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归途 美国、打工、雪地、父丧 我把能够变卖的都卖了,包括那支心爱的小喇叭。所有的钱凑起来大约有一千 三百多块美金,还不够买回台湾的飞机票。幸好那时敏姐在美国洛杉矶,姐夫任职 领事馆。我决定先去洛杉矶,找到敏姐再想办法。 九月初,我到了洛杉矶,由于事前没有通知她,加上多年未见,她几乎不认得 我了。我说明了经过,她则认为家里这封电报必有隐情。因为几天以前还有朋友谈 及家中情形,说父亲退休后,在继母的怂恿下,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居然开始做起 生意来了。谁都想不到,父亲一生视财物为粪土,竟然晚年失节。 可是若父亲安好,那叫我回去做什么呢?敏姐认为既然要做生意,就要资本, 她听说继母到处宣传,说我在巴西作画发了大财。如果专程叫我回去投资,我是绝 对不肯的。必然是以父亲病危作为理由,先骗我回去,再设法说服我。 我先还不信,立即发了封电报,请父亲寄些路费来,同时写信给几位在台的亲 友,请他们代我打听一下。 结果证明敏姐的判断完全正确,父亲来信说病已痊愈,叫我留在美国,不要回 台。而亲友则一致表示父亲身体很好,只是为了做生意,到处借钱。在字里行间, 每个人都暗示着对继母的不满。 敏姐看了父亲寄给我的信,她指出那不是父亲的笔迹。我记得大约在一年以前, 父亲曾写信说明,因为他的视力不好,家信概由继母代笔。日子一久,我根本没想 到这些代笔信很可能已不是父亲的意思,以至于在盲目冲动下,拋弃了在巴西的一 切。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该怎么办呢? 回巴西吧?不论有没有必要,八百多块美金的机票从哪里来?再说,学校的退 学手续已经办了,我好不容易申请到的一点助学金也没有了,以后的生活要靠什么 维持?还有,我该如何面对艾洛伊莎?难道告诉她,我是个自由人,想走就走!现 在,我需要她,想回到她身边,我就回来了? 回台湾是不用考虑的,国外生活再苦,却是海阔天空,心情畅快得很。大家都 劝我留在美国,我也知道这是唯一的选择,只是我很不甘心。打从中学起,由于我 恨英文,不仅不愿意学,而且还信誓旦旦,将来绝对不去美国。 考虑再三,我列出各种有利的理由,设法说服自己留在美国。工作、语言、文 化背景、生活习惯等,倒不是问题,甚至于,为了我追求的目标,更有深入的必要。 好在在这个时代,美国不论在哪一方面,对人类社会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迟早我 都要了解她,多少困难都必须排除,否则,我不够资格自命为人生真理的探索者。 孙振先是我在巴西认识的朋友,也是学农的,这时刚好他来找我姐夫办事,一 见到我,他乡遇故知,立即邀我去他家住,并热心地帮我找工作。他太太叫露西, 是实践家专毕业的,做得一手好菜,也非常好客。他们住在好莱坞区,在日落大道 与高原街交叉口附近一所小巧精致的木屋内。 他所从事的工作是一种很特殊的服务业,专门为别人照相。客人只要打电话到 他公司预约,定好时间,老孙便依约准时去拍照。这样也可以称为“工作”?我实 在佩服美国人的生意头脑,只要有需要,就有生意,就有钱可赚,利人利己。 敏姐本已说好介绍我去一个加油站工作,但老孙极力反对,他说在美国找工作 很容易,不妨找个比较理想、收入多的。所以当他去修闪光灯时,顺便问老板要不 要工人?刚好工厂缺人,便叫我去考试,考完立刻录用。 由于事先没有准备,更没想到刚到美国就有了工作,如何上班立刻成为首要问 题。我没有汽车,也不会开,甚至于根本没开过。然而在美国,尤其洛杉矶是有名 的专为汽车族所设计的都市。这里的居民除了未成年的小孩和行动不便的老人外, 人人有车,有些人甚至还不止一辆。 第一天上班是搭公车去的,由住家的好莱坞到我上班的伯本区,开车不过十分 钟,可是转两班公车,却花了我三个小时。老孙一再叮咛,说等公车很难,可是怎 样也想不到,竟难到这个地步。 我决定要买部车,钱虽是问题,老孙还可以借我,麻烦的是要先学开车。在美 国时间就是金钱,有什么方法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同时解决买车、学车、开车三件 事呢? 我的看法是,先买车再学开车,因为我怕麻烦别人。老孙不赞成,说在美国如 不先学会开车,没考上驾驶执照,出了车祸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我争不过他,只好 在他的指导下,先在一个公园里学了十几分钟,自己觉得相当不错,但是老孙认为 还差得远。 我心急如焚,等不及了,便去找姐夫,说是要考驾驶执照。姐夫以为我会开车, 便带我去一个地方,说认识那里的考官,说不定比较容易过关。 因为姐夫是外交官,家里经常举行酒会,邀请一些“大人物”。以一个驾驶官 而言,一辈子也没有几次机会可以和那些大人物来往。所以姐夫乐得送个人情,有 酒会时,也顺道把这位考官请去,做做国民外交。结果两个人成为好友,也方便了 我这个考生。 果然那位考官非常卖帐,尽管我的技术欠佳,所幸他手下留情,七扣八扣还得 了七十多分。感谢姐夫和他的关系,我通过了考试,成为汽车俱乐部的新会员。有 了驾照后,再以分期付款买了部流线型的“柯威尔”二手车。车一到手,第一件事 便是以八十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了一阵子,享受一下“行动自由”。 那时已是深夜,等我想到该去姐夫家表达谢忱时,已在高速公路上失去了方向 及距离感。直到买来地图,按图索骥找到姐夫家时,我才知道刚刚已经开到内华达 州了! 那次的冒险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就像一个未曾在刀山上失手的人,总会一而再, 再而三地,不断在刀尖上打滚。 上班的伯本,是一个住宅兼工业区,位于好莱坞北方约十余哩,工厂及办公室 林立。而我住的地方,就在中国大戏院旁边,刚好是好莱坞的商业中心。所以,每 当上下班时,与车辆流向恰恰相反,高速公路上经常畅通无阻。 由于时间充裕,我又念念不忘往日未竟的梦想,便参加了一间著名的绘画函授 班,按步就班地学画。但时间还是太多,再说音乐也好,绘画也好,其实我真正不 能忘情的,却是电影。今天误打误闯,来到了好莱坞,为什么不乘机求教一番呢? 就在住处不远,我看到一家甚具规模的影剧补习班,宣传看版上,挂了不少电 影界有名的人物。我决定去修习编导,明知道自己的英文很差,好在学的是观念和 原则,所以硬着头皮,又做了老贡生。 由学习中,我发现美国专门培养技术人才,不论是绘画或是电影,都有一套一 套的公式。照理,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长处,教者应该因材施教。事实上不然,在 函授绘画班上,我很快就看出“对方”只是一种机构。我完成一部份课业,他们就 寄来一些资料,内容与我的程度、学习的优劣无关。 以商业立场而言,这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这所函授学校标榜“因材施教”,说 每个学生会有一个名画家亲自指导!我也选了一位名画家,且是一位中国人。我常 在画稿旁写些意见,请老师指正,可是从不见回音。 电影班更好不到哪里去,编导班共有二十多人,由一位“名导演”(导过电视 剧Sm oking Gun ) 授课。这位老师吊儿郎当,最喜欢指导亲吻的戏,常找些演员 班的学员来实验,每每一堂课就在吻来吻去中结束了。 可是,我也有收获,那是这位老师无意中透露的。 记得是有位学员问他一个问题,我没有听懂,导演老师说: “不必担心,这个有公式!” 那位学员又连续问了几个问题,答案都是: “有公式!” 只怪我英文不好,难道是上数学课吗? 下课后,我去问那位同学,什么公式不公式的。 “我是问他系列戏剧与单一戏剧的发展技巧,他一讲我就懂了,他是说一切都 有一定的公式,连单一剧都不例外。” “戏剧是创作,怎能有公式呢?” “现在是商业,要大量生产,所以只要会用公式就好了。” “那他为什么不教这些公式呢?” “啊,用不着,书店就有。” “那我们在这里学些什么呢?” “学什么?等机会呀!” “等什么机会?” 他很奇怪地瞪了我一眼,才发觉这个东方人是个白痴。 “等他提拔呀!哪天他拍戏需要帮手,就会在我们这里找。” 原来如此,这一来,我也懂了,真要学电影,还不如上电影院。一部好片子, 里面有学不完的宝贝,所有的艺术,都只能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去体验。因为艺术不 是知识,只能依感官的观察与意识的表现,而不是可以藉概念的学习得到的。 我工作的地方虽号称工厂,其实是间小店,专门装配及修理各式闪光灯。店名 叫“诺曼企业”,只有老板、一位女秘书、工程师及四个技工。当时所规定的最低 薪资是每小时一元七角五分,我们工厂采用工时制,我每小时可得两元五角。工作 多时,每月可以赚到八百多元,比老孙的收入还高。 人生是多么的不公平!同样的我,在巴西拼命工作,不过月入数十美金。只因 国家富强,便人人沾光,为什么人们不先努力使国家富强呢? 工厂里熟练的技工,平均每天可以装配及测试一个闪光灯头,我一去就发现他 们的工作方式很不合理。等我把各种情况弄熟了,便自行设计了一条生产线。一个 月后,平均每天可以生产十个灯,甚至有一天我创造了生产十七个灯的记录。 老板名叫诺曼,年纪和我差不多,他很欣赏我的工作,每个月自动给我加薪一 次。到了第三个月,已加到三元五角一小时。他告诉我,那是技工最高的工资了, 以我的能力应该还可以再加上去,但是必须先通过工程师鉴定考试。我看了看考题, 知道毫无希望,也就心安理得安分地工作下去。 诺曼又开始教我设计电源供应器,原先是由一位工程师负责,一个月只能设计 一台,而且常常在测试时爆炸。最初我也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胜任,一个星期后,我 完成了一台。测试之下,一切良好,那位工程师愤而辞职,此后即由我来代理。 我以为美国人讲究效率,加上诺曼做事合情合理,士为知己者卖命,我那个改 不了的老毛病又发了。 我们的产品设计得很差,外形不美,而且又大又重。这种闪光灯多半是供应给 一些流动的家庭摄影师,他们每天背来背去,巧拙轻重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我研究 后发现,以现有的材料,体积至少可以节省四分之三,重量可以减轻五分之四。 哪知诺曼坚决反对,他说我不懂做生意的门道,顾客要求的是“货真价实”, 只有做得又大又重,买者才肯出高价,我们才有利润。 同事们也对我抱怨有加,因为我们是计时论酬,工作效率提高了,工作时数便 相对的降低,钱也就少赚了。叶落知秋,以一个小小的工厂,只有几个人,大家成 败与共,才有安定的工作机会。老板不求改进,满足于现状,工作人员则只顾自己 的利益,不为经营者设想。长此以往,怎能在市场上与他人竞争呢? 同事中有位名叫彼得的小伙子,个子很高,喜欢打篮球,和我兴趣相投。他每 天装一个灯,慢条斯理,不慌不忙。有一个星期天,他邀我去打球,我们一矮一高, 组成一队天龙地虎,倒颇引人侧目。 休息时,我正在喝沙士,突然听到他说: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在‘喝’碳酸饮料。”我以为他在教我英文,所以特别强调“喝”这个字 的“现在进行式”。 “不,我是指在公司里。” “啊,混日子。”我才知道又是老问题。 “如果你想多赚点钱,我绝对支持你,但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我敢担保诺曼不 会再给你加薪了。” “我知道,我只是尽责任。” “狗屎!你的责任是一天做一个灯。” 一来我不愿跟他争,二来我再有理,用英语也讲不出,只好说: “可是我‘不会慢’!”我想说的是“慢不下来”。 “狗屎!‘不会慢’,没有这种事。” “真的。” “狗屎!狗屎!” 连续几个狗屎,把我惹毛了,我用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发起高论来: “做得多,公司赚了钱,公司就会大,公司大,我们大家有好处。” “你在做梦哩,公司再大,诺曼也不会多给我们一毛钱。” “至少……”我不会说有“面子”,改口说:“有希望。” “狗屎!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自己有钱。” “怎么能自己有钱呢?” “等机会呀!机会到了大捞一笔,谁不是这样?” “可是国家……”我想说这样国家就很危险了。 “什么国家?国家就是要帮我赚钱的。” 不同的意识型态,加上我受限于语言,再谈下去只会伤感情。或许他的想法有 点极端,但我所接触过的人,不论在巴西还是在台湾,这种论调好象是种流行的时 尚。看来极端的应该是我,至少,我不合时代潮流。 美国的人口比中国少了五倍,可用的土地则大了十几倍。再加上他们没有历史 包袱,没有不断的天灾战祸,又承袭了欧洲的工业文明。人在富裕之余有这种自私 自利的思想,原也符合人性。可是为什么中国人也有这种想法呢?尤其是高级知识 分子。如果有能力的人只为自己谋利,那整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呢? 美国人没有国家观念,是因为国家形成的时间短,又得天独厚,还没有经历到 国破家亡的惨痛。就像人在青少年时期,不知天高地厚,一切欣欣向荣,充满希望。 然而,一近中年,生老病死的际遇纷至沓来,双亲或尊长不是大限将到,便是病痛 缠身。至于自己,不成家固然不可,成了家,各种负担宛似无止尽的梦魇。 美国目前还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国人正是时运当头。唯有等到国力耗尽、资 源枯竭之时,才会重新整理他们的经验,认识到人间真相。 立妹在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教心理学,寒假时邀我去玩。多年不见了,她结了婚, 生了个乖巧的女儿。往事好象天边的浮云,虽然是亲兄妹,基于特殊的家庭状况, 我对她的了解却是模模糊糊的一片迷雾,连想象都着不上力。 我乘着灰狗巴士,横跨了加里佛尼亚、内华达、亚利桑那三州,沿途见识到美 国的峡谷与大漠。在这个时代里,中国人在种种原因下,宛如世纪初的犹太人,天 各一方、骨肉飘零。我心中感慨万分,真的不知道应该如何与她叙旧。 那时车外下着大雪,一望白茫茫无际的大地,心中冉冉浮起幼年时的北国风情。 母亲在我的心底,一直是一个枯瘦如柴的影子,成年躺在病床上干咳。那种咳声断 断续续,有气无力,既夹杂着无比的痛苦,又代表着无助的挣扎。 由于台湾没有雪,失去了联想,回忆之窗也就紧紧地关闭着。这时,在灰沉沉 的天空中,一些轻灵细白的雪花,缓缓地游移到眼前。甫接触到车窗上的玻璃,就 依附不去,由一朵朵六角形、伸展着纤毛的小精灵,顿时化为一片半透明的光影。 透过光影的芒彩,一幅一幅鲜活的景像,突然跃入眼帘。 记得在北平时,母亲完全不像是个病人,她常带着立妹与我去北海公园溜冰。 还有一个瘦长的身影,也同时出现在回忆里。我们叫他三舅,他很会唱歌,我记得 最清楚的,也是他经常唱的一首: “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那静静的黑夜里,想起了我的故乡……” 一样的是雪花飞舞,不一样的,却是那一去永不复返的温馨。 我们在北平的家,记得是当时市长徐惠东先生借我们暂住的,我们住在前院, 后面还有一进,徐市长的三位舅子就住在那里。 二舅喜欢喝啤酒,我不喜欢那香涩而辛辣的感觉,但为了找他们要小说看,经 常要小小的忍受一下。三舅也喝酒,他一喝就唱,一唱就被撵出去。 永远是白皑皑的雪地,永远有三舅的影子,似乎和母亲冻红的双颊、无声的缄 默密切得分不开来。 在那神秘的回忆之窗中,唯一的例外是一团炉火,母亲紧紧的抱着立妹与我, 三舅则靠在窗棂上。静静的,正如同封冻的、停驻在我眼前的光影。 三舅的歌声响起了,永远是同一首,他低低的哼着,我好象也听到了母亲的哼 声。一片暖意,一种我很少感受到的祥和,渐渐地化为虚无…… 接着,一片茫然,我搜竭枯肠,却再也记不起什么了。巴士到了新墨西哥,一 见到立妹,别的还没说,我开口就问她: “你记不记得,我们住在北平时,有位三舅……” “当然记得,他很会唱歌。” “后来呢?为什么我想不起后来怎样了?” “后来他从军,打日本人去了。” 我在立妹家住了两天,好象去过白沙空军基地以及一些名胜。但是我却什么都 不记得,对妹夫的印象也很淡。因为那寒得彻骨的风雪,早已把我召回过去的岁月 中,回忆像一团浓雾,黏黏地、绵绵地占据了我整个的心。 电影及绘画函授目前都是纸上作业,为了充分利用在美国的学习机会,我急需 一些实际经验。 在朋友的介绍下, 我又参加了一个业余的戏剧团体“东西剧社” (East West Player),是由一些爱好电影艺术的东方人所组成。他们在洛克斐勒基 金会的支持下,经常在一个教堂中排练,并在各处演出。 东西剧社的成员不多,大约有二十余位,因为相处不久,名字都淡忘了。只记 得负责人有三位,日本籍的麦可,一位中国女仕及一位韩国人。在我离开以后不久, 他们几个都到好莱坞跑龙套、演电影去了。 我才加入就发现他们并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不过是想打入美国的娱乐界而已。 由于美国社会的结构,白种人主导所有的利益集团,好莱坞自不例外。但是各族群 的自主意识不断的升高,急于参与白人社会。为了安抚他们,美国政府制定了一些 律法以保护少数民族。这些保护法规不是针对个人设定的,东西剧社的成立就是想 以团体的力量,来分享一些保护的利益。 我曾向麦可建议,与其只是参加好莱坞的演出,不如提供一些素材,让他们重 视东方传统的文化,大量生产有关的产品。麦可不同意,他认为凭表演我们还有机 会与之一争长短,谈文化则美国已经到达了世界顶峰,东方是望尘莫及。 我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是一个“东西方服装展览会”,场面相当盛大,有不 少中、美“明星”助阵。到了现场我才发现这个活动完全是某一服装公司,利用东 西剧团的名气,推销自己的产品。为什么一个有志于戏剧艺术的团体,经费已经有 了着落,却不务“正业”,甘愿为五斗米折腰呢? 在老孙的介绍下,我也见识到了这里的“留学生社会”,我之采用这个名称, 是因为他们是很特别的一群。他们既不能溶入美国社会,又与早先来美的“老华侨” 泾渭分明。基本上留学生都受过高等教育,在美国拥有理想的职业,生活条件相当 优渥。但是在心理上却是矛盾深重,对自己的国家以及美国社会,都是既爱又恨。 他们最难以忍受的,是子女们在美国社会的成长过程。自由放纵的社会对孩子 们而言,正是如鱼得水。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既无力也不能干涉。 美国人的社会表面上看来很开放,其实他们极其孤独。每个人在工作之余,除 了家庭就是一些私人的交谊,外人很难介入。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养成了独立的精 神,认为个人的自由大于一切。 中国人一向过惯了团体生活,经常要串门子、闲话家常。即使到了美国,这种 习惯一时也改不过来。结果是一到假日,“老中”们总要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或 打麻将、或结伴出游。自然而然,父母也希望孩子们能打成一片。 可是,孩子们却很难适应,他们最怕的是讲中文,加上年轻人的特殊文化与社 交,使他们与父母的距离日行日远。 我所认识的朋友中,有两家人正好是两种典型、一样心理。一家姓史,一家姓 李,先生们都在一个石油公司任职,且都入了美国籍。史先生认为在美国的生活是 临时的,迟早有一天会回到自己的国家,所以很强调孩子们的传统教育。而李先生 一方面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却又希望儿女知道自己的根,以免成长后迷失在西方社 会中。 那时我们的话题常绕着ABC 打转。所谓ABC 是指“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据他 们说这样的孩子在成长后,既不能被美国社会认同,又不愿承认中国的背景,心理 上极不正常。所以对如何让下一代幼小的心灵中,建立起自尊自信的认知,谁都没 有答案。 由史、李两家的问题,我更体会到国家的重要性。更明确地说,应该是文化的 重要性。也就是说,国家赖以存续的思想文化,才是人们生活的泉源。 什么是国家?美国难道不是国家吗?为什么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经过千辛万苦, 做了美国人之后,却希望他的子孙保留中国文化思想呢? 我不认为一个国家的政体有多么重要,除了政客们拥权自重之外。国家实际上 是一群拥有共同文化认知之个体所组成,人与生活习惯是主体,政体只是权与利角 逐的结果。能令人民团聚在一起的,只有思想文化。 只是我们这可怜的一代,在政体长时期的斗争下,外力入侵,文化破产。人民 对国家民族失去了信念,只得追求一己的幸福,终至飘流海外。到最后,连期望在 子女身上保留那一丝的怀念,都困难重重。 美国是个朝气蓬勃的社会,以个人能力或才智而言,美国人、中国人或巴西人 并没有多大的分别。然而美国有先天优良的条件,社会制度又让人民得以充分的自 我发挥,再加上各代的移民大半都经历过原来社会的排挤或迫害,所以很能珍惜这 种难得的机会。 但是, 我也看到了美国的隐忧, 新生一代的美国人,把自由视作理所当然的 “人权”,把自然的资源视为私产,恣意滥用,挥霍无度。在好莱坞的日落大道上, 每天都有成群的年轻人,穿著怪异,或驶飞车呼啸而过,或麇集在酒吧间,以麻醉 品互娱。不错,那是他们的自由,在不需要奋斗的生活中,无法体验真正的痛苦, 他们需要快乐,却不知道快乐是什么。 此外,在饱暖富足之余,人们淫欲的念头油然而生。商人为了谋利,大量利用 声色广告,极尽挑拨诱惑之能事。借着自由之名,人人放纵于肉欲,而且津津乐道。 不要说一般人,连自制能力一向很强的我,也禁不住心动神摇,方寸大乱。 有一段时期,我常常后悔轻易的离开巴西,与艾洛伊莎失之交臂。美国社会既 有人种歧视,又有语言隔阂。不仅生理的压力难以解决,生活上的紧张也无法疏解, 每天只是工作、学习,环境把人紧紧的控制着,容不得任何人自行作主。 我原以观光名义入境,在此是非法工作。不论我是否打算长期留在美国,都必 须先取得居留权。根据律师分析,我学的是农,又没有足够的农场经验,因此希望 非常渺茫。有人建议我去办假结婚,只要一千多元就可以,这种事我也做不到。 有一天,无意间在杂志上看到一则计算机做媒的广告,我心中一动,正如同艾 洛伊莎所说的,普天之下绝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符合我期望的人,更别指望谁会在哪 里等着我。如果决定留在美国,何不干脆与美国人结婚算了?既然我没有时间及机 会交女友,唯一的良策就是请计算机作媒了。很可能有一位与我一样的女怪物,不 仅与我想法、观念、兴趣雷同,至今也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再如她也想利用计算机 找一位知心怪物,那岂非大好的良缘? 就算我不打算留在美国,若能找到一个知心的人,又有什么不好呢?我认为最 重要的是理想的对象,不必管对方是中国人、巴西人或美国人。不去找,永远不可 能得到,若要找,就要用一个有效率的方法。 通过朋友介绍,接触的范围及选择的条件都有限,我虽然不知道计算机作媒可 行性如何,但是参加的人多,选择的机会一定比较大。再说,见识一下这最时髦的 新玩意,不论成败如何,总会得到一些经验。 花了一百多元,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填了一大张复杂的表格,我参加了一家 计算机做媒俱乐部。一个多月后,计算机通知我已找到了理想的对象,我约她共进 晚餐。一见面,她开口第一句话就问我是不是一定会跟她结婚,我说一定不会,她 听了,回头就走。 第二次则是连面都没见就吹了,在电话里,她一直纠正我的文法,我当然希望 有个认真负责的英文老师,但是面都还没见着,谁知道她下一步要纠正我什么? 我到俱乐部去抱怨计算机不灵,他们说是我资料填错了。重填资料时,我才发 现那些条文式的内容,都是些具体的数字以及简单的说明。 比如说:“你是不是希望对象很美丽?”相信没有一个人会说“不”的,但计 算机又如何去判断一个人美丽与否呢?再如另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是不是有吸 引力?”该怎么回答呢?难道也有人说“不”吗? 至于我所关心的文化素质,偏偏在问卷中找不到影子。虽然有下类的问题:你 喜欢音乐吗?喜欢艺术吗?喜欢运动吗?但这些话能代表什么?音乐学院里的同学 没有一个不喜欢音乐,可是我一见到佐治,就受不了。 除了这些是与否的问题外,还有的就是一大堆数字,如身高、体重、胸围、臀 围等等。总之,问题是不少,却没有一项能代表我这个怪物所要知道的。 要想根据这些来决定婚姻大事,岂非缘木求鱼?我当初居然信以为真,甚至在 第一次填资料时,还真以为这是所谓的“科学方法”。 反正已经上了贼船,我决定再试一次,计算机挑了两个月后,又给了我一个电 话号码。在那个周末早上,我便打电话与她联络。对方好象很惊讶,我首先告诉她, 我是中国人,是计算机介绍来的。她立刻说好极了,约我马上去她的公寓,见面再 谈。 到了她的公寓,按了门铃。开门的是个小男孩,我说: “我来找XXX。” “就是我呀!进来!进来!我先去换衣服。” 她进了内间,我环目四顾,沙发上、地上、架子上到处是书,都与社会、经济、 政治以及哲学、思想等有关。这倒不错,我们应该不愁没有话题。此外,她还有个 非常昂贵的音响,只是我看不到一张古典音乐唱片。 不一会儿,她换了女装出来,短头发上还夹了一些发卷。她身上散放着浓烈的 香水气味,令我头昏脑胀。 “走,你会打保龄球吧?我带你去。” “我不会打保龄球。” “啊?”她好象不相信似的:“没关系,保龄球馆就在附近。” “开谁的车?” “你开,我会告诉你怎么走。”她说话时截金截铁,动作也颇有男人之风。 我知道当时在美国有所谓的女权运动,因为我不了解西方社会的背景,无法表 示意见。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女性确实没有社会地位。民国以后风气渐渐开放,虽 然难免有工作及待遇的区别以及基于生理、心理的顾虑外,实际上并没有刻意的性 别歧视。 人的性别决定于大自然的排列组合,为了争取女权,连动作行为也效法男性, 我不能表示赞同。异性之间的吸引力,多多少少是来自不同情趣的调剂,我怎能接 受自己的女朋友和男人一模一样?这一剎,脑海中又浮现了艾洛伊莎那千娇百媚的 神情,深恨自己跑到美国这种地方来。 上了车,我还在暗自盘算,应该用什么方法,将话题导引到彼此都有兴趣的事 物上时,她已先开口了: “你多大年纪?” “今年三十岁。” “你学的是什么?” “农艺。” “大学毕业没有?” “有。在台湾读的。” “你生过什么病没有?”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淋病不好意思启口,也不知英文怎么说。事实上,不管哪 一种病,我都不知道英语字汇,这不能算是欺骗吧? “没有什么严重的病。” “好,你结过婚没有?” “没有。” “很好。”她满意地说。我发动了车,正想问她要怎么走,她又问:“你家里 有几个人在这里?” “没有。我们怎么走?”我怕插不上口,忙抢着问她。 “什么?啊!很好。向前一直走。”几件事一气呵成,她显得很有魄力。 我最怕这种调查式的问答,想改变一下话题,便说: “你对社会学很有研究吧?” “现在不谈那个,你喜欢旅行吧?” “是的。”我很识趣,谁知道?说不定她真是在做调查工作呢! “很好。你喜欢音乐吧?” “是的。” “很好。你喜欢……” 不等她说完,我必须求证一下她所说的音乐是否与我所说的相同: “慢着!我指的音乐是古典音乐,是二十世纪以前的。” “啊?那些老古董?”她不屑地说。 “是的,我是老派的人。”我必须让她知道这一点。 她想了一会儿,决定撇开这个讨厌的问题,又问: “你每个月收入多少?” “大约八百元。” “嗯,好。你工作多久了?” 我实在厌烦于这种谈话,怎么办呢?她想了解我,这是她唯一熟悉的方式,我 没有理由拒绝。即使以后不再见她了,为了礼貌也应该应付下去才是。我想到车已 开了很久了,不如先到保龄球馆,打打球也比这种采访有趣,于是问她: “球馆到了没有?” 她蓦然醒悟,四下张望了一阵,说: “过了头了,转回去吧。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哩!” 我实在受不了了,她仍然咄咄逼人地追问不止,我们在同一条街上转了三圈。 最后我干脆把车子停在路边,不耐烦地说: “现在你问吧!” 她可能自知有点失礼,便说: “我很满意,该你问了。” “我没有问题。” “什么?你没有问题?你不想了解我?” “这样的问答又能了解什么呢?” “难道你不觉得这样最有效率?”她大为惊讶,天下居然有我这种笨人。 我无法回答,效率?难道我们在做生意吗?这时,街头有游行队伍经过,我看 得出是反越战的活动。我突然灵机一动,她的政治立场应该是自由派,在那时,美 国近代的政治人物我只知道一个尼克森,那是台湾舆论界最推崇的一个。如果她喜 欢,我便表示反对,反之亦然。以她的个性看来,不大可能妥协,于是我问她: “你对尼克森的看法怎样?” “尼克森?哼,他是个失败者!” 好极了,我极力反击,我说他是英雄,世界的救星。我们和谐的关系彷佛冰山 一样,瞬间就崩塌了,争了一会儿,她说: “你送我去前面那间美容院吧,我要去洗头发。” “好的,我在外面等你。” “不必了,我会找朋友来接。” 感谢尼克森,否则我真不知道要怎样脱身。 到了八月,家里又来信,说父亲垂危,临终前想见我一面。 这是团结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父母如果不能在去世前见到他们的儿女,可以 称之为死不瞑目。当然逝者已矣,谁也不知道瞑不瞑目有什么分别。但是做子女的, 长期在“百善孝为先”观念的灌输下,总不希望在脑海中存着一副永远睁着双眼、 憋着最后一口气,老态龙钟的亲人的模样。 在一般人的眼中,我父亲待我太过严厉,使我丧失了童年快乐的时光。可是没 有人比我更清楚,不幸的遭遇、苦痛的过去,正是我一生中最丰富的资本。在当时 我确曾怨天尤人、痛哭流涕,深恨命运对我不公平。到如今,我亲眼见到很多在父 母呵护下成长的青年,一旦面临了无情的、竞争惨烈的社会,在没有心理准备下, 弱者被强者残酷地欺凌,强者与强者则无休无止地做殊死战斗,以往赖以依仗的庇 护呢?而今又在哪里? 历经了幼年深巨的痛苦磨练,我才成为真正的强者,除了我自己,天下没有任 何人、任何力量可以撼动我分毫。这种坚强的心理建设,不正是父亲的恩赐吗?不 正是中国历代的先贤大德,累积了几千年的宝贵经验,赋与传统文化的精髓吗? 从功利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我一无所取,没有金钱、地位、事业,甚至连家庭 都没有。然而,那些并不是我所要追求的,从古到今,人生生死死,又有几个勇于 摆脱世俗的牵绊,禀持着明确的原则,迈向理想的未来? 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缺点,有时候也会迷失方向。但在黑暗里,在迷雾中,我 总能借着过去痛苦的经验,找到一线光明。也能利用千锤百炼的理性,克服自己, 继续前进。 直到这一刻,我还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唯一所能禀持的原则,就是不断 地观察、学习。此外,更要摒除私心,顺应环境变化,最后希望能找到一种放诸四 海皆准、有助于所有人类、彻底解脱痛苦烦恼的方法。 既然父亲要见我最后一面,不管目前情况如何,我都必须回去。 我向诺曼辞职,他大吃一惊: “你是不是嫌薪水太少?我可以给你加薪,我们的工厂正在扩充,忙得要命, 所以忽略了你的问题。” “谢谢你,是因为我父亲病重,要见我最后一面。” “见你一面?见到你,他的病就会好?” “我想不会,他已七十九岁了。” “那你回去干什么?” “这是我的责任,我是他唯一的儿子。” “那你要去多久?” “很难说,可能回不来了,未知的因素太多了。” “我不懂,你自己想想,这样做太冒险了。” “我没有选择。” “当然有,你不必回去,你看,我们的事业一天天在成长,将来也有你一份。 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是你,哪里有只为了回去看看他,而不顾自己前途的事?” 他不了解中国人,就像我不了解他一样。最后,他只好摇着头,送我两百元美 金作为路费,还加了一个脚注: “就因为这样,你们中国不可能强大起来。” 一回到台北,我就赶到医院,父亲已经又瘦又干,双目深陷,但却睁着双眼, 躺在病床上,一动都不动。我走到他面前,说: “爸爸,我回来了。” 彷佛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历经艰辛的跋涉,他缓缓的把呆滞无神的眼珠移向 我这边,注视了很久很久。突然,最后一点生命的火花燃起了,干涩的眼眶中泛起 了一丝泪痕,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他颤抖着乌黑的嘴唇,用着几乎听不到的声音, 说: “吃过饭没有?” 我大声说: “爸爸,我吃过了。” 他仍然看着我,苍老而枯皱的脸上,显出无比的劳累,却又平静而安祥。他可 能有很多话要说,也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总之,在这一刻,一切都显得 多余。渐渐地,他疲倦地阖上了眼睛,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睁开来。 我们把他接回家中,他如同植物人一般,不吃不喝,全靠点滴维持生命。一个 月后,终于与人世永别。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他赋与我生命,教育我以文化,最后,他却成了一具枯 骨。我是否也将步着他的后尘,在昏黄的晚景中期待着游子,一代一代地就此传衍 下去?所传的又是什么?是生命?是文化?抑或还有其它我尚未了解的? 我们两代之间有一道很深的鸿沟,那是时代在人际关系上所刻下的痕迹,没有 是非对错,只留下淡淡的惋惜。 父亲没有留给我一文钱、一片土,但是那看不到摸不着的影响以及人生的价值 观,却如同生命的本质一般,与我同存。他并没有死,“死”只是一个很通俗的概 念,代表一种生命力的移转。当毛虫结成蛹后,会变化成蝴蝶;当蝴蝶羽化了,又 变成一粒粒精巧透明的卵。生命从来不曾“死”过,只是不断地开展。 人的生命期比较长,除了生命的更续之外,还有在生命过程中累积的许多认知。 这些认知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也不是书本中可以提炼出来的。唯一的管道,即是 每一个人自己亲身的体验。 “死”只是代表一个过程的终止,人体虽然化为尘埃,人的经历却永远存留。 环境永远在变化,而生命需要生存,生存的经历便是生命生存最有价值的借镜。 人类千万年来所积累的认知,在一代一代之间不断地传衍,汇为长河、巨流, 难道这不是一种生命,难道只有与草木同朽的身体才算是生命? 生命到底是什么?如果用逻辑来推论,正因为人“有”生命,所以人一定“不 是”生命。人只是一种具有生命的机体,机体当然与生命有别。再进一步看,人有 生命,人又有认知,是否“生命”与“认知”同是“人”的属性呢? 如果是的,那么在认知的立场,生命的意义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在大自然的进 化中,许多现象基于环境的变化,随起随灭,消逝得无影无踪。唯有能永存在大自 然中的现象,可视为“有意义”。而生命需要知识以增进延续生存的机率,所以, 生命的意义可以说就是不断地追求、传衍所获得的认知。 目前,我的认知是:父亲的责任告一段落,以后就轮到我了。 办完父亲的丧事,我才发觉当前的第一个责任,就是维持家计。不管我愿不愿 意,这个责任已自动地落在肩上,再也潇洒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