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隔阂 青涩、斗争、病院、邻居 高中我考进省立成功中学,校园座落在台北市区内,四条马路紧逼着围墙,墙 内则被三栋呈“杯形”的建筑塞得满满的,甫进校门便觉得喘不过气来。 一进大门是栋两层的楼房,行政部门、初中部及高二、高三都在这里。楼房隔 着一个小小的操场,与一排平房相望,那平房就是我们高一新生的教室。右侧底端 还有一排老旧的房子,既破旧又不起眼,是图书室、体育处等单位的办公室。不论 是环境、校园或教室都远较附中逊色,令人觉得有无限的委屈与压迫。 可是,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成功中学是我的第三志愿,以自己的成绩,能考 上省立高中,也该偷笑了。 十六岁正是人的青春烦恼期,身体不断地生长,心理随时随地要适应新的变化。 智力才刚由墙角露出头来,说懂不懂,却又自以为是。这是人最脆弱的一段时期, 最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往往因为一点小小的事故,就决定了终生的方向。 我看过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我的烦恼虽然不是来自异性。那种无奈感 却是同样的牵肠挂肚,难以释怀。由于武侠小说的天地距离现实生活太远,我成功 地避过了最艰险的一段。甫回到人间,就感觉到家中正弥漫着一股不祥的风暴。套 一句行话,似乎正是危机四伏,一副天劫将临的末世光景。 换了一个学校,在陌生的环境中,我更感到惶恐,不知如何适应。这三年高中 的岁月,刚刚要跨入人生,却是我生命中最难度过的低潮。好几次我准备离家出走, 也曾经有几次,打算了结自己的多余的生命。 台湾地处亚热带,终年潮湿多雨,在低气压笼罩下,常逼得我喘不过气来。我 酷爱那台风到来的萧条凄凉,每次水灾我都自动到警察局,请求加入救灾行列。因 为我没有勇气亲手结束自己。想象着洪水卷来,我随波而去,倒是分外的潇洒。 我准备了一个小箱子,全部财产是一套舍不得穿的制服,和一些视为至宝,其 实是破铜烂铁的工具,满以为万一出走,还可以靠它们谋生。只要时机一成熟,我 就远走高飞。但我无法确定何时是适当的时机,我知道父亲在各界的影响力,因此 白天不敢逃跑。而台湾正处于戒严时期,晚上有宵禁,走在街上有可能随时被警察 解递回来。 开学不久后,有一个深夜,我认为时机已成熟,可以试试。我要一直走下去, 走到大地的尽头,如果遇到绝崖,就此一跃而下,即使下面是大海,也可以无憾地 飘浮而去。 我拎着小包,特意避开了松江路派出所的正门,走进一个巷子。没走几步,就 出现了一位警察。他问我: “小朋友,你上哪儿去呀?” 我心里早有准备,就说: “家里太热,出来走走。” “你家住哪儿?” “一百廿五号。” “啊,你是秘书长的公子啰,天太晚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我没有答腔,心里想着,说不定全台湾的警察都认识父亲,也都知道他有个不 肖的儿子,看来我这一生是逃不出他的掌心了。 “怎么?”他似乎很了解我家的情形:“又受了委屈?” 我忍泪不言,他叹了口气,说: “我真羡慕你,至少还有个地方吃饭,避风躲雨的,有人供你读书。我十多岁 的时候,因为受不了父亲的管教,一个人跑到北平去。唉!我以为出来混个温饱很 容易,没想到连讨饭都讨不到。后来受不了,想回家时,东北已经丢了,没办法只 好当兵。混到现在,你说我还有什么希望?”似乎他比我还要悲伤,唉声叹气的, 我不禁同情起他来了。 “你离开家时,有多大年纪?”我有点好奇。 他想了想,说: “大概就是你这年纪。” 我一看居然还有人和我的遭遇相似,心里就不再那么绝望。又聊了一会,觉得 自己虽然痛苦,但与他一比,却又幸福得多,也就打消去意,回家去了。 多年后,我和远房堂兄志学聊天,谈起这段往事,我认为因为当时得到了“共 鸣”,所以度过了难关。 他笑着说: “你上当了,我们警察教育中,专门有一门对付离家出走儿童的攻心法。你以 为那么巧,人人和你一样?”志学毕业于湖北警官学校,对这种事情好象司空见惯。 “我不相信,你怎么能肯定他说的不是实话呢?” “你们住的那一带都是政府要员,警察当然也经过特别挑选。按照他对你的说 法,他十多岁离开家,到现在应该只有二十来岁。松江派出所那些人我都认识,最 起码都有三十出头。” 我在台湾尚有位亲舅舅汪泰彦,是母亲最小的弟弟。因为一直住在乡下,没有 机会接受教育。刚到台湾时,母亲便央求父亲把他从江苏家乡接出来。他来台后, 父亲认为舅舅人太老实,又不识字,便叫他留在家里读书,同时替父亲开车。舅舅 不愿意,他想外出拜师学一门技术,后来果然成了大厨师。每年过年,唯有他给我 的红包最大。 我经常到他餐馆里找他,当然是为了解馋,舅舅总会给我切一盘醉鸡,然后听 我诉苦。有一次,家里实在待不下去了,我求他给我找个小工做。舅舅一再劝我, 叫我先把书读好,否则在社会上一辈子受人欺负。 这些话我当然听不进去,就凭那个大红包,我认为舅舅比其它的亲戚都神气! 舅舅说不过我,后来终于同意了。每当我受到委屈,就到舅舅餐馆去吃一餐醉鸡, 顺便打听做小工的事。舅舅总是安慰我说快找到了,下次来再说。 一次一次“再说”的结果,危机度过了,做小工的心也渐渐地淡了。 由于心理的不平衡,我必须找到一个发泄的管道,小说已经不能抚慰我狂跃的 血脉,陌生的新环境更显得疏离。最令人心慌的,是身体内无处不在的生命力,刺 激着神经,逼迫着肢体,随时随地可能迸发出来。 我已习惯于压抑,大批的救火队员,每天忙碌不堪地浇灌心头的烈焰。学校的 课业宛如堆积如山的枯柴,师长的教诲则似山头的焚风,不仅对我没有一点助益, 反而风助火势,我这座荒山,日复一日地接受各种煎熬。 由于学校小,教室旁边就是运动场,四个篮球场位于心脏中央。在附中时,我 连班队都够不上,只有捡球的份。有一次,连我在内的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 偷偷摸摸地报名参加在“三军球场”举办的比赛。目的无他,只因在学校没有机会 正式上场,何况三军球场在室内,只要能在里面投一次篮,也觉得不虚此生了。 早就知道会输得很惨,心理倒很坦然,抽完签,第一场对手竟是上一届初中组 的冠军文山中学队。结果受惠最大的是我,因为我根本没把去“三军球场打球”当 作比赛,也懒得管文山中学是何方神圣。比赛时,我们队上只到了六个人,我则是 生平第一次,不仅在“有地板”的球场中足足打了四十分钟。而且居然还有正经八 百的裁判、计分员,以及全场一边倒的同情弱者的拉拉队。 我设法向一位任职联勤的亲戚要了个橡胶篮球,那个球有很多优点,每天上学 时一定要先打足气,到了放学时必然会漏得又干又瘪,可以塞在书包中。这还不说, 如果打完球忘了收走,一定会有同学路不拾遗地物归原主。 有了球,我便和一位同学换了临近后门口的位子。下课铃一响,我头一低,在 老师还没走出教室之前,就如轻烟一般,溜到球场,先占地为王。 上课时,十分钟有如终生监禁,到了球场,十分钟简直比打个喷嚏还要快。为 了发泄精力,我拼命抢球,抢到了宁愿传给别人,甚至于胡乱丢到外围。我个子虽 不高,但因为练过“拔坑”的功夫,一招旱地拔葱,就闯出了字号。 中午才是重头好戏,拜地利之便,我这个“职业球员”一定抢得到球场,于是 便展开了一个多小时的“杀戮战场”。 为了打篮球,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耗在球场上,午餐便成为最大的累赘。好在家 中无人照料,便当时有时无,端视佣人阿香的情绪和前一天的剩菜而定。我常故意 将剩菜扫光,第二天就有借口向阿香要“饭钱”,一天两块钱,可以买两个面包。 事实上,两个面包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而言,连牙缝都塞不满。而我也从来 没有买过面包,四根棒冰才是真正的享受,既省了吃饭的宝贵光阴,又解决了口渴 的困扰。 万一是带便当,那就伤脑筋了,我总会设法在上课当儿,一口一口、偷偷摸摸 地把那些吃起来不知是何物的家伙,尽快地塞进胃里。好在同学们渐渐闻惯了上课 有饭菜的气味,也因为实在需要有人牺牲,否则中午无球可打,时间可不好消磨! 只是,有因必有果,等到时机成熟,报应才到。后来在巴西,我的胃溃疡发作,几 乎魂归异域! 光是打球还不够,体力虽然能够宣泄,并不表示心力就有了平衡。刚好这时学 校新成立了管乐队,招收高一的同学参加练习。这种事我怎能后人?虽然从来没碰 过任何乐器,反正是醉翁之意,学不学得会,我丝毫没放在心上。 当时有乐队的学校并不多,记忆所及只有开南商工,连附中、建中都付之阙如, 因此,大家对乐队的认识都很有限。请来的一位教练是国防部军乐队的,但他每个 月只能来一两个小时,对牛群哈上一口气。 选乐器时,人各有志,最抢手的是小喇叭,可是吹得出声音的没有几个。再来 就是黑管,倒是人人都能让它鬼叫神嚎,无奈管上键钮多多,像毛毛虫一般无从下 手。打鼓最容易,立刻有人捷足先登,大珠小珠声如雷鸣。 我选来选去,发现乐器不是被人占住不放,就是上不了手。等到每个人都有了 对象时,我还在那里像游魂一样,东晃晃,西摸摸。 有位同学比较内行,他劝我玩指挥棒,说做指挥最神气,但我嫌它不能发出噪 音,不过瘾。他说: “你想过瘾?过什么瘾?” 我也说不上来,只觉得自己精力过剩,坐立难安。他大概是猜到了我的难题, 便指着地上一个庞然大物,看上去像个海螺,上面有个方圆尺许的大漏斗,下面蜿 蜒着几圈铜管,想来起码有十几公斤重。他说: “这个叫‘输傻疯’,是乐队的灵魂。可是吹的人一定要有力气,否则游行时, 不要说吹,光扛都会扛死活人!” 因此,我选了“输傻疯”,她和我身高相若,扛上肩膀,我彷佛又矮了半截。 输傻疯很好吹,一吹就响,一响就像牛鸣。说是牛鸣还有点自我安慰,根据同 学们的评估,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大象放屁声。 总之,我很满意这十公斤的伴侣,经常把它擦得泛出金光。太阳出来时,正好 欣赏漏斗反射出去的金色光圈。我尤其喜欢看光圈笼罩下,人们躲躲藏藏的德性。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成军不久,欣逢双十国庆。该年适值中山北路陆桥 峻工,因此扩大游行,要由总统府到中山堂,绕过火车站,南下陆桥,再回到总统 府前的广场。我们学校因为有了乐队,便成为台北各中学的魁首,被指定为“前导”。 这简直是莫大的殊荣!我们一边加紧送气,一边幻想着全世界的眼光,都向我们行 注目礼。 老实说,那场面着实寒酸得紧,我们乐队只有两只小喇叭、一只中音喇叭、一 只低音喇叭、二只伸缩喇叭,再加一只黑管、大鼓、小鼓和我这巍然耸立的又傻又 疯!今天台湾任何一个小乡镇的送葬乐队,都不好意思以这种阵营露面。然而人比 人气死人,据说师大附中和建国中学跟在我们后面,还都觉得汗颜哩! 虚荣的代价,只有生活在虚荣中的人才能体会,我们在初试啼声之前,只会两 首曲子。一是国歌,一是升旗歌,所谓“会”是指吹得出声音来,离不离谱全靠自 由心证。只有保证不缺的,就是黑管失控时的高八度装饰音,和大伙上气不接下气 的休止符。 游行时总不能老吹国歌吧!要练进行曲,如何练?在哪里练?成功中学小不丁 点的,即使在马路上吹,教室里也不得安宁。我们被各班同学咒骂着赶来追去,跑 遍了每个可能的角落,却始终得不到知音。后来,我们进军到对街台大法学院的大 操场去,想不到连那么高级的学府,对我们的音乐也不能领教。 不得已,我们毫无选择,打算吹升旗歌应卯。刚巧那时“琉磺岛浴血战”正在 上演,一首美国海军的起锚歌,人人能够上口。还要练什么?大家众喇叭齐心,共 谱一调,一吹即成!于是我们又有了第三首曲子,自创的“起毛歌”。 游行当天,大伙从“启锚”经过“起毛”到“弃锚”,前后三个多小时,指挥 很认真,坚持只要路边有人,我们就得吹给他们欣赏。由于从来没有苦练过,嘴皮 还很嫩,加上在空旷的地方听不到回音,喇叭声不知悠然何往,只得拼着老命用力 吹。不到一会,人人嘴皮都破了,鲜血淋漓。然而指挥的手还没有酸,他又一劲的 勇往直前,看不见后面,只是不断地挥舞着指挥棒。为了面子,零零落落的呜咽声 便此起彼落。 我的嘴皮还算硬朗,输傻疯也只要送送气就可以了,反正马路上够吵了,谁还 来注意是不是有只老牛在哼唧?可是,我却发现了一条物理定律:肩膀上的重量, 其“加重量”与距离平方成正比。到最后,我根本不能吹了,只是捧着那千斤宝贝, 牛步蹒跚。 这次光荣的代价是后来只要一听到游行,我就感到肩膀酸痛。 我真正的苦难始自初三,那时曹叔叔走了,家中由敏姐独揽大权。她为了要找 个女佣费尽心思,三天两天,来一个,换一个。不干凈的她嫌脏;太精明的她嫌贼; 长得不好看的,她说丑得讨厌;长得漂亮的,她说会惹麻烦,总之,个个都不如她 意。 最后,来了位名叫阿香的女孩,年纪与敏姐相若。她很会察颜观色,一眼就看 穿家中是敏姐作主。没有用多少功夫,敏姐已经心满意足,立刻录用。阿香成天跟 在敏姐后面,不论大事小事,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 过不了多久,阿香摸清楚了我们家中的底细,她勤劳地跑进跑出,为父亲倒茶 倒水。各种琐事不必吩咐第二遍,一一安排妥当。父亲多年来无人侍候,就连母亲 在世时,也没有阿香考虑得这样周到。父亲因此心情转好,脸上也露出了罕见的笑 容 。 正像是严冬密云中现出了煦阳,家里一片祥和。连像耗子般的我,也胆敢偶而 钻出洞口,小心翼翼地观察天气的变化。 不知是不习惯,抑或是独特的第六感,我闻到了暴风雨前的气息,看到了在宁 静外表下,汹涌澎湃的暗涛。 父亲发觉阿香不识字,便开始每天教她,那份细心、那种温柔,完全与我有生 以来所认识的刚毅严肃的形象大异其趣。阿香也很珍惜这一个迟来的良机,几乎是 废寝忘食地努力学习。 渐渐地,敏姐发觉情况失去了控制,便开始在父亲面前,抱怨阿香未尽职责, 父亲每次都只是笑笑了事。若敏姐暗示要开除阿香,父亲便晓以大义,叫她要体恤 下情。于是,敏姐与阿香的冲突表面化了,常常为了一点芝麻大的事争吵不休。阿 香先是忍耐,然后父亲介入,责备敏姐任性,胡作妄为。 终于有一天,两人大打出手,互有瘀伤。 父亲甫下班回家,敏姐就在房中呼天抢地,哭诉母亲不在身边,竟连佣人也来 欺负。阿香则泪珠涟涟,轻声细语,委屈不尽地向父亲辞职,要求返乡。 好戏连场,父亲一会儿大发雷霆,声震屋瓦,闹得鸡犬皆惊。却又立时婉颜悦 色、温声细语,对阿香好言相劝。我躲在一边旁观,眼界大开,至此方知世上真有 “双重人格”这回事。结果父亲不仅挽留了阿香,听说还加了薪,敏姐这时才知道 大势已去。 一天,我正在车库门前玩耍,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猥猥琐琐、身材矮小的男人, 他说要找“魏桂香”。我直觉地说: “我家没有这个人。” 他犹豫了半响,从口袋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了我。发信处竟是我家的地址,我 抽出一看--粉红色的信纸。我记得敏姐也有,而且最喜欢拿来炫耀。信纸上只画 了一个不太写实的乌龟,我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便问他: “你是找阿香吧?” 他点点头,于是我进屋去把阿香找了出来,阿香一见到他,几乎呆住了。 我不知他们说了些什么,晚上,父亲眼睛红红的,不作一声。阿香侍候完毕, 整理好行李,不声不响地走了。 敏姐预期的胜利并未到来,一家大小似乎都成了父亲的眼中钉,见谁骂谁。连 从来重话都没听过一句的妹妹,也被骂得直哭。 敏姐曲意承欢,给父亲倒茶、拿水,自动地擦窗子、洗地板,破天荒地担负起 所有的家务来。父亲则一时嫌茶冷了,一时又骂水太热,总之,没有一件事称心如 意。 对我而言,这些算是小场面,棒子没落在身上,骂骂不关痛痒。可是,敏姐生 平没有受过这么多气,常常背着人偷偷饮泣。 这种地狱一般的生活才不过半个多月,父亲的骂声沙哑了,敏姐的面庞也消瘦 了。我则小小心心地,深藏在防空洞里,竖起了耳朵,连大气也不敢出。 突然有一天,阿香回来了,居然还是敏姐亲自去“迎驾”来的。阿香送了敏姐 一套化妆品,送父亲一个手织的绣花枕头。家里恢复了平静,父亲不再骂人了,阿 香则除了侍候父亲外,对谁都不假辞色。 老实说,我对阿香毫无恶感,甚至希望她永远留在我家,帮我化解无情的风暴。 只有阿香在时,我可以向她请求买新鞋、新衣。出了问题,也可以请她代为说情。 我常常听到她那带有黏性的温声柔语: “老爷!小孩子嘛……”父亲哼了一声,笑声传来,雨过天青。 这次阿香回来,还有个附加条件,她每周只能做五天。也就是说,有两天晚上 她必须回家陪她先生。每当她回家前,必定会细心地安排好一场“牌局”,然后吩 咐我倒茶送水、收拾桌椅等善后事宜。 打牌有所谓的“抽头”,每次三十、五十元不等。第二天阿香来了,我再把头 钱给她。如此这般,等因奉此,日子过得尚称平静。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头钱”应该是给辛苦侍候别人的人。既然工作的是我, 为什么不该我得?我隐隐感觉到这种理论在我家行不通,但看看手中的四十块钱, 那种诱惑力实在拒绝不了。说不定父亲不会知道,至少,我扣下一半,想来很难查 出。 我只拿了二十元给阿香,过了一会,父亲一言不发,把我揍了一顿。 我知道是为了钱,壮着胆子说: “这是我辛苦工作的钱,为什么不能拿?” “你工作是应该的,我养你这样大,做点事也不甘愿?”父亲又打了我一棒。 阿香过来把父亲拉开,说: “老爷,不要生气了,二十元算什么嘛!” “算什么?年纪这样小,就让他养成剥削别人的习惯,长大了还得了?这是品 德及人格的问题,与钱多少毫不相干!快给我把钱拿出来。” 这种价值观是传统中国社会立身处事的标准,我知道父亲说得有理,但我从来 没有零用钱,这二十元我已做了几十个难以取舍的计划。硬着头皮,我说: “我把钱花了。” “混帐!你不愁吃,不愁穿,还要什么钱?” 我一听到这句话,感到冤枉万分。我脱下上衣,拿给父亲,说: “我的衣服破成了这个样子,比乞丐好不到那里,同学都笑我没爹没娘……” 那衣服破了无数个洞,都是用铁丝“缝”住的。铁丝见水就生锈,衣服上斑斑 的暗红色,好似秋天的枫叶,飘了一地。 父亲见了,更是生气: “你为什么不说?我又不是你的后父。” “我怎么没说?每次说起,您老就骂我不爱惜衣服……” “是呀!你看我的衣服,穿了好几年,有哪件像你这个样子?你不爱惜,就算 给你买件铁的也没有用。” 我乘机又把眼镜取下,我的眼镜除了玻璃片还完整外,镜架上缠的是细铁丝, 镜脚也是用粗铁丝取代的。父亲还要骂,阿香倒是眼圈红了,她说: “这都是我不对,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小少爷穿的是这样。老爷,您也别生气了, 让我来想办法吧。” 那是考高中之前的暑假,不必再穿制服。她不知从何处弄来一些救济品,总算 把我的护身铁甲丢进垃圾桶中。 进了高中不久,有一天父亲回家后脸色铁青,我照例去给他换拖鞋,提皮包。 父亲理都不理我,冲进屋里,与阿香谈了一会。出来后,不问青红皂白,把我狠狠 地揍了一顿,打得我莫名其妙。我还期望阿香来解围,但阿香始终在房里,没有出 来。 打完了,父亲没有教训我,走了。第二天我正在做功课时,父亲又来揍我,说: “你娘的狗东西,做功课装给我看!打死你。” 一连几个月,父亲见着我就骂,我若是开口,马上就拳下如雨。任何事都可以 构成理由,甚至于不需要理由,就像冲着了太岁一般,万事不吉。打骂不说,父亲 的眼中还带着一种恨毒的神色,彷佛我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令人心神俱颤。 古人曾说:“欲入人罪,何患无由”?可是总应该有个原因,比如说我做了什 么天大的坏事,令父亲深痛恶绝,连向我解释都不齿。有什么事这般严重呢?我到 底能做出什么坏事来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糟糕的是父亲不开口,我又不能问,我不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很可能我做了 什么,但我却不知道是错事,更不知道后果如此严重,怎么办呢? 终日生活在恐惧中,风吹草动都令我心惊胆战。我并不是怕挨打,挨打其实是 我练“气功”的良机,身体反倒越打越壮,骨头特硬。但父亲的神色让我感到自己 是普天之下最不可原谅、罪该万死的恶棍,他越是不说,我越是不安。 有一天,父亲吩咐我中午请假回家,一进家门,志学已坐在客厅里。大家静静 的吃完午饭,一副“山雨欲来”的情景。果然风起了,吃完饭,父亲突然对志学说: “你带他去吧!” “去哪里?”我忍不住问。 “去哪里?去医院!”父亲没好气地说。 “去医院干什么?”我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干什么?看病!” “看什么病?”我越搞越胡涂,明知要挨骂,也忍不住要问。 “看什么病?神经病!” 是骂我神经病呢?还是说我有了神经病? “神经病?” “神经病!”父亲答得斩钉截铁。 “我没有神经病呀!”我这才了解父亲的意思。 “就是因为你有神经病,所以你不知道你有神经病。” 我还能说什么?原来如此,我终于懂了!天天挨打是因为我有神经病!可是, 我有神经病吗?我实在说不上来,说不定我真是有神经病,而自己不知道!满心懊 恼下,默默不语的跟着志学到了台大医院。 那时的台大医院规模远不如今日,一进大门,只有左右两个挂号处。左边灯光 明亮,是一般门诊,有两三个窗口,很多人在排队。右边则冷冷清清、阴阴暗暗的, 只有一个小窗子,前面有人挂号,我们便排在他后面。 志学交游很广,朋友甚多。无巧不成书,这时对面走来一对夫妻,见到志学, 立时亲热地打起招呼,随即关心地问道: “怎么啦?来看病?” 志学苦笑了一下,说: “不是我,是我这位亲戚。” 那位热心的太太看了我一眼,说: “他身体很好呀,是什么病呢?” 志学一时语塞,连忙看看挂号窗口的牌子,我也跟着看。上面写的是:“花柳 科、痲疯科、精神科”志学毫无选择,只好说: “这个……精神科……” 我着实讨厌这位太太的啰嗦,便把眼睛一瞪,直直地望着她。她多半是被我那 副精神病的症兆吓到了,忙拉着她那位不识相、还想问下去的先生,回头就走。 精神科在右侧的地下室,阴暗潮湿,里面等着看病的人无一不是稀奇古怪,有 的手舞脚蹈;有的则仰首对天喃喃自语;有的龇牙裂嘴,其状可怖。他山之石可以 攻错,我不禁怀疑自己在别人眼中是否也如此。 的确,如果一个人患了神经病,他多半不知道自己是神经病。我溜到厕所中, 面对着镜子,仔细彻底地自我检查。表面上我一点都不像门诊室中的那些病人,可 是当我模仿那些怪相时,自己也不禁怀疑,我和他们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分别? 志学虽然就在我身边,我却不敢问他。他只是奉命而来,难道他分得出谁有神 经病吗?话说回来,如果我真的有神经病,或许就可以不必上学了,父亲也会原谅 我这个神经病儿子,对我好一点,也许还可以少挨些打骂。 在胡思乱想中,一位年轻的大夫叫我到一间小房中,他拿了一本涂满各种水墨、 毫无规则的图画,要我说出看到什么。我看了半天,只是一团墨汁,什么都不像。 但那位大夫坚持要我说,就算是胡说也行。 我觉得这个世界简直是疯了,父亲硬说我有神经病,平常又莫名其妙的打我骂 我。现在碰到这个大夫,给我这本怪画,还强迫我胡说,到底是谁有神经病呢? 再一想,刚才不是想得很清楚吗?神经病又怎样?做人到这个地步,生不如死, 还有什么好争的?你们既然要我胡说,好极了,我且胡说给你们听! 我连图都不看,脑中想到什么便说什么,说得又多又快。只可怜那位年轻的大 夫,运笔如飞,连抄都来不及抄,不断地叫我说慢一点,怕遗漏了重要的线索! 说完了,如释重负,我开始相信自己的确有点神经。后来,又换了一个房间, 有位年长的大夫,他坐在一盏灯的后面,把灯对准我。灯光直照着我的眼睛,我完 全看不到他,就像对着一面光墙,弄得我心神不安。只听他问道: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会来这里?” 他这一问,就像一把刀陡然刺进我灵魂的深处,是那么赤裸裸的,那么无情。 伪装的面具只是纸一般薄的自我安慰,纵使小心翼翼的不去碰它,也难保能支撑多 久。经他这么一戳,我再也控制不住了,立时声泪俱下。 一口气如同决了堤的长江大河,我把家中所见、所知的情形,由母亲的过世、 敏姐的跋扈、阿香的传奇以及我在学校的遭遇等等,一股脑像是洪水般的倾吐出来。 那道光墙彷佛是张白色的光毯,静静地载着我,透过时光的窄门,回返到过去。我 勇敢地揭开了尘封的疮疤,一一展开,彻底清洗。等我脑中一片空白,再也没有话 说了以后,我问: “大夫,我是不是真有精神病?” 那大夫冷静地说: “你父亲才有精神病!” 苦与乐原是个人一己的主观认知,对某些人说来是痛苦的事,却很可能是另一 个人快乐的泉源。实际上,人对一件事的经验,经常是苦乐交杂,两者不可能独立 存在。不利的刺激引起身心自然的排斥,此种感觉即为痛苦,是人力求避免的。等 到身心痛苦解除的那一剎,心理上所感受的冲击由不利的一端,化为有利的另一端, 则为快乐。 从哲学及心理学上而言,痛苦的解除才是快乐。也就是说,痛苦与快乐原为一 体的两面,互为因果。而且就如反作用力一般,两者的方向相反强度相等。痛苦越 深,解除时所获得的快乐感觉越是强烈。只是有些痛苦经过长期累积,感受已经麻 痹,日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人常无从认识其痛苦的本质罢了。 我长年埋藏在家庭不幸的阴影中,习惯于那种一成不变的模式,早已丧失了辨 识的本能。身边的一切与真实的人生好象隔着一层浓雾,恍恍惚惚间感觉不到明确 的棱线。好在我受过还珠楼主的洗礼,有着用不尽的幻想,很容易逃遁到虚无的他 乡。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到,自己脆弱的心灵竟然牢牢地关闭在过去那冰湿 寒凉的暗室里。当我从苦涩的记忆中,看到一个无助的身影,在环境的重压下,承 受着难以名状的折磨。那时,与其说是悲恸,倒毋宁说是惊悸来得更为贴切。 我喜欢看小说,尤其偏爱悱恻缠绵的悲剧,因为在直觉上,“我”并没有身受 其苦,但却将故事的情节与自我的经历溶合为一。我所感受的正是我熟悉的情绪, 而由小说故事中接受的,却是变化曲折、多采多姿的人生。如此一来,既挑起了自 我的情绪,又美化了个人的感受,遂有如醉如痴之感。 在这次的自白中,我是故事的主角,却又是旁观者,每一个封冻经年、以往不 敢触摸的细节,都栩栩如生地飘扬在另一个时空! 待我全部倾吐完毕,有如看完了一本书,应有的激情反应,已经化为余烬,所 以我能很冷静地探索内心中的真相。 使我感到惊悸的是,在看了那么多小说后,很难相信自己居然也在活生生的天 伦悲剧中!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我能活到今天,为何不能面对明天呢?医生证明 我一切正常,我就应该正常地活下去。 当我由桎梏中解脱出来后,渐渐感觉到有一股涓涓的快乐清泉,由无到有,开 始流过我的血管。这种感受非常可怕,它使我认识到过去生活的痛苦,因而经常设 法逃避回忆的折磨。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对父亲的畏惧已经成为本能的反应, 连心中一点不敬的念头,都会遭到良知的围剿。 另一方面,由于无尽痛苦的积累,使我在青少年那段岁月里,有任何一点小小 的收获,都能在心灵上带来无上的冲击与快慰。就像个饥渴不堪的流浪汉,不论什 么食物,只要进入口中,都觉得鲜美异常。 左邻宫家有十个孩子,最大的儿子滞留大陆。老二比我大三岁,老三与我同年, 老四稍小,四个都是男孩子。再下去约每隔一年一个,第五和第六位是女孩,下面 还有二男二女。妙的是他们从老三以下,二男二女,梅花间竹,对称工整。而且一 个面貌酷似母亲,另一个则具有父亲的轮廓。 孩子多,声势自然就浩大,我们住的宿舍是木造的平房,连院落约有一百坪。 地方虽然不很大,可是一到晚上,只要家长不在,电灯一关,室内加上室外,捉起 迷藏来, 十几个小萝葡头, 就能吵得天翻地覆,那股兴奋刺激的活泼劲,真能令 “佛跳墙”! 然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家的问题是婆媳不和,婆婆认为经过多年的煎熬, 好不容易熬成婆,理当手操家中生杀大权。而做媳妇的受了新时代的洗礼,憧憬着 幸福的新式家庭,也没有理由放弃任何属于自己的权利。 这场两代争夺权利的战争,由大陆延伸到台湾,越演越烈,终至水火不容。宫 伯伯是个孝子,起初一直保持中立,避免介入。但这事闹得太久了,最后,不由自 主地,他也卷进了这场风暴。他一面劝老人家慈祥谦和些,不必争权揽势;另一方 面又强力压制妻子,希望能遵守三从四德。 宫伯伯是辽宁籍旗人,身材削长,面容清秀,年轻时有“美男子”之称。他说 话慢条斯理,冷静从容,从来不疾声厉色,与我父亲完全是两种典型。宫伯母是江 南人,年轻时也曾倾倒不少众生。做了十个儿女的母亲后,身材已是臃肿不堪,脾 气也暴躁非凡。尤其是她的嗓门奇锐,叫骂之声能使风云变色。 那种家庭悲剧着实令人难忘,对我而言又是另一种体验,在不同的屋顶下,缊 酿着不同的问题。我原是羡慕他们家中欢乐的气氛而来,也曾试着把满腔的烦恼宣 泄在欢笑中,然而现实永远是现实,不论人躲到哪里,都躲不过残酷的现实。 经常,正当我们在玩耍或者讨论功课、作业的时候,就会听到宫伯母一声暴喝、 宫老太一阵嘶吼。余音还在耳中,大家的脸色就像掉落在地上的酒瓶,碎片和着水 酒,飞溅四散,一个一个无助地,就此凝固在那一剎。 我很喜爱透明的物体,喜欢那种光色的流动,似是永恒而又变化无常。肥皂泡 很能代表欢乐,不论我们多么努力的吹,也不论肥皂泡有多大,彩色有多鲜艳,它 总是在飘逸绚烂、令人陶醉的当儿,突然之间,破掉了。 大概正因为这种不确定的感受,使我更能珍惜在宫家所得到的欢乐。爱屋及乌, 他们家庭的遭遇,也就成为我心灵负担的一部分。 我很能体会宫伯伯的心情,矛盾痛苦成为他难以启口的包袱。再加上来台湾以 后,事业很不顺心(记得他曾经出面检举一位表面德高望重,实际上却贪渎枉法的 长官,但在权臣当道,官官相护的白色时代,他反而成了代罪羔羊)。在多方面的 折磨下,我所见到的宫伯伯,已经是位沉默寡言,满腹心思的憔悴长者了。 宫老太还有一个女儿,也住在台北,本来议定与宫伯伯轮流,各奉养半年。但 为了老太太,女儿的家庭也失和,闹得几乎要离婚,所以不得不把责任推到做儿子 的身上来。 宫老太当时已年逾七十,身体健朗,耳聪目明,牙齿居然连一颗都没有松脱。 她床下藏了不少零食,在几十只“鼠视耽耽”的小眼睛下,她抱着“众乐乐,不如 独乐乐”的矜持,我从来没见她给小孙子们分享过一点一滴。她经常装得老态龙钟, 穿著破烂,到处陈诉儿子女儿的不孝,以争取街坊邻里的同情。 最初这种诉求相当有效,也给宫家带来不少困扰。可是,日子一久,大家看透 了宫老太太的为人,避之唯恐不及。最后,宫老太连聊天的对象都找不到了。有一 次宫老太为了抗议大家对她不尊敬,在台湾街头运动还没兴起之前,她口中还嗑着 瓜子,人就大剌剌地横睡在马路中央,一时交通阻绝,人人为之侧目。 父亲常常拿他们一家的事迹,做为机会教育的活例,认定他们“伦常败坏”、 “德行斲丧”。既然不幸为邻,唯有保持距离,以免受到污染,更严禁我们与宫家 来往。 不幸的是隔壁随风传来阵阵孩子们的欢笑声,丝丝扣着心脉,我越想压制,对 那些声浪越是敏感。终于,有一天,顾不得可能发生的后果,我跨越了意识型态的 屏障,投奔自由,加入了他们的阵营。 虽然只是一墙之隔,气氛却有天壤之别,我家总是阴沉沉地,没有什么声音。 每个人都与其它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小心翼翼地,力求避免触及尚未愈合的创口。 宫家则是叽叽喳喳的,大的叫,小的闹,从无宁时。兄弟姐妹之间,经常为了些无 关紧要的小事,争得面红耳赤。可是一转身,一切又忘到九霄云外。 这是一种崭新的体验,对我日后发展人性理论,有很大的助益。因为人的认知 都来自经验,而人生苦短,绝无可能遍阅各种人际关系。经历不足认识就不全,若 连人生都认识不全,从何而知人性? 在理论上,人性不过是人对外在事物的反应作用,设若人能经历到事物的极端 现象,就可以推测出人性的正常反应。在我家,人与人之间的磨擦,必然会导致灾 难。宫家则刚刚相反,他们从小到大,彼此之间争执不断,反而能维系亲密的感情。 数十年后,我家里的姐妹亲戚,几乎是个个老死不相往来。他们却兄弟姐妹团聚一 起,成了一个小社会。 我家兄妹,各谋其是,独立无援,各自朝向学术、事业发展。而宫家比较重视 亲情,互相依靠,互相协助,大家吵吵闹闹如故,彼此之间的利害关系却也越绑越 紧。 当然,我那时还没有这些认识,只是羡慕混合着难言的懊恼与无奈,我谨慎地 生活在这两种极端的天地里,由于早年养成了观察的习惯,便不然而然地开始思索。 为什么世界这样不公?为什么人与人的遭遇是这样的悬殊?为什么我会痛苦?为什 么别人也会痛苦?为什么欢乐的时光总是那样短暂? 从根本上说来,欢乐幸福是人人所追求的目标,得到了,心理满足了,就不再 奋斗追求。在另一方面来看,欢乐幸福仅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感受之时,心智活动 暂时终止了,坐视时光流逝,再等待下一刻的来临。 宇宙不停的进化,环境也不停的改变,人的一生处在这无常的世界里,年轻时 的身心结构,最适合学习、适应。如果在这段时间里,自我得到了满足,心智活动 一停止,也就失去了人一生中最佳的学习良机。 环境是人身处的时空与讯息,刺激则是内在及外在的各种主观客观的变化。在 客观环境的刺激与自我经验交互作用下,渐渐形成了主观对客观的认知,并影响了 自我心理的韧度。在人的学习、适应时期中,若客观环境的变化越大,人的韧性就 越强。这情形有如冶金炼钢,不经过高温加压、千锤百炼,就得不到精品。 环境的变化无尽,人对变化的选择却有限,两者之交集,就是所谓的“机运”。 变化程度与人心韧性的乘积,等于机运的绝对值。绝对值高者,表示人的应变能力 强,在社会上将有更多成功的机会。 中国人很相信机运,却不知道人心韧性操之在己。人固然无法改变环境,但是 只要愿意,却很容易适应环境。在痛苦中成长的人,知道如何调适自我心态。反倒 是年轻时享受快乐幸福的人,认定了快乐幸福是理之当然,心态逐渐定型,面对未 来万变的世事,其适应能力必然有所不足。 在青少年时期,人的生理心理正在发展,对快乐的认知以及对痛苦所能忍受的 极限,一切根据其本身的经验而定。所以,成长在幸福环境中的人,一旦遭到社会 的压力,往往容易崩溃。反之,早年经历的苦难越多,往后心理上越容易获得满足。 说得更具体一点,年轻时所认知的快乐与痛苦,与成长后的感受未必相同。以 我自己为例,我很庆幸得以早日经历到人间的酸、甜、苦、辣,尽管当年的煎熬, 我几乎难以度过。但日子一久,就认定世事应该如是。再有机会换个环境,与他人 相比,才发现自己更能领略幸福的滋味。心理有了安慰后,韧性一天比一天坚强。 到最后面对真实的人世时,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和准备,故能应付裕如。 既然人的成长完全根据环境的发展而定,人所积累的经验,只是因应环境的结 果。那么,在人类还不能绝对的控制环境之前,我们怎能期望有一种理想的教育方 式?为了避免受苦,把儿童保护在人为的温室中,结果必将使之失去心理建设的机 会。又如何能期望儿童在成长以后,能适应现实的社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