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大学毕业主 萨姆·洛佩斯(二十七岁) 他是东北大学附属上城区中心的主任。 我最初认识他时,他才十二岁,是个学校和家里都没法管教的孩子,就象芝加 哥西区许许多多拉丁血统的孩子那样。 他兄弟姐妹共十个,他是老四。 我进入公立学校第一年,就被编入智力迟钝儿童班。当时,我的英语说得不好。 被编入智力迟钝班的,有黑人的孩子,也有穷白人的孩子。我还记得别的孩子指着 我们说:“看,他们都是一些傻瓜孩子。”小孩是很敏感的,那些七八岁的、跟你 一般大的孩子,净拿你开心。我刚进学校时,有很多事情我是没法懂的。但我总认 为那时自己是一个正常的七八岁孩子吧。 我爸和我妈都是大老粗,既不懂得要到学校开会这一套,也不知道坐下来跟老 师谈谈。我爸大概念到初二,我妈一个大字也不认识。他们都在工厂里做工,不善 于谈论自己孩子的问题。 我家的规矩挺严格,只有男的有自由,女的得要呆在家里做饭、打扫房屋。我 们男孩儿地位优越,啥事用不着管。我几个姐妹走了她们唯一可走的路子:早早就 嫁人。最后只剩下一个女孩。她是家里最小的,刚十五岁。我几个姐妹都是十五岁 就结婚了。说来确实可悲。她们根本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干。 爸爸妈妈常常不在家。有工作的时候,往往就上夜班,所以我们在家没人管, 想干啥就干啥。 我今年二十七岁了。我所经历的事儿、去过的地方……每当我坐下来,跟他们 谈起我的经历,每当我看见这些只有二十岁、二十一岁的青年,却生下了三、四个 孩子,我总免不了一阵心酸。我幼年的时候是个典型的街头流浪儿。九岁那阵儿, 我每晚在外头混到十一点。早在九岁、十岁我就接触到了毒品,用鼻子吸的那玩意 儿。 我想,当父母的都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孩子。但在我这一家,上学念书 并不是头等重要的事。男的读到小学毕业,或者顶多再读一年中学,就不读了.然 后就得去找一份工作,挣钱补贴补贴家里。我给我的几个弟弟讲大道理,谈读书的 好处,但谁也不听,他们都退学了。我可是祖祖辈辈以来我家第一个大学生。 我每次回家总是觉得很别扭。他们把我抬到偶像的地位,我觉得很不自在。他 们一见我就嚷:“萨姆来啦!他在这儿!他来啦!”于是,大家都围着桌子坐下来。 我们的教授来了。(笑)我真是拿他们没有办法,因为我是个大学毕业生,他们就 认为我什么都该懂。 我从来就是家里的叛逆者。他们老驾我是个败家子。我是家里最有冒险精神的 一个。我不怕品尝那些毒品,也不怕三更半夜在外面混。我大哥加入了一个拉丁帮。 有时候他把那些镇静药和毒品带回家,可是他不敢服用这些东西。我总说:“不要 就给我吧。”(笑) 日子一长,我就开始讨厌上学了。我小时满头的卷发,别的学生见了就说:“ 你看那小绵羊头。”要引起别人注意,就得大吵大闹一通。为此我就常常在班上破 坏纪律,因为其他人,就是那些聪明的学生,本来就能引起别人注意的。 有一回,由于我迟到,老师把我推下了楼梯。这事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老师 是个大块头的女人,穿着短袜,高跟皮靴。她站在那楼梯顶上,对我说:“洛佩斯, 你迟到了。”其他学生她都叫名字,什么佐尼、吉姆、乔。而我例外,她总是叫洛 佩斯。(笑)当时她给我当胸一拳,打得我滚下楼来。我就记得我火极了,我爬起 来就冲上楼梯顶,狠劲揍她,然后撒腿就往回跑。一眨眼工夫,纪律检查官来了。 我在小学,前前后后被责令停学达二十二次之多。 有一天晚上,大概十点半钟,一个警察把我押送回家。我爸爸妈妈对他说:“ 我们家不想要这孩子了。”我登时傻了眼。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后来,警察就把 我送到了教养所。这就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到那地方。 一个家伙从背后揪住我的衬衫。“坐下!把鞋子脱了!”每个人进去都得经过 这一套,从头到脚的检查。他们搜你的身。这是个少年监狱,好象是专门收容十二 岁或者十六岁以下的孩子的。我坐在那里,他一巴掌打在我后脑勺上。“把鞋子拾 起来,提溜着鞋头往地上甩。”鞋里要是藏着什么东西,你这么一甩就出来了,对 吗? 我现在只记得那是个又冷又暗的地方。做什么事情都有一套严格规定,第一什 么、第二什么、第三是什么,谁敢不遵守就给关到“黑石洞”里去。那是牢狱里的 隔离室,一个石洞。 他们让你整天坐在一间屋里,听收音机,看电视。谁都爱看的那个节目叫“恋 爱游戏”,真过瘾,讲的全是关于女人的事。这个地方既没有什么教学方案,也没 有个别教导。如果你只是耽两个星期等待出庭受审,那你就呆在收留室里,啥事都 不叫你干,但你耗着也耗坏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关到一间屋子,人们的脾气特别急 躁。从早上六点直到晚上十点,除了吃三顿饭的时间以外,我们整天都是干坐在那 里。如果你得蹲上一个月的话,那就把你送到楼上去,分配你上课、还干活。 头一天晚上睡觉,我就碰上了一个搞同性恋的小伙子。我睡下以后,他突然之 间就溜到我床上来了。他一手捂住我的嘴巴。我吓坏了。我拼命想把他推开。正在 这当儿,巡查官进来了。那家伙对我说:“你要是吐出半个字,当心你的脑袋。” 那巡查官说:“你们在干什么?”谁也没吭气。那会儿正是大冬天,巡查官把几个 窗户全打开,让我们冻了一整夜。 上床之前,他们让你手脚伸开趴在床上,让他们检查屁股眼。他还让你伸开几 个手指拢头发,他们要找烟卷或者小刀子。 有些孩子是有严重问题的,可是也有些只不过是从家里逃出来罢了,反正都给 混编在一块儿。我是几进几出。头一回是呆了一个星期。 我们到法院去了,后来爸爸妈妈把我领回去。我是很明确我不愿意回家的。而 且我讨厌学校。于是我一有机会迈出家门口就溜到街上,溜之大吉,还是找我原来 的那些哥儿们一块儿呆在十字路口。我后来就成了我那片住宅区的头头之一。在我 们看来,谁问题最多、胆子最大,谁就是了不起的! 有时候,我晚上压根儿就不回家,住在朋友那里。我记得我们睡过一个没人住 的破烂楼房。那次是已经超过家里规定我晚上回家的时间了。我爸说过,我要是回 来晚了,他非把我的胳膊给敲断不可。所以,如果我在外边晚了,我就干脆一连两 三夭也不回去。直到我肯定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的兄弟姐妹悄悄地把我领进屋, 给我饭吃。那时日子不好过。爸爸没有工作。我记得,那时候为一块面包兄弟姐妹 也可以打得头破血流。如果有点肉呀什么的,那只能给爸爸一人吃,他当时还是一 家之长。我还能记得我们小孩抢吃剩饭剩菜。每回我都气得一肚子火。我清楚地记 得我当时就十分明确,我不愿意过这种生活。 后来,在我的生活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人物。我们搬了家,那里的居民大部分 是意大利人,墨西哥人不很多。我过了很长时间才跟那些人混熟。我样样学着他们。 不多久,全区的人都知道我的名字。我是老大。如果这一带出了什么事的话,都算 到我的头上。雪莉·加扎图就是这么知道我这个人的。 她那时大约二十八岁,已经结了婚,有两个孩子。我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艺术家, 会画画的。我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她给我介绍油画、雕塑、写作。我们一块儿 去美术学院。通过她的介绍以及通过圣·蒂莫赛俱乐部,我们这一班人很多都到“ 寒宫仙境”去过。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那地方。有家有室的人到那种地方去还是堂 堂正正的。(笑)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初次结识了罗斯。她属于我们对立面的那个帮派。她们那 一帮想要侵占我们的街头地盘。她大概十五岁。我十三岁。我心想,这姑娘到底是 什么人物呢?竟能够指挥一帮男的。(笑)后来,雪莉和她丈夫贡兹慢慢地把我们 俩都收买去了。我一看这个家庭可真不错。人们互相关心。他们一回家,坐下来, 有说有笑。墙上挂着一幅幅的画。 雪莉和贡兹决心让我继续上学。我每天放学就到她家里去,把一天憋在肚子里 的事都倾吐出来。我在自己家里是得不到这种温暖的。我开始爱上了这种生活。有 个人坐在身旁,耐心帮助你,那多美啊!我心想:咳,干嘛不就在这儿住下来呢? 我父母可并不高兴。他们找到雪莉和贡兹,表示反对他们收容我。最后,我逃离了 家庭。我躲避了两个星期,这里藏藏,那里躲躲,有时住在破旧房子里,有时住在 朋友家。警察到处找我。为了我的事,父母亲就找法院打官司。 父母亲不是反对雪莉和贡兹收留我吗?他们请了个律师来安排把我送到别处去。 法院头次判决同意贡兹和雪莉当我的养父母。那时我继续上学念书,并且逐渐脱离 了流浪街头的生活。但我的父母仍然决心要我离开雪莉家。 我们上法院打官司先后肯定有八次之多。每次上法院,我心情都十分激动。晚 上睡不着。早上醒来心里直发慌,感到快要死了似的。其实法院里那些人根本不认 识你,体会不到你的心情,毫无感情可言。没有一个人问你一句:“萨姆,你自己 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一个法官高高地在台上坐着。监督缓刑犯的官员两边站 着。有一个由政府派来的人算是我的代表。他们这些人在那里考虑是否把我送走。 他们在那里交换着意见。我实在生气,我说:“等一等。怎么不问一问我的意见? 把我当作什么人?我就站在你们跟前,可是你们商量什么也不来问问我。我象个皮 球似的,让你们踢来踢去。”我就在法庭上闹了一场。最后,他们决定把我押送到 南达科他州。我成了该州所监护的少年犯。那时我十四岁。 我生平第一次坐上了这架大飞机,浑身感到不是味儿。在飞机上,我认识了凯 利,一个黑孩子。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的年龄差不多。 没有多会儿,我们的飞机降落了,我们来到了到处是牛仔的地方。我只记得大家都 问我是不是印第安人。我还记得我们坐上轻便旅行车,沿着一条很长的土路往前开, 两旁光秃秃的,没有树,也没有房子。 那地方叫“天空农场”,是天主教方济各会办的。人们往往想象天主教慈善机 构里头的人一定是宣扬与人为善。据我看,那些人没有别的本事,只是把你严加看 管而已。谁有点不规矩,那就得挨他们的板子。那板子是橡木做的,上面打了十二 个洞眼。扁平的木板子不是要受到空气的阻力吗?如果板上钻了洞,空气就可以打 洞眼穿过去,打下来就更有劲儿。他们就是拿这样的板子打你的。我记得当时有个 孩子,胖乎乎的一个孩子,大约十二岁。他们就是拿这种板子把他打得屁股开了花。 有时候,他们手里拿着钥匙戳你的头。 我和凯利向大家宣布,我们俩准备做这里的头头。有些孩子比我们俩大,大家 都争着当头头。每天晚上上床之前,神甫们强迫我们念什么玫瑰经。我到后的第三 个晚上,我下决心不干了,这地方我再也呆不下去啦。我半夜把凯利叫醒,俩人就 溜了出来。 我们顺着那土路走,一片漆黑。走过的是一片一片的草原,我们吓得要死。后 来来了一辆卡车,我们告诉车上的人,我们是兄弟俩。(笑)我们当时没有动什么 脑筋,对吗?我说家里的车没油了,我们要到最近的镇子去,求他们捎个脚儿,于 是就从车后面爬上去了。车开了有十分钟左右,那司机就说:“到了。”那是一个 只有七十五人的小镇。那加油站又是消防站,又是杂货店,又是邮政所。我们来到 了一个全白人的小镇。我们逃走的消息已经传出来了。我们到一个小吃店里坐下来, 那人给我们每人送来一瓶可口可乐。我猜想一定是他打电话通知农场了。农场就派 人来把我们抓了回去。 他们把我们俩的头发都剃得特别的短,好让人家一看就认得出我们是干过坏事 的孩于。我们还挨了一顿板子。我记得,当时我下决心决不在这帮家伙面前流露自 己的感情。我不能让他们称心如意地看我哭喊。 每逢我收到雪莉和贡兹的来信,我都发现信上有些字给他们涂划了。真是活见 鬼,我们又不是刑事犯。他们说,涂掉的那些话不利于我们思想修养。 还有一件事在我的记忆中是很突出的。有一次我们许多人在那儿玩一只猫。农 场有个修士,大高个儿,准有六英尺四高,他看见我们玩得挺高兴,走过来一下就 把猫夺了,放到一个饼干盒里,拿来一支十二毫米口径的气枪,当众一枪就把猫给 打死。你说这是干嘛呢? 谁没听他们的话,没干指定的活,谁就得挨揍。这里全部的活都是我们这些孩 子干的,我们就是那帮子修士们的仆人,给他们做早餐,刷锅洗碗,铺床叠被。 那些修士们经常买回来一些汽水、糖果,但他们从来不分给我们这些孩子吃。 有一回,我和凯利决定去搞点汽水来喝。我们知道有个修士把汽水藏在什么地方。 结果我们一下子喝了二十四瓶‘七厄普’汽水。(笑)所有的汽水全喝光了。然后 把瓶子全灌上水。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那修士让一个孩子给他拿‘七厄普’汽水。 他喝了一口就吐了出来。然后他亲自跑回去,把那一箱子汽水全拿出来,一瓶一瓶 打开来尝;发现全都是白水,就说:“好啊,你们这是谁干的?”当时谁都保持沉 默。我和凯利同其他孩子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他们都很尊重我们。那个修士就 说:“既然谁也不说话,那你们给我排好队,排成单行。”我们顺着那螺旋楼梯排 队,一直排到三层楼。每个人都挨了一板。他知道这是我们干的事,狠狠地把我们 打了一顿。 我什么也没学进去。我只是感到孤单,很想能活着回家。到了圣诞节,我们都 放假回家。我直奔雪莉家。我爸爸妈妈不知通过什么方法发现我回来了。于是又找 到法院打官司,法官说,如果我不搭乘那架飞机回‘天空农场’,就要对我严加惩 处。 每天晚上就那么躲来躲去,我实在深感厌倦,于是干脆公开露面。法院还是判 我不能住在雪莉家。既然我不愿意回到父母家去,他们又把我送走了。这回是送到 另外一个天主教慈善学校,地点在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 他们让我坐下来,告诉我说,他们要是治不服我的话,也就没有人能治服我啦。 他们也有一块带洞眼的板子。我们总是想出各种法子逃避惩罚。如果是罚我们不准 看电影,那我们就在鞋面上放个指甲刀或是小镜片,背着坐看电影。 在厨房里帮厨可算是个美差,给修士们吃的最好吃的东西就在这里。当然,在 这里我们仍然是当修士和神甫们的仆役。他们有满满一柜子的酒,经常设宴请客。 我常常把各种各样的酒倒到一个杯子里喝了。于是,又出了些问题。 有个修士一心一意想整我。我进入那地方的第一天,他就对我说:“你放规矩 点。我是会抓住你的,你要是给我逮住了……”我可从来没惹过他。我还是新到厨 房,人生地不熟。吃早饭时候,要我侍候他们,穿上白衣服,挂上个蝴蝶领结,胳 臂上还吊一条围巾。我一人要负责几个桌子。他们有一个小铃,专管叫人的。 这家伙要喝咖啡。我把咖啡壶搁到炉子上热。烧热了就用垫布把壶拿起来,搁 在他的桌子上。然后,我飞快地跑出来,我知道他一拿那壶就会烫着他的手。他果 然用手去拿壶,只听见他‘哟’的一声,完了就叫喊:‘洛佩斯!’他逮住我就把 我推到那专门揍小孩的屋子里去。你得四肢伸开趴在那里,两腿叉开,然后用手握 着脚拐子。他说:“洛佩斯,这回我可抓住你啦。”从他那眼神就看出他得意得很, 他可是要好好利用那块板子打人。他拿起那块带窟窿的板子一连打了我十大板。这 回我还是一声不喊,毫不退缩,纹丝不动。打完之后,我站起来,以一种十分蔑视 他的口气对他说:“这下你心满意足了吧?高兴了吧?”他说:“洛佩斯,你给我 趴下。”我以为他还要打我板子,这回我可上了他的当。我要是知道他要来踢我, 我会防着他点。他先拿着板子过来,然后突然把板子撂开,飞起一脚,踢在我大腿 根那要害之处。我立即瘫倒在地。我记得我哭起来了。(笑)随后,他们就把我拉 到楼上,放我睡下来。 他们有几个心理学顾问,老是问你这个,问你那个。拿来一堆废纸让我瞧,问 我看到些什么东西。(笑)我和一个修士关系比较好,只有他一人对我们这些孩子 比较同情。他说:“你别想有什么办法逃出去,除非你老老实实,让你干什么你就 干什么。”所以,我最后还是下决心老老实实干我的活,后来他们就把我放了。那 时我大概十六岁。 我父母到特雷霍特来领我。在去芝加哥的路上,我明确地告诉我爸,我不准备 回家。你可以打我,可以把我送走,但反正我不回家。头天晚上我到家,第二天就 逃之夭夭了。我想回中学,但功课跟不上。后来雪莉把我送人艺术学院。我选修了 雕塑课,也学点油画。由于雪莉的鼓励,我一度想要当个美术家。她还给我看一些 书,《街头风云》以及《希望之乡一少年》。读着这些书,我就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我觉得是雪莉给了我信心,要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人。 后来我找到了个工作,到发货部门当职员。我高兴得不得了。上班等了半天没 人来,我就去找老板。他说:“什么其他的人?就你负责。”(笑)下班以后,我 自愿参加一些社会工作,如带领居民区的孩子读书认字,协助做吸毒受害者的工作。 我讨厌那一批到居民点来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工作者,他们总是摆出一副救世主 的架子,就知道讲一大套空洞的理论。我记得我碰到过这样的人和团体,他们公然 对人嚷嚷:“朝拜我吧!摸摸我吧!”幸亏人们不吃他们那一套。 那时我二十岁了。我一边上大学,一边在中心工作。帮助他们制订工作计划。 在东北大学我主修心理学。我对这门学科兴趣很大。我的专业课程包括“人类行为” 和“青少年心理”。如果说我学到点什么,那首先是我对我自己有了认识。我不认 为我学的东西能帮我找到工作,但它使我对自己有所了解。 我们在上城区中心办的学习班里,有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犯人、有原来吸毒的“ 瘾君子”、有中途退学的学生、有暂时失业的人们。我觉得除非我们同时解决他们 面临的社会问题,否则我们不可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一个人住房问题还没解决,他 就无法上学;如果他有这病那病,也不可能学习。假如我们将来就在这个居民点工 作,我们就得走出中心的大门,走到社会上去解决这些人的种种实际问题。 前不久,有一次我正好下楼梯,迎面碰上了罗斯,就是我原来住的那个地区与 我势不两立的那个帮派的头头。我心里想,呀,不——我是不是说“你好”呢?最 后我还是叫了声:“罗斯!”我们面对面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她告诉我;她正设法进入一个居民区办的大学。我把她拉到我们的中心,让她详细 谈谈上学的事。现在,罗斯就在我们这儿负责搞社会福利工作。有时,东北大学的 干事打电话来找她:“罗斯吗?我这儿有个要吃福利的学生,你能帮帮忙吗?”各 方面人士都打电话找她:“你干的工作我们都听说了。你能帮帮我们的忙吗?”她 真是太了不起啦。 我一直在鼓励罗斯。我希望她继续学三年,念完大学。我们还商量了考研究生 的问题。她对各种类型的人物,对他们的需要都有很深刻的理解。我想她完全够资 格取得MSW 学位。 人需要受教育。至少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是如此,穷人和劳动人民所得到的教育 总是说,他们生来就是臭工人,工人就得到工厂干活,制造汽车,资本家坐吃现成, 越吃越胖。我们进行教育,首先得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命苦是因为这个世界存在着问 题。而问题的根源并不是他们生下来就愚蠢。 我想这就是我对我父母感到痛心的要害之处。我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总有 一股热情要干一番事业。每当我看到有些人万事只知道送来顺受,没有经历各种新 鲜事物的兴致,不去争取任何变革,我见了总是满肚子气。 现在我们再也不谈以往的事了,只是有时候我弟弟不听话的时候,我就会听到 我妈说:“看我把你送教养农场去,就跟当年我们对付萨姆那样。”我的弟弟、姐 姐、妹妹,他们全都是听天由命的人。我爸爸和我妈妈一辈子没有总结出什么经验 教训。 我并不认为我的生活和美国梦有什么关系。我今天的一些成就也不能归功于美 国梦。我不认为美国给了我什么帮助,如果你说的美国是指白宫,是指这种制度, 是指构成我们社会的种种因素的话。我之所以做出了一点成绩是因为我有一股蛮劲, 敢于和那些说“不,你永远也成不了器”的人进行斗争。除此之外,我之所以有今 天,还要归功于我所遇到的一些人,一些普普通通的人所给予我的帮助。 看到自己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我感到非常乐观。我不知道三、两年以后自己 将在什么地方。也许在得克萨斯,谁能说得准呢?但是我有信心,我总会千方百计 来改变现状,无论是一个人的生活或者一个地区的情况,我都要想方设法带来变化。 我就喜欢逆风行舟、迎难而上,这方面真是大有可为的。 一方面,我为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惊讶,对此充满自豪。另一方面,我却仍然 窝着一肚子气。现在我正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在工作中我真是把吃奶的劲都使上 了。我唯一苦恼的事就是我总是嫌自己做得不够,总想多干一点。(笑) (严明新) 罗斯·里格斯比(二十九岁) 我初次接触她是在十三年前。她那白胳臂却刺上了一颗黑色的心。“有人对我 说,‘你根本就没有心,’因此我就在胳臂上刺上了一颗心。” 她在芝加哥一个小康阶层白人居住区的同辈中颇有点名气,是一个帮派的头头。 她刚上了三个月中学就离开了学校。“我惹了一点麻烦事。”她或是被“遣送”到 市办或州办的教养院,其他时间就跟她妈妈、养父,还有十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 有一回,她给一个被“遣送”到州办教养院达两年之久的十五岁的朋友写了一 封长信。信中说:“……你别照着老样子混下去啦,要不然你最后也会象我一样, 在上帝的眼中只好算个又大又圆的零。” 在十四岁的时候,她写过一首诗: 既非妈妈的宠儿,也非上帝的骄子, 造就全凭我自己。 未经大地泥土抚育,不靠故乡雨露滋润, 更没人把我引领, 世界与我格格不入,大地也非我故土, 成长全靠我自己。 假如我只顾自己, 我,又算什么? 目前,我正在念大学,同时在上城区中心工作。我做的是人的工作。我们的对 象是一些不能正规上学的学生。我们不单单是教书本知识,还得全面关心学生本人 的各个方面。 要是一个人的家里连烧的或吃的都没有,你总不能对他说;“我所关心的只是 你的学习成绩。”这样说就毫无意义了。譬如一个学生跑来说:“我今天上不了学 啦,我家没有保姆替我看我那几个小孩,”或者:“房东把我们家暖气给卡了。” “我连上学的车钱都没有。”我们就得设法帮他们。 这里用得着我。我在这里感觉到有人需要我。感觉为人所需要这点是十分重要 的。有那么十三年啦,我老感到自己跟上帝走的不是一条道(笑)。我确实感到我 在上帝眼中是个又圆又大的零。那时我真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找到个安身之地。 而今…… 今天,还有很多人并没有感到自己为人所需要。他们每天上班,久而久之,就 变得麻木不仁了。譬如说,那位负责填表的女士吧。她的工作干得如此之熟练,随 你说什么她实际上都无动于衷。你可以坐在她跟前,对着她滔滔不绝地讲最难听的 话,她都会照样只顾埋头填她的表。 她问我信什么教,我说了个脏字儿,她会问我“怎么写”。她又问我是什么种 族,我说我是黑人,她就照样画葫芦,写个“黑人”,因为她根本就未曾抬头看我 一眼。她甚至不知道我就坐在她跟前。 十三年前我的生活,现在说来真是不可思议。有一天,我走在街上,带着我儿 子去找医生,一个男的从我身边走过,叫了一声:“罗斯”。我回头一看,也说了 声:“萨姆。”我已经整整七年没见到过萨姆·洛佩斯,真是大突然了。于是,我 们就开始交谈起来,他讲给我听上城区中心所组织的各项活动。我感到他们的工作 确是非常实在。啊——,其中有些事儿我倒是干得了。他对我说:“来吧,你可以 去看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这里用得着你。”说起来就这么简单。我跟他说, 这大概是命运的安排吧。(笑) 我还没有读完初二,他们就把我开除了。当时我也不想学下去了。我还要学些 什么呢?我已经会读、会写、会算了。还要有什么好学的呢?没有什么东西逼着你 学下去,要那些分数有啥用?他们无非是教你怎样安分守己,怎样效忠国家,又怎 样忠于那国旗,高唱“上帝保站美国”罢了。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有一回我的丘克大叔要给我们谈谈什么是美国。我们有个 朋友,名叫尼基,他不愿意到军队去服役。老天爷!我当时真怕在那起居室里就会 打起仗来。我那大叔一个劲地嚷嚷什么,从飞机上跳下来呀,被人用枪打中啦…… 之类的。尼基呢,安安稳稳地坐在椅子上说:“我可不愿意去干那种事。”于是, 他们就说他是个共产党。他们说:“小伙子,你怎么搞的?你今年十七岁啦,该去 打仗啦。”接下去,我就看到他们真的干起来了。大家又闹又叫好象炸弹随时都会 落到头上似的。他们本来就喝过几杯酒。我们在一旁眼看那小伙子,等着我爸从这 边,我那大叔从那边一起揍他一顿。他呀,却仍然坐在那摇椅上,一边摇着一边说: “我可不愿去干那种事。”他们却说:“你非得干不可。每个小伙子都得去打仗。 你要成为大人,你要去当兵。”后来据我知道,丘克大叔进了部队,可是根本没打 过仗,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就是弹他的吉他。我父亲倒得了个紫心勋章。(笑) 他们对他说,他必须为自己的国家去打仗,去阻止共产主义势力,要不,他就 是个共产党人。我们坐在那长靠椅上等着看他挨揍。我们知道,他们非接死他不可, 要不就要把他从家里踢出去。他们大叫大嚷:“我亲眼看见我的朋友们就在我的身 边死去了。”他说:“我不希望我的朋友去送死。”他们说:“你是怎么啦?朋友 们不能怕死。你这个共产党也一定得去参加打仗。”他告诉他们说;“我压根儿就 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他们对他说:“这个我们知道。你只要查书找到有关卡 尔·马克思的条目,就会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于是,他们跑去拿那本百科全书, 给他找卡尔·马克思。他呢,还是坐在摇椅上摇晃着。 他们翻到了卡尔·马克思,给他读了几段以后就问他:“你懂了吗?”他说不 懂,还是坐在那摇椅上晃呀晃的。我在他们背后想看看他们给他读的什么。我一眼 看见了卡尔·马克思的照片。暧呀,我的天,那照片活象是我那丘克大叔。“你们 别吵,你们安静点吧,”尼基说,“他们也会把你们轰倒的。”后来,我们好歹把 尼基从屋里推出去了。我真认为他们非把他揍死不可的。那个晚上的事可真玄乎。 什么是美国?你说说吧。是不是一个车库两辆车,两个半孩子,所有的树木全 都长得一般高? 我盘算着,到二十八岁时,我还回到学校去,这样今后如果我觉得他们那一套 想法不对头,我会更有把握跟他们斗争一番了。我并非想着有了学问就可以飞黄腾 达。可是我也不能就这样落得一事无成啊。 我是被学校开除出来的。我就此变成了一个问题儿童。如果你不乖乖地按别人 说的去做,你就是个问题。我们社会只要把这些成问题的孩子统统塞到这个或那个 教养院去,眼不见为净,再也不用每天为他们伤脑筋了。这样也算把问题解决了。 我记得肯尼迪总统被打死那天,正是我照例得去一趟神经病院的时候。我们一 共可能有一百人,都集中在一个大屋子里,看电视播放总统丧礼的场面。当时大家 都哭了,但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哭。有的人在那儿来回的走,想弄明白我们中这 么多人为什么要哭。我们是单独的一拨儿。就靠我们自己彼此互相依靠。我们有自 己的小美国:一百个疯子。我认为,在我们周围活动的人好多都是疯子。他们对你 说他们是正常人,但其实并不是。 我看到了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最荒唐的司法制度,就是所谓少年犯罪法院。在 这里,根本就没有正常的法律程序。你没有为自己说话的权利。他们指定一个办案 人替你讲话。谁也不问你一句话。只是他们之间互相交谈。 你的一条大罪状是:难以管教。我们司法部门的办法是先把问题搁起来,等你 到二十一岁再说。如果那问题儿童只有十三岁,那他就得先蹲上八年时间,可究竟 为了什么呢?仅仅是因为他成了一个问题儿童。在疯人院他们仍然是在法律的名义 下一直干着这种勾当。人们对我们说:你就乖乖地呆在那里吧。如果有谁反抗,欲 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可以给他们定个罪名。 我们家不愁吃、也不缺住的地方,可就是从来也不谈上大学的事,因为没有那 份儿钱,最主要的是你得念完中学。我们家的人从来不谈论国家大事。我曾经和我 妈激烈地争论越南战争问题。她说:“万事都可以用一个办法解决。”对一个问题 儿童怎么办?把他关起来。对一个有问题的国家又怎么办?把它炸平,让它沉入海 底,不就行了? 我现在做的是顾问工作,但没有头衔,我不要什么头衔。我们那儿有这么一对 夫妇,俩人都在上学。他们有两个孩子,于是人们就说,那个做爸爸的应该去工作, 而不是上学。这一对夫妇靠福利金过日子,那男的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我们要 做的就是尽量设法使这个做爸爸的能够弄得足够的钱,既能去上学,同时又能维持 生活,养活两个孩子。这个人对自己,对他的家庭都有一套愿望。象他们这样一些 人是有梦想的,这一点你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出来。人们一直对他们说,他们那梦 想是一钱不值的。然而,当你看见他们又回来重新开始学习,你就会涌现出一种感 情,无论如何一定得让他们学下去。而我们的制度却说,不行。他是个壮劳力,得 让他干活去。 他讲英语有困难。他是讲西班牙语的。你首先得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他这个人 并不笨。只不过是个语言问题嘛。我们这里有位大律师,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抓 住对方的论据和对方斗,居然把这些人斗败了。这场官司的胜利,对于这两口子和 那两个孩子可真是件大事。我们到底为他争到了应得的东西。这事儿,整整忙了八 个月。我们当时那高兴劲儿实在难以形容,真是兴奋得不得了。我们走起路来都飘 飘然了。 十三年前,我初次见到你的时候,人们都说:“咳,她就是罗斯,有名的坏孩 子头头——她可惹不起。” 从一个问题儿童的头头,转变成为专门解决别人问题的人,(笑)那可真是彻 底的转变,对吗?当时,我已失去了一切希望。我完全可能就在那一带呆下去,跟 一个什么男人结了婚,而丈夫非常可能是个大酒鬼,弄得我一天到晚要挨揍。我也 许还会生下一大堆小孩,乱蹦乱跳地围着我,吃完上顿愁下顿,前途大概就是那么 个局面。假如找个丈夫每天都干活,一个月只打我一回,人们就会认为我该心满意 足了。 我碰到萨姆·洛佩斯的那天,我已经靠自修得到高中毕业同等学历证书,我可 以投考一个由我自己选择的大学。我报名参加考试是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工厂干下去 是不会愉快的。有朝一日,我会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是五十岁的人啦,我只能对自 己说:“啊,老天爷,我已经生产了九千块棒糖了,可我还是毫无幸福可言。” 我妈最近对我说,她为我感到骄傲。我整整等了二十九年才终于听到了她这句 话。现在我对她的了解比过去深刻多了。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矛盾。可她却总跟她自 己过不去。以前她总认为她的工作就是生儿育女,突然之间,她这工作结束了,再 也没有什么可干啦。到了五十二、三岁的时候,她忽然猛醒过来:“还有谁需要我 呢?孩子们都各走各的路了。”她和我爸爸都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可是不知道该 怎么办。她有一次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帮她一点忙。这可也是一个彻底的转变。 她有许多担心的事。我想她的许多顾虑都是出自内因。这些问题都出在她的儿 女身上,她又不知道怎么处理。特别是我这个孩子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更是引起她担 忧。也许她在我身上看到了她自己所希望的东西,某种力量,而她又害怕这种东西。 我妈这个人没有斗争性,她是个不爱说话,只知道闷头干活的妇女。她害怕那些进 行反抗的人,我觉得她是有生以来头一次给自己提出了疑问。 在我们生长的那个地方,我们学会了对人抱有各种各样的成见。黑人要和黑人 在一起,拉美人跟拉美人在一起,界限分明。我们有我们的街头帮派,他们有他们 的帮派。我们都知道什么地方是我们的范围。现在我看到一些朋友,这种成见使她 们中毒太深,有一个姑娘是过去同我一块儿上小学的,结婚了,后来离了婚,又结 了婚,有了四个孩子。我总是对她说:“你可以摆脱这种处境。”她说:“我可干 不了你干的那些事。我没那么大的出息。我可不象你那么聪明。”有些人总对她们 说,她们没什么出息,她们永远只能当叫化子。他们的父母这么说,警察也是这么 说,学校也是这么说,他们的邻居也要从窗口对他们嚷嚷说:“暧,你们快滚到别 的地方去。这儿不是你们呆的地方。你们不过是一群叫化子。”他们从小就相信了 这些话。我现在一碰见他们这些人,我就恨不得使劲摇着他们的胳膊,对他们说: “你们用不着再相信那一套啦。” 你还记得你十四岁时写的那首诗的最后两句吗? 记得。(柔和地)“假如我只顾自己,我,又算什么?”我认为,人与人都是 互相关联的。我看来已经找到了我的归宿,也已经找到了和我相关联的人们。 (严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