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编辑和出版界 帕特·吉什和汤姆·吉什 他是肯塔基州怀兹堡《山鹰》杂志的编辑兼出版者。这个刊物在肯塔基东部有 广泛的读者。她是他的合伙人。 他赢得了“促进出版自由”的约翰·彼得·曾格奖和伊莱贾·洛夫乔伊“新闻 业的勇敢”奖。 今年11月的一个晚上,我们一起驱车经过那“洼地”和棚屋。这是邻近弗吉尼 亚边境的采煤区。“在肯塔基东部,气候悬殊对比一直很大。一年中有九个月,那 里和别的地方一样美妙。可是一到冬天,就象世界末日来临了。浓雾弥漫,人们永 远见不到太阳。采煤所造成的污染倒不象过去那么厉害了,厉害的是一种洛杉矾式 的汽车污染”。 从列克星敦一带的青草之乡,沿着帕克威山凉爽地带,穿过带着秋天气息和色 彩的丹尼尔·布恩公园,最后来到这一片农村,真是一次很吸引人的旅行。 在矮矮的山谷下面,我们看到了过去曾经有人居住过的残存痕迹。“这地方名 叫塞谷,是属于东南煤业公司的一个小镇。我是在这里出生并长大的。1917年,我 的父母从肯塔基西部的穆伦堡县来到这里。约翰·普莱恩曾为这个地方写过一首歌: 爸爸呀,爸爸!带我返回穆伦堡县去吧! 地处格林河下游,那天堂般的地方。 唉,孩子!你说得太晚了,真使我遗憾! 皮博迪先生的煤车已把它拖走。 (摘自约翰·普莱恩的诗《天堂》) “我父亲在这里从最低级的矿—一步步提升为公司的头头。”他指着一座建筑 物的空架子说:“我就是在那座房子里出生的。我父亲当矿工时就住在这里,(笑) 提升为工头后就住在那边,”(笑)他指指一片略高一些的平原。然后,他又指着 一个再高一点的地方说,“当他成为矿上的监工时,我们就搬到山镇上最大的房子 里去了。”(笑) 这片被遗弃的地区仍然开着一家花店,这看上去不太协调。究竟是为了做买卖 呢,还是为了唤起人们长久以来对美的寻求? 汤姆:我在塞谷度过了许多幸福的岁月。镇上的每个人我都认识,我走到哪儿 都受过欢迎。那时候,我们拥有镇上唯一的小汽车和电话。你知道,电话和小汽车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四十年代初期才真正变得普遍起来的。 帕特:当官的总是有小汽车和电话的。 汤姆:我父亲完全站在矿工这一边,他是很亲工会的,尽管工会从来未曾真正 知道这一点。在我一生中,我只看见我父亲掉过几次眼泪。其中一次是在煤业公司 解散工会的时候。一场冲突展开了。这是肯塔基东部矿工联合会解散的前兆。我父 亲对于煤矿主没有幻想。在六十年代,工会一解散,人们甚至为了二、三块美金而 不得不下矿井工作。并且经常是一个星期工作四十个小时,而所付给的却不是实得 工资。 在塞谷,法律和秩序主宰一切。如果你或者某一个矿工的家庭成员行为越轨, 那就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就要从这个社会中被清除出去(笑)。制造麻烦的人被迫 出走。有一个工会组织者是三 K党的成员,他到处寻找坏女人打击。 在劳资冲突期间,我记得我同我父亲藏在一座破旧的车库后面躲避子弹。我们 当时肯定是被当作射击目标了,因为我父亲是公司的一个人物。在五十和六十年代 骚乱时期,工会被解散,叫来了国民警卫队,县城被军事接管。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当一名报纸出版商,纯粹是碰巧当上的。1947年,我从肯 塔基大学毕业以后就到法兰克福的合众社工作。我在那里呆了十年,然后回到家里。 我们老家只能说是块土地而已,还谈不上是一个地方。我们在州里处于私生子的地 位。它与其说是个煤矿倒不如说是一座山。开发西部的人们经过时,都在这里歇歇 脚。这里正好是在荒野大道上。呆在这里的人都是追求个人自由的人,他们喜欢独 来独往的生活。他们爱好打猎、钓鱼。这些人是作为契约劳工来自英国。 我们本来可以办成一张公司报纸的。有时候我们想,如果公司吸收我们,欢迎 我们,而不是反对我们,那么事情又会是怎么个样子呢?我们并非专要向别人挑战。 我们确信我们会成为公司的一分子的,甚至现在我还难以设想我们居然不是公司的 一分子。(笑) 帕特:我们首先做的是报道政府中发生的事情。这里的人不知道公开集会是可 以向民众开放的。财政法庭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就私下开会的问题进行表决。 汤姆:我们是禁止参加财政法庭会议,也禁止参加学校校董会议的,一切公开 活动都不让我们参加。(笑〕他娘的,我认为他们确实不承认政府是一个公众的机 构。 帕特:我们这些集镇是五年前才归属于公司的。因此,它当时是一个由少数几 个人管辖的封闭社会。 汤姆:我们开头花了几年时间试图重新开动新闻机器。我们设法恢复出版自由 和争取生存的权利。战斗至今仍在继续进行。在这段漫长的过程中,我们错过了大 部分广告宣传。 帕特:我们除了办报之外,还承印零星印件。如果他们不喜欢你在报上所讲的 话,那么,他们威胁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走县的印刷设备。那是关系重大的。我 们几乎因此而破产。 汤姆:我们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只是因为我父亲是个有一定威望和财力的人。他 管我们吃,替我们付电费,并且有时还从生活上接济我们。 起初,我父母不理解我们,对我个人而言,感到特别满意的一件事是,在他们 弥留之际,他俩都谅解并支持了我们。他们能这么做是很不简单的。他们的终生好 友去看望他们时对他们说;“你们能否采取些什么办法让汤姆不要去搞什么报纸呢?” 开头的一次斗争是关于县图书馆的问题。我们有一套约三千册破烂不堪的藏书, 贮藏在一个小棚里,那是你从未见识过的最可怜的不成其为图书馆的“图书馆”。 但财政法庭却决定要我们放弃所有的东西,还不让我们为图书馆的事找任何借口。 他们的意见相当愚蠢可笑。我们引证了他们的话。嘴上说说是一回事,让它见报则 完全是另一回事。 帕特:另一件事是医院问题。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最终取得了商界的支持,于 是那帮政客一度对我们大为恼火。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65年,矿工联合会一连建 立了十家医院,其中一家就在这里。那么,总还有一些公司的医生吧?这些医生认 为工会办医院使医药社会化了。他们不仅在当地对之进行非难,而且在州议会和肯 塔基医学会上也反对这种社会化。他们强调说,对矿工联合会建立医院这件事不能 有选择的自由。 汤姆同工会里的一些年轻医生跑到法兰克福去为工会医院进行游说。 汤姆:当地的医生是反工会的。他们千方百计想让工会医院关闭。所以他们对 我们恼火。 矿工们对我们有很大的怀疑,因为我是煤矿公司一个著名头头的儿子。我认为 这种怀疑是情有可原的。大概过了将近二十年这样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他们才开 始信任我。总之,这个地区的事情是越来越棘手了。1957年发了一场大水,把肯塔 基东部的东西差不多全给冲跑了。煤矿工业陷入几乎全面垮台的境地。过去每周开 工三、四天的矿,到了只开一天或者根本不开工的地步。许多矿都倒闭了。1961年, 我们几乎到了人人都挨饿的边缘。当时谁也管不了这些了。我们自己也濒临破产境 地。 人们在怀兹堡大街上乞求食物,讨衣服穿,为了求医买药而伸手要钱。我想其 他地方并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我的转变发生在一个肮脏的、散发着可怕的烂肉 死肉臭味的妇女出现在街头的时候。她拿着医生开的条子,上面写着如果她要活下 去就必须动手术。她患的是糖尿病,非截肢不可。她为了能够住进医院,只好在怀 兹堡的大街上行乞讨钱。 我们意识到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了。应当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知道肯塔基东部到 底发生了什么不幸。在以后几年里,我们一有空就带着十几个来访的记者、作家和 政府官员到处跑,让他们各处看。这样做本身几乎就意味着犯罪。过去,这个地区 具有多么强烈的自尊心,现在竟然要暗示这里出了问题。这简直是罪大恶极! 帕特:过去我们没有得罪过的人,现在也给得罪了。(笑) 汤姆:任何人我们都没有给放过。(笑) 于是,大约在四年以前,我们的房子给烧掉了。我不敢保证我们是否知道这次 事件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纵火者是谁。州里的警察告诉我们,他们深信这是一 个全镇性的阴谋使我们蒙受了灾难。他们向法院和市政厅的人了解情况,同他们谈 话的所有人几乎都从放火那天起,就知道纵火者是谁了。然而,他们却保守秘密, 并且参与掩盖事实真相。调查结果是逮捕了四个人,给一个人定了罪。 帕特: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怀兹堡的市长同定罪的市警察坐在一块儿。(笑) 汤姆:我们在这个镇上并不自在。人们都希望我们走得远远的。我们仍然是他 们的障碍。最使我和帕特感到痛心的是镇上居然没有一个人跑来对我们说,他对我 们的房子被焚一事感到难过。他们没有给我们一丝一毫帮助。他们只是袖手旁观, 眼看我们度过那痛苦的几个月。在这些日子里,我们被控告是自己放的火。社会上 是了解事实真相的。这一点简直难以宽恕。 在镇上一千二百个居民中,三、四百家是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工程师。 从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来看,你知道他们是不会烧书的。我想他们恨我们,但又不知 如何办好。可是别人同我们作对,他们决不会反对。 帕特:我从小就相信有上帝和他的天堂,而这个世界则是尽善尽美的。我所经 受的最大震动是,当我长大以后,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汤姆:我们到底还是生存下来了。我认为,哈里。考迪尔得以生存下来是依靠 我们,而我们得以生存下来是依靠哈里。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要 在其他山区小镇生存下来都一定是十分困难的。 帕特:这个山镇好就好在地方小,你能够掌握它的情况,你摸得清这个小镇有 些什么势力。 每过一阵子我回家,总是要在屋里来回踱步,大发雷霆地说:“我们再也不能 在这里呆下去了!”每逢这种情况,汤姆都静静地听着,一声也不吭。最后,等我 闭上嘴,他就说:你想到费耶特县去帮助那里的人搞一个新的下水道系统,还是想 到别的地方去呢?(笑)当然,我们并不想干什么别的,因此我们仍旧呆在这里。 我们没有把自己看作是十字军。我们一直在做我们认为一份好的报纸所应该做的事 情。 汤姆:我认为许多报纸所犯的错误之一是低估了读者的理解力。办报人往往最 后把一大堆废话塞进报纸。我只是设想如果这份报纸使我感兴趣的话,别人也同样 会感兴趣。我们的儿子好几个夏天都同一帮老手在矿上干活,他告诉我说,他们每 星期至少有一天时间用来争论他们在《山鹰》中读到的内容。(笑)所以我们知道 这份报纸是有人看的,并且人们还为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正当我快告辞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汤姆接电话。对方是哈里·考迪尔。两人 作了简短的交谈。 汤姆:哈里问我是否记得我们两年半以前什么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关于露天矿坍 方而造成一些房屋和活动房子被掩埋的报道。他告诉我,有些人家提出了控告。经 法院判决,他们得到了五万八千美元,州的最高法院至今还维持原判。所以我们有 时确实是有点影响的。(笑)我们知道我们的报道和照片对那个控告助了一臂之力。 我们这个地方很小,消息传得很快,这就使情况有所不同。 各种事物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衡量。有时候,你顺着镇上的主要大街到邮局 去取邮件,你总得和街上走来走去的每一个人打个照面。这时候,你就会看到,人 们脸上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仇恨实际上远超过我所能忍受的。于是,你就会得出这样 一种印象:官司是打赢了,随之又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胜利,不过,这一切只是 一场空欢喜而已。 当我离开住在这块“洼地”上的汤姆·吉什和帕特·吉什的时候,我抬头遥望 天空,天上的点点繁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明亮过。 (露仙) 鲍勃·布朗 他是美国陆军后备中校,现在是刊物《幸运士兵》的编辑和出版者。 我们是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他的办公室里交谈的。墙上挂着许多本人签名的照 片和勋章:有越南共和国的,有特种部队的;有的写着越南文;还有一幅吉米·卡 特的滑稽招贴画,上面写着:“巴拿马从未有过的最好的朋友。” 在另一面墙上挂着一支来复枪。“这是市场上销售的卡尔一15型步枪,半自动 的,在越南曾经使用过这种武器。我把它挂在这儿只不过因为这是我的行业,也可 以那么说吧。” 他腿往桌上一翘,背往后一靠,椅子往后倾了。他嗅了一点鼻烟。蓝色的眼睛, 干瘦的脸,样子非常象明尼苏达海盗橄榄球队的四分卫弗朗·塔肯顿。 我的美国梦,就是维护美国在全世界的威望。我在这一点上非常悲观。如果允 许我解释约翰·肯尼迪的一段话,那么他是在说:国防是首要问题,不能有“如果” 、“但是”、“或许”之类的怀疑。如果为了维护我们的自由,必须增加国防预算, 那就增加嘛! 民主不是轻易可得的。你必须为它付出代价,甚至是血的代价。现在世界上有 许许多多的专制政权想要削弱我们的力量。为了维护民主,你必须作出牺牲。 我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国家。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人 对这一点根本不欣赏。在国外的时候,我亲眼目睹世界上大多数人民是如何生活的。 一般的旅游者到了开罗的希尔顿旅馆就不再下去了。 我的童年平平稳稳,令人厌烦。我们到处搬家。我父亲是英兰得钢厂的工头, 他是一个善良、勤劳、强壮的美国中产者。我母亲是一个非常刻苦的教师。她出身 中产阶级,可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性,如果她再年轻三十岁,肯定会当上乔治 勋章会的主席。她是一位伟大的妇女。过去我们常常闹别扭,现在已经好多了。 我曾经参加过装甲部队,作过私人侦探。有一个时期,我还当过柔道教练。现 在,我是一个活跃的记者,什么地方有新闻我就去采访。我喜欢冒险。我喜欢血往 上涌的那种感觉,也可以说是爱过一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幸运士兵》是今天市场上能买到的唯一货真价实的冒险故事杂志。《真实》 已经关闭了,《西部故事》已经关闭了,《大商船》马上就要关闭。我们可不一样。 我们有十分明朗的编辑立场。我们非常赞成私人拥有枪支,坚决反对要全国人民缴 械。我们把“酒精、税务和火器局”看作是美国的盖世太保。同样是这些卑鄙的人 企图控制麻醉品。他们运用各种非法手段提出起诉。 我们非常赞成保持军事力量,也崇拜勇士的形象。自从越南战争之后,这个形 象完全被污损了。勇士就是那些在历史上出头露面的人,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 凯撒、色诺芬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统帅。巴顿、麦克阿瑟、约克中士,这些人出 身行伍,在战斗中表现勇敢,屡建奇功,出人头地。在这方面美国有悠久的传统。 由于我们自己懦弱无能,我们失去越来越多的同盟者。伊朗已经完了。我们正 在从朝鲜撤出。我们抛弃了台湾。当然还有东南亚。现在那些把多米诺理论说得一 钱不值的没有骨气的自由派报纸已经销声匿迹。你说那是什么缘故?因为事实证明 这个理论完全正确。现在又是越南和柬埔寨…… 我在越南的十四个月中,担任过三种职务。头半年我是情报官员。然后我被调 到绿贝雷部队去。我管着一个 A梯队。(他指着墙上的一张图片说:“我和我的两 个部下。”)我们一共将近一千人。都是山地的部落民族。我们有五百七十六个雇 佣兵,都是越南山地人和柬埔寨人。呱呱叫的部队,由美国政府提供经费。 我们与最近的友军相距二十二公里。我们就象是西部古老城堡里的印第安人。 我既是国防部长,又是教育和福利部长,我既是道路工程总监,还是婚姻顾问,我 是什么职务都包。这些人的生命完全由我负责。尽管我的公开身分不过是一个顾问, 这儿的一切全由我管。那简直象一个小小的王国了。 日子过得可舒服了。我所以自愿到那儿去,除了受我哲学思想的支配外,是要 看看如果有人对我开枪结果会怎么样。等我弄清楚以后,我就该还击了。 在进行审问的时候,我从来不使用残暴的手段。我只是采取寻根问底的办法。 如果对方撒谎,除非他真是老奸巨滑,他的话总归要有漏洞的。我破过一个案子, 你读过在。是的。杂志上发表的记者对我的访问记吗?我被牵扯进了我并没有参加 的谋杀案。在我的营房里有人被杀害了,我大吵大闹了一通。我让那个凶手自己讲 述当时经过才破案的。他说他身上从来不带枪。过了一会儿之后,我说:“在美国 人靠近的时候,你怎么让你们全队人警惕起来的?”他说:“我向空中开枪。”他 这句话刚一出口,伙计,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他开始把事情抖搂出来 了。 有人控告我招募雇佣军到南非去帮着打仗。全都是胡说八道。有那么一帮人热 衷于作出这种控告。他们读了我们的杂志,然后激动起来,肯定我们是在给中央情 报局工作。这纯粹是瞎扯淡。你怎么才能说服这种人呢?你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置 之不理。 我们登的广告招聘人去干危险性很大的工作,去当雇佣兵,或者当保缥,当顾 问。我知道有些人就这样找到了工作。不一定是当雇佣兵(这是一个俚语,现在用 得越来越普遍了),而是去执行别的一些奇怪的“使命”,你要愿意这么说的话也 可以。 的确有许多军人买我们的杂志。我们刊登的都是一些英雄的故事。办这个杂志 的念头,好多年前就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打转转。那些故事写的是人,而不象部队发 布的消息:哪个分队执行了什么任务……等等。我们写的是人,是那些跑出去干一 番事业的人。 信不信由你,我过去还是大学校园里的一个活跃分子呢。1957年,我即将从科 罗拉多大学毕业。那一年我碰巧到了芝加哥,在北区一带一路买酒喝,偶然看见综 合学院散发的一张小传单。我找到那里去,见到了那几位古巴的流亡者。他们都反 对巴蒂斯塔,可是也并不赞成卡斯特罗。我告诉他们,我有一个朋友有些机关枪想 卖掉。我心里想,这些流亡者需要枪就完全和我需要钱一样。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卖 给他们。他们根本没有钱。他们是那种典型的夸夸其谈的古巴艺术家。 我于是回到这里,在校园里发起了一场反巴蒂斯塔的运动。我不喜欢独裁者, 有些人是反对共产党的。那时候,大家把卡斯特罗看作是自由派,看成是民主主义 者。哦,我们绞死巴蒂斯塔的模拟像还搞了一个坟场,把拉丁美洲所有的独裁者都 埋葬在里面。当艾森豪威尔的顾问阿瑟·拉森来到我们的大学的时候,我组织示威, 要他停止向巴蒂斯塔运送武器。 我感到浑身痒痒,想到要是能去和卡斯特罗一起干,那该是多么激动人心。我 的一位朋友和我在迈阿密设法弄清情况。我们等得不耐烦了。我们和“七·二六运 动”接头。我们曾作为特种人员在反谍报部队干过。那是1958年 8月的事。当时卡 斯特罗即将接管古巴政权。我们呆在这家小旅馆的门厅里,有两个家伙在 8月天气 还戴着帽子,穿着规规矩矩的服装。他们说:“你们俩先等等。”他们是联邦调查 局的。他们听说我正在招募一些大学生去参加菲德尔的革命。我向他解释,这些话 全都是胡说八道。他们说:“你最好不要到那边去,不然你会惹下麻烦的。”我说: “我们反正是非去不可。” 我们没有联系上。革命已经过去。我当时是二十六岁。我想等到那个学期结束 的时候再去,写点论述政权更迭的文章。我当时完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最后还是到了那里,哈瓦那已经变成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革命者的圣 地了。我认识的一些到了那里的美国人被卷进乱七八糟的事里。到处有人在策划阴 谋,我们到处跑。我们到什么地方能弄到钱呢?我们为人民行动党奔走,东凑西凑, 筹集资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遇见了巴基洛将军。 他带着他的西班牙流亡者组成的随行人员来到了哈瓦那。他们一直进行反佛朗 哥的斗争,他计划着要入侵西班牙。我对这件事极感兴趣。我对游击战感兴趣就是 从这时开始的。他是一个充满幻想的老头子。尽管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还是一 个非常有趣的人。我给《游击队员一百五十问》那本书写了一篇序言,请人翻译过 来,募集了四百块美元,自己花钱把书出版了。 1960年我在那里的时候,卡斯特罗政权的性质已经十分明显,所以我开始和那 里的反对革命的分子一起工作。我参与(我愿意承认我只是一个外部观察者)进攻 海地推翻杜瓦利埃的计划。他是一个品德极坏的浪荡公子。那是1966年11月的事。 那真是一个错误的喜剧。我对任何形式的暴君都坚决反对。 1974年我从罗得西亚回来的时候,我跑到《西部故事》杂志社去对他们说:“ 我这儿有爆炸性的故事。一个美国雇佣兵在非洲的情况,还有图片。”他们说:“ 我们再不想和那些大打出手的玩艺儿打交道了。”我说:“哦,这是他妈的怎么回 事,惊险故事杂志不登道种故事,还有什么比这更惊险的呢?”在我看来这种东西 肯定会有市场的。 我们第一期出版以后,马上就有四千四百个订户。那是1975年的 6月。今天我 们的发行量达到十万零六千,赠阅的除外。 我们刊登许多文章评价武器的优劣。我们还登过一篇文章谈到一种非常可怕的 新式手枪。“把这种该死的枪扔了吧,那全是些打不响的玩艺儿。”我们有许多读 者,因为我们如实报道。许多兵器杂志都不这样做,因为这会损害他们的广告业务。 我们的读者中百分之四十九都是越战时期的老兵。现在没有人出版介绍他们的 报章杂志。他们感到社会上大多数人误解他们。我们的杂志每一期都有一篇专谈越 南的文章。大多数人相信我们所做的工作。他们是尼克松所说的沉默的多数,人们 从来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非常气愤。 我们的读者中百分之二十八是军人,百分之十六是执法机关的人,还有百分之 二十二是专业人员、医生和律师,这最后一项可能会使你惊奇。差不多买我们杂志 的每一个人都是热心摆弄枪支的人。我们的杂志在全国各处都有出售。 我敢肯定也有一两个刚从装配线上干完活的朋友,他穿得很脏的妻子正对他大 喊大叫,他的孩子们正把家里闹得天翻地覆。他却会扑味一声打开一瓶啤酒,拿着 一本我们的杂志说:“我也得上哪儿去当个雇佣兵。”他实际上从来也不会去,可 是在那短时间中,他要找避风港。 人们太过于关心他的两辆汽车和足够的汽油了。如果现在的问题是在继续支持 以色列和搞到一辆汽车之间做出选择,可以肯定会有大批的人说,让以色列见鬼去 吧。我可是非常亲以色列的。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我对他们非常钦佩。我钦佩他们 不屈不挠的精神,钦佩他们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之下,为民族战斗的献身精神。我也 钦佩他们当机立断的果敢行为。袭击恩德培的行动是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组织起来 的。我们要搞这样一次袭击得琢磨一年的时间。以色列人说干就干了。我赞赏他们 的冲劲、毅力和勇气。 民主制度不是为那些“强中之强”者制定的。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你必须找出 一个利害关系遇然不同的集团都表示拥护的人来。我们现在就没有一个活着的领导 人值得我崇拜。当年我喜欢台迪·罗斯福:他文雅地走着,手里拿着一根大棒。 在国外人家看不起我们,因为我们希望跟所有的人都交朋友。人们也许害怕俄 国人,可是人们并没有看不起他们。当俄国人看到情况对他们有利的时候,他们会 说:让世界舆论见鬼去吧。瞧瞧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现在还有谁再会想到捷克 斯洛伐克的问题?我们却是对谁的屁股都要舔几下。 美国是有史以来唯一具有完美而不可否认的力量,却又从来不加利用的国家。 我们过去就没有利用过。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为了美国的和平。我肯定会在朝鲜对中国人使用原子弹。当俄国人封锁柏林 的时候,我一定会对他们说;“老老实实尊重协议,要不然我们就扔原子弹了。 我认为打起原子战争的可能性极大。 我们能够取胜吗? 啊,不能。 他们能够取胜吗? 啊,不能。 如果进行战争而谁也不能生存下去,那打仗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要找到一个目的还不容易。你和我作为有理性的人,认为这样做对或者不对, 是无关紧要的。那个按小红电钮的人怎么想才是重要的。 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总有一个高大男人的形象? 我的个子很小,只有一百一十磅重,还是出去踢足球。由于我眼睛近视,手 很小,反应慢,又跑得不快,所以踢不多久就放弃了。我还去参加田径赛和打垒 球,可是从来没有进人过任何球队。所以我后来只能去学拳击。于这个一切全凭 自己。我第一次拳击,头一个回合就被人打倒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又跟洛机 队搞在一块儿了。还有约翰·韦恩。哦,是的。还有塔肯顿,是吗?我喜欢那种 运动。我真希望自己能当一个职业橄榄球队的四分卫。或者象乔治·佩顿一样。 (黄雨石) 詹恩·温纳 《滚石》杂志社的纽约办公室设在第五大街,占了一座大楼的四层楼房,里 迪洋溢着一种轻松自在、得意洋洋的气氛。后身的过道挨墙立着几辆时髦精巧的 高速自行车。更起眼的地方挂着伍迪·艾伦和穆罕默德·阿里的相片;这是让出 名的人更加出名。办公室的职员个个年轻亲切,一派无所不晓的神气。这家杂志 是头个月才连人带店从旧金山搬到“大苹果”这儿来的。 我们向杂志社一位记者问他们东迁的理由,他说:“这是势在必行。过去我 们刚创办时,新闻总是压音乐和文化一头,现在没事了,文化事业的规模气派比 以前大多了。吉米·卡特在民主党大会当上总统候选人走进会场之前。乐队不是 奏了一首格雷格·奥尔曼谱写的歌曲吗?这算是胜利还是失败呢?(笑) 杂志发行人詹恩·温纳的房间在二十三层,一眼望出去是一城惊心动魄的摩 天大楼。他三十二岁,看上去还更要年轻,坐在安乐椅上,露出一种踌躇不定的 神情。 “我们发行六十万册。这就是说,有三百万人看这本杂志。音乐界知名之士 没有不看的。作家和文学修养比较高的人都看它,喜欢它。因为他们也写文章。 《滚石》是美国所剩无几的优秀报刊之一,称得上全国的一门大事业,可以同好 莱坞电影媲美。” 我认为,所谓美国梦未必如亨特·汤普生”笔下说的那样丑。我们深知这里 世世代代存在剥削,以及这里穷人们的遭遇。可是,比起历史上冷酷无情的贵族 统治,不是毕竟好一些吗?对我,对好多人,现在都挺不错。大家认真干活,谁 要是有一点才能,又愿意多少适应一点环境,是不愁没有收获的,是会有心满意 足的机会的。我甘心在这里大做美国梦,而不去做英国梦。(笑) 这个梦有可能实现,我从来不怀疑这点。我要做的事一定做得成,这在我是 很自然的。我总是要什么,就能得什么。我五、六岁的时候就办过一张给左邻右 舍看的小报,八个月以后(不知是1956年,还是55、54、53年)我们几个人竟赚 了十四块钱。这些年来,我一直这样,可说成了第二天性。事情没有一件不成功 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自己总是很有信心的缘故。 我在旧金山以北金门大桥那一边的麦林县长大,家庭是典型的中产阶级上层。 麦林是很早出现的城市郊区居民点,可以称作西海岸的韦斯彻斯特镇。 我小时候常常在夜里蒙着头打手电看书,五年级的时候,就把当时的畅销书 都看遍了。我读《看不见的人》时,还只九岁。后来办起《滚石》杂志,我就不 看书了。(笑)我记得,我在学校里总是全班最拔尖的。 到了八年级,我离开公立学校去上一家住读学校,学校里尽是电影明星的子 女。头三个星期,我觉得很有意思,后来就腻了,变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 好比过早上大学一样。你想,才十二岁的人,就弄到那种纨持教育的圈子里。这 怎么行! 我开始懂得“地位”二字,是由于我家有游泳池。游泳池有人有,有人没有。 后来我去了伯克利。哈佛大学没有取我,我难过了一整天。现在,我跟哈佛有些 交道,杂志也有不少波士顿作家,我便常常想起这件事。我一跟领牛门奖金的人 说话,心里就想:天哪,如果我当年读哈佛,后来这一辈子就大不一样了。几年 前,我到哈佛商学院讲演、也说过这层意思。 却说我离开大学入了新闻界,接连两个夏天在旧金山的国家广播公司新闻部 工作。1964年夏天,我帮亨特莱和布林克莱为共和党大会工作,那年我才十八岁。 我担任一个组长的助手,颇学到了一些难能可贵的经验。开会期间,我便在亨特 莱一布林克莱节目的帐篷里蹲了四天,喝他们的咖啡,抽他们的“妙冷”牌香烟。 有些人做什么都带点政治,为了地位,不惜玩弄手腕,钻营欺骗。我未尝不 可能落到这步因地,但我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走运.赶巧,做什么象什么,胜 任而又愉快。如果我也钻营,加上我的聪明和干劲,很可能成为一个大亨,不过 也有可能彻底垮台。但是我本性就做不来两面派。 不过,我也尝过真正难熬的日子,那是197O年左右,那时《滚石》办了三年, 杂志社基本上破产了,因为我的手面太大了。我心里嗑咕:他妈的!我撤手不管, 随它去就是了。我才二十四嘛。 记得有一天我坐上汽车,到街上随便开,好象专等出乱子。这倒不是自杀。 这只是瞎开瞎闯,心里念着:妈的,谁来撞我一下吧,我是失败了,彻底的失败。 我从来还没有尝过全军覆没的滋味。我当时真是泄气造了。此刻回想起来,二十 四岁的小伙子办一张小报破产,其实也不那么可怕。这样做太可笑了。幸而时间 不长。人到这个分儿上信心是丧尽了,好歹有人从旁怂恿,说:现在来吧,这点 困难算啥!于是你动手收拾,又搞起来了。 凡是人,都怕失败。失败当然是不得了的大事,尤其对于生意人。商界有不 少不明事理的人总是想瞒着失败的事(叹息)。我倒并不认为失败有多大的罪。 同我们有关系的作家当中就有几位是不走运的,有两位顶呱呱的,还是别家报社 轰出来的呢!不走运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嘛,谁都有倒霉的时候。 我创办《滚石》杂志,是凭着直觉来的。当时我对摇滚乐和摇滚革命着了迷。 还有“高保真”音响设备,我是这方面的专家(笑)。当时我只顾写我感兴趣的 东西,写我的少年时代。我从来不想去搞什么市场调查、读者统计之类的东西。 我们,拉尔夫”跟我两个,只顾写摇滚乐的事。我们就是这样,想到就做。我们 只知道这种音乐了不起,社会上一定有上百万的群众。 拉尔夫总是劝人要从历史汲取经验教训。记得有一回我听了一段乐曲,就说 这个六弦琴弹得再好没有了,他对我说:“啊,你过来。你听过查利·克里斯琴 的演奏没有?”于是,他提出了办《滚石》杂志的设想,我把它写成了文字。久 而久之,我的经验超过了拉尔夫;我学会了怎样做生意之类的事。 我年轻的时候人家总说我聪明拔尖、宠坏了、早熟、幼稚。我有好多浑名, 其中一个是高中教员给我起的,叫“闹个死”,意思是调皮捣蛋。其实逼得我发 脾气的时候并不多,难得对人使坏心眼。我也能很残酷,但是我并不喜欢残酷。 我总是愿意对人忠诚老实,只要这样对他有好处。年纪轻轻的,谁忍心开除人, 拿别人的生路当儿戏呢?但是,如果这些人不自爱,那就只好由他去了。 你有权,但也得小心谨慎,因为我们这本杂志的读者是文化很高、专爱挑剔 的一帮人。他们看够了争权夺利的那一套。我看时至今日,再不会有象赫斯特当 年那样便宜的事了;那时候的人,远不比眼下这么精明。 至于说到小小成名.这对我毫无影响,因为这已经是十来年的事了。只有暴 发户才觉得了不得,甚至能害死人。我们经常同娱乐界圈子里的人打交道,这些 人不用说,更是最得意、风头最健的了。你会看到好多评论你的文章,看惯了, 脸皮也厚了起来,尤其在纽约市,到处是这种无聊的屁话。以前我看到不象话的 文章,心里实在窝火。现在,这类低级的谩骂再也打不动我了。 我们这本杂志并不只谈音乐,也谈政治的。我出身在一个政治空气很浓的家 庭,八岁那年就知道陆军和麦卡锡对证这场官司,因为我母亲很关心这事。尼克 松当政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因政治而怒发冲冠,现在不同了,一切显得很平淡, 不过骨子里还是一样阴险毒辣,更因为是在暗地里搞,恐怕格外吓人就是了。总 之,冲着吉米·卡特,发不了那么大的火。这就更加危险。 有一种说法,说眼下的青年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人人只想当牙科大夫.大学 里平静得很,等等,我不信!那纯粹是瞎说八道。我看这是《时代》周刊之流编 造出来的又一种神话。这些蠢人,对正在出现的头等大事,过去就看不清,现在 也不会看得清的。他们以为年轻人都消极去了,这是想入非非!他们不到家伙出 手打中他们的脑壳是不会明白的。我们的传播媒介现在只顾热中于生态学,还没 有注意到其他方面的暗流。 社会上严肃的青年人不少,都想做一番事业,只是他们对待生活格外严肃, 路子也不同于过去了。再说,现在有多少三十左右就独当一面的人?回首六十年 代,可不是一个造就领导才能的时代,因为当时新的思想恰恰在于反领导。 说到我本人,我现在的信心比以往都大,因为我觉得事情并不难办。你不需 要拿出什么来证明你正确,你只要说“我是这样认识的,事情一定会这样发展的” ,就行了。你面临的问题更复杂了,过手的钱更多了,指挥的队伍也越来越大了。 可不是吗,我们不是正处在这个鬼世界的中心点吗? (他指着窗外楼群)你看,美播,哥播,国播,还有美电,洛克菲勒中心都 在这儿。如果说纽约是世界首都(从金融、交通方面说),那么,这首都的首善 之区就在五十七街和五马路的汇合处了,而我们紧挨着在五十八街。真狂气!真 神气,我的意思是说。 (粟旺) 罗恩·麦克雷 麦克雷是《麦迪逊报业同人联系报》的编辑。这家日报是在反对《国会时报》 的一场罢工中办起来的。目前这场罢工仍在继续中。 他今年三十五岁。 梦就是要创造某些合乎自己意愿的东西,使自己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自己的 命运。可是把美国梦强加于别人时,那就变成了一场噩梦。在过去的十年里,我 并不怎么感到我是个美国人。六十年代,我在感情上经历了一段与美国疏远的时 期。 “我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时,同亚非国家的学生生活在一起。那时,我 开始更多地感到自己是世界人民的一员,而很少想到自己是美国人。我顶多感到 我是美国中西部人。如果说我身上还保留着美国特点的话,那主要也是美国中西 部的特点。” “我是在密歇根州的萨吉诺城长大的。我祖父是办报的。他出生在农场上, 离开农场后.先以卖报为生.后来担任了马斯基根一家报纸的编辑。他在当地还 算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人物哩!在祖父的熏陶下,父亲最后也进入了报界,他唯一 的爱好就是写报道。”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还留着父亲抱着我走进《萨古谱新闻》的印刷车间的情景。 那些老掉牙的印刷机咋塔咋嘈地吼叫着,听来如此可怕,吓得我尖叫了起来。后 来我曾讽刺性地这样说,我本应从中得到教训的。 父亲老是出差,这使我母亲颇为恼火。记得她曾对我说:“要是你将来也干 这一行,就别结婚。”我干了这一行,也没有结婚。(笑)我现在是个报人,子 然一身。但我想我却同报纸结了不解之缘,就好象牧师离不开教堂一样。 我始终记得我对报人是很有感情的。我经常去到我父亲的办公室,一边从字 纸篓里执拉旧照片,一边听着记者们在旁边交谈。他们好象完全被现实世界缠住 了,而且谈吐中充满了强烈的幽默感。我念大学和当研究生共达九年之久。毕业 时我必须在当大学教师或记者之间作出选择。最终使我作出决断的是我想起了我 对报人怀有的深厚感情。他们无节制的行为和自矜高傲,比起大学教师,不知怎 的使我更加神往。 萨吉诺是个中等城镇。那里找不到出现在报刊“头版”的非常吸引人的人物。 不过跟我父亲和本地新闻编辑室的人到不干不净的小饭馆共进午餐倒也是件乐事。 他们总是在对外政策上或者在市政府中谁专门搞邪门歪道这类问题上争论不休。 他们中许多人都有酗酒的毛病,所以我父亲经常得去调解家庭纠纷。调解家庭纠 纷这种事,肯定并不是那么具有诗情画意的,然而当时在我看来却是如此。 我还记得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来我家从电视上看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典礼的情 景。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真使我母亲高兴极了!他是她崇拜的英雄。我还记得艾 森豪威尔乘火车竞选旅行期间在我们萨吉诺短暂停留的情景。他非常和蔼可亲, 笑容可鞠.频频向孩子们招手。那天孩子们都放了假,从学校里走了出来。那个 时代没有什么使人们发生争论的问题,大家日子过得很美。在我印象里,在五十 年代没有很多使谁感到烦恼的事。 然而,有一天夜晚,我父母亲回家后却显得颇为烦恼。有人请他们到家里的 地下室看了电影,其中有一部片子描写的是共产主义正在如何接管全世界。他们 正是被这种看来非常极端的事弄得颇为烦恼。从那以后父亲一再对我说,在麦卡 锡时期当个社论撰稿人真是难啊!当时很多人都被吓坏了。记得我曾听过关于麦 卡锡指控陆军部的听证会,我可真不了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我不过是个 四年级的小学生。 那时候,有很多人请人教钢琴,家家都有宽敞的轿车,电视还刚刚问世。人 人都迷上了电视,什么节目都看,就连电视机的测试图也不放过。那时候,我父 亲和母亲对周围的一切都是不加怀疑的,基本上是随大流派。 我在阿尔比恩公学上学时曾经非常卖力地为巴里·戈德华特效劳。入学第一 年我就读了他的《一个保守派的良心》这本书。我发现此人似乎在政治上具有罕 见的洞察力,我被那种我现在认识到是自由意志论的思想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关 于个人主动性的论述和不让国家干预人们生活的主张,在我看来颇有些道理。于 是我投入到青年保守派的政治活动中了。 我记得我曾作为阿尔比恩公学报纸的编辑出现在电视上。我全力支持美国在 越南的战争,表示来自北方的侵略必须予以制止,讲了诸如此类的一些空话。 1965年我去到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学习,在那里我经历了一次大的觉醒。 在芝加哥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个世界确实是多么地千差万别啊!我记得当时我 从埃文斯顿乘高架车一直坐到芝加哥大学。这真是对地球的一次实地典型取样。 在埃文斯顿上车的多是些穿皮大衣拿皮手提包的太太们,接近北城则出现阿巴拉 契亚的乡下佬,接着是西班牙裔和各民族混居的大商业区,再下去黑人的比例就 越来越大。这与我过去所想象的社会大不相同。芝加哥对我说来是一场革命,它 使我那天真的头脑开了窍。 我首先意识到越南是个问题,其次是我看到保守的哲学如何常常被用来为可 怕的社会不公正行为进行辩解。新闻学院是严酷的,它要求以冷酷的眼光观察一 切事物。于是我开始有批判地阅读,特别是在有关越南和种族的问题上。我把这 些写信告诉了父亲,这对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父亲并没有一下子赞同我的观点,有好一阵子他保持沉默。虽然我一直认为 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但他却一直认为自己微不足道。我非常希望他能分享 我当时感到的那种激动心情。我推荐给他的东西他看得越多,他就越发以挑剔的 眼光观察萨吉诺。 父亲一直都很了解我们这个城镇的黑人人口之多在整个州内是居于第三位的。 但在我看来,这和我们毫无关系。我们这个城镇被一条河一分为二,所有的黑人 住在河的一边,所有的白人住在河的另一边。在河那边,黑人居住的地区是一个 古怪的乱糟糟的地方。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一点。我想报纸从来没有报道过这个地 方。父亲长期以来对许多问题可能视而不见。但现在他却针对这个城镇的种族主 义,开始写有关民权问题的文章了,并且还写反对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文章。他 和我都感到在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亲密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亲密。 有一位编辑一直是我父亲的盟友,后来被调到另一家报纸。新来的那位编辑 开始对父亲写的文章大加删改,对父亲写的所有关于战争或种族问题的文章都提 出异议。父亲简直是动辄得咎。最后他们告诉父亲他再也不能代表这家报纸写社 论了,他可以在其他版面以自己的名义另辟一栏。这对他是当头一棒。过去他一 直认为报纸同有见识的公众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是可以改变社会情况的。他相 信民主的体制,但他对他的城镇的权力结构、甚至他自己的报纸的权力结构,却 不了解。 我父亲象我祖父一样,一直以能够代表报纸说话而引为极大的骄傲。他真的 另辟了一栏,并且写了一篇关于一项漏洞百出的黑人白人混合居住的法令的文章。 但第二天那个编辑对父亲说:“我们的报纸是不嘲笑政府官员的,你要到编辑部 去汇报。”意思就是说父亲从此不能再为那家报纸写文章了。 那时父亲正五十七岁。他已在那里工作三十年。因此他拒绝去汇报工作。这 很象是静坐罢工。他在家里整整呆了一个月。最后他是否辞职了,我不清楚。他 没有得到解雇费,没有得到退休金,什么也没有得到。最后他投身于《托勒多刀 锋报》,是该报社论撰写人之一。但是即使是在那里,他也感到失望,因为这家 报纸支持尼克松的政策,变得保守了。现在父亲已搁笔不写了,他对他的整个经 历感到有点儿辛酸。 当然,他本可遵照上司的命令去轻松地、不费力地经营一个专栏的。但是家 庭的某种传统却使他不甘于那样做。在我的家庭传统中有一种强烈的苏格兰长老 会牧师的气质。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喜欢写社论和自命为无冕之王的原因。 理公会教徒是没有主教的,但他们中间却出了些出色的社论作家。另外在我的家 庭中还存在着一种大有殉道者味道的性格特点。 我在尽力保持我认为值得保持的那些家庭传统,而舍弃那些要命的殉道者般 的东西。我从来不想象父亲那样对权力如此天真。 1969年夏天,我到《国会时报》社工作。我加人了工会,之后不久被选为工 会的工作人员。在这个行业我听到关于工会的唯一的议论是新闻不在五点钟截止、 你不能到时间就下班、真正的专业人员是不能考虑时间的。 从1970年到1977年,我一直在那里工作。1972年有些年岁较大的人退休,我 当上了新闻编辑。这个时期负责编辑第一版是很有趣的。这时正是尼克松当政和 水门事件时期。这是一份尖刻、好斗的报纸。它的调子同别的报纸不同。在全国 它是第一家支持吉恩·麦卡锡的报纸。那时为它工作是件愉快的事。从技术上说, 现在我仍然是受它雇用的,只是我在罢工而已。 现在这家报纸仍为一个独立经营的家族所有,但它在联合企业中又是一个弱 小成员。实际上它为衣阿华州达文波特城的一家公司所控制。当他们大批解雇印 刷工人、削减工资、打算搞垮工会时我们举行了罢工。 我们的罢工报纸《麦迪逊报业同人联系报》是职工所有、职工控制的。我们 认为办任何事情的最好方法是让人们对自己的生存拥有某种权力。起初,人们都 说这个报纸的寿命超过不了六个星期,现在一年过去了,而它仍旧巍然不动。我 觉得它真有点我父亲和祖父的那股子顽固劲。只有在我开始感到也许我太顽固了、 顽固得过了头,我才感到害怕。但我对能否再担任一年编辑,并不在乎。就是不 再干,我也已经心满意足。我现在懂得了,在有关权力的问题上,我必须比我父 亲和祖父更为坚韧才行。 我所不能理解的,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国会时报》工作的那些年轻人。《华 盛顿邮报》派了一位负责人事的人员到这里来对这些人进行调查,想弄清楚他们 对工人运动持何立场以及他们是否会跨越罢工纠察线去工作。 当这些年轻人乘坐小汽车穿越我们的纠察线时,他们同我们碰上了面。对于 这些年轻人我们感到有些好奇。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坐下来交谈了起来。 他们说:“唉,看来你们似乎是些叫人喜欢而聪明的人,我也是这样的人。你有 你的观点而我有我的观点。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朋友呢?”我说:“即使我可以 同意你是个叫人喜欢而聪明的人,但你切不可忘记我要你明天丢掉这份工作,我 要你离开这个工厂。你已经改变了力量的均势,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巨大的损害。” 他们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这不是政治,只不过是职业上的晋升而已。”我说: “假如说你是个煤矿的罢工破坏者,那你会给煤矿的安全造成什么影响?”他们 看不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那好吧,他们就每天去看《联系报》吧!(笑) 他们完全是一些热心于追求名利的人。美国就是由热心于追求名利的人所组 成的一个国家。我从来不是这样的人。我象我父亲一样,认为善有善报。这些年 轻人对什么都不关心,他们所在乎的就是本人的工作。使我不解的是,他们怎么 有脸皮到一家自由派的报纸工作而且以进步记者自居?如果他们自己参与社会的 非正义行为,他们又怎么能观察和发现社会的非正义行为呢? 在我们的罢工报纸里工作的那些年轻人又如何呢?那些当工战的家伙都是些 野心家,那些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则是些冒险家。(笑)他们不是为了钱而到这里 工作的。我们没有钱可以给他们。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接触一下某种新闻事业的 理想。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教育程度最高的。他们拥有解决很多问 题(不只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的问题)的技术能力。然而,我恐怕 这几乎是个初期的法西斯时代。有很多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争论、没有思想、 没有信念。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无形的专制确实已经近在咫尺。 我一生很多时间花在为工人而进行的战斗中。因此我没有机会去过我所喜欢 的那种生活——欣赏巴赫的组曲、欣尝钢琴、风琴和拨弦古钢琴。我喜欢弹奏这 种音乐。(叹息)但是,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啊!……我想我们将会再 次看到直接行动。我不能肯定采取这种直接行动的是些什么人。现在在工厂和车 间里也许过于沉寂,也可能人们已经全被收买了。因此,我说不准今后采取直接 行动的是些什么人。现在是个令人捉摸不定的时代。我仍然对进行试验感到兴趣。 只要在某个地方还存在着一丝火焰,我都愿意把它找出来。 (潘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