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蝉蜕 转学、兴趣、后母、联考 高三刚要开学时,父亲没有说明原因,突然又把志学叫来,替我转学到台中省 立第一中学。我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余波,也是必要的安排。一句话都没问,洒脱 地离开台北,到得台中,住进学校宿舍。 最使我难舍的是小妹,我们之间还是一张白纸,虽说心中嵌满她的倩影笑语。 到了这感伤的时刻,我却只能把这一腔离情,硬生生的咽下肚里。别时,宫家大伙 无不议论纷纷,讶异父亲的不近情理。我悄悄地偷看了她一眼,她若无事然,好象 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我离开她家大门时,在人群中也没有找到她的倩影。 在台北时实在太忙了,忙于察看父亲的脸色,又忙于等待机会,跳过墙去。来 到台中,时间才真正属于自己。这一刻,我发现已经面临了人生的抉择--马上要 考大学了,究竟我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当时的制度是将大学的科系区分为“理、文、农”三组,每组有不同的课业与 教材,由高三起,分组授课。我必须先决定读哪一组,然后才能分到适合的班级。 我决定学音乐,当我在心情郁闷的时候,就有种大声呼啸的冲动,唱歌便成为 最理想的发泄方式。宫家老二也喜欢唱歌,但他唱的是情歌。我们经常有意无意相 互比赛,看谁的吼声能把屋顶震垮。 但真的对音乐发生兴趣,则是看了几部有关音乐的电影。其中“翠堤春晓”一 片最令我着迷,从初中第一次看到后,每次电影院重演,一定少不了我这个观众, 一看我就想做个音乐家。只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居然也有机会决定自己的未来。 当然我也仔细地研判过其它的可能性,只因台中一中的升学辅导在高二,我没 赶上。所以只能根据自己所知道的科目考虑。老实说,我对大学的认识十分有限。 政治是我最怕的一种人类行为,我家进进出出的达官显要见得多了。每个人在 人前及人后,都戴着几副不同的面具,为了争夺权利,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我很 欣赏《列子》所载的故事:帝尧为了寻贤禅让,到了首阳山,遇到一位贤士,帝尧 要请他去做官。这人听了,忙逃进山中,到溪边洗耳朵。一位放牛的看到了,问他 在做什么,这人说听了帝尧要请他做官的话,污了耳朵,特此清洗一番。放牛的一 听大怒,忙把牛牵到上游,嫌洗耳朵的污水脏了牛胃……自古到今,厌恶政治的显 然不止我一个人。 经济也是我讨厌的,父亲是清官,家中差堪温饱。我从小没有零用钱,虽常以 为苦,可是眼见初中时,那些同学都毁于金钱,因此对钱颇为反感。另外还有一些 无形的影响,例如我常听人赞佩父亲的人格操守,听多了,清廉便成为我的一种价 值标准。 此外,外交、社会、法律、历史等学科,都与我的个性相违,刚浮上台面便被 淘汰了。数学本是我所喜爱的,可是自从我的“基数论”被代数老师羞辱后,心里 觉得很别扭,也就对数学失去了兴趣。后来又碰到家中巨变,无心学习,程度越差 越远,数学课本终于成了标准的“天书”。 由于我好动又好奇,从小见到任何新事物,总是缠着大人东问西问,不到弄个 明白不休,最后总是换来白眼。再若是看到能动的机械,就有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 驱使着我非把它拆开不可,这也是我惹祸上身,常常挨打的根本原因之一。好在拆 多了,经验丰富,家中的东西一坏,我总能修好。更妙的是,每次修完了,准会多 出几个零件来。 记得最令我困惑的,是个上发条的老式留声机,不论我怎样拆了又装,装了又 拆,始终找不到机器里面那个唱歌的“小人”。直到有一次,我偶然发现把唱针插 在火柴盒上,划过唱片上的回纹,火柴盒居然也能发出声音来。我才知道唱片的纹 路并不平滑,使得唱针振动,声音是盒子共鸣所发生的。 我的修理技术得到肯定,是因为一个德国制的闹钟不走了,店家说不能修。我 便彻底把它解体,发现原来是动力发条断了,那种发条是钢制的,弹性极强。我想 尽了办法,胶不上,黏不住。最后只好学铁匠,把剩下较长的一半发条,丢在厨房 的“煤球”炉子里,等到烧得通红,将一端搥得叠回来,再钩住固定的柱子。终于, 钟给修好了。只是有一个缺点,一天要上两次发条才行。 父亲有支四五口径的手枪,无意中被我发现了。花了些功夫,我能很熟练地把 它分解、还原,而且经常上油、保养。我常幻想,如果遇到强盗,有枪在手岂不威 风?于是我将子弹上膛,并把保险扣上。这些“技术”完全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而使用枪的“观念”却丝毫没有。有一天我正偷偷地把玩,突然被妹妹发现了,她 叫着说: “我告爸爸去,说你在玩枪!” 我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把枪对着她,恐吓她说: “你敢告?我先打你!” “你不敢。” 我为了吓她,便扣着扳机说: “我开枪啰!” “你开吧!”她毫不在乎。 我一扣扳机,保险闩着,扣不动,我便拨开保险钮。这时心里突然一动,为什 么上了保险呢?再把枪膛拉开,一颗子弹平躺在膛中! 剎时,我浑身上下直冒冷汗,手脚发软,竟然滑倒在地上。妹妹以为我在陪她 玩,自己装死,带着胜利的微笑走了。自此以后,我一见到枪就心惊胆跳。 前面提过,我自己动手做“油印机”,做反射式“放映机”,还设计过玩具水 枪以及很多有趣的机械。可是当时社会环境配合不上,父亲认为只有读书重要,这 些雕虫小技会“玩物丧志”,在家中绝对禁止。 有一次我做得太过火了,那是在初三,我学会了装收音机。但由于台湾是戒严 地区,所有的通讯器材都受到军事管制,有钱也无处可买。我发现父亲汽车里有个 直流式真空管收音机,从来没有人用过,于是我偷偷地把能拆的零件都拆了下来。 一面参考书本,一面动手,将之改装成一部“交流式超外差五管收音机”。 靠着这五只真空管,我做了不少电子实验,那一阵子对电子简直入了迷,见到 任何电器都想要,得不到便偷,包括宫家也是我偷窃的对象之一。每天不管去哪里, 总会带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来。 我发现“矿石耳机”并不需要“天线”,那时我所能找到的耳机,都是电磁式 的,一片铁片下面是个感应线圈绕着的磁蕊。当直流电通过感应线圈时,磁蕊便会 产生磁力线,使铁片振动。空中的电磁波是交流的,矿石具有整波的功能,能将空 中的电波分割成为直流半波,立即可以收听。 当然,除了耳机外,还有选台、天线、音量增益等问题。但是我对矿石耳机有 兴趣,唯一的目的是希望做一台超小型的收音机,以便上课时偷听。矿石耳机不论 怎样设计,因为音量小,分频都不理想。而我所用的器材都是军事报废品,经常不 是这里坏便是那里失灵。最可恶的也就是这种“不可测”的因素,非常浪费时间及 精力。 有几次,我猜想是耳机坏了,便把耳机拆了下来。那里面的线圈比头发还要细, 一不小心,线一断,可就真正报废了。拆了几次,技术熟了,我认为耳机虽小,里 面的空间还可以充分应用,便设法把矿石固定在耳机里。 这种小工程可大不易,首先是矿石的灵敏度不稳,良好的接触点非常难选。终 于我用两个小弹簧解决了,再要把小弹簧及矿石装进耳机的空隙里,真有如骆驼穿 针!差不多忙了一个多月,我锲而不舍,最后成功了,一只耳机,外加一根下垂的 短短天线,就可以收听距离最近的广播电台! 完成后,我拿到学校去“现宝”,同学们争着把玩,一不小心,把那根脆弱不 堪的天线给弄断了!那时的挫折感,简直不能以言语来形容。完了!再做一个?我 实在没有耐心,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材料了。 无意中,我把已经坏了的耳机放近耳边,没想到竟然还有音乐声!不错,果然 是电台播放的音乐!为什么天线断了还收听得到呢?为了要找出原因,我又把它拆 开,原因没找到,只是再还原时,耳机却彻彻底底的报销了。 我实在太忙了,没有再做第二个,其实不用天线的理由很简单,电磁线圈本身 就有电感,只要离电台近,就会有足够的电力推动耳机。很可能我当时所做的耳机, 是世界上最小的收音机。天下所谓的发明,不也就是排列组合出来的吗? 不久,我的房间变成了“实验室”,为了要试验“磁场”,我把偷来的电线围 绕在墙壁四周,通以电流。由于没有电流负载观念,一接电,就把家里的保险丝烧 断了。 因为天天修保险丝,我发现到家中电源一根是火线,一根是地线。我用一支很 长的钢筋,深深地埋进地里,作为自己的地线,再接上家电的火线,另成一个回路。 这一来,不论我怎样用电,电表始终不动。有时两根电线的负载处冒起青白色的火 弧,家里的电灯就一明一暗有如鬼火,接下去就传来父亲大骂电力公司的吼声。 这些实验叫我又兴奋、又害怕,由于我曾被电击过多次,深知那种痛苦。为了 防止家人无意中撞进来,我便在房门的把手上,贴了二片铜片,各接上电源。只有 我知道,在铜片之外的位置比较安全,摸到铜片准会被电击。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会有什么后果,只认为这样就不会有人进来了。一天,我放 学回家,突然见到房门洞开,屋子里干干净净的,所有偷来的宝贝、多时的心血, 全部失踪。当然免不了还挨了顿狠打,连一向温柔的阿香也对我怒目相视。 玩够了,也玩怕了,我对电的兴趣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去想它。 到了考虑未来前途的当儿,这些情景也都点点浮上心头。是否该学机械?电子? 为了什么?这些在我经验里,摸摸就会了,还用得着学四年吗?此外,在当年除了 好奇之外,我只是利用这些“技术”来制造自己所需要的“工具”,再应用工具做 我喜爱的事物。重要的是后者而非前者,那我去学技术做什么? 所以,我决定不学理工,农、医科则是连想都不曾想过。剩下来的,只有我真 心喜爱的音乐、美术、文学三科,一时之间“鱼与熊掌”难以取舍。 考虑再三,我认为画画不用学,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我的老师,只要有鉴赏力, 我可以自画自学。文学也是一样,或许写作需要些技巧,可是在学校从来没有一个 老师教我如何作文。每次上作文课,老师只是出个题目,便由各人埋头去写。最后 本子发下来,上面几个红笔圈圈,加上一个分数,了不起有两句不痛不痒的评语。 这又代表了什么?那有什么可学?又学得到什么? 记得毛姆着的《一生必读之十大名著》中,说到作品成败的关键,并非文字的 写作技巧,而是生活的体验。生活体验是无人可教的,我只要用心体会就是。 只有音乐,那是令我感到陌生的世界,“她”超然于生活经历之外,是一种不 食人间烟火的、抽象的、绝对的精神境界。区区几个音符,就可以让我热情奔放或 是心酸凄楚,好象在宇宙的某一个地方,有个力量操纵着,一切感受都由不得己。 人的生理结构很微妙,听觉的功能或许不是最强的,但却随时可以提供外在的 一些动静状况,好提醒视觉去观察。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拒绝看任何东西,却无法 阻止声音侵入我们的耳朵。不仅如此,听觉中枢还直接连通反应中枢,以致人对声 音特别敏感。 动物生存的威胁常来自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其它生物的攻击。这些情况经常会 产生震动,发出音波,所以动物便发展出听觉,以利于生存。又由于音波的传送比 较不受地形及环境的影响,所以由声音辨识出是求偶或是警兆,远比视觉来得容易。 人类承袭了动物的生理结构,对声音的感受直接了当,并能毫无保留地传输到大脑 的神经中枢,瞬间导致人的感知。 宇宙中时时刻刻都有各种能量的变化,以致声波充斥在空气中,无休无止地传 播着。有的声音需要听觉辨别,以作利害的判断;有的则无关紧要,对我们毫无威 胁。为什么在这些变化中,人能够下意识地随时作出正确有效的分辨呢? 听觉中枢有种功能,就是当某一系列声音一再重复时,“感觉阀”会自动提高, 使听觉神经不受其干扰。而变化不断的声波代表着新发生的状况,其感觉阀低,故 能保持敏锐的感受,立刻被听觉察知。 于是,音乐家出现了,他们利用声音直接撼动人心的力量,选择了能使大脑细 胞产生共振的谐和音,使人在音乐中得到共鸣的感受。又由于“感觉阀”的生理结 构,所以必须加上各种变化。然而太多的变化又会让人分神,故变化中要有规律, 使人容易熟悉,产生亲切感。所谓亲切感,实际上就是大脑神经已经有了导通的神 经通路。因为已经导通,所以电阻低,意识中枢的电势就很容易流经该区。 人对事物的兴趣,就是指意识导向阻力最低的有利状态;人对事物的了解,则 是该事物与自己相关的信息。有些事物虽然了解得很透彻,却不见得能引起兴趣, 因为一成不变的信道,又会提高感觉阀。好的音乐都有适度的变化,既符合规律性, 又能维持感觉阀的灵敏度。从对音乐的分析,我发现它与人性有绝对的关系。 我不敢说当年就是这样想,但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我认定由音乐可以了解人 性。基于自己的遭遇,我急欲追求对人性的认知,所以,我决定学音乐。 同时,除了探索人性外,我还想学一些创造的方法。从小我就被逼着思考,全 靠自己解决问题,长年累月下来,养成了用脑筋的习惯。习惯养成后,思考变成了 一种“反应”,脑筋动得很快。有了这个长处,我发现自己什么都能学,而且学得 又快又好。但是,模仿是一回事,每到想创造些什么时,脑中却是汪洋一片,无从 下手。 我直觉地认为,绘画只是模仿大自然,文学也不过描述人间事物,只有音乐完 全是创造。所以一定有一种“创造的方法”,否则如何把那些无机的音符,组织成 为动人心魄,歌之泣之的“天籁”? 音乐属于文组,因此我选择了高三戊班,专攻文科。 台中一中的师资比我在台北所见的要好,也可能是进了高三,远离了家庭纠纷 和无谓的烦恼,所以开始注意到老师的素质。 比如说一位姓王的历史老师,他讲课时常把自己的看法与书本上的观点相互分 析、比较。记得最清楚的一件历史公案,是历史课本上说汉朝王莽“礼贤下士,布 衣终生”是“伪善”,王老师批评说: “什么是‘伪善’?在人前和人后,在过去和现在表现得不一样,这叫做‘伪’; 如果有一个人的‘善行’是‘伪’,当然是‘伪善’。而王莽‘礼贤下士,布衣终 生’,这句话分明是说,他在人前人后,一辈子从生到死都是这样,怎能叫伪善呢?” 大家听了,都觉得有理,王老师继续说: “不论是什么人,要人人赞美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有判断力,不能盲目相信史 书,因为史书只是少数人的记述……” 这些话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个人行为的可信与否,应以终生的表现为依归,不 必在意别人一时的批评。记得母亲也常常用这个观念来教导我,但是我觉得很难做 到,因为我对自己没有信心,不知道怎样才算正确。 还有国文老师,他把上课的气氛弄得很轻松,常常讲解些课外的题目,帮助我 们了解课文。尤其在作文时,他从来不出题目,任凭各人发挥。同学若写不出什么, 画个大押,他也不以为忤。但遇有值得夸赞的文章,他一定提出来讲评一番。 一中的自由学风很盛,我们宿舍里有一位同学,在床头挂了个“钟摆”,每天 埋首研究“自由落体”,不幸他后来被家人强迫进了医学院。还有甲组一位同学杨 维哲,他把大学里有关数学的课程全都自修完毕,常为人所津津乐道。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有一天,几个同学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说在台中戏院 隔壁楼上有几个美国人,他们一边往楼下撒钞票,一边对捡钱的人拍照。同学们无 不愤然,爱钱本是人的天性,美国人怎么能自以为有钱,便利用人性的弱点,拍照 侮辱中国人。 一传十,十传百,没有多久,几乎全宿舍的同学都被惊动了。事不宜迟,大伙 不约而同地,都往市区跑。 谁知一到校门口,就有位教官等在那里,把着大门。仗着人多,同学们开始起 哄,有位同学向教官解释了经过,然后大声问: “我们读书是为了什么?难道眼睁睁地看外国人侮辱我们?” 同学们一阵叫好,教官想了想,说: “好,要去我们一起去,排好队,一切听我指挥。” 同学们立刻响应,自动排好队伍,准备出发。 正要走时,又有同学跑回来,说事情已经解决,几个老美被警察请走了。 幸而没有闹成大事,但是过不多久,那位教官却被调走了。 另外一次,是“刘自然事件”爆发,全国哗然,同学们也群情激愤。起因是一 个美国人在台湾杀了人,结果美军当局却使用“治外法权”,硬判杀人的美军无罪。 在我以往的印象中,美国人都是些自命财大气粗的暴发户,胳膊上老“挂”着 一个身材娇小、打扮怪异的廉价吧女,吊儿郎当的到处招摇。 当时台湾的观光业并不发达,在台的“老美”实际上只是些待遇不高的水兵。 但因用的是美金,台湾生活程度又低,所以其享受骄人,每每令国人自惭形秽。 我们原是自尊自信的民族,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只因目前国力衰弱了,需要美 国盟友的协助。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应该牺牲自己的基本信念,丧失国家的主权。 人会死,国会亡,江山也会易容,但没有任何人甘为人之奴。 同学们知道学校绝不容许大家去惹事,便打算偷偷地与其它学校联络,约好时 间,准备一同上街游行。 我们还在商议中,有位外号“小教官”的教官,深夜把我叫去,劈口就说: “你不要把台北的那一套给我带到台中来,我不是好惹的!” 我猜是为了刘自然事件,故作不懂,问道: “我把台北哪一套带到台中来了?请教官讲明白一点。” “你想来闹学潮,是不是?”这是当时司空见惯的“白色”管教公式,小教官 先把“黑帽子”给我扣上。 我一听,满腔怒火都激发了。从小到大,老是碰到各种不平,这次开会我的确 是参加了,也说了几句话,但绝对算不上是闹学潮。我立刻抗声道: “教官!请你不要血口喷人,什么叫闹学潮?” 小教官哼了一声,说: “你怕我不知道?你家住台北,为什么到台中来读书,一定没干好事!” 我只觉得热血上冲,脱口而出: “好!你敢侮辱我的人格,你去叫宋新民来,问问他我为什么来台中!” 这话一出,把小教官给搞胡涂了,在学校还没有人敢对校长这样指名道姓的。 他的气焰突然低了,小心地问我: “请问宋校长和你是什么关系?” “他以前是我父亲的部下!”总算父亲可作挡箭牌了,挨了多年的打骂,这时 抬出来,心中不无感慨。 “啊?那请教令尊是……” “朱怀冰。”其实我并不知道父亲到底有多大。 他立刻换了一副面孔,说: “朱老将军,是的,是的,党国元老,党国元老,那你要多为令尊想想才是啰!” 这是生平第一次沾到父亲的光,从此小教官对我另眼相看。 原来不只是我而已,小教官采用各个击破的技俩,大家都被他约谈了,只不知 是谁通风报信的。总之,这次事情就此过去,台中一片平静。而同学们余波未息, 有的决定要投笔从戎,以便捍卫国家的尊严;有的则颓丧失志,决定自我放洋。至 于我,心里多多少少感觉到这种屈辱绝非一日之寒,我一定要追究根源。 寒假时我回到台北,一进家门,就见到一位女仕,很自在地坐在客厅里。我虽 然有点奇怪,因夜路走多了,这些小事也没加理会。 父亲下班回来,见到我只点个头就进房去了。吃饭时,那女仕就坐在父亲旁的 “客座”上,还常常给父亲挟菜。敏姐也没看到,只有妹妹还在。我心中纳闷得很, 又不好问。静静的吃完,父亲和那位女仕进去了,我忍不住问妹妹: “那个女人是谁?” “那个女人是我们的后母。”妹妹冷冷地说。 “后母?为什么我不知道?”这种鲜事恐怕只发生在我们这个不可思议的家庭 中。 “爸爸就是怕你知道,才送你去台中读书的。” “奇怪!为什么怕我知道呢?” “我怎么晓得,姐姐也结婚了,她先搬出去,爸爸才结婚的。” “姐姐结婚了?” “是爸爸逼的!她走时才可怜哩,没人理会,也没有人帮忙。好象一只小蚂蚁, 一天搬一点东西,好几天才搬完。” “爸爸什么时候结婚的呢?” “你去了台中,姐姐嫁了以后,后母就进门了。” “那么快?” “你不记得她了?她以前穿军服,常来找爸爸。” “是那个女政工?”我记起来了,她来过几次。每次来时,都身穿军服,一副 毕恭毕敬的样子,好象是向父亲请教什么军国大事似的。 “是我们的妈妈。”妹妹提醒我。 我忘不了敏姐对待我母亲的态度,自己曾是受害人,当然绝不能和敏姐一般。 想到这里,我立刻站起来,说: “我去叫她一声。” “你是好意,可是要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哩!”我听出弦外之音,但是在这种情 况下,我没有多少选择。 我敲门进去,她坐在父亲身边,我意味深长,故意说: “妈!对不起,刚才我不知道你是我妈!” 她看看我没有开口,父亲就说: “你出去吧。” 中学毕业了,要考大学,父亲叫我留在台中,准备考试。 音乐要加考术科,我对铜管乐器很有把握。在成功中学,我是军乐队开队元老 之一,各种乐器都玩过。至于学科,班上曾举行模拟考试,我的成绩不差。当时台 中一中的升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心理很笃定。 不知是哪里吹来的邪风,宿舍里盛行请“碟仙”,传说济公曾开示,明年一定 反攻大陆。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传说,众口铄金,似乎灵验异常。我有过“观音菩 萨”的教训,更认为这种碟仙有如儿戏,始终不信,天天与同学辩论。 碟仙的玩法,是先在一张纸上写些中文字及英文字母,再用一个碟子,反扣过 来,在碟沿画一个箭头,这就是全部的道具。玩的人由一到四个不等,其法是先祷 告祈求,可以指定神尊或是鬼魂,再不然任凭机缘。 玩的人各伸出食指,轻轻按在反扣的碟底上。据说碟仙一来,就会带着碟子移 动,等它停下来时,将碟沿箭头所指的文字,逐一记载下来,便是“神灵”的指示。 传说中举凡交友、升学,碟仙都有求必答,有答必验。很多同学想知道心目中 的女友,而中文人名用字不可能在一张纸上写全,便以英文字母代替。妙的是所问 到的女友名字,经常不是Mary便是Lucy。因为中学生所知道的英文名字有限,连编 都编不出新花样! 我与同学们争辩得几乎伤了感情,我不懂为什么这样简单的道理,居然还看不 明白?如果仅以娱乐的立场分析此事,本来无可厚非,总比年轻人上街闹事好。但 如果在理性上,硬要相信碟仙显灵是实,我认为此人智力大有问题! 为了免费唇舌,我们决定采用科学方法,亲身试验。共有六位同学志愿参加, 我们慎重其事的斋戒沐浴,花了三个夜晚,轮流上阵,虔心祈求。 最后,大家一致认定,除了个人的心理作用外,碟仙根本不存在。但有一位信 心极深的同学,到了最后一刻才来,他指责我心存成见,所以碟仙不愿意来。并坚 决表示,只要他代我参加,一定能成功。 果然他一上阵,碟子便满桌飞驰,我分明看到他眼睛搜寻着字,手指并控制碟 子运转。但他发誓赌咒,一口否认。 依我对他的了解,他没有任何理由来骗我,尤其不可能用这么幼稚的手段。再 说,大家都牺牲了温习功课的宝贵时间,为的是追求真理,他更没有理由专门来作 对!那么还有什么原因呢?果真是我有成见吗? 我早已养成一种习惯,每当遇到不能了解的事,就会不由自主地潜心观察,一 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的确,要指责他有意搞鬼,的确是不公平。他虽然闭着眼睛,瞇出一条微微的 细缝,但眼皮却一动也不动。我知道有些人睡觉时,眼睛不能完全合上。这种情形 很难伪装,除非是长时期养成了习惯,否则眼皮难免会眨动。 于是,我要求他将眼睛完全闭上,他则认为已经闭上了,只是天生不能闭得很 紧。我试着用手在他眼前晃动,他说感觉得到光影,却不知道是什么。 其次,我发现他的反应很快,只要碟子一动,他立刻加速“跟上”,将碟子又 推进一小段距离。很显然,只要有两个像他一样的人同时来玩碟仙,若其中有一个 人的手不慎颤抖了一下,另一个人就会放大一倍。如此一来,碟子自然而然就不断 地移动了。 我作了一个试验,偷偷叫其它的人把手拿开,然后把碟子推了一下,果不其然, 只需要他一个人,碟子就“兴奋地”往前冲。不过,由此也可以证明他并非存心搞 鬼,因为当他的加速度终止后,碟子又停了下来,他则痴痴地静候着。 同学们在一旁观看,也能理解这种现象。只要玩的人相信,便会认为碟子的运 动就是碟仙的神力,于是随着碟子的动向,各出其力,大家都有贡献。 然而,这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碟子会停下来,且指在字上。一再反复试验下, 这一点也有了合理的答案。 当碟子开始移动后,玩的人都跟着紧张起来,大家都预期将会停止,各人的手 指就有意无意地抬了起来。更妙的是,这时全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碟子的动向上, 而忘却了人的因素。我紧盯着那位同学,要看看他的反应如何,只见他本能的张开 了眼睛。 他也很警觉,知道在做实验,马上又把眼睛闭上。其实这样已经够了,在那一 瞬间,碟子附近的字形,已经映在他脑海中。下一步则是他的意识作祟,因为他已 认定将停在何处、或者不停,所以不需要刻意做假,就可以将手指提起来。 虽然这个理论大家争论了很久,但没有人否认在玩的时候,多多少少有种猜测 的心态,至少希望碟子落在“有可能性”的文字上。就是这点“合理的”希望,使 得人的手指有了“抬起来”或“继续加速度”的分别,也决定了碟子的运动方向。 尤其是当一个人自以为他有这种能力时,他的期望与关注必然较他人为强。有 意识的主导可以说是欺骗,而无意识的行为却容易以讹传讹,混淆视听。 为了证明这种无意识的主导行为,我坚持要将参与者蒙起眼睛,只有在大家都 看不见的情形下,碟子还能停在文字上,我才愿意承认有碟仙的存在。 大家都同意了,由于从来没有人慎重的要求把眼睛蒙起,因此也没有人知道会 有什么结果。但是这位同学很有信心,同意试验。在多次的试验下,碟子完全乱了 章法,跑跑停停,一直不能“到位”。 这次的试验证明了这位同学不是存心欺骗,但是我却看到了事件的另一面。世 上有很多自以为是的人,或为了引人注意,或为了私人利益,尽管无心为恶,却非 常坚持己见,常使得信念不坚的人,无从客观的分判是非。 这种后果的严重性,远比有心为恶者为大,所谓“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世 人有明辨是非能力者太少,绝大多数都是随声附和。尤其是这种值得信任的好人, 不论他说得有理无理,人都宁愿信其有,反而常常使真理蒙尘。 到了大学集体报名的前一天,宋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准备得如何, 我说很有把握。宋校长说: “不要太有自信啊!去年本校还有好几个人没考上!” “起码我的术科可以拿高分……” “术科?你为什么要考术科?” “音乐要考术科的。” “音乐!!”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这怎么得了?怀公不骂死我了?” 我吃了一惊: “音乐有什么不好?” “糟了!糟了!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我以为你……”他急得说不下去了, 停了会儿,又说:“怀公知不知道这件事?” “这是我自己的前途,爸爸也管不了!”我振振有词。 “唉呀!邦复,你也不是小孩子了,你还不知道怀公的脾气吗?他把你交给我 管,对我嘱咐了不知多少次,说你天分很高,要你学理工……” “为什么一定要学理工呢?假如人人都该学理工,还要别的科系干嘛?” “唉!你不要跟我辩,问题在我怎么对怀公说呢?” 我不愿为难他,明知跟父亲提了,一定通不过,到此时也只好说: “那么让我自己向爸爸说吧!” 宋校长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父亲,说: “怀公,邦复有话对您说。”他把烫手蕃芋丢给我。 我接过电话,说: “爸爸,我在填大学报名单,我要考师大音乐系……” “什么?”电话里的吼声震耳欲聋。 “音乐系!”我肯定的说。 “叫宋校长来说话!”父亲很了解我的倔性子。 宋校长也听到了,一脸的无奈,拿起电话,只是喏喏连声。过了好一阵子,宋 校长转过头来问我: “你有没有第二志愿?音乐是绝对不行的。” 怎么办呢?我脑中空白一片,从来没有想过第二志愿的问题。既然音乐被否决 了,就学艺术吧!不幸的是,父亲仍不同意,再换文学也不行。我放弃了,便对宋 校长说: “麻烦您问问爸爸吧,只要是文组,由他决定好了。” 父亲坚持我考理工科系,宋校长解释说现在实行文理分组。我已选了文组,理 组的功课没有学,不可能考得上。 父亲不明白为什么要文理分组,却坚持除了理工外,不许我读大学。 宋校长急得满头大汗,我则死心塌地,不读大学也罢。 最后,宋校长想到一个方法: “怀公,您是党国元老,为国家贡献良多,我们学校每年有十个名额保送军校, 能不能让邦复从军报国呢?”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父亲总算答应了,宋校长也笑了,我也无可无不可。还 是我的预感正确,当我决定要学音乐时,就有点难以相信,我居然能够决定自己的 前途。 同学听我说要保送军校,都表示遗憾,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潇洒地拿起篮球, 一个人走到球场,在众人的读书声中,投起篮来。 有位教官看我成天打球,便好心劝我,说快考大学了,应该利用时间多读点书。 我告诉他,我已经保送军校了。 教官问: “你打算进什么军种?” “当然是空军。”我并没有认真考虑过,只是在直觉上,空军死得比较痛快。 “不可能,”教官摇头说:“你有近视,进不了空军。” 我楞了一下,说: “那就海军吧。” “也不行,海军也要视力好,你只能进政工干校。” “政工干校?”篮球滚得老远,我也顾不得捡了:“政工干校我不去!” “为什么?政工干校有什么不好?” “从军就是为了打仗,搞什么无聊的政治工作?”我不能说我见过一些“搞思 想”的人,被他们吓破了胆。 教官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恐的神色,不再多说,摇头而去。 我回到寝室,和几个同学谈起这件事,大家七嘴八舌地出点子,但是谁都没有 方案。最后,有个同学建议说: “文组你父亲不同意,理组也不可能,可是还有农组可以考呀,至少你只牺牲 生物和解析几何,一共一百分,才六分之一而已。” “农组?”我觉得总比政工好:“可是农组学什么呢?” 一时大家都呆住了,因为宿舍中没有人报考农组。 我想起《铁骑银瓶》中的新疆大漠风光,养马总该是农科吧?我问: “有没有养马系?” 大家都笑了,有人说: “有畜牧系,一定可以养马。” “好,就这么决定了,我考畜牧系。”我的反应一向很快。 “其它的呢?你总得填别的志愿。” 我喜欢吃西瓜,学学种西瓜也不错,大家猜了半天,认定农艺是种西瓜的。因 此我便决定了三个志愿,第一是台大畜牧系,第二是台大农艺系,第三是台中农学 院农艺系(那时台中农学院尚无畜牧系)。 这次父亲没有反对,因为照他的说法,一旦我们反攻大陆,老家珞珈山下还有 块地,学农至少回去还可以耕田。我一生的命运,就如此这般地决定下来了。 大学联合招生的窄门很难挤进,总共六百分,我却有一百分肯定交白卷,我不 相信会考得上。别人都在死啃活拚,我则听天由命,每天悠哉游哉,照样打球玩耍。 考完试,像是应付完了公事,我已准备好去当兵,心理非常轻松。十多年的学 生生活,像是一场恶梦,我不知道学到了什么?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学?我也不知 道别的同学是怎么想的,彷佛人人都是为了考试,考试的目的还是为了下一次的考 试。 在无尽的考试中,我考怕了,白天还好,我可以靠打球、看小说来忘掉它。但 是在梦中,一切可由不得我控制,永远是考试!考试!而且千篇一律,永远是清一 色的结果,缴白卷!缴白卷! 我这一生似乎注定要在苦海中挣扎,白天如同漫长的恶梦,一层又一层的巨幅 布幕,把我紧紧的里住,束缚得透不过气来。入夜更是无休无止的恶梦,重复着所 有难以摆脱的、令我心神狂乱的恐惧。 虽然生活中的一切都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支配着,由不得自己作主。可是隐 隐约约中,我总觉得我迟早会醒来的。只有在醒了以后,我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 不幸的是,我居然考上了,考到了台中农学院的农艺系,离我养马的志愿只差 了十分。这时方才有点悔意,早知道恶梦未了,多拚个十分又何妨? 更令我失望的是,农艺系种稻不种西瓜,这大学四年显然又是苦海无边。别人 考上大学都在欢天喜地的庆祝,只有我,反而恼恨不已。 台北市在这些年间,整个朴实的风貌都被高大而杂乱的建筑蛀蚀殆尽。南京东 路成了市虎的竞技场,松江路也在拓宽。后面长春路原来平平坦坦的一片稻田,如 今好象被耗子啃过的大饼,零零落落的,残砖碎石散布一地。 不仅是景物不再,人事亦非,宫家搬到新店去了。她们的新居在一个小丘的半 腰,丛林遮掩之下,一栋老旧的木屋,屹立在历经风雨冲刷、落石处处的斜坡上。 宫伯母知道我考上台中农学院,她眉毛一扬,对我说: “没考上台大,不算进大学,你明年再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