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梦醒一场空 米尔德里德·奥姆斯特德 我们是在火车站偶然相遇的。她住在克利夫兰郊外一个小小的农场镇子上。她 在一家批发书商那里工作,丈夫是一个中层经理。他们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在大 学读书。 我总是想发财,至于怎么发财,我不在乎。我就是想赚一笔大钱,因为我们从 来没有过一笔大钱。人总是想得到自己所没有的东西。 美国梦,挺好。它激励人们不断奋斗。谁都可以努力,都可以成功。如果你没 有一点梦想,你干脆就别干算了。大家总是怀着美好的理想,想方设法去实现它。 你也知道他们永远不会成功,但是他们就靠这个理想生活着。 我丈夫的弟弟就是这种人。他总是有许多鬼点子。他懒得天天出工。这样当然 是成不了气候的。但他总以为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百万富翁。如果他没有这点幻想, 他的一切也就彻底破灭了。 每件事对他来讲都挺简单,什么事他可以来几下子。他现在就是这么生活的。 他靠小聪明过日子,总是想占别人便宜。他开了一家洗车的铺子,既没有合适的下 水道,也不付水费。他自认为总有一天会搞出名堂来的,对这一点他毫不怀疑。不 过,我可并不认为他能办到。他大容易上当了,总轻信有些人的花言巧语。你狡猾, 别人还更狡猾呢! 他小时候是一个宠儿,要什么有什么,人人都喜欢他。他能言善辩,不管什么 人,什么事,他几乎都能说得下来。但终于出事了。 一旦事情出了毛病,无非总是别人的过错。他上当了?是的。他好象总是跟那 种不三不四的人打交道,差点儿蹲监狱。但尽管他遇到种种挫折,他仍然盘算着干 一番大事业。他跟我丈夫说:“在生活这盘棋上,我只差两步就赢了。”他是从一 本专讲成功之道的杂志里找到这句话的(他订了不少这种杂志)。他在电视里经常 看到这类广告:怎样在二十天内变成百万富翁……:等等。 我担心他总有一夭会因痛苦而剧怒。我丈夫就认为他对所谓“那帮人”已经恨 到疯狂的程度了。他是极右分子,极其反共,极其反政府,尤其是极端仇视黑人, 可以看出他几年来仇恨越来越深。我们有时聚在一起讨论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过 去谈得颇有兴趣,可是近几年来,他越走越远,简直没法交谈了。他几乎到了要拿 枪杀人的分儿上了。这时,我丈夫便说:“我不跟你争了,省得大家呕气。” 他家里简直象个武器库。(笑)他总是要给人看他那些枪。他有一枝M—1之类 的枪。他说:“子弹已经上膛了。”我问他:“你要这些枪干什么?”他回答说: “那帮人来,我得有所准备。”我说:“你指的是什么人啊?我看将来你的孩子们 长大,出门交朋友回家,你也会给他们哪个开一枪的。”不过,他仍然随时准备着 “那帮人”来袭击。 他想做一个好家长,但是颇不得体。这种情形,我简直没法形容。总之,孩子 们也变得很不正常,很不自然,非常刻板。不用说,孩子也恨黑人。这就是他们的 生活方式。他们每星期天都去教堂。谁要不去,谁就要倒霉。他只顾教孩子干这样, 于那样。问题是孩子们总有一天要起来造反的,除非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就给干掉了。 他的妻子是个大好人,黑天白夜做家务活。开始,她总想让丈夫走正道,后来她也 跟丈夫想到一块去了,甚至也动枪。我简直吓坏了。 如果我要发财,我就得去抢银行。(笑)当然要有把握干得成,才去干。如果 一个家伙并不真坏,又不伤害别人,大家总归会替他说话的。人家心里会想:上帝 啊,饶了他吧!反正有人能赔偿他偷的东西。还有另一部分人嘛……。 堕落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有时候你非得把一场游戏玩下去不可,目的仅仅是为 了求生存。世界上有些事,你就是欲罢不能。一次,我和我丈夫开快车,被警察截 住,没收了我丈夫的驾驶执照。杰克就对警察说,“我知道我是超速了,但我们确 实有急事,已经晚点了。我是市里的议员。”警察把东西都还给我丈夫,说了一声 “小心一点好。”我们没有被罚钱。后来我说,“你错了,就该受罚。”杰克却说: “我知道。但这是生活里的一种游戏啊。” (突然笑起来)我刚才讲的有矛盾。我说我要抢银行,又说我恨堕落。嗯,双 重人格?(笑) 我想发财,但每当我看到穷人的时候,我要发财的念头就动摇了。我想,纵然 我有很多钱,但是看到这些人那么穷,我也没法用这些钱去享乐。我希望看到有一 天再没有一个人一无所有,——这听起来倒象某种共产主义国家了。但那该多好, 你说呢? [附笔〕:她于1979年5月 25日乘美国航空公司DC-IO飞机在芝加哥的奥哈拉 国际机场失事时死去。 (何滨) 斯蒂芬·克鲁兹 他今年三十九。 “一般来说,一个家庭并不是一下子就从墨西哥迁到这里来的。通常是爷爷、 奶奶先跑来,找点儿活、扎下根儿、攒点儿钱,然后再把家里的人一个一个弄过来。 那年月国境线上的情况可和现在不一样,出入境根本不受什么限制。” 那年月,社会制度需要你成为什么样,你就得拼了命使自己变成什么样。我是 一名好学生,虽说个头小,却是个相当出色的运动员。我觉得人人见我人人爱。我 们家的日子过得满富裕,只是我们那一带住的尽是些白人饭桶。但是我们家只能找 那样的地方住。作为个小孩子,我们根本不懂得这是为什么。我们没干什么错事, 讲话也不带任何墨西哥口音,而且我们从来也不吃福利救济。我爸爸为了良心上 过得去,宁可饿死也不肯接受救济。大萧条时期他照样有工作。直到今天,他仍 以此为荣。 我们家一共五个孩子,唯有我一个真正进入了商界。我很快就懂得,一个人 必须看准机会,而且还得学会非常迅速地分析情况、当机立断。我在学校里原来 学的是文科,可是苏联的人造卫星刚一上天,哈,我马上就知道该上什么地方去 找钱了。于是我径直跑到注册处,登记改学工科。1962年,我取得了学位。如果 我再能得一个高科硕士的学位,那就肯定能找到各种各样赚大钱的工作。我就是 这样干的。错不了,这一行确实拥有广阔的市场。当时有十四家企业想聘请我去 工作。要是我愿意四处找一找,准能找到一百个工作机会! 我从来没有把旁人答应给我工作这件事与我的少数人种身分联系起来。我知 道1964年通过了一个民权法案,但是我仍然十分自信,觉得他们之所以请我去工 作,纯系我才能过人。现在回过头再看一看,我明白我之所以比别人有更多的就 业机会,只是由于政府的这项法令。可我还以为这是他妈的因为我特别才华出众 呢(笑)。1962年,我得到的工作聘请就不如那些资格比我浅的人。人们老爱把 这归咎于就业市场,可就是不愿意正视种族歧视问题。 我到普罗克特一甘布尔公司去工作。差不多两年之后,他们对我说,我是他 们所能找到的管理人员中最出色的一个,他们打算提拔我。那好呀!于是我到了 人事部门工作。当时我又一次认为他们提拔我是因为我才智超群。可是后来我对 这种让你做点美国梦的手段慢慢吃透了。我的办公室四面的墙都是玻璃,而其他 所有办公室却都遮挡得严严实实的,这样,别人从外面看不见他们。而我却众目 瞪膀,人人都能看到。 他们安排由我接待大多数到这里来的人。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这里面有什么 问题。直到后来,来了一位新经理,一个南方人,才使我恍然大悟。他对我下达 了应该如何接待黑人的指示。他说:“一般查问一下,听听他们的情况,就完了。 ”这就是对我培训的开始。我止不住要问,为什么我们公司不多雇用一些少数人 种呢?我注意到在管理岗位上,我是唯一的少数人种。 我猜想,我这个墨西哥人还是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因为我的肤色实际上并 不黑。我起着很好的调和作用。谁看了都觉得我还挺象样。我雇了一个黑人秘书, 而这是被禁止的。等我休完假回来,她已经走了,老板趁我休假不在时把她辞退 了。我曾追问原因,却从来没人给我合情合理的解释。 在这以前,我对美国梦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我完全相信只要一个人肯努力干, 就必然能成功。我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两样,而问题也就出在这 里。我们处处受人歧视,而我却从来没有把这与社会联系起来。我总认为这是个 别人的问题。我妈妈常说他们是坏人。可是到了1968年,我开始怀疑这一点了。 我混得还不错。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就挣下了一万二千美元。我离开了普罗 克特一甘布尔公司,是因为我确实感到在这里没有什么真正的前途。他们倒是很 愿意让我留在那儿,继续供人观赏,可是在思想深处这对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吸引 力。由于那位新经理的态度,也许我本人的反应也有点过分强烈,我深感一个墨 西哥人在这里没有任何前途。 1969年,我到蓝十字会工作。当时,“伟大社会”纲领正处在全面开花的时 期。那些过去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少数人种的人也都给发动起来了。提高人们 觉悟的活动方兴未艾,大学里的种种黑人教学计划、要求在文化上一视同仁等等。 可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经济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少数人种(尤其 是黑人)担任管理职位的实在寥寥无几呀。 那套陈词滥调又来了。如果你是东方人,你的数学就必然出众。如果你是墨 西哥人,和你在一起就会使人愉快,你为人一定风趣,但是容易感情冲动。墨西 哥人要么整天睡大觉,要么整天大笑不止,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件极大的乐事。 永远如此。只要你不处在决策的位置上,让你成为管理部门的一员,也还满好。 当时我认为,少数人种之所以在企业界不能获得成功,可能是出于两个原因。 一是由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但也还另有一种可能,这就是少数人种是 一帮非常蹩脚的管理人员,他们就是干不了。你瞧,直到那时我还对我所接受的 有关美国梦的教育百听百信呢。那时我还认为美国的企业家无所不能,而且公平 正直。如果我们能让这帮家伙看到雇用少数人种可以多赚钱,这些企业家——老 练的经理、能干的决策人——就都会愿意这样做。我天真地认为,美国的企业家 们对社会总还是关心的,所以只要给他们选择的机会,他们总还会办点公道事。 我当时真那么信的。 我迫切地想弄清楚应该按照什么标准来作出决定。我的地位离最高层的管 理机关还很远,所以无法确切地看到他们是怎样处理问题的。我必须更多地学 习。只要多学就能成功。当时美国梦这一套还在影响着我。我还坚持认为,只 要你肯玩命于,学的东西比谁都多,你就能进入最上层。 我在蓝十字会工作的第五年,发现美国梦还有一个毛病。和白人厌恶少数 人种一样,少数人种相互之间也同样彼此厌恶。白人经理最有力的武器还是那 分而治之的老办法。我的错误在于,我还以为我们大家的觉悟程度都一样呢! 我曾试图使一些黑人与其他少数人种合在一起。他们的人数本来不多。东 方人是从来就不和别人搅和在一块儿的;而黑人呢,也许是因为我的话说得不 好,他们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当时他们正热衷于发动文化上的攻势:经理如 果不称他们“黑种人”,而称他们“黑人”,他们就恨得咬牙切齿。我说,只 要黑人或黑种人能够找到职业,别人怎么称呼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因此吵得不 可开交。当然,厂方对此只是哈哈一笑而已。整个斗争最后弄得毫无结果而散。 这完全是分裂造成的。所以我又得到一个教训;人们各有自己的一套打算。无 论和哪些人在一起,人们总是不顾一切地想把别人踩下去。 这时,美国梦显得实在复杂极了,我也开始想:妈的!假如我愿意,我完 全可以不管这一套,自己混好了就行。当时我每年已能挣两万五千美元了。境 况开始好转,别的许多人境况也开始好起来了。于是他们说:“这回你的美国 梦做成了吧!你为什么还不肯放弃斗争呢?”可是我跟他们并不是一条心。 我的上司对我说:我具备着一个高级管理人员所应该具备的一切条件。所 需要的就是“熟悉我们的业务”,他们经常讲这句话。我真希望能告诫所有的 少数人种和妇女们,每当你们听到有人说“要熟悉我们的业务”,他们的意思 其实是要你们“规规矩矩”。只要你不越出雷池一步,就能坐享荣华。我醒悟 了,离开了蓝十字会。离职前,他们曾请我担任董事,年薪三万美元。 他们要我作的唯一的事就是安分守己。我具备着成为一名“优秀的墨西哥 人”的全部条件(这和“优秀的黑人”是一个意思)。我精明能干,口齿伶俐。 人们从我的言谈举止中看不出来我是墨西哥人的后代。有人还说我看上去不象 墨西哥人,倒象是意大利人、黎巴嫩人,咳,鬼知道我象什么地方的人(笑)。 话是很容易说的:“嗨,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美国梦可没有亏待你呀! 所以你老老实实靠边站!何必宣传你那套胡言乱语呢?”这可真是个问题。每 当我回顾过去时,总觉得美国对我似乎真够好的。 他妈的,我甚至于想再不卷入这些事了。去他娘的蛋吧!也许我应该在工 厂里找个工作,可是结果怎样?不断有人来聘请我。我对自己说:老天爷,这 不是太傻了吗?你完全可以照样拿你的钱,同时继续探索答案。于是我就这样 做了。可是我每拿一次钱,思想斗争总会变得更加激烈,而不是更缓和一些。 哈,我一年能挣三万五千美元了。这是一家信贷企业。我对这里的经理非 常信任。这正是我要寻找的那种高级管理人员:能体谅人,又有人性,同时也 能按企业的规章办事。后来,上面考虑要把他提升为全公司的副总经理。于是, 一下子一切全变了。直到我亲眼目睹这小子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才明白既得利益有多大的威力。他竟出人意料地说出了这样的话,“不许捣 乱。你要保持谦恭卑下,安分守己。”我再一次大失所望。 后来,我又到一家咨询公司工作。我对自己说:好呵,我要接近这里最上 层的人物。我得看看他们到底是怎样工作的。嗨,这可是一家咨询公司呀! 当时,咨询公司正在拯救着美国的大批企业家。咨询公司的做法完全违背 整个资本主义的观念;它们不让这些企业倒闭。洛克希德公司之所以能成功地 取得美国的基金保证,就是因为有咨询公司在为它工作,使它显得景气。在做 这类工作的人们中间,你是找不到少数人种的。因为你要想到咨询公司工作, 必须先用事实证明自己在事业上是一个卓有成就的人。 现在我明白了,决定着美国梦能否实现的不是教育、不是机会、也不是艰 苦的工作,而是权势和恐惧感。你在企业里爬到的地位越高,你可以失去的东 西就越多。美国梦并没有失败。今天在美国十分流行的想法就是:千万不能失 败。 我离开咨询公司时,每年已能挣到五万五千美元了。公司最后给我的鉴定 是:你在这个行业中大有前途,你可以成为一位股东,不过,你必须熟悉我们 的业务。还是这一套!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不再有任何幻想了。一个人是多么 容易被高级人物所遵循的那一套价值标准所吞没呵!我也变成了这种样子,变 得惶惶然惟恐失去每年那五万美元的收入。于是,我就去问其他也挣这么多钱 的少数人种。我问他们,“喂,你们觉得你们能成今天这个样子应该感谢什么 人吗?”他们的回答是,“我并不欠任何人的情。”他们从民权运动中得到了 好处,但是却一点儿也不领情。他们早就把这好日子是怎么来的忘得一干二净 了。这就象我刚出学校时的情况一样,总以为,“嗨,这完全是凭我自己的力 量,我才是了不起的。”这帮家伙和企业里那些高级领导一样使我气愤。 直到现在,还是象因乱麻似的。我作为一个“成功者”进入商界已经整整 十五年了。许多英裔美国人都会妒忌我的成就。一年五万美元的收入就使你进 入了只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二的上层阶级。另外我的妻子还能挣三万美 元。我们有的是钱。在我放弃这个工作时,我的同伴们不仅觉得我这个人古怪, 而且把我看作翻脸不认人的人物。他们说;“你坏了我们大伙儿的事。你是咱 们一伙的一员,而咱们是企业里的精华,咱们应该来领导企业。可你这是干什 么呢?”所以,如今跟我一类的人物都用疑虑的眼光来看我了。 现在,我在普拉特维尔的威斯康星大学教书。这个工作不错,我的同事们 也能对我说心里话。我在普拉特维尔附近买了一个农场,照目前农场的行情来 看(笑),这是个赔本的买卖。不过,因为我在大学里教书,以前又有积蓄, 所以我们的日子过得还不错。 美国梦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捉摸了。这个梦正被少数人的想法所左右。这 些人想它是什么样儿,美国梦就应该是什么样儿。有时候,我真觉得是一小撮 金融家,每年聚会一次,掌握着天下的大事。 这帮人的权势越来越大了。小企业已经难以生存。大企业发展得过于庞大, 已属不可控制。想从内部来改变它已是不可能了。因此,非得有一种能与之抗 衡的力量不可。 (黄育馥) 琳达·克里斯季森 她回忆自己在这个国家一个最富有的社区的生活。这是北方一个大城市的 郊区。 这个市镇没有工业。商店的掌柜和加油站的老板都不住在这里。他们只是 维持市镇生活所需要的服务行业。住在这里的人都在大城市里工作。人们每天 使用月票往返上班。他们早上坐哪班车去,晚上坐哪班车回家,都有一个严格 的时间表。他们坚持每天坐在同一节车厢的同一个座位上。 呵(笑),愿上帝保相你千万不要在五点十五分,或者五点二十一分,或 者诸如此类的鬼时间,到食品杂货店去买牛奶。那时候市镇里所有一切事情都 停摆了。就象看马克·桑纳德电影时的景象。小汽车从各处开来,从四面八方 汇集到车站。交通阻塞了。你动弹不得。这个场面只维持大约十分钟。所有这 些夹着公事皮包的男人,从车厢里轰地冲出来,急匆匆地朝四面八方走去。他 们的妻子都有固定的等候地点。这些男人连看都不用看就径直朝小汽车走去。 我想,在这个市镇上,按每平方英寸计,梅塞德斯牌小汽车比世界上任何 地方都要多。在此之前,则是福特牌轻便旅行车占多数。不是别克牌。那种玩 意儿太朴素。我们可以买得起卡蒂拉克车,但这种车子太笨拙。当然,在别的 事情上,比方说度假,它们倒是挺大方的。当你从曼谷或者马达加斯加或者香 港回来时,你举行宴会,摆上那个地方的食品,把你认识的人都邀来,于是你 可以大吹特吹,那是多么神气呀。 那些呆在小汽车里等候着的娇小的妻子们,如果把她们排列成队,她们看 起来就象一排小企鹅似的。清一色的轻便上衣,无处不在的原色哗叽。同一式 样的鞋子,同一式样的裙子,几乎同一颜色的头发,浅棕色中略带一些金黄。 不是淡黄。呵,不是。绝对不是深棕色,也不是黑色。只是耗子似的灰褐色。 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我在儿童时代所看的电影,我在儿童小说里 所读的故事,都是一样的货色。作为一个女的,我将长大成人,有一栋小小的 白色房屋,一道白色的尖桩篱笆,有一个从事某种职业的非常非常富有的丈夫。 我们将穿上漂亮而可爱的衣服。当他下班回来时,我还要系上方格花布做的围 裙,从烤箱里端出巧克力土豆薄片小甜饼。我们将永远过着幸福的日子。这就 是美国梦。 有这么一种不成文的说法:有用之不尽的存款。男人工作,但是工作地点 较远。他穿西服,不穿工装。你们到全世界的胜地去度假。无论如何孩子们得 交给别人看管。他们不跟你们一块儿去。你和丈夫到某个地方去度这种富于浪 漫色彩的假期。对你说来,什么东西都可以办得到。只要你想要,有求必应。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梦长大成人的。 我在欧洲住了一年,学了多种语言,足以在一个经营外贸的制造商行担任 译员。但是,我很快就离开了那个工作。因为我的老板决定玩一点小游戏,在 办公室里追求我。接着,我又在一个经纪行找到了工作。我真的遇到了井且嫁 给了一个男人,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男人。 他出身的家庭是那个城市里最富有的家庭之一。他们不只是有钱,而且有 势,有政治势力,在大学里还有朋友,在那里担任教授。 我发现这个家庭与我的家庭有天壤之别。我邀请他们过来吃饭。比方说, 我在桌旁摆了几个好看的座垫。我的婆婆马上就会问:“这些东西值多少钱?” 她说的话必然是:“我买了这辆新车,花了八千美元。”必然不是:“我买了 这辆新车,高兴极了,我迫不及待地要带你驱车到街上去兜兜风。”总之,整 个完全是另外一套。 我自己接下这个话题。我不会吹嘘花了多少钱,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我要 吹一吹这是一件怎样了不起的廉价货。“我有两三件小小的古董,是在旧货店 里发现的,我想售价只是两三块美元。”当一个客人赞赏这些小古董时,我就 说:“是的,1966年我花了两块美元买来的。”这句话一说出口,我接着又说: “唤,别那么说啦。我已经有些不喜欢它们了。” 我工作的那个经纪行里的人,个个都住在这个社区里。这些天之骄子都是 公司创始人——知名人士——的孙子和曾孙。有一个青年雇员,干得很不错。 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你以为他会很容易就进得来吧。但是他和他夫人犯了 一个很大的错误。他们没有从城里先迁到一个作为进身之阶的社区里去。如果 你的祖父或曾祖父不是什么公司的创始人,如果你的家族几个世纪都没能列入 社交名册之中,你想从这个社区的后门钻进去,那是有办法的,但是你得慢慢 来。你先得使自己站稳脚跟。做丈夫的必须在公司里,至少在副总经理这一级, 证明自己有才能。做妻子的得立足于合适的慈善事业之中。你得一步步地来。 这个人两夫妻有两个上了户口的孩子。他决定在这个社区盖一栋房子,为 此高兴极了,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有一天,我的老板和另一个高级合伙人, 毫不掩饰地大声抱怨所有这些从城市里迁来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 人?他们不是我们自己人。”我离开商行以后,偶然碰见了这个人。他在无意 中听到了那次谈话,他永生永世也忘不了自尊心受到的伤害。他本来以为自己 已经可以进得去了。我所说的还是一个盎格罗一撒克逊新教徒,一个举止文雅、 很有教养的人物。他并不是什么来自希奇古怪的或来自某个种族集团的人。但 是,他并非他们那一帮的。 由于我丈夫的地位,我的日子过得还算舒坦。不过,让我谈一谈一次严酷 的经历吧。我发现我们住处附近没有孩子。我们的房屋很大,房前的草地象个 足球场似的。当你说到街区的房屋时,你很可能要走过整整一个街区才能到达 另一栋房子。我有两个小孩,总想让他们有个玩的地方。我听说市镇里有一个 私人办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办得最好的事情是儿童夏令营。为了让孩子能进 夏令营,你得加入俱乐部。要进这个俱乐部,就得取得主任们的同意。只要你 得到一张秘密反对票,你就加入不了。因此,举行了一次鸡尾酒会,这样那些 主任们才有机会见你。 鸡尾酒会订于五点二十分开始。我觉得,这是个多么不可思议的时间呀。 干吗不是五点?干吗不是五点三十分?我们早到了几分钟。突然间,许许多多 小轿车轰地拥进了车道。女士们,穿着小巧而华丽奇特的服装,素静的小棉布 裙子、素静的带着小圆领子的小白上衣,跳下车来。男士们,穿着色调非常非 常柔和的西服,夹着公事皮包,跳下车来。他们都踏着沉重的脚步走了进来。 他们迅速地走到酒吧间,每人抓起一个酒杯,一个接一个地朝我们走过来。 几乎没有什么人打个招呼或说声“您好”。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哪 个妇女社团的?然后又问进的是什么学校,娘家姓什么。然后他们急忙向后转。 男士们向我丈夫作了同样的表示之后,也急忙向后转。最多不超过四十分钟, 这一切都结束了。我过去从来没见过比这更不寻常的社交场合。这简直是一种 部落型的宗教仪式。我就是祭坛上的肉食,羔羊。谢谢上帝,我连餐前的小食 都没来得及下咽。 在这之前,我已受过我婆婆关于怎样穿夜礼服的谆谆教导。我穿着一套已 穿了两年的衣服,几乎没有化妆打扮。我说话轻声轻气,很注意抑扬顿挫。结 果我合格了,因为我一句表示异议的话也没有说。我没有说话的机会呀。 妇女们梳的发型,穿的服装,一切都使她们回到了大学时代。有个姑娘穿 着羊毛衫,胳臂肘露在外面。用带子系在脖子上,打个结。这是一种很朴素的 东部姑娘的上学打扮。她们还过着旧式的生活。她们没有给自己创造任何新的 生活方式。 她们上的都是正正经经的七姊妹学校,男人们上的都是名牌学校,但是他 们不能谈论书籍和音乐。他们也不能谈论政治。这是一个枯燥无味的社会。他 们关心的是谁邀请谁赴宴,谁又穿的是什么衣服。男人们都聚集在房间的一头, 妇女们都聚集在房间的另一头。太太们谈论着约翰尼的麻疹,谈论着到什么地 方去给丈夫买袜子。男人们都谈论着股票市场和投资银行业务。他们没有人从 事旁的职业。如果他们是搞法律的话,那么搞的也是社团法。因此,谈来谈去 万变不离其宗,离不了自身的财富。 我关心的是我的孩子们将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因此,我开始四处打听。我 去了公立学校,发现债券的发行八年还没有通过。人们的孩子都已长大或到了 上中学或大学的年龄,要不然,他们就送孩子上私立学校。镇上无力送子女上 私立学校的人为数不多,力量不够,不足以用投票的方式去通过任何东西。美 术课取消了,音乐课取消了。四年没有添置一件新的科学设备。我说的还是一 个世界上最富有的社区呢。 很多年来,不少寡妇继承了巨额的股票、大量的财产和巨大的邻宅。邸宅 大到要二十、三十或四十个仆人照管。这些可爱的小寡妇比她们的丈夫要多活 二十、三十年,由于开支的日益增加,只好把仆人一个接着一个地打发走。这 些寡妇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或者死去。因此,这些大房地产被分割了。房地 产经纪人来了,把这大房地产分成一英亩一份。别的人搬进来了。年轻的富裕 的一代。他们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但是他们有的是钱。星条旗随风飘扬,大 乐队高奏凯歌,他们做着这种美国梦。他们带来了学龄儿童,但是这里还是没 有一所象样的公立学校。 这里还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社会:退休的侍从和家仆的家庭。还有那些在 社交性的集会上从来无人提及的人:住在店铺上面继承了丈夫遗产的老寡妇们。 贵人们理应仪态端庄?我由于在宴会上和客人们争论有关本社区许许多多靠福 利救济金生活的人们的事情,而把上百个宴会弄得不欢而散。 我原是一个织工。有一天,我接到娱乐中心打来的电话,问我愿不愿意给 老年公民开个纺织班。就这样,我发现了这些靠福利救济金过活的可爱的小老 太太。她们都住在镇子里店铺上面小小的单间住房里。她们大多数没有厨房, 只有一个小小的电炉。她们有些人的丈夫原是城里数一数二的银行家。钱没有 了。她们有些人不依靠福利救济金而是依靠社会保险,靠一张房租支票又一张 房租支票。 我熟悉的两三个老太太的儿女住在这个国家别的地方的漂亮住宅里。他们 每年给母亲寄来一张飞机票,让母亲去他们家住十天,看看孙子,然后就毫不 客气地把母亲打发走。 我有几件爱尔兰亚麻布织物,是我曾祖母的,好看得很。有一天,我让纺 织班的一位老太太过来喝茶。我说的就是这些喝茶用的小餐巾,这种小小的玩 意儿,就现在这个样子来说,是一文不值的(笑)。这位老太太小心翼翼地抚 摸着,爱不释手。她说:“我从前有三十个佣人。”真是天文数字。刚开始谈 到这个问题,就那么短暂的一瞥,我就看到了她的过去。我可以设想那个富丽 堂皇的餐厅,桌子有这么长,还有蜡烛、美丽的水晶和银制器皿。我可以想象 她坐在桌子的一端,仆人们穿流不息。可是今天她却在这里,穿着粗布衣裳, 坐在我的起居室里,用手抚摸着我家餐巾的花边,回忆着往事。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以生存于其中的社会。我的离婚搞得很糟糕。在 这种社会里,夫妇一旦离了婚,女人就失去了她的地位。她以前可能受人欢 迎,可能是这个社团的主任,或者那个互救会的主席,就象我过去那样。可 是现在她脱离了这个社会。哦,对了,曾经有人多次写文章绘声绘色地描述 我在这样那样的舞会上穿着单调暗淡的长服。我象一个烫手的土豆一样被人 扔掉了。不在那个圈子的人对你和蔼可亲。在那个圈子里的人对你彬彬有礼, 敬而远之,或者干脆对你粗鲁无礼。 我做过美国梦。我曾经嫁给一个拥有亿万家财的富翁。我马上就有了地 位,住进了价值百万美元的住宅,周游世界各地,还拥有很多仆人。所有这 一切都是不劳而获的,但是这要付出多么讨厌而沉重的代价。每收入一美元 家财,你要惹来两美元的麻烦。 我正回到我以前的价值观。我并不是从最差劲的地方起步的,因此好东 西对我说来也不是如此之高不可攀。我是不甘于生活在贫困之中的,我的脑 子也还够灵敏,我相信我决不会陷于贫困。我会够吃够穿的,至于是什么样 的“够吃够穿”,那只有天晓得了。 (胡文静) 卡罗尔·丹洛和托尼·丹洛 洛克波特在芝加哥的西郊,是该市新成立的分区。那里是一片已经建好 的农田,尚未归属于任何公司。她说,她的邻居们“都在为生活得更舒适而 奋斗。他们住的房子如此之豪华,一般的年轻夫妇是无法企望的。”他们俩 住的就是这样的房子。屋内的陈设相当考究。 她说:“搬到这里之前,我们原来住的房子比这个还要阔气得多。我们 原来在常青公园有一幢商业大楼,有十间房的一套住宅,面积比现在这个大 得多。实在豪华极了。洗澡间里那个浴池是旋涡式的,餐厅里有一套升降机, 饭菜自动送到,还有各种各样漂亮的东西。” 虽然他们三个孩子都已成家,但他俩看上去还很年轻。“我们成家早呗, ”他笑着说。他们现在是四十七岁。 1975年2月,他们买的伊利诺州彩票中了头彩,得到了一百万美元。 卡罗尔:我们一向喜欢赌一点钱,碰碰运气。我们本来每星期买它十元、 十五元的彩票。从来也不敢下太大的赌注。 托尼:我原来在大西洋及太平洋茶叶公司当司机,开了二十八年的卡车。 我喜欢那份工作,对一切都满意。等我一中了彩票,大家对我的态度就不一样 了。他们觉得你再也不应该工作啦。但我还是照常去上班,他们觉得奇怪,你 怎么还要干这活?他们认为,你干的这份工作是别人真正需要的。当时连公司 的头头和工会的官员都是那个态度,根本不支持我。其实他们赚的钱要比我这 次中彩票所得的钱多得多,但是他们照样还在工作。他们认为自己继续工作是 对的,倒是我应该放弃我一生的工作,你知道,这份工作我干了整整二十八年 哪。我一年才挣五万美金。五万美金现在算什么?扣了山姆大叔的税收以外, 也就所剩不多啦。很多人都能赚这么多,而且有的人收入还要高。 卡洛尔:一年五万美元,干了二十年。这就是我们的收入。 托尼:我们原先有两份很好的工作。我们一直干到实在忍受不了那窝囊气 为止。我们说来还是比较走运的。我们对房地产还有点研究,在这上面投了资, 并且赚了很多的钱,这还是中彩票以前的事呢。 卡洛尔;那天我们到了“米尔伦”大厦,也就是他们抽签开彩的那座餐室 兼剧场的大厦。抽签在一个大礼堂里进行,谁都可以带上一帮人为自己喝彩。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而且抱着很大的希望。他们发给你一个小球,上面印有一 个号码,代表赛马的跑道号位和马的编号,他们把球都放进一个大圆桶里。当 他们喊到我的名字时,我顿时就疯了!(笑)惊喜若狂嘛。那真是从来没有过 的最兴奋的时刻。一下子出冷汗,一下子又兴高采烈,什么样的滋味都尝到啦! 托尼;我们的儿子那年二十三岁。他当时发狂似的,一跳三丈高,登时叫 了起来;“这回好了,我再也不要工作啦。”我说:“你不想工作了?见鬼去 吧!”他是在建筑行业做木工活。 卡洛尔:大家都似乎为我们高兴,可是,你也会发现总是有少数人象绿眼 鬼似的。为这事儿,我们也失去几个朋友,我们原以为他们是朋友。不知道是 嫉妒心理作怪还是什么别的,总之,多年的情谊一下子就凉下来了。 托尼:中彩以后第一个星期,我照常上班,情况还好。后来,就不对劲了, 他们自以为如果他们中了彩,肯定不会再干那活了,所以我中了彩,也理应辞 掉那份工作。他们总是在我背后叽叽咕咕的。可是我的确是喜欢我的那份工作, 我真想继续干。要说嘛,辞掉那份工作对我们也不是大了不起的事,因为我们 本来准备干到五十岁就退休了。我当时已经四十四、五岁啦。 卡洛尔:我当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茶叶公司的门市部里当收款员。别人见 了我就要说:“您怎么还来上班哪?”尤其是有那么一个老板,他一听说我们 中了彩,就冷言冷语地说:“我看哪,她上班就是要想有一个金柜面啦。”如 此等等。本来也就是讲的一些无聊的废话,我也没有放在心上,但听多了也真 使人生气。 托尼:如果不是大西洋和太平洋茶叶公司把我解雇的话,我是不会自动辞 职不干的。两个老板碰到一块儿商议,硬是以不服从上司为理由把我解雇了。 卡洛尔:同事们觉得你身价高了,对你说话也要有所考虑了。我从公司辞 职后,又当了一个旅行社的代理员。好,我刚刚开始干,《太阳时报》就大登 我中彩的事,还配了照片。这些个女的看了报纸,这个给那个打电话,那个给 这个来电话:“你看了今天报纸没有?”“没哪。”“那你还不快打开看看, 你的同事上了报纸啦。”于是乎这女的把报纸打开,看到了那大标题,就说: “那,你知道什么情况吗?”那个女的说:“你看我们明天跟她见面该说些什 么呢?”然后她们都说:“我不知道。” 她们都是很好的好人,我们确是很要好的,但我感觉到她们内心里觉得应 该对我另眼相看了。第二天我还是照常上班,她们见了我顿时有点羞答答的。 其中一位女士突然对我说:“我在昨天报纸上看到你的照片了。”“是吗?” 她说:“我真不知道该向你说些什么好。”你看,她们以为我现在是另外一个 人了。 托尼:开头时在中彩的人中有那么一对夫妇,上了年纪的,那男的常常到 一个拐角的小酒店去喝两杯。他中了彩以后,每逢他走进那个小酒店,大家就 要他请客,让他出钱请在场的每个人喝上一杯。这样做是不行的。洛克菲勒也 不会一进人鸡尾酒餐室就出钱请每个人喝酒吧!(笑) 卡洛尔:美国梦?我们正在实现这个梦呢(笑)。我看哪,这才是真正的 生活。我们什么时候想打高尔夫球就打一场,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只要还 有力气的话。除了在美国,你说在什么地方还能有这样的自在生活呢? 我们总是把眼晴睁得大大的,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哪里能赚钱最多就往哪 里投。 托尼:我看到报纸上说,有些人相信人死了还有可能投胎转世。我不希望 有这种事。因为我怕来生比不上今生这么好。我非常满足于这些年来我们过的 这种生活。如果说,我必须再投胎回生,我也是希望就照原样再过一辈子。 (严明新) 海伦·尼尔林和斯科特·尼尔林 沿着缅因州的海岸,朝哈伯赛德那边,海浪猛烈地冲击着岩石。这是一条 弯弯曲曲、歪歪扭扭、未铺路面的路,离新英格兰各小镇都十分遥远,在那些 小镇上,可以看到许多现在大家已经很熟悉的广告牌:麦克唐纳快餐店、肯塔 基油炸鸡、邓金油炸面圈儿、节日旅馆,以及各种汽车商人的广告。 他已经九十五岁了。满是皱纹的脸上留下了风餐露宿、闯荡江湖所留下的 痕迹,还有被人殴打时留下的伤疤。他历尽沧桑,雄风犹存,已经写出五十本 书了。 她七十七岁。但她行动起来仍然象年轻姑娘那样优雅、轻快。 他手里抡着一把大板斧,正使劲劈着一大块铁杉木。她在那间用石头垒起 来的简陋房子里忙个不停。他说:“这所房子、这些放东西的屋子以及外面的 厕所,都是海伦亲手修建的。她用自己的又灵手砌上每一块石头。”对那些力 求返回自然的年轻人而言,他已经成为一个民间英雄。 斯科特:你说美国梦?你真是一位毫无道理的乐观主义者。你知道从纽约 驾飞机到芝加哥来的那个人的故事吗?他们临近机场时,机长宣布:“你们前 一段飞行是安全的,现在进入芝加哥航道,要十分当心。”(笑) 我们这儿有森林和犬牙交错的小海湾。大西洋和皮诺布斯科特海湾的漂浮 物,遇到涨潮都会冲进这边海湾里来,等潮水退下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许 多大木头。我们有一些很简单的工具。我们把木头砍成十多块,到冬天就可以 烤火取暖了。 海伦:我们并不完全与外界隔绝。我们穿的鞋就不是自己做的。我们也没 有自己养羊和剪羊毛。但是我们已经非常接近于完全自立,也并没有感到太多 的不便。我们并不要求彻底自给自足。我们不说:那东西如果只在商店里有, 我们就不去买它。有时我们虽然勉强,也从店里买一些东西。斯科特可以到纽 约梅西公司去买一双鞋带,他出来时就真的只拿着一双鞋带。梅西公司琳琅满 目的商品,对他丝毫没有诱惑力。(笑)我承认我要是去买一件毛线衣,出来 的时候,也许另外还买了一条围巾和一双袜子。可是斯科特决不会那样。 你们在佛蒙特州住了二十年。你们在那里修建了自己的住房。你们生产和 出售蜂蜜。你们也算是在那儿扎住根了。可后来又为什么拔营撤走呢? 斯科特:我们原来住的地方是一片荒野,叫斯特拉顿山。我们还住在那里 时,有人把山上的树全部砍光,把木材统统运走。造纸公司把那座山转让给组 织滑雪运动的人。那地方就在我们对面,隔着一条路。我们拿定主意不再在那 里住下去了。我们愿意和一些靠正当方式谋生的人生活在一起,不愿意看那些 邪门歪道的玩艺儿。我们更喜欢农民。 那地方土地的价格一个劲儿地往上涨,从原来的大约二点七五美元一英亩 涨到八千美元。愈是靠近那滑雪区,土地价钱就越高。一小块、一小块地方布 满了小滑雪板。我们一共有七百五十英亩地。当时买下这些地只花了两千两百 美元。可是现在已经值六百万了。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或者不劳而获。 我们没有修整这片土块,不能说土地涨价是有理由的。这里的土地所以涨价是 朝鲜战争造成的。这等于是发战争财。如果我们按照新的商业价格把那块地卖 掉,那我就等于发了一笔战争财。我们既反对战争,也反对有人靠战争发财, 所以我们把这片土地捐赠给文荷尔镇了。按佛蒙特州的法律,是我们创建了文 荷尔镇的森林区。 市政府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他们要不要接受这七百五十英亩土地的捐赠 呢?结果是以二比一的票数通过了赞成接受的议案。这是我从文荷尔镇听到的 唯一消息。他们从没人说过半句感谢的话。他们甚至没有给我写封信,告诉我: “我们接受了那笔财产。” 那时朝鲜战争还正在进行着。那些反对接受这片地产的人把我们叫作共产 主义分子。他们认为我们是有意想收买市政府。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个收 买法。可是我们怎么可能会把那么好的一片森林地就这么白白送掉呢?这里面 必定有个什么花招。 海伦:他们也想到,我们可能是为了逃避赋税。 斯科特:我们还去参加了市政厅所有会议,办完了一切手续。 海伦:可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却跟外国人一样了。 斯科特:他们什么时候也把我们看作外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位邻居问:“你愿不愿意买一点德国公债?” 我根本没有细想,就随便说买一点吧。我拿出八百美元买了那些公债。买来顺 手就撂下了。到最后,那些公债竟值好几万美元。我把它们全扔在火炉里烧掉 了。我决不愿意发国难财。 你怎么会有这种思想的呢? 我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莫里斯一朗一个煤炭和木材工人的驻地。十九世纪 八十年代,我祖父是那个采区的总管。那一带的木材、土地、道路、房屋、学 校和教堂全都归莫里斯一朗煤矿公司所有。你能想到的一切东西统统归公司所 有。任何人要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就要规规矩矩。整个城镇都属公司管辖。我 的家庭享有特权。 有一天,当我还只是个五、六岁的孩子,我和祖父一道出去,站在运木头 的车皮旁边。地上有一根捆木头的大铁链。那铁链大约有二十英尺长,是用半 英寸的铁环连接起来的。有一个工人从地上拿起一根,把它拖到车边来。我心 里想:那家伙为什么不快点?他怎么不抓紧干?我于是跑过去拿一根链子。在 试图把它拿起来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为什么走得那么慢了(笑)。这是我最初 学到的一课。在这儿工作的那些人,整天要搬链子、劈木头和干一些别的活, 那都需要体力、决心,还要精力充沛才行。可别的人却躺在吊床上睡觉。 我十四岁以后才开始上学。在这以前,家里请有家庭教师。我是在我们家 搬到费城的时候,才去上公共学校的。我开始学习法律,后来发现拿它作为一 种职业很不理想。然后我决定要去教书。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课,并开始写 作。 海伦:是谁对你说:“你干嘛不把稿费都弄到手,然后闭住你的嘴?” 斯科特:(笑)他也是一个教师。他说;“你这蠢才,你干嘛不接受提级, 干嘛不把你那些书的稿费弄到手,然后闭上嘴,爱干嘛就干嘛去。你为什么老 要讲这些事情?” 那时我是宾夕法尼亚童工委员会的书记。我们竭力争取通过一项议案,限 制使用童工。这时却来了那个约瑟夫·格伦迪,他是一家纺织厂的老板,并且 是宾夕法尼亚制造商协会的主席。当然他雇用了许多童工。格伦迪对学校说: “你们把尼尔林轰走,不然今年你们休想得到拨款。” 1915年6 月15日,大学已经放假,学校里的教职员工都已经纷纷外出度暑 假去了,学生也全都回了家,这时校长却写给我一封非常简单的信。他说:“ 大学明年不打算再聘用你了。埃德加·F ·史密斯。” 系主任和教职员工百分之百支持我。我那时住在特拉华州的阿登镇,那个 镇实行单一税。当我读到这封解聘信的时候,我马上乘一列巴尔的摩一俄亥俄 铁路公司的火车走了。那天夜晚,我们向美国各地的人发出了一千五百多封信。 从那以后,我们便开始了一场战斗。这场战斗现在还在进行着。到1975年,宾 夕法尼亚大学给了我一个名誉学位。这差不多是在六十年之后了(他脸上微露 笑意)。 1917年,联邦政府由于我写了一本小册子,对我提出起诉。我只不过讲述 了1914-18年世界大战发生的经济原因。政府认为,任何人读了这本书就会拒 绝服兵役,因此写书成为一种叛国行为。我在联邦法庭受审,最后被判无罪, 可是出版那本书的人却被宣判有罪,罚款三千美元。最高法院接上诉后仍然维 持原判。我们收集了三千张一美元的钞票,在纽约交给了联邦当局。 本世纪初在美国人生活中是一个十分令人激动的时期。差不多每个社团都 有发表言论的渠道:市镇俱乐部、工会、各个全国性联合会、各种讲坛以及古 柏联合学校等等。每个社团的人有各种机会聚会,阐述自己的想法,跟志趣相 投的人接触。我是被托利多大学开除的,(笑)当我还在那儿的时候,工会每 星期举行一次集会。到会的人只要没喝醉酒,只要不讲亵渎上帝的话,(笑) 只要听众愿意听,谁都可以站起来讲话,想讲多久就讲多久。上帝一位论教派 的教会组织公众演讲会。演讲人可以从一个州到一个州,从一个镇到一个镇, 在这里弄十美元,到那里再弄上五十美元,就这样一直跑到纽约,跑到加利福 尼亚,靠演讲所得度日。愿意来听吉恩·德布斯、我自己和克拉伦斯·达罗演 说的人有成千上万,一群又一群的听众常常把麦迪逊广场公园全给挤满。 我曾经跟达罗辩论:“人活着有什么价值吗?”克拉伦斯说没有价值。我 当时还很年轻,克拉伦斯比我大三十岁。也即一位老人说人生没有任何价值, 可是一个年轻人却说有价值。(笑)我说人生不仅有价值,我们还决不能回避。 我们的国家原是一个人人可以讲话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那种局 面。在那次战争期间,公开议论政事已被禁止。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 有的公共讲坛全都关闭了。在这次战争期间,军事首脑掌权。我在1931年曾想 到,人类应该干得更出色些才行。我在周围所看到的,只有贫穷、无知、愚蠢 和浪费。咱们为什么不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生活得更好一些? 海伦: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住在城市里过穷日子?让我们看看 能不能在农村买下一块地方。我想那会儿,我们两人的钱总共不超过一千美元。 斯科特跑到佛蒙特州花了三百美元现金和八百美元押金买下了一个破烂的不景 气的农庄。他还有一辆破旧的福特牌轻便汽车,你花了多少钱来着? 斯科特:三百美元。 海伦:就这样我们来到了佛蒙特州。那片土地非常贫瘠,一共大约有六十 英亩,那个时候六十英亩不算多。我们发现,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我们在 农村也很穷,可是比起在城市里过穷日子要好受多了。我们不再到垃圾箱里找 吃的,我们吃菜园里自己种的。这使我感到十分新鲜。原来我家里也有菜园子 和一个菜农。 我们原来就有这间又破又烂的房子,我们希望住房面积再大一些。所以斯 科特说,咱们自己修建吧,就靠着原来的房子修建。我们就这样建起了第一座 石头房子。在那之后,我们又修建了九座石头房子:一座正房,一个汽车库, 一个工场,一个堆木材的棚子,一问暖房,等等等等。我们还在树林里给斯科 特修了一个写作间。他现在正在写一本新书。 来到这里的年轻人大都属于中等或者上等家庭,出身工人阶级的人和黑人 非常少。这些年轻人什么都经历过了,现在差不多完全习惯于对什么都听其自 然。另一方面,他们都已经和社会决裂。他们离开他们的舒服、安逸的家庭, 背上背包来到这里。这一点自然是值得赞扬的。有许多人只不过是到处流浪, 他们跑出来为的是图痛快,图有趣,如此而已。可是,使我们感到吃惊的是, 有许多人态度十分严肃,他们在这里开始修建自己的家园。关于这一点我是非 常乐观的。 斯科特:我曾经在阿尔巴尼亚呆过。我问一个司机,农村有多少汽车。他 口答说:“刚好够用。” 海伦:我们这儿的汽车也刚好够用。我们的一些穷朋友认为我们很阔,我 们的一些阔朋友又认为我们很穷。我们修建一所房子,它显得坚固、宽敞和漂 亮,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修建的。它完全按我们的心意盖起来,所以也就刚好够 用。即使明天有人给我们一百万美元,我们也还会呆在这里。我们会感到为难, 不知该怎么处置这一百万美元。斯科特很可能会把它扔到火炉里去。 斯科特:我们要做的事是设法让自己不要饿死,并且尽自己一份力量,使 这个濒临死亡的社会尽可能适于生存。 (黄雨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