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籁 音乐、牧歌、合唱、作曲 在露西亚家后面不远处,是巴西国立巴伊亚大学所附设的音乐学院,她的机制 独立,任何人都可来此进修。每天音乐学院中乐声绕耳,随着轻风徐徐袭来,令我 心羡不已。既然生活不愁,何不就去音乐学院进修,以遂往年未竟的夙愿? 如果说视觉是为生存而准备的,则听觉显然是为了享受生存的感官了。眼睛固 然可以自由开合,耳朵却不是人的意志所能控制的。由是之故,宇宙间永恒的脉动, 一种天人合一的快捷方式,随时随地的由虚空直透人心。 即使人沉酣在睡梦里时,一阵风吹,一声蛙鸣,甚至于窗槛上鸟儿忙着筑巢的 轻咛细语,都能将人从遥远的他方,活生生地唤回岑寒的夜阑。不仅如此,疲惫的 身心交错在花花绿绿的繁杂事务中,每每缠绕纠葛,让人无可逃遁。突然间,一滴 水珠穿破了时空,弥平了天地万物的坎坷,水面只有一片涟漪。 我经常自命为理性的人,其实那只是一种自我要求,努力地抑制内心中汹涌澎 湃的狂潮。我做到了!至少在一般人的面前,我成功地戴上了一副面具。 面具是冰冷的,是坚固的,将内外两个世界截然隔离,保护得风雨不透,绝不 泄漏我真实面目的一丝一毫。 只是,音乐这把无刃的利剑,往往能从遥远的他乡,带来一丝讯息。于是塌金 山,倒玉柱,我永远无力抗拒她的凌虐,总是心甘情愿的臣服在她的裙下。 音乐是我的神,我信奉她,敬爱她。自从考大学未能如愿,我再也不敢想象, 也不相信有任何一天,我能够进入她的殿堂! 所谓近乡情怯,机会就在眼前,怕什么?还有什么阻碍呢?再想想,我的巴西 话虽然可以,但那只限于开口说话,如果要提笔来写,则和文盲差不了多少。我凭 什么去考音乐学院?我从来不是一个好学生,今天到了近三十岁的年纪,还配吗? 可是,人生在机缘的牵引下,又有多少自由? 有一位住在滨海别墅区的客户,她的儿子钢琴弹得不错,我每次去收帐,都要 恳求他为我弹一曲。当然,这是我热爱音乐之故,但也是为人处世的一点小手段。 由于我的捧场,他们一家都喜欢我,同时也不得不多买了几条台布。 我正在犹豫难决之际,突然想到他们,便打算去打听一下,有没有机会让我去 音乐学院旁听?她儿子的钢琴是请私人老师教的,所以不知道学院的规定。但是她 却送了一份最好的礼物给我,那是巴西全国性钢琴大赛在沙市举行的门票。我一看, 票价高得吓人,换算成美金大约是二百多元,可以由预赛看到决赛,一共是一个礼 拜。 票上规定入场时要穿礼服,天哪!我全身不过两三套换洗的便装,这不是刁难 吗?所幸露西亚的弟弟有套礼服,是他行“成人礼”时穿的。我勉强挤了进去,全 身绷得活像庙会上玩把戏的猴子。他弟弟也不能穿了,露西亚的妈妈便帮我修修改 改,好在只是为了参加音乐会而已,一切将就。 音乐厅在一个缓缓的斜坡上,圆形的穹顶,下接正方形的大厅。外侧一律是高 达屋檐的落地窗,内部则用厚绒的大红纬幕衬托,集现代感与典雅于一体。 厅堂很高,但却不大,看上去可以坐几百个人。不像我所想象的,这里没有包 厢,看不到十八世纪的贵妇们,举着小小的望远镜搜寻猎物的罗曼蒂克情景。从楼 上左右两侧一直伸到后面,却有一层护栏,有不少人头钻动着,相信那就是所谓的 平民座。老实说,我倒比较适合那里,远比局促在一堆衣冠楚楚的大人物中要安全 得多。 我从来没有在公共场合中听过音乐,一直把音乐当做个人的禁地,只能与自己 喜爱的人一同欣赏。理由很单纯,经常一些音符会渗入我灵魂深处,到那时,眼泪 就会像黄河之水一般,由内心迸泻出来。严重时,我会哭得如同婴儿似的,完全失 去控制。 当我坐进那鹅毛般柔软的椅垫中,回顾身旁的仕女,人人妆扮时髦、宝气珠光, 彷佛参加一场争奇斗艳的盛会。我开始怯场了,万一我长河决堤,泪珠与鼻涕齐飞, 那岂不是大煞风景?何不趁着理性尚存之际,赶快离开这是非地吧! 可是,我怎么舍得?我又怎能这样没有出息!音乐只是音乐,我是来欣赏的, 不是来向她投诚的,争气点!坚强些! 正在天人交战之际,机会错失了,节目开始!一个一个与赛者,走到舞台中央, 十指飞跃,在黑白的键上,将音乐的生命化为震人心弦的旋律。 一般说来,与赛者的水准都还不错,至少比我在台湾所知的一些天才儿童要强 得多了。巴西文化深受十八世纪欧洲的影响,那是葡萄牙人历经二百多年,刻意经 营的结果。社会风气所及,一般家庭只要摆脱了贫困,子女读书与否倒在其次,但 一定要学习音乐,为的是点缀他们的生活,充实人生的意义。 直到中场休息,奇迹似的,我竟然能浑然忘我,沉浸在乐音中,度过了难关。 这可能是因为场中气氛严肃,也可能是演奏曲目的关系,并非所有的乐曲都能打进 我的堡垒。 对巴西人而言,音乐会正是他们社交的场合,在中场休息时,人人都挤到前厅 去, 彼此展示新装或闲话家常。 我看了看节目单,下半场有一首拉哈曼尼诺夫的 “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糟了,我的克星到了。不论我怎么努力,以往从来没有一 次逃过这首曲子无情的蹂躏。 我想逃,又舍不得离去,唯一的希望,是趁乱混上二楼,与那些平民在一起, 即使被人笑话,我也觉得自在一点。 没有人过问,我轻易地混上了二楼。原来这里像是屋内的屋檐般,设有一排座 位,可以俯视下面全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心里盘算着, 最糟的情况是这个位子上已经有人了,我还可以用楼下的座位与他交换。 一会儿,人们渐渐地回坐,这里的听众居然都是些年轻人,一个个身着便服, 叽叽喳喳的,互相打闹不休。 显然这里不是对号入座,大家挤着抢位子,各自占据有利的角度,有的要看人, 有的要看钢琴的键位,我这个角落则没人理会。 位子还很空,比赛又开始了。我才放心地,也学着他们,把头伏在扶栏上。专 心欣赏几十公尺外,音乐台上的演出。 等到一位年纪大约只有十六岁的男孩出场时,全场立刻响起了热情的掌声。然 后,拉哈曼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由琴键中滑了出来。 当我心中微悸,眼眶开始湿润时,立刻警觉地偷偷四望,左右两侧各有一男女 青年,看他们那副专注的神情,显然不会受到我的干扰。更令人安慰的,是我在左 边那位少女的眼中,看到了一丝晶莹的闪光,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还担心什么? 到了第二乐章,那繁复的和弦一再地堆砌,那种辛涩错综纠结,正像饱受人间 苦难的灵魂,挣扎着攀向云空。期望又期望,祈祷又祈祷,然而苦难未已,一波接 一波,残忍无情的压力,沉重地倾倒在晴天中,然后又是乌云重重。 失望、期望,期望、失望,重复来、重复去,不知重复了多少次。低音和弦在 咆哮,代表着地狱中的烈焰,高音的连续音阶,上下迅速地滑动,又赋与了些微的 契机。人世的罪孽,人类的愚昧,一而再,再而三地,湮没了无助的良知。可是, 总还有些灵魂,尽管在煎熬中,却还没有放弃希望。 那反复激荡的曲式与丰富无比的和声,交织成为残酷的真实。令人身历其境, 感受到绞心沥血的魔难,历尽了人类可悲的各种情景。 正当清丽的主旋律缓缓的由云天中挣扎着,探出一丝曙光之际,我还在强忍着。 突然,我听到左侧传来一声深呼吸的浊音,重击之下,再也阻拦不住,我崩溃了。 我躲到扶栏的下面,拼命摒住呼吸,任心灵与音乐在颤栗中融为一体。 等到我渐渐平静下来,环顾左右,才发现我并不孤独,即令我的表现最离谱, 对于楼上这些年轻人而言,也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任谁都是热泪盈眶。 下面大厅内,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绅士淑女们正襟危坐,乐声终止后,他们 很礼貌地左手轻拍着右手,或交头接耳,或点头表示赞许。只有我们这一群化外之 民,一个一个站起身来,拼命拍手,大声叫好。也唯有这样才能化悲愤为力量,把 刚才一直压抑的情绪,一股脑儿发泄出来。 经过了这场洗涤,我与这些青年交上了朋友,原来他们都是音乐学院的学生, 这所音乐厅正是他们的教室。我问他们,以我一个外国人,有没有机会到音乐院进 修? 那个女孩子一听,立刻把刚才的悲情拋开,高兴地说: “当然可以,原先也有个中国人,姓张,在这里学大提琴。后来他去美国深造 了,我们都很怀念他,你如果来了,我们又有个中国同学了!” 散场后,大伙一齐拥过来,她一一介绍给我认识,就像是老同学一样,我也毫 不客气地成为他们的一员。 由于知道进音乐学院有望,心情就轻松得多了。人总难免偏心,便特别注意本 校的选手。其实不用特别注意,她一出场,就把我的三魂五魄全给俘掳了。她名叫 卡洛,肤色泛着一点健康的、淡淡的古铜色,面孔清秀得不沾一丝人间烟火。她的 身材瘦削,穿著雪白露肩的轻纱礼服,长发微卷,飘游在两肩之上。 她一出场,全场就爆出了热烈的掌声,尤其我们楼上,口哨声、呼叫声此起彼 落,“亲爱的卡洛”更是不绝于耳。 她微笑着,向我们招招手,那黜黑的眸子,剎时钻进了我的心坎,我被她迷住 了。 可是她的琴艺却并不出色,充其量不过是熟练而已,有时几个生涩的音符跳出 来,同学们都不禁同声一叹。不过,她在我的印象中并没有因此减色。我开始幻想, 如果进了音乐学院,今后起码又有心灵的寄托了。 几天的比赛下来,在成绩还没有宣布以前,我就先认定了前三名的名次。大致 上我们几个人的看法很接近,只有我把那个十六岁的孩子列为第一,很多人表示那 只是我个人偏爱。他们所钟意的是个女孩子,已有二十岁,成熟稳重,弹的是贝多 芬的“皇帝”。我认为她弹来气派不足,不像皇帝,倒有点像皇后。 他们是科班出身,我这样一个外行,说出“标题音乐”似的感受,他们当然不 服。直到放榜时,前三名果然全部被我说中,这才得到他们的认同。 简单的笔试以及音感、节奏的测验,我就进入了“先修班”,学习小喇叭及声 乐。不到一年,我又通过了考试,进入“研究班”,专攻理论作曲,指导教授是威 德曼先生,也是音乐学院的院长。 在这段时间里,充满了平安与快乐,是我一生之中,少有的值得夸耀的日子。 只惜命运弄人,在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七年时,因父亲病危,我不得不中辍学业, 兼程返台。以至于我永生与音乐都只能保持着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 音乐学院在“卡内纳”区侧,一座小山丘的边缘,面临一个宽约数十亩的谷地。 绿荫中点缀着无数红檐素墙,充满拉丁民族的风味。校园是一排依山临坡的两层建 筑,四周环绕着高达丈许的阔叶树,优雅宜人。蜿蜒向左,有一条小径通往巴伊亚 大学的医学院,以及音乐院的演奏厅,再过去,就是卡内纳市区的广场。 一进学校,我就认识了一位满面胡须的青年,他名叫瑞纳多,我们谈得相当投 契。过不了久,才发现他竟然是我的和声学助教,负责指挥学校的学生合唱团。 学校里另有一个远近驰名、职业性的“牧歌合唱团”,由威德曼先生亲自指挥。 甫入学,就听到他们的演唱,那音色之优美,合声的齐一,令我向往不已。因此, 当我加入学生合唱团后,便拚命表现,仗着音量奇大,音域也广,我以唱歌剧的架 式,一心想打动威德曼先生,让我加入牧歌合唱团。 想不到的是,威德曼一听到我的声音就摇头,可是学生合唱团人数众多,水准 不一,正需要我这种“带唱”的角色。因为我的读谱能力很强,由女高音唱到男低 音,哪一声部弱了,我就唱那一部,立刻把学生合唱团的水准拉拔了上去。尽管如 此,却始终得不到威德曼的青睐,越想表现,越是进不了他的合唱团。 我为了想进牧歌合唱团,特别选了威德曼夫人的课,她也教声乐。学了一段时 间,威德曼夫人说要办一个师生演唱会。我们共有五个同学,我学龄最浅,她叫我 选唱一首中文歌曲,不论好坏,反正巴西人也听不懂。 我选了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练了些时,自觉颇有歌王卡罗素的神韵。 只是临场经验不足,想起在捷豹康乐队丢人的往事,很怕忘掉歌词。此外,我也自 觉有个缺点,这首曲子本该带着抒情意味,但在我扯开嗓门后,倒像“教我如何不 杀她”! 有一天,威德曼夫人病了,而演唱会在即,威德曼便叫我们到他家中去练。我 一听兴奋得不得了,这个机会太好了,一定要好好表现一下! 到了威德曼的家,果然他夫人病情很重,只好由威德曼陪着我练。他先看了看 谱,对旋律相当欣赏,又叫我解释歌词的内容,也频频点头,最后说: “不错!不错!你们中国人很懂得含蓄,好!好!” 他先把全曲弹了一遍,那种情调和我平时的感受完全不同。音乐之所以为音乐, 绝对不是几个音符的排列组合而已,作曲者对音乐的认识,赋与了感觉的生命。诠 释者要先能接受这种生命,再透过音乐的技巧,才能充分表达出来。 听威德曼弹琴是一种享受,我听得呆了,完全忘了来这里的目的。 他弹完了,望着我一笑,说: “看你的了!” 他轻轻地弹了前奏的那一个小节,是那样轻柔,彷佛在微风中期待着什么。 完了,期待什么呢?脑中一片空白,词忘了! 人一急,就胡涂起来,我告诉自己,威德曼这种诠释才是正确的,我千万不要 唱歌剧,不能学卡罗素! 可是,我应该怎样唱呢?第一句是什么呢? 威德曼又从头起音,我更急了,看样子我多半进不了牧歌合唱团了!如果在一 个重要的演唱会上,台上的我目瞪口呆,那会是什么情景? “中国人,唱呀?” 我们在上课时,因为要接受指导,习惯上都是站在钢琴侧边,面对老师。不幸 这个曲谱只有一本,放在钢琴架上,我什么都看不到。可是我怎能承认时到今日, 连词都不记得?唱歌的记不得词,就表示练习不够,怎能表演? “教授,我在想,我平日的唱法可能不对!”人一急,就胡编理由。 “怎么?到今天你才发现?” “因为刚才听了你的弹奏,我才发现!” “那不行,来不及改了,你就照平时练习的方法唱吧!” 我乘机偷看曲谱,把“天上飘着些微云”背了下来。 威德曼的琴音又响起了,“天上”!千万不要忘了!我一个劲在想“天上”, 又想把音量压低一些,前奏一结束,我紧张得深吸了一口气: “天上……” 如同“黄河之水天上来”,我一听就知道不妙,越想低,唱得越重。而且,天 上以后呢?云完了以后呢?管它呢!我不是声乐家的料子!我也不喜欢上台,我为 什么选修声乐呢?要想唱歌,自己躲在厕所里唱就是! “够了!够了!别唱了!”我正在引吭高歌,心中胡思乱想,却见威德曼痛苦 地用手掩着耳朵,叫得比我的声音还要大! 我连忙停了下来,威德曼气急败坏,无力地靠在钢琴上,说: “你不是说中国没有歌剧吗?” 这次的演唱会被取消了,理由是威德曼夫人的身体不适。但是我心里有数,分 明是威德曼怕我把音乐厅的吊灯给唱破了! 日子一久,我发现连音乐界也是一个是非圈,那种争名夺利的现象,比我在台 中农学院所见所闻差不到哪里去。学生合唱团原来没有人愿意负责,由于瑞纳多的 人缘好,领导有方,自愿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水准也不断提高。我们经常应各界邀 请出去演唱,在一致的好评之下,就有人开始设法争夺瑞纳多的位置。 那是在我读研究院时, 沙市正好有个盛大且隆重的弥撒, 要演唱布拉姆斯的 “镇魂曲”。参加的约有两百多人,几乎动员了全市的各个合唱团。 照理这次演唱应由牧歌合唱团担纲,但是威德曼一向偏爱技巧性的小品,尤其 是文艺复兴期的牧歌以及巴洛可时期的一些民谣。他能以轻柔有致的技巧,完美地 表现出各种和声的神髓,其趣味与布拉姆斯的风格截然不同。因此,他不打算以牧 歌合唱团主唱,遂叫瑞纳多以学生合唱团为班底,等我们练好了以后,再带领各合 唱团全面排演。 瑞纳多知道责任重大,他也没有把握能够练好,但是决定努力去做。他详细地 研究过全谱后,便把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叫去,先讲解曲子的结构以及应该注意的重 点,再教我们事先唱熟,负起“带唱”的责任。 镇魂曲以莫扎特的最著名,但却以布拉姆斯的最优美,只因布拉姆斯犯了一项 合唱上的大忌,就是常在无伴奏的情况下,在休止符的后面,突然用最强的合声, 作大幅度的转调。因为转调时音阶已很难掌握,又无伴奏,在休止之后,唱者原来 的音感已经消失,这时要能准确地唱出转调音符已是极难,还要用特强、整齐划一 的合声,更是难上加难。 瑞纳多特别教我们一种方法,就是在前一小节先将转调默记下来,休止时在喉 间微微哼着,时间一到,就放胆高唱,别人自然会跟上来。果然,尽管进度很慢, 一个多月下来,我们已经唱得有板有眼。 这时谣传有人要取代瑞纳多的指挥位置,我们打听之下,竟是与我同班的佐治。 他的父亲是本市的名人,有钱有势,他原来读医学院,因为喜好音乐,特别转学专 攻指挥。他与我同在威德曼的“音感”课学习,据我所知,他根本没有音感。不论 是固定调或是变调,他始终听不出主和弦与属和弦,更别谈什么大调、小调了。 如果是别人,我还不敢说,但传说是他,我压根儿不相信。不幸的是,校方发 布了公告,由佐治取代瑞纳多的指挥位置。 同学们一见布告,莫不气愤难平。我仗着是外国学生,兼以对威德曼很有信心, 不顾一切,闯进了他的办公室,劈口就问: “佐治凭什么取代瑞纳多?” 威德曼看我气冲牛斗的模样,没有立刻答话,他身体往后一仰,靠在高背的座 椅中,好整以暇地翘起二郎腿,不慌不忙地说: “为什么他不能?” “他学指挥才多久?这样难的大曲子,他能胜任吗?” “你进学校才多久?一年多吧?我不认为时间有多重要。” 他说得不错,是我自己弄错了主题,我立刻改口说: “可是作个合唱团的指挥,音感总应该很强吧?我不相信他自己能唱这首曲子。” “又不是要他唱。” 威德曼有这种看法我很失望,禁不住大声起来: “他得指导我们呀!唱得不好没有关系,音符总要唱准吧?我们唱走了音他总 该听得出来才行,不然的话,他指导些什么?” “别急,别急,我以为中国人很有耐性,有话慢慢讲。”他眼中闪着狡黠的光 芒,又说道:“我听说你们已经会唱了,还怕什么?” “教授,我们会唱是因为瑞纳多指挥得好,同样的道理,牧歌合唱团也是因为 教授您在指挥,不相信让佐治取代您看看。”我也回敬了他一招。 他耸耸肩说: “只要佐治愿意,我可以让位给他。”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的责任是提供高水平的音乐让人们欣赏,佐治如果 有能力,我绝不反对,为什么只因为他要,就可以为所欲为?” “为什么不?他有个好爸爸呀!” “有个好爸爸就可以成为好指挥?” “没有必要,他爸爸只要他当着全市的达官贵人,在大教堂指挥合唱,出出风 头。”他微笑着对我挤挤眼睛,又说:“你是中国人,理应了解其中奥妙才是。” 原来如此,我早该知道,只是我不相信威德曼也如此势利,最后我再问: “那您赞成他做我们的指挥吗?” “中国人,你以为我做院长有多大的权力?你想学音乐,要知道音乐家就是寄 生虫。看看历史上,有哪个伟大的音乐家不是仰人鼻息?以前是王公贵族,现在是 商人政客。你要追求真善美,他们要用你来装饰他们的地位和成就。如果不是你们 这次表现得好,谁会来抢这个指挥做?你想知道,我不妨告诉你,除了佐治,还有 不少人在打主意,可是在校董会上,佐治的爸爸出钱最多,没有钱,怎么办这样大 的演唱会?” 我颓丧万分,从小到现在,从中国到巴西,处处都是金钱在作祟。连音乐这么 纯洁的最后一片天地,也逃不开金钱的污染,人世中还有什么干净的地方呢? 现实的力量大于一切,我能不屈服吗?我又甘心吗?至少还有一种选择,我可 以放弃学音乐,可以不参加合唱团。 不仅是我,很多同学都忿忿不平,纷纷退出了合唱团。原来五十多人的合唱团, 突然间只剩下不到二十位。我们三个带唱的都退出了,指挥棒依然挥动,但没有人 敢先开口,人人都在等待他人,剎时,冷冷清清的,合唱团的声音寂静了。 一个多星期以后,练唱的歌声消逝了,就像“镇魂曲”的原意一般。终于佐治 自动地辞去了指挥的职位,音乐究竟是音乐,光凭财势,就算是手执一根纯金铸制 的指挥棒,也不能把人的声音化为优美的音符。 自从这次的事件后,我又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做个音乐家?就年纪来说, 我已经快三十岁了,还只学到一点皮毛。我从头到尾分析过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 其技巧的圆熟,结构的精密,令我难望其项背,充其量未来只能在音乐界混碗饭吃。 然而自己性格太倔强,不肯向现实低头,如果没有过人的本事,有谁会将就我?赐 我嗟来之食? 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所追求的人生真理又在哪里?不论如何,音乐还可以 给我一丝安慰。既然这个世界已经被金钱和权势统治,到最后忍气吞声,我还可以 把头埋在音乐里,不理会这世上的一切噪音。 我有很多新的构想,我一直认为中国音乐之所以落后,是因为语音已经占用了 旋律的缘故。声音的排列原本有限,不过靠着喉管、口腔、齿牙与唇舌的些微变化 而已。国语约有三百多种音,而全世界各种语系加起来也不超过五六百种。为了辨 识,很多民族采用了复音,利用多重声音的组合使种类增多,也就是所谓的拼音法。 中国因为象形文字发展得很成功,不能轻易放弃,因此在语汇增加,语音已经 不敷辨识所需的变化时,便把音调加了进去,成为四声。有了四声后,单字的辨识 率便增加了四倍,变成了一千三百多种音。后来随着文化的发展,词汇大量应用, 竟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在人类语言系统中独树一格,屹立于世界。 这种牺牲音调而充实语音的作法,当然有得有失。所得者,在文字的表意上得 以把由初民开始,最详实的思考痕迹成功地保留下来。文化的发展是渐进的,人智 也在不断的开展中,尽管少数人具有莫大智能,但时机未到之前,人类理解能力的 根本却难以知晓。 此外,中国文字之精简,文义之丰富,蕴涵之广泛,也是举世无匹。更难得的 是“书同文”的制度能把历史甚久、民族复杂的整个社会体系,成功地溶为一体。 不论各地方、民族的语音如何,同文同源的结果,使得整个国家得以团结认同。 牺牲了音调,音乐就难以发展,西方音乐源自于早期的吟游诗人。流浪四方的 艺人,以歌唱谋生,他们传颂各种民间传说,或者是战争、灾难等故事。后来这种 游唱分两支发展,一是“牧歌”,一是由多人组成、且演变成以表演为主的“悲剧”。 仅仅是清唱,音调难以掌握,不适合于一般人,故有了四弦琴之类简单乐器的 发明。乐器本来是为了伴唱,但是各种乐器广阔的音域与多变的音色,又启发了人 们的创造力。使得更多更丰富的乐器应运而生,其中最重要的是“键琴”,可以同 时发出多种音调。 后来,德国人巴哈把这种键琴加以规范,将音阶依人感知的特性,分为十二个 等比的共振频率“半音”,根据半音的不同组合成调,成为“十二平均律”。有了 理论基础,调性、对位、和声、曲式等才逐步发展出来,音乐也有了完整的生命力。 后人推崇他的贡献,称之为“音乐之父”。 中国早期也有诗歌,但由于语音中已经有了音调,不需要刻意的“唱”,只需 把音调的特性夸张一些,就有了抑扬顿挫的变化效果。这种“吟”法人人都会,也 就没有发明乐器的需要,了不起一根棍子,一块石头,用以强调节奏即可。 正因为不需要乐器,失去了“键琴”的发展背景,就没有“和声”的环境,无 法产生半音阶的观念。 中国音乐因此变得极为单调, 不得不走上文人的写意音乐 (有了毛笔和纸张后,书法盛行,由书而画,故国画也不重写实而重意境)。最后, “知音”者越来越少,永远停留在初民音乐的“五音阶”阶段中。 中国音乐与诗歌的结合,大约始于商朝,太早脱离了叙事的色彩,便渐渐成为 精致文化。于是,主政者以之作为行为准则教诲的工具,故有周公“制礼作乐”之 举。既为社会的教化工具,人性受到陶冶,刻意地忽略了音乐的技巧发展。 文化的断层就发生在这里,时到今日,我们处处模仿外国,传统的诗词已为今 人所扬弃,新的理念又未建立。我们引进西洋的歌曲,嵌进了中文的音调,唱起来 是一字一音,字音与曲音相混,除非是预先知道歌词内容,否则听者真不知所唱! 一个落后的国家,百废待举,有谁会关心音乐呢?国家民族的兴衰在人,人的 力量则来自自我,自我的力量系基于对文化、传统的信念,由此才能从生理的依赖 中断脐而出,从而自我认知、充实,形成力量。 这绝不是空话,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木是工具,运用工具要靠技 术,而学习任何技术,十年的时间绝对足够。但人却不然,所谓的百年是指超过一 代以上的时间。所有历史上的强国,无一不具有强大的文化背景。也从来不曾有过 一个国家能够雄峙百年,而不具备文化基础! 当年在日记中,我曾写了很多音乐理论,不幸现在手头没有资料,只能就记忆 所及加以记载。 兹以国语为例,四声可以视为主和音的三个音:“MI- DO-MI SOL (低八度)-DO MI-SOL(低八度)”第一声平平地延长,第二声向上升,第三声则由低 八度的属和音上升,第四声需要由高向下滑,且速度要快,以便把音感破除掉,故 有人称之为破音。 国语说得标准时,应该是大调的主和音,音感很大方、宏伟。据说当年在决定 “国语”时,敝家乡话--湖北音,因为“辛亥革命”的因素,也曾列入考虑。但 是湖北音属于小调,婉转有余而气魄不足,故未获垂青。 我曾对好几种中国方言作了系统的研究,像四川话没有尾音,语调干脆而生硬。 山东话每个音都有尾音变化,又不够严谨。而广东话将“四声”变为“八声”,过 于复杂。当然除了音调之外,还有音色的因素,也就是发音的口形与部位,但这却 与音乐无关。在所有的方言中,北京话的优点,正是其音乐属性的特征。 假如要唱中文歌,必须先掌握文字四声中的音频变化,使音乐的曲调成为载具, 让文字的音调浮在其上。这样既不妨害音乐的进行,又能兼顾中国文字的特性,一 听就懂。为了便利后学,大可订些规则,如同对位法一般,有心者不妨一试。 威德曼教的是“新音乐”,上课时根本没有教材。他只是提供一些作品,在其 指导下,大家相互探讨。 比如说荀伯格的作品,在威德曼的解说中,有四种创作的法则。这四种法则听 起来似乎煞有介事,我一听,就对威德曼表示,这些法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避免 音乐的调性,这怎么能称做法则呢? 威德曼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认为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使首调音乐变成无调 音乐,就可以称为法则。他甚至问我有没有其它方法,能得到同样的结果? 当场我的确被他考住了,但是我不甘示弱。下课后我写了一个简单的公式(时 日久远,现在已记不完全了),是将主和音的排列组合变化全部展开,只要十二个 半音中,能够产生大、小和弦音阶者,不令其出现在同一小节中,至于三和音更不 可出现在同一乐念中,这样就可以得到同样的无调性音乐。 威德曼看了大吃一惊,从此对我刮目相看。 还有一次上“听声、辨音”课,目的在训练我们分辨各种音调及调性。训练时, 听者一听到钢琴声,就要说出该音的名称。每次他一按键,我都能快速而正确地指 出,到后来他只好禁止我再开口,好让别人练习。 下课时,他问我是不是有“绝对音感”,我说没有,同时告诉他有关中国语音 的调性特色。他听了,建议我改学指挥,我表示没有兴趣,他好心说: “我是为你好,作曲是没有前途的,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我知道他的好意,可是,我如何解释自己的心态呢?不得已,我只好说: “我只是希望多了解一点音乐而已。” “唉!中国人真难让人了解。” 我曾写了一首曲子,是以“标题音乐”的方式,描述有几只蝉正在引吭高歌时, 飞来了一只鸟,逐一把蝉吃了。最后被吃的是一只“大蝉”,与鸟挣扎了片刻,虽 然不幸性命难保,却卡在鸟的喉咙里,鸟也因此不能欢唱了。 威德曼叫我拿去给管弦乐团试练,由于主角是只“大蝉”,我选了“巴松”管 来演奏。不幸吹巴松管的是位业余的老乐师,对一口气要吹八个音节无法胜任,不 得已我只好改成四个音节,蝉声于是变得断断续续的,气势全无。 更令我难以为继的是,这位老乐师不能掌握节奏,我要求的是很平滑地由慢而 快,先是一拍、两拍,在四拍后,则用五连音、六连音一直到十连音。每换一小节, 则升高半个音阶。练了几天,老乐师不知所吹,连声咒骂不止,我也头大如斗,只 听到一片鬼哭神嚎,最后不得不宣布放弃。 我还设计过一种曲式,利用中国“织锦缎”的结构,以一部分乐器相互交错, 形成很规律的背景,有如锦缎的衬底花色一般,再用主奏乐器“绣”出上层的“乐 念主题”。这种方式倒是很适合中国五音阶的调性,也能充分表现中国音乐的特殊 风格。威德曼很欣赏,可是基于种种机缘,我中途变节,计划又胎死腹中。 另外我还写了一首混声合唱曲,中国民谣式的“塞外组曲”。可惜巴西人学中 文发音有问题,唱来始终像田中群蛙竞鸣,后来只好不了了之。 可是在教他们中文时,却让我对中文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从而开启了后来致 力“中文自然语言”的契机。其中细节将在第三集<炎夏>中讨论,在此从略。 学期中,作曲班的同学有一个新曲发表会,由于我所作的曲子都不可行,所以 没有报名参加。那一次的演出令我目瞪口呆,万万想象不到那就是我所积极努力的 方向与远景。从此,心里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参加那次发表会的,一共有七位同学,都是本院的菁英。在学习了几年的作曲 以后,各自拿出了他们呕心沥血的作品。当着沙市近千名衣冠楚楚的名仕淑女,在 威德曼先生的指挥下,由本校的管弦乐团盛大隆重的演出。 第一个节目,曲名叫“风”,威德曼先生出场后,全场均报以热烈的掌声。只 见他把指挥棒一举,乐队各自作好准备动作,然后就僵在那里,足足有三分钟之久。 除了听众席中偶而传来轻微的咳嗽声外,一切都静悄悄的。然后威德曼把指挥棒放 下,返身向听众席深深的一鞠躬,全场无不愕然,原来“风”声已经止息。 第二个节目的曲名是“女高音”,原意是由横笛起一个音,而且是自由音,也 就是不硬性规定什么音,越随兴越好。然后一位女高音由后台出场,接着下去自由 发挥。这首曲子的作者曾与我讨论过,他的构想是要制造一种飘逸的效果。在表演 时,吹横笛的是位女仕,好心的想吹一个比较适合的音调,不幸因为太自由了,一 时拿不定主意,吹走了音。闹得表演的女高音跟不上去,场面尴尬,只好草草了事。 第三个不知何名,也不知道台上是在演奏,还是乐师们在调音,一阵混乱,定 音鼓声越敲越响,突然间,又演奏完毕。 第四个,第五个……简直没有一首能称为“音乐”,只可怜了那些乐师们,他 们多半是我们的老师,平素颇有几分威严,此刻都变成了舞台上的小丑。依据演奏 曲子的指定,一下搬搬椅子,一下很勉强的哈哈狂笑,再不然就拿心爱的乐器当作 玩具耍弄。总之,出尽了各种丑态,人人想笑,但大家都咬紧了牙关,装出很能欣 赏的神情。连威德曼这位伟大的导师,也多次的摸摸鼻子,揩揩脸,一副忍俊不住 的模样。 演奏全部结束了,照例全场一致热烈的掌声。每个天才般的新秀作曲家,在威 德曼的介绍下一一出场,接受听众的欢呼,彷佛要补偿以往那些曾被埋没的大师们, 一点内心的歉疚。 如果说这是一场马戏团的娱乐节目,我觉得倒很有欣赏价值。再不然,用来嘲 弄那些自以为很懂音乐的淑女绅士,也不失为绝妙的场合。但是,人人都那样认真, 作曲家纷纷高论他们的意境,听众也若有所悟,连威德曼也挂着神圣的面具。他们 一致认定这就是“新音乐”,我则完全迷失了。 事后,我找到威德曼教授,请他指点迷津。我们在学校的福利社里,喝着苦涩 香浓的咖啡,拋开了师生的立场,作了一次令我顿开茅塞的讨论。 他首先说: “新音乐不一定是好音乐,但是一定要有创意。历史证明了当代人所不能接受 的,未来很可能成为主流。巴哈、贝多芬、狄布西、史特拉文斯基、荀伯格等,没 有一个例外。正因为他们有些新的观念,而这些新观念在当时还没有习惯,没人能 够领受。因此,身为一个作曲家,不能不走在时代的前端,为创造而创造。” “我同意,可是音乐总有音乐的范畴,为了创造而创造,离开了音乐的领域, 又怎么能称为音乐呢?” “你能为‘音乐’下个定义吗?当年巴哈创立平均律时,人们说那不是音乐。 贝多芬首先使用属和弦的第七度不协和音,也被人斥为离经叛道。狄布西开启了印 象派,采用东方的五音律,人们觉得他很怪异。另外史特拉文斯基打破了节奏的观 念,荀伯格扬弃了主调,采用十二半音阶……这些在当时都曾被人们批评过,认为 那不是音乐,现在呢?你怎么能说你不能接受的就不是音乐?” “至少,那还是声音的变化,还有一个符合人性需求的理论基础。” “新音乐当然有它的理论,每一个新观念都是既有领域的突破,在这么长远的 音乐史中,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被以往的大师发挥到极致。曾经有人用计算机计算过, 最后一个和弦被狄布西用掉了。此外,节奏、调性也不可能再有新的变化,音乐还 剩下什么呢?只有音色、音量罢了。但那只是技术,由各种不同的乐器,发出不同 的乐音,产生不同的效果而已。要突破,就要尝试不同的方向。” “为什么一定要为突破而突破呢?多出几个贝多芬一样的大师,不是更能令我 们享受音乐的神韵吗?只为了求新的变化,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知道你的想法,可能你是中国人,不了解我们西方人的思想及背景。我们 的社会只崇拜第一,没有与别人不同的特色,再好也得不到应有的地位。例如布拉 姆斯,他的作曲技巧以及才华天分,没有一点比贝多芬逊色。可是,由于他的风格 与贝多芬雷同,那就等于说,他没有任何突破,所以得不到应有的评价。”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提供了我们美妙的音乐,我们一样地欣赏、感动,这 不是一个作曲家的最高目的吗?” “所以我说你可能不懂,我看过一些介绍中国文化的书,你们把个人的名利放 在其次,为艺术而艺术,为音乐而音乐。甚至一些思想家还把他们自己的作品,冠 上前人的名字。这种忽视自我的现象,对我们来说才是不可思议的。” “可是,为了自我的成就,也不是标新立异就可以达到的呀!”文化上的殊异, 的确是很难沟通。 “那你更不能懂了,就以绘画来说吧,达达派米勒的画,到今天为止又有几个 人真正的欣赏?在画布上画个圈,有谁不会?只因为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所以 有了不朽的地位,正因为我们鼓励求新求变,所以才有变化,才有进步。” “进步的结果呢?艺术品成了悬挂的装饰,音乐成了冒充知音者的点缀。人们 只为了表示自己有欣赏的水准,不惜互相的欺骗、抬哄,以至于让真正喜爱的人感 到失望,而远离了这些虚伪不诚实的市场。很显然的,任何古典音乐会的听众,都 比不上热门音乐会的多,那不正是我们从事音乐者的耻辱吗?” “不能这样说,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不是人人能接受的。” “为什么呢?我听过很多由古典音乐所改编的通俗曲子,一样能被大众接受。” “那是因为我们听多了,就习惯了,习惯了就会喜爱。如果荀伯格的曲子,大 家都听习惯了,一定也会喜欢的。” “这点我不同意,人们能够习惯的,一定是能符合人类生理特质的。比如说, 和弦用尽了,还可以在曲式上变化,也可以在配乐上创新。然而,那些噪音或是胡 闹一番的表演,只有让人刺耳作呕,不但不能习惯,反而还会敬而远之。” “你错了,曲式和配乐不能算是新的概念,要求新就不应该有限制。全世界的 音乐演奏会上,都有些所谓的新音乐,而且分量一天一天的在增加。当年那些大师 的作品,也是经历了一样的过程,到今天才被肯定的。” “据我所知,在以往,乐团只是贵族专用的,一般社会大众终年难得听到几次 音乐演奏。所以,再好的音乐也要很久才能渐渐传播开。现在呢?音乐会随时都有, 再不然,人人可以买一张唱片、一卷录音带,一天听上千百次,能不能听习惯,并 不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证明。我们所知的新音乐,至少也有近半个世纪了,可是任 何音乐节目单上,印象派以前的曲子,还是占了四分之三以上。如果这样还不能习 惯,究竟要多久才能习惯?不仅如此,我们在市面上能看到的古典音乐唱片中,所 谓的新音乐还不到百分之一。如果不是大众的唾弃,无法习惯,还有什么其它的原 因呢?” 总算我提出的这个论据,让他停下来想了一会,然后反问我说: “那你是反对追求新的音乐啰?” “教授,我没有这个意思,也不会这样想,求新求变是人性的特质。但是,音 乐是给人的耳朵听的,要配合人生理、心理的特征,才是求新求变的正确方向。” “我承认你有些观念超乎我的想象之外,可是我不认为世界上有所谓的正确方 向。当今的哲学都趋向于空谈,宗教也被视为迷信,甚至理论物理学家也走到了人 类思考范畴的尽头。你怎么能肯定地说,什么是正确的?” 他触到了我所追寻的问题核心,我当然还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但是我会去 追求,绝不轻易接受良知所不能接受的定论。或许他有些精辟的见解,至少他是我 所见到的人中,唯一能真正提出理论,能对我有所启示的。因此我又问: “那么,您认为创作的标准是什么呢?如果您自己都不同意有正确的方向的话。” “我认为只有凭着个人追求创新的良知,以及追求作品的完整性,才是一个艺 术家所应禀持的标准。” 艺术是一种纯主观的创作,个人的色彩丰富其艺术价值,创新则开拓了其领域。 由于客观环境对主观个体的影响,任何一个时代的个人,他的经验和认知,必然会 与新事物、新观念相融合。如果艺术家真能本着良知,去追求艺术创作,倒不失为 一个正确的原则。但他人又能凭借什么去判断,以证明一件艺术品,是出自艺术家 的良知呢?至于作品的完整性那更抽象了,可是这是技术的层面。在求新的原则下, 不能有任何成规加以限制,只有靠作者自我的努力以及大众和时间的选择。 我再没有理由反驳他的看法,只是感到由衷的失望,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学习, 以符合这种标准。如果顾虑到自己的良知,那做不做音乐家又有何分别?如果为的 是名或利,更不必考虑做音乐家了。事实上,有不少人从事通俗音乐或流行歌曲的 创作,他们名利兼收且自得其乐。如果以上述的原则去衡量,难道我能肯定的说他 们不符合标准吗? 今天的艺术家,深陷于方向和原则的矛盾之中,在西方自我成就的价值观下, 既受到名与利的诱惑,又在古典大师的精神中,渲染了浓厚的完美理想主义。在两 个极端之间,激荡徘徊,无所适从,于是各式各样的理论大批出笼,各行其是。 艺术需要创新,且在创新的过程中失败的机率极高。我就是个最勇于创新的人, 学音乐原来的目的,就是想要学些创造的方法。但我总认为创新不等于纯粹的排列 组合,如果说只要没有人做过,就算是创新,这必然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因为,若人人求新,世界上艺术家不知道有多少,我们凭什么认定是否有人曾 如此这般地创新过?如果不知道,艺术终将归于虚无。如果确实是创新,但只是为 了求新,这种艺术品的意义又在哪里?最后一点,艺术原是用来美化人性,充实人 生的精神粮食,求新作为知识追求的标准或许可以。然而人性从来没有新过,短短 数十年的人生,能够了解认知身旁繁复的事物已属难能可贵了,又怎能接受永无止 境的新艺术? 其结果,正是这个时代所显现的,艺术家已成为点缀品,如果没有商业行销的 手法,得不到企业界、政界或媒体的推销,艺术家就无法生存。当艺术品成了商品 时,艺术的真谛已然宣告死亡。 现代艺术家的这种地位,比处于封建时期者还要可悲,至少那些附庸风雅的王 公贵族,对艺术家还持着一份尊敬的态度。而新时代呢?利用了人性的贪婪,艺术 品的价值不断被哄抬,其目的只是想使仓库中的收藏品更值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