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山区乡下佬 弗洛伦丝·里斯 来吧,受苦的工人,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 做好事的工会在这里扎下了根, 你站在哪一边?你站在哪一边? 她七十九岁了,模样就象电视上常见的老奶奶:满头白发,脸色慈祥,戴着眼 镜。 我出生在田纳西州的尤尼恩城,那是个农业区。开始写歌的时候,我年纪还小, 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长大了,开始写工人,想写出点比消遣性歌曲、短歌好一些的 作品来。我就这么开始写起有份量的歌曲来了,后来,写了“你站在哪一边?”那 首歌。 我爸爸是煤矿工人,1914年惨死在矿上。他是装卸工,装一吨煤,还要在木头 铺的小道上推一百五十英尺,才挣一角五分钱。煤矿老板没有安葬他,连一分钱都 没有给妈妈。那个时候,矿工经常送命,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有,常常见到抬出来一 个人,不是死了,就是砸伤了。 我经常见到矿工——有时候大清早四点钟我就去了——他们头上戴着一盏小煤 油灯,点着一根灯捻。满山都是下矿的工人,活象星星点点的萤火虫。他们一下矿 也许再也上不来了,根本谈不上安全,什么保障都没有。没有工会,生活可真难哪。 1917年,矿工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待遇就好了一点。 工会办起来了以后——我想是在1922年——矿上又罢工了。警卫和打手到处抓 人,工人只好躲到树林里去,聚在一起,组织起来。后来,派国民警卫队把人们赶 了出来,把家具也扔了出来,什么都不放过。 我丈夫也是矿工,他有黑肺病,搞过工会组织工作。打手们一个矿挨一个矿叫 工人出来干活,他们也来问我丈夫愿不愿意回去上工。他回答说,有合同就干,没 有,不干。这样一来,他们就先拿他开刀,想要干掉他。他们把他抓了起来,送到 哈伦监狱。到了监狱外面,他们反而松手了。他们想,要是他逃跑,就有了借口可 以开枪打死他。正因为这样,他拿定主意不逃跑,呆在那里不动,等着他们把他带 走。他们把他带进监狱,和另外五个人一起关在一间水泥地的牢房里。有个人走过 来想给他带上镣铐,可是同牢房的人不让,所以第二天把他送到派因维尔监狱去了。 后来,放他回家了,不过,还是监视着他。有个叫约翰·亨利·布莱尔的,是 县里管治安的头头。这个人和煤矿老板一鼻孔出气。他雇了几个人,说是当副手, 实际上是带枪的打手,真正带着枪。这些人经常搜查矿工的家,一查出枪就没收, 把矿工关进监狱。 他们果然到我们家来了;足足来了四、五车人,带着两支手枪,还背着子弹带 和几支大枪,一进门就搜查,翻箱倒柜,褥子、炉子,里里外外都翻了个遍。几天 以后,他们又来了,对我说:“嗨,我们又来了。”我说:“你们想干什么?”他 们说:“我们来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文件。”我根本不懂什么是世界产业工人 联合会,问了问邻居,他们也不知道。我说;“该弄个明白了,他们也许会帮我们 对付这些带枪的打手。”可惜我们没有打听出来,只好照旧过日子。 193O年和1931年矿工罢工了。我对那些打手说,罢工不关我的事。家里来了一 大帮打手,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山姆走了,别的男人也差不多走光了。我想, 也许我可以写点什么,说不定真能写出点东西来。我们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孩子们 的饭量又大,抓到什么就吃什么。那个时候,矿工连走路都晃悠。 他们把一个叫乔治·泰勒的矿工关进了监狱。他的妻子有糙皮病,和我一起住。 有人问我:“弗洛伦丝,你不怕传染?”我说:“不怕,她是没有饭吃才得糙皮病 的。”后来,她领了两个双胞胎小姑娘去监狱看丈夫,碰上了约翰·亨利·布莱尔。 他看见做妈妈的这副惨相,可能良心上有点过意不去,给了小姑娘一角钱银币。他 对小姑娘的爸爸说:“要是你肯离开这个州,我就放你出去。”回答是:“我不走, 要呆在这里帮着把工人组织起来。”不过,他们把这家人家害得实在活不下去了, 他只好走了。事情越来越糟,我想,得干点什么了。 以前,我有本旧日历;我把它从墙上扯了下来。只有这么几张纸,我就开始写 “你站在哪一边?”这首歌。越往下写,越顺手;歌词来得真快,好象不是我,是 另外一个人在写。当时,我很难过,又担心,又害怕。写完歌词,用一首老的赞美 诗当歌话。我是浸礼会的教徒。那首赞美诗的歌词是这样的(唱): 我走向彼岸 我走向彼岸 我走向彼岸 在彼岸,我可以得到永生 我用了这支曲子,“你站在哪一边?”谱的就是这首曲。(她唱了起来:) 我们开始大干一场,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带枪的打手叫我们整得日子很不好过, 你站在哪一边?你站在哪一边? 我上学只念到八年级,矿区没有高中,最多只能念这么几年。我最想当作家, 不过,那个时候我想反正是当不成了,我懂的事情太少。要是去上大学,倒有可能 当个作家;不过,我连想都没有再去想它。有人对我说:“我宁可你没去上大学, 否则你就不会写现在这种东西了,你的想法也会大不一样。你会往高处爬的,写出 来的东西也不会和现在一样。”不过,我想干什么,自己心里有数。许多矿工的孩 子都和我一样,他们总想有点出息,就是没有办法。 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要是能弄到猫呀、狗呀,或者 别的什么东西,他们就对我说要办丧事,叫我唱歌。我什么歌也不会唱,不过我会 编。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叫我牧师(笑)。 我的外祖父是浸礼会的老牧师。妈妈是教书的,爸爸只念了几年书,他拼写的 时候全靠听单词的发音。妈妈为这件事还很伤心。爸爸是个好人,干活肯卖力气。 有一阵子。他让我们搬到乡下去住。他两个礼拜回家一次,有时候一个月一次,要 翻过两座山才能到家。有时候他写信回来,妈妈就读给我们这些孩子听,嘴里说: “可怜的吉姆,可怜的吉姆。”她想让爸爸多长点知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我也嫁了个矿工,生过十个孩子,现在还有七个。我有三十一个孙子,八个曾 孙。叫我高兴的是他们都是好样的,没有一个跑到工人纠察线的对立面去(笑)。 他们都懂得该站在哪一边。 有一次在布鲁克赛德,工人罢工,司法部门要抓男人。女的要把男的替下来, 可是男的不让。我去了,叫他们让女的干。工贼想闯进来,女的就把他们赶回去, 还用鞭子、棍子打他们,把他们的脸抓得不成个样子。有的工贼闯过来上了山。这 批人是县里管治安的头头和公路巡警队给了他们好处派来的。他们回来的时候,那 些女的还等着呢,不让他们回去。工贼说:“我们要回家。”女的说:“你们既然 上了山.现在得呆在这里。”有个女的进过监狱。我问她:“你用鞭子抽过工贼吗? ”她的指甲很长,她说:“瞧瞧我的指甲,我狠狠地抓破了一个工贼的脸。”她真 的这样干过。有人对我们说,希特勒说女人的天职是上教堂、领孩子、下厨房;那 才是胡说八道。 我去商店的时候,看见店里摆满了吃的、穿的。不过,有些人还是什么也没有。 我常常想,这究竟是什么道理,真不明白,也从来没有人对我讲过。矿工什么活都 干,但是挣不到钱。有些人光赚钱,矿工光干活;样样东西都是他们生产出来的, 自己却到不了手。 爸爸死以前,我们没有订过报纸。你还记得“达旦尼克号”是什么时候沉没的 吗?我不知道他怎么听说的,也许是别人告诉他的。他说:“他们让穷人坐底舱, 出了事,先淹死。”爸爸常常读圣经。他从矿上回家,总是先去拿炉子上的咖啡壶, 倒上一杯咖啡,说不定就到前门口去了。我记得有一次他进来说:“又有几个狗娘 养的有钱人见鬼去了。”妈妈说:“吉姆,别在孩子面前说这种话。”当时,我很 害怕,不懂她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想,为什么他们让穷人先淹死呢?他们肯定劫数难逃;要是有人逃了出来, 也是有钱人。我翻来覆去想,老是想不通。我想问问妈妈,但是她不愿谈这件事。 我想,世界上总该有点好事情,工人总该过得好一点。不过,没有人解释给我听, 我不明白为什么事情总是这个样子。 我见过人家做祷告,伸出手要求工作,结果什么也得不到。他们说:“圣经上 说,好人做祷告,对我们用处很大,坏人做祷告,对我们没有一点用处。”不过, 有钱人是坏人,他们的祷告倒常常很灵,我真弄不明白。我说:“如果他们是坏 人,为什么他们的生活这么好,我们的生活这么苦呢?”我认为穷人的工资应该 高一点,该有个象样的家,有了病,应该好好治一治。不过,我们还是一个劲地 干呀,干呀。要是工人都团结起来,我们可以组织个大工会,人人都可以生活得 好一点。 美国是个好地方,也很美。人们对我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也是最讲 公道、讲文明的国家。我才不信这一套呢。我们可以算是富国,但是,不是最讲 公道、最讲文明的;不然的话,事情不会这么糟。一天到晚尽是抢劫、偷窃、杀 人、强奸;并不是老百姓要这么干,逼得没法子呀。他们把这种人关起来,反而 变得更坏。如果我因为肚子饿偷了个面包,他们会要我坐牢的。如果一个百万富 翁动一动笔杆子就把东西偷到手了,不但不会坐班房,反而从此出人头地。这太 不公道了。 他们不干活,每天去干活的是工人。工人要有个象样的家,要带着孩子到海 滨、山区去玩玩,要让孩子受好教育。要是爸爸也有这种机会,他也会有学问的, 我也是这样。这么一来,我们也能够写一点什么了。 美国是个很美的地方,它可以变成人人生活安定的好地方,不过要靠他们自 己动手干,好比煤矿工人那样。要是矿工联合会被破坏,就象大堤决了口,他们 会接着搞掉汽车、钢铁、橡胶、纺织这些行业的工会,以后就再也不会有工会了, 工人都得再过挣一角五分钱一天的日子。我对他们说过:“别光瞧着你的伙计推 货车上山,自己舒舒服服跳上去坐着。你也帮他推一把嘛,这样两个人就都可以 快点坐上车了。”(她唱了起来:) 要是你上哈伦县,那里可不兴当中立派。 不当工会会员,就当约·亨·布莱尔的工贼。 你站在哪一边?你站在哪一边? 他们说为了教育自己的孩子才提防我们。 他们的孩子娇生惯养,我们的,快成野孩子了。 你站在哪一边?你站在哪一边? 先生,你能够忍受吗?告诉我,你怎么忍得下去。 你是想当带枪的打手,还是要做个男子汉? 你站在哪一边?你站在哪一边了 (徐复) 乔·贝格利 我们坐在百货店的门廊上。这家百货店的业主是乔·贝格利和盖奈尔·贝格利 夫妇,开设在肯塔基州的布莱凯。布莱凯位于这个州的东部。坎伯兰高原尽管浓雾 ——也许是烟雾——迷漫,但景色却十分动人。我们离弗吉尼亚州的边境不太远了。 我们沿着一条从七号公路分岔出来的泥泞小路驾车驰进一个象市镇废墟似的地 方,向一个行动迟缓、形容。限怦、颇有点象林肯的人打听乔·贝格利在什么地方。 那人回答:“你们现在正在和他说话呢!” 他今年整六十岁。 “四十五年前,布莱凯是一个由几家股份公司组成的市镇。当时这里有七座煤 矿,都是深井开采的煤矿。每天有六班客车开到这里来。我们还有一家银行、一家 药房、一家制冰厂、一家旅馆、还有两三家饭馆。大约在1919年和1927年,这里发 生过特大的洪水,冲毁了许多东西。紧接着,大萧条又毁掉了更多的东西。从此以 后,生活便成了一场战斗。” 对我来说,这里的高山一直是原始的远离尘世的地方。我认为人们并不了解阿 巴拉契亚山脉的历史,他们也不太了解这个国家本身的历史。学校制度已经破产, 已经有一百年不起作用了。 我花了五十年时间才站住了脚,改变了观点,明白了我是个什么人和我在干什 么。学校里教我的是一个过于简单的童话般的世界,一种编造出来的虚假的东西。 直到十五年以前,我对土地转让契约还一无所知。我对“伤心的旅程”也一无所知。 学校根本不告诉我们这类事。况且我没有上过学,所以我只有通过别的途径知道这 种事。 我奶奶是彻罗基族印第安人,她的一家躲过了那次“伤心的旅程”。她还能记 得她家里的人告诉她,我们的联邦士兵把一两万彻罗基人从这里押走,送到北卡罗 来纳和佐治亚,把他们分散在各地。这种屠杀在教科书上是没有的。她是拒绝离开 此地的人当中的一个。我觉得我欠了我奶奶一点什么。我想我也欠了这块地方一点 什么。我不赞成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我也不赞成过去五十年里大工业在这 里统治人民的方式。 我奶奶告诉我的是一回事,我爸告诉我的却是另一回事。我学到的是,印第安 人不受欢迎,黑人不受欢迎,穷人不受欢迎。经过整整五十年我才承认我错了,并 且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我爸说过:“如果我们不学会闭上我们的嘴,我们就不能在这个社会里生存下 去。你奶奶老了,她告诉你的是一些她想象中以为发生过的事。”我爸是吓怕了的。 他需要有一个职业,他有一家人要养活。这就是这个国家不正常的地方:我们都在 战战兢兢地过日子。 我爸是一个在社会上很招人喜欢的人。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看他 和另外五个人鹤立鸡群、不同于众。他们帮助穷人,教穷人如何打官司,为穷人请 律师,还给穷人送吃的。他们装上几大车食品,送给那些山里人的首领,送给穷得 揭不开锅的人。教会不赞成这些人,因为他们偶尔喝一点威士忌。实际上,他们都 是被逐出教门的人。不过他们倒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真正做点事的人。我爸具有一 种——他们把它叫做什么来着?——分裂的人格。 在我小时候,环境给我很大的影响。我没有上过学,因为我非得到山里到处去 跑。我得守候猎物,河里、溪里我都得跳下去。我没有时间去上学,因为我能在十 分钟里读一本书,而且老师说起话来就象传教士一样。我听过一百个传教士布道, 他们总是一个调门。我就是没有这个时间去受这份罪。我想活三十年,而且我每年 都还要设法再活三十年。生命原来是短促的。我倒希望活上一百五十年。我希望人 人都能活一百五十年。我的梦是见见各式各样的人。他们都有一番经历可谈。我要 看看他们到过什么地方,我又该到何处去。 “我参加过海军,当了一名鱼雷兵。在那个时候,我认为炸掉日本人的船只和 杀人是好事,我们为此还得到过表扬。三十五年以后的今天,我为此晚上睡不着觉, 尽做恶梦。我已经把我的孩子们扶养长大,他们现在条件比较好,在经济上根本不 用发愁。他们已经成家立业。可是这里其余这些住在山里的人却弄不到钱,冬天的 夜里冻得直发抖。我为此醒来混身发烧,眼泪流进了我的嘴巴;我开始想到在海军 里和用鱼雷把别人炸得魂灵出窍的情景,而这种情景曾经使我非常兴奋。” 如今,我倒希望有可能成为一个律师。我希望懂得关于土地的法律,因为在我 的一生中,人民总是没有自己的权利。这件事至今还挂在我的心上。我们有一些受 过高等教育的人,我想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也要想法子帮助别人。我从小就有 这种想法。 我深感需要受点教育的地方是:每当一个手段非常高明的有教养的家伙夸夸其 谈,用一些我听不懂的非常深奥的大字眼把我驳倒,而我对他所使用的那些巧妙方 法却一窍不通——这个时候我就深感需要受点教育,这样我才可以把他驳倒。 这里的人,他们生活在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土地上,可是这一切他 们都没有份。大约一百年以前,北方的大工业把这些土地经理人,手段高明的律师, 派到这里来,用两角五分美元一英亩的代价买下了这片土地。这里的人签署了一份 叫做土地转让契约的东西。五十年或者九十年以后,大工业就把他们所有的东西统 统弄得精光。这里的人从来没有受过教育,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画一个X 就算签 了字。大工业买下了称之为天然气和木材的那类东西的开采权,根本没有提到剥岩 机或者推土机的事。这里的人一点也不懂得现代化开采煤矿、天然气和石油、云母、 石灰石的方法。这些东西这里全有。这里有大工业想来弄到手的十二种贵金属。“ 宝石岭”,“蓝钻石”,这些公司的名字是从哪里来的?这些签署土地转让契约的 得益者的子孙们,他们自命为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你知道这支歌吗?《这片土地是 你的土地》但是,却有一种合法的手段说这不是你的土地。只要事情长此下去,这 里就要发生麻烦。从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起,我爸就教我如何用合法而正当的 手段购买东西。他说:“如果你买一英亩土地,这一英亩土地上到天堂、下到地狱 就全都是你的”土地转让契约可不是这么回事。 他们只顾露天开采、钻井开采、地面开采。这就彻底毁了这些山。露天矿的矿 工把整个山顶炸掉。这些炸掉的东西最后都落到了河流里。飘扬在空气中,弄死了 所有的野生动植物,毁掉了人们的家园,把人们赶走。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和不道 德的采煤方法。我把这些经营露天煤矿的人叫做响尾蛇。他们正在毁灭阿巴拉契亚 山。如果我们打死一条响尾蛇,法律是支持我们的。可是这一类的响尾蛇却有法律 在撑他们的腰。 哎呀.这当然是一种快速的采煤方法。在内华达州的雷诺有一家赌场,他们有 一只用白炽灯和霓虹灯照亮的银舞鞋。光是为这块招牌发的电就足够三千四百家穷 人的有五个房间的家庭使用了。不久以前,在北汉普顿的铁路调车场上有五十六节 载重量为六百七十吨的车皮,满载着等待装船运到日本去的煤。这就是正在埋葬阿 巴拉契亚人的东西。 坐在门廊上的一位朋友奥斯丁·米勒插嘴说:“在我住的地方,他们有一条大 路通到上面大约六百英尺的地方。他们把山周围的大树都砍倒,树林子里到处都是 这些乱七八糟的脏东西,暂且还在那里,等到这些树一烂,雨水一冲,唉,这些东 西就全都流下来,把你的家都埋起来了。这都是这些露天矿干的好事。要不了多久, 这些东西就要烂掉,把大家都埋起来。 “这些公司拍拍屁股就走掉了。它们是挂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牌子干的。即使你 想打官司,你也不知道先找谁下手。” 天下雨的时候,人们都不敢住在家里。埃米特·塞克斯顿已经搬走了。他告诉 我,他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在家里睡了。大批大批的脏东西正在流下来,他不知道 这些东西什么时候会把他埋起来。 这些经营煤矿的人总是避免靠近公路,因为人们在那儿看得见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也知道他们是在干见不得人的亏心事。可是现在煤的需要量很大,所以他们也 就不在乎有谁看见了。 我们几家邻居想开一家自助洗衣房和一家洗车房,弄点活儿干干。我们可以用 一种不会污染河水的办法来干,买合适的肥皂。可是我们这儿的卫生官员马上提出 了指责。但是他们却允许这些经营露天矿的人和深井矿倾倒大量酸性的东西,污染 河水。 我们邻居的几个孩子去钓鱼没有许可证,保护自然资源的官员抓住了他们。这 些孩子太穷了,交不起罚金。我跑到渔猎法监督官那里去,我说:“你有没有给那 些大煤矿公司发过传票?”他低下了脑袋,苦笑了一下说:“我把这些统统撕掉。 让我们忘掉这件事吧。” 一个年轻小伙子刚从越南回来,他的地给露天矿的矿工们毁掉了。他的律师说: “你一点希望也没有。法院里的官员们都和煤矿生意有瓜葛。”他收到了各式各样 的传票,说他杀了这个或那个他根本不认识的人;他是给牵连进去的。他受到了一 次新的教育,而且是以一种难以忍受的方式受到的。我们的许多年轻人都有这种经 历。 阿巴拉契亚这里的人已经穷了一百三十年了。在我们这四个县里,大约有九万 人一年收入低于三千六百美元。我说的是那些很穷的人。许多人靠救济过日子,得 了黑肺病和肺气肿。有的人耳朵聋了。他们都是好人,老实人,而且辛辛苦苦干了 一辈子活。 人们跑来说:“我们已经多少次给打翻在地了,现在站起来再打有他妈的屁用? 我们需要打赢他几仗才行。’于是我们组织了一个公民保护地面权利同盟。全国各 地都有象我们这样的小组织,都有同样的苦衷。我们开始打赢了几仗。 我不知道,阿巴拉契亚的事情有没有可能不用暴力来解决。我希望能。我学会 了承认美国的国旗,保证忠贞不渝,在海军里服役,尽我自己的本分。可是现在有 了这些推土机,我就不相信穷人会无动于衷地甘心忍受下去了。一个人不能战战兢 兢地生怕失败。否则,他最好现在就自甘失败。 我们想合法地和客客气气地干。然而,如果你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就还有另一 条出路。我不想使用暴力。可是这里的人完全有理由使用暴力。我看到鹿绝迹了、 海狸绝迹了、鱼绝迹了、野味绝迹了、甚至河水也干枯了,现在我又开始看到人也 走了——既然这一切都能发生在我活着的六十年里,我就很想知道何处是尽头了。 “我们知道在越南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在和我们根本不了解的人民打仗。三十 五年前,我在海军里服役的时候到过东京湾,那时胡志明和他的人民都是我们的朋 友。日本人才是我们的死敌。我的儿子在越南和曾经是我朋友的人打仗,反对的是 别的什么东西。而在这里的山里,真正一心要毁掉我们的人却得到我们政府的支持。 我给搞糊涂了。我正在设法分清好坏和是非。” 我相信法律和秩序。我当过四年警官。我还当过大约二十九年副警长。我把很 多人关进了监狱。最近我还帮忙逮住了几名逃犯。他们叫我,并且对我说:“我们 不想给人弄死。我们要你来这我们。我们知道你是不会揍我们的,你是不会虐待我 们的。”我把他们送到监狱里去了。我结识的几个最好的朋友就是我关进监狱里去 的人。我不相信拳打脚踢,我不相信用手枪柄打人。我相信尽量告诉他们,他们干 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该这么干。对人和气,这才是最主要的。 我是一个万事通。我会铲煤,我会铺铁轨,我会开起重机,我会挖和铲,不过 这都不是我想干的活。我想干的是安装内燃机,想知道内燃机出了什么毛病。能使 内燃机运转,也就能使人运转。麻烦的是,我们根本不在乎它是如何运转的。我们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的教育制度过于简单化,象童话那样是编造出来的, 它根本不教给我们世界万物是如何运转的,政府是如何工作的,谁在管理政府。 人们明白缺少某种东西。一个人在一生中总归要闯过这许许多多灾难的。我所 希望的只是他能够吸取其中大部分的教训。人往往要怀旧,我可不想回到过去的日 子去。在我前面只有将来,过去已经永远不复返,让死掉的就此埋掉吧,让我们继 续前进。可是这个国家是一下子就经历了过去那些年月的,人们还来不及理解这些 年月是多么美好,首先是我们究竟为什么生活在这里这件不可思议的事。 对我来说,这些高山是上帝在开天辟地的时候放在这里的东西,我想它们在这 里已经有四百万年了。河水原本是清澈的,树木原本是翠绿的,还有各色各样的野 生动植物生活在其间,它们本来就不是放在这里让推土机和贪心不足的人弄得一塌 糊涂的。 你不必灰心绝望。因为少数人完全能够在这个国家里取胜。当初就是少数人拯 救了这个国家,他们进行了一场战斗,另外四分之三的人,老天知道,只是袖手旁 观。没有必要有一支军队,也没有必要掌握上万个人。你只需要有少数决心取胜的 人。我不想把这些人统统争取过来。我们失去其中一部分人我会很高兴的,如果把 他们统统争取了过来,我们就没有进一步斗争的目标了。一旦一座大厦全部竣工, 那就万事休矣,也就没有必要再干了。我们不想这座大厦彻底完事,我们不希望这 块土地万事休矣。我们希望它不断发展、发展、再发展。我希望活到很老、很老、 很老,好观察事物的发展。我现在六十岁了,我还要再活六十年,而且我要象第一 个六十年那样充分享受这第二个六十年。我生命的最后一刻要用来反对某种东西而 不是维护某种东西。我要不断地进行挑战! (冯韵文) 盖奈尔·贝格利 她是乔·贝格利的妻子,商店里的售货员。到这儿来的顾客可真是络绎不绝呀: 有小孩、有老人、也有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他们都是从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 出来,到这店里买东西的。他们从这家店买的东西有:一瓶可口可乐呀、一袋油炸 土豆片呀、一盒牛奶呀、一个面包呀,等等。即使罗伊斯一罗尔斯的推销员也没有 象她那么热切地盼望着主顾的光临。她和顾客们打交道时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终 日生意不断,做生意时的气氛既轻松愉快,又诙谐幽默。“在这里,做生意并不完 全是经济上的交易,而是一种友谊,一种短促的社交活动。对于我来说,这和得到 两角五分钱的佣金同样重要。” 许多人都以为,今日之美国还是当初的美国,他们没有认识到,美国正在神不 知鬼不觉地发生变化,已经不是当年那样的美国了。这也是唯一使我震惊的一件事。 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悲观,可是现在有些行事做事的那一套却使我厌恶。我收到一封 姐姐的来信,她明明住在埃迪维尔,可是信封上却盖着帕杜卡的邮戳。这固然是一 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使我十分痛心。这是典型的大政府思想。在他们眼里,埃 迪维尔,或是布莱凯的邮戳算得了什么? 现在住在这里的居民的情况已经和我小时候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时候,几乎家 家户户都有父亲、母亲和一群孩子。可现在呢?大约每三家就有一家只有一个寡妇, 她的孩子们都到俄亥俄州或密歇根州找工作去了。如果在这里能够谋生,他们中间 的多数人还是愿意重返故乡的。我们布莱凯的那所小学共有八个年级。在一百二十 名学生中间,百分之七十的学生都符合免费用午餐的条件。这就向你说明了这个城 镇的一些情况。真让人伤心哪! 我们这儿的许多人都有病。那些长年累月在煤矿干活的人都得了黑肺病,要么 就残废了。刚才在这儿的那个人不就是双手都没了吗?他的两只手是在一次雷管爆 炸事故中被炸掉的。城里人可没有矿工的那种气魄。那么,当然啦.在我身上也没 有矿工的那种精神。我的父母曾经开过一家饭馆。这话说起来可就是二十年代中期 那饭馆还没倒闭的时候的情况了。当时,饭馆出售的所有果排点心都是我母亲亲手 做的,哎呀天哪,那果排点心可真再好不过了。饭馆里总是宾客满堂的。那时候, 煤矿也办得很兴隆。还有就是那种对未来的盼望,盼望着将来有一天好事情也会落 到自己头上。而现在,这不过是许许多多回忆罢了。 我自己也为自己以前曾经盼望过的那些事感到难为情,因为我现在知道了很多 当初不知道的事。我所敬重的那些上了年纪的人都曾劝我要抓紧、要读书、要出去 闯天下,离开这个地方。当时,我的确没有深刻地考虑过自己的事,没有考虑过自 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自己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也没想到自己还会回到东肯塔基 来,我早把它从我的计划表上抹掉了。(笑) 我先在贝利安大学念书,后来到新英格兰工作。我并不知道,作为一个山里人、 一个阿巴拉契亚人、一个山区乡下佬,这多少还应该是一件可夸耀于人的事情!我 总以为自己是山区人,这是最失体面的,所以在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没让任何人知 道。1939年和194O年,在康涅狄格州,我努力使自己的谈吐和那儿的人一样,为的 是向大家表明我的身分已经高于一个山区的乡下佬了。现在我已经不是一个乡下佬 了,这全靠乔(笑)。 嗅,我确实为我的家族感到自豪。但是在我内心深处,却总在琢磨这样一个问 题。这么好的人为什么偏要呆在这样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到那青草之乡去嘛!我实 在不愿意自己是个山里人。后来,我认识了乔,他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难为情的 事。好家伙,这可真了不起。 我父亲姓考迪尔,在这一带,这是个最常见的姓氏,因为姓这个姓的人是很早 就在这里定居的家族,时间可以一直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当时,乔治·华盛 顿发给他仿士兵退伍费时,有些士兵得到的是土地而不是金钱。在他的年轻士兵中, 有一个名叫詹姆斯·考迪尔的北卡罗来纳人。他得到了好几百英亩土地作为他的退 伍费。当时这里叫作弗吉尼亚。在十八世纪末他来到这里,并在离这儿大约两英里 的地方安了家。如果我没有漏掉一辈的话,他就是我祖父的祖父。(笑)噢,是呀, 我们家在这儿已经住了很久很久了。 直到我长到十六、七岁的时候,才第一次意识到我们的土地已经不再属于我们 了。当时,我极力想上大学,可是家里却一贫如洗,根本没有钱。然而,顺着这条 路往前走,住着一个女孩子,她却已经准备就绪要去上大学了,她带的衣服就装了 好几箱。她的父母拥有矿山。可是那些地方原来是我祖父的土地呀!我心里总觉着 有点儿不对味儿。你简直不能相信我用了多少年的时间才找到了问题的根子:土地 转让契约。这位不住在这里的业主的情况就和那些拥有美国的少数人一样,完全就 是如此。 真正使我气愤的就是听人们议论穷人。其实我也不能肯定他们是在议论谁。对 于我来说,凡是来到这里的人都恰恰是赤贫的人。但是他们的名字是斯特拉、是沃 什大叔、是鲍勃……总之,他们都是一个一个实在的人。穷只不过是他们作为人所 具有的又一个方面。我希望他们并不穷。但是,他们可不是写在报告上的一个名字 而已,也不是一个数目字或百分比。 我父亲的的确确是一个爱国者。他是那样坚信政府是好的,政府会保护你。我 一度也曾相信过这种看法,可是现在我再也不信了。我不象我父亲那种爱国法。我 丝毫没有那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愚蠢地把世界分成许多国 家。我并不是想让一切都混为一体。我喜欢多样化:不同的外貌、不同的语言。不 同的人。但是我还是觉得天下应该是一家。(笑) 什么叫做受教育?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理解的。我认为,如果你是受过教育的, 你就会用现实主义的眼光去观察事物,并且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而社会又 是世界的一部分。对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会有某种内在的动力鞭策着你,这 不是一种外来的东西。如果一个人能够理解和解答自己的问题,他就是个受过教育 的人。 从我还是个小姑娘时起,我就喜欢读书。我母亲给我买的那套丛书中有一本叫 做《中国孪生儿》。此外还有《英国孪生儿》、《苏格兰孪生儿》等这一类的书。 当时我真地以为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呢?书里有世界各地的儿童,但是他们并不是 处处都和我截然不同。就我所能记忆的,我是从这些书里最早知道人们虽然各有不 同,但都是同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这一道理的。 我特别喜欢诗。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在她十八岁左右时写过的一首诗。她 写道: 从我站立的地方极目远望, 我所能看到的是三座连绵的山脉和一片森林; 我转身望向他方, 又看到海湾中三个岛屿在远方。 然后诗中又接着写道——咳,她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呀(笑)! 卡普里岛上一个垂死的饥民, 举目向我凝望; 你知道,她隔山望去,看到了世界的其他地方。我很早很早就被这首诗打动了, 它使我想到我和大下人都有着亲缘关系。 (黄育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