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移民的第一代和第二代 诺曼·麦克林 他是芝加哥大学的荣誉教授。 我的双亲都是从加拿大移居到美国来的。父亲是个十足的苏格兰人,原先生长 在新斯科舍一个土地贫瘠的地区,家里人口很多。他的崇高信念是上帝面前人人平 等。苏格兰诗人彭斯有一句人们熟悉的诗句:“人或有贫富,但无贵贱之分”。父 亲是长老会牧师,他认为这句诗很深刻。 父亲非常热爱美国,初到这里时,他的苏格兰口音相当重,但到我出生时,他 的家乡口音已改掉了。他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应尽的义务,他蔑视那些讲 话带很重家乡口音的苏格兰长老会牧师。父亲一心要我做美国人,希望我这个长子 能完成这一使命。 父亲说我必须学会美国人的语言。他本人口才很好,但是他讲的不是地道的美 国话。我十岁半以前一直是在家里读书的,由父亲自己教。他教我用美国式的英语 写作。没有如何炫耀自己、如何调整性格之类的课程(笑)。那时我年幼无知,自 以为挺聪明,觉得这语言很美,其实当时我有点傻乎乎的,不过自己没有觉察到而 已。你先读几篇美国人说话的文章,注意别人是怎么说的,这样你就能捉摸出个道 理了。我的美国化训练都集中到语言上了。 父亲喜欢书声抑扬,他每天早上给我们全家念《圣经》,我们就在各自的椅子 旁边跪下,祷告上帝。我们每天早饭和晚饭后都读《圣经》,用的是詹姆斯国王的 权威译本。 对我父亲来说,文学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马克·吐温的散文,还有富兰克林· D 、罗斯福、威尔逊、惠特曼等人风格遇异的作品都吸引他。他知道这些人写的不 是英文,而是美文,他忘不了威尔逊是个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威尔逊是包括罗斯福 在内的许多代散文作家的楷模。 家庭是宇宙的核心,也是美国社会的核心。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个共同的美国之 梦。但美国人确有他们各自的梦。我父亲最大的梦是这个国家大办教育,人人都必 须受教育。 我是家里第一个不用靠双手劳动谋生的。我家的姓“麦克林”意思是木匠的儿 子,我们家原先都是做木工的。后来我的父亲不以木工为业,他的姊妹们都为此感 到脸上有光彩。不过父亲木工手艺高超,早在1921年,我们父子俩回到乡下造了一 所木头房子,那所房子现在还属于我。 用双手劳动,这是人类最奥妙、最美好的特点。我认为某些人的双手是人体最 美的部位,我是怎么样也看不够的。我从小就受到教育,深信人的双手是脑子的工 具。即使干很简单的活亦是如此。我现在拿起斧子还挺象那么回事,我父亲用任何 工具干活都是很满酒的。是的,包括钓鱼竿,你看他拿起一根四盎司重的钓鱼竿甩 入布莱克福特河,那个形象真美啊! 到目前为止,我总设法使我的生活大体上一半在书本堆里渡过,另一半回到丛 林中去。虽然我家里的人早就去世了,我还是把那个小木房子保留下来。自从我退 休之后,我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那里。只要天气还可以,我就不走,一直要 住到十月份猎麋季节结束的时候。 即使住在城里,我也追求不同类型的美。我可以在二十分钟之内来到有河狸和 鹿的地方,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出去散步,每周郊游三、四次。我还学会欣赏一种过 去没有的、完全是一种新型的美。我感到芝加哥工业所构成的几何图形的美简直令 人难以置信。坐船溯卡卢米特河而上,沿着那条龌龊的河流两岸全是各种大吊车、 起重机和其他大玩艺儿,它们构成了一幅完美的图案。塞尚也拿不出比这更美的图 案了。若是有人要我指出世界上最最美丽的景色,按照我的审美观,我认为那就是 夜晚站在天文馆旁边遥望河湾彼岸的汉考克大楼和西尔斯大楼,没有比这更美的地 方了,对待美的问题不应少见多怪。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已设法把一些似梦美境结合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之中。我 的小木房离冰河只有十六英里,那里一年四季白雪纷飞;还有芝加哥大学的哥特式 建筑,从建筑上说,难道世界上还有更美的市内大学吗!伦敦大学也罢,牛津大学 也罢,相差太远了。 人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且依然生活和谐,要有长寿之福才行。我年老了,我 这一生能在这个国土,从自己的家庭受到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教育,我感到无比 欣慰。我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是到了我七十五岁高龄的今天,我心满意足,我的 特长无一不得到发挥的机会。在我临终时人们可以说我没有什么需要为自己辩护的。 我有两个孩子,我尊重他们,疼爱他们,总想法不给他们添太多的麻烦。从我的两 个孩子身上我看到了我父亲的影子,我们总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思红) 弗洛伦斯·斯卡拉 五十年代后期,为保存靠近芝加哥西区的一个老居民点而反抗市政府的斗争实 际上是她领导的。这是一个有众多民族和人种居住的地方,简·亚当斯建立的赫尔 福利会就在此地。这里曾是城里最热闹的地段之一,今天则遍布各种机关团体、快 车道、公共住房等等,但是还保留了一些老居民经常聚会的地方。 她和简·亚当斯的同事、八十多岁高龄的杰西·宾福德曾经为维护那个老居民 点一直斗争到最后一刻。他们到赫尔福利会,向董事会呼吁,这些董事都是出身名 门世家的最杰出的公民。弗洛伦斯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大雨倾盒,我们就象 打了败仗的人那样走了出来,就是说我们都故作镇静,但是谁也没有心思说话,宾 福德小姐默然无声,她的心碎了。她所熟悉的芝加哥完了。” 我曾经感到我这一生必定会出现奇迹。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过这种感觉。我以为 我长大以后定能从事我愿意做的工作。我真是一个梦想家。上中学时我想当作家, 当记者。我的梦想一个也没得到实现。 我出生于1918年。回想当年我还是个小毛丫头时,我还记得去上学的情景, 由于我不会说英语,心里十分惶恐,竟然一口气跑回家中。当时我为妈妈感到害 臊。她是个容易感情冲动的人,常在大庭广众之间又吵又闹,后来我再也不愿意 我妈妈带我去上学了。 我还记得有一条十分拥挤的街道。我父亲在店里熨烫衣服,妈妈缝缝补补, 我们小孩则全在街上玩。这些回忆一点也引不起我的留恋,我们住的那条街道实 在叫人难以忍受。但是一到夏季,每当时近黄昏人们下班回家的时刻,我总是兴 高采烈的,对我来讲这总是十分美妙的时光。 我的双亲辛辛苦苦地干活。做小生意.开个小裁缝店,不这样又怎么行呢。 他们完全靠自己的双手谋生。裁剪、缝制、烫衣服,这是爸爸的活儿,妈妈做一 些简单的修修补补。他们起早贪黑,爸爸白天熨烫衣服,晚上缝制衣服,一直要 到夜里九点左右才收工关门。我们全家住在店铺的后头,到我十多岁时我们才搬 到楼上住,这时我的妈妈决定让我一个人住一间屋子。 我们那个居民点实在糟糕,有些事情却又令人惊讶。这里有流氓活动、人们 常提心吊胆,父母亲唯恐我们这些孩子卷人进去受到伤害。当时洗染业受地方上 的恶棍控制,在各派工会斗争期间,真把我的爸爸吓坏了。由于洗染房罢工,我 父亲接来的衣服无处送,自己的小店只好停业,有时一停就是几个礼拜。后来父 亲背着工会把衣服送到别的洗染房。那时大街上还发生杀人事件,我们都习以为 常了。有一些包工头就在居民点的意大利人中间斡旋。 我父亲从来不参与这些事,他性格孤僻,不喜欢和人来往。就当时的标准来 说,他可算是相当有教养的人了。他大量阅读各种书籍,爱好歌剧,碰到歌剧歌 本就买。我家至今还保留着卡鲁索的旧唱片呢。他还喜爱天文学,他知道月亮离 地球的距离,也知道金星离地球有多远。他说上月球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因 为所发现的全是他已经知道的情况。 父亲唯一的意愿就是去看大峡谷。他的梦想没有能够实现。到他有空闲外出 旅行时,人已衰老不堪,不敢去了。父亲沉默寡言,生性孤僻,我从未和父亲真 正交流过思想。 有时黑人送衣服到我们的店铺来,他们都是一些油漆工和木工,是卖手艺的。 我们的父母亲对黑人不怀恶感。他们都是移民,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和黑人都是类 似的,都想在城里站稳脚根。我不记得我小时看到过什么种族冲突,后来我倒是 见到过。 今天,我们这个居民点很小,只有五、六条横马路见方那么大。有一批主要 是黑人居住的公共房屋,还有一些医学中心的学生和从事广告业和电视工作的年 轻人,他们把这里看作是市内时髦的商业区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一些原来就居住 这里的意大利人没有走。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这里也开始发生变化了。和 我年岁相仿的人都愿意模仿其他居民点的人。他们举办舞会,跳十九世纪的交谊 舞(笑),作为正式向社会介绍自己年轻闺女的场合,完全是学上流社会的做法。 他们还让自己的儿女上天主教学校。我们的父母让我们念的是公立学校,我有些 朋友宁愿到其他地方会见朋友也不愿意请他们到自己的居民点来。我不会这样处 理问题,因为我受过赫尔福利会的教育。我是在一个绝然不同、有尊严的地方长 大的。 我没有做过什么引以为憾的事情。我深深地相信,并且今天已有迹象说明这 点,我们以往的努力,虽然并未取得成功,但是已给人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人们再也不过来顺受了,他们怀着几分惋惜、几分敬佩的心情回忆我们的斗争。 我不象过去那样喜欢做梦了。原先我相信在这个国家里,我们人人都可以满 足自己过好日子的需要。我现在没有这个信心了。个人的私利——“惟我为先” 的思想正在腐蚀着许多人。我们的机关团体也受到了影响,他们似乎也是依据本 单位的私利行事。 现在的世界实在不可理解,包括我们这个城市,我认为是越来越失去了方向, 为了扩大而扩大,这点我就反对。现在人们在街上行走,谁也不看谁一眼。我们 成了陌生人。这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时代。 我对这个世界感到陌生。这是电子计算机和微波灶的世界。这一辈子我不买 这种东西(笑)。有些东西我真不能理解。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较能适应这一套, 不过我感到也不一定。年轻人别无他路,只好去适应。老大哥已经在那儿了。我 看他们统统都将成为数字,我不把自己看作是个数字,不过我也快变成一个数字 了。我不用信用卡,因此必须随身带着记有我的社会保险证号码的卡片和我的驾 驶执照。这不是美国人的做法。我现在处处都得付现金,因为我目前还不是一个 数字(笑)。 我现在连美国梦是什么都不清楚了,或许是重新捡起我已经抛掉的东西吧。 (思红) 斯特拉·诺维基 斯特拉·诺维基曾在纪录影片《工会少女》中出现过。她是影片中三个年岁 较大的妇女之一。她们回顾了自己还是青年妇女的时代,也就是她们在三十年代 的生活和劳动中的战斗历程。 你曾经梦想长大成年并且离开家庭。那末,你自己准备怎么办呢?如何来维 持你的生活呢? 我来自密歇根州马塔文的一个贫苦的家庭。信不信由你,我原来很想当一名 医生。结果我成了医治猪病的兽医。我经常屠宰牲口,帮助切割公猪,并且还杀 鸡。任何牲口出了什么毛病,我都得担任兽医的角色。我给断了腿的牲口上夹板。 在高中时,我是护士的帮手。流血和血块我都全不在乎。身体内部的结构我也观 察过。哎呀!我懂得了我想要干的就是这类事情,而且我要有能力去医治。我高 中毕业了。我穷得甚至没钱去芝加哥。我自己暗地盘算,如果能当上一名护士也 就很不错了。 当时是1933年,正值大萧条时期。要当一名护士,你至少也得有钢笔和铅笔, 还要有一只旧的手表和几套制服。所有这些都得自己花钱添置,而我当时却一无 所有。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能够谋得随便哪项工作就算不错了。美国之梦象是 一种高高地飘在那几天空上的云彩,而这儿却是现实。我能干些什么呢?我又能 挣得什么呢? 我的双亲都出生于南斯拉夫。来此之前,相互间并不相识。为了逃兵役,我 父亲才于1917年来到美国。我祖父总共养了八、九个孩子,我父亲只是其中之一, 因此长到一定的年龄,就被一脚踢了出来,他的爸爸对他说:“我再没那么多粮 食来养活你了。你到美国去吧,那儿是黄金遍地,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工作,挣钱, 并能发财致富。” 我回想起矿井上发生的悲剧。我回想起那哀号的声音,这种哀号就意味着发 生了意外事故。我回忆起我们全都奔向矿井的情景。我回想起那无穷无尽的噩梦。 我们的一些熟人死掉了。我想起了我父亲遭到解雇的情况。为了挣点钱以弥补生 活上的亏损,我母亲招揽了一些人来我家搭伙。她也赌博,还贩卖私酒。 所有这些都是明文禁止的。我可怜的妈妈成天象头牲口似地不停地干活。她 要照管我们这些孩子,还要贩卖私酒和照顾房客。这批家伙常在外面玩牌并叫来 许多食品,他们常常烂醉如泥(笑)。我妈妈常从罐子里掏钱出来(笑)。依靠 赌博和贩卖私酒,我妈妈终于积攒了一千五百美元。我家就用这笔钱购买了一所 农场。 我们家的农场完全靠自己经营。接着寒冬来临,葡萄季节过去了。我父亲在 卡拉马祖一家生铁铸造厂找到了工作,每天他驾车跑十二英里赶到厂里干一整天 的活儿,回家后晚上还要在农场于活,一个人得干两份活。 我们都是步行上学。放学铃一响,我们就必须在十五分钟以内赶回家,然后 在农场劳动。艰苦的劳动,艰苦得不下于任何成年男子汉干的活。我很快地念完 了高中。我热爱学校,身上充满朝气,我们的教师个个都是好样的。这是一种与 众不同的态度,外国出生的孩子表现得最为突出。因为我们的父母会对我们说: “你们不应该象新到的移民,你们不应该成为傻瓜,你们应该享有比我们更好的 生活。”而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就是接受教育。高中毕业后,我沿路搭别人便车 来到南黑文.然后又乘船到了芝加哥。 我来到芝加哥时才只十七岁。这点连我自己也难以相信。对于这座挤满各种 种族和肤色的巨大而复杂的城市,我思想上是毫无准备的。 我到芝加哥后看到住在棚户里的黑人要比白人条件差得多。同我生活在一起 的人们经常同我议论这些。他们对我说:种族歧视是资本主义所必不可少的。除 了我父亲同我谈过一点社会主义以外,我在政治上毕竟还是很幼稚的。 我父亲曾经购买过一些克罗地亚文的书籍。后来当我阅读列宁和高尔基所 著的这些书籍时,我一看封面便能辨认得出。我父亲就是用这些社会主义书籍来 教我们学习克罗地亚文的。他对我们说,你们要想获取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同其 他劳动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在芝加哥,我看到了排队买面包的队伍;连同家具被扫地出门的人们;失业 工人的队伍。当时处于大萧条时期。当我无法找到工作时,我想是否我身上出了 什么毛病。我的朋友对我说:“除非你撒谎,否则你是不会找到工作的。”于是 我便说我当过屠宰工,并在牲畜场找到了一个工作。 在此之前,我在一些医生的家里干杂活,每周四美元报酬。洗衣做饭,照管 他们家那个娇惯坏了的小鬼。星期四下午和每隔一周的星期日才是我休假的时间。 你能想得到吗,这么一点钱,我还要给家寄去一半。每周寄给他们两美元。我心 中蕴藏着一种责任感。你一旦长大了,离开了家庭,你就必须帮助家里的人。我 痛恨这种思想,我每天晚上都抱头大哭,因为我要关在屋里干各种各样的脏活。 在牲畜场,我干的第一件活儿就是切肉。政府从干旱地区收购牲口,制成食 品罐头,再用以救济老百姓。所有这些食品都要用汽锅蒸热,热得滚烫。他们把 这些肉类卸下来后,我们的工作就是剔肉,把那些带筋的肉和陈旧的肉全部割去。 我们一个挨一个地站在那儿,手拿一把刀,蒸汽热得要命,没有通风设备,多么 可怕的工作啊。 臭气熏天,炽热难忍,妇女们常常昏晕过去。在这里,只有我这个健壮的乡 下姑娘,刚满十七岁,体重一百五十八磅,红润的面孔,只有我才能有力气把这 些昏倒了的妇女一口气背下楼梯,送人工长的房间。单是这点就足以证明我是多 么强壮有力。在农场,用一把横切锯,我可以把一棵大树砍倒,并扛起树段。人 们议论说应强迫妇女去干男人干的活。象我这样的人对于这类废话简直难以理解。 见鬼去吧!我们成天干的就是这样的活(笑)。 我们议论过机器上的防护措施。有了这种防护措施,工人就可以避免刀伤。 还应在拇指上戴上防护套,磨刀时就不会割伤手指。你瞧,可恶的香肠机就把那 个妇女的指尖给切掉了。这次事故发生时我正好在场。当天晚上我们小组开了会。 我们有三个妇女在那个部门干活。第二天早上,我们写好一份传单,藏在胸前, 进了牲畜场使张贴出来。我们提议在未获得安全防护之前,我们妇女一律停止干 活。 妇女们终于明白她们的四肢总比工作位置更为重要。我们举行了一次罢工, 才获得了安全保障。当时我又散发传单说:大家来想想看,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我们有了一个工会,并且大家都团结一致,那将会是 什么样的情况呢?这是发生在1933年的事。也就是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建立以前 的事。 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活动。你们会提到对共产党 幻想破灭的问题,但我谈的是当时的情况。当时由于冷战和恐怖,还有联邦调查 局,一切这类活动都必须隐蔽。我们的会议都是在高高的楼顶上举行的。形势是 艰难的。如果邻近有人发现黑人和白人一起聚集开会,他们会顿起疑心并将我们 报告给警察局。我们得非常小心谨慎。我们都是从屋后穿过小巷进来的,我们的 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召开的。 我们讨论形势。我们也上课,课程的内容是关于工业工联主义和美国工人阶 级的历史。我们阅读德布斯的著作,也阅读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书籍和有关苏联 的书籍。我们这里算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可我们自己却忍饥挨饿。在苏联, 最起码人民是不会挨饿的。作为一个青年理想主义者的我,突然寻到了一条出路, 这对于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才加入了共产党。我有一段时间过得很愉快。人们把我们看成是一批 傻瓜蛋。我回忆起共产党曾在约翰·里德俱乐部开过会,为《工场工人报》筹集 资金,这是当地共产党的一家报纸。我们采集工场发生的各种新闻,再由撰稿人 稍加修饰便发表了。我们在报纸上讨论工会问题。我们经常有一篇关于社会主义 的文章。我们从不隐瞒我们的观点。我们讨论时尽量使用工人们都能理解的语言, 不使用夸张性文字,也避免论战。 我们干活时是不准说话的。你得站在那里完全象一台机器似的。有人在监视 着你。工场场规禁止工人说话。在你的身后,经常有十个人在俟机接替你的工作 位置。当老板们不注意时,我们便小声嘀咕几句。吃饭时或者十五分钟休息时, 我们在厕所里可以谈话,这也是我们唯一的谈话的地方。我们必须在半小时之内 买完中饭,干完一切私人的杂事,然后一边匆匆忙忙地吃点东西,一边小声地谈 话。 有一次,正当我刚离开,人事管理员便进入了厕所,看到了四周全是《工场 工人报》(笑)。散工以后,他们交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解雇通知书,上 面写着:收下你的工资,你已被解雇了。他们不会向你说明理由,他们也毋须这 样做。我只好又回来干我那家庭杂务活。 正是在这段期间,共产主义青年团派出各类青年到牲畜场去干活以协助组织 工人。他们也同样向钢厂和矿井,向铁路和电力部门派出青年,进行工业工联主 义的宣传。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街上碰到这样一位妇女,她对我说:“我找到了 当书记的工作,我不愿再到那倒霉的牲畜场去干活了。他们臭不可言,干的活儿 也太苦太累。”我问她:“你使用的是什么名字?”她说:“罗兰·沃尔什。” 她本是个犹太人,却使用了另外一个姓名。她接着说:“拿上我的卡片到阿穆尔 牲畜场去干活吧!”我到了那儿,开除我的那位人事科长的助手正好在那儿,她 告诉我,明天下午开始干活,时间是一点到七点。 我的朋友说:“让我们到美容馆给你染染头发。”我已经两个多星期没干活, 面孔有点晒黑了。他们把我的眉毛描得细细的。我是一个乡下姑娘,很少擦粉。 现在我涂上了胭脂,指甲也修得光亮,穿上一件漂亮的条纹短装。我又去干活了。 没有谁能认得出我(笑)。干的仍然是同样的工种,只是换了个姓名。 你们猜猜看,后来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在那儿干了约一个星期左右,突 然走上来了一名女工长。她是一位克罗地亚姑娘。她捅捅我并用克罗地亚语对我 说:“闭起你的嘴,只管干你的活,一切都将会很好的。”她竟提醒我,你会想 象得出吗?我感到她是倾向于工会的,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曾经有过这么多激动人心的事。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建立。然后是麦卡锡 时期,这是一个失望和理想破灭的时期。还有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我总是深信 社会主义的,可是这些事情也确实闹得我忧心忡忡。这真是一场噩梦,连你自己 也无法相信。这些年来你是一直忠于一项事业,一种全部为之献身的事业。 我是真正地被摧垮了。我从资本主义报纸上读到有关苏联的报道,连我自己 也难以相信。但他们说的都是真实的,那么你又何以自圆其说呢?然后是捷克斯 洛伐克事件以及在那儿发生的一切。我这个人不懂得各色各样的理论,也不懂得 词句里的微妙变化。那么到底叫我怎么办呢?我是忠实地信赖那些通晓理论的人。 可我脑子里现在也开始提出疑问。 我一位朋友的姑母从莫斯科来我们这儿访问。她谈了许多发生在苏联的令人 惊奇的事。我向她提了一个问题,“请你给我描述一下苏联典型的一天的生活情 况。”当她将自己在一天之内必须干完的事情叙述完毕以后,我便说:“那就是 社会主义吗?”假定我是一位工程师,我也得自己全部干完这类讨厌的事。一个 挨一个地排着队买面包,买肉做饭,并同那么多人共用一个厨房吗?我敢断定目 前比过去是有改进,但这五十年毕竟是改进不多啊。到了1955年,我退出了共产 党。 我对于今天充满了希望,孩子们,特别是年轻的妇女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 问题。通过妇女运动,美国已出现了新的觉醒。啊,对了,我是非常乐观的,我 认为悲观是懒散的结果。 我的一些同伴感到悲观,因为她们的待遇太优厚了。她们挣相当多的钱。她 们也关心别人,但是她们在这方面没干一点实际的事,她们只是不断地抱怨。专 心致志于某项事业的人对于生活总是抱着积极的态度。人民是不会麻木不仁的。 人们如果要想尽快地成熟起来,就应该干预周围的一切。不要闭目塞听,要向一 切的人学习。不管人们对于六十年代的青年人有着什么样的议论,我还是从他们 的身上学到非常多非常多的东西,这真是多么令人惊奇的事啊: 我感到自己似乎变得和一个年轻的姑娘一样了(笑)。 (易文) 里昂·邓育 他是新英格兰的一位历史学家。 我出身于统治阶级。我从小就以为这个世界什么都好,我长大了对统治这个 世界也会有份。一切都是一帆风顺,只有一些小地方需要改进。 我父亲是一家在全世界都有生意的大农业公司的一个经理人员。这家公司是 跨国公司,他是一个分公司的经理。他是个典型的商人。 有一次我跟父亲到拉丁美洲去旅行。当时,这家公司在那里的主要业务是甘 蔗园。我有机会到乡间去一次。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开始与实际发生接触,开始 认识到就是这些黑皮肤的家伙,在华氏一百度的炎热中干苦活,一天挣六个先令, 他们实际上是在为我的大学教育和我的一切享受付钱。一些疑问开始有了着落。 我开始有了一种不同的世界观,当时我刚刚读完大学,那是196O年。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在八、九岁时的经历,当时我是镇上唯一的坐着豪 华轿车去上学的孩子。我厌恶这种特权。我同汽车司机约好,他在两个街口之外 等我,这样我放学时就不显眼了。你总觉得,任何事情要是使你显得突出就不好 受。这使我对于一切与财富有关的标志都极为厌恶。从此之后,我从来不想搞个 游艇或豪华轿车。 我的母亲是个犹太人,我的父亲是高等白人。我的祖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移 居美国的。我从来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过什么关于美国的事情,我们家是欧化的 家庭。我在世界上游历很广,到二十岁时就不想出门了,除了在本国。 我父亲的天地就是他本阶级,也就是和他一起长大的新英格兰的有钱的高 等白人。他有许多亲戚在英国和爱尔兰,我们常常去探望他们。但我父母对美国 本国却没有什么感情。我长大的时候并不感到十分美国化。 我一生的头八年中,我的目光所及,从来没有超出过灯塔山。这就是我所知 道的美国。后来我到波士顿旧地重游,在那一带散步,仍旧觉得世界的中心就在 这里。 我上的中学是马萨诸塞州一所大学预备学校格罗顿中学。在那里的四年是我 一生的关键。在大城市里,有大量学校的学生尽是工人阶级的子弟,教师则来自 中产阶级,后者常常觉得与学生格格不人。可是在寄宿学校里,情况就恰好相反, 学生都是上层阶级,教师都是中产阶级,后者大多数是半工半读才念完大学的。 要在那样的学校里教书很不容易,这些教师花了很大力气。 他们都是好人。他们很多人对所教学生的家庭出身,很少掩饰他们的不满。 他们会对我这样的人谈论他们对所看到浪费现象的意见。我记得有一位教师对我 说他看见宿舍里有个孩子把一条裤子扔进垃圾箱里。裤子是新的,刚从匣子里拿 出来。那孩子说:“我只要这套衣服的上衣。”这件事使我引起了共鸣,使我知 道,我原来不喜欢浪费、不喜欢生活过度奢侈的想法是对的。这是我第一次真正 想到阶级的问题。 好象是威灵顿公爵说的,打赢滑铁卢战役的基础是在伊顿公学的球场上奠定 的?我觉得这种贵族化学校在许多方面都是造就统治阶级的第一个训练所。校董 会是在银行开的,他们每年走马看花地转一次,此外就再也不想到学校里来一下 了。当然,这是男童学校,将来毕业出来都是当股票经纪商、银行家这种人的。 我父亲心目中的模范人物一直是洛克菲勒家族。第一代发财,第二代积财, 第三代则进州政府或做基金会的主席。我把这些活动称作是寄生资本家的活动。 他们不必操心如何具体管理钱财。他们可以向外发展。我父亲希望我做这种第三 代。如果我成了一个律师,成了某个年轻、新出道的高等白人政客——象六十年 代的林赛市长——的助手,下一步再当助理国务卿这样的官进人政界,他就会欢 喜不迭。 美国梦在你没有实现之前总有一种很大的推动力。从小未能实现美国梦的人, 总是有人告诉他们,只要你好好干,到头来能在彩虹的尽头找到那罐金子。但是 一旦你真拿到了那罐金子,美国梦就失去了感力。要是你想摆脱物质上的东西, 象我想摆脱豪华汽车和其他物质财富那样,那么你还有什么物质上的东西渴望得 到呢。这样,你就需要走另一条道路来使你的生活具有意义。在一切制度都受到 怀疑的时候,如六十年代,尤其是这样。 我的父亲终于不得不同意我做作家,但他仍旧问:你为什么不为《纽约时报》 写稿呢?他的梦是老派改良家一贯做的梦。这是我们国家在本世纪初的强大传统: 老罗斯福类型的人,廉洁的政府,努力使现有结构发挥它应发挥的作用。他们是 好人。但这不是我所向往的。对我来说,是要做改造社会的梦。 我很羡慕有些人,他们的政治梦是他们的父母传给他们的。我的两个朋友被 称为“红色尿布孩子”。而我所抱的社会主义理想,却是我自己点点滴滴拼凑起 来的。它不是我小时候就知道的东西。也许你自己拼凑起来反而更坚强些。我知 道有不少“红色尿布孩子”后来变了,做起大公司经理来了(笑)。但是我发现 我们羡慕那些从小抱着一个政治梦长大的人,几乎象宗教一样。如果时间倒流, 我可以回到美国历史上某一时间再生出来,我就要选三十年代。 (董乐山 顾宁) 拉塞尔·罗沙 他是曼哈顿一家小旅馆的侍者,影剧界人士经常出没于此。他总是笑容满面, 急于讨人喜欢,并且谈吐机灵。他今年十九岁,在十个兄弟中排行第八。 “我父母生在波多黎各,到这里已经整整十七年了。我父亲就是这家旅馆专 门收拾房间的服务员。他们在家讲西班牙语。我本人出生在纽约市,所以我上学 后西班牙语就越说越差。我想我最好是两种语言都能对付。现在要是一个讲西班 牙语的人走近我,我只能结结巴巴地凑合几句。我上高中时只念了两年西班牙语。” 我的美国梦是出名,比如做一家大公司的大老板,只是懒洋洋地坐着收钱就 行了。哦,对了,到时我会慷慨地对待我的雇员们,付他们高工资,不太过分使 唤他们。我可不象大多数老板那样,动不动就解雇人。 我真想有一辆高级轿车,让司机给我开车;我想,一边儿是酒吧,一边是彩 色电视机。对了,还有女人,小妞们。那就不必早上八点来,晚上八点走了。也 许哪一天我会发明出什么东西,成个百万富翁。至于现在,我真想当个空军的领 航员。 我在纽约骑着自行车跑,看到那些长相漂亮、穿着时髦的人坐着大轿车到处 转。他们看起来和普通人没有两样。为什么他们能做到,我就不能呢?为什么我 就不能走出去,坐在车里兜一会儿风呢?我还没有成大器,但是我正在努力。 我一长大就知道外面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你最好是抓住一根藤子。我就抓 住了一根藤子,于是就落到这里来了(笑)。城里生活真不是好对付的,现在找 个工作可不容易呀。我倒想上电视,当个新闻记者什么的。 我的朋友们总在谈论要弄一辆漂亮的汽车或旅行车来显耀一下自己。车里装 饰得很好,有折叠床铺,四面墙壁都有绒毡和镶板,而且轮胎很大,一边儿伸出 许多排气消音器,能够开得很快。他们经常到这条公路上来,在平地上赛车。这 真令人不可思议。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做。进行这样的赛车。 我以前一度想当个出租汽车司机。我觉得这个工作一定很过瘾,整天开着车 跑来跑去,而且那时我对开汽车简直着了迷。现在大多数时间,我都是梦想自己 能够飞起来,飞上天。不过我可不知道怎样才能飞起来,除非我发明出什么东西 来,对不对?反引力带或其他类似的玩艺。弄这样一个玩艺得花好多钱呢!我现 在会修理自行车,就是只有一个轮子我也可以把它骑起来。但我想骑自行车可跑 不了多远。我真想开摩托车去周游世界。 我经常出去逛大街,东张西望,观察那些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漂亮女人。我喜 欢她们的服装,她们走路的姿势和谈话的方式。这些女人早晚会喜欢我的。我不 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不过早晚会这样的(笑)。 我哥哥在邮局工作,赚钱很不少。我另一个哥哥在工厂干活,只要他能加班, 收入就还过得去。我们都为同一个目标奋斗,努力在上爬,看看我们是否能买下 一家修理轮胎的铺子或一家杂货铺。只要占的位子对头,我们是会有出息的。 我希望有一天能在一些真正了不起的事业上投资,比如婴儿食品。人们永远 离不开婴儿食品。还有汽车。只要有人,就得有汽车。我可以在轮胎上投资。有 了轮胎,才有汽车。我猜我会在这上面获得成功的。 现在人们什么都不愿跟别人说,生怕感情外露。他们很冷漠,怕失去别人的 尊敬。我一般来说都是坦率的。我的情绪时高时低。我和什么人都能相处。我是 波多黎各人,肤色象黑人,所以我和这两种人都能合得来。好几次白人想找我的 碴儿,不过都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儿。 最近外面暴力案件太多,使人上街不得不谨慎小心。有一次我在布朗克斯市 区被人抢了。那条街很暗,我正走着,三个家伙冲我扑了过来。其中一人先叫住 我讨支烟,我正要给他,另外两人从后面抓住了我。他们把我打倒在地,抢了我 所有的钱,然后跑掉了。我好了以后就变得很谨慎了。那次被抢之前,我哪条街 都敢走。现在我宁愿绕圈子躲过昏暗的街,而不敢直接穿过它,即使要花很多时 间也在所不借。要是有人跟我打招呼,而我又不认识他,我就不理他,继续往前 走。我回头看看,还是接着往前走。 我建议:千万不要一个人走夜路。最好随身带一根棒子保护自己。千万不要 喝酒喝得太多,否则会使你反应迟钝。你要保持头脑清醒。人们说:不要瞻前顾 后。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你必须瞻前顾后。 (林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