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人到三十 布鲁斯·班丁格 他是广告界的自由职业者,已经做出了一番事业,在好几家大公司里干过。现 在干活也挑挑拣拣了,事事都自己拿主意。 他随便谈起自己的住房。“说起来也算是八角形的两层平房。从前是座老房子 的后院,盖了有七十五年了。”有一件雕塑“差点儿顶着天花板,名字叫‘没有歌 词的歌’。人好象真的住在雕塑里,有那么点来回悠荡的感觉。”下午,房间里光 线很好,照到我们头上的那幅油画,再反射过来。房间里有一套“高保真”音响设 备。 他坐在钢琴前面,边弹边唱自己编的歌: 人人在世上奔忙 有的成群结伙 有的独来独往 两脚踏在地下 脑袋浮在云上 想着心事,慢吞吞地一步步走 天天生活在美国梦乡。 “……再来一小段中间的爵士乐独奏……” 再也找不到现成的答案, 人人只求赚钱吃饭。 嘴里高唱和平,手里准备大战, 谁知道人人是为的什么干? 是啊,我混得不错。生来就有点天赋,加上运气好,千的是我感兴趣的行当, 专搞一些独出心裁的玩意儿。 在学校我就常常写点讽刺小品,也画点漫画什么的。那是在威斯康星州的白 鱼湾。当地最出名的人就是伯纳汀·多恩。她都上了联邦调查局的十人紧急通辑 令啦。那个地方在密尔沃基的北郊,住的全是阔人。 我是大战期间出生的,那阵子时兴生孩子,“婴儿高潮”。四十年代中期出 生的孩子真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啊,父母的全部梦想寄托在他们身上。上学念到八 年级,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了。各门功课都压得很紧。上了高中,一会儿进了 个新的科学实验室,一会儿上一门新的数学课。大学刚要毕业,越南战争打起来 了。我算是正赶在点子上。 大学三、四年级以前,我一直没怎么留心这种事。一年级那阵子,正碰上古 巴导弹危机,爱国情绪高得不得了,好人坏人一清二楚。有一阵闹得挺象一场有 趣的冒险游戏,你象是要去参加“绿贝雷”特种部队,或者干点别的什么。我有 孩子了,背也有毛病,所以这些事都跟我不沾边。我一毕业就结婚了。那阵子这 么干好象挺时兴的。 我上的是威斯康星大学。毕业一个星期就到密歇根大街的J ·沃尔特·桑普 森公司上了班。现在已经十一年了。那是六十年代,社会上很热闹。他们待我不 错,我也对得住他们。在那里,不管干什么,我都是最年轻的。我很清楚自己有 多大本事,相当自信,学东西也是个快手。于这行这一点很重要。常常会碰上扔 给你的一大堆资料,你得随机应变,当别人的专家。这是个不一般的行业。我小 时候在街面上就是个神童。现在三十三啦。 刚干这一行的时候我才二十一岁。二十八岁那年我当上了芝加哥一家最大的 广告公司的副经理兼设计主任。搞新鲜玩意儿挺有意思。1972年,有家杂志举行 一次民意测验,选广告界最有独创性的人。我是芝加哥被提名的人里最年轻的, 是全美国一百个最有独创性的人物之一。他们一字不错拚出了我的名字。后来我 不订那份杂志了,第二年他们就提别人了。(笑) 还差一个星期满三十岁的时候,我撒手不干了,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作 作曲,帮朋友搞搞广告什么的。就凭这些挣钱,已经三年半了。我有不少有趣的 经历。最有意思的是1976年给美国总统福特当广告设计主任。 那时候我满脸胡子,留着长头发,穿着牛仔裤,参加共和党的预选活动。我 在白官椭圆形办公室搞过几次录音,总统的一举一动,我看得真着呢。你见过玻 璃杯旁边那只啄木鸟吗?脑袋前后一点一点的。聪明的年轻助手里有个人向他汇 报情况,你只管点头。政府就是这么回事,谈不上有什么远见、什么目标。恐怕 只剩下大急流商会里的那一点生意经的味道了。计算机照常做每个人的工资表, 一切都在照常进行。可是我看这不过是一种惯性罢了,谈不上自觉性。 我到那儿的时候,事情已经一团糟了。只能想办法弄出个头绪来。每天早晨 为当地的预选在广播中插几次一分钟宣传:“我是吉米·雷·李·鲍勃,我号召 田纳西第二选区的朋友们投你们总统的票,投福特总统的票。”下午写情况简报, 不管碰上谁都谈一谈,求他帮个忙,想办法要那位老兄象总统那样办事,别象个 生怕丢了议员席位的人。完了以后,一想到当天疏忽大意的地方,还不由得吓了 一大跳。等我赶去,事情已经不好挽回了。我们搞过一次五分钟的讲话,打字的 时候出了个大错。可是那位老兄(就是总统)糊里糊涂地照着稿念完了,简直牛 头不对马嘴。好在大伙儿都正在兴头上,迷迷糊糊的,谁也没有谈起这件事,这 真是《皇帝的新衣》的重演啊!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每个星期一领到工资就 飞回芝加哥,和朋友一起度周末。我在芝加哥帮艾德莱·E ·史蒂文森这样的人 搞点儿政治活动。 我自己已经答应在政治上为人尽点义务。那时候决定帮杰拉德·福特打败罗 纳德·里根,争取提名当总统候选人。我签了合同帮福特竞选,一直到共和党预 选结束。这一回,我以善于处理问题出了名。有些老大难问题堆在别人身上总是 解决不了,人家都夸我有办法对付。 刚开始在一家大广告公司上班那阵子,我还高姿态拥护过民权呢。在高中, 我搞了个有黑人白人合组的爵士乐队让人家看看。我跟公司说,有好多工作黑人 干起来一点都不比别人差。稍微费点事搞个培训计划,挑个把机灵的小伙子来干 我们这一行,也许还是个办法呢。 我各种路子都跑遍了,可是人家客客气气地对我说:“咱们都是高等白人, 不瞒你说,公司该做的都做了”。接着,他们在孟菲斯杀了马丁·路德·金。芝 加哥这儿,麦迪逊大街上大火一连烧了五英里。那天密歇根大街满街白人都吓得 直瞪白眼珠。大家早早下了班,坐火车穿过烟熏火燎的市区赶回郊区家里去。下 个月,整个广告界忽然都热心支持起培训计划来了,就跟我建议的差不多。我不 明白,道德到哪儿去了。这该死的代价未免太大了。 于广告这一行是能学到点儿东西的。就算得过博士学位的人,脑子也迟钝着 哩。就跟对付骡子似的,你得先给它狠狠地来几下,才好使唤。先让他看早上十 点钟的新闻节目。要是想卖给他点儿什么东西,非得直截了当说明白才行。我不 大看电视。看商业广告也是为了学点技术,什么也不打算卖。人家脑子点子多, 你不要自作聪明,这是行不通的。 七十年代初,就在闹能源危机之前,我在美国石油研究所当广告设计主任。 我们经手他们托办的事。你一坐下来,周围尽是什么莫比尔公司董事长的助理啊, 海湾公司的推销主任啊,还有康诺科公司的公众关系部长,标准印第安纳公司的 第一副经理等等、等等。他们往那儿一坐,很有把握地点头说:“今年冬天液化 燃料不会缺的。”可是没过两个月,我也和别人一样在加油站排队,求他们赏给 两美元的汽油。 没有多少美梦可做的了。过去人们常幻想长大以后,能够象霍雷肖·阿尔杰 写的儿童故事那样,办起了美国钢铁公司,或者干一番别的大事业。现在只有梦 想当电影导演和摇摆歌星了。那阵子我想,说不定我能在广告界出人头地。算我 走运,及早明白过来了。多少有了点名气以后,我发现一切都满不是那么回事。 多数人一辈子也没有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我的美梦倒是实现了一点。现在我想 过得自在一点儿。因为有点本事,所以有人找我干活,运气总算不错。不工作的 时候,我便在家养养花,写写歌。 我结过两次婚。现在有个家,还有个好太太。眼下什么都称心如意,昨天过 得挺好,今天也不惜,看样子明天还是这样。她是搞服装的,管着几家法国时装 公司和一家纽约时装公司。女儿跟我的前妻住在审涅狄格州。这姑娘一心想当纳 迪娘·科马内奇。 年轻人脑子里装的常常是他们父母对他们的期望。大萧条害得他们没过上我 们那样的童年和那样的安逸舒适的日子,他们也没有我们这样的安全感。看来这 些都会对他们有影响。一切梦想啦、抱负啦(说时两手一拍),全完了!人们再 也不傻抱着“明天一切都会好转”那样的念头去干活了。 我写了一首歌,一上来就是“从前有一天……”,放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 这歌名叫“1955年”。(他坐下,边弹边唱)。 你可记得从前有一天? 约翰·杜勒斯忙于边缘外交, 诺曼·皮尔和大家想在一道。 那时候我们头脑多清醒, 那年月我们是非多分明。 你可记得板门店和三八线? 当时敌我一清二楚。 你可记得我们的领袖叫艾克? 总统可敬、可爱、又可亲。 虽说无知是幸福, 好日子却一去永不返。 留下的: 只有空幻美梦长流连。 我的朋友,如今已不是1955年’ 啊,此刻已不是当年。 我还有个幽默的小故事,讲的是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地板。那层老木头地板 是白宫刚造好的时候铺的。五十年代那会儿,艾克穿着高尔夫球鞋来回走,把地 板上的运气都蹭没了。现在铺上了塑料地板。这个故事不错吧?现在很流行这类 小故事。 我的生活态度和同时代的人没有多大区别,都是搞宣传这一行的,我不过比 他们多一点理想主义罢了。一般人早就不抱什么希望了,他们的理由我不见得不 同意。反正你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干吗操那份心呢。我们干脆再来一杯吧。 干这一行脑子不灵可不行,全凭舌头尖转得快。我们之间要是谈起什么天灾 人祸,没有人会动真感情的。一开电视,无非就是索马里死了一百人啦,官僚作 风害得某某无家可归啦。慢慢你就无动于衷了,真是这样。看了电视上的生活方 式,对自己的生活就不会满意,可是又无能为力。一个个有本事的大人物把你教 训一通,中间再穿插点商业广告来围攻你。内容只有一个,只要你买了这件东西, 日子就好过了。至于东西嘛,或许是种什么镇静剂,或诗是一小包白糖,一小瓶 酒,再不就是去佛罗里达旅游一趟。天天晚上有三个频道任你挑。 热情?(停顿片刻)我有点儿怕那玩意儿。我爱生活,总想尽可能过得丰富 一些。不过说什么激动得眼睛迸出了火花啊,有那么一种救世主的感觉啊,我看 都太过分了,靠不住。要是我发现自己眼睛里火花冒得太的,那我就赶紧把墨镜 戴上。 美国搞了两百年牛仔好汉式的资本主义,现在快到头了。这一变肯定会弄个 乱七八糟,向来都是这样。可是等你一转到那一头,大家就会明白……哦!我也 拿不出什么办法来。一不是国王,二不是总统。要是我能活下去,不糊涂,养养 花倒还挺在行。 (安迪) 乔迪安·卡伯特 她是个女演员,在芝加哥居住,三十一岁。 “我是在一个非常民主的、同情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家庭里长大的。当时我 们所做的美国梦和麦卡锡主义是十分对立的。我父亲是伊利诺大学一位教授,他 极为关心政治,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我曾经随着联合战地服务团在1968-72年到越南各地去巡回演出,因此我对 越南的印象和大多数人都很不一样。在那里,我学会分辨炮弹穿梭的方向,该躲 的时候就会找个掩体去躲一下。记得有一次我抓起道具登上直升飞机,恰巧那架 直升飞机运载尸袋。坐在里面比起在家里坐着看电视里放映的情景,真有天渊之 别。 我在冲绳岛的时候,常常在机场观望B- 52型飞机起飞。我总忘不了那年圣 诞节,下午四时,我看到一架架飞机满载着沉甸甸的炸弹,几乎把两翼压到地面 上,飞机起飞后到晚上八时返回,那时两翼都已轻盈舒展了。能够身历其境,那 种经历太奇特了,简直就象电视记录片那样,逼真极了。 我被卷入了六十年代的革命浪潮之中。当时我确实相信我们这些人可以改变 世界。正如乔尼·米歇尔说过:“我们是天之骄子,贵如黄金。”当时我们真也 自命不凡,我们这些人都上大学,与众不同。当然每个人都有其特点。但是你知 道吗?我们确是很特殊,我们要什么,父母就给什么,应有尽有。 我想,那些在五十年代诞生、现在已经开始自立的青年,譬如说二十二至二 十五岁的青年,是另一种类型的人。其实我们只相差五、六岁,但是却存在着两 代人之间的鸿沟。我和父母的思想感情比和二十五岁的青年更接近些。他们的所 作所为有时简直令人震惊,我真感到诧异。 那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聚会。在那个场合,谁也没有畅所欲言,谁也没有发 表容易引起争论的话。人人都滔滔不绝,但是并不争论,大家议论自己的工作、 公寓住所,议论谁打算在哪里行凶杀人,谁干得比别人更出色,谁将要发财了, 谁要被提拔了,(笑)谁的作品登上了报纸,名气越来越大了。我听了这些真觉 得腻透了。 我真不理解这些人。他们都显得那么精明能干,有办法。他们说话从不走火, 很冷静,心中有数。他们干工作又利索又出色。别人争得不可开交时,他们会绕 道而过。我有一次被老板辞退了,因为我太傻不听话。他们那些人是决不干这种 事的,因为这样太蠢了,懂吗?做事可不能那么傻,做傻事能捞到什么好处?他 们显然看到我们这些人碰了壁,一点好处都没有捞到。 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些人动过肝火,他们丝毫不激动。我也没有看到过这些人 挥舞胳膊发脾气,或是摔门扬长而去,或是因为心里窝火面猛抽烟,或是冲着人 说:“且慢,你得听我说。” 我逐渐感到自己不合潮流,怕出洋相。和这些人比比,我老觉得自己非常笨 拙。我总是满腔热情,有时却显得自作多情,我总忍不住要掉泪,恨不得大声呐 喊。那些人总对我说:“你干吗总是这么烦恼呢?”我回答说:“我的烦恼自有 道理。”“什么道理?”“嗯,我就是这种人。”我真不能想象一个人活着可以 从来不烦恼……为什么有些人总不肯把空瓶空罐头盒退给商店呢?……我从来不 去买不用退瓶的食品,我对这一点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可是他们却嘲笑我,我 只好不吭声了,因为人家看我是个傻瓜。 有一天爸爸说:“我们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我们是怎样熬过了麦卡锡时 代的?而今尼克松已经出版回忆录了。他打算卖多少钱一本?十九块九毛五?” 他说:“有时我真想洗手不干了,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他说:“我觉得自己上 当了。”爸爸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当过兵,对国家有信心,现在他却并不认为做一 个美国人那么了不起了,他泄气了,变得消沉了。他一会儿火冒三丈,一会儿又 摇摇头说:“你听说有哪位政客是真的光明磊落的?尽是些臭狗屎。”我的父亲 是从来不咒骂人的。 现在我也不爱读报,不爱看电视新闻了,因为都是些老套套。我在电视机前 如坐针毡。 我不准备躲躲闪闪的。六十年代的青年这些年来一直在科罗拉多地区隐居, 但是我认为他们现在应该走出森林来了,他们都已经三十岁出头了,也该看到自 己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们搞的革命失败了,他们在受挫撤退时穿上粗毛布衬 衣,对现实冷嘲热讽,还做着大家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做的一切,但这是不攻自 溃。他们后来恍然大悟地说:“他们那些人才是笨蛋呢!我并不笨,对了,我过 去还是对的。”或许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对头,但是管它的,反正原则并没有错。 你说奇怪不奇怪,十年过去了,我竟然还相信这些原则。 我想我们这些人又会开始发表议论,至少会彼此交换意见。事已如此,我也 不能再无动于衷,再保持沉默了。我不会让你们到厨房去弄些饮料来喝喝把这股 激情压下去。 我突然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在房间里显得太响了,我现在仍常常扯着嗓门 说话,这或许是因为当年在群众大会上,我们必须对着扩音器使劲地叫嚷,生怕 人家听不见,(笑)他们都学得彬彬有礼。谁愿意在电视银屏上打扮成个过时的 “德皮派”?谁愿意在新闻节目上出现时披头散发,大叫大嚷?这样太不冷静了。 但是我不愿意改变,不愿意冷静下来。我不在乎我说话显得多么傻,我不愿 意象他们那样,我不愿意变得八面玲珑。无论如何,生活不该是那样的。我认为 那样生活简直是糟透了,那样死去轻如鸿毛。 谁愿意那样冷冰冰地死去?没有血气的人是不能改变世界的,没有激情的人 是写不出杰出的文学作品的。他们都在议论要创作美国文学巨著,但是象他们那 样感情冷漠,对世事不闻不问,怎么能写出杰出的小说呢? 也许真的没有什么值得信仰的了,你说呢?我并不是一个爱国至上论者,但 是也许我们真的所剩无几了。也许我们这些人最后都会有信用卡,我们这些人都 会有签证,都会有美国银行、美国转运公司的信用卡。我们手里拿着小小的塑料 卡,而政府将成为一个大杂烩。我们人人都有工作可做,都有新的电镀家具,都 有最近拍的相册,都有立体声设备,有了这一切你还想要什么呢?我想起这些真 是腻透了,你呢?美国将变成一个令人厌烦无所作为的庞然大物,我真希望美国 赶快觉醒,迅速行动起来。 我的父亲不再大谈政治了。哦!上帝呀!过去当人们不愿理睬他时,他就坐 在屋后阳台上对着猫谈论政治。(笑)现在他只是瞅着我,摇摇头说:“乔!我 真闹不清现在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他对政治已没有激情了。他整天和孩子们在 一起,他说:“孩子回家了,孩子上学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弄不清楚他们 到底在想些什么? 你们别走开,来和我谈谈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你们对生态学颇有研究,毛病 究竟出在哪里呢?你们不是想通过一项提案吗?你们干吗不把空瓶都退回去呢? 如果人们突然不再邀请我去赴鸡尾酒会的话,我也并不在乎。我开始感到他们这 些人并非象探囊取物那样事事如意。我觉得自己一度不再有梦想;而现在又逐步 有所追求了,我似乎在举办一次宴会,庆祝自己重新走向社会。 (一云) 汤姆·伯恩斯 他三十二岁,金发,碧眼,细长身材,头脑冷静。他很少微笑,也不皱眉头, 只是偶尔会爆发一阵大笑。 “我赞成这样的理想:人应该各方面都很出色,既要有头脑,也要有健美的 体格。我希望能得到某种幸福或欢乐。美国是能得到这些东西的最好的地方,因 为这里的人和他们的思想来自世界各方。至今到美国来寻找美国之梦的仍大有人 在。” 我住在一所公寓里,住一个单间,其他房客尽是些波兰人、墨西哥人和波多 黎哥人。楼里大家彼此都认识,房东来自西西里。我帮他干点活,和他有时也闹 点别扭,有时又好得可以拥抱。在这里住的时间一长,我就成了这个大家庭不可 少的一员。我简直象个非正式的社会工作者。 我和一个芝加哥姑娘相好。她父亲在附近街道上开了个理发馆,可以说是她 把我弄到这几来的。我觉得住在这地方最好。周围环境对我最为合适,价钱又最 便宜。我是个越战退伍军人,这儿这种人不少,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 我父亲在二次大战期间是部队的教官。后来他在皮奥里亚定居。我是个独生 子,我就生在那里。后来父亲到希拉姆·沃克公司工作,是个下级管理人员,也 就是说,是个检验员。现在他已退休,就在几天前,他们搬到劳德代尔堡去了。 这就是他们的梦想,他们的梦想实现了。(笑) 我的父母心情很不好,但他们已不象过去那样心绪不宁。过去他们觉得我简 直是个魔鬼,要不就是已经死绝,我等于是他们已经死了的儿子。他们仿佛完全 与世隔绝,根本不知道我的情况。我们之间无法交流,一谈就崩。所以我很少见 到他们。我从来跟父母就不亲近。所以我常感到很孤独。我很可能在假日到佛罗 里达去看看他们。他们寄来二百块钱让我去呢!(笑) 父亲曾希望我成为医生。我不知母亲希望什么。医生可是又赚钱,又体面的 职业。我上中学时有几个朋友,他们的父亲都是医生。他们都上大学学医,我也 进了医学院。我后来退学不是因成绩不好,而是对学校失去了兴趣。我对越南发 生了兴趣,可不是作为激进派。我当时情绪低落,就离开学校参了军,当了空降 兵。 我还记得上中学二年级时,我到河滨公园玩过跳伞游戏。比那更有趣的事我 以前就从没经历过,以后也没有。后来我看到一幅征兵广告:一个人背着降落伞 跳出飞机。于是,越南与河滨公园就这么结合成为一体。…… 我本来是想当记者的,因为我觉得那才是了解越南的最好途径。物色人才的 人来到我的跳伞训练班,我就填了表,但是事与愿违,我当了军医。(笑)我成 了戴绿色贝雷帽的特种部队成员,是呀,是个卫生员。 我想拿的是照相机而不是枪。可是一到了那儿,就给我发了枪。我吓坏了, 怕把命送掉,整个在越南期间我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这是我一生中最了不起的 一段经历,也是我现在所以住在这贫民窟里的原因之一。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任 何一种能使我满意的职业。但在这里住的许多人都有同样的问题。他们是流离失 所的人,不论外国人,美国人,都一样。 这儿有个波兰老头,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被俘虏了,整个战争期间都在监 狱里。他们总是翻来覆去地谈论共产党。可我关心的是健康,你说是不是?要是 俄国坦克开到这里的大街上来了,你怎么办?你能象那些匈牙利小伙子那样,在 布达佩斯大街上把俄国坦克给炸了?他们是哪来的那份胆量?这里那些人就会整 天坐在酒吧里,越来越不行。要是出现了危机,他们能干什么?可能美国坦克会 来吧!(笑) (叹气)对我来说,住在哪儿也不如这儿舒服。我和这儿的人相处得不错, 甚至我对自己的房间也没有什么好挑剔的。我把床紧靠在窗子边,随手就可以开 窗,让屋里保持凉爽。我们这个公寓出入随便,门上没锁。你在里面可以按自己 的心意生活。我要是不想洗衣服,就可以不洗,不想收拾房间,就可以不收拾。 如果我愿意干,那也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别人。我可不愿让别人管我。 我没有酗酒、吸毒这类问题,我也不想染上这类恶习。我想成家,实现我的 目标。我想上进,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去干,使自己能有很高的造诣。就象古希腊 人所说:幸福和欢乐来源于……(他没有说下去)。只有做到那一点我才能日无 所忧,才能成家、生男青女。这可是个伟大的目标。我现在做的许多事都是为实 现这个目标做准备。 人总有高兴的日子。有时候我也有这种令人非常愉快的日子。我感到痛快极 了,这是因为我取得了某种成就,离我可能达到的目标近了。 今天上午我去铲雪,赚了几块钱。我喜欢室外劳动,干体力活儿。我能干什 么就干什么,找到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活儿。今天我本来毫无打算,但我知道那个 人可能想找人把走道上的雪铲掉,我就打了个电话。我过去看看,他们没有锁门。 我这人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我从去年夏天开始就给这个人干活,她那时刚买下一 所房子,我一直在帮她干活。有了她我真方便。现在我在银行里有不少存款了。 (笑) 我打零工。我虽然没技术,但我正在尽量熟悉一切工作。我在工厂干过,打 散工,干干歇歇。今天,按规定我为刚才提到的那位女士干活。她想教我怎样绷 画布。她是个画家,和人家订了合同,工作进度慢了。星期一,我为另一位女士 干活儿,糊墙缝,好让她的房子隔音好一点儿。我干过不少油漆房子的活儿了。 这活儿是我开始做手工活的第一步。虽然我的技术比不上专业油漆工,但我要的 工钱少,而且可靠。 我在郊区有家。我以前住的那个地区很不错。我十六岁就有了汽车。那也是 我所以离开学校的原因之一。那时我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和《日瓦戈医生》, 我开始思考问题了。我并不幸福。幸福在哪儿呢?哪儿才能找到幸福呢?我觉得 自己无法安宁。 贫民区是什么样子,我亲眼见到后才知道。我曾在南区给一个医生当差。名 义上我是他的司机,实际上我却穿着白大褂,给人量血压,还可说是给人看病。 那时,我常常不论早晚独自穿过贫民区。现在我年岁大一些,不怎么那样干了。 我不想为了好奇心送掉自己的性命。 我曾经多次面对面碰上危险,这简直象是玩弄某种技巧。刚一上来总是来 软的。有许多时候,并不见得一开始就有个家伙突然向你袭击。他们总是先试 探试探你能给他们什么,你有什么弱点可以让他们征服。这完全是较量力量的 游戏。一开始很可能是说:“喂,有火柴吗?”“有没有两毛五分钱?”等等。 我被劫过好几次,但从来没有挨过打。 我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对付他们。我也试探试探看他们有多大力量。我估计 那家伙有多大胆儿?我有多少成功的机会?我该怎么办?……有一次,我在公 寓后面偏僻的胡同里碰上了他们,我手上带着镯子。我那会儿总是带镯子、项 链和耳环的。那家伙说:“把你的镯子拿来!”那时,我对自己觉得很有信心, 我就说:“因为我带着镯子,你就想要它。你并不是真想要镯子。”我等着他 动手。这跟打仗一样。如果你不愿意让别人轻而易举地把你压倒,那你就得豁 出去,摆出一副姿态让对方不敢轻易下手。同时你得准备接受一切后果。要走 极端你就得豁出命去拚。 你决不会准备为那副镯子去死吧? 我不知道。不是镯子本身的问题,而是它所象征的东西。我还没遇到过那 种情况。打仗时你事先能有什么打算?往往是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已经 动手打起来了。 你真会为一个象征而去死吗? 那就得看情况了。在部队当兵时我是个嬉皮士,一离开部队,我却又是个 好战分子。我在布雷格堡时,每隔那么一星期就得到华盛顿去参加一次聚会。 当然,这些聚会都与反战活动有关。我一去就弄得大家围上来,对我很有点反 感。 我并不为战争辩护,既不辩护,也不反对。这是我去越南的另一一个原因。 我要亲自去看看。这也是我住在这条街上的原因之一。我常跑到芝加哥的贫民 区和工厂去。每当我听到有人抱怨,我知道每个人的意见都带有本人的先入之 见。我也得有我自己的先入之见,不要跟着别人跑。我属于眼见为实那种类型 的人。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 我常常在暴风雪中跑到大路上去,搭个便车到处跑。去墨西哥、加拿大、 阿拉斯加,哪儿都行。身无分文时似乎也就是最有收获的时候。情况真正危急 时,你就变成动物了,你就真正全力以赴了。人到倒霉时,似乎才最有生气。 就是打仗也是一样。那些在生活中牢骚满腹的越战退伍军人也是这样。 你要说这是冒险,就算是吧!既然我觉得极不痛快,我就干脆采取点儿什 么措施吧。我不想自杀,从来也不想。也许我可以采取一种离自杀只差一步的 行动,那就是到越南去。你说对不对? 有人告诉我,我是个很好相处的人。我和谁都可以相处,不管他们是什么 人或者应该是什么人。这也就是接受我自己。这就成了问题了。我以前可比现 在强。我正在努力再次振作起来。我倒霉的一部分原因是吃得不对头。我相信 健康的食品。我正在教育自己重新健康起来。 我现在不象以前那样来者不拒了。我说:“我该照顾照顾自己了。”现在, 我要钱了,我要一心为我自己打算了。以前我把什么都送人。现在我想在银行 中有点存款,我想结婚,我什么都想要。以前我也多次手无分文,但最后这次 我真有点儿害怕了。 我的房东说:“来!咱们到另一所楼里去干活。跟我在一起,你干了活, 我会给你工钱的。”我倒宁愿呆在这里,爱给我多少就给多少,反正我不希罕 从这里得多少钱。他象我的教父一样,说给工钱,也不过是说说而已。你知道, 在芝加哥事情就是这样。(笑)我真有点儿心寒。 有些人坦率,有些人可不是。今天猜这个人是不是来跟我喝酒,明天猜那 个人是不是来跟我乱搞,我已经腻烦透了。不少人开始一副样子,到后来却完 全变了一副嘴脸。我可是什么都看透了。(笑) 我之所以既没工作又没个家是因为我坦率到了令人讨厌的程度。我不会撒 谎。别人都以为我这个人太理想主义了。我只想跟自己比得个第一,不想超过 任何别人。要是每个人都第一,那我们大家就都在一块儿当第一。那不好吗? 何必一定要谁输谁赢呢?我打篮球,但我从不记什么分数不分数,我是和自己 竞赛。表现得好,我自得其乐,表现得差,我也从不在乎。 我去看过精神分析医生、心理学家等等。这家伙说我疯是疯了,但还没疯 到领取国家救济金的程度。(笑)我看人人都是疯的(笑)。 (林燕) 威廉·戈扎特 我们是在从洛杉矾到芝加哥的班机中相遇的;在他等换飞机的间隙,我们 在奥黑尔国际机场进行了如下的谈话。 “我是一个二十七岁的美国白人,法律事务所的律师。我一生大部分时间 在纽约,在俄亥俄上中学,在加利福尼亚上大学,后来又在洛杉矾开业当律师。 我身体超重。”(笑) 我属于迁徙不定的中产阶级。自我出生以后,我们家已经搬过七次家了。 在一个地方位八年算是最久的了。我父亲属于新的管理人员阶级,和哪一派也 没有联系。他没有为任何公司工作过,他是一个管学校的督学,一个一味自行 其是的家伙。他也象个牧师似的东跑跑,西跑跑,参加一些比较大的集会,或 者到一些较大的校区去看看。我出生于一个卫理公会牧师家庭,(笑)那种中 产阶级教区的卫理公会牧师,而不是那种整天抱着圣经、唱着福音的卫理公会 会员。 我们没有根子。我的祖先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荷兰人或者英国人。往上 最远我只能追溯到曾祖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他当时是在一些 奥东达印第安人中当牧师,我们家现在还有一本印第安文圣经。他是1907年前 后去世的。关于我的上辈我所知道的仅止于此了。 我们家从来也不会在餐桌上边吃饭边议论作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我还 是孩子的时候,我的父母常带我到美国各地去看看。我们经常去葛底斯堡,我 对南北战争时期的历史十分感兴趣。我跑遍了四十六个州。我喜欢生活在美国 过去的经历之中,这不是单一的一种经历,而是许许多多经历的结晶,在这个 地方就很多。真正找到美国梦的人为数是极少的。你一旦停止追求,你也就马 上失掉它了。 我非常佩服我的父亲。他之所以不再当督学,而成为一位教授,是因为他 感到干下去没有一点味道。他对政治感到厌倦,他对老师们今天一个态度,明 天又一个态度也感到厌倦。 他一度在莱维敦担任督学,那是大战结束时最能体现美国梦的著名市镇。 根据军人法案,你可以买一所你过去买不起的房子。年轻人可以在那里定居下 来。这很有点象从前的那种老式T 型汽车,全是黑色,只要不出黑色的圈,你 愿意要什么颜色都可以。那些建筑物也是同样千篇一律,毫无特色。 我们住在加登城,这是那里最上等的地区。那里的教育质量可是呱呱叫的。 我在念五年级的时候,是学校乐队的第一单簧管手。那年头这可是个大热门。 (笑) 说到美国中产阶级的情况。我父亲是一个“银鹰”童子军,参加过1939年 一年一度的全国童子军大会。以后他又参加了基瓦尼斯俱乐部,又是扶轮社的 主席。我哥哥也是个“银鹰”童子军,得过铜棕榈勋章,进入“银鹰”后还立 过五次功。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已经超重得厉害,但我仍然努力作十四公里长 途步行。我也得做一个“银鹰”童子军,这是咱们家的门风。结果,我终于如 愿以偿,参加之后还立了二十次功,后来又当了随兴俱乐部的主席,还在一家 教堂担任了执事工作。担任这些工作对我来说可真不容易。就这么街前跑到街 后,我一共掉了三十磅肉。(笑)我感到对我的家庭来说,这太重要了,这也 就是我为什么要那么干的原因。我母亲是职工家属俱乐部的主席。 我天幸有两个好得了不得的双亲。我们从来就不算很阔绰,可是我上的都 是最好的学校。在我父亲每年能有三万美元收入的时候,我还能在斯坦福和哥 伦比亚大学学习。他们为我作出的巨大牺牲,真使我毕生感激不尽。 我感到最头痛的事,是今天中产阶级所遇到的危机。如果你很穷,或者属 于少数人种,你可以得到额外的照顾,靠着国家供给的经济补助去上学。如果 你很富有,是文雅可卡的孩子,那也不成问题。可是那些自谋生活的中产阶级, 要自家花钱去受到良好的教育,那简直是件盼都没法盼的事。 我真的非常喜爱美国,尽管——我实在难以启口——我有一辆外国车子。 (笑)外国车子比较好,它们工艺精良。我赞成尽可能不要依赖政府来解决我 们的问题。我所希望的是使我们的国家能成为今天这样子的那种精神。 我想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谁都比不上。可是我看到有问题。 由于我是白人,属于中产阶级,而且是男人,所以我一直没有受歧视的感觉。 可是现在一切似乎都翻了个个儿。我们现在已经处于最底层了。 美国所以强大,是因为它的人民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鱼贩子和成衣匠的儿女们变成了律师、大夫和公司的经理,人们自己有一股上 进之心。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地位升降起伏的社会中,只要你有干劲,你就能 取得成就。我发现,如果你出生在瓦兹或者哈莱姆,那你命里注定是坎坷颇多 的,你要想爬上去那就要困难得多。可是犹太人在咱们这个国家却很有出息。 他们有受教育的传统,有尽力往上爬的传统。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也都混得不 错。可是对于讲西班牙语的人和黑人来讲,要想那么容易混出个名堂来就比较 难了。可是这些少数种族集团,有些就根本没有这种上进心。他们首先考虑的 是能够括下去。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只要天生有足够的上进心,能得到父母的正确的指导, 他都可以成为美国的总统。我这话也许说得有点过分了。(笑)当一名律师总 是不成问题的吧。(笑) 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城市洛杉机,既代表了美国生活最好的一部分,也代表 了美国生活中最坏的一部分。这里是快餐的老家,是汽车社会的老家,也是好 莱坞的家乡,这一切代表了你的各种幻想,你的最根本的美国梦。不过全都没 有根儿。 我希望成家,有两个孩子,两辆车子,两台彩色电视,在洛杉机的郊区找 个地方住下来。可是我还希望保持我的个性。在公司里,我讨厌别人就那么喊 我的姓戈扎特,或者就用我的名字威廉称呼我。我喜欢别人叫我比尔。作为专 业人员,我希望我的秘书在顾客面前叫我戈扎特先生。 对这个国家我是非常乐观的。我没有经历过那大萧条时期。否则我的头脑 或许可以更清醒一些。我从来没有过过养尊处优的日子,可我也从来不知道饥 饿是什么滋味。如果我曾经挨过饿,我也许就不这么乐观了。我完全象梅里尔· 林奇。对美国我始终是行情看涨。 (黄雨石) 萨姆·洛夫乔伊 他是个欢乐的人。他无法抑制自己的乐观情绪。记录片:《萨姆的核战争》 就是根据他在马萨诸塞州的活动拍摄的。他现年三十三岁。 我是1946年生的。由于我父亲当时在占领军中任职,我出生才五个星期, 便跟着家人到了日本。那时候,美国军人象是患了恐惧疑心病似的,所有高级 军官都不敢上岸,就住在停泊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一住就是一 年到一年半左右。我们一家是作为试验品送岸的。他们把我们全家,连同妻儿 一块用船带到日本,让我们登岸住在日本主岛上面,观察一下日本人究竟是把 我们吃掉呢,还是怎么样。当人们发现日本人也是人的时候,那些高级军官也 就纷纷上岸住了。我们有几家搬来是作为试验品的,当时我们住在一座大厦里 面。现在我简直难以想象,当时整座大厦里只有十五个仆人。(笑)我的父亲 职位不高,只是个陆军上尉。后来他在朝鲜战争中死亡,那时我只有六岁,我 们又迁回马萨诸塞州,我是在那里长大的。 我在威尔布雷赫姆上学,那是一个只有五千人的小镇。那地方,谁和谁都 互相认识。感恩节对我来说永远是个狂欢的节日,独立日则是个伟大的日子。 我记得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到的关于理想、美国梦、殖民地时期历史以及建 国各项指导思想的熏陶。 我的父亲是在这里长大的,他和一个老农场主结交朋友。这是一个“亚美 利加先生”,对城镇的群众集会十分感兴趣。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保守的。他教 导我说,共和党人有信念、有勇气,而自由派人士只知道夸夸其谈,任何事都 没有自己的主见,见风驶舵。 那时常常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老一小,在果园里。老头一个接着一个地诉 说着过去的故事,我完全被所谓“群众参政的民主政体”吸引住了。默里太太 和波特先生竟为家里养狗必须有链条锁住的法令争得脸红耳赤。我这两位邻居, 平时相处甚好,但在一些两人都十分认真对待的问题上可以吵得不可开交,我 看了真感到颇有意思。 我想对我影响最为深刻的是我在新英格兰这个小城镇里受到的良好教育, 周围有许多好邻居,从小就干过不少重活。我一向是尊重劳动的。我刚满九岁 就开拖拉机,十三岁就在公路上开卡车。周围摆着什么:书籍、报纸、杂志等 等一概要拿起来看看。那是在五十年代,当时大家都认为世界是我们的,一切 都很美好。 我白天到预科学校上学,食宿都不在学校。只有十分富裕、衣着考究的学 生才在学校寄宿。我发现那些有钱人家的子弟实在叫人反感透了。这对我来讲 也算是应得的惩罚吧。我在那儿拚命做事挣点钱,而这些年轻小伙子穿的鞋子 都值五百块美元一双,这五百美元够我交付一年的学费了。 我总认为一个人所得到的东西都应该是自己挣来的。通过自己刻苦好不容 易挣来一大笔钱不同于继承—大笔财产。金钱可是件害人的东西,我所见到过 的有钱人个个都是难以和社会融合成一体的。(笑)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被选上代表毕业班同学致词什么的。此外,我还是电 视节目卫星智力测验的得胜神童之一。当我还在小学五年级读书的时候,俄国 人在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方面抢在我们前头了,他们比我们先登上了太空。因此, 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拨给学校数以亿计的美元的经费,用来把我们培养成 科学家。他们硬向我们灌输数学、物理、化学等理工科的那一套。等到我进入 大学预科的时候,所有高等课程我全都学完了。我最后是在阿默斯特学院毕业 的。 1966年,越南战争方兴未艾,正达到白热化的高潮,我开始阅读一些关于 这方面的材料。我有个朋友被征入伍,我接到他好几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上帝!这真叫人毛骨惊然啊!”于是,我确信发动这场战争是犯了精神病,我 参加了大学师生对政府外交政策进行讨论和辩论的宣讲会。 有一件事成了我一生经历中的分水岭。我在教室里听多变量机械微积分课, 数学教师是个典型的漫画上的人物,矮小的个子,带一副很厚的眼镜。他是一 个优秀的数学家,就是不懂世务。这类教师边讲授你就得边跟着做笔记,把每 个字、每个符号都记录下来。那天,我正坐在那里做笔记,忽然之间我恍然大 悟:我还在这里干些什么?我在这里学的东西和教室外的现实的丑恶世界有什 么关系呢?于是,我停止做笔记,铃一响就走出了课堂。 后来,我加入了马萨诸塞州蒙塔格地方的一个公社,和十几个人共同生活, 我们的资源、财产都是共同的,我们的精力也用于这个小集体,我们心里的想 法也无所不交流。我们经营一个使用有机肥料的农场。我们一年收人一万美元, 十二个成年人、两个小孩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我们有菜园、养母牛、养猪。我 们还出售干草、牛奶和枫糖酱。 在这里一切事情都是大家一起干的。但是,到1973年夏天,我开始感到心 神不宁。正当我考虑下一步往什么地方使劲的时候,传来了建设蒙塔格核电厂 的消息。最初我只是由于环境污染问题反对建这个厂。我担心建造这个耗资数 十亿美元的工程会破坏这个农村小镇的景色。 我当时并没反对核动力。我还相信我作为物理学家时所学的那一套,把核 动力看作是人类的救世主。我就象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那种科学家,他们毫无社 会意识,相信技术万能,科学在他们眼里成为神学。他们讲话不断使用“信仰” 这个词。 我阅读一切我能弄到手的读物。我重新阅读了我的物理书。我整天整天地 泡在图书馆里看资料。农场周围的人对我这种钻研精神都感到惊奇。我越来越 明确,在这里搞核电厂是个可怕的主意。但是我并没有可以制止他们建厂的法 律根据。 原子能委员会从未制止过任何一所核电厂的修建。艾森豪威尔、肯尼迪、 约翰逊、尼克松和福特全都赞成搞核能。卡特当然也一样。公用事业公司正向 我们这个城镇渗透。他们把反对核能的人比作当初想要制止铁路建设的印第安 人。 我们的城镇代表会议在土地使用问题上是有充分发言权的,但是公用事业 公司却说:“去你的吧,我要把你们压垮。”过去教导我们遵循的原则哪里去 了?现在,这些公司有许许多多个百万美元的项目预算,而我有什么办法去筹 五千美元来唤醒蒙塔格的群众呢? 他们已在镇上规定的地点修建了一座五百英尺高的细长的塔,这是今后核 电厂的象征。塔上安了许多红灯和闪光的白灯。我初次瞧见这个塔就说:“哼! 哼!总有一天有人把这玩意儿弄倒的。”我越看这座塔越觉得它象征着一切。 于是,我决定非把这座塔弄倒不可。 当时有这么一条规定:公用事业公司需要收集整整一年的环境数据才能领 到许可证。这座塔是1973年6月修建的。我估算了一下,如果我能在1974年6月 以前把它弄倒,我就可以打断他们收集数据的工作,使这个厂的建设时间拖延 一年。 我千方百计想在这个小镇掀起一个运动,但是,没搞成功。人们感觉,反 正任何人也斗不过一家大公司。由于公用事业公司笼络人心,主动提出把财产 税削减百分之九十九,许多人就对运动不积极了。这个城镇的官员都十分赞成 搞核电厂。这个减税的甜头使他们被收买过去了。他们认为我是个傻瓜。 那是1974年乔治·华盛顿的诞辰,我在那一天是绝对不能说谎的。确实是 我砍倒了那棵“樱桃树”。塔上颗颗红灯还真不少呢。(笑)我是在凌晨两点 到那里把那座塔弄倒的。我把紧线螺丝松开,放松使塔直立的钢缆,这样塔便 垮了下来。整个过程很简单,只用了两个小时。 我上街走到警察局去投案自首,交给他们一份长达四页的声明,宣告我对 此事负完全的责任。我事先看了有关的法典。我在我的声明中引用了一些刑法 的条文,这些引语在七个月以后使法官感到惊讶。我投案自首后被指控犯了恶 意毁坏财产罪,法院要判我五年徒刑。 于是新闻界第一次报道有人反对建核电厂的消息,以往登载的报道都是赞 同核电厂的。马萨诸塞州西部各家报纸的头版大标题都是:“把塔弄垮,抗议 核电厂”。其震惊的作用是重大的。人们忽然间发现,居然有人敢于挺身而出。 仅仅一个月以前我才决定采取非暴力民事不服从行动。我阅读了一些政治 方面的书籍,并且细读了索洛的著作。开始,我是想先把那座塔弄倒,然后写 封某种形式的信给新闻界。后来,我决定把非暴力民事不服从行动纳入反对污 染环境运动。这个运动的参加者都是一些有自由主义思想、刚直不阿的人。他 们只知道在国会中进行院外游说活动,除此之外还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则一概不 懂。他们那种中产阶级白人自欺欺人的优越感常使他们吃亏上当。 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我得去投案自首。这样一来,声称我是由于偏激而 犯了破坏财产罪便不能成立。否则,他们便会把我的行动解释成暴力行动。况 且,我去投案自首将为我开辟第二战场,使我有回旋的余地。头一个行动是把 塔弄倒,第二个行动则是上法庭。 我充当我自己的律师。我请了霍华德·津恩和约翰·戈夫曼出庭为我辩护。 戈夫曼博士出庭作证说,核动力足以伤害人命。经过整整九天的审讯之后,根 据法官给陪审团的命令,我被宣告无罪开释。我想,这次审讯的经过使法官确 信我是无罪的。他们征询了陪审团的意见,十二个陪审人当中有十一人说,他 们在审讯尚未到结束时就已经确信我无罪了。 这些陪审员老中青齐全,男女都有。他们来自这个县区的各行各业,有充 分的代表性。他(她)们所有人对核动力的基本情况都是一无所知。我在被告 席上受审两天,我回答了检察官提出的所有问题,哪怕是最令人反感的问题。 事情的全部经过我毫无保留地都诉说了。我要他们了解我的生活以及我的思想 活动过程,结果所起到的教育作用是很了不起的。有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我 在各家报纸的头版上对核动力进行了猛烈挑战。 审讯结束那一天,公用事业公司宣布蒙塔格核电厂的建设时间推迟四年半。 我不但没有进监狱,到头来反而成为一个领导运动的人物。(笑)我开始到全 国各地去巡回活动。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如果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就根本无法成为一个 政治活动的组织者。我确实相信人是有头脑、有常识的。一旦了解到真实的情 况,人们就会按常理办事。谁也没法向我兜售迷信专家权威那一套——“把事 情托付给我吧”,我可不要求大家信赖我,相信我。我只想让人们向自己提出 几个问题。 有人对我们说,有些问题对一般平民百姓来说是太复杂了,只有专家们… … 这纯系胡说八道。这是哄骗平民百姓的最佳借口。在越南战争问题上,我 们听到的也是这一套。如果我们这个国家真要实行民主,就得把事实原原本本 地告诉人民。爱因斯坦在三十年前就说过:我们必须把有关核的事实传播到最 基层——农村的广场去,美国的声音必然来自农村的广场。可以说我就是在农 村广场长大成人的。 专家们讲话总是满口技术术语,平民百姓根本没法听懂,所以也就扭头走 了。其实问题很简单: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吗?要花费多少钱啊?那一套灵不灵? 会产生什么后果?一座核电厂无非是一套把水煮开,推动涡轮机的设备而已。 首先站出来反对在西布鲁克修建核电厂的是一群挖蛤贝的工人。我们的名 称“蛤贝壳联盟”就由此而来。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名称,它一点也没有那种华 而不实的难懂的政治色彩,而且听起来很有趣。非常吸引人,还带有保护环境 的味道。 我们决心采取非暴力反抗的行动,阻止核电厂的修建。我们占领了建厂的 场址。有十八人被捕。西布鲁克的多数居民反对修建核电厂。带头抗议修建这 座核电厂的主要人物有当地警察局负责人的夫人。 我们举行了第二次示威。西布鲁克的警察拒绝逮捕任何人。结果召来了州 警察,逮捕了一百八十人。他们本以为我们是一帮捣蛋的家伙,但是,他们发 现我们当中老中青齐全,都是一些负责任的、有纪律的和受人尊重的人。他们 用了五辆大轿车把我们拉走,由州警察亲自开车。州警察的头头下命令把车开 到离建厂地点一英里以外的地方,这样示威群众就看不见他们。但这五个开大 轿车的司机当中,有两个不服从命令。他们把车开到群众集会的地方,停下来 让大家欢呼、挥手致意,然后才把轿车开走。 州警察把这一百八十人关在一家兵工厂过夜,全部关在一个大房间里。那 天晚上,示威群众和警察之间进行了大量对话。 4 月30日,我们召集了两千多人在建厂地点开会。州长不信赖他的州警察 了,他动员了国民警卫队。有一千四百多人被捕,被关在五家兵工厂里达两个 星期之久。这次逮捕所起到的宣传作用要比“蛤贝壳联盟”所预想到的还要大 得多。这些被捕的人举办了学习班。国民警卫队的成员在周围站着,听大家发 言,自己还参加发言。其实,这些人和你、我一样,都是当地城镇的居民,只 不过胆子比较小一点而已。他们本来在当地有工作,是从工作岗位上抽调来的,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来看守这么一群很善良的好人。 你们可知道在两星期末了出现了什么情况?被关在兵工厂里面的人凑了点 钱给国民警卫队买啤酒喝。 在被捕的人当中,有二百多是六十岁开外的人。年纪比较大的人往往比有 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和其他人有更多的悠闲时间和能力来思考问题。也还 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一个老太太说:“你们对待公用事业公司,就应该 和我们在波士顿南部对待那些黑鬼那样才对。”(笑)你懂得这是怎么回事么? 这位老太太终于明白,她的种族主义和对反战示威群众的偏见,与公用事业公 司现在对待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的。她终于自己教育了 自己。 新闻界向我们兜售这样一种说法,广大的群众对核能问题是麻木不仁而又 漠不关心的。这种说法纯系胡说八道。这场群众运动并未熄灭。群众做了他们 所能做的最聪明的事情:使运动扎下了根,扎根于居民区里,无声无色地在街 坊邻里之中起着作用。现在,觉醒了的居民区犹如雨后春笋,它们结成各种联 盟,建立了各种联系。全国各地我都去过了。凡是我到过的居民区,我都遇到 了观点和我完全一样的人。 如果美国发生什么巨变,那必然是美国各个居民区条件日趋成熟的结果。 到了那一天,象轰然一声炮响,将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浪潮,汹涌澎湃,冲击着 首都华盛顿,到那个时候,政府当局将终于不得不听取人民的意见。 (李朝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