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迁来迁去 詹妮·伯德 我们决定离开这个国家。大儿子的一个老师,在班上谈到他的一个儿子已经移 居澳大利亚,而且船费是由澳大利亚政府出的。我们一直在考虑移居到什么样的国 家去,这个国家必须是讲英语的。所以这个消息听起来实在妙极了。我打了个电话 给领事馆,就登程上道了。我们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了走的。那是1970年的事了。 走了好多好多英里,穿过洛杉基一个又一个霓虹灯照耀的卫星城,便到了西尔 马。我们来到了一个粉刷着灰泥的住宅群,所谓西班牙式的。这里是这个地区中间 偏下人家的住处。 她四十三岁。她的女儿劳拉,二十一岁,后来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 “这里住了许多墨西哥人和黑人。他们都是工人阶级,离穷人近,离富人远。 他们一点也不打扰我。我最小的女儿认为这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因此她不愿意住在 这里。她十五岁,她不喜欢黑人。她跑了,现在和别人住在一起。 “我有一个十八岁的男孩。他住在他自己的地方,同另外三个小伙子在一起。 他们每人在屋子里养着一只大狗和一条蟒蛇,还有脏不啦卿的自行车和吉普车。他 在一个金工车间工作,而且很喜欢这个工作。老大快二十三岁了,他在海军服役已 经四年,在太平洋某处。他一旦离开海军,就要开设一个计算机修理店。” 我在嫁人和做母亲之前,老是想做个贤妻良母(笑)。我已经发现这并不怎么 美妙。我丈夫和我老是打架,我们的钱总是不够用。我决定要出去工作。和四个孩 子呆在家里,并不如所吹嘘的那样有意思。我是妻子,又是母亲,可就是一点儿也 不是我自己。我一直在寻找我自己,可是至今还没有找到(笑)。 “我来自底特律郊区。我的朋友们看来都有好一些的衣服穿,也都有较多的钱 花。当然,有许多人比我更穷,但是我的双眼只是盯着比我富有的人。我父亲几乎 根本不和我们谈话。他只是上工,回家,在长沙发上躺下,睡一觉,吃完晚饭又出 去。我对父亲一点也不了解。 “我丈夫结婚后就离开了大学。这没关系,反正他什么也考不及格(笑)。他 在福特工厂的装配线上找到了活干。但是只干了半天他就不干了。最后,他搞到了 检查产品质量的工作。这就是他现在干的事。” 我们总是钱不够花。我丈夫讨厌他的工作,也厌恶他的生活。他爱把一切倒霉 事都怪在黑人、他那混蛋老板和混蛋警察头上。他责怪每一个人,就是不怪他自己。 他酗起酒来了。情况越来越糟,我们吵架次数越来越多。大儿子又老是同警察、学 校和家里找麻烦。我们全家人都郁郁不乐。 我本人在超级市场工作。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底特律笼罩着一种一触即发的气 氛。我们那个食品杂货店就一直站着两个武装人员。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出 过什么事,但你总感觉到你的四周都有那么一种气氛。如果我们是和平安定的人, 我们就会体会到别的和平安定的人的感情。但是因为我们都不快乐,我们只能体会 到别人的愁苦。一个人只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因此我们所看到的种种事物都显得很 糟。我们家里不断地吵架。我们感到整个国家都是这个样子。我们从来没有跟黑人 或其他自人闹过纠纷。我们只是跟自己闹纠纷。 在我们看来,周围的一切都是暴力,都是纠纷。我们想重新开始,完完全全新 的,地方不同,周围的人不同,一切的一切都不同。 我俩都放弃了工作。我们来了一次翻箱倒柜的大拍卖,把绝大部分的东西都卖 掉,剩下的东西也都送给了救世军。我们订购了乘“奥利安那”轮去澳大利亚的船 票。在我们原定启程的前两天,我们收到了信,说是船上起了一次火,因而船期推 迟了。这时,我们的家具都卖掉了,租约满期了,我们无处安身了。我们只能准备 好汽车,把帐篷和什物装在车顶上,开着车子横穿这个国家朝旧金山驶去。这是一 次非同寻常的旅行,花了整整两个星期。途中我们想停就停。我们在每个地方停四 天。谁也没有吵架,大家都很友好,很愉快。我们是各种各样的人在一起旅行。我 们第一次见到了美国。 我们终于上了船。船航行两个星期零两天。领事馆的一个人到那里来接我们, 我们将要去墨尔本。那里有一个福特工厂,我丈夫将在那里工作。他们把我们带 到移民者招待所。那里真是好极了—— 劳拉:(突然插话)可是那里的人不好。 詹妮:那个招待所过去从来没有住过美国人。那里不接待黑人和东方人。他 们就是不接待他们。那里有很多南欧人,很多不会说英语的地中海人。他们对我 们的孩子怀着很深的敌意。他们朝孩子吐唾沫,谩驾孩子:肮脏、阔气的美国佬 (笑)。 劳拉:那里有一个大市场。我们到那里去买东西。没有别的人花得起钱到那 里去买东西。 詹妮:他们比我们还穷呢。 劳拉:他们倒使我们看起来成了有钱人了。 詹妮:我丈夫试过到福特工厂去找工作,但是没有找到。他便搭火车到悉尼 去了。两三天以后,他打来电话,说已经找到了工作。当时天气还很冷,那里没 有暖气设备,只有一个小小的煤油加热器,我们很难适应。 我在超级市场找到了工作。这个市场象美国街道拐角处的小食品杂货店。在 底特律时,我常在星期日工作,干七个小时可挣五十美元。在那里呢,我每星期 工作五天半,却只挣得五十一美元。在那里,食品杂货店又暗,又窄,没有暖气, 也没有空调,货物上都不标明价格。你得把所有货物的价格背下来。早晨,他们 把滑门打开,你就站在那里,任凭风儿吹进来,又冷,又潮,雨也飘了进来。不 过,他们那里也在搞美国式的超级市场。 过了两三年,我就认识到了情况不会好转。无法挣到足够的钱,以达到我们 离开了的那种生活的水平。我们的衣服破旧不堪了。家具呢,我们就坐在盛桔子 用的板条箱上(笑)。 劳拉:我已开始嚷着要回去。我的朋友们拿的是美国工资,因为他们是教会 的传教士。他们访问了美国,回来告诉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不断地嚷着要回 家去。 你得同意在那里呆满两年,要不然,就得还钱。两年过去了,我们开始积钱 送爸爸回去。我们断定这次出国荒唐可笑。即使他们说的是英语,他们说的也不 是地道的英语。 詹妮:这是正确评价美国的一门很好课程。人们简直不理解这是一个多么了 不起的地方,过去我们在这里是把一切都想当然。 劳拉:你看到大家都说同一种方言,都认识超级市场上的商标。你不喜欢你 的加热器、你的电话、你的电视机或者你的小汽车。在澳大利亚,我的朋友中至 少有一半没有小汽车。当然,那里的快速运输是了不起的。凡是火车不通的地方, 就通公共汽车。我花十五美分,就可以在悉尼城和四周的郊区逛上一天。不过, 我还是宁愿呆在这里,有暖气设备,以及烘衣机这类小玩意儿(笑)。 我想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讲求物质生活的。他们都想有小汽车和彩色电视机。 他们都向我们了解迪斯尼游乐园的情况。 詹妮:我丈夫终于在洛杉矾找到了工作。他每星期工作七天,每天十二至十 四小时。每天开车上下班,单程十五英里。就这样挣钱寄给我们。在我们离开的 前一天,他父亲去世了,留给他一笔二万五千美元的遗产。我们回到美国,买了 一栋房子。 奇怪的是,到临走时,我却不愿意回来啦。我想留在那里。你瞧,他离开了 五个月,倒使我意识到我再也不想过婚姻生活了。我们已经不再吵架了,但是我 想走出家庭。我说:“我要离婚。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生活了。” 我简直不想再过婚姻生活了。我要作为一个独身女人热爱加里福尼亚。我可 以挣钱养活自己,用不着困为钱不够而不得不去容忍某个讨厌的男人。 劳拉:我跟妈截然不同。我就想结婚。我想要有一个家庭。那对我是很重要 的。我在澳大利亚时成了一个基督徒。我在那里了解了有关上帝的情况。我是一 个基要主义者。 詹妮:我相信玄学。使我转向玄学的那本书是埃德加·凯斯写的。那本小小 的平装书——《神秘的人,奇迹的人》,我是在一个旧货摊上买的。我读后那么 激动,简直受不释手。我便跑到图书馆去,把能借到的有关玄学的书都借来。我 进了夜校,上了快速阅读班(笑)。我的生活就是在那时开始变化的。 劳拉:作为一个基要主义者,我是不担心死的。我的哥哥在海军里,他说, 要是洛杉矾被一颗核弹击中,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死。周围还会有很多人活着。 我们的头脑受了那么多的科学幻想小说的冲击,使得我们相信如果核弹投下来, 谁也活不成。这是不真实的。不管怎样,如果我死了,我就会上天堂,那对我来 说是太好了。 天堂一定是好极啦。平平静静的,什么闹声也不会有。我是根本不愿到嘈杂 的地方去的。我可能二十一岁了还住在南加里福尼亚,可是那些吵吵闹闹的人群 呀——甭提了!那里不会有人抽烟,也不会有人喝得酷配大醉。我在这个环境里 已经过了十六年,耳朵里塞满了下流话,受够了。 詹妮:我感觉自己好象根本不在这里。我感觉好象我们是在这里上学。你死 了,又去上另一所学校。你这样不断地来来回回。当然,我是相信转生说的。我 想再转生为一个女人。前生我是一个男人。我母亲是个饮酒过度的人,她怀我的 时候一直是醉醺醺的,因此我生下来时也是醉醺醺的。我八岁时就开始喝酒,十 九岁时就因为喝酒过度而死。 在我大多数的转生中,我都是一个女人,而且有一个和这次这个丈夫相似的 丈夫。我只转过六、七次的生。我想成为一个独立的妇女转回世间,这个妇女有 比我现在更大的抱负。我一直在寻找某种东西,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我 所需要的是某种内在的东西,某种精神方面的东西。如果我能在哪儿找到它的话, 那将是在美国。 劳拉:我妈妈在我们回到美国之前对我们儿女们也说过这样的话:“这不象 是回去。不会是一样的,不会象过去在底特律那样。这是我们在美国的家,但是 我们不是重返我们的家。” (胡文静) 佩摄·特里 她出生在肯塔基州的西部,一度居住在俄克拉何马州,曾经在得克萨斯州砍 棉花、在格朗德河谷搞水果、在堪萨斯州割麦子、又曾在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国防 工厂干活、在亚拉巴马州一个超级市场做收款员、在芝加哥市一个餐馆做女招待、 最后终于成了该市厄普顿区南方来的贫苦白人的发言人。 目前,她与女儿、女婿、外孙女一家同住在芝加哥北区。只要有可能,她经 常回帕杜卡老家去看看。 我不记得童年有过什么梦想。当时,我们的梦想就是设法挨过一个星期,等 待发薪,也就是盼望家里的东西够一个星期吃,不至于饿肚子。我们是用谷物交 租的佃户,靠摘棉花过活,我们没有任何条件有任何梦想。成年人从来没有过梦 想,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把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东西传授给孩子。 现在,我的女儿开始攒钱,准备买一座二层楼的房子。这种事在我的童年是 闻所未闻的。当时,我们只能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挨下去,如此而已。 我的爷爷和奶奶都是第三代的爱尔兰血统移民。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已经老 掉了牙,脑子里想的唯一事情是摘棉花,从早到晚,有时甚至一直延续到深夜很 晚报晚。 我爸总算干过一点别的活计。他在俄克拉何马州当过油田工人,又在肯塔基 州做过煤矿矿工。与炸药和硝酸甘油有关的所有活计他都干得来。我爸是我们家 里最野最不驯服的一个,他对倾泻在他身上的闲言阐语根本不屑一顾。在我们家 里,他是唯一还有点生命力和冲劲的人。 所有我家庭的成员都不是那种爱造反的爱尔兰人。如果说,上帝创造了一个 善于梦幻的民族,那就是爱尔兰人。但是遗憾的是,凡我所认识的爱尔兰人,没 有一个有任何梦想。“梦想能使你开阔视野”;这样的话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说 过,我肯定,这是《圣经》把他们约束住了,因为他们除了《圣经》没有阅读过 一字一句。 我奶奶是个出色的人物,整天乐呵呵的,但是她内心同样承担着沉重的压力。 他们称之为“服罪”。当你承认自己犯过可怕的罪行,你就算“服罪”了。但是, 我奶奶哪能犯过什么可怕的罪行呢?——她不过是太穷罢了!(笑) 促使他们承认自己有罪的是教会。他们整个被压垮了。教会对他们说:“你 们是一钱不值的,你们在人间无权提出任何要求,直到你上了天堂,你才能得到 生前无法享受的一切”。我整整挣扎了三十年,才使我摆脱上述想法。我一直认 为,我什么玩意都不是! 我们认识的人都在挨饿,而我们所有人对挨饿的原因却一无所知。世界上的 事情就是如此。我本人开始学习前,就不知其所以然。 我上学一直上到六年级。当时,我非常喜欢唱歌,但学校里教我们唱的都是 一些苍白无力、幽灵般的曲子,这种曲子与我们这些整天嘻嘻哈哈、热热闹闹的 南方乡下姑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喜爱的是南部农村流行的“蓝草音乐”— —怨歌,这种音乐充满了生命力。 任何人身上一旦出现某种生命力,教会就想方设法将其扑灭,同时还要向这 些人灌输一种思想:“你们什么玩意儿也不是,你们不过是些可怜虫”!我还记 得,我们去教堂的时候,那里有一位十分美丽的姑娘,她是登台演出节目的舞蹈 家,因此,每当她来到教堂,役有任何人理睬她。她曾经在我们唱诗班里担任领 唱,我对她真是十分爱慕,上教堂的时候总设法坐在她的身旁。她是如此之美丽, 而她又喜爱孩子,她象我爸一样有一种生命力。但是,每当我回头看,就发现, 一切具有某种生命活力的人,一切敢于有所梦想的人,都已被排除在教堂之外了。 教会真是一切梦想的扼杀者。 我这个阶层的人之所以缺乏梦想和憧憬,还由于种族之间的相互憎恨。我还 能记得,当年我们采摘棉花的时候,每当我们抬头遥望远处,总能看到一群群黑 人在田野的另一角落也在采摘棉花。这就是所谓“黑鬼”,这些家伙与我毫无关 系。这正是种植园主希望造成的局面,这些种植园主在我们身上真是花了不少工 夫。一旦你忙于憎恨别人,你就无暇顾及你自己的生命是多么美好,而世界上又 有多少美好的东西被扼杀掉了。 我自己也不能肯定,究竟什么事情使我发生了转变,但突然我完全变了一个 人。在那次联合抵制公共汽车事件中,我见到了蒙哥马利市的马丁·路德·金牧 师,一时我惊讶得愕住了。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我平生从未见任何人穿象他那 样的服装,从上到下一身洁白。他刚从狱中出来,五、六个白人突然向他猛扑过 去。我脑海里立即想起一句俚语:“两人对一,找黑鬼出气”——每当两个以上 的白人小伙子痛打黑人时,他们就如此呼啸而去。就在金牧师遭到痛打的一刹那, 我身上某处惊天动地的喀嚏一声,就象发生了破裂。 在帕杜卡发生的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晚上,下班后,我沿街步行回家, 周围一片漆黑。这里恰巧是黑人居住区,一卡车白人小伙子正好快速驶过那里, 车上的小伙子高声狂叫,“嗨!黑鬼丫头,给你二毛五分钱,跟我们来吧!”他 们错把我当作黑鬼,一开始我深感耻辱怒不可言。但是,接着我心里就想:如果 真是一个黑女孩,结果又会如何呢? 我是一个又大又壮的女孩,我一直自以为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但是我妈却 告诉我:“你不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而是克尔特人。”于是,我急于了解克尔 特人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因为我实在不愿意成为一个黑人、印第安人或上帝知道 的什么鬼家伙,我就是要做盎格鲁一撒克逊人! 我十五岁就结婚了。我们先迁移到得克萨斯州,然后一路打工往底特律走, 再回到得克萨斯。途中我怀孕了。绝大多数人对我们的热情关怀我是终身难忘的。 但同时我也不会忘记,某些人并非如此。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在乔利埃特, 当时医院里的修女气势汹汹地对我说:“除非你把钱付清,否则你和你的婴儿绝 对不许离开此地。”我哭了又哭,伤心已极,我下定决心,即使我流血至死,半 夜三更也要抱着孩子从安全梯爬下去。结果,我丈夫和我叔叔用妙计顺利解决了 这一难题,他们喝醉后来到医院,把我们统统赶了出来(笑)。 我从蒙哥马利一路打工到芝加哥。我首先来到芝加哥的厄普顿区,这是南方 来的贫苦白人进入芝加哥的必经之地,就象该市西区是南方来的黑人进入芝加哥 的必经之地一样。南方人来到芝加哥这个十里洋场,就象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波 兰人来到一个异国,一下子就搞得稀里糊涂、无所适从。如果我们也衣冠楚楚、 穿得笔挺,我们和其他白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人们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为什 么我们会在地铁里面迷路或者会找不到地址。在南方家乡,人们常常说:“某某 人住在马路拐弯的地方”或者“某某人的家在到那棵老枫树的半路上”,这种认 路的办法在芝加哥根本行不通。 南方白人和南方黑人到这里来的原因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为了寻找工作。我 们吃不饱,我们心慌意乱,我们想过得好一点。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从来没 有听说过任何南方人,无论黑白,是甘心情愿跑到这里来的。如果能在南方找到 工作,我们谁都会回去。 有人对我们说,在北方黑鬼掌握一切。我到芝加哥后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 大清早,黑人妇女都朝北走,白人男子却都往南行,也就是说,女佣人走的是一 个方向,年轻的经理人员走的是另一个方向。我所见到的黑人妇女,全都当过女 佣人。 我认识一个黑人妇女爱玛·蒂勒,她是我第二个丈夫的朋友。有一次,我丈 夫要请她来家吃晚饭。我声明:“我懒得为一个黑鬼烧饭。”我丈夫说,“如果 你对我的朋友不客气,我将以同样的态度回敬你的朋友,我对他们撒野的行为已 经够耐心的了。”我有些来自南方家乡的朋友曾经喝醉酒上门来过,他还多次把 他们从牢中弄出来。所以我想家里还是保持和气为好(笑)。我最好还是略微容 忍一点。 那天,她来吃饭了。我丈夫到门厅迎接她,甚至帮她脱雨靴。我看在眼里, 也永远记在心头。我的老天爷!真是太触目惊心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 慢慢地和爱玛搞熟了,我甚至不知不觉中开始以她为学习榜样。我发现我们俩人 的经历十分相象。她告诉我,她初从得克萨斯州来到芝加哥时,在一家职业介绍 所碰到的事。本来,从她出生那天起,人们一直对她说,所有白人都是通文识字 的,那天她却碰到一个白人姑娘跑来请她帮忙填写就业登记表。那位姑娘确实既 不会读、也不会写,而她又确确实实是个白人。爱玛说,她当时实在吃惊到目瞪 口呆的地步。这件事促使我开始听她的话。后来到1963年向华盛顿进军的时候, 我和爱玛一起登上火车,并肩参加示威。我这才明自过来,我过去是受了蒙蔽。 过去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投身于组织南方来的贫苦白人的工作。我本来就是 个响当当的白人,我也不去打击黑人,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和南 方来的贫苦白人纠缠在一起。老天爷!任何人都不会愿意去组织处境和自己差不 多的人们,或者去组织自己想方设法要摆脱掉的人们。后来我才学会如何把感情 寄托于自己的人民。一旦我开始投身于组织贫苦白人的工作,我才真正发现我竟 然能为南方白人作出如此多的贡献。我实实在在感到自豪。这种自豪感我过去从 未感受过,因为从小我内心深处就有一种“服罪”感,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似乎 我什么玩意儿都不是,我不过是一条可怜虫而已! 开始,我只是找妇女们聊天,谈一些使我们大家都忧心忡忡的事。我从来不 提黑人,但是很快那些妇女就“黑鬼长、黑鬼短”地嘀咕起来,她们的观点是: 黑克捞到了全部救济金,我们所以一切都匮乏,根本原因在于黑鬼捞到了一切。 我并不反驳她们的话,只是耐心等待她们谈到切身的经历体验。生活确实把她们 压得够呛。从煤矿出来,从所有南方来的贫苦白人干活糊口的地方出来,绝大多 数男人都患上了矽肺病。我们难以使男人们听信我们的话,我们工作有所成效的 绝大多数是妇女。 后来有一件事使男人和妇女都团结在我们周围,这就是设立孩子游戏场所的 问题。厄普顿区是南方来的贫苦白人聚居区,在整个区里没有任何可供孩子游戏 的地方,唯一孩子们可以活动的地方是大街和小巷。孩子碰到车祸的事件每月至 少有两起。我们组织了一次试验性的投票,在邻里之间活动了整整一个月,以至 那些平时从不关心投票的人也出来投了一票。 我们一大群妇女熙熙攘攘地拥到管公共游乐场所的区管理人员那里。那些当 官的告诉我们:把整个城市搞得四分五裂的是黑人,他们把花在他们身.上的钱 用得精光。那些当官的又使用种族主义那一手了。当时,那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女 人挺身而出,她个子长得不高,经过一天辛勤劳动,看起来还不如一条肥皂,手 中还抱着她的娃娃,但是她能面对那些当官的,慷慨激昂地说:“你的话意思是 说:黑鬼为了争取本身的权利闭翻了天,而你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她们,以至我们 就一分钱也拿不到。难道事情真是如此吗?如果果真如此,我们南方来的贫苦白 人完全可以对你造反,把你整得够呛!”(周围一片哄堂大笑)。当时,我坐在 边上,我心里想:“老天爷!如果是我站在那里,我会张口结舌、目瞪口呆,根 本想不出该说那些话。但是那个小个子女人平时如此沉默寡言,却说出了我要说 的话。” 由于我们在那里的活动,厄普顿区变得面目一新。我想,这种成果必然把戴 利市长打击得够惨的,否则我们组织得最好的那条街,决不会碰巧在城市重建工 程中首先被拆迁,市政当局是想方设法要把我们挤出去。我们的人往往不得不拆 迁。组织得最好的人们搬走了。 我想,我们自己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了。我实在累得够战,我所说的话变成 了典型的套话。我分别和二十个人谈话,如果你录下音来,我敢说我所谈的那一 套完全是千篇一律。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现象。我们必须冷静下来认真观察一下周 围的情况和条件,重新思考一番我们究竟应该干什么和如何干。 组织南方来的贫苦白人是一件值得为之奋斗的事。我们组织起来的人,有许 多在迁到别的地方后相当有所作为。有一个妇女,现在住在佐治亚州,她一度是 个种族主义的信徒,在她干活的服装厂倒闭之后,她和其他白人妇女,居然与黑 人妇女一起,把厂买了下来。我们所组织起来的妇女永远不会回到过去的思想状 况。人,一旦挺身而起,一旦懂得自己受到压迫,并且知道是谁压迫了自己,她 就会坚持斗争,决不会再低声下气地让自已受到压迫。 现在我头脑里充满了梦想,而且这些梦规模都很宏大。当我在电视屏幕上看 到日本妇女展开斗争反对在她们故乡建造飞机场时,我深深感到我和她们战斗在 一起。全世界一切种族的人们我统统都关心,我愿意和一切人友好共处。我真希 望世界语能够赶快发展推广,让我能和世界各地的姐妹们促膝谈心。 象我那样愚蠢无知的笨人都能逐步摸索出那么多的东西,我百分之百地相信 其他任何人当然都同样能如此。真理并不是神秘莫测的奥秘,只不过是某些东西 感动了你,而你由此而突然觉悟到这个世界是多么丰富多采。于是,你对一切都 深深感到有探索之必要。我想,这一点是任何人都做得到的。 [附笔]:有一天,救火车奔驰到我们失火的邻屋,一个消防队员对我们大 声叫嚷:“嗨,你们让开!”尽管他的话没有损伤我们一根毫毛,但是我们对他 的态度仍然十分反感。我们责问他:“为什么你要叫嚷‘嗨,你们……’,如果 珀西参议员的邻居家失火,周围人们围观,你一定会有礼貌地说‘先生、太太, 请让一让’,难道我们不同样是先生和太太?” (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