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约翰和卡尔 约翰·麦克劳赫里(四十岁) 他是保守主义联席决策小组的头头,这个组织是由共和党和民主党里不满两党 内部现状的保守分子联合组成,他们认为还要进一步向右转。 他住在佛蒙特州的柯比镇上一间他自己造的木头屋子里。我们交谈时,他戴着 一项海军陆战队便帽,来回走动,心情不安的样子。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成了杰斐逊的信徒的。可说的是,我一直站 在主张高度分权的这边,从念高中就这样了。 我出世一个月.母亲就死了,直到十二岁,一直寄养在几个老太太手里。我祖 母住在一栋多年来都是象她这样岁数的人住的楼里,前后只有我一个孩子。三岁的 时候,我姑奶奶教我认字。我记得,刚进一年级,见谁都不认字,真把我吓了一跳。 我在学校非常孤独,只是好埋头读书。我个儿矮,因为比别人小一岁。我也不 跟别的孩子抱团结伙。我装做安分做事的好心人。那一阵子我动脑筋思考的时间很 多,看了不少书,形成了我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 我的祖母和外祖母,一个是耶稣,另一个是耶和华,一个住在伊利诺州的帕里 斯,另一个住在密歇根州的庞蒂亚克,两人都是当地长老会教堂的积极分子。我外 祖母真是个耶稣心肠的人:自谦、自苦、富于理想、心地虔诚,对谁都好,所以前 几年去世的时候,大家都悼念她。我祖母呢,我跟她在庞蒂亚克过了好几个夏天, 她严肃正直,唯天命是从,谨守教规,注重人格、正义感、传统,一句话,是一位 坚强的老太太。 我是两位老人性格的奇特混合体;我不是一年中间跟耶稣住九个月,跟耶和华 住三个月吗?由于我不搞小圈子,所以我对于派性议论总是不喜欢。不管什么意见, 只要说得对,我就赞成,如果不对,我就只有敬谢不敏了。 我接受的价值观念,不属于我这一代,而是我父母那一代的。所以我的观点, 实在说,还是三十年以前的。我现在四十岁,但观点够得上七十岁了。 殖民时期的威廉斯堡对我特别有吸引力,因为我是十八世纪的孤臣孽子。这部 电影我在游客中心看过五遍之多,每次都挺过瘾,如果不是由于看病的缘故,我可 能到那里去重温一番杰斐逊时代的旧梦。 我没有听说我家里人有过什么造反的历史,他们都是你们所谓小资产阶级的体 面人物.从不闹事,安安稳稳的。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叛逆倾向,人们一直叫我模范 儿童。 我在生活方式上也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我喜欢穿旧衣服,不善社交逢迎,也不 爱跑鸡尾酒会。但我的所作所为是合乎分寸的。艾伯特·J ·诺克常说:“有些事 情,保守主义者是干不出来的。”是啊,什么该做,你未必全知道,但是,什么不 该做,总是有数的嘛! 我深知,人人都不应该受那种颟顸无能的权威(无论是宗教、政府、还是派系 的权威)的干扰,而影响发挥自己的才干。这种事最容易教我发火了。1976年9月, 我因为共和党州会里有人在提名总统候选人问题上搞舞弊,就大闹会场,从后排一 跃而起,冲着主席台大叫大嚷,全场震惊,终于使大会形势为之一变,共和党州主 席尽管出来竭力反对,只落得革职了事。这是我生平的一大快事!(笑) 我固然担心大工业,但是更担心政府。说到工业,人们还可以有选择余地,你 不是非买这家的产品不可,买别家的也行。政府呢,你可就脱不了身了。政府有威 胁人的专利权,通用汽车公司可没有。所以我是共和党,不是民主党。民主党太喜 欢搞集体化,搞政府计划了。 我也反对消费者合作社,因为这是让别人为你张罗。这是倒退的作法,压制了 “人人自理”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却正是维持自由共和政体的唯一途径。我当年在 大学里办过寄宿舍,经常到杂货铺去买东西,每口都带上一支计算尺,好计算怎样 采购最合式。 问:你是不是主张买主都带计算尺呢? 是的。不过,现在有袖珍计算机了,谁要是嫌计算尺太麻烦,可以用那个。其 实计算尺也不难使,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学一学也就会了。 问:一个人,没有别人帮忙,能敌得过大人物吗? 不是任何人都能办得到的。我的想法是:要有相当数目的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 运,必要时敢于说:“随它的便,我就是不干!”不管对方是社区企业、小买卖、 大公司、小农场、自由职业者,我总是我行我素,当仁不让的。 保守主义联席小组的政纲是我帮着起草的,我认为内容相当不错。不过,涉及 军事优势的那一小段给了我不少麻烦,因为它很容易被人当作滥用军事开支的护身 符和大搞高级武器的借口。总之,局面铺得太大了,尽管我并不看低苏联的威胁。 我对陆军界也很同情,但对超级航舰、空军轰炸机这些方面的人就不一样。不过, 我是强烈支持“海神一特里顿”体系的,所以我决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我在1966那年掉转头来反对越南战争,因为我们出兵援助的那伙人并不值得我 们援助。从全面看,我宁愿西贡政府当权,但还不到派四万美国人去送命的程度。 我不是从道义角度来看待这场战争的。任何战争都没有道义可言。我实在是一个鹰 派。东京湾事件以后,我跟美国退伍军人团的人一样,气极了。现在我相信当时是 约翰逊捏造了新闻。 我不知道我今后该怎么走下去。我不断在探讨我的信仰。我欢迎不同意见,欢 迎讨论,希望有人能向我提出挑战。可是,至今我还没有遇到过什么象样的挑战。 我还在等待挑战。如果你不这样,你就会落到教条的模式里了,那里的答案例都是 现成的。 过去十年是我这辈子最不痛快的十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很少遇到什么可以让 我使出全副本领来的挑战。我在佛蒙特州议会里工作了四年,从1969到1972年。州 议会里尽是有钱的主。一百五十号人里,只有几个律师,可是其中倒有两位我连交 通罚款的官司也不屑请他们出庭辩护的。我原以为我进了州议会可以为那里增加一 点职业效率的生气,可是很快就发现,连一个可以说说话的人都没有。我越是想发 挥所长,越是感到孤立。那些人.团团坐,呆在俱乐部里玩纸牌,讲放狗捉鹿之类 闹事。有时。议会休会,我就去州图书馆。管理员很欢迎我,因为她多年第一回见 到有人光临不止一次的。我回到住房,往往还要打字打到深夜,而别人这时都忙着 去蒙脱派利尔酒店里买醉去了。 谁也不知道该怎样对付我。我没有任何亲戚,别人没法打听我的底细。我好比 是飞碟上从天而降的人,谁都觉得我神秘莫测。但是谁要是了解杰斐逊,就马上能 了解我的,我跟他没有丝毫差别。 我跟老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蒲鲁东这些人有很多见解相同,都主张打破 藩篱,解脱枷锁,重振精神。我在极左派中不乏志同道合者。这些见解是前后一致 的,代表着社会上的激进思潮。而自由主义的左翼分子却很不成话,既无个性,又 无准则。右派人士是只要能挣钱就干,这倒也罢,我看比那帮莫名其妙的自由派政 治据客叫卖假药,要高明些,那种政治据客才是最下贱的。但是,保守派里面也没 有多大乐趣,还难免苛刻之处,所以我始终是孤零零一个人。 我可说是我们时代里写客套信的一大能手。我打字打得快极了,不要三分钟, 一封信就出来了。我这样做也是为了锻炼思想更加敏捷。十年来我的生活就围绕着 写信转。我真盼望,我死之前还能有机会让我做一点我最擅长的工作。什么时候有 这种机会,我不知道。 (粟旺) 卡尔·赫斯 我们来到西弗吉尼亚州马丁斯堡。这幢房子是他在妻子和两个儿子的协助下亲 手盖起来的。“住在一幢房子里,回味着在这里发生过的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错 误,还有什么比这更妙的事吗?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幢简简单单的房子。它是一桩奇 遇”。 他们家养了三只猫,名叫莫莉·马吉尔、琼斯妈妈、埃玛·哥德曼。 他给巴里·戈特华德写过讲演稿,并且在报上为他捉刀。1972年,他因抗议越 南战争在华盛顿被捕。 我是在首都华盛顿长大的。我母亲嫁给了一个大财主,生下了我,随后我们家 迁居到菲律宾。他到处寻花问柳,情妇数不清,她对这一点感到很恼火,于是离开 他回到美国。她甚至不屑问他要赡养费。她当了电话接线员。 我母亲经常领着我四处路路。我们俩走呀走,边走边谈。我们讨论各种问题。 我提一个问题,我们俩就到公共图书馆去查。我有时问她,几点钟了?她就说:“ 咱们看钟去吧。”于是我学会了看时间。我指着一个人,她就给我看格雷的《解剖 学》,说:“你自己领会。”我们读了一本又一本的书。她教给我怎样读书.这样 她就不用回答我的问题了。(笑)直到今天,我也捉摸不透她究竟知不知道答案。 我们时常读字典。你想知道一个词的意思吗?你得查字典。就象你有一个当老师的 父亲一样。 十五岁那年,我上学可真上腻了。她说,要是我不想再上学,就算了。可如何 才能不上学呢?她没有告诉我。我琢磨出一个办法,居然成功了。我在华盛顿所有 的学校都登记入学,然后转学。于是我的名字在登记册上消失了。以后,我再也没 有接到哪个学校的入学通知。 十五岁时,我在一家广播电台找到了工作。我为博克·卡特和小富尔顿·刘易 斯写新闻广播稿。我编了最初一批智力测验节目中的一个--“双倍还是没有”。 编智力测验节目,你得不断地读百科全书。编新闻节目,你得读新闻电讯。我 工作得顺顺当当,可是有一天,我由于没有行车执照开车而被捕。广播电台发现我 只有十五岁,把我开除了。我是个没有被承认的神童。我进了《亚历山德里亚报》 报社。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问题。我觉得,凡我想做的都能做到,凡我想得 到的都能得到。我可以任意从一个工作岗位跳到另一个工作岗位,因为我确实满在 行。我步步高升,快得惊人。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想当一名共产党人。我加入了社会党。我没能当上共产 党人。谢天谢地,因为社会党人已经够无聊的了。于是,我没有成为共产党人,却 成了共和党人。我认为那是城里仅次一等的好猎取对象。共和党当时还很激进,党 内有一帮小企业主,反对大企业。他们是孤立主义者,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人。 可是他们不够聪明,不懂得使用后一个名词。我不爱上学,他们对学校也没有好感。 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没有多久,我就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工作了。那正是1944 年杜威竞选失败以后的事。 当某种事业成为一个人的职业时,意识形态就成为次要的了。你变成了一个专 家治国论者。我所信奉的政治,从那时起,就是那种能助我晋升的政治。政治服从 职业的需要。如果职业要求我偏袒大企业(后来很快就果然如此),我就偏袒大企 业。 我会见了许多豪门巨富。我感到,他们确实生活得象个样子。他们穿着讲究, 有佣人侍候。我想.我的感觉和许多报道富豪们的新闻界人士一样。我感到我真喜 欢他们。 在公园里,我同巴尼·巴鲁克同坐在一条长椅上。是的,我每周才挣七十五美 元,但我能和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坐在一起。这个人只要一挥手,就能改变一个 帝国的航向。从那个下午以后,我怎么想呢?我想,巴尼和我想必真是一见如故。 实际上他早已根本不记得我了,可我却记得他,对吗?然而我都盼望他记得我,我 的一举一动就象他真记得我似的。你有时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你和这些人是同等 的。这种错觉能大大改变你生活的方向。 我有时驱车上街,去看那些干活的人们。我想,我若不成为我,就得成为他们 中的一分子。这些人缺少我所拥有的、我为之工作的一切。事实上,我是靠着运气 才侥幸得到了这一切的。我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得到了这一切。我不费吹灰之力地钻 进去了。那是我母亲给我的礼物:语言。有一段时间,我在H.L.亨特手下工作。 我为共和党所有的大人物代笔写文章。我为他们作了几次演讲。我不禁感到自己确 实是个绝顶特殊的人物。 真正了不起呀。当我在白宫工作,在艾森豪威尔手下担任特别任务时,要是我 上飞机迟了一点,他们就推迟起飞等着我。有好几个月,我从来不通过正门上飞机。 上火车也一样。我在纽约专门有一辆火车备用。这辆火车静候待命,每一钟点都能 发车。有一次我乘船外出,特工人员派一架直升飞机来接我。(笑)过了一段这样 的生活以后,你准会自以为……(笑) 你出门乘汽车,有摩托车护送。你乘一辆高级小轿车在繁华的闹市上疾驰而过, 你向窗外望去,满街的行人都象冻结了。你在动,而他们却凝固不动。这是强有力 的一课。我开始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你坐在一辆豪华小轿车里,你的 手放在高级皮革制成的靠垫上,你瞅着你的手。多么招人喜爱的一只手啊。你瞅着 你的袖口。多么漂亮的袖口啊。多么华贵的袖扣啊。你身上的一套西服不是剪裁得 很合身吗? 现在我成了“我们”。(笑)我们很想去火车站。“我们”是什么?就是那袖 扣,那丝绸衬衫,那双鞋,以及诸如此类的全套玩意儿。你是一首交响乐。你不再 是一个人。你成了个帝王般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我告诉你,你一旦产生了那样情绪, 就会拼命搏斗。 我相信,我所得到的每件东西,都是当之无愧的,要是别人想得到它,他们也 可以完全照我的办法去获取。而且,任何其他人确实都需要它。(笑)于是你产生 了一种自卫的想法。事情便成了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对抗。 我在戈德华特手下工作时,遇到了苦丽丝。她老是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打仗有什么好?”我就实话对她说:“要是你了解我所了解的事情,你就会明白为 什么我们需要一场战争。”她仍不断地说:“也许你应该告诉我吧。”我说:“我 不能告诉你。” 你的全部生活就是特别情报、特殊待遇、离群独处,我的天,多么虚假啊。这 一套完全是人为的,不真实的。你也许以为你获得了特别情报。可是十六个人全都 向你说假话。也许他们知道真情,可你不知道。也许你以为,因为你跟巴尼·巴拉 克在公园里聊过天,你的地位和他就一样了。实际上那是天大的笑话。他们随便哪 个人要是看见你踯躅街头,都会开车从你身上径直碾过去。 有一段时间,我在海军上将阿尔利·伯克手下工作。他曾任海军作战部部长。 我替他写过一些演讲稿。我还参与过建立乔治顿战略研究中心的工作。我和他关系 还算密切的。我离开政界后,有一次骑摩托车出门。我穿着一般骑摩托车的人穿的 服装。我在一条小巷等一个人。阿尔利·伯克朝小巷走了进来。我并没有戴头盔。 我站在光天化日之下,并没有隐藏起来。阿尔利·伯克径直朝我走来,直瞪瞪望着 我,打我身边走过;一直朝前走去了。他竟没有认出我是谁。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一 个人。我永远是某一套衣服,某一套词令,而那些东西和摩托车,和一个站在那儿 身穿兰斜纹布裤和黑皮夹克的人是毫不相于的。要是你以为,处在那种境况下你还 是一个人,那你是在骗自己。你不过是个表演者,扮演某个角色而已。 经过一段时间,当你变成了一个职业保守派以后,你也就变成了一个职业反共 分子。那不仅意味着你不喜欢苏联。你得厌恶、惧怕、穷追猛打那些自诩思想左倾 的人。其实.你并不真关心他们的思想究竟是什么或者他们的言论究竟是什么。我 身不由己地卷进了那场巨大的歇斯底里狂。我现在仍然认为,它有很大一部分是有 道理的。苏联现在是,过去是,或许将永远是我们的敌人。 我在《新闻周报》任编辑后,接着到时事通讯《反击》去任职。那个刊物是由 三个前联邦调查局人员创办的。一些大公司资助他们办这个刊物,以便有一个独立 的情报来源来弄清楚人们在政治上以及经济上的背景。这些人在联邦调查局干过, 懂得怎样建立档案。他们能弄到许多原始资料。你每天拿一份《工人日报》来,从 头读到尾,然后登记下其中的每个人名,制成索引。譬如说,有一次请愿,有五百 个人签了名。这个请愿的内容可以是有关任何事情的,诸如保存母乳之类的事。于 是我写下一则时事简讯:约翰·琼斯,与共产党的关系尽人皆知。或者那是一个同 路人,他经常在赤色分子的请愿书上签名。好吧,我想,把它记下来总归对某个人 有点用处。我认为它有用,因为凡是在《工人日报》上签名请愿的人,都应被撵出 我们的社会。我确确实实感到,他们就是敌人。 使我发生动摇的一件事,是贝托尔德·布莱希特之死。我正收集材料准备出一 期时事通讯专辑。我搞到所有有关布莱希特的材料。童年呀,成年呀,布莱希特嘛, 一个共产党人!他自己都承认了,哎呀呀,十足是一个可怕的家伙。我们发表了有 关布莱希特的这一切。不出一星期,无党派的报道出来了。布莱希特的整个晚年都 同东德政府有意见分歧。他不是一个极权主义者。他也许是个共产党人,可他不是 一个极权主义者。他反对专制制度。我感到极不自在,仿佛我曾经参与了对一个人 的杀害,而这个人实际上是位英雄。那是我为《反击》写的最后一篇通讯。 我到美国普莱德锦标纸张公司去给总裁当助理。我替他们写讲稿,干了许多拉 关系的事。公司很大.在美国五百家最大公司的名单上居于中间地位。我原以为这 家公司和造纸有关,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它只关系到人员的管理。到末了我才弄 明白,那些管理人员原来只不过是一伙企图保住自己职位的人。他们一辈子的所作 所为只是叫老百姓、叫工程人员们受罪。 所有其他的人都在忙着干活。那些管理人员却只是在那里打算盘,算计他们怎 样能少付工资,怎样能降低支出,怎样能把人们从这儿调到那儿。他们成天光是在 制订组织规章。 要是你在一个疯疯傻傻的母亲身边长大,这个母亲成天带着你满城转游,跟你 讨论各式各样的问题,那你很可能会养成一副爱刨根究底的脑子。你想知道所见到 的那些东西的原理。现在最叫我恼火的是,我每天早晨特别早来上班,而我心里清 楚得很,我这样做,只是为了给领导一个好印象。我没有什么事要做。想想看,人 到中年,还得玩这些小花招,够多悲惨啊。 人们都说,一个好经理能管好任何行业。不管你是在管理一家焚烧犹太人的工 厂,还是一家编织草篮子的工厂,全都一个样。我看事情正是这样的。究竟制造什 么,他们才不管哩。 我回到华盛顿,进入政界。在华盛顿这地方,你从来看不到任何人在工作。你 跟他们从不直接打交道。偶尔,你看到一些诡秘的人在更换照明灯泡。可他们不是 真实的人。他们只是些使你生活得方便舒适的人。他们使你能够免于做任何浪费时 间的事,因为你的时间宝贵得令人难以置信。哼!试想,你在华盛顿浪费五分钟时 间!那西方文明马上就要分崩瓦解了。那种感觉又回到我身上,我又觉得我是特殊 人物。到196O年竞选总统期间,我深信自己已经成了圣人了。 在1960年大选中,我是共和党政纲的主要起草人。那时发生了同洛克菲勒妥协 的著名事件。这事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不过装点门面而已。双方并没有真正的政 见分歧。今天,吉米·卡特是一个洛克菲勒派的共和党人。 从1960到1964年期间,事情开始变得模糊起来。1964年大选以后,我垮台的 时刻到了。我是戈德华特讲稿的主要执笔人。那次选举后,如果你还想继续当一名 共和党人,你就不得不抛开他。我不愿这样做。原因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我 过去办事从来不大讲究原则,因为我只关心我自己的前途。可是我喜欢戈德华特。 在我眼中,他是一个富有够力的人。所以我始终是一个忠实的戈德华特派。我为他 撰写通过报业辛迪加在各报同时发表的专栏文章。但是我确实不能不另有所为了。 一切都乱了套。不过,我还是乐观的。 我仍然感到,我们的国家是健康的,人民也是健康的。虽然我们有一大批人吸 食麻醉品,但那并不等于说每个人都这样。人们还是在互相帮助。真正的美国之梦 是小城镇,或者说是大都市的居民点。美国之梦是令人感到舒畅亲切的居民点。是 市镇集会。是那样一种观念:当问题涉及我的生活时,我不必遵奉世界上任何人的 意见。这并不等于说:我不关心其他任何人。这仅意味着:我代表我自己发言。 城市的居民点能够自力更生。大家也可以互相结合,把它重建。我认为,这种 情况在城市内部或城市以外都有。我认为,家庭农场将重新出现。大的农业联合公 司现正面临着自然条件的限制:水、石油化工产品、肥料。它们正遇到重重困难。 家庭农场是高产的。要是连你居住其上的土地都不归你所有,那么我所谈到的一切 都是白说,所有一切都行不通了,我们得着手考虑重大的改革,例如矿藏资源的所 有权问题。我简直不明白,西弗吉尼亚的矿工到底为什么应该容忍住在棕相海滩的 人拥有他们正在采掘的东西。为什么?毫无道理嘛。我知道,这是合法的(笑), 但合法的并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如果这些矿是通过耍手腕获得的,那么为什么不能 通过另一种办法重新获得它们?这些矿并不全是由那些艰苦顽强的拓荒者兴建的。 它们是由一些经理人开办的,这些人一生一世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手劳动过。 这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我完全能够理解,大多数美国人为什么一听到那个 词儿,脚趾央就蟋缩起来。关于什么组织一个群众政党之类的说法,全是罗曼蒂克 的废话。我不相信那种办法在我们这儿能行得通。这儿人们需要的是一个居民共同 体。要是你愿意浪漫一些,你也可以管它叫共产主义。我不认为它需要有一个标签。 那只是一群美国人在一起工作、共同合作的一种方式。建立一个大谷仓以及诸如此 类的随便什么东西。 我加入过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甚至对于我这种最老派的保守性格,他们也是富 有吸引力的,因为他们指出,为工资而劳动是一种很糟的状况。只要你为工资而劳 动,你就永远是半个奴隶。要想真正自由,你必须成为那个企业的一部分。 (杨静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