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四邻熟客 雷·凯普林格 “我是个摄影师,我这家照相馆开业已经整整三十二年了,我的铺子在附近是 最老的。邻居都是工人阶级,有德国裔、波兰裔、希腊裔、意大利裔。周围有四个 教堂。我的许多生意都来自教堂以及人们的口头宣传,我的顾客都是街坊邻里。” “我是个人小本经营,给许多新婚的人拍结婚照,还拍坚振礼照片、毕业典礼 照片和婴儿照片。我喜欢婴孩,也拍得最好,我拍婴儿照片总是拍得很出色的,他 们的父母看到也高兴,因此年年来光顾。他们长大了又给他们拍结婚照片,二十年 前在我这里拍过照的小孩再生孩子之后,我又给他们的小孩拍照。” 他五十九岁了。 我是守旧的手艺人,我愿意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我从来不能受命于人,我也不 爱听太多的批评意见,即使这些意见是对的,我也受不了,(笑)所以我才借了点 钱盖了这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这是一种美国梦,一个人白手兴家自己搞起点什么 并搞好它。我的确搞得不错,这座房子是我自己盖的。 我的祖父母是从德国和卢森堡迁来的,我的父母是和蔼和勤奋的中产者,我爸 在整个经济萧条时期一个人干两份工作,从来没领过一分钱的救济金。 他们两人同时灌输给我们全家的是诚实。我们从来不锁门。这种老式的诚实的 手艺人作风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而现在我又把它传给了我的家人。我女儿经营 密西时髦长毛狗美容院,我们借给她三百美元学如何给狗剪毛,她目前在她学手艺 的地方工作,她也是好样的,她爱动物。 邻居都是友好和团结一致的人,他们可不是那种为了点小事便大动肝火的人。 他们都是老住户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挺好,但也有不少偏见。他们不愿让黑人 搬进来,就我来说,我倒愿意有些黑人搬进来。 我的房子是我年轻时向岳父借了钱自己设计建造的,这些年下来钱已经还清了。 在我还清那年,有人要在我房子旁边盖一座大楼,当时没法反对,事实证明斗争是 必要的。 他紧靠着我的照相馆挖了个十四英尺深的土坑。经过三年,我们开始担心我们 的房子会受到影响,他措的坑实在离我们太近,又没有防护,雨水会损坏我们的房 基,他这种做法完全违反建房的规定。最坏的情况终于发生了,冰雪把他的地基压 坍并毁了我们的墙(他拿出倒毁了的废墟的照片给我看),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市长 办公室和市议员,但损失已经是既成事实。 我要那人赔偿损失,但他不干,我试图要建筑部门干预此事,他们不管,市长 办公室也同样不管,于是我告到法院。起诉拖了很长时间,一共有十次听证会,在 第九次听证会后,我的律师对我说:“这个问题棘手了。”市法律顾问已经警告他, 如果他继续承担这一诉讼,他的前途会受到严重影响。这一切都记录在案了。 这位建房人真有点神通。我辞退了那个律师,又雇了一位年轻的。我们在低级 法院败诉了,但我那年轻的律师把这一案件搞得非常扎实,我们向上诉法院上诉, 结果我们赢了。建房人又向伊利诺州高等法院申诉,但州法院维持上诉法院的判决, 责令他那座房子停建。 我们开了个庆祝会庆祝胜利。会上大家要我唱“不可能的梦想”,(笑)我还 讲了几句关于如何打败市政府的话。这已经是九年前的事了,这是美国梦的一个部 分。但我发现我们高兴得过早了,实在过早了,因为上诉法院的判决还要送回到低 级法院去执行,而低级法院则完全受戴利机器的控制,法官对这一责令置之不理, 我的梦破灭了,但我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这时,我明白建房人不是我的敌人,他只是个不值一提的小人物,我的大敌是 市政厅,是在那大贼窝里的小丑们。 我决定去上演说课,学如何演讲。过去即使是在会议上对一个动议表示附议我 也从来没有过这种勇气。我的第一次演说机会是在市政厅会议室里举行的一次预算 听证会上。戴利主持会议,讲话人事先要报名,发言人全都在那儿:警察局的代表 要求增加经费;消防队的代表要求增加经费;还有市民联合会……。等这些人全都 轮着讲完了以后,也还没叫我,戴利市长便说:“好了,会就开到这里。”我站了 起来说:“戴利市长,我已报了名讲话,为什么不叫我?”他知道这件事,与这件 事直接有关的建筑局局长是他的好友,他便采用发错音的办法,故意念错我的名字, 让谁也听不懂。我便上台讲话。 我的讲话作了记录。我说:“这是预算听证会,这里有我交的税金,我要讲你 们的建筑局长对纳税人干了些什么。”我讲了事情的经过,点了一些名,还没讲完, 市议员基恩便说:“就你说的那些话可以告你诽谤。”我说我欢迎他们去告我,并 说这将是戴利机器进入地狱的开始。我讲完后,戴利问我:“你是说要把我送入地 狱?”我回答说:“我将是第一个把你推下去的人。”电视拍下了这一斗争场面。 我的女儿们非常激动,她们对我说:“爸爸,我们为您感到自豪。”从此以后,我 每年都到那里演讲,不光讲建筑局的事,还讲警察局贪污的事。 我经常学习。我收集报纸和杂志上有关我们的税款如何被浪费掉的文章,你必 须熟悉要讲的问题,否则要被人笑话。 我还给编辑们写不少信,我认为他们是起作用的人物。我不光写城市贪污问题, 还写不少关于越南战争问题。因为当一个人受到严重委屈时,他才能体会其他人也 有同样的遭遇,如果市政当局能如此伤害我这个纳税人的话,由此也可以看到联邦 政府又会对其他人做些什么。 这使我对当局产生了怀疑。在一个耶稣受难节,我感到非常委屈,坐在那块岩 石上哭了。(笑)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候,我醒悟了过来,我对自己说:“我很高兴 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明白这家伙神通广大,可以通过市政厅做出这种事抓一切他 们都会搞得很顺遂的。” 我是个有献身精神的退伍军官,我亲眼目睹当局在越南都干了些什么,对此我 们这些小人物感到很痛心,感到委屈,但这并无必要。我们何必站在旁边眼睁睁地 看着这些事情发生呢,我们可以起点作用。于是。我上电台的节目并向编辑写信, 人们来找我并叫我共产党人。 我一直是很保守的,但现在我明白了,我们不应该对政府所作所为袖手旁观, 或者仅仅由于政府有权就一切唯命是听。 我妻子工作的公司和市政厅有联系,他们被邀参加戴利市长1974年的早餐祷告 会,我看了看发起人的名单;亨利·克朗是通用动力公司的老板;汤姆·基恩是裁 利市长那伙窃贼不正派的议会头目;保罗·威戈德是另一名刚出狱的市议员;霍华 德·米勒是电台评论员,他说过我们应该把对方的人都炸光——这些就是早餐祷告 会的发起人,我对自己说(我没告诉妻子或任何人):我要在这个早餐祷告会上提 出抗议,我知道这会给我招来灾祸,我会被捕,我可能受到侮辱,但我不顾这些, 还是去了。在高架铁道下我碰到我女儿,她问,“您又要上电视吗?我说“我想是 吧”,但我真有点怕。 我到了那里,付了六美元,我们吃了些炒蛋,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差的炒蛋,我 和坐在那里的人们聊天,有修女,有牧师,还有各界人士。吃完炒蛋,戴利市长讲 话了,他说:“我们必须支持尼克松总统,为他祈祷。”我很够礼貌地等他讲完, 然后站了起来.电视摄影机便对着我。我说:“这是彻底的伪善,你们谈什么祈祷, 请看看这些发起人:亨利·克朗是通用动力公司的老板,他工厂生产的F111型飞机 现正在非法轰炸柬埔寨医院里的平民,伪君子!霍华德·米勒是个好战分子,伪君 子!基恩是犯有诈骗罪的市议员,伪君子!保罗·威戈德,也是伪君子!”我就这 样往下说,一直到戴利市长的警察把我抓起来为止。 他们给我上了背铐。因为手铐上得很紧,当他们要我在警备车上坐下时,我痛 得直叫起来。在警察所时,记录官接到一个电话。因为他不断重复对方的话,所以 电话的内容我全能听到。是这样说的:和平理事会,颠覆的;宗教和非宗教有关人 士组织,颠覆的;公民行动委员会,颠覆的。这一定是情报处打来的电话,我知道 我是被暗中监视的,他们知道的一些有关我的情况肯定是从偷听我的电话中得到的。 他们填好了表后便把我关进牢房里,这时,我已经不在乎那些沉重的灰色铁门 被大力地关上了。我有点紧张.我知道回家时一定会换妻子一顿骂的。我情绪很坏。 一位老黑人清洁工正在拖地,他给了我三根香烟和一盒火柴,他是狱里唯一的人。 三小时后他们告诉我说,不会对我提出控告,但他们却取了我的指纹样并拍了 我的脸部照片,拍照时我笑了,(笑)主要是为了把照片拍好。 当我回到家,在狗美容院工作的大女儿密西说:“爸,我们看到那个镜头了, 我们为您自豪,我们为您有那种胆量自豪。”我说:“我没那胆量,我当时膝盖都 发抖了。”她还是说:“您干得太棒了!” 我妻子不喜欢我这样干,(笑)我对她说:“现在你管你的家务,在这个节骨 眼上,让我管世务吧。”(笑)她仍然是一位相当保守的人,她反对男女平等权利 修正案,而我则对之全力支持,但她和我是站在一边的。 我素来是个温和、安静的人。但我受到委屈,从那时起,我的眼界开阔了。老 兄,世界上有的人纯粹是为了贪婪在拚命夺取他们能够夺得到的一切,但也有人在 为他们的同胞出力。 我从来不是个喜欢采取暴力的人,我甚至不会踩死一只蚂蚁。我服兵役是因为 我相信美国是伟大的国家,应该为她努力奋斗,以至捐躯牺牲。但现在我看到美国 是一团糟,到处是贪婪;水门事件;尼克松;被称为“管道工”的查泄密人员;警 察暗中监视等等。象我这样的小人物后然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侦察,警察有关我的材 料竟有一百页之多。 我的邻居从来不和我谈这些问题,他们大多采取鸵鸟政策,闭眼不看现实。他 们还把戴利、基辛格。甚至尼克松这类人物当作圣徒,他们只关心他们自己那一小 块地、他们夏天要剪的那一小块草地、他们的电视和啤酒。在我的房子问题上,他 们也会来帮我一起打官司,因为他们本人也受到直接的影响,总之,一句话,财产 比人重要。 这些事并没影响我的生意,除了我不喜欢在锁上门的房子里工作外,我过得相 当顺利。但在我刚打赢房子官司后却在照相馆里挨了一顿打,这件事我毕生难忘。 那天有两个青年人进来,当时有几个孩子在照相馆里玩,因为他们喜欢我,老爱缠 着我。一开始我便看出那两个人来意不善,我立即把孩子们打发走了,我知道灾祸 要降临了。其中一人走进了摄影室,这是“非请莫入”的地方;另一人则把前门锁 上,他们用一件硬东西打我的后脑,我被打倒在地,血流得很多,他们还继续打, 把我前后脑壳都打破了。(他给我看至今还在的大伤疤)后来做了整形手术。这两 人不是来抢劫的,因为在我倒下后,他们并没把我的钱包抢走,我估计他们是雇用 来的打手,是不喜欢我的人所雇用的。 医院看我的医生守了我一整夜,他原以为我活不下来,他说我的体质一定很好。 警察根本不管。一个小孩把凶手逃走的车号告诉了我,我告诉了警察。过了几 周后,我打电话去问,他们说那车不是本县的。我的儿子和他几位年轻朋友开车按 地址去找,他们看到那人正在弄一辆轻便卡车,我马上就认出他就是打我的凶手, 当他看到我时,他转过身去。我们打听他的姓名,但跟他在一起的人却推说不知道。 我到该县的警察局,他们要我去找州的检察官,但关键是他母亲说,事件发生的时 间他在家里,这个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是无懈可击的,我只好作罢。 为了不让这种事再度发生,我买了支枪,并在门上安上了蜂音器,我是不喜欢 锁上门干活的,老有顾客来,而我对谁都信任。以前我是从不锁门的。 现在情况不佳,但我对未来仍抱有很大希望,我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关心别人而 又实际付出努力的人身上,他们不会让这个世界在烈火中烧毁,他们把我叫作“当 地的激进分子”。但年轻人敬重我所做的事,虽然他们表面上没有直接这样流露. 但我感觉得到他们的感情,他们不象六十年代那样公开地表达想法,但他们是诚实 的青年。 我看到到处是一片腐败,但也看到希望。那些干了坏事逃之夭夭的人总有一天 会受到惩处的,总会有讲理的时候。受欺负的小人物太多了,而干坏事的人却没事, 必须有人来偿还这笔债,老天爷可以作证,即使我要等到死后升天——我真的相信 有天堂——我也要揭发那些小丑:他们就在那儿!把他们全都赶走。 [附注〕基恩是当时很有权势的市议员,是财政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后来由于 犯渎职罪人狱。 (杨婉华) 露丝·柯里(七十八岁) 她住在曼哈顿一所限制租金的大楼里。“我在这儿已经住了三十六个年头。我 常邀请邻居们来喝上一杯。他们大多数人日子过得怪沉闷无聊的。”她身患好几种 重病,但仍然兴致勃勃,成串的话象瀑布一样倾泻而出。“你知道一个朋友怎样形 容我吗?‘思想敏捷,行动轻率。’简·奥斯丁式的用语。” 房间里七零八落地散置着各种杂志、报纸、书籍:一本里恩·拉德纳文集,柯 莱特的小说,纳博科夫的小说,新出版的杰克·伦敦传,《战争与和平》,《罪与 罚》,还有赛马消息报。“我什么都读,我脑子里装满了那些五花人门的知识。我 每天要花十六个小时来看这些东西。我经常去看赛马。这儿每星期六都举行大赛马 会。” 在我早先写的一本回忆录里,我描述了我童年时代的一个不平常的人物:亚瑟· 奎恩亲王,一个政客、毒品贩子、酒鬼、犯罪世界的英雄。露丝·柯里给我写了一 封长信,讲到许多轶闻趣事。“我曾经一度迷上过那个狗娘养的废物。我跟他有过 一段同居的关系。你在那儿吗?莎莉?我在那儿。” 我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中产家庭。我父亲是个不得意的大夫,他不甘心别 人超过他。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就离家而去了。我听说他人很聪明。不管什么事, 丑事、好事、坏事,还是滑稽可笑的事,我都能讲出一段有趣的故事。人活着就 得有趣味。一个人没有幽默感,等于是个死人。 我这辈子过得可开心呢。我追求的就是乐趣。我把我短短的一生塞得满满当 当的,因此也免不了象别人一样栽跟头。我老以为我会有钱,所以我就老是亏空。 以前我也曾身无分文。 1959年,我五十九岁——你瞧,我和本世纪是同龄人——我想。现在我该干 什么好?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出去找过工作。我到连诺克斯山医院当了一名夜间 接待员。从午夜十二点干到早八点。在他们找到保卫人员以前,我就负责安全。 我每一分钟都很起劲,因为我本来就过惯了夜生活。十六年当中,我每夜都去上 班,一直到我七十五岁得病为止。满六十五岁那年,我该退休了。可是他们不知 道我的岁数,所以没来找我的麻烦。我的头儿说:“柯里,继续干下去吧。”于 是我就干下去了。 害怕吗?我什么也不怕。他们硬要我在这门上加一把特别的锁,因为这儿过 去多次出过事儿。我每天晚上十一点钟在纽约乘公共汽车上班,那儿经常发生可 怕的事。我从来不觉得害怕。要出事也逃不掉。我是个宿命论者。轮到你头上时, 亲爱的,就该你倒霉。我就怕一桩。丧失天赋的官能。我可不愿意落到那个地步, 不能享受世上的一切快乐。身体痛苦,只要能保住脑子就行了。要是我今晚就死. 那也没什么。有什么了不起呢?到时候我只要别人把我弄走,一把火烧掉了事。 我不打算花钱雇人收拾我的臭皮囊。 我小时候,美国还处在艰苦创业的时期。大多数人都是移民,都在千方百计 寻找一个立脚点。那是个你争我夺的时代。你要么成功。要么垮台。那时有那些 敲骨吸髓的大资本家。当然罗,总得有人动起手来,于是他们就动起手来了。我 恨不得把那些家伙,那些工会头子们给阉了。不过要是资本家不榨取工人,钟摆 就不会摆得那么快。如今,他们把每个人都牢牢抓在手心里。那是强加在人们头 上的。在我工作的地方要是没有工会,我每周就只能挣五十块钱,而不是一百五 十块钱。是的,日子过得比以前好些了。当然,困难还是有的,不过要是一个人 真下决心去干,他会成功的,只要他有信心。 “我不论干什么,从来没有长性,所以总成不了器。我老是匆匆忙忙结婚, 四次结婚,四次都失败。我必是打心眼儿里就是一个小骚货。十七岁那年,我嫁 给了一个小伙子,他很象我哥哥,是个好样的小伙子。我嫁给他是为了飞出我的 窝。男人们都为我发疯,真叫我开心透了。我身边老有男人围着转,在纽约,在 芝加哥,到处都有。 “许多男人只跟我一块儿开心作乐,并不跟我睡觉,因为我这方面很糟糕。 我的心不在那上面。我总在想别的事儿。有一次听赛马广播,我的某一个丈夫说: ‘我敢打赌,即使你跟人交欢正热的时候,你也会说:“我得去弄份赛马名单啦! ”(笑) “亚瑟亲王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不过还挺讨人喜欢。他把我介绍给强尼·塔 希、澡堂子约翰、辛基·丁克。他没有受过教育,一辈子没有干过一天工作。他 怎么过活呢?。靠招摇撞骗,靠能够攀得上的什么人物。他手段高明,非常狡滑。 “我嫁第二个丈夫,是为了赌一口气,因为他妈不喜欢我。我觉得他是个同 性恋者。他做得一手好服装。我们在一块儿只过了三个月。我第三个丈夫是印第 安纳波利斯一个油头粉面的家伙,长得可象贾基·格利森了。我一辈子没见过比 他更伶俐、更轻浮的人了。他跟我一样,是个天生的骗子手。我们俩是在旧金山 分手的。他只要一弄到什么人的钱,马上就花个精光。我的第四个丈夫是朱利安· 考夫曼。人们管他叫‘土豆’。我在一个赛马场上遇到了他。” 1924年,我当上了帽子广告摄影模特几。这工作实在轻松。其实我长得并不 漂亮,只不过是招人喜欢罢了。我老是喜欢到我不该去的地方,叫我到那些太太 小姐们常光顾的地方去,我真受不了。每夜我都得去夜总会;弗莱亚酒店、安松 尼亚、种植园酒店等等。我喜欢去这些场所。我就是这样。我认识阿尔·卡朋, 我只知道他化名阿尔·布朗,肯定是他。我抓住了老虎的尾巴,不能撒手。 我总愿意参与行动。在佛罗里达,他们让“土豆”和我去行骗。你看过那种 电影吧?就是那么回事。他们开了一家店,在西联电报局里安插了一个人,让我 们赢钱,赢上三、四千块钱。临到分钱的时候,那家伙以为他会赚几百万。那马 输了,只差一个鼻子的距离。我想那伙人里有一个是维克多·鲁斯蒂格伯爵”。 你瞧,我们用骗子的骗术诓了那些骗子手。 我告诉过你,我们怎样骗走了阿诺德·罗瑟斯坦的八万大洋吗?要是我告诉 你,你准会笑死。他在七十二街的范尔菲尔德旅社开了一家赌场。这家赌场是专 门诓那些傻瓜的。我们用一个人来钓他上钩,说那家伙在芝加哥把钱输得精光, 可还是不肯罢手。他就是那爱嚼烟叶的路易。罗瑟斯坦心痒痒地想在他身上试一 手。我们摸清了他的瘾好:林黛那里是他每天必然光顾之处。我们借故稳住了他 四、五个晚上,等我们知道他又到林黛那儿去了,就把那家伙叫来。我们花二十 块大洋买通了接线女郎,使林黛那里的电话老占着线。他们让那家伙赢钱。等罗 瑟斯坦来时,我们已经把那家伙弄走了。八万大洋呀! 人们怎么他妈的这么容易上当,你奇怪吗?瞧瞧他们怎样钓鱼上钩吧。两年 前在二马路,有两个女的走到我跟前。我告诉你,开始我几乎信了她们的鬼话。 那个秀秀气气的怀孕的小姐说:“我拾到了这只信封,里面装着两万块钱。我是 拐角那儿一个律师的秘书。他说这是一笔来路不正的钱,那些人不会来寻找它的。 ”我瞥见信封里有一叠钞票。我懂得那种掉包的老把戏。我想我大概看上去象个 地地道道的傻瓜吧。我知道她们就是要找这样的人。她和她的女友,一个黑人姑 娘,瞧她们编得多象啊。尽管我知道这是一个骗局,我也几乎相信了她的话。她 的女友得到了六千块钱,因为她丈夫在越南战争中给打死了。她愿意把这钱拿出 来大家交个朋友。她们问我是不是也出两千来证明我的诚意,然后把它一分为三, 每人七千。 我说:“咱们去喝点什么吧。”我故意把我的钱包留在柜台上,让存折打开, 走进了女厕所。自然,她们偷看了我的存折。我走出来后说;“姑娘们,咱们这 事就此拉倒吧。”我知道她们想溜。她们发现我是个内行。我想;饶了她们吧, 再见。我何苦把一个人送进监狱去呢?那妞儿和我一样根本没有怀孕(笑)。你 可知道,两星期前,这幢房子里就有个人为了一万九千块钱给抓起来了? 我想,那些匪徒们喜欢我,是因为我随和,有趣。我不认为他们真的了解我 是怎样一个人。我不是个拉帮结伙的女骗子。我不跟他们混在一块。 我们有一次跟杰克·麦克格恩一道去佛罗里达州。他是个笨蛋。我们带着一 些高尔夫球棍,里面暗藏着机关枪。如果你随便摆一个香蕉摊,就有被杀的可能。 于什么都要孝敬卡朋。他们正在寻找斯卡利斯和安塞尔米。在杰克逊维尔车站, 我大摇大摆地向杂志柜台走去,活见鬼,我看见了谁,不正是斯卡利斯吗?他想 过来跟我调清。我是说,他们要找的那汉子,他正在尾随我哩。(笑)宝贝,那 就是黑手党,要是有人告诉你根本不存在黑手党,那是瞎说。我认识的这些家伙 没有一个是得到善终的。 当金钱成了我们生活的唯一目标时,你兴许会赢,但终将输掉。就拿那些在 证券市场上赚大钱的大人先生们来说吧。他们不是死在监狱里,就是自杀身亡。 把他们挨着个儿数过来看看。我认识杰西·利弗莫尔。三教九流的人我都认识。 我曾经跟露丝·埃廷一道合作过。 她不是和“瘸子”结婚了吗? 唤,那个杂种。他和他那个拉皮条的兄弟竟让他们的母亲在街头卖火柴。让 我告诉你“土豆”的好朋友马科斯·格林伯格的事吧。他是在纽瓦克一家酿酒厂 里给杀死的。那儿随后就成了一场血战之地。于是我给“土豆”搞了一副女人的 灰色旧假发,把他弄上一条船,逃到国外。在德国,我在一份巴黎《论坛报》上 看到一条新闻说,那个杀了所有那些人的家伙,自己也给杀了。(笑)于是我对 “土豆”说:“现在我们可以回去了。” 我觉得当今的年轻人不懂得什么叫过得快活。他们跟绵羊一般。他们以伤父 母的心为乐。我不是说所有的年轻人都这样。那些抗议越南战争的年轻人是对的。 我相信,历史将证明那个狗娘养的基辛格实在是最糟糕的外交官。 不过我没法理解年轻人。我对他们感到恼火的是,他们太喜欢把自己弄成同 一个样子了。都留长发,都穿打补丁的牛仔裤。要是他们真穷,不得不这样穿着, 老天爷,他们就会哭天喊地地闹开了。我一辈子都是一个造反派。我总是我行我 素。我也许不过是一只虱子,可我愿意做我自己。 我的美国梦吗?只要我活一天,每一天都挺有意思。前不久,我差点死了。 我现在一点也不怕死。我再也不能活蹦乱跳了.我得了喉癌。瞧,我在嚼口香糖 哩。我不能上饭馆去吃饭,不过我喜欢活着。什么打个天下、闯个世界,我谈不 上。我只是不想把它变得更坏罢了。你知道阿鲍·本·阿丹姆吗?他那个部落会 变得兴旺发达吗? 我曾经两手空空,可我从来没有欠过债。我对任何事都不着迷,也不为任何 事、任何人伤心。我想我有过许多乐趣。我只是不愿意这一切都了结。我喜欢讲 亵读神灵的话。我喜欢说难听的话,可是因为我老了,谁也不介意。 (杨静远) 查理·德拉卡姆普 这是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我们坐在“密西西比精神保健和法律服务所” 他的办公室里。他在社区的一个疗养所里工作。 他已经五十岁了,满口无牙。牙齿给他造成不少麻烦,所以他全都拔了,现 在他不再痛苦了。 我父亲是个南方浸礼会的牧师。我家过去经常搬来投去,他在不同的教堂布 道。一日三餐,人家给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人们给你运来罐头、被子、腌肉之类 的东西。 我父亲的性格象一团烈火,他怀疑一切,从不满足于现状,但是不关心政治。 他有自己的一套偏见,这尤其说是种族偏见,还不如说是宗教偏见。他欢迎黑人 光临我们家,但不欢迎天主教徒和犹太佬。 我父亲多次被请到全部是黑人的教堂会主持礼拜。他对此能得心应手地应付 自如,甚至在三十年代也是如此。我父亲是这种人,他相信你如果要争取一个人, 他正在喝啤酒,你最好干脆坐下来和他一起痛饮。 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已开始具有性欲的本能。当时,作为一个乡下孩子,我 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同性恋。至于男孩子和男孩子大家胡搞一下,据我所知,乡下 孩子和城里孩子都差不多。什么“相公”、“兔子”之类同性恋者的称呼我在农 场一无所知,当时也没人用这些词。男孩子们以做功课为借口,一起过一个晚上, 无非是手淫、互相嬉弄一番、以及诸如此类农村孩子躲在谷仓里干的玩意儿。 直到我家搬到马科姆,我才公开成为一个同性恋者。与此同时,由于切身体 会到人们对我的歧视,我的政治见解也开始成型。人们对我的歧视,促使我对其 他领域里的歧视也有所感受,诸如:年龄方面的歧视、种族方面的歧视,等等。 这使我趋于左倾。 1948年,我写信给美国共产党,并且和几个人通信,表示愿意参加美共。他 们告诉我,在密西西比州没有该党的基层组织。当时,我开始散发和出售该党的 报纸,我在我工作的饭店里以及马科姆街上卖该党的报刊,这并没有引起敌意的 反应。人们感兴趣的是我的同性恋,对我的政治观点没人感兴趣。那个时候,白 人至上主义者还没有感受到外界的压力。如果这事发生在五十年代后期或六十年 代初期,恐怕反应和后果会大不相同。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年轻的黑人,在别人的院子里割草。他领钱很困难,如果 走上人家屋后的廊子,别人就会叫警察来,告他偷看裸体女人。我尽力用各种办 法帮他忙。密西西比州没有美国公民自由权利同盟这个组织,我就参加它的波士 顿分会。他们叫我监听法庭诉讼经过,我真这样做了。 《企业报》有一次在头版发表了一篇专栏评论,谈及有人把传单和请愿书放 在车上、压在汽车挡风玻璃抹布下面、塞进门缝,该报认为这种人应该涂上油彩、 插上羽毛,在城里游街。谁都知道这是指的我。后来,民权运动兴起,这位编辑 转而变成了开明派。 我弄来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请愿书,让人签名。人们甚至根本不知道里面 讲的是什么内容,我告诉他们值得一签,他们也就大笔一挥签上名字。 我从事这类活动并没有碰到阻力。人们对我的同性恋感兴趣。当时有许多建 筑工人到密西西比州来铺设管道。他们下工之后就等我,要我和他们睡觉。这些 人远离家室、无所顾忌。 有一次,我劝说一些英语教员把某些书籍列入推荐阅读名单,而这些书的作 家却出了毛病,于是教员们马上把这些书名勾掉。我为此而受到责备,三 K党党 徒来到我工作的地点,威胁说要打我的屁股。——这是我从事这类政治活动以来, 唯一被人认真对待的一次。那时,我在饭店做招待,公然是同性恋打扮,而又散 发共产党文件,老板对此不闻不问。 我想,我之所以成为这样,其关键在于我母亲。她是一种人人都喜爱的人物。 不论红种、黄种、黑种、还是白种,人人都喜欢她,而她也一律同等对待。不论 右派还是左派,政治上的事情她一概不懂,但是我感到她的一举一动都说明她是 个社会主义者。她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我所效法的。如果她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或 者社会主义,她一定会赞成。我的一切主张,我在电台和电视中所谈,她都认为 是千真万确。她总认为我应该做一个牧师。 我父亲则对我不加干涉,他只有一次过问我的事。那是他收到一封恐吓信, 关于我的同性恋问题。他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回答:“不过说我是一个 同性恋者罢了。”他说:“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他提及这件事仅只这一次。 大致195O年,我接到通知要我到征兵处报到。我去了征兵中心,告诉他们我 既是一个共产党人,又是一个同性恋者。我把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说给他们听,企 图以此逃避征兵。他们只问了一句:你有文件可以证明这一点吗?我说没有。他 们就说,那就没有什么关系。这样,我还是应征当兵了。到阿肯色州接受军训时, 我在兵营想和谁发生暖味关系,就和谁搞,也没出现什么麻烦。 那里真有几个狗屎蛋,企图往上爬。他们告发我有一夜喝醉了酒,内务值班 时在性的方面引诱人。第二天早晨,广播喇叭通知我到部队长官那里报到。长官 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你有女朋友吗?”我回答:“有呀,您问这干啥?”他 说:“人们告发你在性的方面引诱人”。我说:“也有可能,因为昨晚我喝醉酒 了”。他们就送我回了队伍。 我拒绝按一般解除职务处理。因此他们要对我进行军法审判。这可能判我不 忠诚罪,我想要判十年。开庭两天,我不仅得到军官的支持,几乎所有兵营里的 军人都支持我。最后他们控告我的罪名是“企图猥亵”。我请来担任律师的那个 军官告诉我,军法典上并无男性对男性“企图猥亵”这一项,所以我就等于没事。 于是,控告的罪名又降为“企图一般性伤害”,他们判处把我监禁在军人监狱三 个月。我的长官拒绝执行判决,因而请假不归,我猜想人们都喜爱我。 1953年我来到杰克逊,在一家高级俱乐部当宴会招待。那里一位衣帽间的 女服务员患癌症,她不愿意别人服侍而只要我。我在国民警卫队里受过护理训练。 她在卧室里放一张帆布床,让我睡在那里,她痛时给她注射。她的父母都是南方 浸礼会教徒,认为我必须搬走,否则他们无法向教会解释。于是,我们必须迁到 别的地方去。 我们开始寻找疗养院,发现只有一家有此设备,但那里的人冷漠无情。后来, 我们又找到一家小疗养院,虽然刚开办不久,但人比较热情。1955年他们雇用我 照顾我的女友,于是我就当上了管理员的助手。我那位女友逝世之后,我仍留下 来工作。同时,我晚上仍兼职当宴会招待,因为长期以来在疗养院我每天只拿十 七块五角美元。 我的雇主完全知道我是个同性恋者。从早到晚都有人打电话到她家里和到她 办公室,抗议她容忍我这样的人物。甚至她自己家里的人也劝她把我辞退。但是, 她仍然卫护我,认为这是我的权利,尽管她不同意我的行为。 全国各地搞赞成同性恋运动的许多人都知道我这么一个人。当他们耽在杰克 逊需要一个住处的时候,他们就来用我的房子。在我居住的那条街上,人们把我 视作畸形怪物。有一次这里的居民试图请愿,想把我逐出这一带,但没有成功。 当时,他们看到形形色色的人进出我的房子,各个种族的人都有,还有奇装异服 者和留长发者,所以每天早晨都聚集在垃圾箱旁边围观。但现在已经没有人注意 这些事了。周围的邻居有所变化,有些对什么人出入我的房子已经彻底漠不关心 了。 (元一) 克莱尔·海尔斯顿(三十岁) 克莱尔是近北成人诊疗所的护理主任。该所位于卡布里尼一格林地区,那是 芝加哥较大的公共住房区之一。她说:“我刚来时,这个地区的居民主要是黑人, 现在则西班牙人越来越多了。” “我生在伊利诺州的加兰纳。这地方使我想起罗马,因为它四周环山。我出 生时由祖母接生。她是爱尔兰裔,有八个孩子,去年一月满八十岁。她给教堂做 针线活,至今尚能开车。她独自一人住在农村,替别人买买菜或把病人送进医院。 她不用操心死后没人送葬,她丈夫去世时,约有九百人参加了葬礼,大城市的人 会说:不知谁会来呀。但她住在一个小镇里,我认为美国人以往就是这样生活的。 我的精力是从她那儿得来的。 “我的父母是爱尔兰人和德国人。我的名字的涵义是‘一颗明亮的星’。我 父亲曾当过数学教员,厨师,领导过童子军。他很严厉,我母亲好得象个天使。 他们都很爱国,为能成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他们自己有房子.还有一个菜园子。 他们把这一切收拾得很干净,并且乐于帮助邻居。我很高兴我的父亲不是一个软 弱的人。他曾说他要为我们四个孩子而向上帝负责。另一方面,他们俩尽量培养 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当我哥哥将被征召入伍而想……时,我说‘哦,这不行’。 我父母却说如果他想去加拿大,这由他自己决定。 “我在中学时想当护士,因此我进了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地方的梅约医院。 当我在圣玛丽护士学校学习时,我们给一个嬷嬷起了个外号,叫她电棒戈登,因 为她老打着电棒在我们的宿舍里来回走动。嬷嬷们事先不通知就检查学生的宿舍。 她们戴了白色的手套摸柜橱的顶。我曾参与了要求放松这类严厉措施的活动。既 然我们今后将要对他人的生命负责,我们自己应该会管自己。” 1968年夏季我在芝加哥当见习护士。我精力充沛,想为民主党代表大会做点 义务工作。我知道那时天气将十分炎热,人们都要进城来。因此我到市长戴利的 办公室去问要不要设一个急救站,他们说不要。 于是我去帮尤金·麦卡锡工作。麦卡锡的人根本没有组织起来。我就给一些 医院挂电话,问他们能否出些人做几小时义务工作、我找到了三十五个医生。 在那个星期里有些人到我们那里来。他们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病,或是感冒了, 其实他们不过是疲劳而已。有一、二个人得了麻疹、水痘。也有人担心自己的血 压。到了星期三晚上,有人飞奔上楼告诉大家到某个地方去。我没料到会出事, 以为这不过是搞好公众关系罢了。接着他们就向圆形剧场进发,果然出了事。有 七至十个房间都住满了病人、他们中间有一些是警察,还有记者,挨了揍,受了 伤,乱成一团。 有的人需要转移到县医院去作爱克斯光检查或其他治疗。谁都怕陪这些人一 起去,我去了。真是够战。我带了大约三十五名病人,有扒手,也有抢劫犯。其 中有的人得到允许可以和他们的律师交谈、有的人则不准和外界通电话。那天晚 上足足闹了一宿。 两边的情况我都看见了。我感到一边认为只要你留长头发,你就有问题。我 见过大家称之为嬉皮士的人,他们互不关心,也不管别人闲事。另一边则认为只 要你身穿警服,你就不对。我不主张把人分成类,说这伙全对,那伙全错。由于 我在一个非常容易出事的地区工作,我认为把警察说成全错是不公平的。 我的女友在代表大会之后两个星期和副市长结婚了。我出席了他们的婚礼。 我不想谈政治,就和市长戴利聊守灵和葬礼。我告诉他我是两位新人的介绍人。 市长气色不好,面色紫红。我掐了一下他的面额问他:“今晚感觉如何?”他说: “很好呀。”我说:“你看上去不太好,要好好注意身体。”我还和警察局长坐 在一起。如不把这种人揍一顿真叫人难受。我认为他们应该有点眼力。 我对大人物不感兴趣。最近有一位老太太倒真令我佩服。她住在卡布里尼一 格林区一排普通民房里。有人闯进她家,用刀胁迫她,她已六十多了。那人想要 揍她,强奸她,还要抢她的东西。她从二层楼的窗口向下跳,两条腿都骨折了。 她到诊疗所来找我。后来她到法院起诉,还出庭作证。罪犯和她同住一居民点。 这位老太太真有胆量,我佩服这样的人。 有几个看上去十分粗鲁的普通青年。他们亲眼看到一件极残暴的罪行。有人 用车子把别人撞倒在地。并来回在他身上碾了好几次。当我把这些事说给律师听 时,律师说休想这几个青年会出庭作证。但他们却出庭作证了。还有的人捐款不 留名,有人从事义务工作。这样的人我都佩服。 有一个和我来往的男人说我太活跃了。此人颇有政治倾向,属于交游广阔的 类型。他能成为一幅绝妙的广告。我是说他坐下来之前先要把周围的尘土掸掉。 他会把全部漂亮衣服都亮出来,甚至摆上白地毯。你简直不知道能不能信赖这类 人物,因为他喜怒从不形于色。他精通世故。这种人和别人在一起时就很不自在。 他们经济上可以混得不错。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内心深处是否泰然自若,拿面镜子 照一照,他们自己可能都认不得自己。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到加里市市长哈彻家去,我想为我们医院募捐一些资金, 因为许多公司的头头都在那里。他非常不自在,对我说:“克莱尔,你太活跃了。” 我也不是那末傻。要是你在工作中要经常接触精神沮丧、收入低微的人或者 加入了流氓集团的小伙子,你就非灵活不可。你不能傻乎乎的,不然你一出门, 就会被人打翻在地。我觉得从贫民窟来的人比较敏感。他们知道你究竟是喜欢他 们还是对他们摆架子。我可能比过去谨慎,同为我丢了好几次钱包。 我搬到卡布里尼一格林地区去为的是想找个不寻常的工作。我几乎给每个医 院都打了电话。没白打。我募捐,教书,和公众联系,还写赠款建议书。我成了 一名专门收集群众意见的人。有一位妇女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人家说她的女儿智 力迟钝。我作了些调查,可是无据可查。为了把事情弄清楚,我打了好几个电话。 一名护士难以做这么多工作。你要就在班上,要就外出访视,要不就是管理他人。 工作范围很狭。我的工作从不使我厌烦。很多人讨厌自己的工作。我热爱我的工 作。 我不是一个做好事的人。这只不过是我的份内工作、我的责任。我始终是这 样理解的。这种想法大概来自我的祖母。 有很多人打电话给我,因为我告诉他们“要有事,请来电话”。大家都叫我 克莱尔,我为大家都称呼我的名字而高兴。不少秘书和店员对主顾说来都是无名 无姓的。有人到我这里来,问我“你能帮我做件事吗?”这本身就是件令人高兴 的事。 有的人说没人带他们的孩子出去玩,我就找了十来个人把孩子带出去。大家 都到我的住所来。晚上我常常到居民点去问那些家长(他们没有电话):愿意把 孩子留在我这里过夜吗?收入低的父母往往比较乐意,因为他们孩子多。他们也 信任我。 此间最大的问题是失业,失业率达百分之四十。靠福利金生活的人往往失去 自尊心,我见过这类事。我认为只要身体允许,每个领救济的人都应该工作。培 养纪律,按时起床、报到,还要自重。谁都不愿意接受他人的施舍,领救济不是 什么光彩的事。 一天当我走过克拉克大街的洗衣店时,我看到一个瘦小的女人。她身高四尺 八寸,穿了双紫色的拖鞋,一个膝盖向里弯曲碰到另一条腿。我和她交谈,她叫 爱莉,在狄克逊州立医院住了三十年。她的头发浅黄色,手指细小。我的男朋友 把我和她一起带去吃饭(笑),之后我们到州精神病院去探望她的朋友。 我成了她的朋友。她介绍我和丹尼尔认识。后者是个瞎子,脑子迟钝,说话 艰难。后来我又结识了玛丽,她体重四百磅。我们四人常在一起,我为她们做事。 玛丽住在一套地下室公寓里,有十二个人,每月付一百五十块美金的房租。 她做了个手术,体重减到一百五十磅。我给她找了工作。她体重四百磅那会儿, 只有一条裤子。她现在还常给我打电话。我给爱莉也找了一个工作,电话售货。 她一生中还是头一回住进自己的房子,试想三十年来她一直都住在医院里。丹尼 尔学会了滑雪。他双目失明,智力商数只有六十七。他还学会了做饭。他们很象 小孩,喜欢做事,这是一个挑战。我们在一起很愉快。 人们难以设想我们几个人坐在饭馆里的样子,我们活象个马戏班子。他们并 不动人,相当奇形怪状。他们是异乎寻常的,这点他们自己也明白。他们三人知 道他们会被人围观,也乐于这样。我们上了公共汽车,他们三人就唱歌。车上有 一位乘客说如果收门票要两块美金。 我大概比我同年龄的人有更多的经历,也经常处于更为危险的境地之中。今 天我见到一位接受过乳房切除手术的女人,这一次她的眼睛被打青了,她有十个 孩子。至少她想到了我,来找我。或许我能帮助她。 我认为如果普通人能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美国就能搞得更好。那时人们不 会光想成为电影明星或政治家,达不到这个目的,就觉得自己一事无成。 记得有一天我乘公共汽车,车上十分拥挤。我后边一个人大概有二百五十磅 重,衬衫半做着。他留了胡子,头发很长,看样子快四十岁了。他似乎回答了我 的招呼,我就在他旁边坐了下来。我很开朗,看到十几岁的小孩就说:“你好”, 和他们交谈。你一主动他们就不防范你了。况且他们还知道你没有架子。人们常 透过窗帘叫我,“克莱尔,克莱尔”,我都记不起他们是谁了,因为我曾和那么 多人交谈过。我们有七千多名病人。不管怎样我和边上这个男人交谈起来,我问 他:“过得怎样?”他说糟透了。他过去开卡车,现在领失业救济金。我说:“ 你在旅馆里干过活吗?到玛丽奥特去吧;里有三千个工作位置。”“第一件事,” 我说。“你最好穿上套服,刮刮胡子,理个发。如果你已经有工作,或许可以不 刮胡子去上班。如果你是找工作的,那就应该特别注意。”我还告诉了他几处可 以去试一试的地方。他竟在那么挤的车上点起了一支烟。我马上对他说:“你难 道花得起几百块钱缴罚款吗?你刚才还说你失业了呢。请把烟掐了。”他不听。 我想;真倔。我这里给他帮忙,他倒不顾一车人的安全。我说;“你要后悔的。” 我笑了笑,大声喊“救命!救命!”大家都笑,因为他们都听到我们先前的谈话。 我没有大声讲话,但也不是耳语。你知道吗?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除非手里有电 话或步话机,我和边上的人交谈时,我前面和我左边的人都能听到。因此大家都 笑了,那个人也就把烟掐了。 我认为一个人有权坚持己见。当你开着汽车想找个地方停靠时,有人向你按 喇叭,你可以坚持,而不要也按喇叭或者嚷嚷。汽车喇叭和嚷嚷都可以刺激人的 神经,用幽默的办法也可以把事办成。 性格坚强的男人才能和我来往。如果他们有偏见,就不会喜欢我工作的地方。 可能他遭过抢劫,这是危险的因素。在美国有些地方为了一个工作就打起来。听 说在得克萨斯州西班牙人和黑人相互之间非常仇视,因为那里工作很少。我得慢 慢地改变他的态度,我不要听那些刺人的话。我不喜欢庸俗,我不喜欢持种族歧 视见解的人。我希望别人尊重我,他得尊重我的工作,要不然就别和我往来。我 只和心灵美的人打交道。 人是有头脑的。我有一个病人,他死的时候已经九十六岁了。他很了不起。 我对他很崇拜。他曾开设大学俱乐部。他是一个高级白人,但却十分谦虚。他什 么都自己修理,他的电器用品、盘子和鞋。他自己什么都会做。我想一个人心目 中有个英雄人物是件好事。 我从十七岁起就独立生活,我的父母一直都不放心。他们为我析祷。我们回 家渡假时,大家绕着桌子走,也祷告。这是开玩笑。我打头,有的人祈祷要个男 朋友或其他等等。有时这种祈祷充满感情。我父亲的祈祷是希望我离开医院。他 用一种开玩笑的口吻却又很认真。他知道我不会离开的。 我常常接到朋友的邀请,因为他们要听我的故事和一些奇特的经历。一个女 孩子有一次非常幽默地对我说;“克莱尔,你生活中的一天就顶得上我的十年”。 我接触的人中,从最穷到最富的,从最有权势的人到学生都有。我遇到过激进分 子、保守分子、官僚,可惜他们之间互不来往。现在到处都有战斗。到处都有武 器出售,都在谈论中子弹,很难说人们不担心。但是我对这个国家深信不疑。我 想情况会改善的。要是我认为不行了,我将移居别处。 让我们清除邪恶向前进。 (黄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