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 1927 年1 月15 日早晨,在上海是个阴冷的天气,朔风彻骨,滴水成冰,经 过一夜的天寒地冻,各条马路又出现了一具具冻毙的尸体。普善山庄的收尸车还在 街头忙着收拾尸体,而外滩的那些洋行大班们,已口含雪茄,坐在舒适的包车上兴 匆匆去上班。在黄浦江的公和样轮船码头,此刻也已熙熙攘攘,送客的送客,上船 的上般,响起一片杂乱的喊声。 从法租界马浪路开来一辆出租汽车,在码头边停靠后,从车上跳下来四个二十 出头的青年。其中两个是准备上船去的留学生,另外两人是来送行的朋友。两个留 学生中,一位是高个子卫惠林,从他胖胖的圆脸上,可以看得出他那热情直爽的性 格。另一位相对来说,比较瘦小,他就是不久就要用“巴金”笔名写小说的李尧棠。 他戴着眼镜,穿着一套在虹口旧货店买的西装,披着外套。下车后,他向四面望了 一下,看见附近有一个邮筒,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昨晚刚写好的信,信封上写着: “苏州东吴大学李尧林先生收。”他跑过去把信丢进邮筒里,顺便还向站在自己身 边叫卖的报贩买了一份当天的报纸,他很想看一看当时销数很大的《神州日报》和 《民国日报》,但这两个报社却已在三天前被军阀孙传芳下令封闭了,今天买到的 只有《申报》。 《申报》上刊登着美国政府命令檀香山和苏彝士的军舰开赴上海;英国驻威海 卫的第二舰队,以及日本的驱逐舰和巡洋舰纷纷调遣来沪的消息。看来半年前进军 北伐的革命军眼前节节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和军阀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形势趋于紧 张。尧棠看了报,脸上浮起一层兴奋的表情,但又意识到自己就要离开上海了,来 不及迎接这个革命高潮,不免感到遗憾。回到码头上,他正准备上船,和那两位送 行的朋友道别,不料这时来送行的朋友毕修勺,在人群纷乱中被一个骗子骗走了一 百元钱。毕修勺是《民众》杂志的编辑,左拉作品的翻译者,他曾于1920 年到法 国勤工俭学,回国才一年。大家认为他既然出过国,上下轮船码头有经验,所以请 他做代表,来为尧棠、惠林送行。他们一到码头上,就有一个人自称是轮船公司的 接待员来对他说,可以帮助他们把行李装运到行李房去,但先得付一百元的寄存费。 他信以为真,抢着把钱交给他。顷刻间,这个人就在人群中消失,再也找不到了, 而行李却还在他们身边——这是尧棠出国前的最后一刻,上海社会给他留下一个六 十年后仍无法忘记的印象。 他们终于登上了船。那是法国邮船公司所属的一条叫“昂热号”(Angers)的 小船,是驶往法国马赛的。他们上般后,接受了出国护照检验。李尧棠的护照上这 样写着: 中华民国外交部特发给李尧棠(年龄二十一岁,职业学生,籍贯四川成都)以 5583 号赴法国护照,务盼沿途文武官员遇事妥为照料。 尧棠是1904 年11 月25 日出生的,出国时还不到二十二足岁。这二十二年 的经历,虽然不长,却已尝够了生活中甜酸苦辣的滋味。现在他站在甲板上,看着 邮船慢慢地离开码头,江边高大的建筑物逐渐变小,岸上向他招手的送行者也渐渐 远去,以至看都看不见了。他的两眼噙着泪花,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离开这块生我 育我的土地了,这块土地居住着他的多少亲人和朋友!它曾经给过他幸福的幼年, 给他知识,又使他感受到许多不幸和悲哀。 望着这块渐远的土地,他不能不想起教他爱一切人的母亲,和他那开朗乐观、 经常带他出门散步的父亲,以及二姐苍白的脸,三姐临上轿挣扎的形状和哀哀的哭 声。还有可怜的大哥,他在封建家庭崩溃中遭受着灾难,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而仍 忍辱负重,承受着各种负担。在这块土地上有多少家庭在过着这样的日子?有多少 年轻的生命牺牲在腐朽垂死的封建制度压迫下?又有多少无辜的劳苦大众,像成都 正通顺街上几家公馆里的轿夫、老仆们那样劳苦一生,到头来只落得瘦骨伶仃,住 草屋、食糟糠,甚至冻毙在街上,或者受冤屈,吊死在屋梁上? 在这块土地上,还有像上海这样的地方,它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中 国工人运动的中心,这里有歌谢舞厅,绅士淑女,也有一无所有的劳工和背井离乡 的流浪汉。这里是少数人的天堂,多数人的地狱。这里有严肃的工作,有人在为自 己的理想而奋斗;这里也有荒淫与无耻,有贩售肉体的交易所和出卖灵魂的市场。 邮船离开这块大地越来越远了,终至看不见望不到,尧棠禁不住热泪盈眶,想 起旧俄时代流行在西伯利亚的一首歌子:“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同时他用 自己的语言,从心底默默地念出一句话来: “祖国哟,我恨你,但又不得不爱你!”他走到二层楼自己的房舱里,把行李 放好。这是三等舱,房间里有八只床铺,他与卫惠林被安排在面对面的两张铺上。 他们的房舱对面,便是餐厅,餐厅里有几只长桌,可以坐许多人。以后他们二人就 要每天早上在这里喝咖啡了,下午还要在这里喝茶。当然午餐和晚饭也是在这里进 行的。 三等舱空气不够流通,十分闷热。幸亏在四层楼有个散步休息的地方,尧棠来 到这里,觉得抬头可以看见青天,低头可以看到大海,确实是个好地方。只是这里 对面是头、二等舱,望得见西洋绅士和贵妇们在这里来来往往,这些人大都气字轩 昂、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不难看出隐藏在他们内心的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使人觉得难受。 昂热号已驶出吴淞口,停着许多外国轮船的黄浦江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尧棠对 自己家乡和亲人的想念,却越来越严重了。他想起这次出国留学,没有大哥的资助 和三哥的关心,是不能实现的。三哥和他从小一起长大,同在和蔼慈祥而又有文化 的母亲指导下认字读词,同样接受母亲“爱一切人”的教导。父母去世后,三哥用 真挚的爱温暖着尧棠的心,他是母亲“爱”的继承人。自从他们兄弟俩离开成都后, 不论在上海,在南京,总生活在一起,同在一盏灯下做功课。他们始终保持着穿竹 布长衫、戴滚圆的琳瑁边眼镜的内地学生形象。直到尧林进苏州东吴大学,尧棠回 上海养病,两人才分开。 但是他们仍不断通信,互相关心各人的生活。这次尧棠出国,尧林来信说: 不能来送你了,望你一路上善自珍摄。要他多写信来,特别是寄家中的信,要 写得越详细越好。尧棠在当晚写的回信,就是刚才在码头上寄发的,信中说:“我 很想念你,我很想再见你一面,但是苏州和上海间的距离阻拦了我们。我从没有像 现在这样感觉到我们是离得很远的。但我想以后我会一天天地往更远的地方走了… …你不来送我也好,免得我在船上淌泪……”但在事实上,就在此刻,尧棠站在这 条船的四层楼甲板上,望着大海,望着天空,想着想着,他的泪又从他的眼角淌下 来了。 当天晚上,尧棠和惠林各在铺上躺下,一天的旅程使他们都感觉到有一点疲劳, 但惠林还是翻阅着早上尧棠从码头上买来的报纸。他对尧棠说:“现在国内形势比 较紧张,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慌成一团,帝国主义也纷纷派遣舰队来上海,看来北 伐军已逼近上海了。”尧棠口答说:“对,应该说,中国现在己进入了革命的时期。 可是这已不是国民党一党的运动,而是整个民众的革命运动了。”卫惠林听了这话, 很感兴趣,还想再说几句,但熄灯时间快到了,又见尧棠已闭起眼睛,准备入睡, 也就不再作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直到后来在巴黎拉丁区一同住下来,才有 机会充分开展。 晚上,尧棠感到一点头昏,虽然没有因晕船而呕吐,但总觉得不太舒服。 他仍沉浸在对祖国亲人的思念中,闭起了双眼,分明看见许多人在面前活动, 还和他对话。好像千万件往事,一下子都涌上他的心头。只要平时见过一面,曾用 和善的眼光看过他一眼的,他都无法忘掉他们。他的两个哥哥,特别是大哥,更使 他放心不下。尧棠回想他的大哥从小深受父母宠爱,读书也读得很好,中学毕业时 还考第一名,他自己有许多美好的理想,但这些理想后来都一一归于破灭。父母和 祖父死后,他作为长房“承重孙”,简直成了大家庭中众矢之的,至今还在受各种 不应承受的折磨。而他自己到处打躬作揖的不抵抗主义,更增加他身上的矛盾。在 他们兄弟俩离成都前一年,大哥又遭受了四岁儿子夭折的打击。啊,像他这样生活 着的人,能活得长久么?自己这次出国,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回来时还能见到他么 ……? 尧棠这样想着大哥的命运,禁不住想立刻写封信给大哥,对他说,“大哥, 我永远这样地叫你,然而这声音能渡过大洋越过高山而达到你的耳边吗……? 难道 人生就是这样寂寞的呀!……”可是此刻他太疲倦了,终于慢慢地入睡了。 第二天起身,尧棠在海上的生活就习惯了。第三天早晨8 点钟,船靠了码头, 有人说已经到了香港,停在这里要到下午4 时才开航,尧棠便和惠林上岸去观光。 只见岸上阳光满树,街道清洁,房屋整齐,一问才知道这是九龙,对岸才是香港。 由于人地生疏,他们为了寄信,在九龙竟耽搁了许多时间,正想摆渡去香港,不料 天下起雨来,只好回船。还没回到般上,天却又放晴了,他们便到一家理发店去理 发,理好发已是中午,就近找一家茶馆,两人坐在里边喝茶谈心,顺便买了一些点 心吃,这样把时间打发到下午2 点钟,才又回到船上,香港却没有去成。 他们所住的这三等舱的房间里,虽有八只床铺,却只住了四个人。除了尧棠和 惠林,一个是姓彭的四川同乡,是个学化工的留学生,与他俩性情相投,很快就谈 到一起了;另一个是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到新加坡去投亲的程君,他为人很和善可 亲,只是因为要经常去隔壁房里照顾家卷,就不能与他们时时在一起。那天船到西 贡,靠岸卸货,甲板上人来人往,各种声音鼎沸。 尧棠就与卫、彭两位上岸,去领略当地风光,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南方明亮 的阳光,鲜花盛开,瓜果满地,街道也十分宽广,行人大都是法国人和越南人(当 时叫安南人)。中国人不多,但他们恰巧遇到了一位。他是个广东人,一家商店里 的店员。他们走进这家店里问路,他就把他们拉往了,不但热情地为他们指路,还 告诉他们怎么兑换钱,请他们到店里坐,说他是广东人,来这里不久,上岸时受尽 了侮辱和麻烦;他说法国人统治越南,从政治迫害到经济压迫,都是不放松的,人 要纳税,房子要纳税,生孩子也要纳税,鸦片烟倒是可以公开卖的,甚至设立公烟 局,鼓励吸鸦片。他说着,还陪他们去买火车票,到堤岸去玩。第二天一早,广东 人又上船来,领他们上岸去游植物园,他的热情使尧棠和卫、彭都很感动,临别, 彭送给他一本国内出版的书,书名《帝国主义侵略下之中国》。 那天晚上,尧棠躺在自己从西贡买来的帆布椅上,在甲板上听停泊在海轮旁的 小木船上的船客弹越南乐器,凄凄切切的声调,勾起了他对故乡的怀念,特别是想 到不久前死去的三姐。三姐爱过他,他也曾听过三姐幽怨的笛声,而现在她已永远 离开他,他也永远不能再见到她了。 隔了几天,船行驶到新加坡,和尧棠他们同住一室的程君,带着他的家眷上岸 了,空出来的铺位,由一个姓邓的广东人顶替了。邓君在新加坡工作,这次是到法 国去购买机器,因为他原是机电系的学生,曾在法国留学六年,对法国是十分熟悉 的。邓既通法文,又懂英语,更会讲普通话,广东话当然更不必说了。邓君又是个 性情爽直,容易推心置腹交流感情的人,这就使来自四面八方的船上中国留学生, 增加了互相交往的机缘。在香港上船的两个留学生李和黎,也常来尧棠他们这房间 叙谈,加上原来在上海与他们一起上船的三个北方留学生,研究文学的范,学数学 的巴和刚在北平青德中学毕业的杨,一共九个人,每天晚上总是在甲板上,躺着帆 布椅,畅谈各种问题。 不论是国际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或是妇女问题,大家谈得很痛快,毫无拘束。 三十多天的海上旅程还使尧棠看到各种奇景,那是大海与日月的结合,美与光 的凝聚,艺术与真理的会晤。毫无疑问,尧棠在这里领受了大自然的赐与,他的胸 襟有了更深的开拓。在船上,他也看到了人世百相,看到了一些受难的人们的遭遇。 有两个波斯教士,本来是到西贡去的,但没有能够在西贡登岸,因为法国警察盘问 了他们,不让他们上去。他们回到船上,还受到茶房责备,也只好忍受着不吭声。 他们在船上实行苦行者的生活,别人在甲板上舒服地躺在帆布椅里,他们却站着, 风浪大时,就抱着一块木头睡在地上,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天气炎热,人家都脱 了外衣只穿衬衫,他们却穿着一套厚西装。到新加坡上岸了,尧棠望着他们的背影, 既可怜他们的遭遇,又对他们的“忍受”感到厌恶。他以为只有反抗,人类才能得 救。“忍受”的结果只能得到死亡。在船上,尧棠还看到五个黑人的孩子拼死搏斗, 只是为了捡拾白人在船上丢下去的一个铜子。“这也是人的生活!”站在一旁的卫 惠林十分感慨地对他说。尧棠为这一残酷的景象感到心痛,同时这些景象也都勾起 他对自己祖国受难者的思念。自己的国家里也有许多人遭受着悲惨的命运。他忘不 了童年时带领自己的女仆杨嫂,青年守寡,终于发疯致死;厨司老何和管监刘升, 挨了老爷板子,还要向老爷叩头谢恩;书僮赵升,为李家做了几十年的奴才,临死 只得到一条破席子,盖在尸体上。一个轿夫因被诬陷做贼,气忿而悬梁自尽。老仆 周贵则因偷窃字画,被逐出李公馆,沦为乞丐,最后冻毙在寒冬岁暮的街头。 不幸的乡土,有多少不幸的事情在日日夜夜发生,苦难的人民什么时候才能结 束那漫长的悲苦的日子呢? 在长达一个月的海上旅程中,尧棠早晨看海边日出,晚上看海上明月,生活既 多彩,却又十分寂寞,他几乎天天在回忆祖国和故乡的春天和秋天,思索着他自己 二十一年生活的征程,他又几乎天天为两个哥哥写旅途通讯,诉述在船上发生的和 自己所感受到的一切。同时他并不忘记从英文本和世界语本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著作。 人们总是看到他不是在闷热的房舱里埋头写作,就是在餐厅里俯首疾书,有时甚至 在休息室里,也低着头看书写字。 轮船驶经印度洋面,尧棠给他的两个哥哥写了一封信,诉述了他心中的矛盾与 苦闷。信中说“今天除了思念你们而外,我什么都不想。……这一年来我是天天走 向孤独了。……然而我又不能不想念你们,我就是这样矛盾的一个人。有时候愤怒 地对自己说: 你快些使自己被别人忘却吧,不要别人将来为你的不幸的生活而悲伤,不要使 有一个人为你哭泣!然而便是这样,我也不能够忘记别人,即使我可以彼人忘却。 这一年来的生活,尤其这半个多月,只要我见过他一面,只要他曾用和善的眼光看 过我一眼,我就不能够忘掉他。何况你们是我曾经相依为命的两个哥哥……”另外, 他在船停靠在锡兰时,看了科伦坡大佛后,还给一个年长的姓沈朋友写了一封信。 “……我在过去的某一个短时期里,也颇有意皈依佛教。因为生与死的苦闷压 迫着我,我也曾想在佛经中找到一点东西来解除我的苦闷,但是结果我并没有得到 什么……佛教的理论纵然被佛教徒夸示得多么好,但是究竟是非人间的,超现实的。 人间的、现实的苦闷,还得要人间的、现实的东西来解除……我想拿佛教的理论来 解除我的苦闷,到头来我的苦闷却一天比一天地增加。我所见到的人们的痛苦,也 是不能够拿玄妙的理论来解除的。于是我不能够忍受下去了,便重回到现实的路上, 做一个社会运动者,要用人群的力量来把世界改造,改造成一个幸福的世界,使将 来不再有一个人受苦…… 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 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一切……”人们知道尧棠离国赴 法,根据他的愿望,是为了去学习经济学,考察社会运动,并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 义理论。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虔诚的无政府主义信奉者。但是从他心底里发出 来的这些斩钉截铁似的“信条”来看,他的思想实质,却往往充满了民主主义者和 人道主义者灵魂的呼喊。 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将在几年以后,人们才会从他发展成为 一个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作家这一事实,来找寻到答案…… 2 月22 日海轮通过苏彝士运河,使他们有机会饱览到两岸茂盛的树林和秀丽 的风景。船到了塞得港,虽未靠岸,人却能依靠小船划到岸边去。卫和彭觉得不方 便,尧棠却鼓起劲头上了岸,在海滨看了中世纪法国著名外交家勒赛卜斯的铜像。 据说苏彝士运河的修建,是他发起并主持的,因此铜像的石座上刻着一行拉丁文, 意思是“我开凿了这个地方”。而铜像勒赛卜斯左手拿着运河图,右手指着江海, 眼睛望着地中海,他的形象,确是体现了那么一种很有抱负的神情。和尧棠一起上 岸的是在科伦坡上船的一个英国人,他是医科学生,又是基督教徒,因而他要尧棠 和他一起去参观了当地的一个教堂。回到船上,尧棠看见正在甲板上散步的卫、彭、 邓、黎,禁不住高兴得自豪地说:“我总算到过非洲了!”离开塞得港,船便进入 了风大浪急的地中海,朋友们都感到非常不舒服,有的甚至呕吐不止。尧棠却照常 能下床洗脸,进餐厅喝牛奶,这是出人意料的。两天以后,地中海风平浪静,而且 天气晴朗,气候凉爽;经过意大利和瑞士,岸上美丽的景色,更吸引了船上人纷纷 登上甲板向它燎望。“明天就可以到达马赛了!”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话,周围的 人顿时活跃起来。在上海上船的旅客们屈指一算,都说:“海上三十四天的生活就 要结束了。”尧棠感到这三十几天的日子,过得既长久,又好象很迅速,因为船上 与大家结成的友谊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晚上尧棠在甲板上望着明月踱步,风吹着他 的头发,他不免对这三十四天的生活有点留恋。但他又似乎急着希望明天快些到来, 明天就可以到法国了。海上美好的夜景,这对他已无意欣赏了,夜是那样长,他也 不想睡眠,他感觉到寂寞。他又想起自己的祖国,自己那不幸的乡土,和他的两个 哥哥。他想起白居易的诗:“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 骨肉流离道途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 五处同。”这时大哥在成都,三哥在苏州,他们也会望着这轮明月思念远在国外的 四弟吗……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