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社区动态 玛丽·罗·沃尔夫 “我出生于芝加哥的西区,在那里长大。我爸是个细木匠。他的双亲于本世纪 初从西西里来到美国。在他很小的时候,家里就迁到伊利诺州,那里找得到男人干 的活。男人们在遥远的西部铁路线上工作,留下女人和孩子在小块土地上种庄稼。 当时只有我和我兄弟两个小孩。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什么事情。” 她现年四十五岁。 在学校里,我们有历史课。这历史课总使我有点不自在。小时候每当我上芝加 哥历史学会去,我总感到局促不安。我觉得那地方是上等人去的,自己有点格格不 入。我总要瞧一瞧阿伯拉罕·林肯穿过的衣服之类的东西。可是我记得当时总是感 到不知所措。“民主”和“政府”这两个词使我回想起母校,回想起给我们上课的 修女。印象中她们所谈论的全是些早已发霉的东西,同芝加哥大街上的生活没有一 丁点儿关系。然而我知道我的生活总会要发生变化的。 我读过不少书,但都是南希·德罗丛书之类的通俗读物。我想我只有一件事可 做,就是去结婚,去做孩子的妈妈。我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自己也许还有别的事可 干,那已经是在读中学了。那是在圣·玛丽女子中学,我加人了一个叫青年基督教 学生会的团体。我们读一些教会的社会通谕之类的东西。我开始知道世界上还有劳 工问题的社会政策之类的东西。在此之前,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虽说我爸就是个 工人。 于是我开始接触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一类人。有些人是从欧洲来的,从有工人运 动的地方来的,他们偶尔来到这里,还有些则是学生。我喜欢到他们那里去交谈。 看样子他们对我的态度很认真。似乎他们讲的我都懂,其实我常常不懂,但他们以 为我懂了,这使我很高兴。 我去一所天主教女子学院上了一年学。这并不是一所上中产阶级的学校,但我 却以为它是。我在那里的第一个星期,她们举办了一次迎新茶会欢迎我们这些新生。 她们告诉我该穿什么衣服,要穿高跟鞋,要戴白手套。这可把我难住了,我连一副 白手套也没有。我感到那完全不是我这种人耽的地方。所以过了一年,我决定退学。 我有些罗曼谛克的想法。现在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当时我总认为当个工人, 去工厂做工是最好的事情。现在我想这真是荒唐透了,真希望那时没离开那所女子 学院就好了。 我做过一系列没有出息的活儿,糊纸盒、焊接无线电零件、当女招待,可什么 也没有做好。一下子我觉得这一切是多么无聊。我完全给弄糊涂了。我对做工人抱 着罗曼谛克的想法,可我又不想去做工人。有一次我跑到一家糖果公司去。他们审 查了我的经历,知道我没上过几年学,就不愿意雇用我。他们说:“我们觉得你是 个搞工会组织工作的。”可我与此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呀。(笑) 做了一连串这种无聊的工作后,我到青年基督教学生会总部去工作。我编辑了 一份供劳动妇女阅读的杂志,薪水很低。后来,我干脆什么也不干,结了婚。当时 我二十岁。等我有了几个孩子后,我再读这份杂志,回想起过去认识的那些人,我 很怀念他们。为了克服这种微微露头的不满足的情绪,我会说:“那些都是小孩子 的玩意儿。现在你已经责任在身,把那些梦想都抛开吧。这些都已经过去,已经结 束了。至于那些人嘛,都是些异想天开的人物。” 我有九个孩子。这绝对要占用我的全部时间。偶尔也会有人想起我,对我说: “你能否来做一次演说?”我总是回答:“不行,我是个妈妈了,实在太忙。”有 时候我抱着婴儿坐在摇椅里,一坐就是几小时,看着他,心里想着我究竟在干些什 么。 我的朋友都很好。我们常在一起,交流做咖啡糕点的配料法。闲聊我们要想做 的窗帘。这一切都使我开心。但回到家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满足的感觉。我花 了很多时间读书,然而并无一定的系统和计划,只是碰到什么读什么,有时候还是 一本古典作品。我发现我非常希望能有人来跟我一起讨论我读过的书。可是没有这 样的人。 我丈夫总尽力想理解我谈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常常把两手一摊,说道:“玛丽· 罗,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你到底想说什么呢?你想上街去买件新衣服吗?” 大约到我最小的孩子三岁时,那是在六十年代,宗教界开始动荡不安。我们是 活跃的天主教徒。当时,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召开了。有人提出了良心的问题,还 有战争的问题。我们家的爱德华已是十七、八岁了。我开始不安起未。这和政治毫 无关系。我只是不愿意我的儿子去打仗。 我连越南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也就是在同一个时候,几个大孩子开始响咕: “我不想到教堂做礼拜了。”我没办法心安理得地对他们说:“你们一定得去,因 为我们一向是这样做的。”我有时边喝咖啡边想,他们提出的论点颇有一定的道理。 各种情况全凑到一起来了。我那最小的孩子已经可以交给大孩子们带了。我们教区 新来了一位年轻牧师。我对他说:“教会有很多问题是关系到孩子们的教育的。我 们大人对现在的很多问题、对目前局势的动荡和变化,都摸不清是怎么回事。你能 不能举办个什么会让我们坐下来讨论讨论呢?我对成年人的教育很感兴趣。” 过了几个星期,嘿,瞧吧,我真不知道他上哪儿找来的这么些人。他们住在这 一带已经好多年了,可我从来不认识他们。我们聚集在牧师住房的地下室里。使我 吃惊的是大家异口同声都说:“对啊,我们感到很闭塞。没有人跟我们讨论这些事 情,当然我们很想谈谈这些变化。” 我们决定把大家组织起来。那年,死掉的榆树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再加上孩子 问题、少年犯罪问题、交通拥挤问题等等。但如果我们能把那些死榆树砍掉,倒是 个很好的开端。这是谁都一看就明白的事。 有人说:“我们去找那个市政指导谈谈吧。”其余的人马上脱口而出道:“找 他干什么?他完全能够办这些事,而他什么也不办。我们直接去找负责这项事务的 部门好了。”有一位名叫桃萝蕾丝·克鲁士的妇女,走遍了我们那一带的每一条街, 把死榆树全登记了下来。一群人就把这登记表交给负责街道、卫生和林木的头头。 他接过登记表,搁在一旁,转眼就丢之脑后,忘得一干二净。结果是什么也没办。 这对我们是一个教训。 桃萝蕾丝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她给这个地区的每一棵死树做一块牌子,上面 写道:“这棵树死了,应该砍倒”。这是跟那些当官儿的开了个玩笑,因为他们常 常把人们屋前的树砍倒,而那些树实在是不应该砍的。我们总共挂起二百二十五块 牌子。几天之内,这些村统统都被砍掉了。我们取得了第一个经验:引起公众注意, 给当官儿的开开玩笑,不必理睬那个市政指导。 还发生过一桩引人注目的事情。在修肯尼迪高速公路时,附近的一条街被修进 了高速车道。这样我们居民区的一条小街就变得非常危险。几年来,我们一直在争 取安装交通指示灯,但丝毫没有结果。后来出了一次摩托车事故,撞死了两个小孩。 我们就挨家挨户去征求意见。人们的反应普遍都十分强烈。来参加我们第一次大会 的大概有三、四百人。我们便趁机组织起来。 当时,我又一次觉得,行啦,我的责任算尽到了。现在我应该回到家庭里面去 了。于是我返回家庭,又开始去烤我的甜饼。 后来,另外一伙妇女说:“我们为什么不搞一个名著讨论班?”大家都感觉好 笑。这一带没有人会感兴趣的。我们这一带的居民不是那号人。想不到几个星期内, 我们果然办起了一个名著讨论班,参加的人全都是道地的工人阶级。我们一开始读 的文章里有一篇是《独立宣言》。它的第一句话的前半句,我们就讨论了足足三小 时。这是我,作为一个成年人,第一次与其他成年人一起讨论《独立宣言》的意义。 原来还有好些聪明智慧的人们和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呢! 间或我也拿张报纸来翻翻,看一下关于“反污染运动”的消息。杜比神父是领 导这个运动的一位年轻牧师。他们突破了一些陈规旧律,直接与州立爱迪生公司进 行斗争,最后赢得了制订一项反污染法令。他们还进一步把斗争扩大到了其他领域, 组织的名称也改为公民行动纲领。 我们那一带正处在即将修建的横跨城区高速公路要从中穿过的地区。人们跑来 问,高速公路究竟建造在什么地方,人们想知道它要经过哪条街。我们应该反对它 通过这条街,还是应该反对它通过那条街呢?最后有人提出:“我们干嘛非赞成修 建这条高速公路不可呢?”一时间没人开口。你看我,我看你。他说得对啊,我们 根本就不需要这条公路。另一个人说:“说这类话半点意思也没有,你们难道真有 什么办法不让他们修吗?这件事已经决定了好几年了。”我们其余人还是认为,“ 不,我们一定不能让它通过!” “反污染运动”正在组织人反对这条高速公路。他们问我们是否有兴趣和另外 一些人接触。我们应邀去参加一项过去我们从未听说过的行动。这是组织起来采取 行动的一个新步骤。他们打算到那个市政指导的办公室去责问他,修筑这条高速公 路,对他本人究竟有无经济上的好处。 那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发生了。我们来到了那个市政指导 的办公室。杜比神父是我们的发言人。当时,市政指导普辛斯基说,办公室里容不 下那么多人,所以他可以出来。普辛斯基说:“我可以站在这辆汽车的顶上讲话。 ”他从杜比神父手中拿走麦克风,爬上了汽车。杜比神父马上把麦克风从他手里夺 回来说:“这是我们的麦克风,我们正用着呢!”当时我惊呆了。一个神父公然从 市政指导手里把麦克风夺走,真是不可思议! 以前人们可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呀!这一冲突过去后,人们仍逗留在那里。普 辛斯基又出来了。莱恩问;“你敢保证你没有股票吗?”普辛斯基气疯了,说:“ 看你是个神父的面子,否则我非直冲着你的鼻子接你一顿不可。”杜比神父拉开领 口说:“来呀,接吧,你可以试试看。” 有些跟我在一起来的人说:“啊,让我们走吧,这就要打起来啦。”他们就这 样给吓跑了,而我可觉得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行动,因为这恰好投合了我对太多空 话早就不能容忍的心惰。我开始体会到我就是喜欢直接采取行动。不仅是由于这样 更来劲,而且这让你意识到空话连篇什么事也办不成。到了某个节骨眼上就非得采 取行动不可。 行动,这个词就这样进入了我的词汇之中。有时“反污染运动”的人会打电话 来说:“我们将于明天早晨去市政府采取行动。”有可能会与某个官员发生冲突。 我们要看横跨城区高速公路的修建计划,但当官的不让。一开头,事情就是一清二 楚的。他们会说:“这不关你们的事,你们看不懂。”要不就说:“我们还没有就 绪呢,正在研究之中。”这类话我们已经听过多次了。他们已经研究了好几年了。 突然之间,这里出现了一群我所喜爱和敬仰的人。他们说:“你们不能老是那 么容客气气的。”这话真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当我还是个吃奶的孩子时,人们就教 我:要想办成任何事,都得客气待人,要循规蹈矩。如果当官的说;“坐下等着。” 那你就坐下等着吧。 而这些人却对我们说;要挺起胸来,大胆提出你们的要求!起初,我还真有点 惶恐不安。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要得罪人吗?不!我开始认识到,不是有谁得罪 人的问题,而是人们非常之激动。他们所干的事情并没有任何不对头的地方,他们 只不过拒绝遵循别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清规戒律而已。 我开始思考问题,有些人制定一套规章制度,并不是真正为了维持秩序。其目 的只是让你安分守己。可能破除这些规章制度正是你应尽的义务。我喜欢这样做, 并从中得到乐趣。 一次,我们去见乔治·邓恩。那时正值县政委员会开会期间。委员们坐在下面 会场里。我们就象罗马圆形剧场的观众一样,只能坐在那里旁观,委员们坐着漂亮 的红丝绒椅子。我们到那里时还稍早一点。上星期我们曾去过那里,乔治·邓恩警 告过我们,如果我们干扰他们开会,他就要把我们撵出去,所以我们只好去得早一 点。 大家都站在两旁走廊上。我们说:“咱们别站在这儿了,咱们到下面去吧。” 怎么下得去呢?没有门,只有一道把观众和演员隔开的木栅栏。这容易办,只要爬 过木栅栏就成。于是,大家都爬了过去,来到会场里面。我们说:“既然过来了, 就试试这些座位吧。瞧瞧这些大椅子,老兄,看样子这些椅子真够棒的,不是吗?” 那几个秘书吓坏了。他们说:“你们这些人不能坐,快出去。”我们说:“为什么? 我们是纳税人啊。”大家都在位子上坐了下来。邓恩先生出来时,也吓坏了。他说: “你们这些人最好还是出去。”我们说:“不。我们要见见你。”他拒绝了,又回 到他的办公室去。于是我们就一直呆在那里,坐在那些椅子上自己开起会来。说起 来这也不算大事,但这样的越轨行动,我们大家都觉得挺新鲜。 有一次我们想见一家银行的负责人。我们聚集了一大群人。警卫出来了,他们 说:“别踩地毯,铺着地毯的区域是公司办公地带,你们不能走过来。”我想,本 来踩不踩地毯无关紧要,可是给他一说,我们却非说话不可了,“你们别开玩笑了。 我们当然可以踏上去的。看着我们的脚吧,我们这就要路上地毯啦。你们打算怎么 样呢?”(笑)不少人认为这是在存心惹事,但实际并非如此。有很多时候,你得 经常坐下来检查检查那些规章制度是为什么订的。有些规章是好的,有些规章却只 是为了叫你安分守己。 我一直是个很安静而有礼貌的人。叫我在人前讲话,我会脸红,会感到尴尬。 但“反污染运动”的人似乎对我完全另有一种看法。他们用一种我自己也不曾对待 过我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我。他们希望我做一些我从来未曾想到我有能力做的事。也 许我这个人真不象是我自己所设想的那种样子吧。 人家说我是个组织家。我还真不大知道组织家是干什么的哩。我想着他们必是 些神秘人物。后来,我才发现这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神秘的是他们做的工作。他 们给我一些内容严肃的书籍看,让我了解大企业控制下的美国,了解高速公路。一 般我会想:让我丈夫去读吧。家庭妇女哪有功夫搞这些。但他们却说:“读一读吧, 然后再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感到他们这是在恭维我。开始我只是应付一下这种 恭维。过了一阵子,我逐步明白,他们确是认为我有能力弄清一些重大的问题。就 这样,我逐渐掌握了一些政治方面的知识,而我个人也随之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 他们准备在麦考米克广场举行一次五、六百人的集会,需要有一个人作主要发 言来激发与会者的情绪。我正在琢磨他们会找谁呢。杜比神父说:“我提议由玛丽· 罗去发言。”我简直惊呆了。要是在从前,我准会回答说:“哦,不,我可不行。” 但现在我想,既然他们认为我行,即使有点叫人害怕,我也要大胆试一试。我回到 家里,亲手写了一篇发言稿。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瞧,我站了起来,看到听众的活 跃情绪,我心里明白发言准定是不错。 发言的结尾多少是有一点老生常谈。我说,如果杰佛逊和象他那样的人就在此 地,遇上这样的集会,大家聚集在一起,作出决定要进行斗争,他们一定会感到激 动.他们一定会说,我们心里想的也正是这样。 从那时起,我认为实行民主,困难是困难,但还是可能的。这是一种实验,要 冒风险,要看机会。但你不能说:“好了,我们已经得到民主了。”民主是一种必 须持续不断地进行的事业,必须一代一代进行下去。所有这些我在写发言稿时都想 到了。自此之后,我读的书更多了,对这个问题也思考得更多了。而且,我深信我 是对的。我生平第一次认识了民主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个选举日,我们的工作人员走遍了所有选区,一位操着浓重德国口音的老人 走到我身边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投票。”我以为他是个新来的居民。他却 说:“不,你不知道。我投票投了好些年了。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投票。我懂得 了为什么我要这样投票。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懂得什么叫民主。” 我不赞成“梦”这个词。我也不赞成把它说成是美国的特产。我现在开始明白, 人的潜力极大。一个人,作为个人,可以干出很多很多事情来,作为公众的一员, 在政治领域内同样可以干出很多很多事情来。 当然,各种条件必须凑在一起才行。怎样使它们凑在一起呢?这是最令人兴奋 之处。如果你能与此融为一体,你就了解它,也就会活跃起来。要说是梦的话,那 就是我的梦。但这不是梦,这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天天都能接触到的东西。 (王念恩) 南希·杰翰逊 她是中西部社区委员会的主任。这个委员会是芝加哥西区的一个基层群众组织, 由五百个街道俱乐部组成。“它的目标是把人们组织起来,让他们为自己说话,自 己决定社区里的事。我每天大概要工作三十个小时,(笑)但并不觉得累。” 我是个农民的女儿,生在田纳西州丘陵地区的帕里斯。我们家里共有十三个孩 子,我是其中之一。我父亲现在仍然住在田纳西州,他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却给 了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他的心愿就是要我们个个都学会读书写字。父亲虽然并没 有受过正规教育,却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教养的人。 我对芝加哥西区的人们说:“现在该轮到你们去教育你们的子女啦!”可是多 数当父母的人都觉得,“我可帮不了我的孩子,我自己才上过小学四年级呀!”于 是我们就办起了一个长见识小组,我把自己的情况讲给他们听。我父亲只会划 X代 替签名,可是他却教我怎么朗读。我记得当时我们十三个孩于都坐在壁炉前读书。 油灯里有时候有油,有时候没有。没油的时候,父亲就把火烧得旺旺的,用炉火为 我们照亮。我们每天晚上都必须读书。 我直到十一岁时才知道父亲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要是我们在读书时有一个字 磕磕巴巴地念不上来,父亲就会说:“重念一遍,那个字你们念得磕磕巴巴的。” 我们还以为他准知道这是什么字呢!其实他只是感到这个字读得不对。他常对我们 说;“你们就象给棉花间苗那样,把这个字拆开来念。你们不是知道怎样把杂草从 棉田里除掉吗?照这个办法,把字拆开,然后再连在一起读。”这真是教拼音的妙 法!(笑) 今天,我的兄弟们和我回想起这些事就会笑起来。我们在一起谈论事情的时候, 我总爱说:“拆开来说,拆开来说,再连在一起说。”结果。我们现在都成了了不 起的朗诵家。 我们家当初是用谷物交租的佃户。我们总是负债。父亲常对男孩子们说:“现 在你们到那块地里干活儿去吧!除了你们和那头驴以外,那儿没有别的人,周围不 会有人看着你们。但是,有些事情你们不要去干,因为你们不是别人。你们不要侮 辱自己的人格。” 我的母亲识文断字,还会作几句诗。她为社区里的每个人写诗,并把这些诗叫 作“话儿”。我们每个孩子今后干什么她都有定规。我是要去教书并把人们组织起 来。她可不知道什么叫社会工作等等。“赛西尔要去当黑人总统了!”(笑)她把 什么都定下来了。 我们那里的白人东家不愿意让我们上学读书。他要我们下地于活儿。因此,我 们不得不每天一清早就起来,在上学之前先去摘棉花,下午也得去摘。 我永远忘不了,有一天东家骑着马来到我家后门口,对妈妈说:“今天我要那 个丫头,你家的大女儿,下地干活去,因为我们必须把棉花搞完。”妈妈说;“那 可不行,她得上学!”我天天上学从没旷过课。东家说:“你打算把那丫头培养成 个什么人呀?”我记得妈妈当时把双手往腰里一叉,说:“她将来没准儿得去当妓 女,即使这样她也是个有教养的妓女。”(笑) 我认为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必须在自己身上投资。如果社区要改变、邻里要改 变、社会要改变、世界要改变,那也得由人来改变它们,而不是由庞大的官僚机构, 不是由埃克森石油公司来改变它们,决不是的。改变它们的将是那些决心不侮辱自 己的人格,也决不允许别人侮辱自己人格的人。 大约在1959年,我和年幼的孩子们一起住在一幢经济公寓里。这里的街道肮脏 不堪,空地上堆满了废旧汽车,这真使我发愁。因为我是从南方来的,所以我对这 种状况感到无能为力。这是城市,而城市里作出怎样的决定我是无权过问的。我想 大家对那种状况反正已经习以为常了。在南方,虽然我们非常穷困,可是那里景色 很美,周围有碧绿的草地,还有盛开的鲜花等等,应有尽有。 一天,有个家伙把一辆报销了的废旧汽车拉到那片空地上来了。我有一张小纸 片,上面写着我是社区的负责人。于是我就往直朝这家伙走去,对他说:“谁准许 你把那辆汽车拉到这块空地上来的?”他说:“我是为一家公司开车的。老板一会 儿就来。”我说;“你最好把他叫来,因为我要你把这辆车从这里拉走。”几分钟 之后,那老板开着一辆豪华的汽车来了,他是个白人。我走过去对他说:“我并没 有给你权利让你把这些汽车放在这块空地上,我要求你把它们拉走。”你猜怎么着, 他真把那些汽车拉走了。(笑) 如果我们花费一些时间来教育人们,他们就有了行动的准则。谁也不愿意作一 个愚昧的人。如果他有了行动的准则,他就会明白:这街道是你的,这住宅是你的, 无论你是房客还是房主,这社区都是属于你的。你问我们是怎样使人们与他们周围 的人亲如一家的?由于某种原因,我们以前学的为人之道、个人的品德,有一些已 经被抛弃殆尽了。要想一个人一个人地、一群人一群人地、一个街道一个街道地、 一个城区一个城区地把人们教育好,这是很不容易的。不过我对这件事还是抱乐观 态度的。 今天早晨,有一位年轻人来访,所以我今天才来晚了一点儿。他曾经从我们这 儿拿走了一笔钱。我还以为他这辈子再也不会露面了!于是我逢人就说:“大家提 防着点儿,他是个坏蛋。”想不到他今天突然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想和 您谈谈。”办公室的人都知道在我们应该密切注视的人的名单上有他。他说:“我 想把我欠的钱分期还清,每个月还五十美元。我已经找到工作了。在这以前,我一 直不愿意来见您。” 浪子回头,我感到无限欣慰。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别人是知道的。我把道理原原 本本地对他讲了一番。我对他说,人就是要有知过必改的勇气,你还真有点勇气, 而且感到了内疚。他笑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使他改过自新的。是社区的精神吗? 在南方,是由乡村牧师来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你要谈怎样取得帮助,就去找 牧师。至于教育问题,那是教师的事。他们就住在社区之中,是社区的成员。可是 在这儿,使社区里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是街区主任。 你还记得多年前在芝加哥有一个走街串巷用摇彩赌博赚钱的人吧?他每天一早 三、四点钟就推辆车到处转,车上放满了准备付奖的钱。(笑)可是他从来也没遭 过抢,尽管他的买卖是非法的。大个儿吉姆·马丁是冤大头,大伙儿有什么事都去 找他:吃饭问题啦,房子被烧光了呀。家具问题呀。他一直就在那拐角处,而且有 时间。他向大家提供这些东西,也提供服务。在社区里他是个有名的人物。他是社 区不可少的一员。 我们管着十个街区。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小城镇。每个街区都有一位主任。我们 还有一位主管全面的总负责人,他的地位就好比是这十个街区的市长似的。人人都 开始关心社区里的各种事情了:处理垃圾呀,红绿灯呀,等等。我们说:“不要妄 自菲薄,也不要让任何人轻视你。”就这样,你参与了这个城市的政治。 芝加哥的民主党核心机构在街区派有人员,他们是地区的头面人物,他们宣称 愿意为人们提供帮助。这一带的人没有不认识他们的。有一位叫罗斯玛丽,另一位 叫查利。要是连他们都干不了的事儿,你们干得了吗? 我认识那位查利。我要是没饭吃了,可以去找他,对他说:“查利,我饿着呢! ”查利就会给我找点儿吃的。如果我的儿子进了监狱或是出了什么别的事,我也可 以去找他。这是邻里应相助的观念,它是社会的基础。不过,查利和罗斯玛丽主要 想的是怎样对他们的机构最有利,而我们的“罗斯玛丽”和我们的“查利”,也就 是指我们街区俱乐部的主任。他们想的是怎样对街区最有利。 我们刚刚对两个街区进行了整顿,这也是对社会的整顿,大家都行动起来了。 我们雇用那些无业青年来整修这两个街区里的房子。这引起了人们很大兴趣:看看 邻里一旦组织起来,人们自己就能作出什么样的成绩。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目前,芝加哥西区的人们在政治上已经比六十年代更加成熟了。我甚至对他们 说;“你们不要全依靠况最好还是依靠你们自己吧!我要是明天就死了呢!(笑) 那你们怎么办?你们得靠你们自己。” 我们有一句座右铭。它的全文是:你的住房是本街区的一部分,本街区是本市 的一部分,本市是本州的一部分,本州是美国的一部分。而你与这一切都是息息相 关的。 今年夏天,我们在芝加哥西区的林荫道上举行了一次示威。由于这条林荫道一 直没有种草,人们感到很恼火。主管人员每年都对我们说他们的草都种完了,没有 了。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五年。今年他们说:“我们得等到8 月份以后才能到你们 这里来,我们缺少必要的器械。”于是我们就开了一个会。我说:“咱们算一算上 缴的税款,看看咱们上缴的播种造林款项中有多少钱是用来买草籽的?”我们有两 名会计师。 为此,我们和官员们一起开了个会。我们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税款核算了 一下。我们并不打算控告你们该职,不过,明天我们要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 我们要扣下一部分应交的税款,以便购买我们需要的草籽。我们将自己动手,因为 我们这儿有很多失业的人,我们还可以用这笔钱来买机器,播种我们自己的草坪。 我们办这件事毫无问题。” 第二天早晨九点钟他们就来了,带来了好几百磅草籽。还来了我们需要的各个 工种的工人,把我们的草坪全都种上了草籽。 于是我对我们的人说:“凡是你们出了钱的事,你们都可以作主。如垃圾问题 为境卫生、警察、犯罪问题、教师问题等等。”如今我们忙得不亦乐乎。我们成立 了我们所谓的启发教育“班。 我们这个地区的警官说,这里的犯罪率减少。他笑眯眯地说:“我不想把犯罪 率的减少全都归功于你们的工作,不过很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找了十七个人,他 们可以说都是强壮的汉子。我对他们说;“你们只要往街角处一站就行了。”我们 还找来四、五个负责规劝的人加入他们一起。这种做法已经收到了效果。 我们所干的事电视可不感兴趣,因为这并没有什么耸人听闻的内容。可是,对 于住在这里的人们说来,这却是大事。我父亲在谈论这件事时说:“不要管报纸之 类东西怎么说的,你心里要踏实。”我是有宗教信仰的。我相信基督教的教义。如 果上帝在这里,他一定会说:“咱们一块儿来。”(笑) 在乡下,一出了什么乱子,我们就打钟。要吃饭的时候也打钟。你总是拉这条 绳子。(笑)有时候,特别是在冬天,你就可能不停地拉呀,拉呀,你可能会觉得 根本就不会有声音了。也许直到你的双手都快被绳子磨破了皮的时候,你才会听见 那钟发出几声轻微的叮当声。我想象社区工作也正是这种情况。我们都在不停地拉 动那条绳子,手也快磨破了,终于听到了一点点响声。它确实给你带来了一线希望: 再过一会儿钟就要响起来了。我们应该这样做,必须这样做,别无其他选择。正如 我父亲说的:“假如这件事只有你在干,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在干,你也必须干 下去。”我们必须不断地拉动那根绳子。我相信钟是一定会响起来的。 (黄育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