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行在”生活 我在张园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这个环境远比北京的紫禁城舒服。我有 了这样的想法:除非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或者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外力,我还是住 在这里的好。这也是出洋念头渐渐冲淡的一个原因。 张园(和后来的静园)对我说来,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 似乎必要的东西。在紫禁城里我最不喜欢的,首先是连坐车、上街都不自由的那套 规矩,其次是令我生气的内务府那一批人。如今我有了任意行事的自由,别人只能 进谏而无法干涉。在紫禁城里,我认为必要的东西,是我的威严,在这里也依然存 在。虽然我已不穿笨拙的皇帝龙袍,经常穿的是普通的袍子马褂,更多的是穿西装, 但是这并不影响别人来给我叩拜。我住的地方从前做过游艺场,没有琉璃瓦,也没 有雕梁画栋,但还有人把它称做“行在”(我也觉得抽水马桶和暖气设备的洋楼远 比养心殿舒服),北京的宗族人等还要轮流来这里给我“值班”,从前张园游艺场 售票处的那间屋子,犹如从前的“乾清门侍卫处”。虽然这里已没有了南书房、懋 勤殿、内务府这些名堂,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张园那块“清室驻津办事处”的牌子 就是它们的化身。至于人们对我的称呼,园子里使用的宣统年号,更是一丝不苟地 保留着,这对我说来,都是自然而必要的。 在张园时代,内务府大臣们只剩下荣源一个人,其余的或留京照料,或告老退 休。我到天津后最初发出的谕旨有这两道:“郑孝胥、胡嗣瑗、杨锺羲、温肃、景 方昶、萧丙炎、陈曾寿、万绳木式、刘骧业皆驻津备顾问。”“设总务处,著郑孝 胥、胡嗣瑗任事,庶务处著佟济煦任事,收支处著景方昶任事,交涉处著刘骧业任 事。”陈宝琛、罗振玉、郑孝胥是每天必见的“近臣”,他们和那些顾问每天上午 都要来一次,坐在楼外西边的一排平房里等着“召见”。在大门附近有一间屋子, 是请求“觐见”者坐候传唤的地方,曾经坐过的人,有武人、政客、遗老、各式 “时新”人物、骚人墨客以及医卜星相。像青年党党魁曾传,网球名手林宝华, 《新天津报》主笔刘冉公,国民党监察委员高友唐,……都曾加入张宗昌、刘凤池 的行列,在这里恭候过“奏事官”的“引见’。驻园的日警,天津人称之为“白帽” 的,驻在对面平房里,每日登记着这些往来的人物。每逢我外出,便有一个日警便 衣跟随。 张园里的经济情况,和紫禁城比起来,自然差的多了,但是我还拥有一笔可观 的财产。我从宫里弄出来的一大批财物,一部分换了钱,存在外国银行里生息,一 部分变为房产,按月收租金。在关内外我还有大量的土地,即清朝入关后“跑马圈 地”弄来的所谓“皇产”,数字我不知道,据我从一种历史刊物上看到的材料说, 仅直隶省的皇产,不算八旗的,约有十二万饷。即使把这数字打几个折扣,也还可 观。为了处理这些土地的租赁与出售,民国政府直隶督办和清室专设了一个“私产 管理处”,两家坐地分赃,卖一块分一笔钱,也是一项收入。此外,前面我已说过, 我和溥杰费了半年多功夫运出来的大批珍贵字画古籍,都在我手里。 我到天津之后,京、奉、津等地还有许多地方须继续开支月费,为此设立了 “留京办事处”、“陵庙承办事务处”、“驻辽宁办事处”、“宗人府”、“私产 管理处(与民国当局合组的)”、“东陵守护大臣”和“西陵守护大臣”等去分别 管理。我找到了一份材料,这上面只算北京和东西陵这几处的固定月费、薪俸、饭 食,就要开支一万五千八百三十七元八角四分[注],至于天津一地的开支,每月大 约需一万多元[注],最大宗的开支即收买和运动军阀的钱,尚不在此数。每月平均 开支中的购买一项,约占全月开支三分之二,也没有包括汽车、钻石之类项目。天 津时期的购买用品的开支比在北京时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像钢琴、钟表、收音 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 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又 要买,而且花的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份。文绣看她买了,自然 又叽咕着要。这种竞赛式的购买,弄得我后来不得不规定她们的月费定额,自然, 给婉容定的数目要比文绣的大一些,记得起初是婉容一千,文绣八百,后来有了困 难,减到三百与二百。至于我自己花钱,当然没有限制。 由于这种昏天黑地的挥霍,张园又出现了紫禁城时代的窘状,有时竟弄得过不 了节,付不出房租,后来连近臣和“顾问”们的俸银都开支不出来了。 我花了无数的钱,买了无数用不着的东西,也同时买来了一个比庄士敦给我的 更强烈的观念:外国人的东西,一切都是好的,而对照之下,我觉得在中国,除了 帝制之外,什么都是不好的。 一块留兰香牌口香糖,或者一片拜耳的阿司匹灵,这几分钱的东西就足够使我 发出喟叹,认为中国人最愚蠢,外国人最聪明。当然,我想到的中国人,并没有包 括我自己,因为我自认自己是凌驾于一切臣民之上的。我认为就连那些聪明的外国 人也是这样看我的。 那时我在外国租界里,受到的是一般中国人绝对得不到的待遇。除了日本人, 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各国的总领事。驻军长官、洋行老板,对我也极为恭 敬,称我“皇帝陛下”,在他们的国庆日请我去阅兵,参观兵营,参观新到的飞机、 兵舰,在新年和我的生日都来向我祝贺…… 庄士敦没走以前,给我介绍了英国总领事和英国驻军司令,以后他们辗转介绍, 历任的司令官都和我酬酢往还不断。英王乔治五世的第三子过津时访问过我,带去 了我送他父亲的照片,后来英王来信向我致谢,并把他的照片交英国总领事送给我。 通过意大利总领事,我还和意大利国王互赠过照片。 我看过不少兵营,参加过多次外国军队的检阅。这些根据我的祖先——西太后 承认的“庚子条约”而驻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军队,耀武扬威地从我面前走过的时 候,我却觉得颇为得意,认为外国人是如此的待我,可见他们还把我看做皇帝。 天津有一个英国人办的名叫“乡艺会”(Country Club)的俱乐部,是只准许 外国大老板进出的豪华游乐场所,中国人是根本走不进那个大门的,只有对我是个 例外[注]。我可以自由出入,而且可以带着我的家人们,一起享受当“特殊华人” 的滋味。 为了把我自己打扮得像个西洋人,我尽量利用惠罗公司、隆茂洋行等等外国商 店里的衣饰、钻石,把自己装点成《老爷杂志》上的外国贵族模样。我每逢外出, 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子西服,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袖上是钻石袖扣,手上是钻石 戒指,手提“文明棍”,戴着德国蔡司厂出品的眼镜,浑身发着密丝佛陀、古龙香 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身边还跟着两条或三条德国猎犬和奇装异服的一妻一妾…… 我在天津的这种生活,曾引起过陈宝琛、胡嗣瑗这派遗老不少的议论。 他们从来没反对我花钱去买东西,也不反对我和外国人来往,但是当我到中原 公司去理发,或者偶尔去看一次戏,或者穿着西服到外面电影院看电影,他们就认 为大失帝王威仪,非来一番苦谏不可了。有一次,胡嗣瑗竟因我屡谏不改,上了自 劾的请求告退的奏折(原文抬头处,我都改成了空一格): 奏为微臣积年溺职,致圣德不彰,恐惧自陈,仰恳恩准即予罢斥事。窃臣 粗知廉耻,本乏才能,国变以还,宦情都尽,只以我朝三百年赫赫宗社, 功德深入人心,又伏闻皇上天禀聪明,同符圣祖,虽贼臣幸窃成柄,必当 有兴复之一时。辄谬与诸遗臣密围大计,丁巳垂成旋败,良由策划多歧。 十年来事势日非,臣等不能不尸其咎。而此心耿耿,百折莫回者,所恃我 皇上圣不虚生,龙潜成德也。泊乘舆出狩,奔向北来,狠荷录其狂愚,置 之密勿,时遭多难,义不敢辞。受事迄今,愆尤山积,或劾其才力竭蹶矣, 或斥其妒贤嫉能矣,或病其性情褊急矣,或低其贪糜厚禄矣。经臣再三求 退,用恤人言,乃承陛下屡予优容,不允所请。臣即万分不肖,具有天良, 清夜扪心,能勿感惊?……前者臣以翠华俯临剧场,外议颇形轻侮,言之 不觉垂涕。曾蒙褒责有加,奉谕嗣后事无大小,均望随时规益,等因,钦 此!仰见皇上如天之度,葑菲不遗,宜如何披露腹心,力图匡护。记近来 商场酒肆又传不时游幸,罗振玉且扬言众中,谓有人亲见上至中原公司理 发,并购求玩具,动费千数百金等语。道路流传,颇乖物听。论者因疑左 右但知容悦,竟无一效忠骨鲠之臣。里既未能执奏于事前,更不获弁明于 事后,则臣之溺职者又一也。……是臣溺职辜恩,已属百喙难解,诚如亮 言,宜责之以彰其慢者也,若复靦颜不去,伴食浮沉,上何以弼圣功,下 何以开贤路?长此因循坐误,更何以偷息于人间?茹鲠在喉,彷徨无已, 惟有披沥愚悃,恳恩开去管理驻津办事处一差,即行简用勤能知大体人员, 克日接管其事,则宗社幸甚!微臣幸甚!…… 胡嗣瑗说的“俯临剧场”,是指我和婉容到开明戏院看梅兰芳先生演《西施》 的那一次。他老先生在戏园里看见了我,认为我失了尊严,回来之后就向我辞职。 经我再三慰留,以至拿出了两件狐皮筒子赏他,再次表示我从谏的决心,他才转嗔 为喜,称赞我是从谏如流的“英主”,结果双方满意,了事大吉。这次由中原公司 理发引起的辞职,也是叫我用类似办法解决的。我初到天津那年,婉容过二十整寿 生日的时候,我岳父荣源要请一洋乐队来演奏,遗老丁仁长闻讯赶忙进谏,说“洋 乐之声,内有哀音”,万不可在“皇后千秋之日”去听。结果是罢用洋乐,丁仁长 得到二百块大洋的赏赐。以物质奖赏谏臣,大概就是由这次开的头。 从此以后,直到我进了监狱,我一直没有在外面看过戏,理过发。我遵从了胡 嗣瑗的意见,并非是怕他再闹,而确实是接受了他的教育,把到戏园子看戏当做有 失身份的事。有一个例子可证明我的“进步”。后来有一位瑞典王子到天津,要和 我见面,我因为在报上看见他和梅兰芳的合照,便认为他失了身分,为了表示不屑, 我拒绝了他的要求,没和他见面。 陈宝琛一派的胡嗣瑗、丁仁长这些遗老,到了后期,似乎对于复辟已经绝望, 任何冒险的想法都不肯去试一试,这是他们和郑孝胥、罗振玉等不同之处,但他们 对于帝王的威严,却比郑孝胥等人似乎更重视,这也是使我依然信赖这些老头子的 原因。尽管他们的意见常常被我视为迂腐,遇到他们有矢忠表现的时候,我总还采 纳他们的意见。因此在那种十分新奇的洋场生活中,我始终没忘记自己的身分,牢 固地记住了“皇帝”的“守则”。 一九二七年,康有为去世,他的弟子徐良求我赐以谥法。按我起初的想法,是 要给他的。康在去世前一年,常到张园来看我,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曾泪流满脸 地给我磕头,向我叙述当年“德宗皇帝隆遇之思”,后来他继续为我奔走各地,寻 求复辟支持者,叫他的弟子向海外华侨广泛宣传:“欲救中国非宣统君临天下,再 造帝国不可”。他临死前不久,还向吴佩孚以及其他当权派呼吁过复辟。我认为从 这些举动上看来,给以谥法是很应当的。但是陈宝琛出来反对了。这时候在他看来, 分辨忠奸不仅不能只看辫子,就连复辟的实际行动也不足为据。他说:“康有为的 宗旨不纯,曾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说。且当年忤逆孝钦太皇太后(慈禧),已不可 赦!”胡嗣瑗等人完全附和陈宝琛,郑孝胥也说光绪当年是受了康有为之害。就这 样,我又上了一次分辨“忠奸”的课,拒绝了赐谥给康有为。据说后来徐良为此还 声言要和陈、郑等人“以老拳相见”哩。 一九三一年,文绣突然提出了离婚要求,在得到解决之后,遗老们还没有忘记 这一条:要发个上谕,贬淑妃为庶人。我自然也照办了。 说起文绣和我离婚这一段,我想起了我的家庭夫妇间的不正常的生活。这与其 说是感情上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张园生活上的空虚。其实即使我只有一个妻子, 这个妻子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思。因为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老实说,我 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是平等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 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这里是文绣在宫里写的一篇短文,这篇短文中多少流露出了她当时的心情: 哀苑鹿 春光明媚,红绿满园,余偶散步其中,游目骋怀,信可乐也。倚树稍 憩,忽闻囿鹿,悲鸣宛转,亻免而视之,奄奄待毙,状殊可怜。余以此庞 得入御园,受恩俸豢养,永保其生,亦可谓之幸矣。然野畜不畜于家,如 此鹿在园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也。庄子云: 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其死为骨为贵也。 文绣从小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不到十四岁,开始了“宫妃”生活,因此 “君权”和“夫权”的观念很深。她在那种环境中敢于提出离婚,不能说这不是需 要双重勇敢的行为。她破除万难,实现了离婚的要求,离婚之后,仍受到不少压力。 有人说,她提出离婚是受了家里人的教唆,是为了贪图一笔可观的赡养费。事实上, 她家里的人给她精神上的迫害不见得比外来的少。据说她拿到的五万元赡养费,经 过律师、中间人以及家里人的克扣、占用、“求助”,剩不了好多,而她精神上受 的损害更大。她的一个哥哥曾在天津《商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给她,其中竟有 这样的话: 我家受清帝厚恩二百余载,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慢云逊帝对汝 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汝随侍逊帝,身披 绫罗,口餍鱼肉,使用仆妇,工资由账房开支,购买物品物价由账房开支, 且每月有二百元之月费,试问汝一闺阁妇女,果有何不足?纵中宫待汝稍 严,不肯假以辞色,然抱衾与调,自是小星本分,实命不犹,抑又何怨……? 这封信曾在遗老们中间传诵一时。文绣后来的情形不详,只听说她在天津当了 小学教师,殁于一九五○年,终身未再结婚。 如果从表面现象上看,文绣是被“中宫”挤跑了的。这虽非全部原因,也是原 因之一。婉容当时的心理状态,可以从她求的乩辞上窥得一斑(文内金荣氏指婉容, 端氏指文绣): 婉容求的乩文 吾仙师叫金荣氏听我劝,万岁与荣氏真心之好并无二意,荣氏不可多疑, 吾仙师保护万岁,荣氏后有子孙,万岁后有大望,荣氏听我仙师话,吾保 护尔的身体,万岁与端氏并无真心真意,荣氏你自管放心好了。 顺便提一下,这种令人发笑的扶乩、相面、算卦、批八字等等活动,在那时却 是不足为怪的社会现象,在张园里更是日常生活不可少的玩意。在我后来住的静园 里,就有房东陆宗舆设的“乩坛”。简直可以说,那时乩坛和卜卦给我的精神力量, 对我的指导作用,是仅次于师傅和其他近臣们对我的教育。我常常从这方面得到 “某年人运”、“某岁大显”之类预言的鼓舞。北京商会会长孙学仕自称精通麻衣, 曾预言我的“御容”何时将人运,何时又将握“大权”。日本领事馆里的一位日本 相法家也说过我某某年必定成大事的话。这些都是我开倒车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