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过去抵达的人们 安迪·约翰逊(八十一岁) 最穷、最苦、最不幸的人到这个国家来是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实在走投无路, 前途渺茫。他们还以为美国的街道都是用黄金铺的。他们犯了芬兰人所谓的美国 热。 明尼苏达州的奥罗拉离开埃维利思大约三十英里。居民二千五百左右,那是 个盛产铁矿的地方。 我们在比尔·奥贾拉家里作客。他的妻子陶乐赛请我们大家吃她家里自制的 浆果排。九十一岁高龄的安东·安蒂拉也在那里,他一辈子在美国都是在矿山上 干活。 安迪·约翰逊满脸皱纹,但从外表看显得比他实际年龄要小。“今年夏天我 到奥罗拉来参加它建镇七十五周年的盛典,我是想看看是否还能找到什么老伙计。 结果我一个也没有看到。19O6年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也就是地面 上现在有一个大洞的那个地方。” 我出生于芬兰,1906年来到这里。我父亲是佃农的儿子。他种的是砂石地, 他感到前途毫无希望。当时爆发了日俄战争,他眼看要被征去当兵,因此,就设 法尽快溜之大吉。 我父亲刚到这里的时候是个典型的基督徒和保守派,以后很长时间一直如此。 在我们寝室的一面墙上挂着耶稣基督像,另一面则挂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像。至今, 1905年俄国和芬兰革命的某些情景在我脑海里仍然记忆犹新。当时沙皇任命的芬 兰总督被刺杀。我们的邻居都有上了刺刀的步枪。我当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能感觉到一种紧张的气氛。我现在还记得他们当时使劲把刺刀扎到地里, 看看它够不够锋利。 我们离开芬兰时坐的是一条木船。它是用粗糙的栋木板造的,什么油漆都没 上。船上有桅杆以备蒸汽机不灵时用(笑)。绝大多数人都住在一个大统仓里, 只有妇女和儿童住小仓,真小得可怜,非得爬着进去不可。北海经常有风暴,波 涛滚滚,卷起甜圆面包式的漩涡。船颇得厉害,大家都晕船,所有统仓里的人都 呕吐。我母亲从家里带来一些咸鱼,我们一晕船便用刀切一小块吃。 我们乘火车穿越英格兰,然后又从利物浦乘船到纽约市。我们乘的是丘纳德 船公司的《卢卡尼亚》号轮船,这是一条大船。我们抵达纽约港口的时候,所有 的人都跑到甲板上观看自由女神铜像。我母亲把我抱起来,举得高高的,这样我 就能看得见这个铜像。在埃利斯岛上有位医生,他手里拿着一个汤匙,把它紧压 在我和其他人的眼晴上,检查我们有没有病。凡是查出有病的人就不能入境。 我们接连坐了整整好几天的火车,沿途看到不少风景秀丽的地方。当时我曾 多次想过,我们走得实在够久的了,就停在这里吧,别再往前了(笑)。终于我 们到了明尼苏达州的纽约米尔斯,这是个芬兰裔人的居住点,我父亲就在那里铁 路上工作。他两年前就来这里了,现在总算又和我们会合,亲人见面真是十分激 动人心。来到美国就象是从一个世纪转入另一个世纪,变化实在巨大。 他们买了一大把香蕉。这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东西,因此一下子吃得实在 太多,弄得闹起病来,把吃的香蕉全都吐了出来。我发誓永远不再吃香蕉,以后 起码有十年没碰过它(笑)。 在德卢斯市的联邦火车站站台上,我平生第一次瞧见一个黑人。我简直难以 想象为什么他的脸是黑的。我想他大概是从来不洗脸的吧,那时我一点也不知道 不同种族的人肤色不同。我还记得曾经在祖父那里读到过关于非洲和传教士的读 物。但是,那时侯我们唯一的读物是圣经和一本关于教会的杂志。在这本杂志里 有一张黑人的照片,这些黑人被锁链捆着,旁边站着一个粗壮的白人手里拿着马 鞭,我实在不喜欢这张照片的那副样子。我问我的婶母;“为什么要用锁链把这 些人捆起来呢?”她回答:“这些人是奴隶”,她并没有作更进一步的解释。 一旦我们定居下来,家里就买了一本《圣经》。我们家没象其他人那样,把 《圣经》从老家带来。于是,我就开始阅读《圣经》,还学习芬兰语。我对此很 感兴趣,但是总觉得《圣经》里的故事大野,令人害怕。 我大概十三岁的时候就和伐木工人有来往。他们的想法和我父亲大不相同。 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我父亲也同样在思考问题。他开始阅读芬兰文的《工人报》 ,那是一份左派的报纸。当有人头一次把这份报纸带给他的时候,他从木箱里拿 出一根手杖,又起报纸就往火炉里送。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他却自动 看起这份报纸来了,他的观点变了。 我父亲在米勒矿找到一个工作。他常常矿工的工作服没有换下来就直接从矿 山回家。我母亲一点也不喜欢他这种样子。她厌恶周围的环境和异乡的人们。那 里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树差不多被砍光了,路面上没有铺什么东西,有的只是铁 矿砂,一下雨这些铁矿砂就溅得到处都是。 不久,我父亲把这份工作辞掉不干,转到莫霍克矿。那时候我已经到了上学 的年龄,但是家里境况不好。我父亲要不是被解雇就是自己辞职不干,他不得不 又转到亚德里亚蒂克矿。那地方有不少斯拉夫裔、意大利奇和芬兰裔的工人,人 们说的都是古里古怪的语言,相互听不懂对方说的话,公司对这一点倒很满意。 那里的房子既有公司的,也有私人的。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住的房子只有六英 尺高,房子的结构是把木头桩子打进地里,然后把装箱的木板钉上,房顶铺一层 油毡,我不记得房子里有什么地板。 第二年夏天,盖了一所学校,我姐姐和我开始上学。学英语是不那么容易的。 你和其他孩子在一块玩的时候倒是学得特别快。我没有学完第七年的课程,因为 雪融化得太早。我上学的时间一共还不到五个冬天。 美国经济情况时好时坏,有景气的时候,也有不景气的时候,我们两者都轮 流经历过。大概1912年,经济开始出现停滞现象。从1914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经济情况更是每况愈下、相当不妙。我们搬到农村去,弄到了一块可以做自 耕农场的地。当时美国政府仍然免费分地给移民,我们就这样搬到了荒无人烟的 地方。 父亲在一个伐木营地当铁匠,母亲则给那里的老板洗衣服。这样,那个冬天 就好过多了。伐木营地搬到哪里,铁路也就随之铺到哪里。我父亲当过矿工、木 匠、粗工,也务过农。一家人年复一年地搬来搬去,工作也不断调换,其中必有 原因。他为他当时所面临的景况感到烦恼。他开始阅读那些报纸,和人们谈论资 本主义和剥削,于是,他开始明白事理、改变主张。 我是接近三十岁的时候才开始关心政治的。三十年代情况愈来愈糟,我才开 始发表我的看法。当时,我的工作还算不错,是为县政府办事。每天清晨,头头 们把人挑选出来,让他们干一天活。那些没捞到活干的人从我窗口经过,我们便 交谈起来。就为了这个,他们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是共产党。 县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警告我不要那么样高谈阔论。我还是要保持自己 的独立性,尽管这么一来谋生也就更加困难了。我直到今天还保持我的独立性, 也不想改变我这个态度。一旦你由于政治观点而被开除,那么,即使你从来没为 采矿公司工作过,那些采矿公司就自然而然地让你背黑锅。那个矿场的矿长过去 一度当过市长。 至于你的美国梦是什么?我们过去住过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陷下去、样子 可怕的洞。这个洞现在灌满了水,而财富却已流尽,我看它已经一钱不值。另一 方面,也有人住进很好的房子、粉刷一新。有工作的人老是有工作,而大量人却 非靠救济金维持生计不可。 依我看,人类或是有美好的未来,或是彻底毁灭,两者必居其一。 如果目前这种趋势继继发展下去,那么我们就在走上毁灭的道路,我们就是 要把自己从地球上毁灭得一干二净,或是把自己统统毒死。这要取决于人民。使 我感到不安的是,人民对此并不关心。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唤醒他们。我给报纸写 信已写了整整四十五年。我每个月至少给一家报纸写一封信。这是我唯一力所能 及、做得到的事。 (李朝增) 弗农·贾勒特 他是《芝加哥论坛报》的专栏作者。 我是在田纳西州的帕里斯长大的。小城镇不为人所知,要讲清本身的位置总 要列出一系列大地方来。我们离肯塔基州的默里三十英里,离帕杜卡六十英里, 离孟菲斯一百二十英里,离纳什维尔一百一十英里,离克拉克斯维尔四十英里。 我们处于到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的铁路线上。 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的车通常都来自芝加哥。铁路离我的家只有两条横街 的距离。我们心里总忘不了火车,时时刻刻等待着列车声音的到来,根据轰隆隆 的呼啸声来对钟。我们常说:“巴拿马号班车今天晚点了”、“619次列车又晚 了。”总是司机拉响汽笛,人们谛听着,狗吠叫起来。 乡下人星期天下午通常出去走动。他们有时上火车站看看什么人到了,什么 人走了,或者仅仅是观赏一下火车到站的情景。火车象征着流动:某人去某地了, 某人离开这里了。我们总是意识到这个小地方外面还另有一番天地,天下还有某 个大地方。你可以去某个大地方。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常玩一种叫做“转圈”的游戏。用一只轮胎和 一棵树干,一个人推,一个人当列车员。你依次报出站名:帕杜卡、圣路易斯、 埃文斯维尔。有个孩子会说:“我想在这儿下车。”另一个会说:“我想再坐下 去。”过一段时间大家都叫喊:“芝加哥!第四十七号街!”你能听到许多古老 的黑人怨歌:《小乖乖,晚班车走了有多久?》、《到芝加哥去》、《心中的烦 恼》。 此时此刻,一些景象会在我脑子里重新涌现:人们在摘棉花,我们在白薯地 里干活,经常到树林里转圈。一听到火车开来的声音,大家都拿着锄头或铁叉站 直身子。多半是感到;火车开过来了,我们该表示点敬意呀。在他们脸上会看出 那种神情,那种渴望的神情。他们有的扎着印花大头巾,有的穿着工装裤,有的 是年纪较大的妇女,有的则是年轻人。他们一齐中断手里的活,朝着火车挥手, 朝着那些不知名姓的人挥手,也许还朝渺茫的梦想挥手。 在密西西比州有些地方,你要走,就非得偷偷地溜不可,因此日子就相当有 点难熬。我从在种植园里干活的人那儿知道,那里还雇用苦工,人们脑子里一直 有火车的烙印。如果把你逼得太狠,你可以坐火车离开。如果你住在那些三角洲 的城镇里,火车就象征着你可以走向远方,重作一个自主的人。 我们自命为是伊利诺中央铁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条线从路易斯安那州某 地开始,一直通向芝加哥。芝加哥甚至连发音也变了:歧加哥。这些火车总是把 你带往远方某个令人向往的地方。还常常有游览火车,一旦坐上火车,你至少可 以说你到过那个地方,到过“希望之乡”,周末游览火车甚至开往圣路易斯,这 也是我们黑人称之为“黑人天堂”的一个地方。我在小学的时候,曾经排队站着 看过一部叫做《哈莱姆天堂》的影片。那是我第一次看比尔·皮将格尔斯·罗宾 逊演的戏。在高中又放这部影片,这部影片还被出租或卖给一些学校和教堂。你 真得看看纽约哈莱姆区的情况。那样你就连底特律都能安心呆下去了。阿拉巴马 州的人在底特律城的情况,他们在亨利·福特的汽车厂里所干的那些活,人们都 久有所闻,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在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的部分地 区和阿肯色州的人来说,芝加哥真是我们的天堂。懂吗? 《芝加哥卫报》是我们的报纸。你总是紧紧盯住新闻记者的报道,想知道那 里情况有何变化,想知道大城市里黑人的生活变得怎样。尽管你从来没搬到那里 去过,你的心总牵挂那儿。信不信由你,连伊利诺州的凯罗,都曾是人们经常吹 嘘的地方之一。(笑) 我们现在谈的是三十年代。当时大家全是梦想家。黑人真是世界上最富有想 象力的人了,因为你得拿你认为有朝一日也许会实现的梦来搪塞自己。《甜蜜的 未来》是人们喜爱的教堂歌曲之一。还有《我要把我的重担放下》、《当圣徒们 齐步走来》。这些歌里含着对变化的慷陇期望。你要戴什么样的花冠呢?我姥姥 过去是奴隶,她常常想象她去“希望之乡”的时候,戴的花冠上要有多少颗星星。 我认识许多住在那儿、过去是奴隶的人。我姥姥常常让我们坐在她身旁,给 我们讲过去的事情。她掺杂不少虚构的东西,但其中有些却是真事。她讲幼年当 女奴时的生活。她还记得格兰特将军来到田纳西州的拉·格汉吉、建立起田纳西 军队,她曾听到炮声轰鸣。她还常常告诉我们他们怎样作弄老主人。她当时是所 谓“做家务活的黑鬼”。 我爷爷是所谓“干农田活的黑鬼”。这两个上了年纪的人冬天常常住在我们 家,因为我父母觉得他们实在太老,不放心他们单独住农场。他们两人常常坐在 那儿,一遍又一遍地讲着这些事。姥姥经常追述黑奴们听说联邦军队要来解放奴 隶时的情景。那时他们耍弄一套把戏:跑到屋里,告诉老主人他们多么伤心,并 且说如果北方佬进来,保证不给火腿吃,什么也不给。然后又跑回后院,格格窃 笑。 奴隶制废除时,我姥姥还是个小女孩。爷爷则是逃亡奴隶。他不认字,听说 联邦军队在解放奴隶,就跑了。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来自哪一州。 有时候,人们在星期天做礼拜时唱起古老的圣歌,那些老家伙会哈哈笑起来, 并且从屋子两端互相答话。我们这些孩子不明白究竟有什么值得一笑的。我记得 我们中间有一个放开胆子问,是什么事那么可笑。他们就说:“我们并不是真正 在笑,你们年轻人永远不会理解的。”他们实际上是在庆幸自己留下了残生。他 们所欢笑的是:现在我们终于作为自由人坐在这里,孩子就在我们身边,我总算 有个家了,女儿当上了教师。这就是我常听我姥姥说的话。 对这些老家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走路时那种无比庄严而自豪的神态。 他们把身子挺得笔直,活象一根棍子。他们要求我们站着时也得那样。每想起我 们所有人都得站得笔直,总使我好笑。他们常走过来问你:“孩子,你长大了, 不想有出息吗?”然而他们又总说:“我是看不到这一天了。” 让我讲一讲我哥哥拿到菲斯克大学硕士学位那一天的情景。平常我爸爸十分 讨厌在做礼拜时逗乐,或是在那些黑人著名人物到城里来演说的时候逗乐。不断 有一批批的人跑来做鼓动工作,谈论关于非洲——那个沉睡的大陆——的情况。 我爸爸不喜欢有人发表演说时任何人窃窃私语、大声喧哗、或者暗中发笑。我还 记得我爸爸当校长时那些孩子因为说话而挨了他鞭子。可是,当伟大的黑人学者 阿兰·洛克博士那天在菲斯克大学教堂里发表毕业演讲的整个过程中,我爸爸却 自始至终对我絮絮说个不停。 我妈妈不断嘘我爸爸,叫他住嘴。他还是一个劲儿地说个不停。她说:“别 讲话了,人家会认为我们是乡下人,没有规矩。”他还是不住嘴。我抬起头,看 到眼泪正顺他的脸颊往下淌呢。他告诉我,1893年,他从老家逃出来,想“干一 番事业”。盖我哥哥这会儿正在这里拿学位的这所房子时,他也参加了。他紧挨 着我说:“这些椅子看上去就象是我当年帮着用螺丝钉在地板上的那些旧铁椅。 在其他工人离开后,我常常偷偷跑回这里来睡觉。我从来没想到我能活到这一天, 亲眼看到我儿子在同一幢房子里得到硕士学位。你知道可笑之处在哪里吗?”他 几乎笑出声来,就象我常看到的那些当过奴隶的人一样。这是为了欢庆这一事实: “我还活着,一切平安,而且还大有希望。”——这是这些老家伙身上的真正奇 迹之一。 我爸爸快七十九岁时,常常跟我说。整整一辈子,他被自人称为“先生”总 共不会超过四、五次。他们管我妈叫“丫头”、“黑鬼”,或是“娘姨”。其实, 她是一个容貌出众的女人。 我爸爸不愿到芝加哥来。他认为他的事业是在南方。我父母都是教员。他们 两人总共在课堂教了一百一十年书。他们是有献身精神的老派教员。我爸爸还是 个众所周知的学校创建者。 那个学校的面积相当于中等大小的一套城市公寓房间。除了他们自己,还有 两三个教员。他们月薪约二十五元。信不信由你,孩子们学的是高等数学(笑)。 这简直是发疯,对吗?我在九年级学的是乔臾的《坎特伯雷故事》。我现在几乎 还能用古英语背诵出来。我们经常举行演讲比赛。能讲得好,发音清楚,就有奖 赏。我来到城里后,这种本事有点丢了。 这所学校是我平生见到过的最吸引人的事物之一。那是一幢木房子,厕所在 户外,没有自来水,只是后院里装了一个水龙头。 当我五岁的时候,我做游戏就扮作罗伯特·文博特。他是《芝加哥卫报》的 发行人。有些小城镇根本不允许这家报纸流入。因为它被认为有煽动性,怂恿黑 人往北方跑。人们的梦都围绕着北方。 1879年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外流。那是蒂尔顿一海斯竞选妥协方案达成后两 年,人们大批地离开南方。这些人被称作“外流者”。其中有些人被绑架,重新 押回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 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五大湖来到芝加哥的。我之所以参加海军纯粹 是为了看看芝加哥。我进入海军时,那里仅有的黑人都是食堂侍者。但是我宁可 当一名食堂侍者,生活在芝加哥附近,而不愿到路易斯安那州参加陆军。 我从小以来就听到人家讲芝加哥。当然有些故事纯系编造。你会听到人们说: “在芝加哥我并不意识到自己是黑人,直到照了镜子,才知道自己是黑人。”你 到了芝加哥,就会发现那里许多事情简直叫人难以相信。芝加哥有一个黑人议员 叫奥斯卡·德·普列斯特,政府里也有黑人,还有黑人律师,黑人警察。 一个人人受到平等待遇的地方是了不起的。你可以想做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 样的人。你不必听白人责骂,他们不会管你妈叫“丫头”或者管你爸叫“小厮”。 大家和衷共济。你在那里感到有奔头。这些就是我们从小就给灌输的一大套鬼话。 在“黑人历史周”期间,人们会对我们大谈“哈莱姆文艺复兴”。我们得朗诵兰 斯顿·休和克劳德·麦凯的诗歌。你得站起来唱《人人放声唱》这首歌。你赞美 你的幸福,好象实有其事似的。那时我从来没感到绝望。 我认识的一些南方最穷的人都从没真正感到过彻底绝望。这种乐观主义之所 以存在,是因为一些年纪较大的黑人,厨子、仆人、汽车夫。甚至干农活的,都 感到种族歧视过于荒谬可笑,一定长不了。黑人认为有朝一日上帝总会显灵,整 一整白人。“白人这样待我们,上帝总有一天要给他们点厉害尝尝的。”你知道 这话里还有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坚持下去,不自杀,不让它压倒你,你终究会 胜利的。 人们感到绝望的时候,就在教堂里把它发泄出来。这常在葬礼上见到。黑人 确实彼此真诚地紧紧相爱。每逢葬礼都充分表现出来。死了一个人,不可能象什 么事也没发生似的。人们痛感遭到一个巨大的损失。我也会在所有葬礼上都哭, 虽然并不知道死者是谁。我脑子里已经给灌输了这样的想法:某个非常珍贵的东 西已经逝去。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可是我会坐在那儿,跟着别人一起哭。 一个人死了,你会听到人们说,他(或者她)本来会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 只是没有机会而已。有时盖棺前,老姊妹们中会有人弯下腰来,向她的老伙伴吻 别。我爸爸死时,我妈妈上殡仪馆去。在他入殓之前,她只是坐在那儿拍他的手。 她说:“这双手做过多少事啊……” 那时住在马路对过的殡仪馆老板是我们家的密友。我已有好多年没见过他了。 仅仅为了向他告别,我急急搭上飞机赶到帕杜卡去,许多人对此都难以理解。一 直到假期届满的时候,我才匆匆赶回芝加哥来。但是我无论如何得到帕杜卡去一 躺,看看八十七岁的老鲍伯·伍德逊。一来是看看他本人,二来也回忆一下自己 的童年。正是他给我爸爸和妈妈的遗体涂上防腐香料的。那时没有一个人的姓名 是周围的人所不知道的。只有在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这种情况才从生活中消失。 啊,我那时是最大的梦想家了。我热爱倾听埃林顿“爵士”演奏的乐曲。他 们要我们到一定时间就关掉收音机,但是我们会偷偷溜进去,听“爵士”在纽约 棉花俱乐部的演唱。后来我们终于搞到了一架收音机收听乔·路易斯对马克斯· 斯美林的拳击赛。那天晚上我们举行了一次祈祷会,这说明我们当时感到多么悬 乎。乔·路易斯是我们生活中最伟大的人物,直到马丁·路德·金出现为止。 四十年代我初到芝加哥时,天天搭乘高架铁路并且阅读报纸,每查到哪个大 人物要来本市演讲了,我就上那儿去,如果是免费的,就四处晃悠一阵,找一个 座位。我常在那些富丽堂皇的大街上散步,然而我会写信回家说:“我到过南公 园大街散步,你能想象吗?”或者说:“星期六晚上我站在四十七号行和南公园 大街的拐角上。”我总把这些事写在信上。或者写我看见了这个、那个。据说如 果星期六晚上在这个拐角上多站一会儿,就会遇到从家乡来的人。那是我们碰面 和游近的地方。 我们总感到处在动荡变化之中,感到各种事情层出不穷。全国有色人种协进 会每次取得任何一点微小的进展,都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在那儿你可以自由自在、不拘礼节。我常常在晚上听收音机,不仅听“爵士” 埃林顿在棉花俱乐部的演奏,还听到收音机里有人宣布“现在请芝加哥格兰德· 台里斯的海恩斯神父讲话。”那儿嘈杂的声音似乎说明人们是自由的。在那儿白 人和黑人站在一起。 真是不堪回首话当年呀,已经足足三十五年过去了吧?我的梦想迄今也没有 完全破灭。我时常在绝望的深渊和信心的火花之间摇摆着。许多年以前,在我们 走投无路的时候,总想有一天可以去北方。可是,我们现在身在北方了,已经身 处“希望之乡”。希望之乡却并没有那么多的希望,比我们不在希望之乡时所向 往的要少得多。我们过去常常说:“我们现在受人欺侮,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有 选举权的。到时我们不再选举欺侮我们的总统和州长。将来总有一天三K党不能 再用私刑杀害我们。”这一切已经实现了。但是我们却没有认识到,还有一些基 本的问题没有得到纠正。 出路在哪儿呢?我父母可以说:“如果我的孩子一旦能受到教育,他们将来 的境况肯定会比我们好。”问题在于,我也许能找到一个好工作,但是我所生活 的这个社会中如果穷汉充塞,我也无法心安理得。你知道吗?我现在所享受的奢 华,已经超过了过去雇我干活的那些白人家庭所享受的了。但是我认为,绝大多 数黑人现在的希望反不如我初来芝加哥的时候。我们不象以前那样能看到解决问 题的途径。问题在于根本没有足够的工作让大家干。 我所看到的对抗情绪比几年以前大得多了。南方情况不同,那里确已发生了 一些显著的变化。我过去从未指望过会看到密西西比州的一大群人冲着一个黑人 足球中卫欢呼。但是北方是另一码事。 黑人当前的情况是白人未来情况的一个极端样板。你们还记得吗?人们一度 把吸毒者与黑人青年划等号。现在,敬畏上帝的白人中产阶级也在担心自己的孩 子沾染吸毒恶习了。你们还记得当初同居生活只是黑人的事吗?现在年轻白人中 间也很兴这个了。 过去,城市里的黑人聚居区通常是生机勃勃的。它有一种节拍,有一定的节 奏,充满了希望。我倒不在乎情况多么艰难。那时人们常常说,如果在芝加哥出 不了头,你在哪儿都出不了头。你今天可能潦倒,可你明天会混上去了。 那时候,包装工场在开工,钢铁厂在生产,还有副业可以帮你“度过难关”。 那个兜售彩票的人,每天都在散布希望。彩票在下层民众接受过去之前,被认为 是我们文明的一部分。每个人那时候都在玩彩票。你总是听说谁中了当天的彩票。 嗅,谁中彩了。你常常听人提到的某个人中彩了,发了大财(笑)。 现在这成了一个障碍。有成千上万的人毁掉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正在服刑, 就好象有个最高法官说了:“你判了无期徒刑,这儿就是你的牢房。”如果你给 判了终身监禁,你怎么办呢?你要监狱政治。你欺骗说谎,你施小恩小惠,你吓 唬别人,你欺侮你的狱友,你迫使旁人走投无路,只好对你俯首贴耳。 有不少人认为自己在这个自动化的社会根本没法取得成功。能混得好的白人 也不多。在电视上你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一按电钮就把人送上月球。你会说:“天 呀,这些人都远远超过了我,我没有希望了。”你又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各种语 言掌握自如,什么书都能看,你却办不到,你会说:“该死,太晚了。我本来也 许可以学会的,但是我放过了机会。”于是,你自暴自弃了。即使你可能已经学 会了这些东西,你也看不到工作的机会。 我们中间也有混得不错的人。使我非常害怕的正是这个。我怕有一些身居高 位的人已经断定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将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实行三三 制。我们能够搭救三分之一的人,他们有出路。也许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也可 以搭救。对余下的三分之一,我们唯一能做的是遏制他们,防止他们给我们带来 麻烦,迫使他们处于原地,没有足够的工作让他们干。我们不想重新整顿我们的 社会,以让他们能够分享我们的利益。再过几年,也许会有些黑人混得不错,他 们可能与那些混得不行的黑人判若两类人。种族主义正在阻止一切的有钱人团结 起来(笑)。几年前,种族主义常常是防止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团结起来。现在 却是在阻止上层阶级团结起来。 以前,我结婚时,还没有公寓房子可租。我和我老婆很高兴能住在罗伯特· 泰勒居民区对面的房子里。我买了一条长绳子,万一失火,我们就可以爬下那九 段梯子。当时我们毫不在乎,我们知道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可是现在有的人家 一家三代男人都找不到工作,他们对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一点毫无信心,对此你该 怎么说呢? 有些事我们以前在南方是没经历过的。你在那儿总能做点什么事来糊口的, 吃的也比较便宜,总是有零活可干。可今天你没法靠打零工过日子。有许多白人 也处于这种境地,他们不愿意承认就是了。他们要黑人挑起反失业运动的全部重 担。有两千六百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只有八百万左右是黑人。 你现在还愿意住在罗伯特·泰勒区对面吗? 不,我会吓破胆的。我想我是受不了的,除非有其他象我这样的中产阶级的 人一起去住,我们可以团结起来,建立一种保护性的团体。我试过,我在英格尔 伍德住过。我住在那儿的时候,英格尔伍德的犯罪率是全国第三或第四位。我住 的地方正是“黑石党别动队”和“信徒们”大打出手的地方。有些产业是中产阶 级的,但是在那个地区教养孩子可真是费劲极了。我的邻居们夜里上街总要带着 狗,先在学校院子里集合。那些狗不是那种逗人爱的小宝贝,它们是那种见人进 家就咬的狗。我刚搬那儿时,还常能看到黑人妇女在夜里下公共汽车,或是在清 晨两点钟的时候从廉价出租汽车下来,在夏夜里步行三个街区回家。在四十年代 后期、五十年代早期,她们上街总还随身带着钱包和购物袋。今天她们再不能那 样做了。 195O年芝加哥的人口是四十九万二千。这会儿,人口将近一百五十万。多了 一百万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来找工作的,但是遇到了困难又不能回家乡,因为他 们在家乡也同样一无所有。根据我们政府的一些规定,拆散了的家庭更便于得到 福利补助。因此,今天生活在贫困中的黑人男人得不到我小时候黑人男人所得到 的那种尊敬。你知道那首黑人灵歌。有时我感到是个没娘的孩子。吗?现在我有 时真感到自己是个没爹的孩子。这恐怕更糟。 不久以前有一天,一个黑人邮递员描述了黑人区的一场吵架。老子在教训儿 子,叫他别和一帮街头小流氓混在一起,叫他不要再去恐吓和偷窃商店老板。那 孩子回答:“你操他妈的以为自己是老几?你算个屁!他妈的怎么要你来告诉我 该干什么?”这个人在自己孩子面前一点没有威信。 我记得南方那些干场院杂活的人,尽管从来没人管他们叫先生,他们被人当 “汤姆叔叔”那样看待,但是他们的孩子是尊敬他们的。在家里,他们象征一个 奋发有为的人。我爸爸当校长的那个学校的看门人,是我爸爸做礼拜的那个教堂 的理事会主席。这种事我们这辈子再不会有了。 扫大街的范·达克老大爷,走起路来很有风度。在铁路上工作的沙克·威尔 金,我还记得,他上商店去时,总把皮鞋擦得锃亮。我星期六也这样,我是在学 沙克·威尔金。他总是买汤姆·麦克爱恩牌的价钱很贵的鞋。我们都认为这些鞋 贵。好家伙!他老是把皮鞋擦得准亮,他常常带我们去捡栗子。 星期天,他们都穿得衣冠楚楚。我们的户外厕所保持很干净,旁人家也一样。 人们把粪便铲出来,埋进一个深坑,再盖上石灰。 当你来到一个象芝加哥那样的大城市,你便在人群中淹没了。你仅是千万个 名字中的一个而已。如果一个孩子使用“操你妈的”这样的字眼,他可以毫不害 怕惹祸上身,因为顺着街走来的这位大娘并不认得他,她不认识他的妈妈也不认 识他的爸爸。你可以听到他们在说:“我操你妈的狗杂种,滚你妈的蛋。”年纪 大些的人走过去的时候,听到的全是这类脏话。有时候,出于习惯,我说:“在 这些老大妈面前,你就不能规矩一些吗,小伙子?”他们才会住口。 我记得我有一次正在玩“骂娘”游戏时给逮住了。这是黑人玩的一种侮辱人 的游戏,玩时一群孩子聚在一块,专门攻击你的妈,因为这被公认为是你的弱点。 说实在的,你也没什么可损失的。“操你妈的杂种”不是一个好听的称呼。它意 思是说你是人世间最下贱的小坏种。过去,母亲是你生活中唯一永远存在的东西, 即使在当奴隶时也如此.今天,对这些孩子来说,这就不再是一种游戏了。它是 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我的情绪很好,而想给自己泼点冷水,我只要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驱 车到麦迪逊大街,看看那一群群失业青年就行了。他们一心想与众不同,都身穿 奇装异服。他们胸无点墨,总是不怀好意地彼此相觑。你看见年轻人晃荡着,满 脸是仇恨别人,也同样仇恨自己的神色。正是这种情绪造成歹徒们互相残杀,毫 不在意。再杀死一个黑人算不了一回事。 在英格尔伍德,我们有扇小小的凸窗。我曾经组织一个合作社,我想努力把 它办好,结果还是垮台了。但这是一次很好的试验。我们并不想离开有色人种聚 居区,我们打算呆下去。有一天我们坐在那儿看电视。我们开着窗户,旁边是一 条走道。我听到一声象是爆炸的声音。我有一把曼特尔枪,你见过这种玩具枪吗? 它们非常象真枪。这把枪看上去象是一把力量很大的步枪。有个人送给我儿子当 圣诞节礼物,他们卖的就是这一类玩具,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笑)。我抓起了 这把枪,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要破门而人。 原来是有一个手无寸铁的黑孩子在进门过道里晃悠。刚才显然是他跳起来打 一只电灯泡,把它打爆了。我以为他看见我拿着一把枪(它看上去象把真枪)跑 过来时,会举起双手说:“别开枪,先生。我只是闹着玩的。”可他什么也没做, 只是斜着眼睛看我,说;“你来什么劲儿,操你妈的杂种,来吧,开枪吧。”他 根本不在乎。这孩子就这样来不通名去不报姓地走了。 我们现在连彼此的姓名也不知道了。我们的生活茫无目的。我来芝加哥的时 候,所谓的有色人种聚居区有种稳定性,你信不信?人们不象今天那样频繁地搬 来搬去。人们有机会知道这条街上住的是什么人、谁毕业了、谁结婚了。所有的 黑人上同几个教堂。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回家过圣诞节,还得站起来,讲几句, 你的亲人们要炫耀炫耀你。 那时你有股要上大学的劲头。但是现在你这种劲头也许是想做一个顶狐狐的 篮球运动员,因为你听说卡齐·拉塞尔和职业运动员们比赛很成功;你也许想成 为一个奥·吉·辛普逊,因为他经常在电视上出现;你也许想成为一个一流歌星, 因为你知道柯蒂斯·梅菲尔德就住在高架铁道附近。但是如果你不想这些东西, 你的劲头又从哪儿来呢?除了种族问题以外,有许多事情都使你丧失了上进的劲 头。有许多白人就是拚命借酒浇愁,否则活不下去,因为他们也有一种被囚禁在 笼子里的感觉。 这个城市再也不是天堂了。它倒象一个避难所。它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城市。 这儿的自人也是牺牲品。他们没有权力,做个白人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不过 仅有白人身分而已。我们一定得制订出一种根本战略,为普通人民争取权力。过 去我们一直在糊弄自己。我们大谈理想主义,同时总是人人只顾自己。现在必须 有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了。 (郑启吟) 托马斯·博伊斯顿·亚当斯 他坐在一把皮面已经破损的转椅上.前面是张可以把桌面推进去的老式写字 台,一架祖辈流传下来、刻着雅致罗马数码的座钟滴咯滴咯地走着。 他告诉我,“这些办公室家具是我高祖父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旧物,是 1820年的老货色了。那张写字台原来是他儿子查理·弗兰西斯·亚当斯的,那座 钟也是。这把椅子最早是约翰·亚当斯坐的,他是我高祖父的父亲,住在朝廷街 一号,独立战争前他的第一间法律事务所就设在那里。我们家到十九世纪后期搬 到了国家街五十号”。 这时我们坐在波士顿最新的商业大楼他的办公室里:地址是:国家行六十号。 “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中,我的叔祖父讲到亚当斯一家跟国家街 之间无休止的斗争。你我现在就在这条街上(笑)。我们只是身处国家街,我们 并不属于国家街。国家街代表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有产者的精神状态。国家街有 的是委托书和遗嘱,它是财产的象征。但这种有产者的精神状态从来不是我们家 的传统。难道拥有一百万美元的人就必然比只有十块美元的人更高明一些?我们 一向对此深感怀疑。” 我们家原来是很穷苦的农民,是从英格兰比较贫困的地区迁来的。亚当斯家 族第一代鼻祖来到美国后在昆西建立了一座酿酒厂。他自己种小麦,把小麦酿成 威士忌,发了笔小财。他们全都成了自由土地主。 自由土地主所种的地用不着付地租。我们家的人所以移居到这里来,原因之 一就是这里有地,而且地价便宜。整个殖民时期,英格兰的富人都想来买下或者 领到大块土地。后来又发现,经营这些地获利不多。于是只好卖给自由土地主。 这就是建立新英格兰的基础。 当初,发现了《圣经》之后,大家都以为只要懂得这本据说是宣讲上帝旨意 的圣书,就能过上美满的日子。这当然是幻想。可是促使清教徒移民的动力却不 是幻想。 清教徒牧师约翰·罗宾逊说得好。在向登上“五月花”号轮船的移民发表的 “送别朝圣者的布道书”里他说:“我要求你们多多熟读那四篇福音书,当你们 自认为已经找到了答案的时候,还要回头反复细读。到时你们就会发现,你们实 际上并没有得到答案。这是永远难以透彻领悟的东西,你们必得时时探求。” 那天他领我沿着波士顿广场和附近地区,以轻快的步伐作了一次秋日散步。 我们向朝圣者教堂里面看了一眼:一间朴实无华、空荡荡的屋子里摆着些木制长 凳。“这里不分等级,人们随进随坐。听道、讨论、大家平等”。随后,我们又 走进国王陛下教堂,“这地方是保皇派的,属于英国国教。地上摆着一排排整齐 的长凳,其中有些相当考究、与众不同。看来进入天国时也是照此办理的吧:按 照钱袋的大小顺序而走”(笑)。 走到塞缨尔·亚当斯的塑像面前,我们停了下来。他说,“我不很赞同塞措 尔老兄。他倒是位有意思的人物,不过我认为他爱走极端。他是美国革命的点火 人。” 我们又走进文化馆,那里有古老的书、文雅的人、一片寂静。可是,不知为 了什么,我总不免回头张望,好象玛格丽特·富勒会突然闯进来,悄悄告诉我有 关霍桑、爱伦·坡、马志尼的最近情况,以及十九世纪妇女的命运。但是,一走 出文化馆,道旁熟食店里随牛肉味道扑鼻而来,我这种感觉也就立刻消失得无影 无踪,只听见一辆辆卡车在古老的墓碑旁隆隆驶过。 我家很久以来一直是穷人。如果说我们家还算搞出点名堂,我看这完全是因 为我家一直到今天依然贫寒。我们家的钱从来不投资到企业里去,总是代代相传, 随你喜欢怎样花就怎样花。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反对越南战争上,落得现在桔据 不堪。对此我毫不后悔。每当回想起自己曾经为停止这一战争出过力,虽然花了 钱也是值得的。 我记忆中最早的事情都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林肯城,这是离波士顿二十英里 的一座质朴的乡间小镇,我到如今也还住在那里。我有兄弟姐妹五人,长辈督促 我们念书,我们常常长篇大论地进行论争,今天看来,我们当时都颇有辩才。我 父亲博览群书,还总爱谈论他读过的东西。我家晚餐桌上的谈话之热烈,比哪里 也不逊色。 我还记得那些冬日长夜,我们大家面对熊熊燃烧的圆木炉火,坐在一张高背 沙发上,因为你得挡住那过堂风,别让它把你吹进了壁炉。每年秋天,我们在房 基四周竖起木板,往里填上枯叶,这就是我们唯一的隔寒措施。强烈的西北风会 呼啸穿堂而过。我们经常全都坐在那里,就着煤油灯做功课,全家就这间屋还暖 和一点,我的卧室冷得要命。我还记得坐在桌旁一边做功课一边不停地把手伸到 供热的炉子上去烘暖了好写字。在我五岁那一年,一位姑姑答应教我法文,她从 前跟她叔叔亨利。亚当斯在法国住过。我还清楚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的情景, 那是十分激动人心的。一个秋天晚上,我父母到波士顿去听克里蒙梭——就是那 位法国老虎总理的演说。这以后就成了大话题了。 我们谈什么吗?就谈这国家要完蛋了,一直到今天还谈这个(笑)。 我认为,在我平生所经历的年代里,二十年代我们国家面临的危险最大。看 上去好象“美国之梦”那时已在美国实现:每个人都一年比一年挣钱多。几年之 内,大约就是1918到1924年吧,一切都完全变了样。忽然之间,人人都有辆小汽 车,好象是大家都被亨利·福特解放了。下一步我们国家应该做的事就是造更多 的车,盖更大的房子了。随后,我们才开始认识到,跟着福特汽车而来的,是尘 土、肮脏、车祸、还有装配线上种种无可避免的问题。 对J.P.摩根和那些财界巨擘,我们是言听计从的。于是,卡尔文·柯立芝 当选为总统。情况好象会永远如此继续下去,会不断变得愈来愈好。可是就在此 时,正当我还在大学里,大萧条突然自天而降。 我还记得1930年一个夏天早晨波士顿广场的光景。就象夜里下了一场雪似的, 整个地面都盖着报纸,那是在那里过夜的人们铺的。突然之间大家都认识到,欧 文·扬、J.P、摩根和各位天才都并没有现成的办法。机器卡了壳。这是我平生 第一次体验到一个事业的垮台。 我从来都没有对美国之梦有所怀疑。如果大家都不相信乌托邦的空想,而经 常把事情透彻地思考一番,那我们即使找不到最妥善的办法,也总会找到一个办 法。只有使用各种不同的办法,我们才会逐步好起来。 我想不出还有比哈佛帮变成我们一切事务的主宰这事更大的灾难了。这帮人 确有惊人的好主意,缺了他们世界可能要完蛋,不过终究还存在着旁的有头脑、 有才能的人。哈佛帮想出来的许多主意现在都已成了法律,可是并不条条都那么 高明。我认为,如果允许每一个人一生中有一两年去干点什么事,要跟他以往干 的截然不同,也许倒是个出色的好主意。 战后,我在商业界干得不错,可是我对美国早期历史发生了兴趣。我不再那 么积极地经商了,却埋头于学习。可是,天啊!出毛病了!我们自己的国家在用 武力镇压人了,就象大英帝国当初做的一样。我们国家成了当年穿红色制服的英 国兵,别人却成了当年的扬基优。由于我学习,这种情况简直使我要发疯。不久 就一头扎进1965年、1966年那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里去了。怎么开的头也是很怪的。 有一次一位朋友请我去吃饭,在场的另一位客人是沃尔特·李普曼。在讨论 各种问题时,李普曼用手指着我说:“你为什么不搞政治呢?没有人敢称你为共 产党人的。”李普曼是一位很有见识的人,但在这一点上他可错了(笑)。当我 作为反战候选人竞选参议员时,就常被人称为共产党人的。我还成了第五纵队队 员。凡能想出来的一切帽子都可以随时随地加在我头上。我并不生气,实际上我 只感到滑稽。 我仍然相信,理想能够拯救世界。只是在人们不再怀抱理想的时候,灾难才 会降临。人们必须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思想。对我们来说,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相 信:总会有更好的出路。 (程毓徽) 安吉洛·罗科 他个子矮小,精力充沛,一副公事公办的派头,三句不离本行。他所有一切 交易都在电话上成交,因此年龄无关紧要。他是一个建筑承包商。这个街段的所 有房子,全是他努力的结果,也等于他经营的企业。 他的办公室在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一个中产阶级下层的居住区里。 我是1902年来到美国的,来自意大利的卡塞塔省。那地方位于罗马和那不勒 斯之间,正是孕育罗马帝国的摇篮。我祖母名字叫波西亚。你们知道吗?那个刺 死消撒的布鲁图,他老婆就叫这个名宇(笑)。 1900年,我就到了法国的里昂,在那儿住了两年。工作,上学,还学会了法 国话。你们知道吗?我希望能干出一番事业来。所以,我开始学历史,懂得了什 么叫罗马帝国以及他们有些什么成就。我觉得我们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民族, 对整个世界作出的贡献比谁都大。我为我的故国感到自豪。 我的一个姑姑先到美国,我是跟在她后面来的。途中我是独身一人,什么伴 儿也没有,那条船叫撒丁尼亚。我12月13日抵达,刚好满十八岁,那天碰巧是我 的生日。我要是在意大利再呆一个月,我就会被拉去当兵了(笑)。我是抱着可 以找到工作的愿望来的。我希望能受更多的教育。我英语学得很快,你们知道吗? 我还买了一本意一英、英一意词典呢! 我先是在罗德艾兰州的包都基特纺织机械厂做工。由于我能讲法语,就当了 工头,跟我一起做工的多数是意大利人和法国人。那算是待遇优厚的工作了,每 星期可以赚到九美元。后来由于我弟弟来了,他在劳伦斯找到了工作,我也就转 到那边去了。 我赚了不少钱寄回去,足够让我妈妈和一个妹妹也都来到美国。 有人从纽约州的约克维尔来找我们,我们就跑到那边去做工。我不喜欢那里 的工作,于是又转到佛蒙特州的伯灵顿。我们坐船横渡香普兰湖,到那里已是半 夜,但是家具没到,只得在地板上睡了一夜(笑)。伯灵顿的人我照样不喜欢, 我们又跑到佛蒙特的威努斯基去。我在那里一家毛纺厂织毛料,那完全是另一个 工种,我学得不坏。 有人从缅因州的斯科惠根来招工,也是一家毛纺厂。他们要招能织粗毛呢的 工人,我正是第一流的好手,所以我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地道的毛呢纺织工。1908 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当选总统。我非常想到温索克特去,那里织布工的工 资高。当时我们的想法跟塔夫脱总统一样,认为日子肯定会一天天好起来。我们 认为只要共和党当政,一切都没问题。我们搭上火车去了。途中我们在劳伦斯停 下来过夜,在那里我们碰到不少朋友,都劝我们就地留下,于是我们也就决定留 在劳伦斯了。 我早就说过,我要上学,边做工边念书。你们知道,我希望能干出一番事业 来。这里有一所夜校。那时候,我是二十四岁,别人比我年轻得多。但我还是进 了夜校的高班。我还记得我们学的书里有一本是狄更斯写的圣诞赞歌。第二年, 我进了白天上课的正规中学。 我开始学习代数和几何。我的志愿是做一个机械工程师。我读各式各样的书, 学各种历史知识,学希腊文和拉丁文。接着罢工开始了,由于罢工,我只得退学。 我是那次罢工的组织者,你们知道罢工是怎样开始的吗?有一些从里尔来的 讲法语的比利时人,也都当了纺织工人。他们组织了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俱乐部。 我和他们关系不错。我那会儿法语讲得比现在好(笑)。他们鼓励我组织世界产 业工人组织的意大利工人分会。那意思就是不要按不同的工种组织行业工会,而 是把整个纺织工业里的工人一起组成产业工会。纺纱工、织布工、拣毛工和机修 工合组一个大工会。他们是要播下社会主义的种子。 那时大多数意大利工人都没有组织起来。他们干的是最脏的脏活。你们知道 吗?意大利人要想得到较好的工作,就非得破坏别人的罢工不可。他们已经破坏 过好多次罢工活动了,从而都找到了较好的工作。你们知道吗?意大利人早已有 了工贼的名声(笑)。可是我告诉你,我为我的祖先感到自豪,我也为我的故国 感到自豪。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意大利人应该为自己赎罪,应该和别的工人一起 罢工。他们也真这样做了。 你知道那次罢工是怎样开始的吗?马萨诸塞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律, 规定女工和童工每周工作不得超过五十四小时。她们原来一直工作五十六个小时。 工资是每小时十美分。那就是说每周要减去二十美分。那些工人每周的工资要减 去二十美分,你知道吗? 在罢工开始之前,我召集了一次群众大会。我向全市人民发了通知,前来开 会的人山人海。精纺工和拣毛工也都参加了罢工。所有意大利工人都团结得象一 个人,我为此感到自豪。法国人也全参加了。所以现在大家一起开始……(笑) 还有许多女工,她们在纺织厂工作,现在也都参加。报纸把她们叫作非美分子、 外来的洋人。在他们看来,只有开血汗工厂、不付工资赚大钱的才算是真正的美 国人。你们知道吗?那些人才算是好美国人,而我们这些想改善一下自己生活条 件的却是非美分子! 我当时正在上中学。好吧,我该怎么办呢?下午一点半,我走出校门。我所 干的第一件事,是给一个意大利人乔·伊托尔打了个电报。他是世界产业工人组 织的组织者之一,我和他相识已有一年,我叫他马上到劳伦斯来,我们举行罢工 了。 他把全体罢工工人召集在一起开群众大会,把各民族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委 员会。你知道吗?我们那会儿一共是二十四个民族,有法国人、德国人、讲法语 的比利时人、讲法语的加拿大人、波兰人、立陶宛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 黎巴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等等。我们组织了一个把这些人全都包罗在内的 委员会,向全世界发出求援呼吁。我们还成立了食堂给罢工工人提供食物。我担 任食堂主席,诸如买食物、买黄豆或者面条的活全归我干。 乔·伊托尔还从纽约带来另一个家伙,奥都罗·基奥凡尼蒂。在此之前,世 界产业工人组织是以无法无天出名的。你们也许还能记起1912年之前,佩蒂伯恩 和莫耶尔两人在爱达荷的遭遇。纺织厂的老板要想搞臭这次罢工,特别是使那两 位领导人威信扫地。如果他们能把这两个领导人抓起来弄走,罢工就会垮台。你 知道吗?他们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在那些领导人晚上开会的地方埋上炸药,然后把 责任推给世界产业工人组织。 这个主意是美国羊毛公司毛纺厂的创建人伍德先生策划的。他找到一个叫彼 得曼的家伙给他弄炸药,然后又把炸药交给殡仪馆老板兼校董约翰·布里金,让 他设法把炸药弄到我们经常开会的印刷工人科伦布那里。科伦布先生拒不接受这 包炸药。他只好把炸药用报纸包着拿到鞋匠迪·普拉多的店里去。“我这双鞋要 修一修,回头我再来取。”他从鞋店出来,马上就通知警察:“赶快,赶快跟我 来吧,把那里所有的人都抓起来,他们要把什么东西都全给炸掉。”警察查到了 那包炸药,逮捕了迪·普拉多,可是那时上帝显灵了。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布 里金用来包炸药的是一张波士顿的报纸,上面写有约翰·布里金的地址(笑)。 所以约翰·布里全遭到逮捕,接着伍德也只好服罪。这就叫作害人终害己,你们 懂我的意思吗? 好,罢工就这么进行着,纺织厂老板拒绝和世界产业工人组织谈判。他们又 出了一招。那两位领导人在广场的一个乐台上对大家讲话。所有群众都鸦雀无声 地静听着。有个从波士顿来的工贼混在人群里,这人叫卡塔尔多。他们把他安插 在那里,是打算事后让他来证明罢工领导人在那里进行煽动,而一个罢工者打死 了另一个罢工者。结果怎么样呢?当我们再次开会的时候,果然一个警官打死了 一个名叫安·鲁比佐的女人,却控告罢工工人安吉洛·卡鲁索杀人。他们乘机逮 捕了伊托尔和基奥凡尼蒂,诬告他们煽动工人杀人。 实在说,我这人一辈子都不喜欢使用暴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我个子小 (笑)。参加纠察队的超过两三千人,我极力想让大家冷静下来,这是我当时最 大的愿望。有一个罢工工人因为携带手枪被逮捕,押到厂里去了。外面的群众一 心想冲进厂去,把他救出来。我心里想,要是我们真冲进去,必定会有人给打死。 我对大家说,那个人已经被带走,他们把他带到警察局去了。这样就避免了一场 暴力冲突。 接着,我的一个朋友,一个讲法语的比利时人,在罢工中被逮捕。我跑到警 察局去想把他保释出来。警察局长认出我是罗科,马上大叫;“把他押起来!把 他押起未!”这样我就被关起来了(笑)。他控告我扰乱治安。我其实是想尽量 维持治安,他却控告我扰乱治安,真是天晓得(笑)。我们到了地方法院。地方 法院要我交付五十美元罚款。我拒绝,我向最高法院起诉。最后我胜诉。 罢工还继续着。纺织厂老板试图对一些有影响的意大利工人做工作,想让他 们来说服罢工工人接受把工资提高百分之五的条件。我们不加考虑地拒绝了。 我们去见制造商协会的主席,最后终于达成协议,规定每周工资七元二角五 分,原来干一个星期只能拿到四元四角。当初发动罢工是为了要增加二十美分, 他们现在给我们的可比二十美分多得多了(笑)。他们还得给我们增加福利,给 我们进行保险。如果他们当初早答应增加二十美分,罢工就不必举行。我们赢得 的比原来设想的要多好多。这对工人大众来说是个改善,对整个市镇来说也是一 个改善。他们赚到的钱实际上是更多了。事实上,当地的商人甚至设宴招待我们。 一些犹太人还给了我们好多味道鲜美的鸡汤。我喜欢喝鸡汤正是那一次才学会的。 伊托尔和基奥凡尼蒂仍关在监牢里。当初是我把他们请来的。我有责任把他 们营救出来。我们获准在劳伦斯举行抗议游行,时间定在星期天晚饭后。一些无 政府主义者从林恩和波士顿跑来参加我们的游行。我们并没有邀请过他们。他们 带来一幅大标语,上面写着让上帝见鬼去吧,让老板见鬼去吧。他们这群人领头 的是卡洛·特雷斯卡。劳伦斯有些人也跟着他们跑(笑)。警察布置了二十五人 左右的警戒线,企图阻止游行队伍通过。特雷斯卡跑到警察面前,这么一举手( 作出拨开人群的样子)就拨开了那警戒线。他把警官推到一边,游行队伍也就通 过了(笑)。 没有多久,在奥赖利神父的领导之下,我们又进行了一次示威。原来跟着那 幅“让上帝见克去吧,让老板见鬼去吧”标语进行示威的那些人,现在又跟在奥 赖利神父后边示威了,现在的标语是:为了上帝,为了国家(笑)。 到了1912年9月,那两位领导人要开庭审判了。工贼卡塔尔多作证说,伊托 尔和基奥凡尼蒂曾在会上提出要杀人,卡鲁索才把那个女人打死。我出庭作证说, 他们根本没有干这种事,他们只是希望让所有的工人都团结起来,赢得胜利,绝 对没有意思要杀人。最后他们两人被宣判无罪。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你们瞧, 我的任务总算全部完成了(笑)。 我还是想再回学校去念书。为了支持这次罢工,我整整耽搁了三个月的时间。 学校里的负责人不愿意再要我,因为我曾经和罢工有过联系,是个坏孩子(笑)。 但最后我还是照样入学。你听懂了吗?1912年,我高中毕了业。接着又上了大学。 我学数学和英语,读完了莎士比亚的大部分作品,还学了古希腊史和古罗马史。 我熟读有关朱利叶斯·凯撒和卡铁利那的全部史实,还读了西塞罗在元老院的演 说词。他那演讲和尼克松的完全是一路货,任何时候听起来都左右逢源(笑), 我一直想做一个机械工程师,那就是我所以学那么多数学的原因。可是在我 研究了当时的局势之后,我深感我们需要有人来维护意大利人的利益,我于是对 自己说,还是当一个律师吧。我进了波士顿大学法学院,由于我热爱学习,毕业 的时候成绩优良,差不多可以说是名列前茅的优秀生。毕业以后我就正式开业, 当了十二年律师。我给各个民族的成员办案。我成了本市最好的律师。 我成了一个有钱人。我那时才不过三十三岁。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 还没有结婚,完全可以声明母亲得靠我生活,可是我没有那么做。政府并没有征 我去当兵,可是我自己报了名,因为我不能同意德皇“强权即是公理”的那种论 点。我决不相信那个。 战后,我继续从事律师业,赚了不少钱。我有了一个舒适的家,全市的银行 家都常来我家跟我一块儿喝酒。我是1922年结婚的。我的妻子也出生在我出生的 那个小镇上,我认识她父亲。 我用我的钱经营二次抵押贷款。他们买房子需要钱,我就给他们。当时我的 家财大约有三十万美元。1924年,政府极力限制来美国的意大利移民。他们用的 是1890年的人口普查数宇,那时候意大利移民没有多少。他们处处歧视欺侮意大 利人,你知道吗?他们尽量跟意大利人过不去。比如萨打和范塞蒂,就被迫害至 死,只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用电椅把他们杀害了。 我们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和这种做法进行斗争。我在意大利文报纸《进步报》 上写了一篇文章。我说,在意大利人卖尽苦力、于尽脏活,建设起美国,修建起 铁路和高楼大厦之后,再要歧视他们,就是忘恩负义。那个蠢才卡尔文·柯立芝 竟然劝告人民:人人戴上旧帽子,穿上旧鞋子,回到点煤油灯的时代去! 1928年,我投了胡佛的票。当时我是一个保守派。在19O8年的时候,我也是 一个保守派,因为我当时赞成的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那之后我才改变了主 意。 我就这样一直对付到1928年。然后大萧条来到了,许许多多人都欠我钱,可 是我一个钱也要不回来。他们把抵压的房屋退回给我,谁也付不出钱来,我的日 子也没法过。我正替一个讲法语的比利时人打官司,他死了,留下了二千五百美 元现款。我就拿那笔钱支付了日常生活费用,可后来我怎么也凑不起那笔钱了。 我是想付帐的,实在束手无策呀。他们判了我两年徒刑。徒刑没满,我蹲了十五 个月大狱就放了出来,可是他们取消了我当律师的资格。我失去了我的职业。 原来属我所有的那些房子全都丢了。算了吧,我不在乎,我也没有因此灰心 丧气。我认了。我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我该怎么办呢?凑合着混吧,买卖 一点土地,就那么也能赚到一些钱。 “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是化学师,还有一个女儿。那是 我首先必须照顾的第一件事:如何养活我的儿子、女儿和那个化学师。”他指着 一幅照片对我说:“那就是我的儿子,他参加过朝鲜战争。我的另一个儿子参加 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塞班岛打过仗。” 1933年,我又赚了不少钱。我用这些钱买了股票。结果却全蚀光了。我怎么 也没有办法东山再起。1938年,我想用我手头仅剩的一点钱去做木材生意。我看 出光是卖木材是赚不了大钱的,咱得想法生产木材。我正要搞起很大的木材生意 时,战争又爆发了(笑)。他们总是跟我过不去。 我们总算熬过了那次战争。我开了一家锯木厂,生意很好。后来我又做了建 筑承包商。自从1956年以来,这个街段的所有房子全是我修建的。我现在还仍然 在做买卖,干工作。我还没有退休(笑)。不过有一点,我领社会保险。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制度没问题,大部分时间都没问题。管理 这个国家的人可不好。亨利·卡伯特·洛奇、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类,全都 是一丘之貉。自由竞争,彻底的自由竞争,是不好的,那有很多毛病,你知道吗? 你必须加以控制,或者说留有余地。你就说洛克菲勒吧。他是怎么变成亿万富翁 的?他完全靠从这儿偷一点,从那儿偷一点,偷窃别人的财产。他并没有生产出 那么多财富来。我们把这叫做极不高尚的行为。你知道《哈姆莱特》里的那段独 白吧?“忍受官吏的横暴和傲慢者的冷眼……这究竟算不算得高贵……”(笑)。 我相信那个德国人歌德的话:“我宁可自己蒙受委屈,也决不委屈别人。”还有 一点:我不喜欢拿破仑。他说:“我宁可吃人,决不让自己被人吃掉。” 我想帮助别人比接受别人帮助要好。我天生就是帮助别人的。我就是天使加 百列,所以我才取那么个名字。我要和魔鬼进行斗争(笑)。瞧见了吗?那就是 我的老祖宗(笑)。我继承着他的传统,我为此感到高兴。 (黄雨石) 斯坦利·赛甘(九十岁) 我们在一幢整洁的两层楼房楼下的套房中,房子结构具有芝加哥斯拉夫社会 的特色。时间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他坐在一个高靠背的安乐椅上,漫不经心地 看着电视里播放的职业球队足球赛。他身材瘦小,态度文雅。他若有所思,向我 表示歉意,因为过去岁月的细节他已很难想起来了。 我父亲在波兰是个农民,日子过得很艰难,所以1893年来到美国。他登岸后 到宾夕法尼亚州的麦基斯波特,在一家钢厂中做工。三年之后,他存够了一笔钱, 托人把我母亲、姐姐和我接到美国。我那时才六岁,可是我还记得那次旅行,因 为一路上我都晕船(笑)。 在麦基斯波特波兰人不多,大多数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我们波兰人干的活 儿工资最低(笑)。后来,家乡有一些人陆续来到这里。他们重新定居以前就和 我们生活在一起,这样我们这里就有了个波兰人社会。我们的学校是教区办的, 设在山上,八个年级的学生在两间房子里上课,除了一名波兰语教师外,还有一 名英语教师。 我常常带着饭盒到工地给我父亲送饭,这才知道他干的是什么活儿。他头戴 一顶小帽,全身湿透。我十岁时父亲就死了,母亲养活不了我们,把我送到威斯 康星州波洛尼亚一个专门收养男孩的孤儿院。波洛尼亚很象一个农村小镇,居民 多数是讲德语的波兰人。我们称呼他们为卡斯祖比克。我记得我是在七月四日那 天进孤儿院的。我在床上从窗户往外望着节日烟火哭了起来。我在那里住了一年。 他们只收养到十一岁。他们说:“你已经长大成人,自己可以挣一碗饭吃了” (笑)。 于是,我又回到麦基斯波特,当时母亲已经改嫁,我继父身体不好,在一家 钢厂中干活,活儿很重。医生对他说,如果他想活下去,最好办农场过活。他在 这里没法办农场,可是在老家还有些地,大约只有一、二英亩,所以决定回波兰 去。我当时将近十三岁,不同意回去。在我挑食时,人们总是对我说,在波兰你 会从地板上拣面包屑吃(笑)。当然这是在吓唬我,但在这里不会有这样的事。 结果,他们把我托付给一个姑母。 我十六岁就进了钢厂,至今我很遗憾当年走上这一步。 和我同年龄的波兰男孩干活都很卖劲儿。我的工资是每周三块半美元,白班 十个小时,夜班十二小时,每周工作六天。我在钢厂干的是报酬最低的活儿。爱 尔兰人或德国人干的活报酬都比较高。后来我在那儿也搞到了比较好的工作,因 为那里英国人、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不够(笑)我母亲说,波兰人在麦基斯波特被 压在下层,“到芝加哥去吧!”于是我就到了东芝加哥,那是1909年,日子很不 好过,找不到工作。最后我总算在一家轧钢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工厂老板常到门 口挑选他要的人。我们有二十五个人总是在外面等着被雇用。他就是这样从中挑 选。我有一位叔叔和工头的关系不坏,所以他选中了我。 我在那家厂里干些重活儿,白天这活儿是两个人干,晚上则是我一人干。我 干的活赶不上厂里的进度要求,因此监工不喜欢我。 1913、1914年,我进了一家炉子修理公司,起点工资每周十块半美元,最初 是扫地,最后是负责样品部的工作。样品或许有五十万种。你们不会相信世界上 有这么多样式的炉子。 我在他们那里一直工作到公司关闭,整整四十二年。后来丹·瑞安高速公路 要穿过公司所在地,他们得了五十万美元地皮钱。我们不得不离开那里,他们给 了我三个月的工资(笑)。我算是幸运的。我怀疑其他人是否得了这么多钱。可 是他们却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体力。 当初我来美国时曾打算找一个正经工作。我想变得精明能干。二十九岁时我 进了学校。一个季度之后,我通过了八年级的考试,进了高中,每晚上两小时的 课。我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可是我还想变得精明能干。 我经常参加赫尔福利会举办的讲座。使我感到烦恼的是我不懂的东西实在太 多。我想。我在学校毕业之后懂的事会多一些。可是我并不懂。我想我是年纪大 大了。 我曾梦想成为一个化学家。我和一位讲课的教授谈到这一点。他告诉我,那 至少需要六年的时间。他对我说,他的六位同学中只有两个人过着优裕的生活。 我心想,六年的时间太长了。 有一位大学教授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读到有关相对论的报道,引起了强 烈的好奇心。于是我就用一个半小时听他讲课。可是最糟糕的是他用的词我连一 半也不懂。我始终没弄懂相对论。有很多东西我都不懂,如果我多念几年书,我 是会懂的。 (陈永易) 多拉·罗森兹威格(九十四岁) 这是一幢精致整洁的平房,座落在洛杉矾市内一个草木青葱、景物宜人的地 区。 虽然她有时行动不便,但她仍然一个人独自生活而恰然自得。她两个孩子都 已结婚,大女儿常来看望她。 “我父母共有子女十四人,那时我是大人堆里的唯一小孩。我1885年出生在 俄国平斯克附近一个小小的犹太人居住区。当时大家都在谈论美国。我父亲已去 美国了。我两个姐姐快到结婚年龄需要准备嫁妆,我父亲是去攒钱的。就在这个 时候,我家屋子被火烧毁,我母亲决定全家到美国去。” 我现在所能记起的是全镇居民都跟在四轮马车后面,高声向我们告别。我们 要到华沙才能搭上火车,我们住的地方在边境。我们每个人一大包东西,连羽绒 被褥也带上了,还有铜烛台、铜锅、铜盘和衣服。我母亲烤了成袋成袋的黑面包 干供路上充饥。 移民要去美国,得雇个向导。这时候传说有一个向导把一家人家带进了树林, 把他们的东西抢劫一空。我母亲就说:“我们干吗要向导?” 华沙是个大城市。四轮马车在一个院子里停下了。我记得有一个小贩在高声 叫卖,有人从二楼窗户伸出头来。我从没见过两层楼的房子,也没见过楼梯。我 很纳闷,那个女人是怎么上去的?我们家有梯子,但那是上顶楼用的。我记得的 第二件事是我母亲走到墙边,拧了拧墙上一样东西,水就流出来了。我知道可以 从井里打水,但水怎么会从墙里出来呢! 火车到了边界,即将进人德国,突然上来一名警察要检查我们的护照。他接 过护照就把它撕了,我们被轰下火车——仍在俄国这一边。母亲明白这是因为没 有雇向导,他们就报复。他们用贿赂和警察串通了。 母亲和十个孩子困在街头。怎么办?她把孩子带到铁路轨道上,让他们待在 那里。我记得坐在路轨中间,心想火车一来就完蛋。有人于心不忍,把我们带到 家中。后来我母亲找了进来,说,“孩子们,横下心吧。我买通了一个向导。即 使他把我们杀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母亲帮我穿上节日穿的衣服,嘱咐我不要东张西望只管往前走,她随后到。 我们到了边界,我一扭头,只见一支枪对着我,原来是岗哨。我和两个婴孩就这 样进入了德国。我们待在屋子里,是那个向导的屋子。我看见一个带着一只猴子 的演奏手摇风琴的街头艺人。我感到很新鲜。我还记得他当时奏的是歌剧《游吟 诗人》中的“感恩曲”。我至今仍喜爱这个曲子。 我们终于被偷偷带进德国。我们是分散偷渡边界的。我几个哥哥装扮成运面 包到德国的小伙计。人都到了,唯独不见母亲。天黑了,她仍啻无影踪。我们惊 恐万分,但也只能翘首等待。这时桥上有人在走动,桥下有人涉水过河。一个带 人偷渡的背着我母亲过来了。 当时坐火车的情景,我现在仍历历在目。列车快到利物浦时,只要警卫出现 在车厢我们就心惊胆战,心想又要被撵下去了。车到利物浦,轮船已开走,我们 来晚了,只得登上一条货轮。我们在这条船上足足待了五个星期,没有晕船的只 有我哥哥和我两人。 我们终于到了芝加哥,父亲到车站来接我们。他带来了一篮水果。我记得我 拿起一只香蕉就吃,不知道得把皮剥了(笑)。我母亲以为那是根猪肉香肠(笑) ,她说我不该吃那东西。我父亲说那是符合教规可以吃的。 我们在靠近铁路的地方搞到一套公寓房子,在公寓临街的拐角上有一家酒吧 间。我们十个人住四间房。母亲从没见过电炉。在俄国,大家都用砖砌的灶。最 奇妙的是:厕所居然就在室内。 在1891年的时候,除了最繁华的地带,芝加哥的人行道都是木板搭的。在这 种人行道下面溜跳真是其乐无穷,因为有时碰巧可以捡到硬币。这种人行道对穷 人来说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没钱买煤时,可以在晚上去起木块。 我开始上学了,先是幼儿班。老师跟我说话,我可听不懂。她想我真笨,给 了我一巴掌。好啊,竟敢打多拉。我就逃学,没回班里。幸运的是,我因为生病, 那一个学期都待在家里。我和小朋友一块儿玩耍,学会了英语。 很明显,我被书迷住了。书上的字我不认识,我可以看插图。我专心听课, 把课文全背下了。头两年我就跳到五年级。这时候我已九岁或是十岁了。有几位 老师真棒。 我非常喜欢看书。我后来认识了社会活动家简·亚当斯,对她非常崇敬。在 她之前,有一伙年轻妇女在犹太人居住区办了一个福利社。我父亲很快下断语说 这些妇女是要大家皈依基督教。他们发糖果吸引小孩,她们还出借书和给人听音 乐,是想使孩子们美国化。我父亲认为她们的目的是要使我们成为异教徒。我必 须从马路对面走以躲开那个福利社。我的女友可都到那里头去,她们的父亲没有 那么虔诚。我对糖果很感兴趣,但我最感兴趣的是,她们出来时都拿了书。 有一天我瞒着父亲走进福利社,受到欢迎并拿到了一本书。从此我就经常偷 偷地往那儿跑,这可以说是我美国化的开始,也是我头一回和不信奉犹太教的孩 子接触。 我十一岁那年,父亲开始提到要我去当缝衣工。我母亲则愿意我受教育。她 对我学习英语感到骄傲,希望我能当一名教师,这是登峰造极了。在俄国,妇女 是什么都轮不上的。家里就此起了风波。又过了一年。我对他们的争论不休实在 烦透了,就去当了雪茄烟工人。我宁可象我哥哥那样卷雪茄烟,死也不当缝衣工。 工场设在顶楼上,有几张工作台。干活的有男孩、女孩,也有男人。关在这 里面,还要熏烟叶味,真使我受不了。人们专门给这种肮脏、密不通风的破雪茄 工场起了个名词,叫做“七叶树”。当时肺病流行,这是雪茄烟工人的职业病。 我们有个工头叫弗里茨。他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只要传来信号:弗里茨来了, 我们马上闭嘴干正经活。这家伙来的时候总是笑嘻嘻的。我们在干什么他全知道。 可是不管谁得了肺病,他总是第一个去安排救济。 卷雪茄烟这一工作使我有较多闲散的时间,况且男女同工问酬。我后来每周 挣十五元,很多男人都挣不了那么多。那时候我们都在谈论 1898年的美西战争, 我还记得曾经高呼:“去他妈的西班牙,别忘了缅团号”(笑)。 有一伙来美时间稍久的移民很关心社会问题,我和他们混在一起,开始去听 讲座。我就是这样认识我丈夫的。我接触到关心工人运动的人。那时候劳动条件 极为恶劣,我工作的美国烟草公司算是第一流的了,也不例外。四百个人在一起 干活,厕所就在同一层楼,而且是敞着的。当时我开始对进步雪茄烟工人工会产 生了兴趣。 我十六岁时,母亲去世,我离家和一些非犹太人住在一起。不管家里景况多 么糟糕,犹太姑娘是决不会生活在外人中间的。我那样做是为了获得自由。有人 称我为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人说我是布尔什维克,可我从没加入过任何这类玩意 儿。我非常好学,凡有机会听课从不半途而废,而力求学透。 我听到了自由同居的事,真把我吓了一跳。这时候我大概十九岁。对自由的 这种探索,当时很时髦。有两位姑娘租了两间一套的朝北房间邀我同住。天呀! 谁听说过三个姑娘住在一起的?这是在1905年。这算是怎么回事?肯定是卖淫啦! 原来和我住在一起的那位大姐就预言我将有四个私生子。为什么是四个,我不知 道。居然会有如此幼稚无知的三个姑娘,实在难以想象。 我总感到我比哪个男人都不差。我能象男人那样算计。我上人行道不用别人 搀扶。我不用男人挽住我胳膊或替我开门。我和男人一起去看戏,但我自己掏钱 买票。我很喜欢今天年轻的女权主义者(笑) 我周围的雪茄烟工人大多数都想过上好一些的生活。他们听讲座、上夜校, 渴望学到文化知识。我是唯一的所谓美国人,因为我懂英语。我上过六年级。当 时我们全都受到某种气氛的感染。 工场几乎有一条街那么长,一共有两个房间,一大一小。我愿意在小的那间 干活,里面有三四十名工人。他们推选我为他们朗读书报。我一小时可以卷五十 支雪茄,这是我计件的最高额。因此,如果我朗读一个小时,他们就补偿我五十 支烟。如果我朗读两小时,他们就给我一百支。我坐在椅子上念,他们边干边听。 时事新闻、一本书甚或一个剧本我都念。书由我挑选。有谁听说过一个十二岁的 女孩念福楼拜的《萨朗宝》?凡是能打动我的,我就念给他们听。托尔斯泰,什 么都念。 他们大多数都还年轻,有造反精神。今天的爆皮士和我当年那些造反者的区 别就在于我们比较贫穷,甚至穷到缺衣少食的地步。我们爱看戏,爱听音乐会。 戏票倒很便宜。曼斯菲尔德的演出从最平凡的角色到《培尔·金特》我都看过。 这个《培尔·金特》实在令我终生难忘。易卜生的《群鬼》在专门安排的日场演 出,场场满座,观众大部分是移民。我还看过伊莎多拉·邓肯的舞蹈表演。总之, 我们渴望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 19O3、1904年美国出现严重萧条,罢工频繁。袜市广场暴动是在哪一年?十 年还是十五年前?它对我们的影响极为深刻。我认识露西·帕森斯。有一次罢工, 我们看见警察用消防龙头冲散完全是和平的抗议游行队伍。 他们经常闯入屋子搜查书刊。是的,这种事不断发生。我常去开会,但从不 参加组织。我从来不是积极分子。我非常谨慎,凡是请愿书之类东西我一概不签 名。我已经美国化了(笑)。 我丈夫是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的一个头头。我们未能加入劳联。劳联的 主席塞缨尔·冈伯斯是制西班牙雪茄的,也就是说整支雪茄从头到尾都由一个人 制作。他不管什么工业革命、流水作业线、工人有分工。因为我们的活单是把烟 叶卷成雪茄,我们的入会申请就被拒绝了。这次斗争我也参加了。 星期天我们就去听免费讲座。上午我们步行到美术大楼听文学讲座。然后步 行回家吃午饭。一分钱也不能乱花。饭后两点,又步行到乐团大厦,这里有教育 讲座和历史讲座。接着又步行回家。吃完晚饭,我们再次步行到座落在商业区的 共济会会堂听诗歌朗诵。 “我结婚时二十一岁,我丈夫二十四岁。别的犹太女子婚后就不工作了。我 婆婆为此对我大为恼火,她说:邻居会怎么说呢?我说:‘邻居管得着吗!’我 也造宗教的反。我是我那个时代的媒皮士”(笑)。 我丈夫厌恶他的工作,我也厌恶我的工作。我们都想摆脱我们的工场,我需 要家庭的乐趣。我们很喜欢乡村生活,决定务农。我们打算弄到土地定居。本世 纪初,铁路公司很希望大家到西部定居,他们就可以赚运费。从芝加哥到西海岸 三十二美元就行了。到1909年,到处都是“到西部去,年轻人,到西部去”的声 音。铁路公司在圆形大剧场办了个展览:西部的农产品。西瓜那么大。他们向我 们宣传可以有哪些哪些好东西,就是没人告诉我们那儿雨水稀少。 南达科他州的罗斯伯德印第安人保留地那时已向定居西部的人开放。他们把 这块地从印第安人那里夺了过来。当地有一种彩票,我丈夫中了奖,但他不愿意 和他的好友查利分手,他们就一起回芝加哥。在火车上他们听说蒙大拿州有大片 大片的土地,谁去都可以分到地。于是,他们就到了蒙大拿州的斯科贝。 你可以自己在大草原上任选一块地——三百二十英亩。真是役有说的。为了 增加收入,我留在芝加哥,每周继续挣我那十五元七角五美金:十美元的金币一 枚、五美元的金币一枚、还有半美元和四分之一美元的硬币各一枚。我们一共攒 了二千美元,数目不小了。 他盖了一间宽十二英尺长二十英尺的小屋子。1910年8月我在那里和他团聚 了。我一下火车,他就迎了过来,全身上下都晒黑了,穿着工作服,围了一条红 颜色的领巾。谁也没有告诉过我们这里的年降雨量只有九英寸(笑),而且容易 发生草原大火。8月份,寸草不生,黄黄的一片。热得象火烤。我想:天哪,到 了撒哈拉大沙漠了。 我坐上一辆大篷车。我们十二点出发,傍晚停在一条小河边。我自告奋勇牵 马去饮水,以前我从来没有挨近过马。谁知这儿有仙人掌,把我的鞋都扎透了。 柴火是找不到的,连树都没有。我丈夫带了点木柴,他拿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锅子, 煮了点咖啡,后来就在地上铺了毯子,说今晚我们就睡在这里了。 天气十分晴朗,满天繁星似乎伸手可摘。景色迷人极了。我对周围的一切都 感到新鲜。路上走了两天半才到达斯科贝。 邻居简直太好了。第一天早上,有人骑马来到门口,他是住在三英里外的拉 森先生。“西蒙,我想请你帮我打场。”我说:“我能一起去吗?”他说:“好, 当我们的厨师吧。”我会做鱼丸,犹太面包。可是要我给二十五个蒙大拿农民做 饭……(笑) 他要我做土豆烧火腿。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菜。我问我丈夫:“土豆在哪儿? ”他说:“到地里去挖呗”丫笑)。我还得烤小圆面包,这我也从没干过。拉森 先生称赞那顿饭好极了。第二天早上来了一位十六岁的姑娘教我做乡下风味的菜, 我头一回做了甜馅饼。 对我们帮忙最大的是住在两英里外的那家邻居。他们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看我们简直无法生存下来。瓦茨太太可以说是我的母亲、 我的顾问、我的一切。我丈夫每次发生事故,他们都来帮助。瓦茨太太懂民间土 药。打场时,大家都来帮忙。 我丈夫经常有事东奔西跑,我孤单单的。我们打算再往西迁移。为什么?我 渴望和外界接触。我是为家庭着想。我希望女儿能上学。那时候,我已有了第二 个孩子。学校离家六英里,我真怕我的女儿长大是个文盲。蒙大拿州冬日严寒。 如何把小孩送到这么远的学校去念书?我们想把地卖了,但没人要。 这时大战已爆发,但我们美国还没有参战。加拿大已经参战了。有一天我正 在干家务活,来了两个骑马的人。十五分钟以后,我丈夫走进来说农场卖掉了。 有一个加拿大人不赞成这场战争。他得加入英国军队,所以他决定来美国住。我 丈夫随口要了个价,一万六千元。农场有二百五十英亩地种了庄稼,光这些庄稼 大概就能收入这些钱。我丈夫不懂生意经(笑)。 我们回到芝加哥。有好些年我们在密歇根州经营一个夏天的游乐场,但我一 直很不适应。 我已活了将近一个世纪。回首当年,最糟糕的是卫生条件。婴儿出生的第二 年就死了,往往是由于喝了变质的牛奶。他们把这称为暑瘟。还有天花、白喉、 伤寒。这些病已经消灭了。虽然我们现在吃的东西污染严重、空气也很不妙,但 比以前长寿了。小孩砍死亡率也低了。 那时的生活真苦、真音、真苦。现在好多了。我妈妈见到一块洗衣板,简直 不知道那是于什么用的。现在我用的是洗衣机。 我们现在生活真方便。可别忘了,我还记得蜡烛呢。我们刚有煤气灯时,特 殊的日子才用它。这种灯的火苗摇曳不定,不及煤油灯好使。电则是我到蒙大拿 以后的事了。留声机倒是在我小时候就有了。我曾问我父亲要一个铜板,因为“ 马路拐角上有个人,他让你套上耳机,你就能听到音乐。”结果我换了一记清脆 的耳光:瞎说,匣子能奏音乐吗?我从留声机活到出现电视,又活到人登上月球。 我对于月亮上没有生物这一点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请别见笑。我认为月亮 上原来是有人的,后来他们越来越聪明,开始干我们现在这一套了。先是枪炮, 后来就出现了原子弹。不是零零星星地而是大规模地杀人。广岛。现在有了氢弹, 他们又在谈论什么中子弹。我认为月球上的人找到了起超级的杀人武器,而结果 月球成了一片焦土。这想法可能很幼稚,但如果我们象现在这样干下去……我自 己并不担心,到时候我早不在了(笑)。 美国梦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梦都是一样的。有人为了活而活,有人为了吃而 活。如果你热爱生活,你就生气勃勃。他们说我思想充满青春气息,看上去样子 也长藤青春,这是因为我对生活、对新事物、对周围的人都深感兴趣。多年来, 在我的小圈子里一直有不少知己。他们—一故去,我又结识新交,产生新的兴趣, 开阔了我的眼界。我现在仍愿意增长知识。 我过去常纳闷:我们干吗在这里?我们怎么到这里来的?我们该怎么办?我 已是年迈力衰的老太婆,周身病痛。我感到欣慰的是脑袋瓜还顶事。我还有幽默 感。 (王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