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文凭 哈特曼·特恩波 密西西比州丘拉附近的一个农场,离杰克逊市六十英里。特恩波和他妻子站在 纱门旁边迎接我们。他是个热情奔放、体格魁梧的人。他的外貌和他实际年龄很不 相称,已经七十五岁了,却完全可以冒充五十。他说话时抑扬顿挫,颇有节奏。 墙上挂着他两个女儿穿着毕业礼服的照片,还有几块匾。一块写着:“为在争 取人权活动中的献身精神与领导作用”。下款是丘拉服务中心,1978年 5月。另一 块写的是:“为在争取人权斗争中所作的鼓舞人心的努力”。落款是梅森河三角洲 协会,1978年。第三张则是1976年的高中毕业文凭。 我八岁开始到地里干活。整天整天地跟犁打交道。我只是零零星星地念一点书。 直到七十一岁,年纪也够老的了,才凭自己的本事拿到了一张文凭。要不是我到底 还学了点知识,我在许多地方是混不过去的。(笑) 我爷爷曾经是个奴隶。其实,他的亲生父亲就是他主人。他取得自由之后,他 那亲生父亲就把他操劳了半辈子的那块地卖给他。等我爷爷死了,他老婆,也就是 我奶奶,在遗嘱里把那块地分给我了。我至今还留着那么一小块地,舍不得全卖了。 我从小就住在这块地上,直到我长大成人。我现在还能干活,但是我打算今年歇手 不干了。 现在你可以看到,那些小山和这片三角洲的情况不一样。战争一结束,大部分 黑人就买下山区的土地。许多老奴隶主把那些地都卖给他们了,让他们建立小小的 家业。但是在这块三角洲上,庄园主是什么都不卖的。这三角洲一个个的种植园, 都需要黑人劳动力。每个种植园有四十头到二百头驴子。每块地方分租给二十五至 一百个佃农,都是一家家黑人,他们统统都从属于主人。黑人没别的地方可去,他 们就只能那么一年又一年熬着,一直到四十年代末,这种生活方式才开始瓦解。 并不是种植园瓦解了,而是他们开始不要我们的劳动力了,雇工的房子,小木 头棚子都给拆了。现在种植园用了机器,人力劳动就得给机械化让路。庄园主于脆 叫黑人搬走:“我们用不着你们了。”这就是他们说的话。他们把小木头棚子拆了、 送掉、或者廉价出卖。老乡们就把材料拉到城里,重新给搭起来,两三家挤在一幢 房子里。这事没落到我头上,因为我那块地是我奶奶留给我的,我是有个家的,他 们没法强迫我。 当时许多过去的奴隶主认为,他们又能重新奴役黑人了。他们以为黑人会情愿 为一天挣两毛五分钱而干活。有些种植园主就公然这么对我说的。但事实的发展并 不象他们所打的如意算盘。 有一件事我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只有办福利才能说得上照顾佃农。上帝准是从 咱们美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脑子里溜跑了,因为我们这儿从来没有设过福利部门。 你要是老得干不动活了,他们就把你送进贫民院,在那儿傻坐着,人家给你吃什么, 你就吃什么,直到你咽气。 当庄园主把劳力全赶跑时,那些工人就搬到小城镇里来。在北方有亲友的人就 跑北方去,反正哪儿有路就往哪儿走,哪儿能搞到一丁点儿钱或者只是一个窄窄的 睡铺就上哪儿去。就在那时候,联邦政府开始救济他们了。 美国梦(他哈哈大笑,笑了很久)?过去奴隶制时代的精神今天依然活着,并 没死,就和当时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卸下第一船奴隶时所表现的一模一样。白人 他们今天也还有这种精神,那种思想在他们中间还存在。三 K党拚命想重新骑在我 们的头上,我这不是讲笑话。你知道他们的预言吗?他们说再过十五年他们要重新 奴役黑人。 就拿南方的白人来说吧。他们挺精明。他们没能学得更乖些,因为他们所受教 训还不够大。今天真正需要接受教训的是黑人,他们需要接受一个大的教训。所有 黑人都需要受教育,好懂得白人脑子里有些什么打算。你看那些年轻黑人。我得给 他们谈谈早先我在种植园是怎么过的,那阵子白人总是把黑人弄到铁匠铺。弄到谷 仓,他会用一根皮带抽打黑人,就象你揍孩子那样。 有一次他们用皮带抽我。如果我说他们没抽打过我,那我是在撒谎。那时我约 摸十六岁,还只是个孩子。他们是两个人,他们就这么抓住我的脑袋,把我按下去, 用手枪顶住我的后脖梗,然后用皮带抽我。 今天的年轻人,你告诉他们过去的苦,他们回你一句“别废话”,根本不觉得 是什么。你告诉他们,今天的白人和你象朋友那样聊天,甚至拍拍你的背,可一到 了你听不见也看不到的地方,他马上就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成为一个穷光蛋。白人说 对付黑鬼的唯一办法是让他什么也得不到。这话一点不假。 黑人从民权运动得到的唯一的东西——这么多知识分子,包括白人和黑人,搞 得家破人亡,进了牢房,全乱了套——黑人只得到一样东西,那就是他的投票权。 多数的人还没有足够头脑去使用这种权利。 投票权没太大意义。现在全密西西比州都有“袋鼠法庭”。一个黑人和白人间 纠纷,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压根儿没法在法院打赢官司的。现在三 k党又得势了, 年轻黑人被送进监狱,判他们的刑期特别长。打我记事起,我还没听说过有象现在 这么多的年轻黑人给关在监狱里的。 二十年前,一个白人只要准备好了就随时可以杀死黑人,屁事儿也没有,消息 不会传到县界之外。今天,民权运动激发了社会上对平等的要求,白人有了新眼光, 他们现在的办法是让黑人什么都得不到。处处想方设法使黑人失业,这话不是我说 的,而是白人说的。 大概十五年前,在十四个左右南方的州里,黑人占有二千万英亩土地。现在黑 人只有三百万英亩土地了。三 K党说他们要把这些地也买下。你知道现在有多少黑 人失业呢?情况越来越糟了。 一直到1963年,一直到这场民权运动开始,我才感到我真正需要自由。田纳西 州那边有人到格林伍德去鼓动,然后又来霍尔姆斯县鼓动。他们碰上我们,说是可 以到这儿来教我们懂得什么是公民权利,教会我们进行选民登记和投票。我们说请 他们回这儿来,我们要为这个运动祈祷。他们来了,我们说很好,我们说我们舍得 在这上面花钱,我们要卖了汽车作经费,我们要把命都豁出去干。我们喜欢这场运 动。我们觉得它对头。 在这之前,从来没有黑人登记投票的。白人就这么把权都捏在自己手里。他们 想任命谁当官儿就任命谁。我脑子里也没有转过这些事。我一心考虑的是吃的问题, 住的问题,搞一辆旧汽车什么的。我在棉花地里,太阳出来就干,一直干到天黑。 但是那时候我已经不在种植园了。我是在给自己干活。我看出在种植园干是没前途 的。你可以干它五十年,最后还是和你开始干的时候一个样。我心里实在希望在我 老得干不动活的时候,晚年手头能有点积蓄。 我们就这么上教堂去学习有关公民权利问题了。我们一星期去两次,每星期三 晚上和每星期天。当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知道怎么登记和投票的时候,我们就出去试 验了。 我们上列克星就这是县政府所在地。那次我老婆没去,所有男人都去了,总共 二十人左右,都是自己开的车子去的。进了县城快靠近法院了,我们还没到红灯就 停了下来,把车子开到马路边。我们说:“好了,现在下车,我们要两个两个并排 走,省得他们说我们妨碍交通。”我们说我们走道时大家要拉开一段距离,他们就 没法说我们是结帮来的。我们按此做了。 我们拐弯走到法庭南门,碰到了县警官安德鲁·斯密士。他一见到我们就问“ 他妈的你们这是往哪去?”约翰’伯尔回答:“我们是来登记的。”县警官一手按 在枪把上,一手抓住警棍,向后退了几步。我走出行列,对他说。“斯密士先生, 我们只是来登记的。”他简直不能相信黑人居然敢来登记。便停下来说“好吧,你 们全绕到前门去,到法庭北门去,全老老实实给我在那棵树底下蹲着不许出声。” 我们照办了。我们拐过去,全挤在树底下,老老实实地蹲着。他也绕过来,看着我 们。他一手按在枪把上,一手放在警棍上。提高了嗓门说:“好了,谁第一个?” 我们二十个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我心里想:这些黑人马上就要跑了。所以我就 站出来说:“我。我第一个。”他放低了声音说:“好吧,特恩波。如果你当第一 个,你就沿着路边一直走,走进法院,进左边第一个门,办你的事吧。” 我进去了,一位女士在那儿。巡回办事员当时不在。她说:“你想干嘛?”我 说:“我要进行选民登记。”她说:“选民登记?”我说:“是的,小姐,选民登 记。”她说:“你得等麦克莱南先生回来。”我说;“我可以找个座坐下吗?”她 说:“可以。”我在一张椅子上一直坐到十二点。她说:“午饭时间到了。我要去 吃午饭了。”我说;“我午饭后回来。”她说:“好吧。”我约摸一点一刻回去。 麦克莱南先生在那儿。我走进去,他说:“你有什么贵干?”我说:“进行选民登 记。”他说:“选民登记?”我说:“是的,选民登记。”他抓起一本册子,使劲 推到我面前。“往那上面填。”我看了看,弄明白了,填好了就把册子推了回去, 走了出来。另一个人进去也登记上了。他们一整天就登记了我们俩。 老乡们,白人和黑人,都知道我是谁,有的还是和我一起长大的,那时却爬到 汽车顶上看着我,就象我是从动物园跑出来的什么动物,出了一场洋相。我们回家 去。在这之后,他们就不让人登记,要先让他们经过一场很难的文化测验。他们把 联邦政府的一个登记员派来,让他耽在邮局。每个人上那儿去登记,都通过了。我 们就这样登记上的。 这以后大约一个星期,有一天晚上一辆车开来,他们朝这个房间扔燃烧弹。他 们朝这扇窗户和后面卧室扔进两个燃烧弹,把子弹全打到这个房间。(他指指墙上 的一个洞。)看见那个洞了吗?这是0. 45口径的枪。(他指指另一个洞)还有一 颗穿过那扇窗的窗框底边。 那天晚上我们去参加一个会。有个人进来了,那条狗不是让他杀了,便是让他 弄走了,我们从此再没见到过它。我们约摸一点钟上床睡觉,袭击开始了。我已经 睡着了。 特恩波大大插了进来;“他们坐了车来,拿走了所有的登记名册。我们从那房 间出来,我和我女儿,她十四岁,你除了烟什么也看不见。他在拿枪,我们出来碰 上那两个白人,他们站下,我们也站下。他出来时。他们朝他开枪,他也就开始朝 他们开火。 “然后我继续扑灭火焰,把窗帘扯下来,泼上水,把火浇灭。我上后房来把床 上的褥子套拉到那边,又回到这儿往沙发上泼水。我提的水,因为我知道他在外面 射击。我把窗帘全拽下扔到地上,它们全着火了。我跑到后房里,把床上所有东西 都拽下来,往上泼水。” 我开始射击,他们开始跑了。 那天晚上我给首都华盛顿联邦政府的司法部打电话,要求他们派几个联邦调查 局的人员来调查一下这场枪击和放火。他们来了。那天早上八点钟光景,他们坐在 这儿,把经过写下来。他们写完后,县警官当天晚上返回来逮捕了我,把我关到监 狱里。说是我于的。说是我放的火。说没有白人来过这儿。说是我把房子打出那些 洞来的。说是我在两个房间里都扔了燃烧弹的。 我耽在牢里。自由民主党把我保释出来。官方在丘拉市搞了一场预审,判我有 罪。他们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出名,为了上电视。那些联邦调查局的人,他们有个秘 书,她有一架搞窃听的那种小玩艺儿。他们就于这样的事。他们在杰克逊市开庭审 讯,在联邦法院的邮政大楼里开庭。首都华盛顿的约翰·道尔先生来了,他们撤了 起诉,他们没什么可指控我的。这事才算不了了之。要不是那样,他们会判我在密 西西比州监狱蹲上十五年大狱的。 特恩波太太又插进来:“后来他们又上这儿来,再一次开枪打这儿。” 他们第二年顺大路开车过来,朝这房子又开过几次枪。我从杰克逊市打电话给 联邦调查局,对他们说:“我只是给你一个挽救某人生命的机会,因为如果再发生 这样的事,我就要开枪打死许多人。我有个老婆和一个女儿,我爱我的老婆和女儿, 就象你爱你的老婆和女儿一样。只不过我黑你白,可我对我老婆和女儿的爱跟你对 你老婆和女儿的爱完全一样。你就这么兜一圈,证据也找到了,然后把事情掩盖过 去,甚至不必上报。我现在不是要求你上报,我只是要告诉你,如果再发生这样的 事,我就要杀人,直到我自己给杀死。这就看你了。我要说的就这些。”后来再没 发生过这样的事。这是谁干的,他们知道得一清二楚。 这是十五年以前的事。又是开枪射击,又是杀人,而黑人只得到一样东西,这 就是他们的投票权。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别的东西。 特恩波太太插进来:“他们现在在商店里雇用黑人,在银行里也雇用黑人。” 但他们打算连这一点也要收回去的。(有点恼火)我总是提前一年告诉你们将 要发生的事,可你们就是不听。一直到事情都发生了。然后我提醒你。我总是能跟 上形势。 南方的黑人已经是爬到顶了,他们再也上不去了。全南方的白人都站在一起, 他们说只有一个办法让黑人翻不了身,这就是让他永远是个穷光蛋。如果不是有福 利救济,三分之二的黑人现在就得饿死。 卡桑先生,一个年轻的黑人,一个崇拜你们的人,现在是丘拉的市长。 他碰到各式各样的麻烦。白人要他光是傻坐在市长宝座上,当个傀儡。他不肯, 他们便不断地闹事。那些黑人也真够傻的,让白人挑拨他们自相残杀。白人把黑人 置于一团糟的境地,黑人真要取得进步,真要摆脱这种处境,他们就得同心协力团 结起来,一起工作。一个人的困难应该是大伙儿的困难。现在黑人不肯那么干。白 人完全是把黑人当作阿斗。如果黑人不觉醒,不肯动脑子,白人还要再奴役他们的, 历史还会重演,一点也不会比过去好。密西西比州有些地方他们连日子变了都不知 道。黑人的待遇和二十年前完全一样。 你看看马丁·路德·金吧。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一次 一年一度的全国性集会上。有一个年轻妇女问我对金牧师的非暴力计划有什么看法。 我回答她:“我认为金牧师的非暴力计划是我所听到过的人世间最突出的瞎说八道, 完全是莫名其妙。”当时他本人正坐在那儿看着我。他们全笑了。笑声刚一停止, 她就说:“如果你处在他的地位,你会怎么办?”我说:“我会以牙还牙,他们用 什么办法对付我,我就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们。如果他们用微笑治我,我就也朝他 们笑;如果他们用枪对着我,我就用枪对着他们。”集会上的人全都站起来和我握 手。我说:“如果你们还这么干下去,他就会在某个什么地方丧命,倒在地上缩成 一团,象一匹马似地躺在自己流出的血里挣扎。因为他们要你做的正是让你缩起脖 子,耷拉下眼睛,好快快把你宰了。”当然,他们会杀死我、我老婆和我女儿,把 我们扔到房子里,把我们尸体烧掉。情况就象我在集会上给马丁·路德·金作的预 言一样。他们终于在田纳西州开枪打他,他倒在地上,躺在自己的血泊里死了。 我感到这是上帝有意惩罚我们。我感到要不是上帝,我们用不着这么受苦受难。 《圣经》里有许多的道理。《圣经》上确实说:如果你要给你兄弟挖一个坑,那么 就挖两个,因为第一个是你的。人们变得那么邪恶,那么刻毒,背离上帝那么远, 上帝不得不为了引起他们注意,让那些事也落到他们头上。你就拿那些已经忘记上 帝的年轻黑人来说吧,不管你拿起什么报纸,上面讲的都是这些人搞凶杀、盗窃, 什么都干,就是不上教堂和主日学校、嗅,上帝蛮可以让白人去奴役他们,揍他们, 一直接到他们脑袋清醒点。 假如黑人能都站到一块,团结在一起——但是这只是一个“假如”,他们不会 站到一块、也不会团结在一起的。在象丘拉这样的小市镇里,一旦黑人想团结,白 人马上会来分裂他们,让他们斗殴,结果他们什么也干不成。在这儿的白人,他们 倒抱成一团,他们是一条心的。 他们说什么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是在向一条死路前进,我们前进去挖自己的坟 墓。这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上帝在上,如果我还可以重新再过一辈子,而那日子 和现在的一样,那我情愿不要。十年后,要是黑人没被奴役,那是老天爷真到人间 来了。 你知道我的梦是什么吗?你知道我愿意看到的美国是什么样的吗?我希望看到 的美国,在那里人人都能够互相握手,称兄道弟,忘记了他们是不一样的。我和你 就这么握手,就象亲兄弟。我幸福地生活着,待你很友好,你也待我很友好,你忘 了我是黑的,我忘了你是白的。就这么生活。可是情况不会是那样。 我们怎么能使这样的梦想实现呢? (他哈哈地大笑了很久)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反正我是 看不到这一天了。这一天离现在还远。到最后,就没有什么白人和黑人了,就只有 一个种族。到那时人人都享有彻底的公正待遇,但是这一天离耶稣降临于世的日子 不会很远。这是《圣经》上说的。每个人都心满意足,然后他就来了。但是我不会 在那儿。这将是一段艰巨的路程,也得花些时日才能到达,我只是为那些年轻黑人 难过。 那些老奴隶主已把黑人训练得服服贴贴,做什么都得向白人一五一十报告。所 以他们得到自由以后,身上仍然会有这种传统的奴性。他们还会这么干下去,你在 美国各地都可以找到这种人,他们会向主人报告其他黑人。所有这类习性都得消灭。 得有一代一代的人出世、长大、死去,很久之后这些旧习性才会全部消亡。 (郑启吟) C.P.埃利斯 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杜尔汉姆市他的办公室里。他是国际操作机工工会的事务 主任。墙上挂了一枚奖章:“服务证书,授予c.P.埃利斯,以奖励其作为杜尔汉 姆市人事关系委员会成员期间为本市提供的忠诚服务。1977年2月。” 他曾一度担任三 K党杜尔汉姆支部主席(头衔:大龙头)。他今年五十三岁。 我父亲在杜尔汉姆一家纺织厂做过工。他四十八岁就死了,可能是死于棉尘。 那个时候,我们连矽肺病这个词也不曾听说过。我当时才十七岁,有个母亲和妹妹 要靠人抚养。父亲的保险金只够付他的丧葬费。我只好停学去做工,离开学校时将 近学完八年级。 父亲拼死拼活地做工,但总是没有钱来买件象样的衣服。我上学的时候,衣服 好象从来不够穿似的。每天傍晚,我都带了一种自卑感离开学校。旁的孩子都穿得 漂漂亮亮的,而我却只能穿父亲买得起的。直到今天,我心中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这 类自卑感,有时还得费些功夫去克服它。 我爱我的父亲。他常带我去看球赛。我们还一起去钓鱼。我那时实在为他的服 装感到羞耻。他省下这笔钱自己不花而给了我。我总有一种感觉,好象有人盯着他, 嘲笑他,也嘲笑我。我想这对我后来的一生是有影响的。 父亲和我很亲近,但我们之间却不常说知心话。他嗜酒成性。一个星期里,平 时每天做工,到了周末就准备喝个烂醉。这我可以理解,一个家伙一眼看着工资单, 另一眼看着帐单,辛辛苦苦干了一星期,到头来帐单上的数目还是比工资单要大。 整个星期干死干活,看来是没什么希望了。这是病根子。最后,你就只好说:“去 他妈的。我就喝它个够,忘得一干二净。” 在大萧条的年代里,父亲失业了,我记得陪他去过市里的信贷公司,碰了钉子。 这件事叫人一辈子忘不了。 父亲好象从来没有高兴过。对他来说,生活总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挣扎,就象对 我也一样。我很少见他笑过。他总是揣摩着日子如何一天一天地挨过去。 我在一个加油站当了几年加油工后就结了婚。我们有了孩子,四个。其中一个 孩子天生是瞎子和白痴,成了我们一个真正的额外包袱。他一句话不会说。我去看 他时也不认识我。但我还是去看他,搂着他的脖子,跟他说话,对他说我爱他。我 不知道他是否认识我,但我知道他受到很好的照料。我这一辈子都得工作,没有一 天缺过勤,只要有机会就加班,但生活上还是过不去。我开始感觉,这个国家有毛 病。我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尽了,还是平衡不了收支。 我对这个伟大的国家可真抱过很大的希望。(笑)他们说,你奉公守法、上礼 拜堂、为人规矩、信奉上帝,就会万事如意。可是万事并不如意,反而是越来越糟 糕。 当时,我在一条路线上送面包,一周最多能挣七十五美元。房租每星期就要十 二美元。我忘不了的是:我的屋外有个可装二百六十五加仑的油桶,可我从来没有 足够的钱去灌满它。每天晚上,我跑到店里买五加仑油,爬上梯子,把油倒进那可 装二百六十五加仑的油桶里。我可以听到那五加仑油啪随地落到桶底的声音,就知 道里面是空空如也。但是这点油晚上还是可以使室内保持暖和。第二天又重来一次。 我离开那送面包的工作时,口袋里只有五十美元。我跑到银行去借了四千美元 把加油站买了下来。我每周七天工作,从开门于到关门,最后犯了心脏病。恰恰是 在最后一次付清债款前的两个月。我老婆拼了命使它继续营业。我是千方百计要跳 出这个泥坑,但是实在没有办法。 这一下我真的开始发火了。我不知道应当怪谁。我想找到什么人出气。于是, 我开始把这一切归罪于黑人。我必需找什么人解解恨。恨美国是不容易的,你看不 到摸不着它,也就恨不起来。你要恨什么东西总得是能看得到摸得着的吧。(笑) 很自然,黑人就成了我憎恨的对象。因为在我之前,我父亲就是个三 K党人。对他 来说,三 K党是白人的救星。全世界就这一个组织是关心白人的。于是我也开始崇 拜三 K党了。 我是在加油站的时候成为三 K党活跃分子的。每星期一晚上总有一帮人经过, 买瓶可口可乐,回到车上喝上几口,又回过来站着聊天。我禁不住要奇怪:为什么 这些家伙每星期一都要出来?他们说他们是三 K党人,就在附近开会。我感兴趣吗? 天爷,这可是我一直盼望的一个机会啊!当个什么组织的一分子。于是我参加了三 K党,从一般成员升到头领,从头领又升到副主席,从副主席升到了主席。头衔就 叫大龙头。 我跟这些家伙一起出去的头一天晚上,他们敲门发出暗号。里面派出几个披长 袍的党人来和我谈话,给了我指示。我被引进一间大会议室,这可是我终生难忘的 时刻!真叫人兴奋!这里是一个家伙,苦干了一辈子,挣扎了一辈子,总想搞出点 名堂来,现在这名堂可真来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四个被长袍的党人把我带进了 大厅。里面灯光暗淡,只能看到一个发亮的十字架。我跪在十字架前,叫我发了些 誓,许了些愿。我们保证要维护白种人的纯洁,要与共产主义斗争,还要保护白种 妇女。 我发誓以后,屋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看来至少有四百人在场。就为了我这么 个小人物。对C.P.埃利斯来说,这可真是个令人兴奋的时刻。 我感到恼火的是,有些人并不真正知道内情,却拼命批评那些单个的三 K党人。 要知道他们大多数是低收入的自人,什么都没有他们的份儿。他们和黑人一样被排 斥在外。他们中有的人也没受过什么象样的教育,就象我那样。我们从许多医生、 律师、警察官员那里得到大量支持。 也许是因为他们一生中有过许多辛酸事,使他们感到必需找个什么来解恨。要 恨的人最自然的对象就是黑人。黑人开始爬上来了,开始上学念书,还投票选举, 还竞选公职。而那些照说比他们优越的白人呢,却被排斥在外。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参加那些极右或极左的组织。他们和我是一条船上的 人,都被排斥在外。在我们内心深处,希望在这个伟大社会里占一席之地。可是没 有人理睬我们,于是我们就参加了这类组织。 有一段时期,我当过国民权利党的州组织干事。我为三 K党组织了一个青年小 组。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快老了,我们这一代人总要死的。于是我和学校里的一些娃 娃联系,他们那里正好存在种族问题。头一天晚上,我们召来了一百名中学生。在 他们进门的时候,我们奏起了“迪克西”乐曲。这些娃娃简直乐坏了。我开始每周 召集他们开一次会,向他们讲授三 K党的原则。那个时候,我相信马丁·路德·金 和共产党有联系。我讲课时说安弟·扬是共产党分子。 有一天晚上,我那些娃娃中的一个打电话给我。他大约十二岁。他说:“我刚 才在闹市区被两个黑鬼抢了。”我正好喝了几杯酒,听到后火冒三丈。我跑到闹市 区,但没找到那娃娃。我担心起来。我看到两个年轻的黑人。我身上带了支三十二 口径的左轮手枪。我嚷道:“黑克,你们见到一个白人孩子吗?我刚才接到他的电 话说几个黑鬼抢走了他一角五分钱。”我拔出手枪,指向他的脑袋。我说:“我一 直想杀个黑鬼,我看你可以首当其冲。”我把他吓得鬼魂出窍,逃得个快。 那时候民权运动正开始高涨。黑人们开始举行示威,在闹市区商店门前摆纠察 线。有个我永远忘不了的恨之切骨的黑婆娘,安妮·阿特瓦特尔。我每次去闹市区 时,她都在带头闹事。我多么恨——请原谅,我如今不太用这种说法了——我多么 恨那个黑脸黑鬼啊!(笑)又大、又肥、又重的女人。她大概组织过八次示威,你 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已经有两、三名黑人站在结帐柜台边上发动抵制了。我和 她面对面地斗过好几次了。 我感到自己好了不起,哼!(笑)我们或多或少算是个秘密组织。我们不愿意 人家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于是我开始思考了。我躲躲闪闪干吗?我一辈子没犯过法。 法庭里没有我的档案。我是谁?C.P.埃利斯,一个美国公民,美国联合三 K党的 成员。我凭什么不能到市政委员会的会议上去说:“这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不愿 意你们买那些活动房屋放在我们学校的院子里。我们不要黑鬼进我们的学校。” 我们开始公开活动了。我们去参加各种会议,凡是黑人参加的我们都参加。每 次都面对面地交锋。我什么都不掩饰。我们开始走一些市政委员和县专员的后门。 他们开始把我们称作朋友。晚上打电话给我们:“C.P,你昨晚来参加会真使我高 兴。”他们也不赞成种族混合,但是他们只能秘而不宣,偷偷地活动,为的是能够 当选。他们不能公开站出来说话,于是有别人说话时他们就高兴。我们到一些市里 头面人物的家里去访问,和他们私下谈话。不久以后,就有市政委员来电话:“黑 人们今晚要来提一些令人发指的要求。来几个你们的人,搞一下平衡怎样?”我马 上就拨电话通知我们的人:“黑鬼们今晚要到市政委员会去。市里有人打电话给我, 要我们去人。” 我们就装满汽车开着去,塞满了半个市政委员会的会议厅,黑人们则占了其他 一半。那种时候,我总是皮带外面挂了武器,扬长而到会场,我们人人都武装了去 的。最后总是互相吼叫和辱骂。嚷来嚷去,结果呢?由于我们双方打架,市政委员 会就得其所哉。他们不愿意放弃对黑人和三 K党人的控制。他们在利用我们。 后来我开始明白这一点了。有一天我走过市区,有一位市政委员看到我过来。 我以为他会和我握手的,因为晚上我们还通过电话呢。我去他家拜访过他。谁知他 穿过马路溜了。狗屎!我开始想,这里面有问题。这些人多数是商人,也有律师, 保险公司经纪人,都是这类人物。只要他们能使低收入的白人和低收人的黑人继续 争斗,他们就能维持统治。 当我在大庭广众之前遭到冷遇后,我就开始有这种感觉了。我想,去他妈的, 你们别想再利用我了。从那时起,我就真正严肃认真地思考起问题来了。 今天,美国全国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人民被那些当权派、那些掌握了全部 财富的人利用了。我不是在鼓吹共产主义。我们有世界上最伟大的政府制度。但 是那些掌权的人就是不愿意那些不掌权的人也享受一份权利。不论是黑人还是白 人。当事关金钱,牵涉到那些绿票子的时候,其他颜色就变得全都黯然失色了。 (笑) 我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我还是不喜欢黑人。我不愿意和他们混在一起。不 论是黑人、犹太佬还是天主教徒。我父亲曾经说过;“别和这些人来往”。我和 他们就是一直没有来往,直到我面对一个黑人,和他眼球对着眼珠地讲话,以及 面对一个犹太人,也和他眼珠对着眼珠地讲话,我发现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他 们也哭、也骂、也祷告、也有愿望。就和我一样。感谢上帝,我总算到了能不以 标签看人的程度了。但那个时候,我的思想还是闭塞的。 我记得在一次三 K党星期一晚上的例会上。我说有些事情不对头。我们市政 府的那些父母官在利用我们,而我可不喜欢被人利用。其他人对此的反映并不使 我愉快。他们的观点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和那些黑鬼斗。” 那天晚上我一路回家一路和自己作斗争。我看见一个黑人在马路上走,那小 子鞋子破了,衣服旧了。这使我心里翻腾。这种感觉持续了六个月左右。我感到 我必须退出三 K党,但我还是没有退出。 接着发生了一件事。州劳联一产联工会从卫生教育福利部得到了一笔款子, 一笔七万八千元的款子:如何解决学校系统中存在的种族问题。我接到州劳联一 产联工会主席打来的电话:“我们想把各方人士邀到一起开个会。”我说:“各 方人士?你指的是哪些人?”他说:“黑人、白人、自由派、保守派、三 K党、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人。” 我说:“甭想我会和那些黑鬼搞在一起。我可不和那号人来往”、一个白人 公民委员会的家伙说:“我们且到那里去看看究竟在搞些什么名堂!花的毕竟是 老百姓交的税款呀!”我踏进门一看,一大堆黑人和白人自由派。我一眼就认得 出他们的脸,因为我看见过他们在市区举行过示威。安妮·阿特瓦特尔就在那里。 (笑)我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坐了下来。 会议由一名毛耸耸头发的巨型大黑小子主持。(笑)这叫我感到憋气。他举 止文雅。他说:“我希望大家都能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有的黑人站起来说 这是白色种族主义。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要求发言,然后就放炮了。我说:“不, 先生,这是黑色种族主义。如果学校里不收黑鬼,也就不会有今天存在的那些问 题了。” 我永远忘不了。那时一个黑小子,霍华德·克莱门兹站了起来。他说:“我 真高兴C.P.埃利斯来了,因为他是今晚这里最诚实的人”。我想:“这黑鬼想 干什么呀?”(笑)会议结束后,有几个黑人要过来和我握手,我可不愿意。我 走开了。 第二天晚上,还是那群人。我已经觉得好过一些了,因为我已经把憋在肚子 里要说的话说出来了。第三天晚上,在选举了所有的委员会后,他们要选举一名 主席。霍华德·克莱门兹站起来说:“我提议我们选举两名联合主席”。乔·贝 克顿,人事关系委员会的执行干事,一个黑得不能再黑的黑人,提了我的名。有 些黑人反应强烈。不……!不……!。另外一名联合主席,他们偏偏提了安妮· 阿特瓦特尔的名,那个我恨之切骨的又大又老又胖的黑婆娘。我内心在想:啦! 我可没法和那婆娘合作。最后,我还是答应接受了,因为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斗 得精疲力尽了,不论是为了求生存,还是为了反对黑人、反对犹太佬或是反对天 主教徒。 一个三 K党人和一个好斗的黑婆娘,一起担任学校委员会的联合主席。简直 是不可思议。我怎能和她共事呢?可是,过两三天后,我们接手了委员会的工作。 我们必须取得成功。这给了我一种所属感,一种自尊感,也有助于我克服自己过 去的自卑感。一个曾经公开站出来说自己厌恶黑人的人,一下子变得愿意和黑人 共事了。对一个低收入的白人来说,这可是干一番事业的机会。尽管我痛恨黑人、 犹太佬和自由派,我还是接受了这件工作。她和我开始不情不愿地共事了。(笑) 和我共事,对她来说存在的问题和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彼此彼此。 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她;“安妮,你和我之间会有一大堆分歧。现在就已 经不少了。但摆在我们面前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难道 我们就不能放弃一些成见吗?”她说:“只要你愿意,我也愿意。”我说:“那 就一言为定”。 我的一些老朋友晚上来看我:“C.P,你他妈的出了什么毛病?你这是在出 卖我们整个白色人种呢。”这使我有些内疚。我做得是对?是错?突而其然地, 我来了个大转变,我的感情和内心进行了激烈的自我斗争。我的脑子开始开窍了。 我开始明白是非了。我不愿意那些娃娃们永远打架打下去。 我们一共要干十个晚上。那时,我已经在杜克大学工作,当个维修人员,赚 一丁点儿的钱。特里·桑福德给了我十天带工资的假。他那时是杜克大学校长, 他知道我是个三 K党人,也理解黑人和白人共处的重要性。 我说:“我们要想把这件事办成功,我就得去找我那种人”,指的是低收入 的白人。我们走遍杜尔汉姆的街道,敲门,请人谈话。安妮则到黑人居住区去。 我们进行这种家访可不受到欢迎。有的人把我们骂了出来。“你是在出卖我们, 埃利斯,滚你的蛋,我可不跟你谈话”。安妮在黑人那里也得到同样的反应:“ 你和那个三 K党人搞在一起干什么?” 有天,安妮和我回到学校,我们坐了下来。我们开始谈心和思考。安妮说: “我女儿每天哭哭啼啼地回家。她说她老师在别的孩子面前嘲笑我。”我说:“ 天爷,我那孩子所碰到的也一样。白人自由派老师当众嘲笑蒂姆·埃利斯的爸爸, 三 K党人。他也是哭哭啼啼地回家。”这时候——(他停顿了一下,强制咽了口 气,压下一声抽泣)——我开始看到,在这里,两个在篱笆两头的人,碰到了共 同的问题,唯一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一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从那一刹那开始, 我告诉你,那女人和我配合得可好了。说真的,我开始喜欢她了。(说着,他哭 了)。 叫人惊奇的是,她和我,在这以前,互相咒骂,互相叫吼,互相痛恨。可是, 直到那一刹那,我们是互不了解。我们不知道我们之间竞然还有共同点。 我们继续工作下去,和来参加这些会议的人一起工作。我们谈论种族问题、 性教育问题、不合格的教师问题。经过七、八个真正紧张热烈的讨论的夜晚,这 些从来没有互相讲过话的人,如今忽然一下子拿出了一批决议来了。这可真是了 不起,你只有亲自在场才能体会这种感受。 直到那时为止,我还是不赞成种族混合,但是法律说了必须如此,而我又必 须遵守法律,不是吗?我们说:“让我们把这些决议提交给校董会吧。”最使我 泄气的是,校董会竞然拒绝实施其中任何一个决议。这可是从那些付出税款和薪 金来养他们的老百姓送来的提案啊!(笑) 我认为这些提案对问题提出了良好的答案。其中有些我并不赞成,但我是自 始至终参与其事的,因此,不管做出什么决议,我都要支持。好吧,既然校董会 拒绝,我就决定竞选校董。 我为竞选活动花了八十五美元。和我竞选的那家伙花了好几千。我那边几乎 没人支持。三 K党转过来反对我。低收入白人转过来反对我。自由派又不十分喜 欢我。黑人也对我怀疑。有的黑人愿意支持我,但他们又不敢鼓足勇气去支持一 名三 K党人进校董会。(笑)但我已经毫不动播地认定自己是对的,不管别人怎 么说,我可要干到底。 使我不安的是有人打电话恐吓我妻子。她过去总是支持我的,不管我干什么 她都一概支持。她这次变了,我的孩子们也是。这还牵连了我那青年小组里的一 部分娃娃,他们仍然追随着我。 我作为候选人被邀去参加民主党妇女的社交活动。我名下只有一套象样的衣 服,穿了六、七、快到八年了。我送去干洗了一下,又穿上我那件最好的衬衫、 结上一根领带。那些身分高贵的有钱的候选人正在那里和人握手、我走到市长面 前伸出手来。他勉勉强强地和我握了下手,说:“很高兴见到你,C.P,”但是 我从他握手勉强的架势可以知道他在撒谎。这使我感到烦恼。我知道自己收入低, 我知道自己不富有,我知道他们一定在想;:“这个小老混球算老几,还竞选校 董干什么?”可是他们又不得不装出笑容说很高兴见到我。我看到房间里有几个 黑人。我身不由己地走上前去,握手是紧紧的。他们说:“我很高兴见到你,。 C. P。”而我知道他们说的是真心情——你从他们的握手中可以觉察出来。 凡是我出现的地方,我都说我要倾听人民的呼声,在我和市内所有的组织取 得联系之前,我不会作出重大的决定。结果我得了四千六百四十票。那家伙赢了 我两千张票,对于出了八十五元又没有赞助人的我来说,结果不算太坏。 这一来,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打开了几我学到了议前从来没有学到过的新的真 理。我开始正眼看黑人,和他握手,把他看作人类的一分子。我还没有摆脱过去 的一切还有一点存在。但我已开始发生变化。 这就象脱胎换骨一样。这是一种新的生命。我再不象当三 K党活跃分子那时 经常地失眠。晚上到处转悠了。我现在每天晚上睡得很香,而且感觉良好。比起 过去任何时嘴我更愿意象现在那样生活。这是一种挑战。 我回到杜克大学、还当维修人员。我拉起工具,修理抽水马桶,疏通下水管 道。但是,这个国家许多事情不对头,我们在杜尔汉姆干的事应该让人知道,这 种想法已经深入我的血液。我在杜克大学的日子很不好过,简直令人难以忍受。 我每天早上去上班,但是我实在恨去。 我整个生活起了变化。我以前只受过八年级的教育,现在我要读完中学。于 是我下午到一个称为 PEP的在职进修班去上中学。我是班里唯一的白人,也是年 龄最大的。我开始读生物学,晚上把书带回家去,因为我下决心要学完这个课程。 天从人愿,我毕业了,把文凭带回家里。 有天早上我去上班,有的家伙说:“我们需要有个工会。”那时候我并不赞 成工会。我父亲也是反劳工的。我们的工资低,每周得七天连续干,都快饿死了。 第二天,我见到操作机工工会的国际代表。他给了我授权卡。“把这些卡发出去, 搞一次选举。”有八十八人赞成成立工会,十七人反对。我当选为工会的首席代 表。 此后不久,从夏洛特来了一个工会的人,说我们需要一个脱产的代表。在这 里的两个工厂里总共只有二百名会员,会费的收入刚够付脱产代表的薪金,所以 你应当出去组织更多的人参加。我不懂怎样去组织工会,但是我懂得怎样去组织 人,把人煽动起来。(笑)我就这样当上了工会的事务代表。 我着手组织工会时,我看问题也更深刻了。我又一次看到人们被利用。让黑 人反对白人。我毫不犹豫地说:厂方是坏蛋。他们想保持的是两件东西:钱和权。 他们不愿意那些穷工人有钱和权。我发现厂方用一切手段来同我作对。他们雇佣 反工会的法律事务所、破坏工会的声誉。人们每小时才挣一元九角五,连周末缓 口气都难。我当了五年的事务代表,看透了这一切。 去年,我竞选工会的事务主任。这该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的。与我竞选的是个 黑人,而我们的会员又百分之七十五是黑人。我想:克莱伯恩啊,你可没法胜过 那个黑小子,人们知道你的背景。即使你已经大踏步前进了,那些黑人还是不会 投你票的。但你猜我赢了他多少?四比一!(笑) 公司揭我的老底来反对我。他们印发了很多信,里面装着一张长袍和脸罩的 照片:你要选举一名三 K党人吗?他们回避实质问题。我马上召开一次群众大会。 我会见了一家电器元件厂的女工。我说:“好,我就是克莱伯恩·埃利斯。我就 是这么过来的。我要你们现在就知道这一切,黑人女士们,我一度是三 K党的成 员。我要你们知道,因为我不说他们迟早也要告诉你们的。” 我邀请了我的几个黑人老朋友。我说:“乔兄弟,霍华德兄弟,现在请你们 老老实实告诉这些人你们对我的看法。”他们老老实实地说了。(笑)霍华德· 克莱门兹和我开了个小玩笑。他说:“我不知道我来这里干什么,居然支持一个 前三 K党人”。(笑)他说:“我知道C.P.埃利斯是从哪来的。我知道他的过 去。我也知道他怎样成长,并且和他一起成长。我现在奉劝你们:紧跟,紧跟这 个三 K党人吧。”(他停顿了一下,困难地咽了口气)。“还有问题吗?”“没 了,”那些黑人妇女说:“继续开会吧,我们需要埃利斯。”(说着,他边笑边 流泪)。天爷,黑人为我说这样的话。我以一百三十四票对四十一票得胜。四比 一。 当你走进一家工厂,和那些职业的破坏工会的家伙斗时,可过瘾啦。你看到 黑人和白人携起手来击败这些家伙利用种族问题挑拨离间的企图。他们过去就利 用三 K党来干这种事。现在还在这样干。你能想象吗?一个仅仅取得成年人中学 毕业文凭的人和那些大学毕业的职业工会破坏者碰在一起是什么滋味?我必须和 他们竞争。我每周要工作七天,晚上、星期六和星期日都得干。薪金不那么高, 如果我不在乎,我可以洗手不干。可是我在乎,我不想洗手不干。我已经尝到甜 头了。(笑) 我对人们说;在这个国家里,有巨大的可能性阻止战争、也即人民内部的争 夺、冲突和斗争。人们认为:“这是无法实现的梦想。你说的话就象是马丁·路 德·金说的。”一个前三 K党人说的话象马丁·路德·金!哈!(笑)我并不认 为这是无法实现的梦想。它在我的生活中已经实现过。它在其他美国人的生活中 也曾经实现过。 我不知道我的前途如何。我并不想当一名工会的大干部。我愿意就在这里第 一线,和工人们在一起。我愿意走遍他们的工厂,紧握那些充满油污的工人的双 手。我将尽我这个小老头子的能力去干。我今年五十二岁了,没多少年可活了, 我要尽量有用地渡过我的余生。 当初我在收音机上听到马丁·路德·金遭到刺杀的消息时,我曾经拿起电话 招呼旁的三 K党人。我们在加油站真正地庆祝了一番。当时我们真心实意地感到 高兴,因为这个狗娘养的死了。我们的麻烦过去了。人们说,你年龄越大,本性 越难改变。其实这不一定对。自从我转变以后,我曾经坐下来听马丁·路德·金 的讲话录音。我听啊听的,眼泪涌出了眼眶,因为我现在懂得他的话了。我现在 明白世界上发生了什么。 [附笔〕:电话铃响了。一次对话。 “这个黑人小伙子是杜尔汉姆市操作技术中心的负责人。我曾经给他办公室 去过电话。我要雇用一些有志于从事工人运动的青年黑人。我要那些象我自己那 样从来没有过什么机会的人。只要他能读能写就行了。” (张钦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