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所见所感 约翰·霍华德·格里劳 世界总是凭少数先知先觉的人出来挽救的,这是我在纳粹时代就有的亲身体验。 大难之日,总有一些人痛切预感到人类正面临无谓牺牲的悲剧。 只因多数人的木然无所感,少数人便不得不为之尽其所有,付出沉重不堪的代 价。这少数人日渐减少,不过,即使全部消灭了,也不是整个人类的末日,而只限 于我们所知的那一部分人类。 如果我们看人只看他眼前的表现如何如何,往往容易把人看低了,如果想到他 有可能如何如何,那就要好一些。美国这里,就只注重人此刻是怎样的。大家凭经 验,心目中无非是个“我”字。这样下去,我们无法填补现存的空虚,根本找不到 出路,除非能带着几分超然的精神。 我们是在得克萨斯州的沃斯堡。他正在家呆着,谈话是在床边进行的。他这大 半辈子,可说是历尽了人所能及的一切病痛:瞎眼(这个他克服了),心脏病,肺 气肿,糖尿病,腰伤(某次在南方一条小路上被三 K党一顿毒打的结果),骨髓炎 (因此坐了一年轮椅)。 他是小说家(《鬼在门外转》的作者),人类学家,神学家,但最出名的还是 因为写了《象我这样黑》那本回忆录。这书说的是他怎样用化学方法把自己染成了 黑人模样,来实践实践这样一种经验:一觉醒来,变成黑人模样;于是便从人的角 度,而不是白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记得第一次遇到他,他正在为伊斯特案作辩护,那人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南方白 人编辑,不惜倾家荡产(钱并不多),一心要追求正直、理智而快活的生活。 我爸的为人我总也琢磨不透。他是佐治亚州人,从基要主义教会里培养出来。 按照教规,凡是沾到一丝一毫享乐的事,都算罪恶。所以他一到星期天就格外严肃。 他是在一种极端讲种族主义的环境里长大的,但一点也没有把这种思想灌输给我。 爸爸真是奇人,纯洁极了,一个绝对正直、毫无污点的人。 我还很小,他就送我去法国念中学,这可是一件伤筋动骨的大事。那时还没 有航空信,我们南方人一说法国,就想起伤风败俗和信天主教这两点,总之都是 最糟糕不过的事。 我一向记性极好,所谓长着一副照相脑袋瓜,一学期的功课,只要一星期就 全能背下来。我在学校里乏味极了,没有心思,因此他们就把我送到法国,因为 在法国学校,谁学得快就升得快。而且学医的还可以有奖学金。当时我对科学十 分着迷。 我青春时期不是在美国过的,没有跟父母闹别扭的那种事,所以我跟他们的 关系比许多别的人家融洽。我写《象我一样黑》这本书的时候,爸爸很不好受, 但是他一言不发。随后发生了可怕的社会压力,我整天受到威胁,这时爸爸可关 心我了,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我,整天坐着,端一支枪。这时他开始激进了。出于 怜子之心,他的思想起了变化。 我的天性并不活跃。一个人的职业并不一定影响他的性格。就性格说,我是 爱静的,爱看书,爱钻研,爱哲学。可是一旦需要你挺身而出,你还能说个不字? 就我而言,这一切是由我的恐怖经历引起的。在二次大战期间法国失败之前 这一段,我一直在法国参与帮助犹太人逃出德国魔掌的工作。战前二十岁那年, 我在图尔的救济院里当助理研究员。一打仗,他们征用了所有的大夫、医学院学 生,但他们不能征我,因为我是美国公民。他们命令我立刻回美国。我不走。法 国培养了我,它有困难的时候,我怎么能走呢? 于是,这所救济院就由我主持了。然后,我又同法国地下组织发生了关系, 干起抢运犹太人出德国经法国去英国的工作。我们经常把难民包包扎扎,利用救 济院的救护车,把人送走。这些人一路不必开口,实际上很多人也不会讲法国话, 当然也没有通行证。当时我们是偷也不会,造假也不会,干这种事完全是生手, 但都尽了一切力量去做。 接着,纳粹进占法国。当时的紧张场面时时在我脑中索回,我是至死也忘 不了的。我们把这些人带进屋子,藏了起来。我们不得不对那些身边有十五岁 以下孩子的父母说,我们已经束手无策了。忽然,我感到一种双重性格的现实。 一边是:有一个大人说:“我们反正完了,收下我们的孩子吧。”于是,我们 就把十五岁以下又没有证明书的孩子都带走了。这是父母把自己亲生儿女交给 外人啊!但另一边:我要是一下楼走上街,就可以看到有些貌似正常的人物却 在宣传种族主义。我感到,我们真应该在这种屋子多见识一些事情,否则是会 迷失方向的。 在美国,过去三十年来,我也象是一直坐在这种屋子里。克莱德·肯纳德 牺牲以后,我就是在这种屋子里见他妈的。他死在密西西比州帕奇曼监狱,因 为害了癌症,可是不给治。谁都清楚,他的案子是诬陷的。他们叫他出院回牢, 编到最苦最累的劳改队去。我在这种屋子里不知见到过多少位这样的母亲! 现在有一种可怕的人云亦云的论调,说既然普遍的意见是这样,那么,我 们也就这样得了。多数人的意见算数,这当然是一大原则,但是多数人也没有 权利只凭成见来横加统治啊。我眼下就可以举出五个人来(更多都有),他们 都会一致主张把我当作叛徒来处死的。(笑)但是他们办不到。 我一向总是抱着随大流的态度。但是你在胡同里走,看见有人在遭罪,你 又怎么走得下去呢?我很早就尝到过,根据别人的标准来生活百多么可怕。很 可能有人会这样简单说一句:“成功也罢,失败也罢,凭着自己的良心(哪怕 绍一些)办事就是了。”所以,我就是这样,不知自己在干什么,只要良心要 我干,我就去干。(笑) 我并没有烈士的情怀。今年这个倒霉年头最让我伤心的事是,有些人非常 愿意把我永恒化起来。(笑)一位年轻的神学家在给我的信里说:“我想你在 吃足苦头以后,必然也会象圣保罗一样,希望在耶稣的怀抱里羽化登天。你跟 上帝去吧!”我气极了,把信扔进字纸篓。(笑)我不着急(笑),还想活到 最后一分钟呢。 伊斯特这个人碰到什么事都是乐天派。他象约伯一样受苦受难。他临终的 时候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苦头了。”大家都关心我的病,他却把我叫去,对 我嚷嚷:“格里芬,你这家伙!你竟然想苦过我,真是胆大妄为!”(笑)去 世那天,他的妻子对我说,他不省人事前的最后一句话是:“问问格里芬,他 能赛过我吗?”(笑) 我失明之后,读完了布莱叶盲文的全部课程,还学会了打字,打出了六本 书。别人都夸我“了不起”,我说这没有什么。我只是不服气人家把我隔离起 来就是了。我最恨人家嘲笑瞎子、年轻人、黑人。对于年轻人,最不该的就是 嘲笑他们。记得在六十年代初期,我们不是也曾求救于这帮所谓“一文不值” 的青年吗?当时他们可英勇啦。 只有天知道,最痛苦的要算这样的人:各方面都成熟了,却不得不被迫退 下来,去过那种无所事事的日子。这是叫我们最伤心不过的。我们年轻的时候 没有机会干出什么英雄业绩,也没有机会接触高尚理想,终于陷入缺乏爱心的 生活。你想爱什么,就得冒风险。 所以,我们把“亲热”,“爱情”这类词儿都歪曲了,这些词我现在很怕 用的,不是因为词儿本身不好,而是因为它们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它们被 庸俗化了。大家用这些词儿就象吃一口药那么随便。 生活就是冒险。你要是不认识这一点就糟了,你就会莫知所从,一事无成。 我有心脏病,犯起病来,九分钟之内来救才行,否则就无可救药。这真有 意思,因为我总是生活在危险当中。我天生有一种感觉:我一定闯得过去的。 勃隆诺斯基临终说过一旬使我十分震动的话,他说:正义,现在已经成了 人类的一种生理需要;不是可有可无,而是生理需要。这是我有待阐述的一项 重要题目,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写出这样一本书来。我现在全部思想集中于此。 [附笔〕:一个名叫马克·雷恩斯的邻居青年跑进屋来,端着一锅汤。“ 我过去见过马克一两面,为人极其敏感而遭遇又十分绝望。他总想为别人做点 什么事。我当然是很需要人家帮助的,所以他来了。我没想到他会来。他其实 不必这样做。 “孤苦无告的人就是有这么一点权利。不得不依赖别人原是难堪的事,但 是,这样却可以为别人疏泄他内心的企望。这个年轻的陌生人——他使我感到 我绝不是没有希望。我只盼我们不要为了这点希望而遭太大的罪就是了。” (粟旺) 乔治·鲁特南 他是一位广播评论员,有名的“奥林奇县之声”。他的声音柔和、圆润和 洪亮;他说:“哦,真不得了,我们一共有六个非常漂亮的县。我希望成为南 加利福尼亚之声。” 他们全都跑到南加利福尼亚来寻找伟大的美国梦。他们期望,这里满树橘 子,伸手可摘。他们期望,可以躺在海滩上晒太阳。他们期望,可以到山上去 滑雪。他们还期望能到沙漠里走一走。最主要的,他们希望能过上比原来好的 生活。他们不愿意再在明尼苏达耕耘土地,象我过去那样,整夭劳累不堪,从 早上四点一直干到夜晚八点。一清早就要挤牛奶,这十六头小母牛夜里还得侍 候。 我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布里肯雷基,刚好在北达科他边界的这一边。我爷 爷二十一岁时就当了北达科他州里奇蒙县的行政司法长官。他身高六英尺,重 二百四十磅。他常会把随身佩带的武器往桌上一撂,对那一帮亡命徒说:“是 你滚还是我走。”我爷爷可从来没有认过输。 我原曾梦想离开明尼苏达,去当一个律师。我过去在电影里看到银幕上那 些大律师派头十足。我读过克拉伦斯·达罗的传记,梦想着有一天我可以对陪 审团说:“女士们,先生们,我的诉讼委托人并没有犯下所控罪行。”接着出 现了经济萧条,我发现我必须离开学校去找工作做。 1934年.我在明尼阿波利斯一个小的电台工作。我天天擦地板,擦窗户, 站在一边等待,看有谁喝醉了酒,我可以替他去播音。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生 涯。从那之后,我曾采访过九位总统。 在明尼苏达,我参与农工党的活动,帮弗洛依德·B ·奥尔森竞选州长。 这人看来大约比今天反动的共产主义者还要左二十度。农工党的主张是让这些 可怜的农民获得公正的待遇。 富兰克林·罗斯福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到纽 约的时候,又迷上了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和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他们在我心 中如同父辈。 每一个年轻人总有一番经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即使不是激进派,也必 然是极端自由主义者,要不,那才怪呢。可是等他找到工作,负起责任,有了 老婆孩子,靠挣钱过日子的时候。他就要开始向中间移动。等到他五十或六十 岁的时候,我看他必然会变得中间偏右了。这是一个人正常的成长和发展过程。 一个人年岁一大,就会有责任感。 有一次,我去参加美国社会党诺曼·托马斯主持的会议,忽然间,在大厅 的过道里,出现了一面绘有镰刀斧子的大红旗。这红旗原是属于社会党人的, 后来共产党人剽窃了。当他谈到要使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都国有化的时候, 我开始感到十分不安。后来他们摆紧拳头唱起《国际歌》来,使我非常烦恼。 那时全国广播公司里有些人对于俄国的战时救济十分关心。美国广播事业 艺术家联合会还拉我去当理事。这个理事会被一些左翼分子把持着。这使我感 到很害怕。他们并不关心美国和我们美国人的福利。他们所关心的是苏联。 当我看到《红色渠道》说他们是共产主义渗透分子时,我说,“啊哈!” 见鬼去吧。还是回到我们原来的中间立场好。 《红色渠道》不是最终声誉扫地了吗? 《红色渠道》的那些撰稿人我一个也看不起。我了解到那些文章是由一 些杂货店老板和食品杂货批发商写的。 那些被点名的人中有一个叫约翰·亨利·福克,他因受到诽镑向法院起 诉,结果得到三百万美元的赔偿费。 啊,是的。我采访过约翰好几次。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沃尔特· 温切尔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我的声音,说我有一副难得的好嗓子。他在他的专 栏文章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一夜之间,我便结束了每月只挣几百美元的生涯, 一跃而每年可收入数十万美元。 发生变化往往是有原因的。一个人很年轻的时候,总是非常激进,总在 寻求新的思想。我自始至终没有丧失人道主义的天性。我从小就是全国有色 人种协进会的会员。我又是城市同盟的终身会员。在以色列,以我的名义栽 种的树总共有一千棵之多。我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毫无关系,我所关心的只是 人们的福利。可是我们如果不能作为一个国家生存下去,那其他的一切还会 有什么价值呢? 我相信我们需要B一1轰炸机。我们需要三叉戟潜艇。我们需要巡航导弹。 我们还得有MX导弹。我们需要中子弹,这就可以抵消苏联在临近西欧一带部 署的四万辆坦克。上帝不允许再打仗,但下一次战争如果打起来,还将是常 规战争。只有到万分紧急的时候,我们才会使用原子武器。 我认为。关于失业和街头犯罪问题,总统有两件事是可以做的。我们大 家对此都苦恼万分,可是很少有人拿出适当的解决力、法来。我建议把那些 已经失学、游手好闲的十六、七岁的孩子全集中起来,成立公民资源保护团 一类的组织,让他们一直呆到十八岁;重新恢复征兵制,然后让这些孩子在 二十岁之前参加武装后备队,学着怎样作一个年轻人。到那个时候,肯定已 经培养出了一批美国未来的领袖人物。不让他们流浪在街头,一大部分社会 罪案自然就会消失。他们所赚的钱有一部分可以送回家去,这样他们的父母 和其他熟人有的就不再需要社会救济了。通过这种办法,你将能够建立起强 大的军事机器。我要强调,不是用来发动战争,而是用来防止战争。 所谓超杀伤理论是以一些错误的前提为基础的。估计苏联人会首先发动 进攻。我们谈论的是报复问题。他们有民防工事,可以保护他们的人民,我 们没有。警报一响,你能往哪儿躲?苏联可以冒死伤一千万人的风险。可我 们的损失可能在一亿五千万到一亿七千五百万之间。死伤这么多人任何国家 也无法承受。 我的这些材料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任主席海军上将穆勒、美国武装部 队前任情报局长乔治·基根中将,还引自简所著《世界战舰》一书。许多人 私下讲的话不肯供公开发表。但人民有权利知道。我,乔治·普特南既不是 右派也不是左派。我的信条是谋求生存和有备无患。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我 们都被苏联包围着。从长远看,我对于中国和它的庞大的人口很感不安。我 看到整个世界由于富有和贫穷的对立而永远处于纷争之中。他们想要得到我 们已经得到的东西。他们想从我们这里夺走它,夺走我们十分珍视的自由。 我十分担忧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具有理想、勇气、毅力、坚强的能力来 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吗?那正是我们的祖先来这里寻求的东西。我们祖先建 立的国家,请恕我这样说,是以对上帝的信仰和神圣的宪法为基础的。每一 个年轻人都应该抱有梦想,相信自己将来可以成为美国总统。当然我崇拜霍 雷肖·阿尔杰,我喜爱他那种精神。 我永远是一个乐天派。有个朋友曾对我说:“如果有一天,在滔天海浪 之中,你船桨失落,坐在船底朝天的独木舟上,大约你还会说,我们能脱险 的。” (黄雨石) 伊利莎白·罗丝 “我来自特拉华州的阿登镇。这个小镇是由一位亨利·乔治的信徒弗兰 克·史蒂文斯于1900年建立的。我的父亲也是亨利·乔治的信徒。他们不同 于别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资本家和劳工是 朋友,地主才是大恶棍。 “史蒂文斯是莎士比亚的狂热爱好者。他给阿登镇的起名就是从莎士比 亚戏剧中‘阿登森林’这一地名得来的。” 我是1911年迁移到那里去的,那时我刚刚六岁。我们原来住在费城一套 暗黑的小房里。他们从不让我走出门廊以外,他们对我说:“要是有陌生人 答应给你糖吃,千万不要跟他们走。”(笑)阿登镇对孩子们说来是天堂。 那是一片茫茫的原野,杂草丛生,树木成林,大约有二、三十栋河瓦顶 的房屋。两边都环绕着森林。森林都是无人开发过的。没有成排的房屋,房 屋都是星星点点分散各处。也没有一条沥青路,路面尽是污泥,可是小孩子 雨后赤着双脚在这泥路上行走,那真是太有趣了。 我妈生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她是一个理发师的女儿。他们家为了 躲债,不断搬来搬去。我爸生于肯塔基州。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在内战时都打 过仗,一个参加北方,一个参加南方(笑)。我的父母都是劳动人民,是的, 老天爷,是真的。 我妈幼年丧母,她被寄托给宾夕法尼亚的一家荷兰人,同他们一起生活, 他们把她当成奴隶。她有个姨母把她救出来,带到费城,送她到速记学校。 她成了一名第一流的打字员。懊,她感到完全不必依靠别人了。她的姨父是 一位德国激进分子,他使她成为一个亨利·乔治的信徒。在一次会议上,她 遇到我爸。 我祖父是一个生财有道的人。他用大号火钳子打造钢铁,每星期可以挣 六十美元,而当时一般工人只挣六美元。在酸性转炉炼钢法传人之后,他再 也没能找到工作,不得不依靠儿子们供养他,生活确实是艰苦的。他们解决 问题的办法是搬到东部来,年轻人,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找到工作。我父亲来 到费城,到夜校读书,而后接受了亨利·乔治的影响。他们认为自己是普通 人。他们具有那个时代的一切道德价值准则。 在阿登镇,土地是属于社会的。人们租土地,得到一张为期九十九年的 租契。谁第一个申请租借。谁就得到土地,不论你是什么人,也不论你的经 济地位、所属种族、宗教信仰如何,一切都不论。在那个时代,你可以用每 年十五美元或二十美元租半英亩土地。你知道半英亩土地有多大吗?那会一 大片土地啊。我们曾经有一个大花园,有一个果树园,还有一片草地。 史蒂文斯是演员,又是讲师,在赤土陶器生意中赚过一些钱。他用那笔 钱,和费城一名建筑师一道,购买了特拉华州的这个一百六十英亩的农场。 他们把这一大片土地永远租给人们使用。 来到阿登镇的第一批人,一批早期的移民,都是理想主义者,是社会主 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是乔治主义者。乔治主义者人数并不很多(笑)。他 们的信念是:如果土地是社会所有的,任何人都不会得到超过他人的利益。 人人都是平等的。 人们来到这里,先住在帐篷里,一直住到他们建起自己的房屋。他们自 己做木工活。他们逃避着产业时代,逃避着到处想发财和所有这一类东西。 他们回到过去的年代,那好象一种没有地主的封建社会。 史蒂文斯希望建成一座手艺人的城镇,生产自己的用具,并互相交换。 但这是根本做不到的事。那时正是廉价的制造品充斥美国市场的时候。史蒂 文斯本人开了一家打铁店,锻造熟铁。他的儿子是一个极好的木匠,制作很 好看的橡木雕刻桌椅。可是我们阿登镇的人都买不起自己做的物器。我们只 能依靠阿登镇以外的富裕人家。我们全不得不到威尔明敦和费城找工作。阿 登只不过是个安息处所。 小孩子在那里真是美妙极了,因为成年人对我们很尊重。他们待我们如 同我们是他们中的一员。我记得有一次跳谷仓舞,我骑在司科特·尼尔灵的 肩膀上。他的兄弟盖伊是一位诗人兼植物学家,是天生的教师。他常把我们 这些小孩子带到树林中去,教给我们认识各种花草和各种蘑菇,夜里把我们 带出去,教我们识别天上所有的星座。我们跟成年人的关系好极了。我们一 点儿也不觉得他们专制。 我们一所学校也没有。大多数人只是在夏天到那里去。我们是整个冬天 都留在那里的少数几家之一。大概有十来个孩子。不值得为我们办一所学校。 我们的父母雇用了一位曾经当过教师的阿姨。她每天最多只能教我们两小时。 我们在其余的时间可以放肆地野跑。(笑) 每当我想到我的孙子们进了那些呆板的鬼学校,象锁在牢笼里一样,整 天端坐着不动,我就感到憋气。再就是纪律。他们所操心的只是孩子们是否 守纪律。他们根本不关心孩子们能否学到什么东西。他们只关心孩子们是否 守秩序。在我们那时代没有这一套,这真使我感激不尽。我们是自由的。我 们在树林里到处游荡。每一座小山,每一块石头,我们都很熟悉。 我们在中学也比城市的孩子好,因为我们是带着求知的好奇心去读中学 的。今天的小孩子就不这样。那时学会读书是容易的。我不记得我们是怎样 学的,但反正我们是学会了。我碰到过一些人,是从那以后长大的。他们都 说:“那个小镇子真使我着了迷。” 史蒂文斯还建造了一座美丽的小剧院,今天还在那里。到夏天,我们每 晚都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凡要求上台者,都能得到一个角色。有一位约克 郡来的老人,他要扮演布鲁图斯。他每年都演布鲁图斯。我从十五岁到三十 岁,一直扮演蒂坦尼娜。请你注意,蒂坦尼贩不应超过三十岁。后来我就把 这个角色让给别人。我扮演奥菲莉娜和朱丽叶……(她的眼睛闪着光芒)。 我们把全镇子的人都请来。从来不取分文。 这个小镇建成后,它必须在法律上属于某人。于是就有三位托管人。我 爸担任托管人,直到他死。然后我妈担任托管人,直到她死。当时有一个城 镇会议。由城镇收集地租。我们迁到那里时,租金是每年十四美元到二十美 元。 不幸的是,我们国家的这一地区发展得实在太快了。从波士顿到华盛顿 这一大片狭长地带变得人烟稠密、极度工业化、土地价值猛增。但是在阿登 没有征收财产税。你只要付地租就行。 这情况传开了。有些人不是象早先那些人那样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把这 看成是有利可图的事。他们说:“哈,我们可以不付任何代价而得到这块土 地。我们要求得到在公地上定居者的权利。我们把托管契约扔掉。”在我离 开后,他们发起声势浩大的控告。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来时,他们的人数已经 很多,足以形成真正的反对派。 这时,我们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价值准则,这些新人总是谈到匈 牙利人、波兰人、犹太人和意大利人。这样的事我们过去是闻所未闻的。 战争爆发后,这个小镇分裂为二。史蒂文斯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当西奥 多·罗斯福去菲律宾时,他说:“我祈祷你的军队打败仗。我不会闭嘴不说。 如果这叫叛国罪,那就严判吧!”1917年,他给伍德罗·威尔逊也写了一封 类似的信。这次战争对于象我父母那样的人是一场可怕的打击。他们相信世 界已变得文明起来,战争已成为过去的事情。美国决不会卷人这场战争。威 尔逊所以能重新当选是因为他当时使我们置身战火之外。1914年最流行的歌 曲是:“我养儿不是为当兵。”当战争来临时,我的父母遭到了浩劫。 我们经常去威尔明敦看电影,看到这些可怕的德国人。我们回家后总是 说:“这些德国人是一群野兽。”我爸就会说:“你们不要再到那些鬼电影 院去了。”这个小镇上的和平主义者有他们自制的蓝白色旗帜,上面写道: “大地要和平,人类要善意。”我现在还清楚记得这面旗:白底上面有蓝色。 这些爱国者,这些新人,则举着巨幅的美国大旗。 史蒂文斯的民主思想是明显的,他认为这个小镇的一切居民,甚至儿童, 都应该有选举权,而不应只是那些租地人有。但是在城镇会议的月会上,那 些新人的票数超过了他。他们说:“不,不行,我们是租地人。”今日之阿 登已不再是我们的阿登了。 此时在城镇会议上,出现一些奇怪的争论。新人们向托管人挑战说:“ 我们要这些额外的钱干什么?我们给州里纳税,给县里纳税。我们还修路。 剩下钱来摆在那里干什么用?”乔治主义者说:“我们可以购买更多的农场, 让更多的人得到我们所已经得到的好处。”那些人对这一点视而不见。他们 坚决要求削减地租,好让他们进行投机。 我妈终于发现有人在地上树起一块招牌:“土地出售”。她非常生气, 大发雷霆。土地出售!这片地不属于任何个人。那天晚上,她跑到城镇会议 去,急得红了眼,极力想阐明亨利·乔治的原则。她说着说着就倒地死了。 她这样英勇地死去,我们真为她骄傲。这是在二十三年前发生的事。那时她 七十六岁。 我爸在这以前几年死去,死时年七十岁。他一生勤奋,做过保险调查员 的工作,必须到处旅行。我妈一个人留在家里,一次常常是几个月。在那些 日子,一个妇女生活是很艰难的。对我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对她来说, 她无时不在工作。她为了受人尊重而这样拚命干,象所有工人阶级的妇女那 样。她必须给我们浆洗衣服,给我们熨平内衣。她经常整天搓洗衣服。可是 她高兴呆在阿登。我在那里一直住到194O年。我离开那里已有整整半辈子了。 阿登镇至今仍然存在。有人控告这个城镇,企图使托管契约失效,但他 们没有成功。我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他们所付租金比以前高得多。但是在 这个地方,穷人已经不再能够先去住在帐篷里等待把房屋建成了。过去,在 阿登周围是一片原野。现在已全都是建筑物了,象是一片城市郊区。杜邦公 司的职工就住在那儿。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非常美观。 当时,我们对二十年代的一切事物都很着迷。这使我们的父母感到忧虑。 我们对爵士乐和飞速奔驰的汽车入了迷。我们在阿登时,还是小孩子,我们 一个星期也见不到一次汽车或卡车。邮件是由一位妇女驾一辆轻便马车给递 送的。到了二十年代,阿登有了汽车(笑)。城镇会议上,为此进行了激烈 的斗争。那些有汽车的人要求把更多的钱用在筑路上,要求铺上碎石路面。 有钱的人源源不绝地来到我们那里。 阿登镇逃不过时代的旋涡。 在表层的下面发生着一些事情,我那时是个孩子,不知道这些事。我的 父母教给我说美国不存在阶级。在美国虽然有富人,但他们同我们没有什么 两样。我不得不离开阿登。在某种意义上,阿登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我 们十分平等,可是我那时还不知道在美国有很明确的阶级。我的上帝,你每 天拿起报纸,总是读到母亲用煤气毒死自己和所有孩子的消息,因为她们不 知道怎样才能得到第二天的食物。经济萧条改变了我的看法。 我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妈对此非常失望。她有自己的一套见解, 从来不放弃。她英勇地捍卫她的观点。我回过头来看一看阿登,那真是一场 美梦,和我在一起的人是走在时间前面的。 我不认为现在的阿登仍然是美国人的梦,象以前那样。我的父母曾认为 美国是例外。我认为今天美国不再是冽外了。我认为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向美 国渗透,正象美国其他地方正在向阿登渗透一样。全球的压力正在向我们渗 透。我不再看到特殊的美国人之梦。那已是世界之梦。 三年前,在纪念阿登建镇七十五周年时,他们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庆祝会, 人们从加利福尼亚那么遥远的地方跑来。那情景真使人热泪盈眶。他们演出 了《第十二夜》。我带着我的小孙女,坐在草地上。我说:“噢,要是我们 有一些引火的干木头就好了。”当我们还是小孩子时,人们用它驱赶蚊子。 真的,他们有一大堆干木头,人人都点燃起来。演员们从树林里出来,唱一 支迷人的歌曲。我的小孙女坐在那儿说:“我还要看一百万次。” 那是莎士比亚戏剧中公爵的“阿登森林”,不是吗?那不是真实的,是 你母亲和你父亲的梦。 对他们来说,那是真实的。 (梅明) 乔治·厄珀姆·贝利斯太太 她是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的会长。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D 街1776号。 “我们的电话号码也同样是1776。当然前面还得加上一个字头。我们在华盛 顿拥有一个妇女组织所能拥有的最大的办公大楼群。” 所有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的会员,都必须从她的家族中追溯出一位在 美国独立战争中打过仗或者出过力的人。“为了帮助新一代的公民学习如何 做一个美国人,我们编印了一本《美国革命女儿》指南,已散发了近九千万 册,全部免费。” 关于美国梦,我可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我要说的归根结底是一句话: 热爱我们的国家。每当国旗随着检阅队伍迎风飘扬,你的胸中会充满自豪, 并且以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而感到无比幸福。我认为六十年代越南战争期 间对美国的种种非难完全是误入歧途。我不愿自己的国家受到责难。 我五岁那年加入了“美国革命儿童”,成为一名队员。我算是美国革命 女儿全国协会的第三代会员。这对我来说已经成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想当年我的祖母和母亲赶往华盛顿出席“大陆会议”时,我和我的姐妹们常 常议论:“她们为什么老是往华盛顿跑呢?”殊不知我自己有一天也会踏着 她们的脚印走同一条道路。 我父亲是一名准将。他在我和我两名姐妹身上灌输了大量爱国主义思想。 我们每天早晨升起国旗,日落时降下国旗。既是一种例行仪式,也是一种极 大荣誉,而且总是令人心情激动。 我父亲为人非常严厉,而且尚武精神十足,但是我们全都打心底里热爱 他。波士顿每次军事检阅,他必参加,老是骑在马上,象一位元帅那样压住 队伍的阵脚。我们则被带到波士顿某家俱乐部,趴在窗口看。有一次,法国 总统在场,我骑在马上同我父亲并肩而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到海外 服役,给我们带回法国式的小军帽。 近来,我们这个协会年轻会员越来越多。十八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会员 占三分之一左右。我相信更多的青年会日益关怀我们的事业。合众国成立两 百周年纪念活动当然能起重要的开路作用。我想他们会开始体会到,他们应 该乐意于坚守某种精神,这是他们祖先遗产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的根本。关 于这方面,亚历克斯·哈利已经在我们图书馆做了大量的研究。 人们对“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抱有一种误解。总认为我们都是一批 很有钱的人。实际上并非如此。任何人只要证明她们的祖先中确实有人参加 过美国革命(她马上改口说)——独立战争,她就符合条件,可以成为会员。 如果别人没有画漫画、写文章来攻击我们,我们不是成了一堆无所作为 的废物了吗?我们有些会员被这些攻击弄得心烦意乱,可是我能够从这些攻 击中发现乐趣。尽管我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但是我也善于从一切事物中找 到乐趣。我常常希望能借别人之口来说出自己要说的话,而自己却站在背后, 就象玩口技的人那样。要是真能这样,那可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更有乐趣。 我不愿象个老掉了牙的老太婆那样,操着老腔老调。但是,对于年轻人 的许多事情,对于他们目前的所作所为,我实在是看不顺眼的。什么同居而 不结婚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笑)现在已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反对我国宪法的“男女平等权利修正案”。我不理解这批妇女中的 某些人到底用意何在。作为一个妇女,我有时为她们的表现感到位犯不安。 我们拥有最优秀的防务负责人菲利斯·舒雷富利。我目前感到无比幸福。我 对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非常称心满意。这批妇女中的某些人不过是在自己愚弄 自己。 我们最为担心的是苏联的威胁。不久前,五角大楼一位年轻的军官给我 们放映了一场有关这个方面的电影。我们反对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 我们也反对巴拿马运河条约。 巴拿马运河条约有什么地方触犯了你们? 这个问题很复杂。谈起来需要个把小时。我希望我能有坚强的信念,但 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我们总是感到我们美国是头号国家,是最了不起的。 在任何情况下,我对我们的国家都是深信不疑的。但是我想我们选出来的具 体官员某些时候也可能办错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 我作为“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的会员,已经整整四十一年了,这已 成为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我们很大的一部分工作是对全国各地会员 寄来的信件给予答复。我们各座办公大楼还遇到一系列经常性问题,房屋漏 呀,以及所有的问题。 在你们收到的来信中有一个集中的主题……吗? 有的。但是我不想告诉你(停顿)。啊,我还不如直说说算了。那就是 玛丽安·安德逊那件事。这儿不时出现关于玛丽安·安德逊的传说。他们总 是叨呼着同样的内容:“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拒绝玛丽安·安德逊使用 该协会的“宪法大厅”,原因是因为她是个黑人。于是,人们谴责我们是种 族主义者。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事实上,我们也有黑人会员。对了,我 特别想起了一个会员,她的祖父是个黑人,她的祖母是个白人,或者是相反 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有些黑人曾经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如果有 人能够证明是属于这些黑人的后代并得分会的批准,那末她们就可以成为会 员。 玛丽安·安德逊事件弄得我们不少会员苦恼万分。为什么我们不说出全 部事实呢?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们说明事实真相。她的代理人确实找 过我们,可是国家交响乐队早已向我们预定了地点。我们希望她申请另外的 日期,她不干。我们有文件可以证明。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她的经 理声称因为她是个黑人我们才予以拒绝。 许多新闻记者,有的甚至当时尚未出世,也都加入了攻击我们的行列。 只要一提起玛丽安·安德逊,他们马上就搬出上述那套说法。这件事情就这 样一传再传。沃尔特·克朗基特一次告诉我说,一种传闻如果重复多次也会 成为事实。对此,我实在是非常激动。 我对一些学校也很反感。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 办了两所学校,入学的孩子全是来自离了婚的家庭。我们对他们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要他们热爱祖国,热爱所有的人。这就是多少年来教育我们的方式。 人们现在称之为古老的方式。你知道吗,有些学校连美国历史也不教了。如 果青年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毫无所知,那末他们如何向我们的男女英雄学 习呢? 我们也对印第安人进行了大量工作。我把印第安人给遗忘了,我确实不 应该忘记印第安人,因为我们主管印第安人的委员会是深受人们欢迎的。 一个妇女插进来说:“我们也有印第安人会员。还有一个或两个爱斯基 摩人会员呢。” 你们要我解释每天升国旗的原因,那是为什么呢?每天升起国旗又有什 么问题?啊!今天为什么要升国旗呀?对于说这种话的人,我真是无法理解。 我同我的丈夫在科德角有一幢住宅。我们每天晚上都让国旗在天空高高飘扬, 俯视着海面。国旗竖立在阳台上并配上聚光灯,显得异常光彩夺目。关于国 旗的法典规定,只要配上聚光灯在夜晚也可悬挂国旗。昨天晚上,我们升起 了一面巨大的国旗,乐队同时奏起“星条旗永不落”,真是蔚为壮观。 (易文) 惠特尼·阿丁顿大夫 他是芝加哥科克县医院肺科主任。 我是在福雷斯特湖长大的,这是我们国家最富有的一个地区。我记忆中 最早的有这么一件事,我跟随外祖父作一次横跨美国的旅行。我们乘“大北 号”列车,两人坐在驾驶员室,列车在群山中穿行,前头是很大的蒸气机车。 记得当时我感到,我们的国家真是辽阔广大,机车的牵引力也真了不起,而 我又是和象我外祖父这样一个自信而又有权有势的人物在一起。这段经历也 许可以解释我为什么如此喜爱托马斯·沃尔夫的作品。那大概是1940年左右 的事,我七周岁,无忧无虑的。 我外祖父生前是很右的,不过他做过很多事情,现在被人们忘却了。正 是他提出对西尔斯一罗巴克公司进行重大改革,因而被人们称为激进分子。 当多数商人收缩企业的时候,我外祖父却在扩大业务,他认识到美国的东南 部及西南部会有大规模发展的前途,于是他购置地皮,兴建商店,人们都认 为他是发疯了。他在去世前多次对我说过,他这一辈子最感骄傲的是,他为 西尔斯一罗巴克公司的职工做了件好事:分享公司利润。为此他当时遭到许 多商人的批评。 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我逐渐懂得人生是不公平的。不过那时我脑子里 对这个问题考虑不多,而是一心一意要高人一等。我考入了马萨诸塞州的迪 尔菲尔德学院,接着又到普林斯顿大学深造。我是1957年毕业的。我们是一 批未觉醒的学生,我们不去游行示威,不参加抗议活动,甚至也不到女生宿 舍抢裤权。我们只知道读书。我一切只考虑自己,上医学院,做实习医生, 做住院医生。 到我这里来治病的有许多有钱人。大概因为我也是在富裕的环境里成长 的,每到周末,这些有钱的病人就成了我的朋友,所以我不象出身于另一种 环境的人那样把替这种病人治病看得那么重。我们县里绝大多数人十分贫困。 这怎么能和在属于时髦人物的密歇根大街行医相比呢?。 我做实习医生的时候就开始觉察到有些情况不全然合理。我总以为一切 决定都纯粹取决于病人的最大利益,后来我看到他们有时候是怎么样挑选外 科医生的。如果病人是有钱人,或者病人是某医生介绍的私人朋友……我一 直以为医务界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其实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只能说 我太无知了。我开始明自医务界有些重要人物之所以能获得重要地位,靠的 并非是医术。 有一个美国医学协会的主席曾经说过,享受健康保险是一种特权,而不 是一般的权利。于是我决定不加入美国医学协会,至今我仍然不是其会员。 我认识到我以往对医疗事业的美好理想纯属做梦,是根本不现实的。 原先我想象当医生的个个都工作勤奋、聪明并富有献身精神,而不是 那种光顾目己往上爬的人。我们自认为学医的目的是为大众效劳。这十五 年来医务界竞争剧烈,人们关心的只是如何出人头地。新上来的医生比我 们聪明能干多了,但是他们与病人相处却不及我和我的同学。无论是过去 还是现在,他们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决不可能象我们那样融洽。现在的医生 不懂人的因素。 年轻人在理科方面比我们强,这可能和与人造卫星上天等等有关系, 但他们一拿起笔就头痛了,连一句叙述句都不会写。他们看过的书不多, 多数人从未听说过托马斯·沃尔夫是谁。对于数字、数学、生理系统方面 的问题年轻人比我们聪明。要谈谈有关病人的情况,他们就感到难以应付。 我有一大批病人,都是年轻人,他们患肺纤维囊,是不治之症,他们 当中有些是穷人,有些则不是,情况很令人感到沮丧。然而那些年轻实习 医生竟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该给这些病人使用人工呼吸器?”使用 这种药物有什么道理?”这些病人是毫无希望痊愈的,但是他们就是不愿 意触及这个情况多么令人感到悲伤。医生对病人的死亡感到烦恼还有别的 原因。这对医生来说是个失败。 上周我到病房探望一个二十七岁的女病人,当天下午她就死了。她处 于弥留状态已有整整一周。她的丈夫、父母亲都来了。我走入病房的时候, 有一个医疗系的学生正在给她量血压,我离开病房时,这个学生也跟着我 出来。他说:“我想向你请教一下有关这个病人的问题。”我说:“什么 问题?”我以为他要谈谈这个悲剧,两周以来他一直在照料这个病人。可 是,他说的是:“为什么我们选用这种抗菌素而不是另一种?” 我父亲是个商人,我从小立志要当医生。也许这是因为我对周围的情 况不满,尽管当时我对接触到的许多问题并不真正理解。或许我立志行医 也是一种反抗的表示吧! 最近一个时期我有过一个异想天开的设想,比推行全国健康保险还要 妙。现在患病的都是最穷的人,最有钱的人却身体健康。我就让这情况掉 过儿,让那些有钱的患病,让穷人身体健康,仍旧实行看病收费制度,私 人开业。由于一切都从赚钱出发,这样就会出现一个比实行全国健康保险 更好的局面。作为一个胸腔科医生,我知道患肺病的都是穷苦人,去年温 尼特卡和福雷斯特湖大概没有出现新的肺病病例。假若患肺病的都是在温 尼特卡或福雷斯特湖,我们这个贫穷地区可以在五年内消灭肺病,治疗这 些有钱的病人对现行制度有利,而给目前这些病人治病对现行制度不利。 照顾一个病号要比照顾一个健康人花费更大。因此,健康而又有钱的人可 以得到更多的照顾。你清楚我的意思吗?不过我这纯粹是胡思乱想(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全国健康保险。我认为,如果你是卖鞋的,资本主 义制度确实不错。照顾病人不同于卖鞋,不能套用通常的价值原则,即盈 亏原则。 我现在很担忧。我们有四个孩子,他们都非常敏锐。他们比我年轻时 思想复杂。要吓唬他们是不行的。我早年经常被人吓住,那时如果我觉得 有什么事情不公道或很残忍,我就被明确告知不得发表意见。现在我们的 孩子对一切事物都加以评论。 对我的孩子我很乐观,对我的国家我持悲观态度。不过有些事情足以 使人抱有希望。也许我是瞎乐观,我看到一些病人的情况,印象很深。时 至今日,在贫苦黑人当中还有这样的家庭,它通常没有男人,当家的几乎 总是母亲,她困难很多,担子沉重,然而,我每天都能看得见——她们有 一种坚韧不拔的力量。即使是在县里出现极其不幸的时刻,她们也给人们 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使人深受感动。 (思红) 爱尔玛(小不点)·莫顿 “我丈夫心瓣上有好几个窟窿,所以他干不了重活。他没有受过教育, 跟我一样。我是卡鲁瑟斯维尔的人,这地方在密苏里州跟阿肯色州交界处 的山坡上,正靠着密西西比河。这属于农业区,出棉花、大豆。这里只有 很少几户小农场主,很快就要全被大农场主拿下来了。 这一带的生活十分艰苦。多数镇子的人口都从七千左右降到五百左右, 老少两头的多,很少有二十五岁到四十岁的人,这些人都走了,到他们觉 得好过一点的地方去了。 你们白人当中低工资的人情况也一样,有的时候甚至还更糟,因为他 们往往说不到一块堆。总之,一切都不是滋味,我很难理解。至于我自己, 我是穷人,穷了一辈子,恐怕得穷到死。但是,这当中我变了,这个变是 怎么回事,我说不好……” 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人们就教我说,我跟旁人是一样的,旁人能做 什么,我就也能做什么。成年之后,我才看清楚我和我的孩子过的是什么 日子,这种情况使我的情绪越来越坏。我从小培养起来的一切信仰,都被 打得精光。我实在呕气不过。我心想,不管怎么样,我要跳出这个火坑。 于是,我就打起零活来,把孩子往妈妈那里一送,东攒一点钱,西攒一点 钱,最后终于有这一天,我对那些人说:“嗨,收起你的福利金支票,换 钱自己花吧!” 我所谓的打零工,是给人家带活,替人洗衣服,替人管小孩(其实我 应该去管自己的孩子),还有熨衣服,等等。我实在看够某些人的嘴脸, 这些人对人生的看法并不见得比我高明,却盛气凌人,摆出一副“我们给 你钞票”的神气。“你是什么东西,你什么也不是。是我们在养活你呀。 你在干什么?你要孩子于什么?你养活不了他们。”我是在正格的家庭里 大的,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比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更重要的事了。他们这种 神气把我头都气炸了。嘿,我是一个堂堂的妇女,我丈夫是一个堂堂的男 人,但是我却常常吃人家的侮辱:“你不配有孩子,你不配当妈妈,不配 为人类接香火。”过去,福利工作人员到我家来,往往向我提出这样无聊 的问题,如:“你的丈夫在哪里?他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回家的?你怎么 买得起电视机呢?你家里怎么会这样干净呢?你的孩子怎么穿得起这种鞋 子?”总之,要我自知是个一文不值的人。但是,我是爹妈亲手抚养大, 教我尊重自己的啊! 这时,产生了某种变化。什么呢?我想是愤怒。我突然想;嗨,我一 定得跳出来,决不能再当奴隶了,象我的祖祖辈辈那样。我不能让我孩子 长大了觉得什么也不是,只靠福利救济过日子。 于是,我迈出了一步,啊,可真是迈出了一大步。我得到了第一份工 作,第一份规规矩矩的工作,这是十二年以前的事。自从那时起,我就不 断向前推进。我选修了大学的课程,读了好多书,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 我上不起正规的大学,但是可以在校外业余学。我在工作的时候,真是竭 尽全力,我同时兼干两处活,四小时有工资,四小时没有工资,一星期五 天工作,三个晚上听课,其余几个晚上就在人家打零活。我在教室听课, 也注意观察人。我用心记笔记。尽管如此,我并没有怠慢孩子,因为我小 的时候,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啊。 我们一星期有三个晚上到离家大约十四英里的一个小镇上,去听大学 里赶来的老师为我们上课。 我还要照管孩子们。我发现,尽管我是做妈妈的,但是并不那么真正 了解孩子,也并不因为我有好几个孩子,我当母亲就一定比别人当得好些。 所以我就想学习一切关于孩子、关于人的学问。我首先从儿童心理学这个 入门必读的课程学起。我也学做作文,写一些小东西。然后我又继续研究 儿童发展学,还有程度更高一些的作文和心理学。 我那时的劲头可大啦。我想劲头不止是男人才有。我想人人都是有的。 我想谁都想过得好一些,各人都非常爱惜自己的生活。你对自己好,同样 也就会对别人好的。这是唯一的一把开门钥匙。我一定要为我和家里的亲 人,包括我丈夫、五个孩子,为他们贡献一点什么才好。这就推动我也想 起别人来了。 真正的变化是,我努力认识了自己。我生平第一次真正认清了我自己。 我这个“小不点”爱尔玛·莫顿,经济困难可不小,有时连糊口都难,有 时我丈夫、孩子病了,有时我自己病了,但是我得装得没病,总之,有病 没病,都得出工干活。我还得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还非得上课不 可,但是回到家里实在累得够呛,实在学不下去了。不过,我在教室里同 那些中产收入的人并排坐,尽管我想要的东西他们都有,但是我的功课也 不比他们差。这就对我证明了一件事:我跟旁人一个样。 我每晚回家没法学习,而教授指定的参考书我也没法上书铺去买。我 只好跟教授借来看。我得过细地看,用心听讲、记笔记。我得想种种办法 磨他,让他把考试题的答案透露给我。我要做得老练利索一点才行。我说: “嗨,你是一个利索的人。生活中有压力推动你前进,你的分数不错,你 挺会算计,你竟然能把一位有博士学位的先生摆布得连他准备考你的题目 都告诉你了!嗨,果然成功了,你看!”这样,就把我又向前推了一步。 我对自己说:对我来说,这还远远不够。我埋头苦干已经七年,我不 怪社会,不怪旁人,只求之于我自己,也就是求之于我这个“小不点”。 老天在上,是我本人和别人拖住了“小不点”。我“小不点”离真正出头 的日子还早,还得要走一大段路呢,但是我好比蚂蚁,正在一摇一摆使劲 往前进。你看,你知道我的处境。 说到我的美国梦?这就是:要让我的孩子可以自由行动,爱上哪里住 就上哪里,也可以回到土生土长的老家来,可以找到一件称心如意的工作, 可以昂首挺胸地做人。既不要只因他们是黑人,就予以施舍,也不要只因 他们是黑人,就抢走他们一些什么。他们之所以能得到什么,是因为他们 是人,是受之无愧的。我的美国梦就是这些。我确实相信,事情已经动起 来了。 我想活得长长的。我要看看世界怎样来一番真正的天翻地覆,人民怎 样团结一致。因为将来世界再不会象今天这个样子了。 (粟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