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田野激情 赫谢尔·利贡 田纳西州的一个农场,在朱利叶山的山脚下,离纳什维尔十四英里。“我不过 是一个普通农民,喂养牲口,养牛、猪和羊。” 他身材魁梧,因常年烈日曝晒。脸上皱纹很多,活象画家约翰·斯图尔特·柯 里笔下的人物。 我的高祖父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我们家到这里已是第五代了。这些农场一向 归我的祖先所有。也许我是个有怪癖的人,不过我想我身上还有些我高祖来到这里 时的气质。我父亲在经济萧条时期仍有很大决心继续干这一行,大家都知道那时有 多么糟糕。 我只有在参加田纳西河流域治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离开过农场。我率领我 那个连队在法国大西洋岸的犹他海滩登陆,随后又修建了从法国瑟堡到德国法兰克 福的通讯系统干线。本来我回国后可以在电话公司找个职业,或者回去搞流域建设, 也有人介绍我去田纳西州国民警卫队担任专职,但是我说不去,我要去农场。我生 来就是务农的。不过我敢说,哪里干农活都不容易。 我就是热爱大自然,喜欢和牲畜在一起,务农难就难在喂牲口上。我那时就喜 欢跟着我父亲,甚至在我还不会走路的时候他就带我到牲口棚,我第一次挤牛奶还 只有四岁。 我父亲总是希望我们能到别处过好一点的生活(笑)。他没日没夜地干,从不 闲着……在我去打仗的四年里,他一人经营三个农场,而且还照顾他卧病在床的叔 叔。所以,我在想,既然他能这样做,至少我可以回来陪他度过余生。 假如我们不经营这个家庭农场,大企业就会掌握农业,到时候消费者必须多花 多少钱就难说了。看看石油公司控制煤炭供应之后我们的电费怎么涨价的吧!大公 司如果把我们这样的农场都接管过去,食品价格同样会飞涨的。我这样坚持务农, 这也算一个原因。在整个地区,这样固执的只有我一个人。 别的人都到其他地方工作去了。我知道有三个人在养奶牛方面很有学问。他 们并不是到学校去学的,他们自己饲养奶牛。经济形势逼着他们往外走。我唯一 的办法是让我的妻子离家外出工作,供养孩子们念完大学。我没有什么机械,只 是使用旧设备来经营。1945年我买了一辆拖拉机,就靠着它我才能在这里立足。 继续奋斗下去,也许能干出名堂来。有人一直对我说。我注定失败,可是我仍然 呆在这儿. 毫无疑问,农业大企业一心要把我们赶走。我们还在生产一些它们不能全部 控制的东西。我告诉你一个大体情况吧:目前五家公司控制着三分之一的养猪业。 养猪是我的主要收入来源。它们全部控制这一行业只是时间问题,它们已经把许 多养猪的农民从这块土地上赶走了。 实际情况是,许多人因为我们不拍卖土地十分恼火。这些人是搞不动产的, 他们现在得势。这个县里有九十五名不动产代理商。我们现有几百英亩土地,周 围全都是一些零星地块。 多年来,我一直使用骡和马耕作。两匹骡子拉着犁耕地时,那根横木嘎吱嘎 吱地响,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悦耳的声音了。横木用来把两匹骡子一起拴在犁 上。说到热爱大地和自然,最美的声音莫过于跟在犁的后面听那横木发出的声响 了。几年前我的骡子都死了,我也就听不成这声音了。我们把最后两头骡子埋在 那座小山上我家墓地旁边。横木来回晃悠发出的声音,听着真叫人心醉。 秋天是我喜爱的季节。在那艰难的岁月中,我父亲经常说:“要是有足够的 草料,送到槽里喂牛,牛能吃个饱,那你心里有多么痛快啊。”你可以回屋里去, 把火升起来。把所有牲畜照料好了,那是最好不过的事。天气晴朗的话,你还可 以外出打鸟。这样生活才够劲呢。 自从独立战争以来,美国的情况现在算最糟了。在这种乱糟糟的情况下,可 能出现一个希特勒那样的强有力领袖,并且发动一场革命。只要趁机而入,就能 控制局势。乔治·华莱士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曾经用飞机接送我的同事和我到他 的总部,帮他写政纲的政策要点(笑)。那真是有意思。他说:“就在我穿衣服 时和我谈谈吧!”我刚一提到我们的规划,他就把他的工作人员叫进来说:“这 个人提出了我所听到过的最好的想法。”他说:“我就是在农场长大的,我母亲 不得不卖掉农场另找工作,因为我们简直混不下去了。”许多人都喜欢乔治·华 莱士,他代表普通老百姓。 “我就爱逆其道而行之,没什么可说的(笑)。大战时期,我们连队都是黑 人士兵,白人军官。二十七名军官,只有我们四个南方人。我到那儿还不到一个 月,这些北方人中就有人说:‘你和这些人怎样打交道的?你一向这样对待他们 吗?’我答:‘我一生从来都是这样对待他们。’他们会说:‘哦,你那样对待 他们可不对。’我们到达英国后一个月,事实证明所有其他军官与我相比对黑人 的成见不知要深多少,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怎样打交道,我是知道的。我了解这 些黑人。 “我是一个严格讲纪律的人,对牲畜也实行纪律。要做一个善于养牲畜的人, 你必须象牲畜那样精明,因为假如你精明,你就能从牲畜身上学到东西。牲畜很 清楚它们自己什么时候干得不对,什么时候干得对,这是没问题的。它们知道该 穿过哪个门,不要穿过哪个门。你能很快教会它们这些。我揍它们,它们下次就 不那样干了。牲畜也和人一样有一种气质,并通过亲缘关系世代相传。” 我每天给一头泽西种牛挤奶。我现在天天早晨四点钟起床,把大母猪轰出来 喂食,再把它们赶回圈,然后我回屋吃早饭。如果地干,我们就下地干活,否则 就修栏杆、盖房,反正有做不完的事。早晨听听鸡啼鸭叫火鸡鸣,我常说:“这 就是美国,没什么好讲的!”(笑)我们在农场除了钱之外什么都有啦,可是我 看不到有什么赚钱的机会(笑)。 他们会出高价钱,可是如果你不痛快的话,拿了钱又有什么用?我的妻子和 我可以到佛罗里达州去,生活得象个国王和王后一样。可是我们给孩子和孙子留 下什么呢?如果我的高祖父当初不留在这里,我现在会在这儿吗?我不想让他们 把我赶走(笑)。 天不亮就起床眼观日出的景色;日落西山还在田里,每晚借着拖拉机的灯光 回家,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了!也许我是个十足的傻瓜,但我就是喜欢这 样。 我打算死后就葬在这座山山顶上的家族墓地里。家里每个人死后都葬在那里, 只有我的高祖夫妇俩人是例外,他们葬在威廉森墓地。他们的一个孩子死了,当 时下大雪没法去威廉森墓地,所以就把这个孩子葬在这座小山上。从那时起,所 有克洛伊德家里的人都葬在这个家族墓地。我打算将来也葬在那里。世世代代都 这样,这是没有问题的(笑)。 〔附笔]:在我们去纳什维尔机场途中,我们路过假日旅店、麦克唐纳快餐 店,还有马里奥特旅店、阿比快餐馆。他若有所思地说:“到一家当地人开的小 镇饭馆去,确实使人激动。人人都到那里喝咖啡,议论局势。这使人深深感到我 们还保持着美国的一些传统。这些东西,所剩无几了。可是只要存在的话,肯定 会给人一种了不起的感受。” (陈永易) 杰西·德·拉·克鲁兹 这是弗雷斯诺一个单门独户的家庭。门前的小花园十分雅致。 “我从小就是个流动工人,我们总得搬来搬去。经过之处,看见那些人家都 有很漂亮的花园,长满了鲜花。我一见到那朵朵鲜花总要说:‘要是有一天我能 有自己的家,能有一个花园,该多好呀!’当时,这是我们流动工人可望而不可 及的事。现在,你走进我家的门廊,你瞧,一片郁郁葱葱(笑)。如今我也有花 园了。” 她有六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最小的一个也二十一岁了。她是“国土归人 民”运动的积极分于。 “我的美国梦是想拥有一块土地,是你可以称之为家的东西。你可以一辈子 住在那儿,维持一个象样的家庭,建立一个你自己是一分子的小圈子。在那儿, 你长年都有职业,没有人来辞退你。我母亲的梦,是有一幢房子,可是她193O年 病故了。” 杰西·德·拉·克鲁兹今年五十九岁。 我和我母亲,我们都同我祖父、祖母住在一起。我的父亲回墨西哥去了。我 所能记忆的最早一件事,是阿纳海姆那年发大水。我看见灯笼在水里荡来荡去, 人们在呼喊。男人和小伙子们,甚至连我们小小孩,都要出去运土筑堤,以防洪 水进屋。 我最愉快的回忆,是我祖父星期日休息的日子。他要出门买东西,就把我们 抱起来,给我们裹上毯子,让我们围坐在烧木柴的大火炉四周。回来时,他总要 带些桔子、苹果,还有其他好吃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难得吃到的。 所有的教师都是盎格鲁人。他们老是要我们报自己的姓名,住在哪儿,哪国 人。我说:“杰西·洛佩兹,美国人。”她说:“不对,你是墨西哥人。”年复 一年,教师重复着同样的话。如今,他们突然却要我说,我是美国人(笑)。我 学会了讲英语,也学会了怎样进行反击。 我在同一个地方上学最长的时间,我记得是两个月。我上过的学校,大约有 四十五所。只要我的父母或哥哥找不到工作,我们就不能上学,因为我们不知道 能否在这里呆长。这样我耽误了许多学习。 我在学校里是个沉默的孩子。有时我受到处罚,不仅是因为我不爱说话,而 是因为我不会讲英语。我无法为自己辩护。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要学会讲英语。 我小时在饭桌上,我的哥哥老叫我:“杰西,吃饭呀!”接着又问:“你在干什 么?”我回答说:“我在空手写字呢!”(笑) 我的孩子们也曾经干收庄稼的活。我们务必要让他们上学。也许在十二月前 后摘棉花的季节,最大的一、两个孩子不得不辍学,这样就可以多挣点钱买吃的、 买他们需要的鞋或衣服。不过,我们总是希望他们能受到教育。 我开始跟着种庄稼,大约是在八岁的时候。每年冬天,我们都要北上。我在 梅子树的尽头照看弟妹。他们帮我把摘完的梅子装罐,然后放进箱子里。家庭其 他成员则一整行一整行地摘。 在劳工营里,房子都是用薄隔板造的。2X 4一块,用钉子何起来。两扇小窗 子,一扇前门。一间房,约12X 15见方,既是起居室,又是饭厅,什么都是它。 这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一家八、九口人。白天把毯子卷起来,腾出一点地方可以走动,干家 务事。只有一张床,那是祖母的,一张帆布床。我们其他人都睡在地上。在那 以前,我们通常是住帐篷,打补丁的破帐篷。在有帐篷以前,我们总是住在大 树下。那是很艰苦的。但愿再没有人非经历这样的生活不可。冬天,地上冒水, 你的衣服总是潮乎乎的。 我的丈夫出生于墨西哥。两岁半即随父母来到美国。十二岁时就干大人的 活,浇地。干十二小时才得一元二角钱,一角钱一小时。1933年我与他相识。 那是我们在劳工营头一年的事。 所有我认识的农业工人都常说:“要是我有自己的土地,我会懂得怎样经 营的。我将长年呆在那里。我的孩子们可以帮我干活。”这是所有移居美国的 墨西哥人家庭都经常谈的一套话。我们一辈子都在地里干活,要是我们有一块 土地,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种好庄稼的。 墨西哥人盼的是一家人住在一起,所以他们都盼着买一点地,以便养家。 这就是我的祖父常常挂在嘴上的事情,但是他的梦始终未能实现。 我们种庄稼,一直种到1966年左右。然后我们北上,在萨克拉门托一带收 摘梅子。我们有一辆大卡车,可以把家里的电冰箱、我的洗衣机、床上用品、 锅碗瓢匙和衣服都装上。日子不再那么艰难了。我们让孩子们在树荫下摘,不 让他们在葡萄架下搞,因为那里太热。我摘葡萄时,也感到几乎受不了。我替 那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们感到难过。我的丈夫说:“走,让我们上北方去摘梅 子。” 塞扎·查维斯成立工会后,我们就不再四处流动了。我们成为工会会员, 而我则是第一个女组织者。我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那里的人组织起来。我的丈 夫和我开始按签定的合同干活了,打那以后,再也不需要四处流动。 我懂得怎样做组织工作。我丈夫和我到别人家里去谈话。如果我们能买一 点地,你觉得怎样?我们搬到弗雷斯诺,跟很多家庭谈话,还开会。我们每人 都借一点钱,加上自己的一点积蓄,百把元吧,凑在一起,买些地。我们讨论 成立一个联社,二百户人家。 我们作出计划,为学龄前儿童建一所我们自己的小学校,大一点的孩子可 以送到城里上公立学校。我还想到要为老年人建一所我们自己的养老院。那些 不能再干活的墨西哥人需要有人照顾。医疗所的问题也讨论到了。 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同这些大种植主谈判。我们五个人一起来到 那家伙的办事处。我们听说他的土地超过了规定。按照1902年的法律,他必须 卖掉超出规定的土地。以前谁也没有给我们讲过法律什么的。凡是住在韦斯特 兰地区的人,都可以使用联邦补贴供应的水。那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在那以前, 灌溉全靠水泵。农民把水都抽干了。因此,他们要求政府在那里修建一条大运 河。政府同意了,拨了一大笔钱,几个国会议员也在帮助他们。 在我看来,这项法律是帮助小农户的,是为小的家庭农场而制订的,因为 他们不得不靠土地为生。妻子一百六十英亩,丈夫一百六十英亩,两个孩子各 一百六十英亩。不得超过两个孩子。总共六百四十英亩。谁还需要更多的呢? 我对这个种植主说,我们有些家庭愿意向他买一些土地。他根本就不让我 说下去。他问我,你们有没有五十万元(笑)。我们给他摘棉花,收甜瓜,已 有九年、十年了。他按每小时七角五分付工资。在那以前,给得更少。他居然 问我是否能付得出五十万现款。 他们在卖旧拖拉机、旧平地机、旧轧棉机,跟土地一块儿卖。我们对飞机 起落跑道不感兴趣,他却要包括在内,可我们并没有私人飞机呀。我们是农民, 我们没有必要买那么大的机器去干活,干活有的是人。 第二次见面时,我把得到的答复告诉我们的人们。他们泄气了。除了六户 人家外,其他人家都不干了。我们听说那个人有一些地想脱手,因为他需要钱 完税。这样,我们就可以按合理的价格买下四十英亩地。 六户人家种四十英亩土地。头一年,我们没法下种,因为土地要平整,又 没有水泵,也没有水。土地一闭就已经好几年。那年冬天,我们开始拔风滚草, 把它们垛好。那年雨下得很大,我们也没法干活。 一位朋友对我们说:“我租给你们六英亩吧。”于是我们便开始种那六英 亩地。我们下地,从早到晚趴在地上种西红柿。那时怕有寒流毁掉我们的庄稼, 所以不得不用保温罩。 一天,我们种完了西红柿,我说:“明天我们再来罩保温罩吧。”保温罩 是用铁丝和纸做成帽子形状的东西。下午二、三点钟,我听收音机广播(我总 是带着一台小型便携式收音机),听到气温将要下降到华氏二十三度。糟了! 我们的庄稼要毁了!我吓坏了,赶紧跑回去对他们说:“嗨,今晚要上冻,我 们的西红柿会完蛋的。”我们马上去罩上保温罩。 我们在保温罩的周围压上土,把它固定住。我们有成千上万个保温罩。那 天风很大,天又冷。我们是跪着爬去的。我哭喊着,真是好极啦。我不是说我 的哭喊好极啦,而是说五、六岁的小孩都来帮忙,好极啦,因为这些孩子们都 懂得,保住这些西红柿多么重要啊。风大极了,简直就是从我们手里把保温罩 扯走,你还可以看到保温罩随风摇摇晃晃的呢(笑)。后来我们的保温罩用完 了。好吧,我们每人拿起一把锄头,往西红柿苗上盖土,轻轻地。都盖好了, 我们才回家。天黑了,又冷又湿。 第二天早晨,我们都急于想知道,西红柿苗夜里情况如何。到那儿一看, 好极了。我们便把西红柿苗上的土去掉,眼看着它们挺立起来,一切正常。我 们保住了每一颗苗。这费了多大的劲啊。 这种事要是发生在大种植主身上,那会怎样呢?农场主只是走出去看看, 见到庄稼都死了,便说:“奥,真见鬼。”他回到家,也就会忘掉这一切。他 会接上拾音器,按一下电纽,拿起电话,通知苗圃拿几千颗苗来,叫工人再补 种上。这就是他经营农场的方法。 我们有了自己的土地以后,都是自己耕种。我们尽可能保住一切,什么也 不浪费,什么也不糟踏。我们天天干活,没有假日。啊,于到十一月,直到收 获完为止。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和收入情况。头一年,我们把西红柿选好后,交 给运输行。最后结帐,收入六万四千元。六英亩地,六户人家来分。 在分钱以前,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每一家都应该得到应得的一份。我们家 只有我丈夫和我二人,加上一个女儿。一家三口干的活儿,怎能和八口之家相 比呢?于是我们说:“我们按行数分,每人几行。”分配进行得很好,没有人 计较谁干的活多,谁挣的钱多。有事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事情就很好办。第 二年,我们种我们自己那四十英亩地。 在别人家需要帮助时,或者我们家需要帮助时,大家都会过来帮忙。我的 丈夫是个机工。什么时候拖拉机的某些零件坏了,他就去修理,以换回我们所 需要的工。我们需要用拖拉机,邻居就过来帮我们干活。这就是我们的分工合 作。 我们种的是非常边远的土地。我们靠苦干和拚命才活下来。我们不属于韦 斯特兰区。那里的用水,是由政府提供的。大片大片的土地,你走到那儿一瞧, 从这头到那头一片绿色,简直象无边无际的绿色海洋。没有房屋,什么也没有。 只有树,或者仅有棉花和苜蓿。那片土地是用纳税人的钱灌溉起来的。 那些用水的种植主都签过合同,他们要在十年内把土地分成小块出售。但 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如果那项法律得到实施的话,我们马上就得离开这 里。 那里的地都是上等的好地。我在那里干过活。你种什么都行:西红柿、玉 米、甜瓜、蔬菜、大辣椒。但是,他们只种一两样庄稼,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 想雇人。他们有大机器采摘,不愿种几英亩这,种几英亩那,而只种一种庄稼。 他们看的是什么,在他们望着土地和水的时候,两眼盯着的是金钱。他们看不 见在那儿干活的人。 我们并不想要很多的土地,好能去欧洲旅行,一年买一辆新车。那不是我 们向往的事。我从不想要有一架飞机,从不想要那些价值数千元的机器。我们 不需要那些玩意儿。在发明这些东西以前,人们不是也过来了,我们为什么就 不能呢? 这些农场主想的不是给人们的餐桌上提供食物,他们想的是每一英亩土地 能赚多少钱。他们拚命给土壤施化学药剂和农药,以求提高产量。他们把这叫 作——什么?——进步?随着他们的进步,他们把整个地球都要毁了,甚至连 他们自己也要给毁了。这用不到多久。 他们的想法是:人生在世,就要趁活着的时候好好享受一下,赚它几百万 元。而我们想的却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我的孩子,孙子、曾孙。我们要给他们 留一块地。我们不想让他们在一块长不出庄稼的不毛之地上饿死。 有那么一些大公司和个人,他们不仅在加利福尼亚有地,而且在亚利桑那、 在墨西哥,到处都有他们的地。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土地,也不懂得农业。他们 甚至根本不靠农业为生。 一对年轻夫妇拥有几千头牛、土地。还有一些专门供应牛排的饭馆。但他 们总觉得赚的钱不够,还想多捞一些。他们参加议会的意见听取会,还到老百 姓中去。他们说,我们要夺他们的地。我们毫无此意。他们完全可以保持足够 的土地供耕种,只要把多余部分卖出来就行了。他们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租下 了大量的土地。他们自称是家庭农户,但却有一万六千英亩地呀……。 一位参议员说:“这些人都是手上长了茧、已经三代务农了。”他们这些 人从来不拿锄头,手上怎么能长茧呢?也许他们是拿高尔夫球棒长的茧吧(笑) 。但反正不是由于拿了锄头把。这位青年妇女声明:“我不想再回去干那弯着 身子把腰都要折断的劳动了。”我几乎可以拿生命打赌,她一天活儿也没有干 过。她和她的丈夫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牧场。 我到华盛顿去过几次。我同这些人谈话从不感到胆怯。我同任何人谈话都 很自如,因为我谈的都是事实。我相信我所坚持的都是我认为的事实。 塞扎·查维斯给我打了一针兴奋剂(笑)。象我要说的那样,我一直最为 担心的事情,我之所以退缩不前,是因为我顾虑会丢失工作,会被人们认为不 是一个好的妇道人家,或许是由于我祖母曾经灌输给我的某种恐惧心理。祖母 在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总要提醒我们,当心警察会来的。有个邻居也经 常恐吓我们:我要叫警察,把你送到少管所去。我们老是听到这种话。因此, 在塞扎开始对我们说,妇女也是农业工人,也应该投身进去,也要发言时,啊, 我真高兴极了。我说:“好家伙,看我们的!” 我不停地学习,不断地把什么都记下来。所以我说:“你瞧,我来了。” (笑)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谈到我们希望有自己的土地。我们一直是农民, 可不是土地的主人。我们一直都在替别人种地,直到那时,我都是逆来顺受。 我的丈夫参加各种会议;我却不参加。我总是站得远远的观望。直到有一 次,我对他说,我也要去参加会议。在头几次会上,我只是听着,听别人发言。 有一次塞扎问:“还有谁有什么要说的吗?”我举起手来,说:“我的看法是 ……,”接着我就开始发言。塞扎说;“我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愿意发言的人。 这不是我的工会,这是你们的工会。” 在弗雷斯诺的一次大型集会上,我第一次露面。我感到很紧张。我还记得 那次大会。谈的是——什么来着——妇女的工资问题。那次会是在弗雷斯诺高 地举行的,我事先知道我要发言。我一直在想: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开始记下 一点东西。我得把我准备说的话记一点下来。 我环顾四周,那些大种植主、那些住在山上渡假胜地里的大商人都在场。 他们出席,是因为他们反对提高工人的工资。我听到叫我的名字时,就走上台 去。我的双腿直哆嗦(笑)。我走到扩音器前,环视一周,然后看看我的发言 稿。我只念了发言稿上的一句话:“女士们,先生们。”我说:“我叫杰西· 德·拉·克鲁兹,我是个农业工人。”接着我开始发言。 我说:“我们不得不跟随丈夫一起,到地里去干活。不是我们愿意这样做, 也不是因为我们爱在烈日下辛辛苦苦干十个小时,而是因为非这样做不可。我 们妇女不得不出去干活,为着要帮助养家活日。”我说:“我有六个孩子,全 靠我丈夫和我来养活。我们从来就不靠福利救济过日子,”啊,他们都鼓掌了, 好样的。啊,多了不起,我决不靠福利救济过日子。我接着说:“在座的有大 种植主、商人和餐馆老板。要是他们肯提高工资,他们就可以干脆把福利救济 的大门关掉。”哎呀,我感到胸口痛,就在胸口上,有一个硬块。我不记得刚 才我说到哪里了。我把双手放在背后。我听见我们小组里有人喊道:“说下去 呀,杰西,讲给他们听听,往下讲呀!”我说:“我现在给你们讲的不是书上 写的,而是刻在我心坎上的、印在我脑海里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经历 过来的,也是许许多多其他农业工人的家庭同样经历过的。”我就这样讲呀, 讲呀,没完没了(笑)。人们都来向我祝贺,但是一连三、四天,我这里一直 感到痛,就在胸口上。可是,我总算把话说完了(笑)。 我小的时候,祖母经常同我们一起流泪,因为她没法让我们吃饱。那种感 受,我怎样才能下笔呢?我的哥哥没有鞋穿,他哭了,因为他不习惯光着脚走 路,我又怎样下笔呢?我的小女儿由于没有钱请医生,而我们又从未学过如何 护理病儿,终于死去的情形,我又如何下笔呢?对于劳工营的生活,又怎样来 写呢?当我要说明一些含义深刻的事情,说明我亲眼目睹许多人的孩子在地里 发生事故而丧生的情景时,我实在难以行之于文呀!所有这些都是感情深处的 东西,是难以用言词来表达的。 去年,就在这条街上,正是摘葡萄的季节,我看到这家人住在大树底下。 女的正在做饭,他们围绕着大树系上几条毯子,就算是住的地方。去年,也就 是1977年,在曼宁大街,雇用这一家人的主人,却有一幢很漂亮的公寓,中国 式的建筑。你瞧那华美的装饰,那别致的花园。他们怎么能眼见这些人住在树 下而无动于衷呢?这些人也是人呀,也有孩子呀,孩子也都住在树下呀! 我记得有一次,我作为代表出席了1972年的民主党大会,一位新闻记者对 我说:“你就是那个激进分子,那个共产党人吧?”(笑)我笑着说:“我不 知道。他们把我叫做激进分子,捣乱分子,以及诸如此类吧。我却不知道共产 党人应该是怎样的,所以我怎能是共产党人呢?”(笑) 在我们设置纠察线时,一些第二代美籍日本农民成立了一个组织。当时这 些日本农民全都来到纠察线跟前,用各种各样难听的词来骂我。我们在大清早 四点就到了那里。他们却用粗铁丝做栅栏把房子围了起来,把那些拒不参加罢 工的人都拉进栅栏里。日本农民还用大汽车把那些准备破坏我们罢工的人护送 出去。我就对他们说:“嗨,你们见到这铁丝栅栏能联想起什么吗?”我说: “当你们的家人被赶进运牛的卡车送到弗雷斯诺集市的有刺铁丝网后面时,我 曾同他们一起哭泣过。而现在,你们却对我们农业工人于同样的事情,因为我 们坚持了我们所信仰的东西。你们正在做着以前别人对你们做过的事情。你们 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呢?这并不会使你们更象美国人的。美国,美国政府,并 不认为你们比我更象美国人。你们仍然是日本人,而我呢,仍然是墨西哥人。 ”于是,他们低下了头。 我记得在战时,有许多日本家庭在这里开小铺子。我常去他们的店里买东 西。有一天我看到这些日本老大娘在哭泣。只允许他们用白床单包几件衣物, 扛在背上,然后就被赶进运牛的卡车。我目睹这种情形,也哭了起来。因为我 想:下次会轮到我们吗?但是,他们却把这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 有些流动农业工人也忘记了所经历的一切。弗雷斯诺有一个电台广播员, 他经常说:“我是个流动农业工人。我来到这里工作,并且取得了成就,这些 墨西哥人为什么就不能呢?”啊,这种说法真使我火冒三丈。我真想跟他讲讲 清楚,不是通过电台,而是面对面地谈谈心。 终于我的愿望实现了。这可不容易呀!但我并不满意,只有到那一天,许 许多多的农业工人都能在自己的农场安居乐业了,我才满意。到那时我才会说; 这一切正在实现。 美国变得越来越好了吗?没有。这个国家决不会为我们做什么好事的,一 切都只有靠我们自己来做。我们必须继续斗争。我认为,事情总会起变化。我 们有一句俗话说:希望的火花是不到最后不会熄灭的东西。人不能丧失希望。 丧失了希望就会丧失一切。 使我感到伤心的是,这个变化要到我老了才会实现。我希望我今年才三十 岁、三十五岁。这样,我就觉得还可活许多年。我不是那种人,老了就坐在摇 椅上自哀自叹。总是会有事情可做的。只要你想干,就总有事情可做。 (郭同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