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重回长安 元和十五年( 公元829年) 正月二十七日,唐宪宗暴死于中和殿,实际是被 太监陈弘志所害。太子李恒在宦官梁守谦和王守澄的拥戴下登上了皇位,史称唐穆 宗。 白居易听到宪宗突然驾崩的消息,异常悲愤,在《奉酬李相公见示绝句》下自 注云: “时初闻国哀。”诗中有句云: “涕泪满襟君莫怪, 甘泉侍从最多时。”这一年的夏天, 白居易在做了一年多 的刺史以后,被朝廷召回长安,任命为尚书司门员外郎。不久又升任主客郎中知制 诏。“知制诏”是替皇帝写“诏旨敕制”的官。据任命白居易的“制诏”来看,是 因为新即位的穆宗( 李恒) 看中他的词赋之才,把他比为当世的司马相如。这次从 忠州召来回京,也是要借重他的文学才能。 穆宗长庆元年( 公元821年) 三月,朝廷举行进士考试,由礼部侍郎钱徽主 考。事前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保荐杨浑之,翰林学士李绅保荐周汉宾,钱徽均置之不 理。揭晓后二人榜上无名,中选的是李宗闵的女婿苏巢、杨汝士的弟弟杨盈士等十 四人。段文昌不服,于是向穆宗上疏此次考试, 中选的都是公卿子弟,其中必有舞 弊情由,应重新考试。穆宗向李德裕、元稹、李绅等征询意见,他们三人因和李宗 闵有私怨,因此一致赞同重考。穆宗于是亲自出题,令白居易和中书舍人王起主持 复试,结果苏巢、杨盈士等落选,钱徽因此被贬为江州刺史,杨汝士被贬为开江令, 李宗闵被贬为剑州刺史。白居易在上穆宗的《论重考进士事宜状》里认为,复试时 视考生如囚犯,因此苏巢等下第,“情有可原”, 宜从轻发落。然而穆宗固执己见。 这件事发生以后,李德裕与李宗闵的仇隙愈来愈深了。于是各树朋党,彼此倾轧, 互有进退,垂四十年之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两李党争”。 党争的实质,则是新旧官僚之争。旧官僚大都出身于士族,他们重门阀,讲礼 法,治学以经学为主,一般是借荫封而走入仕宦之途。新官僚多出身于寒门,他们 以辞赋登科,生活放荡、不拘礼法。在政治主张上也大不相同。旧官僚主张高压政 策,新官僚则主张因地制宜。白居易不赞成党争,自己也有意回避,但因他为翰林 学士时,曾为李宗闵、牛僧孺、皇浦湜等人辩护,故李德裕始终视之为政敌。 七月,成德节度使田弘正,被部将王庭凑勾结牙兵杀害。王庭凑自称留名。唐 穆宗令魏博、横海、昭义、河乐、义武诸军往讨。军队虽然不少,但因缺乏统一指 挥,各路将帅各自为战以致战果不大,两军形成胶着状态。唐穆宗派裴度为镇州四 面行营都招讨使,前往督战。这时让人惊诧的是白居易的好友元稹的变化。他为迎 合穆宗的“销兵”之议, 写了《连昌官词》,说什么“努力庙谋休用兵”。他反对 裴度主战的布置,便和宦官魏宏简里外勾结, 阻挠裴度的规划实现。裴度发觉后, 非常气愤,连上三表,要求朝廷召集百官集议。穆宗不得已把魏宏简降为弓箭使, 元稹也被解去翰林学士。白居易对元稹的行为,颇不以为然,他曾写诗暗示过他: “身外名徒尔, 人间事偶然。”他希望元稹在名利面前应该有所控制。 在秋意渐浓的时候, 小弟白行简被任命为左拾遗,白居易异常兴奋。每天早晨 两人同行入朝,感到骄傲和愉快。同时,白居易也提醒小弟要谨慎从事,不可掉以 轻心:“近职诚为美,微才岂合当。”十月,白居易迁任中书舍人。他有诗云: “冒宠已三迁,归朝始二年。囊中贮余俸,郭外买闲田。”所谓三迁是由司门升主 客,又由主客升中书。这一时期,白居易看起来官运亨通, 青云直上, 似乎得到了 朝廷的器重。其实,唐穆宗并非看重他的政治才干,只为欣赏他的词赋文章而已, 他难免不被“倡优蓄之”地看待。 长庆元年( 公元821年) 八月,白居易奉命去田布家, 宣谕田布出任魏博节 度使。事成, 田布送他599 匹布,以示酬劳。白居易却没有接受。穆宗于是派使第 王文岑,就宅相劝,但白居易仍然坚决不受。他在《让绢状》中说:“臣食国家厚 禄, 居陛下清宫, 每日俸钱,尚惭尸素,无名之货,岂合苟求。”同时他还讲道: “田布的父仇和国耻均未昭雪,正处在极其困难的时期。处在困难时期, 人们不以 物资帮助他, 反而要收他的财物,于情谊来说,实在不忍心。此时正是朝廷慰问频 繁的时候,如果都有所赠送,必定贼人未灭,而田布的资财早已枯竭了。”于是穆 宗下诏听任他辞掉馈赠。白居易这种力矫恶习的廉洁作风,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也是值得赞许的。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白居易的为人品格。 元稹的好友李景俭,性情放荡, 而好酒。十二月,一日朝退,与几个同僚同去 史馆饮酒。李景俭乘醉去见宰相,直呼宰相王播、崔植、杜元颖名,并当面指责他 们的过失,言辞傲慢不恭。宰相面陈穆宗,李景俭被贬斥为楚州刺史,同时一并遭 贬的还有那次一起喝酒的几个同僚。白居易认为贬官太重,上疏保奏,结果穆宗不 准。但是白居易正义言行,却赢得了士林的敬重。 这一年年末,进讨王庭凑的兵马, 仍无什么进展。 白居易审时度势,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作战计划。他主张魏博、泽路、易定、沧 州四道兵马退守本界,然后抽拣劲卒交由李光颜统率,把指挥权交给李光颜,令其 从东面进讨;令裴度临境招谕,以动摇其心,这样就可以收复弓高,进而解深州之 围。白居易的《论行营状》是长庆二年正月初五递上去的,这期间正逢新年,但他 却忙于写论战事的疏状,从这一点可看出白居易是相当关心国家大事的。然而这一 番中肯的建议,又被唐穆宗束之高阁、置之不理。未过几天,魏博军溃,田布自杀, 河北局势又陷入混乱。 长庆二年( 公元822年) 二月,元稹做了宰相,他有意要解除裴度的兵权, 便怂恿穆宗罢兵。穆宗听从了元稹的意见,诏除裴度为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事。 白居易对元稹的这种作法极为愤慨,于是上《论请不用奸臣表》,揭露元稹:“臣 素与元稹至交, 不欲发明。伏以大臣沈屈,不利于国,方断往日之交,以存国章之 政。”白居易的这种不以私害公的精神,实在让人钦佩。 白居易回京时,本是怀着对国家效力、匡时济世的宏愿,希望成就一番事业, 上能报君恩,下可酬夙志。可回长安的这两年,他却目睹了朋友们为了权利明争暗 斗,不肯尽心为国家效力,就连他的好友元稹也变了节,和宦官魏弘简等勾结,与 裴度失和。当年“有节秋竹竿”的伟丈夫、自己的知己、诗友,竟变成如此的庸碌 势利小人,令他心情十分烦闷。加之穆宗在政治上荒怠,整日游猎,宴会,不听谏 劝。当时的宰相王播、萧俯等龌龊卑污,没有远谋大计,一味盲目地主张销兵。对 蕃镇处理失当,结果使河北局面大乱,成德节度使田弘正,为部将所杀害,田布被 迫自杀,河北又成为了安史以来的半独立状态。白居易事前有《论行营状》详陈对 策,主张委李光颜从东边讨逐,委裴度四面临境招谕,就军事形势指出平定战乱的 策略。无奈三上奏疏,均遭冷遇。他深知政局颓势已成,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偶圣惜年迈, 报恩愁力小。素餐无补益,朱绶虚缠绕。”自己既无回天之力,留 在京城不但无所作为,反而容易罹祸。于是便力求跳出这恶浊的政治旋涡,申请出 京去做地方官。 同年七月,唐穆宗准奏,任命他为杭州刺史。 白居易接到诏命,非常感慨。他在《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次蓝溪 作》一诗中写道: 太原一男子,自顾庸生鄙;老逢不次恩,洗拔出泥滓。 既居可言地,愿祝朝廷理;代阁三上章,戆愚不称旨。 圣人存大体,优贷客不死。 风诏停舍人,鱼书除刺史。 离京外任,虽是白居易自己的请求,但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内心的 隐痛。 杭州本是白居易少年时代为避战乱漂泊过的地方。 那时的杭州刺史是房孺复,“其风流韵雅多播于吴中”。 白居易当时曾认为“异日苏、杭,苟获一郡, 足矣”。 现在诗人居然去杭州做刺史,可以说是如愿以偿了。 因此,除授杭州刺史的诏书一下来,白居易匆匆整理了行装,马上就上路了。 白居易离开长安后不久,李逢吉利用元稹与裴度的矛盾,构陷了一个于方案件, 说元稹要谋杀裴度,天子震怒。这样元稹被挤下相位,贬为同州刺史。元稹出为同 州刺史后,寄诗给白居易解释说:“唯应鲍叔犹邻我,自保曾参不杀人。”元稹想 用自己的不用,争取白居易的同情,同时取得他的原谅,所以又说: “羸骨欲错犹被刻,疮痕未没又遭弹。”白居易最终原谅了元稹,二人又和好 如初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