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邻里街坊 本·格林 下午五点钟的纽约城,找辆出租汽车可真难,我可能要错过班机。终于,在第五 街和第四十八街的街口,一辆出租汽车停了下来。司机和我在车上随便交谈,谈到时 局、谈到交通……接着又东拉西扯,无所不谈。 (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我想,对一个出身贫寒的人来说,发迹就意味着爬 到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地位。我是一个在下东城长大的人。 我非常爱我的爸。他是个硬汉子,经常同街坊那些流氓恶汉混在一起,已经有了 家室,却老要闯祸。他是个拳击手,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1915年的一百五十磅拳击冠 军就是他。他脾气特坏,样子很象安东尼·奎固。 他一激动就爱动武,为此还进过监牢。那次晚上下雨,他驾驶一辆牛奶车跑泽西 一带,途中他停下加油,然后再开车上路,卡车开始颠簸,他对机器是懂行的,知道 汽油里一定加了水分。一气之下,他把车掉头开回加油的地方,揍得那家伙够战,就 这样他在特伦顿蹲了整整一年大狱,那时,我妈正好怀我。当然,这一切都是我事后 听人讲的。我爸身体特壮,参加过从康尼岛到布朗克斯的马拉松长跑。总之,他就是 那一号人,我长大之后才发现他也有短处,我一直为他感到自豪,他是如今称之为“ 真正男子汉”的那号人物。他迷恋女人,我想这是我们家所有男人的通病。他还热衷 于赌博。 只要你天天上学,操行没拿个“丁”,他就行了。如果你在学校里操行真得了个 “丁”,那你的脑袋可得挨揍。一旦我爸打起人来,他的拳头可够厉害的。 我奶奶是在街上摆糖果摊的。我爸十五岁的时候,奶奶出钱让一个送牛奶和干酪 的人雇用他。钱是我奶奶出的,我爸白干活,那家伙坐享其成。全靠我奶奶,我爸这 才干上了送奶这一行。 我们把家搬到布朗克斯时我才八岁。我爸妈急于搬离下东城,就象如今黑人想搬 离黑人聚居区一样。一个家庭能够从下东城搬到布朗克斯,可以说已经半发迹了。有 的人一旦发迹,就不理睬原来贫民区里的街坊邻居了,今天有些黑人就是如此。 我对黑人唯一的不满是他们老在车费上和你捣鬼,这种事我碰到有三、四次之多, 都是黑人搞的。当然,我知道也有白人干这类事的,但我碰的却都是黑人。这种事特 别叫我火冒三丈,也许正因为我是受骗的人吧。我是在白人环境里长大的,纽约原来 黑人要比现在少得多。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是尽量在适应,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 能办到的。 我家五个孩子,我排行第二。我妈是个十分严厉的女人。她今天还健在,但心情 很坏,郁郁不乐。她和任何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她不信任别人,总是发起牢骚来没 完。唉,说起来话又长了,还是不谈算了。(笑) 你看。我已经是五十七岁的人啦!我爸和我妈双方格格不入。我爸是个老爱往外 跑的人。我妈却一心想的只是自己的几个孩子。每次搬家,她总要找个地方,从窗口 一望就可以看到学校,这样她就可以看着孩子一路去上学。1954年,我爸死了,以后 孩子们一个接着一个长大成家,每人都有自己的家室要养,所以我们只能偶尔去看她, 她就觉得自己被子女抛弃了。 我妈从来没有督促我上学。他妈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后面推动我上学。如果他 们那时迫我上学就好了。我相信,当时如果我真能上到大学我现在一定已经发迹了。 我中学毕业的时候,人们觉得我有点艺术家的气质,家里人就问我要不要上绘画学校, 他们只不过是说说而已,谁也没有真正推我一把,我这人就糟糕在非得有人在屁股后 面踢一脚才行。 我家里的人从来不重视教育。我还记得当年看到过一本《柯里尔》杂志出版的画 册,一本棕黑色的大书。这本书可真是无所不有,体育、电影、建筑工人、建筑师、 艺术家。呀!当时我真爱不释手啊!我是一向喜欢看书的。老夭爷知道,我自己有了 孩子之后,家里总是有书可看的。 我爸爸从来不跟我交谈。他最宠爱我大哥,这真是件怪事。我对此毫不在意,因 为我也爱我的大哥,只要他能碰上好运气,我就真心高兴。他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 他现在已经死了。他死的时候,人们正考虑聘请他担任约翰·汉考克公司的副总裁。 他这一辈子是成功的,他是那种人,什么都要得第一。他好胜心特强,他真是个不错 的小伙子,了不起的家伙,任何事情他都要跑在头里,并不是为了金钱。他当初是军 队里一名军官,船上的领航员。毕业时他名列前茅,是凡事都爱领先的人物。这正是 我所办不到的。我总是得依靠一个人才行,先是靠我哥哥,现在则靠我儿子。这实在 不好,我对自己没信心,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我大哥对书没有兴趣。他往往不想知其所以然,他只要知道(拍了一下手)—— 知其然就行了。他对钟究竟为什么会走不感兴趣,只要知道现在几点几分就行了。至 于我呢?我奶奶有一次说过,“你要从脚后跟看起才扎实”。我爱弄清各样东西的道 理,直到今天,我仍旧对一切事物有种好奇心。 活到生平这个阶段,我才懂得生活和比赛一模一样,得一点一滴积累分数。我应 该多多享受生活。但是,我认真观察了一下,我究竟干出多少成绩呢?(笑)我想, 我大概谈不上有什么成就。 当你还是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当上个著名球队的球员,或者当上个救火员或警 察。就算是有所作为了。后来,成功就意味着多赚钱。现在我想,所谓有所成就是指。 你可以走到镜子面前,望着你自己说,“好家伙,我可喜欢你了”(笑)。我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我实在是不知道我究竟喜欢不喜欢我自己。我既干了些蠢事,也干了些 好事,基本上我可以算个诚实的人。 我儿子是个自由派。1963年,他跟着马丁·路德·金向华盛顿进军。我和儿子谈 得很多,我也看他的书。他进的是法学院、他上了大学,又退学,被征去当兵,复员 之后申请上哈佛大学法学院,没批准,接着又搭人家便车到了智利的圣地亚哥,他迫 切希望见到阿伦德,但是军政府一上台就撵他走。唉,他那时候还是年轻人吆。随着 年龄增长,我看他逐步在变,跻身于当权者之列,当上助理检察长了。但说老实话, 比较起来,我更喜欢他造反的时候。那时他总是说,“管他妈的,我爱怎么样就怎么 样”。他是个好孩子。 在他气愤的时候,他就写东西。伙计,那可不简单。为了一件不得人心的事情, 敢于站出来说话,可要点勇气才行,是不是?可是他就那样干了。他成熟一些以后, 对黑人多少有点失望。我能说什么呢?到今年12月他就满三十二岁了。 我还记得他小时候的一张照片。他坐在交通栅栏上,嘴里叼着一支烟,好象在向 整个世界挑战。我曾经想把这副神态画下来。 我喜爱艺术,特别爱好绘画。我常常为孩子们绘画,甚至上生物课我也画。可是, 我从来没有下过真工夫,这是我这辈子的悲剧,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痛下工夫坚持下 去。 对我说来,美国梦就是能受教育。一旦你有知识,你就可以得到许多东西。你能 够闯过没有知识的人所难以闯过的关口。你缺乏知识,你就难以和人打交道。我一向 崇拜知识,这就象一个造就人的工厂,真和魔术一般。 你知道我四十六岁那年干了什么吗?我上了高等学校。当时,我在做美容院生意。 我差不多当了十年老板,实在厌烦透顶。这生意给人的印象比这生意本身还更使我厌 恶,没有一点大丈夫气概,再加上别人的看法。这是我这辈子的又一毛病,我总是斤 斤计较人家对我的看法。我哥哥对别人的看法就根本不屑一顾。他总说,“去他娘的, 滚他妈的,我才不管那一套呢”。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不起,我满嘴粗话,你不 在乎吧? 我非得摆脱这生意不可。我靠此混饭吃,但我实在不喜欢这一行。我不能自拔, 这正是我所怕的,我总得找条出路才行。我觉得年纪一天比一天老,但却一事无成。 于是,我就到纽约大学去检查。八小时一天,整整三天,做了二十五次检查,花了我 一百一十美元。一位心理分析家同我谈话,一切都经过核对。那位女士说,我心情不 舒畅,我一定得上艺术学校,应该到古柏联合学校去报名。我听后说,“你是疯了吧? ”她说,“可别说我疯了”。她告诉我,有一项检查,叫做空间想象,我的成绩超过 与我同类型的人,可以和专业工作者、建筑师、还有……谁呢?啊!有了,还有室内 装饰家相比。结果,我真去参加了古柏联合学校的考试,并且居然被录取。在学校里, 要算我年纪最大,四十六岁,混在一帮年轻人中间。我对此颇有点自鸣得意。我参加 的那个联谊团体“生死之交”,也对此十分重视。这老家伙上大学了。哦,这真感动 人啊!人们突然发现我的存在,我喜欢得到人家的承认,这对我的自尊心大有好处。 终于,我把我那美容院脱手转卖给别人了。我改做保险生意。我一向怕跟人说话, 信不信由你。我说话口吃,有结巴的毛病。我最怕在大庭广众抛头露面,因为这样就 非得说话不可,所以我遇到这种场合老是往后退缩。提到这一点,我儿子可真能说会 道。瞧着他出庭听证,我总是坐在那里想:耶稣基督,他可真会说话。谁都想把成功 的事物往自己身上拉,而不成功的事情则藏起来。家丑不可外扬。(笑) 我拼命干。我第一次推销成功,我的小女儿给我用纸做了一枚小小的奖章——锦 标。 我有两个女儿。大的那个搞同性恋。这真伤透了我的心,我的心伤透了。我实在 难以接受这一事实。其实我也够开通的,对别人我甚至可以劝他承认既成事实,但自 己碰上了可受不住。我常常想,“唉,我那老爸知道了会怎样说呢”。我确是非常伤 心,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孩子对我感情特深。她性格倔强。她吸毒。我自以为聪明, 其实最蠢,我甚至没有发现她吸毒,是她自己进的菲尼克斯疗养院,把毒戒了。现在 她是个教员,已经彻底独立自主了。 人家终于让我参加了总裁的俱乐部。(笑)你得推销一定的数量才行。我到了迈 阿密海滩,一切免费。这样一直到我离婚。1971年12月三日。我记得那日子,那是个 星期三,下雨。 我得做我自己想做的人。许多年来我一直不快活。我妻子很聪明,也很有吸引力。 开始是性生活方面的。但她企图支配我,而我造了反,所以我出走了,只带了几件自 己的衣服,其他什么也没拿,连银行里存的钱都给她留下了。 我租了套带家具的房间,我很喜欢那地方。她要我回去,我严词拒绝了。接着我 就倒了霉,那是在泽西,离纽约四十英里。我突然感到身上痛,我得了溃疡穿孔,后 来才知道这病百分之二十五来自神经紧张。我住院十二天,恢复得还相当快。这样, 从1969年开始,我就干上了开出租汽车这一行,现在这已是我的正式职业。 开始,这工作使我很伤脑筋。有一天我拉一个乘客,那是个职业大提琴手,说话 带有匈牙利口音。他说,“我知道你不是开出租汽车的”。我问,“你根据什么”? 他马上就回答,“我知道,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话使我很好过。 我对出租汽车司机不大瞧得起,至今仍是如此,只不过嘴里不说,藏在内心深处 罢了。我要人们“别告诉人家我是个出租汽车司机”。大多数人我都能对付。在古柏 联合学校,我得了三个“乙”和一个“丙”,“丙”是书法。我做保险生意之后,晚 上也得工作,没空去上学了。 我的收人可以维持生活,我现在挣的钱可能比做保险生意还多。但这里又存在 面子问题。我为什么如此斤斤计较别人对我的看法?有人当小贩,有人清马粪。我为 什么非得如此关心自己的面子不可呢? 今天,教师在学校里教书纯粹是为了挣钱。如果他们得不到加班费,我想他们连 多教十分钟也不会情愿。警察到快下班的时候是不会逮人的,因为这人的话就要留下 来打报告,也就是说要晚下班。那种时候,出了事,他扭头就躲。这类事我在街上屡 见不鲜。 我觉得现在权威是一钱不值了。我并不赞成德国式的权威,但无论如何人们总该 受到尊重吧。可是,人们现在可以走到法官面前,指着他的鼻子说滚你妈的蛋。要是 在以前,你和警察顶嘴,他会用警棍揍你的屁股,我自己就挨过揍。当然,我并不是 说警察可以随便揍人。人们有权利提出疑问,但现在有些人仅仅是为恨权威而否定权 威。 现在一切都在变。六十年代,我一度以为真的会爆发一场革命,但那些家伙现在 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我喜欢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框框太多。如果你属于 某个集团,你在这个国家就吃得开。如果你不属于任何集团,你非得拼死拼活挤进某 个集团。如果你是个黑人或西班牙人,困难就会加倍之大。“你不爱这个国家,你可 以滚蛋”——这种态度我不喜欢。 我想青年人是变了。他们用自己的脑袋撞墙壁,撞得头破血流,也懒得再撞了。 现在他们觉得参加现存秩序可能还容易一些。也许是青年人老了,需要维持自己的生 活,整天演讲并不能使饭桌上变出吃的来。今天找工作要比过去还难。 如果人人一律平等,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如果是真正的平等,没有人高过别人, 结果又会怎样呢?这里现在的情况是,有些人高过别人,并不是自己花力气挣来的, 而是他们生来富贵命,比别人运气好。嗨!如果要我开车带一个人,他很有钱,但却 是一个蠢得连给我擦皮鞋都不够资格的家伙,你说我心里又是什么滋味?我一定会说, 天下事为什么会这样?老天爷未免太不公平了吧?这个狗娘养的,他甚至连话都说不 齐全,我又差在哪里?这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啊。但我把这种想法从自己的脑子里排 除干净,我照样开我的出租汽车。 (元一) 肯·杰克逊 纽约严寒的一天。 “我的工作对象是青年囚犯。除非用甘油炸药对付他们,别的办法都收效甚微, 难以使他们有所转变。只要我们设立监狱,社会就得承担必要的费用。我们需要找到 新的出路。我在监牢里见到过许许多多的人,都是些乌七八糟的家伙,要是放他们回 家,我就得打听他们住在哪儿,好离他们远远的。 “幸运社在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出现是由于需要。我从中得到好处。 那就是让我有机会把我在监牢工作中聚积的一股怒气发泄掉。幸运社试图让公众看到 他们为监狱付出的代价,并设法帮助那些从狱中出来的人适应外界生活,如提供工作、 教育等等。” “六十年代我们开始办幸运社的时候,坐过牢的人显得很时髦。现在时髦的是装 一只假眼的美国印第安人。当你请一名坐过牢的人吃饭,总是有人说,‘既然请了, 那就要个白人吧。’我这个白人当时就充当这么个角色。” 他今年三十七岁,衣冠楚楚,嘴唇上留着两撇稀疏的小胡子。 我来自一个少数民族。我的父母在象今天这样的天气决定要有孩子,这是当时要 保持温暖的唯一办法。我的家简直不象一个家。父亲嗜酒如命;工作担子很重的母亲, 不肯低声下气去领当时所谓的家庭救济。现在我们把这叫做福利。名称老是改,但是 换汤不换药。 我不喜欢上学。我发现学校无聊之极,我也不喜欢为了学习整天挨打挨骂。天主 教修士自有一套教学办法。我在家里尽挨揍已经够了。所以一到五年级我就不再上学 了,而且从来也没想过要再回去。没有人认真过问这些事。管逃学的校监每半年露一 次面,把我带到法院去。到时法官就会威胁说,我要是不回学校,就把我送走。于是, 我就回学校呆上半小时就溜之大吉,以后半年里再也不回去。每六个月我们总要把这 一套罗罗唆唆重复一次。 我是在布鲁克林的贝德福一斯泰弗森特区长大的,那里住的主要是黑人。过去我 们把那儿叫做贫民窟,后来又改称少数民族聚居区,现在又叫内城了。我们不断改变 名称。我们那儿甚至连个清洁管理处都没有。那儿没有垃圾可清扫。 我第一次被捕的时候才九岁。因为在布鲁克林的植物园偷了一个小孩的五十美分。 我们是从纽约市搬到布鲁克林的。我们那时过着吉普赛人的生活。要付房租的日子, 天一黑,我们就开溜。 早在第一次被捕前很久,我就命中注定要受磨难。1952年我就开始服用麻醉品, 那时吸毒还不时髦。我吸的是海洛因。我才十二岁。那个时候整个布鲁克林只有三个 毒品贩子,现在每个街区就有一个。那时候你得到处去找。 人生在世逃不了竞争。我开始是在体育运动上跟人比高低,后来就在犯罪上跟人 比高低。我想成为爱尔兰高人中第一个犯罪集团的头子。我总想在什么事情上出人头 地。所以,我成了我家附近第一个吸毒成瘾的人。我是跟乔伊·盖洛之流臭名远扬的 人物一块儿长大的。我想我他妈的比他们强多了。他们能招一帮人替他们卖命,我为 什么做不到呢。 我十三岁就组织了一个盗窃集团。偷的钱超过一百万美元。最大的十七岁。我是 头头。我招了五个人一起干,我们在几个不同的地区行窃,星期一偷这个区,星期二 那个区,星期三又一个区。下星期我们又倒过来。我们从不重复采用过的办法,所以 他们没法摸清我们的规律。我们在道奇棒球队夜场比赛的时候安排偷窃计划。我们知 道星期四晚上女佣人休息.那时中国餐馆生意兴隆。我们主要是偷犹太人居住区。哪 儿钱多,我们就上那儿。 我在被捕以后,给送到青少年法庭的审判室,看到了那个狗屁法官。我答应从此 洗手不干了。先一天夜里,警察劫走我没有脱手的赃物时,我也答应过他不告诉法官。 所以他们对法官说,我是个很好的孩子。他们的妻子得了一只新钻石戒指和一件新貂 皮大衣。他们捞到了新的枪支,还可以大吃大喝一顿。我在地窖里堆满了赃物。 当我还是个小孩时,我并不自暴自弃。我厌恶的是我的命运。当我发觉家境贫苦 时,我幻想能成为犹太人。我被赶出天主教学校,进入犹太人区一所公立学校的第一 天,简直觉得是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孩子们带的都是精装书。不是拿纸袋子包上个书 皮。他们穿着漂亮。正由于他们有的东西我都没有,我感到很难为情。我不想跟他们 说我父亲是个酒鬼。他们的父亲不是律师就是法官,再不然就是会计师。我从来不请 那些孩子到我家里去。我感到丢人。我想:天哪,犹太区才正是做案的好地方。 后来,我心安理得地想着,我只不过是个二十世纪的罗宾汉罢了。我是去救助天 下的穷人。有人把我看成是罪犯,我很气愤。偷那些孩子父母的钱财,我才不在乎哩。 但是常有从别的区来的人跑来打这些孩子。这我可看不惯,因此,我明里暗里保护这 些孩子。这些孩子是满不错的。我不知道他们的家境情况。我只知道他们有些东西是 我想要的。所以我就去偷过来。我不择对象。我偷我不认识的孩子。 我们是谁厉害谁当头。有一次我击败了我的哥哥。他比我大三岁,看起来很象是 我们那一帮的头目。我把我哥哥看作是一个无论如何学不得的榜样,因为他老是被抓 住。我干了几件他常干的事情,而又没有被叮上。我常能逍遥法外,他却每星期都得 尝尝铁窗的滋味。我常可以一气连着干六至八个月。然后我就改变一种花样。在我因 组织夜间溜门撬锁集团被捕之后,我就改行组织偷车集团。 我们所干的无非是捞点自己没有的东西。要是我们当初没有跑到离街坊邻里很远 的地方去作案,可能我们不致于落到判刑的地步。我们原来不知道别人的生活跟我们 彻底不一样。我们原来也并不知道我们那人区是过的穷日子,因为周围的人个个都是 半斤八两。 说起那套搂搂抱抱的事,我早在1952年就干了。当时,我到那另一个学校去,发 觉那里到处是高级玩意儿。我就开始对我的一伙说,“喂,听我说,外面可真另有一 番天地呢!”就那样.我们出圈了,到了外面那个花花世界,到那里掏点金子去。上 帝啊,我们什么都干。有一次,那时我大约十三岁,我们从一个下等娱乐场所偷了大 约八千块钱,我和两个同伙下的手。我们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到阿尔戈金旅馆。(笑) 司机不想开车送我们到城里去,因为他的妻子正要分娩。我们给了那家伙三百美元的 小费。我们另外送给他的孩子一百元。他记下我们的名字,还说要是生了男孩子,他 要用我们的名字给他儿子命名。 我们拿那钱胡乱花。我们登了记,要了个房间,又到杰克·登普西餐厅吃饭。我 们叫了几个妓女。她们长得挺俏的。妓女反正不管钱来路正不正。我在十三岁时,人 家就说我长得跟四十岁一样。我现在跟那时候长得也差不多。我一直就是这副面孔, 就象给火车撞了一下。 我回家去,给了我妈妈五百块或者五千块,告诉她我是在赌骰子时赢的钱。她认 为我是世上运气最好的赌徒。她也许明白,但她不愿意打破沙锅问到底。是呀,我算 是一家之长。我们去了一趟康尼岛,一天花了一万五千元。那一整天每个坐轮转椅玩 的人都由我们付款。坐在上面的人个个都似乎玩得很痛快,我们就说,谁想接着玩都 可以,我们付钱。我们走遍康尼岛,到处充阔佬。我们想把每个人都拉来开舞会,全 是陌生人。我们把钱花光了,回家时只好偷了几辆自行车。 寻点乐趣,开开舞会,有什么不应该。干什么都行,只不过为了逃避一种病态的 生活,免得回家去和老鼠、蟑螂争地盘。我们出入下等娱乐场所,要是那里有五十个 人,我们也全包下来。喝的吃的全由我们付钱。 一吸上毒,我的态度就变了。不管你偷来多少钱,挣来多少钱,一吸上毒,再多 的钱也不够花的。从此之后,偷只不过是解决毒瘾一犯难受的问题。舞会不开了,我 不再出入酒馆和饭店了。我去找毒品贩子,弄到毒品,再出去偷,再找毒品贩子,又 再弄到毒品,然后又再出去偷。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接着就是连连被捕。那点机灵 劲儿没有了,跟警察周旋的本事也没有了,因为吸毒病一犯,要钱不要命了。接着就 是蹲班房。坐牢时,我思前想后,下了决心,不能再让毒品这样把我坑了。我离家时 是十六岁。回来时刚好二十岁。 我到了北部地区,我才开始受到教育。我两次被判刑五年。我到那里去,是接受 改造。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脑子里一直有种想法,开下等娱乐场所的都是帕特·奥 布赖恩,有一副慈父的神态,而跟大家一起坐牢的都是吉姆士·卡格尼。你进了监牢, 满嘴粗话,这时帕特·奥布赖恩就过来递烟给你抽。过了一段时间你走了,又当上牧 师式的好人,要不然,你就留在那里,跟监狱长的女儿结婚。我给吉姆士·卡格尼写 了一封信,问他能不能帮忙破除他编造出来的那套神话。我成长的岁月跟约翰·韦恩 一起长大,打赢一场又一场战争。他把旗子插上了硫磺岛,他打赢了巴丹战役,我们 战无不胜。但实际上这家伙从未离开过好莱坞。(笑)噢,我在那里发现了许多东西。 他们原来应该决不再放我出来才对。 监狱里的规矩:白人和黑人互不说话。它只不过是用这些百叶窗隔开的外部世界 的缩影。社会是个什么样,监狱也八九不离十。地位相似的人互相敌视,你可以使他 们彼此争斗顾不上抬头去看看上面是哪个鬼东西在那里操纵着一切。是有那么一小撮 人在那儿跟我们捣鬼。你瞧瞧,今天有人写文章,说社会福利是骗局,我们的钱都给 骗去了。这样一来.人人都痛恨社会福利。明天我们又痛恨一个十三岁少年行凶抢劫 了八十岁老人。接着又会恨死那些抢出租汽车司机的人。我能理解大家对街头犯罪和 暴行所怀的恐惧。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对理查德·尼克松的罪行不是那么气愤。圣 克利门蒂成了他的监狱。我很久以来就听说过把监狱办成俱乐部那样。好家伙,他在 那儿真做到了。 你跟市监狱的孩童囚徒们说,世界上有什么正义,鬼才会相信!年轻人并不那么 天真。我们向他们灌输的是一派胡言,什么孩子们要让人看他的表现,不应该有什么 意见。他们还是要嚷嚷的,而且是唱反调。我们向孩子灌输的真是些邪门歪道。 在北部地区,人们教我象缺德鬼那样行动,教我说粗话,教我不管认识不认识凡 人都恨。在那地方不能有自己的见解,人家说啥我说啥。我们都被组织进一个帮派系 统,你如果能搞到一块地盘,你就成为意见举足轻重的人。我记得跟几个莽汉子谈过 话,他们给我讲他们过去干过的大事。我从来没去想一想,要是这汉子真干得如此出 色,他现在又怎么会落到这里? 你在那儿呆得时间越长,就越不可能被单独监禁,也就有更多的自由。你不知不 觉就成了这个机构的一员。我给单独关了九十三天,口粮只给一半。那里什么也没有, 除了你就是大理石地面。 我从监狱出来很容易生气。我记得我上了一列火车——在监狱中你会发现人们都 非常谦恭有礼。要是有人撞了谁,他准会道歉。你在里面听人说对不起的次数,要比 全世界加在一块都多。在火车上,我给挤得象沙丁鱼一样,人们把我推来撞去,以至 我得看一看那几个狱卒在哪里,希望他们别靠我太近,那样我就可以朝那家伙嘴巴挥 上一拳,把他的牙敲掉。我那种无名火继续了很长时间。 在北部地区,我学到一种新的犯罪之道。我见过几个把犯罪看成是自己的行当的 汉子。这个行当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是一种生意经,是生存的手段。当我出来时,我 想我求生存的唯一出路是不再沾毒品的边。于是我过着一种不同的生活。我替那家无 形的公司干活,它的名字叫做犯罪集团。 我遇到一个更老练的罪犯。我终于明白了,为钱而偷窃,拿到钱又胡乱挥霍,是 荒唐可笑的。我开始明白了美国的价值体制,辛迪加的价值体制。你的本份就是偷窃, 并使之与实现美国梦联系起来。你挣大钱,买房子,离开那些黑鬼。你买一所牧场庄 园,搞一辆卡得莱克牌的汽车,或者一辆林肯牌的,这要看你能拿出多少钱来。你在 这辛迪加里占据什么位置便决定你应该住在哪儿,该花多少钱,你的孩子上好学校。 没有人知道你干的是什么买卖。你在暗地里干你的。你只去那几个最高级的娱乐场所, 辛迪加所属的娱乐场所。那是环球旅行的富翁们去的地方。就这样,我们把钱又还回 给那些给我们钱的家伙,我们是替他们干活的。这是一家公司。纽约州并没有批准他 们营业,但这是个买主的市场,也有供求问题。我们先供给,然后我们要求他们付钱 给我们。这是最佳状态的资本主义。 当我回到家里,还是拳头高于一切。我什么时候手脚都很灵活。我离家以后常练 拳击。在那个低级娱乐场里,我开始是中量级,后来是重量级冠军。我在犯罪集团里 干收款的工作。 有许多机器。你到这些酒馆去会看到那些自动电唱机、掷盘戏台板等等。这些都 属犯罪集团所有。赚到的钱百分之五十归酒馆老板,另一半归犯罪集团。要是去拿不 到钱,我的责任是保证一定拿到。要是那个家伙说:“我没有钱。”你就有责任把他 的腿打断。我们这一行就是这个样子。 我后来真干得腻烦了。我们到布鲁克林一个下等娱乐场所去。那是个小酒店,那 家伙有一大群小孩子。他们都住在店铺后面一个小房间里。这是那种十美元可住一周 的去处。我和一个伙伴到了那里。那家伙的机器坏了。你能看得出,并不是外面有人 破门而入,而是他自己把那机器撬开了。因此,我们一定得要他把钱放进去,我们跟 他说,我们去叫个人来修机器,以后决不能再让这种事发生。但是,我们的老板来了。 他要我们狠揍那个家伙。我不想打他。他那一群小孩子都在那里。所以,我们把他带 到后房去,告诉他使劲嚷嚷并倒在地上打滚。我几乎把墙打出了一个洞。我走了出去, 心里想着这买卖实在是够了。我的同伙是个好人。我们彼此交谈了一下,他说:“这 不是我们该干的。我们该干点别的去。”接下去,我们干的第一件事是把我们老板的 钱给抢了。 所有营业点的帐本在我们手里。我们一个一个转了一遍,告诉那里的人把机器里 的钱拿出百分之十给我们,其余的归他们。并对他们说:这些钱就算是我们全给拿走 了。我们接着给老板打电话,跟他说我们拿走了他的几十万美元,要是他不愿意,可 以来跟我们交涉。 我那伙伴给打得脑袋开了花。当他们在找我的时候,我直接找那家伙,跟他说, 要是他还要找我麻烦,我下次再去,他们就不再有发号施令的人了。我们最后取得协 议。谁也别再找我,我也不再找他麻烦。 他必须雇用一些跟我一伙的人,这样就会有人给我通风报信。我们一起干,我们 抱成一团。他要是对不起我,自然会有人来告诉我的,我就会回去找他算帐。他清楚 这一点。 在这一段时间,我又去坐过牢。我为一支枪给关了起来。为那玩意儿我蹲了一年 狱。那是在给这些家伙一起干时出的问题。我发现这班家伙滑得很,我给他们干也一 样滑。 但是我喝酒上了瘾。放出来后,我就整天喝。其后有那么一两年我就整天醉醒醒 的。我在鲍厄里街,在门廊里、过道里住过。这算是一种解脱吧,我打算就这样混下 去。我对自己那样打发日子很满意。我恍恍德他地到处混。我不必面对外界的现实生 活。而有一天,也不知什么缘故,我对妻子说我不再喝酒了。将近十五年我就没沾过 一滴酒。 我清醒了,东奔西跑找活干,干干这个,干干那个。我当过搬运工,给解雇了, 他们发现我犯过罪。我当过看门的,又给解雇了,他们发现我犯过罪。后来,我进了 建筑行业。只要你干完一天的活,别的他们一概不管。后来我当了《纽约时报》的临 时工。你到那儿去等着,他们人手不够就挑你去干。我还给邮寄报纸的人帮过忙,那 些人管分发星期日的报纸。我的天啊,我干过的活不计其数。除非是干临时的活或者 猪狗不如的活,不然,我的罪案历史总会坏我的事。你总得滚蛋。我完全习以为常了。 我知道世道就是这样。 我省下一点钱,又借了一些,买下了一家餐馆。生意一般不错。我们仍然住在贝 德福一斯泰弗森特区。到了我的孩子们开始懂得毒品的名称时,我就想着该搬走了。 我们搬到另一个区,那里住的主要是白人,毒品之多和我们搬走的那个区没有两样。 但是那里没有人认识我。因此,我成了那一片居民的核心人物。 我参加了不少民政事务。最后人们听说我过去是个犯罪分子,一个个都不知所措 了。他们之中居然混杂着我这么个危险人物。当他们发觉他们的孩子吸毒的时候,情 况才有了改变。他们在深更半夜里把我叫去,治一治他们孩子的毛病。还要我别张扬 出去。他们发现我犯过罪就把我排斥出去,但是他们的孩子出了麻烦,他们又说:“ 把那个家伙请来吧。” 在白天,我是个摘帽犯罪分子,看来这个黑锅一直得背下去。到夜里我会接到他 们的电话。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究竟是他们来找我,冒被人发现到过我家好一些, 还是由我上他们那里去,冒着我被人看见曾到过他们家好一些?这使他们左右为难。 我对他们说,我穿一件军用雨衣,连头蒙上。我对他们不感兴趣。我关心的是他们的 孩子。我不想让他们的孩子进监狱。 他们对待孩子还远不如对狗好。迪克·格雷戈里曾经说过,要是对父母说,他们 的狗要被送到越南去,他们会发疯一样抗议。但是当他们听说孩子要给送走,他们可 就不那么在意。人们总很关心不知邻居们怎么想。而实际上邻居们也不会想得那么多。 我去过其他国家。我对这个国家并没有失却希望。什么“要么爱这个国家,要么 滚你妈的蛋”那一套我可不相信。你完全可以爱它,留下来,同时努力医治它的弊端。 我看不出有什么光辉灿烂的美国梦。 对我来说,美国就是我住的这个街区。我先前仅在一个街区生活,然后我到了另 外五个街区。接着索扩大范围,知道有二十个街区。后来我发现布鲁克林并不是世界 上唯一的地方。我没有梦,但是我抱有希望,希望有一天能成为我常听说过的那么一 些人,希望成为过着好日子的人。我想成为约翰·韦恩,当一个常胜将军。也许这就 是梦:完全是一种幻想。 要是到教堂去祈祷才算信教,那我就是不信教的。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上帝。我的 生活并不由我自己选择,我是过着已经命定的生活。我也不去追根求底。我命定该是 个窃贼。我命定该成为吸毒鬼。我命里注定要有过去那套经历,所以我才能有今天这 些经验。这也不是我自己选择的。选择吸毒、酗酒或坐牢的,只有疯子。有些要笔杆 子的人说,我们人是仿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我们可能是仿照那个形象造出来的, 但是我们肯定我们没有照着上帝所想的去做。我认为上帝原来对我们的要求决不是现 在这样的。正因为如此,我才相信我们能设法把这种情况纠正过来。 (许季鸿) 比尔·莱斯科 他是芝加哥的警察,今年三十一岁。 “我目前正在攻读为期两年授学位的课程。以后我也许会改行去搞企业管理。 芝加哥警察局有点象一个大企业,人员多达一万四千名,有财务、人事、医务等部分”。 头次穿上警察制服真可谓神气十足,过了一段时间这种自以为了不起的感觉就逐 步消失了。我们的职业有其令人感到兴奋的一面,警察值勤可能会送命,但实际上这 种情况并不那么常见,绝大多数时间我们的工作只不过是坐在警车里巡逻,往往十分 乏味。 我工作的地区人来人往比较繁忙,那里百分之九十八是黑人,生活贫困。和我固 定在一个班的警察也是一个白人。刚到班上时,我是全班唯一的新手,他们就让我到 处转转熟悉情况,每两周换一个地点。培训我的警官是两个黑人、两个白人,我和他 们相处全都很好。警察或好或坏,但与其肤色没有多大关系。 白人愿意和白人在一起,黑人则愿意和黑人呆在一块儿,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 物以类聚,谁都喜欢和自己同种的人交往。我们彼此都友好相处,不过黑人的知己总 是黑人。有时人们可能有些抵触情绪,特别是现在当警官要考试,有很多传闻,说警 官的名额要分配一部分给黑人,即使他们考试达不到最优异的成绩。不过在外头值勤 时,遇到危险一呼援,不管黑的白的,大家都来了。到那时,肤色黑白,关系不大。 有时电话来了,说是有人持枪行凶。顿时你的血压上升,感到既紧张又兴奋,等 你接过上百次这样的电话,而哪一次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带枪的人,于是你的警惕性就 放松了。不过完全有可能第一百零一次来的报警电话是真的,确实有人举着手枪站在 那儿,所以你必须强迫自己时刻警惕着。 最伤脑筋的是给违章停车的人开罚款条,或者是来了电话要你去解决家庭纠纷。 这时候最容易出事。有一次我们接到电话,有人要我们到他的住处,给一个把车停在 他家车道上的人开罚款条。我们到达时看到打电话的人气势汹汹地拿着一条桌子的腿, 摆出一副要把对方的脑袋打开花的架势,因为那个停车的人想把车开走,身边还带着 一个婴儿。结果是我和打电话的人在地上滚作一堆,裤子也给撕破了,最后我们把他 关起来了。于是这个人就上告,我们还得到局里的行动准则办公室作声明。 有些警察干了一阵子就认为我们那个地区的居民全是坏人。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两周以前有位黑人妇女找上我们来了,她开的汽车有一个轮胎坏了,当时已是黄昏, 大约五点或五点半左右,周围又没有修车的地方,她年岁不小,有五十多了。我们就 让她坐在车子里等着,我们给她换了个车胎。那位妇女要给我们几块钱作为报答,我 们拒绝了。她一再表示感谢,一定要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和身上佩带的警徽号码记下。 过了一个星期,我们收到警长寄来的一封很亲切的表扬信。原来是那位妇女给我们的 领导写了一封很长的感谢信,表扬了我们。这件事使我们心里感到热乎乎地高兴。 我想不会有什么警察真的害怕到我们那块地方工作的。你做了一段工作就会知道 情况并不是一个普通平民老百姓所想象的那么精。我给我的亲戚谈自己的工作时,他 们大吃一惊。他们不能相信白天我是单个儿开车在那个地区巡逻的。晚上我们有伴。 有好多次我单独一个人走进那里的楼房。有时我想,倘若两年前有人说,我得一 个人去那个居民点的一幢破烂不堪的楼房,我准会说他发疯了。现在的情况是,我在 那一带开车的时间比在自己住的那个居民点开车的时间还多,习惯了就觉得无所谓了。 有人认为我们的工作地点实在太可怕了。说是如果他们在第63号街和卡特基街交 叉的地方被迫下车,就得准备写遗嘱了。当然,在那儿被人抢钱包的可能性是有的, 大概要比在这儿散步危险一点。如果你连续在那里步行一百天,或迟或早有可能会 出点事。但是仅仅由于你开的车子不巧就在这条街上轮胎坏了,也不见得会有凶手 来给你脖子拉一刀。 我愿意告诉别人我是警察,我对我的工作感到自豪。至于别人,我不知道他们 是否怀着几分畏惧、又几分尊敬或是别的什么心情看待我,总之我不是一个普普通 通的老百姓,而是一个警察。我是我们家里第一个当警察的。 我初到警察局工作时,我妈妈老是提心吊胆,爸爸则觉得面上十分光彩,逢人 就说。他们有点紧张,困为人们认为警察天天晚上都得和别人开枪对打。实际情况 并非如此。 “我家里的人从来都是干活的,他们十分看不起那些不干活的人。 “我父亲今年七十二了,还在美国钢铁厂工作。他在威斯康星钢铁公司当了三 十六年的平炉工人。十三年前工厂改用了氧气炉,准备解雇一大批工人,工龄够的 人可以领取全部退休金,或者少拿薪水去当氧气炉工人。那时我父亲五十九岁,他 就领了退休金,又到美国钢铁厂当清洁工。他拖地板,打扫卫生,还上全班,心情 很愉快。他总共在钢铁厂干了五十一年左右。 “自我有记忆以来,我母亲从来都是干点零活的。我小时她在一家洗衣店工作, 经常要搬动一大袋一大袋的脏衣服,目前她就在街道上的一家服装店做事,每周去 两三个晚上,为的是不让自己闲着。她今年七十了。 “如果我父母亲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偷懒不干,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能有 今天的富足。他们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得来的。我兄弟妹妹住的地方都离 父母家不远,走四、五条街即到,这也是一种老式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警察身上有一种男子汉的气概。上星期天,我驾车带着老婆孩子去看望 姥姥,路上看到一个男的站在他的汽车前擦洗窗子,他身穿便服。我对我的老婆说, “那个家伙大概是个警察。”等我们的车子开过去的时候,果然看到他车子前头的 窗子上贴着警察的标签。我老婆觉得神了。其实这是在工作中学会的,你可以从他 站的姿势、他的派头来作判断。这个人的小胡子和头发都很整齐,做警察的都有一 种对自己信心十足的神态,不知这是否和他们身上带枪有关,很可能是这样。过去 我有个同学,他说他总能在人群中识别出带枪的人,因为他的举止与众不同。 我不反对和女警察一起值勤。在很多情况下,有她在一起还真有好处呢,那些 人看到了那么一个只有五英尺三英寸的娇小的白种姑娘站在那里十分吃惊,往往确 实使气氛缓和下来。 上个月我休假的时候,有个白人女警察单独开车在一个全是黑人的居民点巡逻。 她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有人挨打了,要向她报告。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来的电话 说是发生家庭纠纷或是什么盗窃事件,警察局会派出两部车子,但是一般性的报警, 那就只派一辆车子,于是这位女警察就一个人去了。地点是一个曾经作过旅馆的破 旧公寓,这里一个房间住一家,一间扶着一间,谁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全知道。 她一敲门,出来个男的。“这里有人打电话叫警察吗?”那个男人回答说:“是我 老婆打的电话。我们打架了,是她先扑过来,所以我就打了她。”那个名叫玛丽的 女警察就说:“好,等你老婆回来,就告诉她我来过。”这时一个女人从室内跑到 过道大喊大叫:“是我叫的警察”,并且诉说她的男人,怎么打了她。邻居们都开 门往外看。玛丽就问那个妇女:“你找我要我给你做什么事呢?”那个女人回答: “我要把我的衣服拿走。”玛丽就对她的丈夫说:“你让不让她把衣服拿走?”“ 行、行、行。我让她进来。”这样,玛丽把事情稳住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这时突然有九个警察冲上楼梯,其中四个是便衣。玛丽用无线电发出报告:“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别乱来,这里来了一大堆警察。”调度员告诉她,她所 在的那栋楼打来了五个电话,说是有一个年轻的白人女警察要出事了,让我们赶紧 派人支援。(笑)我猜是那些邻居打开门一看,心里就想:天啊!不得了,就那么 一个白人姑娘啊。那些黑人气愤极了,满街都是警车。其实那个妇女进屋把她的衣 服取出来了,什么问题也没有。 我相当心满意足,说到美国梦嘛,我已有自己的一套房子,有老婆、两个孩子。 开销没问题。我还有一辆漂亮汽车,我干的工作也很有前途。不要向前看总觉得死 路一条,这对我来讲十分重要。 现在有一种现象常常使我感到不安,人们得到的越多,越感到不满足。我父母 年轻时没有想到要有一辆小汽车,他们是结婚后整整二十五年才有一辆车子的。现 在的年轻人十八岁就有汽车,没有两辆车子就觉得亏了。过去有台收音机就是幸运 的了,现在是每一间屋子都得有一台。家里还得有两架电视机,好同时看两个节目。 我本人希望生活能象过去那样简单些,真的。我喜欢和爸爸妈妈谈谈过去的生活, 那时他们晚上就坐在家里谈天,时间过得非常愉快。 (思红) 罗杰·杜特鲁普 天气特别闷热。一只猫调皮地爬到他的膝上。他轻轻地抚拍它。 这是芝加哥北城的一个工人居住区,在一幢公寓建筑的三层楼上。它的附近就 是上市区,一个更令人压抑的半过渡性的区域,他和妻子不久前还住在那边。 他今年五十五岁,身材魁梧,推平头,声音粗哑。 1968年夏季,他为芝加哥警察局的颠覆组工作过。 “在我工作时,我感到愉快。唯一的麻烦是,有时候他们要我干一些事。这就 是我犯胃溃疡的原因。我体内在出血。警察局……(他说话离题了)。1968年,那 些暴动。我是个目睹者。我是一个平民,为警察局工作。” 我在计划组。大约有一半警察、一半平民。这些小伙子中好些已多年没上街巡 逻过了。他们一出去就想敲碎几个人的脑袋。有个小伙子回来时吹牛说:“好家伙, 我可敲掉了几个。”其他的人听了就觉得发呕。市长没有把事情处理好。我可不能 上街去扔砖头、粪袋之类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是站在警察这一边的。但话也得 说回来,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公园交给他们呢?嗯?他们不会损坏什么的。 我至今还是认为难怪那些警察。他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见鬼,我倒是在 海军陆战队里学到过一些。他们教你用棍子打人时决不要打肩膀以上的部位。 这些孩子中有一个可能就是我的儿子。我不知道,很可能他就在里边。我认为 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孩子们是无害的。 “我和你讲过我的儿子吗?我对他说:‘我认为你最好是现在先参军,打完仗, 再上大学’。你猜他说什么?‘这次战争性质不同’。不管怎样,我还是出钱让他 念完了大学。孩子已经够大了,可以自己拿主意了。” 在海军陆战队里,你可以成天立正站着,让别人骂你是猪,照样要面带笑容。 除非别人动了,在此之前,你是一动也动不得的。可是有的警察想动武,他们爱动 手打人。除此之外倒挺不坏。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不懂得对付这类 事的那套办法。 三年中我进了四次医院。有一次是背部的病,这可不能怪他们。得肺炎也不能 怪他们。其他几次是胃溃疡,这我可难说了。多少是有人要我批准一些事……(他 说话又离题了)。 我想我知道自己是怎样得病的。我心想脚踏两只船。我认为警察所做是对的。 我又认为孩子们绝大多数做的也对。这就难了。你不可能同时站在两边。 我为所谓红色小队作了不少工作。我们称它是警察局的颠覆组。这可是个大笑 话。管这事的那小伙子,他把每张碎纸片都保存了下来,对一半的人建立了档案, 这些家伙想干什么?你知道他们把什么人派出去干监视这类的事吗?见鬼,军校的。 多数人活动起来是外行,话就是那样流传出去的。好的警察都是安分守己的,说话 不多。 我十七岁参加海军陆战队。当时是想有所作为。我那时在上学,橡树园中学, 不坏吧?我和家庭的关系处理得不太好。我想当一名英雄,但没有成功。我见过一 些世面,但我不是什么英雄。 我学会了遵守纪律,学会要规规矩矩地办事。我不能当傻瓜,但有时候我却是。 我认为海军陆战队对我的影响挺大。我参军时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经过了两年 半,我很快就变了个人。 对我来说,海军陆战队意味着无畏无惧的硬汉。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有组织 有纪律。他们是和你我一样的人,但是他们的训练教你要合作、要服从。你知道你 那条命靠在你旁边小伙子的身上。你跟着走,但同时你又始终在和这种制度斗争。 在战斗中你应当服从,但是在其他场合你对他们说,他们的有些规定全是扯淡。 我有几次受了惩罚。我既是一名组织成员又是个不满分子。 在离开海军陆战队时,我说我可再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了。对上级呢?和他们 斗。这就是事情的规律。把不能回击的人踢来踢去,可没有什么滋味。 我住在上市区的时候,曾经试过要把我住处的租户组织起来。那地方糟糕透 顶。大约四分之三是黑人,一个是吃福利金的白人妇女,几名阿帕拉契亚山区的人, 还有一些老年病号。他们对房东怕得要死,不敢跟我走。他们没有胆量。这可真正 地伤了我的心。 我们真心地喜欢住在那儿。我们感到比起我们原来的中产阶级住区来说,那里 要安全得多。凡是街上人多的地方,街道犯罪率也要少得多。我记得有一次热浪来 的时候,我跑到一家有空调的酒店里,喝了几杯冷啤酒。我十一点半回来,外面坐 了许多人,在喝啤酒,都是黑人。我坐了下来。唯一和他们一块儿喝酒的白人就是 我。他们中有些人喜欢我,有些人不喜欢。事情就如此简单。我可喜欢这些人们。 房东们是贫民窟主。为了他们对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我可真想斩了他们。他们 把房子糟塌了。经理人是一名住在楼下的黑人妇女.她是最后一个搬走的。人们咒 骂这幢建筑,而她却说老鼠到处都有。你知道她站在那边了,不是吗?在房东那一 边。 我上次访问他时,他还住在上市区,我看到除了他的信箱外,其他的都打坏了, 没有名字。电铃也坏了。 我试过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提出不付房租。我说,“我把请愿书送到市里,交 给市议员。你们要求什么,我什么操蛋的事都可以干”。他们说,“你怎么知道我 们能赢?”他们没有斗争精神。你干你认为是正义的事,为了基督吾主。我可不希 罕那些政治家或其他任何人。唯一能使这个国家上轨道的人就是那些居住在街坊邻 里的人民。我希望街坊邻居能象我一样有所成就。我不喜欢那些臭狗屎,那些下流 的、瘦骨头的、可怜的混蛋,那些干坏事的,他们每隔一个星期要去迈阿密海滩一 次,靠剥削那些吃救济金的人来挥霍。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制度全部不好,不是吗? 我并不认为有些人比别人富有一点是错误的。我反对的是,没有计划。我不在乎要 花多少钱。但是他们应当使每个愿意做工的人都有工作做。 现在,我什么也不干,等于零。我坐在家里,除了早上出去拿报纸,有时上商 店,大约每两个星期去图书馆一次,这要看我一次借几本书,每三个星期理一次发, 只是偶尔才去一次酒店,但每去必被他们刮得光光的。我喜欢曼哈顿牌的酒,让我 们街坊那家酒店见鬼去吧,这酒的价钱已经贵出一块美元了。 我认为世上最了不起的是欣赏书籍。这里有一套名著丛书,我看了其中一部分, 但是,象多数几人一样,我只看自己所喜欢的。我避开科学著作,看别的小子写的 书。在小学里,我在拼生字上超过任何人,包括一名天才生。他现在当上了耶稣会 的牧师,还是个蛮大的人物。我本来还可以照着教学计划继续学下去,可是我不干 了。干吗呢?我始终是个身上长刺的人。 我尽量不去伤害人。但我伤害起人来还是挺有办法的。说真的,我干过好多次。 我是个好报复的人。谁对我使坏,他就要受到报应。我现在懂得,这种做法是行不 通的。 我不需要用支枪来保卫自己,以前我经常在这里摆一根棒球棍作为保护。我也 已经把它送给孩子们去打棒球了。我不需要这种保护。我依靠的是周围的人们。你 要知道什么吗?你可以在每个街区停上一辆警备车,但是如果老百姓不合作,还是 不顶用。我看到过一份关于警犬的广告,把我气作了:说的是每个人如何如何地需 要一条警犬。我说:天哪,要是每个人都养了条狗来保护自己,而不是为了友谊, 这可是糟糕绝顶了。如果有朝一日这么一天来临,我就搬到加拿大,或者墨西哥, 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 但是我不会搬走的。我有种种的希望。因为不管你怎么想,也不管那些电视台 的笨蛋小子们怎么想,那些在战壕里的小人物才是真正干活的,真正起作用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西格尔和伍达·古瑟里的歌声叫我听了要哭。我知道西格尔是 个左翼分子,但是我喜欢他的音乐。他们唱的是些应当实现的事。我有好多伍迪· 古瑟里的唱片。“这块土地是你的土地”,这首歌应当成为国歌。 我所要过的生活,一半是象现在中国的那样,一半象现在我们的那样。干净的 街道,人人健康,不必怕走到街上会有人来袭击你。 我认为可以使整个世界提高的关键之一是:读书。一旦所有的人都懂得怎样读 书了,其他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见鬼,要是世界上的人都能读农业方面的书, 就不需要由我们这里的那些自作聪明的混球们去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什么了。他们自 己能干,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张钦范) 鲍勃·卢斯 鲍勃·卢斯是芝加哥及郊区城镇职业摔跤比赛的包办人。他说: “来观看摔跤比赛的人有普通老百姓,有一般的美国佬,有墨西哥人,有黑人, 有移民。他们心目中,把一方看作英雄,对另一方则不喜欢。” “摔跤越是粗野,赚钱越多。在运动员中,粗野者多,文明者少。” 每个高个子男孩都自认为是摔跤能手。许多孩子前来应考,可是被我们选上的 只是凤毛麟角,狄克大汉算是独一无二的了,是个智勇双全的角色。他很能吸引观 众,因为人们一看就认识他。他比赛粗野,但善于处理各种问题,人们对他甚怀好 感。可是过去有好几年他名声不好,我们管他叫“无赖”。是什么使一个无赖汉在 摔跤界成名的呢?勇气。当狄克大汉名声不佳时,谁也不理睬他,现在他变好了, 可是仍然保留着那股子粗野劲。 运动员一进入比赛场,就会动作粗野,狡计多端,使人看不下去,愤愤离开座 席。即使是心平气和的观众也会气得发疯,恨不得出场时狠狠揍他一顿。在我的运 动员中,有的就吃过人家当头捧喝。我们的智囊鲍比·希南就被别人用尖头锤敲击 过脑袋。 干摔跤这行,开始赚不了多少钱,而是挨揍负伤。我们有两位摔跤运动员,是 迪林格兄弟,一个叫杰克,一个叫约翰。他们穿着一种叫“地狱天使”的摩托车运 动服,财迷心窍,在芝加哥一个劲地赚钱。 在密尔沃基城的一场比赛后,迪氏兄弟来到一家酒店。柜台前排满了人,都是 些无法无天的帮派集团歹徒,其中一个头头对迪氏兄弟说:“把你们的运动服脱下 来。”约翰照办了。头头又说:“操你!”接着,另一个歹徒用棒球棒猛击约翰的 背部。他们还用链条打他,朝他的腿部开了七枪,然后把他扔在胡同里,想让他流 血死去。这个摔跤名将,现在落得个终身残废。歹徒们揍他,只是因为不喜欢他, 如是而已。 在早些日子里,英雄人物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象个花花公子。后来人们喜欢的 是鲁莽汉。摔跤爱好者看到约翰把对手一个个摔倒在地,拳打脚踢,践踏比赛规则, 甚至挥动椅子,触怒了观众。有一天,约翰同一个叫“恐怖的土耳其人”交锋,观 众对他俩都怀恨在心。突然间,他们开始为约翰大汉加油,鼓励他击败土耳其人。 他一下子就成了新的英雄——一位粗鲁野蛮的人物。电影要拍摄的也正是这种人物。 于是,他们当今的英雄是威风凛凛的彪形大汉,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不是漂亮 的小白脸。这种事发生在1959或196O年,正是社会开始动乱的时候。 1968年,尽管不断发生暴乱和游行事件,我们在圆形竞技场的门票,还是销售 一空。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受到砖头袭击的那天晚上,观看比赛的有不少黑人, 也有不少白人。有个黑人名叫欧尼·莱德,过去当过橄榄球运动员,他是个好人。 他的对手叫“疯狗瓦申”,是个不怀好意的白人流氓。地区警官跑来对我说:“一 定不能让那个白人获胜。”结果,还是“疯狗瓦申”获胜了。比赛开始前,我是没 有机会找运动员谈话的。 谁胜谁负是不是事先决定的? (感到伤心)你竟然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我感到惊讶,真是太令人惊讶了。脑 子里居然出现这种想法,真使人十分痛心。比赛场发生任何情况,都是由摔跤运动 员自己决定的,都是由观众们来决定的。 我这个人办事光明磊落,一切都摊在桌面上,事先决不会同运动员进行这种安 排。报界硬说干我这行的人善于搞各种勾当,但是我是干不出来的。我有个美满幸 福的家庭,干这类勾当会身败名裂,徒然使我的美国梦成为泡影。 我赚了十万零两千美元,场场满座,报界不作这方面的报道。他们恶语伤人, 中伤的并不是我,而是那些喜爱看摔跤的人。对这些人来说,看场比赛花钱不多, 却是最最乐趣无穷的事。观众大半是工人阶级。但是我在芝加哥东北郊区的斯科基 村也主办两场比赛,这里住的是上层犹太人,照样场场满座。同圆形竞技场的情况 一样,观众总是给运动员喝彩欢呼。可是报界却低毁我们。有一批社会名流还断定 摔跤这个体育项目在我国不能登大雅之堂——难道这便是美国梦吗?我想倒霉的日 子要降临了。对我来说,美国梦已经破灭,事业已经完蛋了,现在没有什么美国梦 可言了。这不过是一种骗局,一种虚无飘缈、不可捉摸的东西罢了。 我们这一辈人正在死去,象我这样的人今后再也不会有了。我在工作中使用的 不是电子计算机,而是人。新一代包办职业比赛的人,安排这种轰动一时的场面从 来不进城,而是靠售票公司统筹安排,然后把一切送上门来。我没有后继之人。当 我离开尘世时,我的那个时代也就结束了。 (刘振恺) 埃德·萨德劳斯基 我们来到芝加哥南部一个单家独院的住宅。所看到的景色、所听到的声音和所 嗅到的气味都告诉我们:我们来到了钢铁之谷。 1976年,他作为这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区工会主任,参加竟达美国钢铁工人联 合会主席。他没有当选。现在他是芝加哥南部地区一个副主任,已经结了婚,有四 个孩子,今年三十九岁。 我活了这么大,生活圈子就是这周围几英里的地方。你往窗外瞧瞧,就能望 见钢铁厂那耀眼的火光赫然在目。在转炉倒钢水那当儿,你可以看到整个天空都闪 着桔红色的光亮。夏天,你常常会到屋后凉台上躺一躺,避一避那热风,仰望那工 厂吐出来的滚滚浓烟…… 我爸是我最好的伙伴。很多孩子都是跟着他们的爸爸出去看马戏杂耍的。我的 老爸不但带我上游艺场坐飞机,而且指给我看那些拉拢赌客的伙计,告诉我他们是 怎样引人上钩的。他还给我讲赌场中玩牌的时候是怎么弄花样坑人的,他们怎样断 牌等等,用他的话说,就是“让你熟识一下内情”。 爸爸十八岁时就象个小流氓,不买票偷扒火车到处玩。他在乙级或丙级的棒球 队打了大概有十二年的棒球.到过埃尔迈拉、纽约、基尼卡克、衣阿华。每到一地 就满城跑。先到索克斯公园那运动场逛一圈,然后到唐人街下饭馆。有关打棒球的 事他比谁都知道得更多。他能告诉你乔·杰克逊怎么样,斯威德·里斯伯格又怎么 样,那是1919年的事啦。他还记得,什么时候鲁思参加“红色索克斯”棒球队,他 也记得什么时候“克布斯”球队和西边公园队比赛了一场。他还是南芝加哥最好的 弹子球手。 当我稍大的时候.他就开始同我谈社会问题。我还记得他带我去参加一些工会 组织的群众大会。据我回忆,我爸从来没说过老板的好话。我爸也从来没说过某一 个商人或者某一个房东怎么怎么好。我爸和我感情特深。 我爸现在身体不是太好,但他还是每天早晨五点半就起来到工厂大门口去。已 经是七十五岁的老头子啦,还到处去散发传单。传单内容谈的全是工会的事,本地 区的事,和一些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他出去干这事儿总有四十年了吧。 他十四岁左右,曾经写了一篇论述美国宪法的文章,并且得了个杰弗逊奖章。 这奖章是我不久前在壁橱里一个小盒子中发现的。他可从来没给我说过这件事。在 整个芝加哥市,就我爸一人得到这奖章。后来,到十六岁时,就再不上学了。 他有一阵子干的是铁矿活,三十年代期间,人们是抓着什么工作就干什么。我 爸是个工人,全靠自学成材。我从小受到他的教育,要我相信美国的制度。我相信 杰弗逊和汤姆·佩恩的话:美国梦就是让人民有权说他们想说的话,做他们想做的 事,开创一个人人都感到能有所作为的世界。没有人来欺负你。你可以挺起胸来堂 堂正正地写出自己的名字,不管你这名字表明你是什么来历。这就是美国梦:我的 名字是“人”!也许,正是这种观念使我多少有了点志气。我在学校里学的和我在 街上看到的实际情况完全是两码事。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们教育你要靠自我奋斗创造自己的前途,要培养一种坚 韧不拔的工作精神,几乎是加尔文式的精神。吃大苦、流大汗,你就有成功之日。 人们评价你的标准只是看你能够捞到多少东西。如果一个人拥有一栋三楼三底的洋 房,人家就会认为他真神气。和我同辈的人大部分从小就在脑瓜里灌满了这一套思 想。 我还只有十二三岁,在学校念书的时候,调查表上就有这样的问题:你叫什么 名字?我写上:萨德劳斯基。你父亲做什么工作?我写上:钢铁工人。然后,那咨 询顾问就会分配我去学工艺学。这名字听起来够神气的,内容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那 一套。我和我的朋友们后来都去学那一套了:在玻璃上钻个小窟窿眼,拿来做什么 谐声乐器,做鞋盒子或这一类不值钱的玩艺儿。还有你在圣诞节送给你爸爸的那种 烟灰碟什么的。 要是你的名字叫罗森海姆,或者是令人一听就挺愉快、带点英国味儿的名字, 而你父亲又是个医生或者公司老板什么的,他们就会让你学商业管理,或者学美术。 我所认识的孩子后来全都进了钢铁厂。到了快毕业的时候,美国钢铁公司的王八蛋 就来招工啦。现在还是这个做法。 我十八岁就到工厂干活了。那时,工会在工人中确实有影响,工会的作用比现 在可大多了。工厂里好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没有工会的厂子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许 多人都不是钢铁工人的子弟,没有在饭桌上听到过父母讲工人的苦难生活。 我爷爷也是个工人。我们都叫他“贾贾”。我曾问他:“贾贾,您是从哪儿来 的呀?”他一会儿说是从波兰来的,一会儿说是从俄国来的,一会儿又说是从德国 来的。谁有大炮谁得势,我就是从那块地方来的,行不行?他呀,是从现在是波兰 东南部的那块地方来的。 他初到芝加哥南部,外衣上还挂着标签。他来到这儿的美国钢铁公司南方厂工 作,当上了炼钢炉砌砖工的助手。19O7年在一次高炉爆炸事故中给烧伤了,住了一 年的医院,一直到死还带着那伤疤。后来,又在巴尔的摩一俄亥俄铁路公司干了三 十年,当过粗工、路段工作班的工人、铺轨工作班的工人什么的,一直到三十年代 末。然后,靠养恤金过了他妈的二三十年。每月领一百零八块钱。每月都是我拿着 支票到这家酒馆来兑换钱。他是我认识的唯一斗过了这制度的人。他一直活到九十 岁才去世。 我十分喜欢他。我们成了知己。在我还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时,他已经是八十 来岁的老头儿啦。我常常给他刮脸,一个星期刮两三回。同他一起喝啤酒。一两天 前发生的事,他忘得一干二净,一问三不知,但他可以头头是道的跟你讲,麦金利 是什么时候被人枪杀的,是谁开的枪,他是在哪儿换的枪,身上中了多少颗子弹, 等等。你别看他一字不识,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可是周围发生的事情他一清二楚。 他参加过1909年的钢铁工人大罢工。我的贾贾总是用他那不流畅的英语叙述这 件事。“我们去见了格里法官,在大芝加哥。”他管那中心市区叫大芝加哥。格里 当时是美国钢铁公司的老板,董事长。我们说.“是的,法官先生,这,我们需要 ……,可以弄到更多的钱。”格里法官就说:“你要那么多钱干嘛用?”贾贾说: “买衣服,星期天上教堂做礼拜会。”格里说:“上教堂做礼拜,穿着工作服就可 以啦。”他就举这样的例子来说明格里法官狗屁不值。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我二十岁的时候就曾竞选当工人苦情委员会代表,这使我爷爷感到很高兴。他 这个人离开那鬼工厂已经四、五十年了,但对于工会的事还是了如指掌,知道怎么 办才能把工会搞好。后来我又竞选区工会主席,打败了我爷爷称之为大人物的那个 对手但那时我爷爷已经死了两个月了。他没有活到看见我的胜利。那是1964年。 那时,我是二十四、五岁。我记得,有些人一进我的办公室就脱帽行礼,他们 有些都六十五岁了。有一个老头进来就把帽子拿在手里说:萨德劳斯基主席先生— —给我来这么一套!你看,我这么一个毛孩子,要一个老人来这一套,我总有点感 到不对头。后来,我制止了这套作风,我把门全打开。我找来个榔头和凿于,我们 把门上的绞链全给敲下来了。 我爷爷死的时候满怀希望。他对美国梦是有信心的。他相信可以使美国更好一 些。如果不是为了使社会有所改善,那么我们开展斗争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不认为 美国钢铁公司能把我们压倒。我也不相信我们工会的那些头头能搞得过我们。要是 我没有这点信心的话,这奔波劳累还有什么道理呢? “后来竞选失败了,我感到情绪低落,这也是自然的。可是,我们吸引的人之 多是你所难以想象的。我会见了许许多多人。我到了加拿大的萨德伯里。他们在六 千英尺深的地下挖镍矿,那是北美洲最穷苦的地方。然后.就到了明尼苏达的梅萨 比山脉——在那里的每个村落,总能碰到一两个或者十个、二十个具有一定社会觉 悟的人。如果进入新墨西哥和犹他的铜矿场,或者明尼苏达、亚拉巴马、俄勒冈、 纽约州北部地区的铁矿山,你会发现,有些人老练和明白事理的程度,真能让你感 到吃惊。我发现,那些单一工业的小城镇里的人,他们的脑瓜儿要比大城市里的人 精明得多。 “最精灵的人就是那些矿工。他们很不简单。别看他们是些乡巴佬,却很有见 识。是谁在欺负他,他清楚的很。他的梦想就是逃离那鬼地方。 “我就是跑出来的,我一点儿也不后悔。”我看到许多人扮演象阿基·奔克斯 一类排命干活、不动脑子的角色已经厌倦了。虽然他们没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但 我却听到过十分精辟的言论出自他们之口。我认识很多在芝加哥南部开铁矿的工人。 他们不是什么种族主义者。我极少看见什么人头戴印有美国国旗的礼帽在街上走, 象好莱坞电影中所描写的那样。总不能说,任何人礼帽上带了那破玩艺儿就成了真 正的美国人吧?工人们也不是这样看的。 你给一个人机会去观看乡村景色,他会欣赏的。你给他时间去看书,他肯定也 会看。让他有时间和机会去听音乐,他也会听的。人的天性哪能只是满足于每天早 上拿计时牌子登记上班时间,然后下班回家。你有没有观察过一个人一旦接触到新 事物之后就会飞快地成长,他的思想境地又如何开阔起来?他马上会有浓厚的兴趣, 产生进一步求知的欲望。他于是就会找书来看,并开始参与这个活动,投入那个工 作。忽然你就会发现,啪!——象一朵花一样,一夜之间就开放了。 从大街上找来一个小孩,让他看一棵树或者一朵花,他会说:“没什么意思。” 实际上这还大有意思。你看我们国家的发展历史,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见过在什么工 业城镇铺设花坛、建造林荫大道这类东西。你也找不到什么音乐厅,除非有准高兴 自己带个吉他或口琴演奏给你听。如果完全按照老板的想法办事,这里也很难找到 图书室或书籍。那些都是危险的东西。你说说,难道在我们这个城区不应该有公园、 剧院和图书馆吗? 这里的人过去普遍都认为,从工厂烟囱里冒出烟来,桌子上才有面包。我过去 也是这样想的,觉得那布满天空的黑炭是上帝的赐予,就象满地的白雪一样。我不 知道那是美国钢铁公司把它喷上天空的。你埋怨空气不好,人家就说你是想要整个 城市的工厂都关掉。那些人信赖美国钢铁公司。他们可算是真有办法。今天,出现 了一种经济讹诈。每当环境保护局呼吁山谷、河水和空气都被污染的时候,美国钢 铁公司的头头就说:“那我们可能就要搬走了。”工人在这方面是彻底被愚弄了。 现在,他们可聪明起来了。生产钢铁、保持空气干净、而又保证利润,这三者是可 以兼而得之的。 长期以来工会一直没有把工会思想带到工厂大门之外、带到社会上去,这是完 全错过了机会。工会思想不应老是局限于面包黄油之类眼前的小利,我出生的地方 就在产业工会联合会总部所在地马路的对面。我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从我寝室的 窗口往外看,极目所见都是产联、产联、产联。当时,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小店主, 都很兴奋。五百万人参加进来了,五百万工人哪! 今天,那股子劲头已经没有了。还有谁在唱那些歌呢?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你 这歌声一停止,革命就完了。当前,九千万工人,只有那么五分之一是在工会组织 之内的。 美国的工人运动本可以成为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最伟大的运动。而结果是一些只 图一己私利的工会头头一心只想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一部分”,而不谋求 “改变”这一整套制度。这样我们就自食其果了;可不能搞老板那套玩意儿呀。回 想起来,的确使人伤心呀。我们培养了“劳工政治家”,结果是这些家伙既有名又 有利。我们树立了这一切,也就是所谓的美国风格。 依我看,这美国风格无非是追求金钱。你听到工人领袖说:“凡是对公司有利 的,对我们也有利;因为如果他们赚了大钱,我们挣的工资也就更多。”放他娘的 狗屁。美国钢铁公司赚的钱越来越多,我们的工资肯定他妈的没有增加。目前钢铁 工人人数,比二十年前少了二十万。 工会组织只不过是一些为政客们所任意操纵的东西。第一国民银行举行奠基礼 的时候,我可绝对没有去。但是盖市议会大厅的时候,我却看见不知多少工会头头 都去帮着抹灰浆去了。 有些人被邀去同企业老板一起吃一顿祷告早餐,就以为自已终于出了头了。他 们应该全力以赴的是提高工人的福利,而不是同老板一起坐下来吃饭,那些老板除 了压榨工人没干过别的。 我决不相信,到通用汽车公司或者美国钢铁公司的老板家里去作客,通过同他 们一道吃一顿晚餐就能使我的要求得到满足。我的办法就是向他们提出要求,而且 强迫他们答应。工人阶级——这的确是一个阶级问题——越早认识到这一点,他们 的日于就越能过得更好。 “我妈有一次感恩节跟我的孩子们坐在一起。他们玩红心牌,她给他们讲南伊 利偌煤矿上的事。她讲了关于她父亲的好些情况。她父亲是个又高又大的浸礼会教 友,属于霍利罗勒那一派。十一岁就开始当矿工了。我母亲家的那些人全都在煤矿 那鬼地方工作。 “我爸认识她正是在矿里的煤快挖完的时候。爸爸那阵子还是个职业球队的队 员。他在基厄卡克那边爬上了一列伊利诺一中央铁路公司的火车。最后在肯塔基州 火车线上的埃尔多拉多下了车。那是个从这头吐口痰能到那头的破城镇。有一个小 饮水泉,一个小广场,摆着一两条长椅子。简直可以说是一个不丁点儿的鸟窝城。 “人人都看中埃尔多拉多,说它是个黄金城市。这简直是放屁。我可以在地图 上找到这个城市,但我永远也不会找到什么黄金城市。 “在二十年代,煤矿公司从芝加哥那些卡潘帮里招来了一批工贼。他们一来, 矿工们就把他们赶到玉米地里去,一个个地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又把城里一些流 氓搜罗来搞破坏罢工的勾当。他们运来整整一列车的王八羔子,把车停在铁路侧线 上。矿工们拿着鸟枪全跑了出来,把那些流氓都赶回车上去,赶他们回老家。 “我离开已整整二十五年了,去年夏天,我终于又回到那里一趟。那里剩下来 的东西也就是我母亲家几个坟墓而已。埃尔多拉多没有什么东西了。” 今天的年轻人思想混乱、迷惘。谢谢上帝,他们再也不相信喀尔文教派的那套 应该从日出干到日落的理论了。你可以到车间去了解一下,很明显,年轻的工人根 本就看穿了那种迷信。这套理论现在比起前几年是更没人信了。原因是工作实在太 难找,可是,如果情况又有好转的话,小青年到了第五天,也会带女朋友去逛逛公 园的。 我觉得,所谓工人对自己的生活已经心满意足,什么家在市郊区、有两辆汽车、 一艘快艇之类的神话完全是胡扯。你见过郊外的工人住宅区吗?根本就没有任何值 得吹嘘的东西。 美国梦就是想买一块地,盖一套自己的住宅。现在刚刚开始做事的小年轻想要 挣到这么一份家业,根本就没门儿。盖一套房子得六、七万或者八万块钱。一开头 就得拿出两万五。一个小年轻不可能攒这么多钱。把孩子送去上大学么?你看看那 各色各样费用不停上涨的情况。当年他父辈的梦就不一样。今天的孩子,他的愿望 总是低于他父辈的愿望。你看到现在这新的一代是靠吃炸土豆片、喝百事可乐长大 的。我觉得这个国家工人的生活很不稳定。失望是明摆着的,忧虑是明摆着的,大 家抱着希望,要求改善生活。 我已看到即将发生变化。我现在听到人们谈论着十五年前你从来听不到的事。 我听到大家都在谈论通货膨胀,而且认为这全是老板和他的利润造成的。我听见他 们说:“干脆把那几条鬼铁路拿过来得了。”我不是在讲那些激进分子。我指的是 那些在厂里已经干了一、二十年的工人。我听见这些人说,我们国家的医疗制度简 直不象话,真是活见鬼,我们也该享受一下公费医疗啦。这种制度随你怎么叫,你 说它是社会主义也可以,反正是这么回事。 有人问我:“按你的想法,医疗制度该怎样才算好呢?”我说“如果有一个人 病了,就把他治好。也不需要什么绿卡片,贴上相片,打上号码。他肚子疼的话, 你就把他治好得啦。”他说:“那办不到。”为什么?如果我们国家还需要增加十 万个医生,那我们就优先培养十万个医生嘛,把他们都安排到每一个街区去,谁病 了就把谁给治好,这不就得了吗?我们既然可以把杀人的事儿作为优先项目,为什 么不能把治疗人的事儿作为优先项目呢? 我们很多人都留恋1937年、1938年。可实际上20O0年离我们这个时代近多啦。 只不过二十年时间啦!我们这个社会呀,真是烂透了,除非……除非在财富的分配 上弄得更好一些。人们越来越看清了那些大财团的活动,知道它们是怎样把我们嚼 成粉碎的。 工人具有某种本能,他了解的东西要比一个屁股流油的小店主多得多。他心里 明白谁在压榨他们,可是他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免受压榨。商会里坐在门口的那个小 个子家伙,他可从来不懂得他在受人压榨。他是美国大街上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 我对于工人是充满信心的,不管他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旦斗争变得激烈起 来,他们仍然是老百姓中最可信赖的人。 (严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