的长者没有说话之前,谁也不许说话。 象我这样岁数的人,仍然受到这些社会习惯的制约。如果再往下七、八岁,你就会 发现那些在战后傲慢狂修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大大咧咧、胡作非为,越年轻 越不象话。年轻人把疯狂的竞争,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朝思暮想离不开竞争。在 我这一代,则是埋藏在心里。 年轻的印第安人和年轻的白人一样,一点历史感也没有。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 战曾造就了历史感。在长时期里,曾是欧洲主宰历史。美国在二次大战中突然崛起 成为强国。骤然之间,我们担起了担子。我们过去的历史往往是区域性的。我们被 两大洋与世隔离,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处在什么地位上。反共偏执狂盛行。上帝可以 作证,没有人想着要征服这个国家。如果我们竟会被摧毁的话,那一定是自我毁灭。 一位苏族老酋长“站熊”曾经说过,白人刚刚来到美洲大陆时心怀恐惧,怕野 兽,怕大自然,怕大地。这种恐惧也传染给大地和野兽。它们也害怕白人。白人所 到之处,野兽遁迹。以前我一直以为这是一句印第安格言,但是去年我重读托克维 尔的著作时,发现他早就说过:在一个野兽遍地的地方,你可以找到一万印第安人, 可是只要有两三个白人拓殖移民在那里定居,野兽和印第安人就要走了。 你得问问自己:来到这里的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了扎下根来,大概都要发 疯了。那不仅是征服大地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他们为取得在一块土地上生活的权 利,把身家性命也赔了进去。 也许我这个美国人只是在过去有过美国梦,我只清楚自己是什么人,而不是放 眼将来,考虑将来会成为什么人。因为我们似乎已经走到头了。我不单纯是怀旧。 我是说要找到熟悉的路标。也许现在正应该反省过去。 去年二月,一些医药界人士和耶稣会教士举行集会。一位医药界人士站起来说, 美国的整个问题是,人人都想变成年轻人。他说:“印第安社会的老老少少都应该 按自己的年龄行事。个个都想做年轻人,就再也没有聪明睿智的老年人了。如果你 们是祖辈,你们一言一行就应该象祖父那样。如果你们是父辈,那就应该有个父亲 的样子。不要学白人。你们永远不要那样做。” 我认为不久将出现一批人,比例不会大,他们总会找到有意义的生活道路。至 于大多数人,他们对工作只会感到越来越乏味,在机构的重重限制下变得麻木不仁。 这是一种灰黯的情绪。不过,有不少人正在奋起回击。 在某些地方,美国永远显得不成熟。但是我并不真正绝望。我们迟早会成熟的, 对这一点不能绝望。 (邓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