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在上海定居 巴金这次回到上海,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庭——除了他自己,还有他的爱人萧珊, 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小林,——那比过去在上海作单身汉时代,当然感情更有所 寄托了。虽然,这时在战前常在一起的好朋友,已有不少人离开了上海,不能再像 过去那样经常相聚在一起,相互谈笑,一起工作,一起谈论时局了。黎烈文、索非 已远去台湾,黄源早去苏区参加新四军,曹禺、老舍则赴美国讲学。章靳以在重庆 复旦大学教书,眼前还来不及随校返沪。 只有郑振铎、许广平、李健吾、唐弢等几个战前熟人,在抗战时期一直蛰居在 上海,现在终于久别重逢。郑振铎在沦陷期间,从不公开露面,却暗中为保护国家 文物,免被敌人劫夺,做了许多工作;1945 年12 月,抗战胜利后的第四个月, 在郑振铎主持下,成立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那天巴金还不曾返沪,但大家仍把 他选为理事。那天的会是在江西路金城银行六楼举行的。 会场是由在金城银行工作的诗人王辛笛介绍的。会议的主席是郑振铎,他说: “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的名称,因抗战已经得到胜利,已通知把‘抗敌’两 字取消。在抗战中,文协的总会做了许多工作,成绩很大,我们上海分会由于上海 处在敌占区,所以到现在才成立,今天许多人从战场上和大后方回来,与备尝沦陷 之苦的上海作家、艺术家重聚一堂,互相慰问,好像一家人破镜重圆,情景是非常 使人感动的。我们上海作家中如许广平、夏丐尊、李健吾、柯灵等,都遭到过敌伪 逮捕,审问拷打,吃了不少的苦。其中陆蠡被捕后至今还生死不明。这种苦楚,在 后方的作家们也许并不知道;而后方作家几年来颠沛流离,也恐为上海作家所不能 想象。‘文协’在抗战中最大的好处是它不分派别,团结对敌。这样的精神,今后 还要贯彻下去,因为它在各地都有分会,包括延安在内。这是一个足以表示团结的 组织。现在已有十几个会员从重庆回到了上海,不久可能还要增加,将来上海有可 能要成为总会。我们要做的事,最要紧的是对内谋国内和平团结,反对内战;对外 谋世界各国的和平团结,反对待强凌弱。”这次到会的有六十多人,其中被选为理 事的,除了郑振铎和巴金,还有许广平、李健吾、柯灵、唐弢、夏丐尊、夏衍、于 伶、顾仲彝、赵景深、张骏祥、叶以群、葛一虹和姚蓬子。其他到会的,还有徐调 孚、王辛笛、佐临、郭绍虞、顾一樵、蒋天佐、凤子、孔另境、杨绛、索非、赵家 璧、魏金枝、朱雯、师陀、唐纳、钱君匋、周建人、崔万秋等,他们中有的被选为 监事,有的被选为候补理事。 上海文协成立不久,即1946 年初,在上海经营钱庄的刘哲民,因为与柯灵在 抗战时期患难相共的良好友谊,战后就接受柯灵的建议,办起了一个“周报社”, 由柯灵邀请他的老友唐弢一起主编《周报》,受到群众很大的欢迎。 后来就发展成为上海出版公司。这家出版公司在陆续出版了诸如唐弢编的《鲁 迅全集补遗》、景宋的《遭难前后》、郑振铎的《蛰居散记》、钱钟书的《谈艺录 》、柯灵、师陀合著的《夜店》等书之外,还另外创办了两本刊物。这就是施蛰存、 周煦良联合主编的《活时代》和郑振铎、李健吾联合主编的《文艺复兴》。郑振铎、 李健吾主持《文艺复兴》编辑工作,虽然并不拿工资,但是他们为了想把上海三十 年代文艺事业兴盛局面恢复,在组稿工作中是很努力的。他们在创刊号上不但自己 动笔写稿,组织到茅盾、杨绛、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郭绍虞的论文,而且把巴金的 长篇小说《第四病室》连载了。上海读者与大后方作家隔绝八年,渴望能读到战前 在上海的一些作家的新作,特别象巴金这样作家的作品。所以,《第四病室》一经 刊出,《文艺复兴》创刊号像《周报》一样,顷刻被抢购一空。但是,巴金原答应 《第四病室》让赵家璧新办的晨光图书公司出版发行,而且赵家璧已经在重庆打好 纸型,准备运上海印刷了,巴金没有想到自己的原稿让一个朋友顺便带到上海后, 会在《文艺复兴》上开始连载,因而赵家璧一到上海,了解到这件事,就向郑振铎、 李健吾两位老朋友打招呼,请他们中止连载,因为全书即将在上海印行,继续连载 就不好了。巴金回沪才知道事情经过,觉得很对不起《文艺复兴》读者,便答应李 健吾,要将自己已在重庆开了头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寒夜》赶写出来。 他几乎把1946 年下半年每个晚上的时间都用在《寒夜》的写作上。那个时候, 人们在抗战胜利初期满腔欢腾的心情已经消失了,接着看到的是接收大员的耀武扬 威,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投机奸商的丧心病狂,和哀哀小民的忍饥挨饿,卖儿鬻 女。上海市场一片混乱,人民日益不满。7 月初的一个深夜,巴金从梦中被孩子的 哭声吵醒,看到萧珊把孩子从小床上抱起来喂奶,过后孩子又睡着了,萧珊也又重 新入睡。但巴金却再也睡不着,他起床站在窗前,望着窗外已经完全进入睡眠状态 的弄堂,忽然被一种思绪所困扰。他记得六年前,上海还处在“孤岛”时期,当他 把《秋》赶写完毕,决定离沪的时候,他也曾在一个月夜望着这条弄堂,那时他对 现实是抱着多么坚强的信心,虽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已经把魔爪伸到我们祖国大 陆的心脏间,他也有满腔悲愤,只是希望之光还在他的眼前照耀。而现在八年抗战 得到最后胜利,自己又回到上海原来住的地方,而希望却又到何处去了?他感到困 惑,一种无可奈何的失望心情使他痛苦。就在这静寂的夜里,他忽然隐约地听到来 自四面八方的哭声,那是老人的,也是青年的,更是妇女的哭声,好像到处都在向 他提出抗议:“八年前,你要我们寄托希望,相信未来,要我们把一切都贡献给抗 战事业。可是现在胜利了,希望在哪里?独立、民主、自由又在哪里?你骗了我们, 骗了我们!”巴金听到耳边这样的责问,警觉到那是一些在抗战中牺牲受难的人们 的哭泣,那些在战时被炸弹炸掉了手和脚,甚至头颅和身躯的人们的哭泣。他感到 浑身打颤,却无法回答这些冤魂的提问。眼前,坏人享乐,好人受苦,物资为少数 人掠夺,而多数人却一切都感到缺乏。官僚发大财,投机家获巨利,汉奸摇身一变 成为巨商大贾,甚至重又登上官场,捞取人民血汗,这是使人多么悲愤的世界!他 想到这里,感到十分痛苦。他反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还不站起来,揭露黑暗,争 取民主,独立和自由;为什么我们只躲在黑暗里伤心哭泣?”这时,他忽然听到远 处鸡鸣,原来天已快亮了。他开始摊开稿纸,把半年多前曾开过头的长篇小说《寒 夜》,重又执笔写起来。当时正值盛夏炎暑,上海天气非常热,他长了一身痱子, 苦不堪言,但是仍坚持不辍地写下去,一直写到这一年冬天。 《寒夜》里的人物,对他说来是十分熟悉的。不论是汪文宣,还是汪文宣的妻 子曾树生,或者是汪文宣的母亲,他们在他的生活里早已存在很久了,他确实非常 熟悉他们:汪文宣在大学念教育学时,在他的脑海里充满着他自己对现实的理想。 从他善良的意愿出发,他准备救人济世,使人们普遍得到幸福。但是一进入社会, 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这里是官僚和资本家当权的世界,是投机家的乐园,阴 谋家的竞技场,一个忠厚的知识分子很难找到出路,只有在这里沉沦。他的生活越 来越苦,地位越来越低,从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技能在这里并没有用处,这里却另有 一套“知识技能”需要学会,这就是怎样钻营,怎样排挤别人,怎样爬到别人头上, 啃别人的骨头。而汪文宣在这方面一点本领都没有。为了求得一家有口饭吃,他逐 渐变成一个胆小怕事、只求苟安、见人低头、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原来的“理想” 烟消云散,最后落得患肺病、失业、咯血而死。他的妻子曾树生也是教育系毕业的 大学生,同样也有自己的理想,也想“为教育事业献身”。但是一进入这样的社会, 她只有靠自己的美貌在一家银行里被人家作玩物,充当“花瓶”。 这不是她的志愿,她也不愿这样生活下去,但为了挑起养活一家人的半个担子, 她又不得不这样做下去,她只怨她丈夫没有用,但又可怜他老实,恨他不给她“自 由”。但当她离开了丈夫,以至丈夫因贫病死去,她的“自由”来了,却仍无法得 到“自由”的快乐。这就是她面临的社会。她的婆母也是好人,但是她对能挑起半 个家庭的担子的媳妇,却恨之入骨。她看不惯曾树生花枝招展地打扮去侍候她的上 司,但又无法不用媳妇的工资来养活一家人。她们两人的矛盾集中在汪文宣身上, 使汪文宣在社会上所受到的痛苦之外,再加上家庭中所受到的痛苦,双重的压迫使 他不能不向命运老人交出自己的生命。一家四口人(一个是十三岁的儿子),个个 都是好人,但是社会给他们带来矛盾,带来悲剧。这就是抗战胜利来临前的社会, 这就是寒夜,这就是“的确太冷了”的重庆寒夜。 这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是继战前茅盾《子夜》出现后,我国长篇小说艺术的另 一个高峰,也是巴金本人不论从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圆熟阶段的卓越之作。它在 中国新文学史上无疑是个巨大的丰碑。它是怎样完成的呢?在完成过程中,巴金曾 想起一些什么呢? 他写这部作品的生活基础,就是他亲身所经历过的重庆寒夜,“富人享福,穷 人受欺”,他对这个社会太熟悉了。甚至汪文宣一家四口人住的地方,也就是当时 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所在的那幢大楼,巴金住在楼下,江文宣住在三楼。整 个故事的发生,发展,结局,都在巴金生活的周围。故事开头的写作,也正是在巴 金所住那间有老鼠臭虫肆虐的楼梯下的小屋中。回到上海,在霞飞坊59 号三楼继 续写这部作品时,虽与重庆民国路这幢大楼离得远了,但几年来“寒夜”生活的深 刻体验并不曾在他的脑海里淡忘,街上的那家冷酒馆,街角的那家咖啡店,以及附 近的“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对他的印象还是十分深刻。而汪文宣,这个人物他 更是非常熟悉。他觉得汪文宣有时像是那个在正中书局工作过的散文家缪崇群,有 时又像在临死前还在追求“生的欢乐”的自然科学家陈范予,有时则像拄着拐杖走 路的小说家王鲁彦,他们都是他非常亲近的老朋友,虽然他们生前的经历与汪文宣 并不一样,但他们的生活,他们所走的坎坷道路,却是这样的相似。他们都是善良 的知识分子,有善良的愿望,但在社会上却受欺凌,受压迫,为生活所逼,走投无 路,最后都不免患肺病咯血死去。巴金甚至有时以为汪文宣也有他自己的影子,他 想如果他不是因为有某些机缘,使他从事现在那样的工作,他也完全有可能后来变 成汪文宣这样的人物。因为汪文宣这样的人在当时社会里太多了,他生活中所产生 的矛盾,和他悲惨的结局,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命运。 巴金写这部小说,写得很快,也写得非常顺利,比写《火》的三部曲不知痛快 多少倍,好像小说里的人物与他在一起生活,一起流泪,一起叹息。 每个晚上,他总觉得自己又回到重庆的民国路上,他看见人们因物价飞涨而愁 丧了脸,因生活苦闷而不断喝酒,因心境恶劣而借细故发脾气,吵骂,打架,自杀 …… 《寒夜》是在1946 年8 月出版的《文艺复兴》第3 卷第1 期开始连载的,当 时是边写边登。1946 年12 月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就把《寒夜》写成。因此,1947 年1 月出版的《文艺复兴》第3 卷第6 期也就把这部长篇连载结束了。 当时,许多作家、艺术家包括巴金、叶圣陶、靳以、肖乾等人在内,已经从重 庆等地陆续回沪,其中还有曹禺和老舍。他们两人离国赴美前,上海文协曾在福煦 路(即今延安中路)九星大戏院召开了一次上海文艺界欢送他们出国的大会,在大 会上他们两人都作了一些富有感情的讲话,老舍的话更是嘻笑怒骂,生动幽默,对 鼓动内战、压迫人民的反动派进行了无情的讽刺。 老舍在抗战时期一直是主持文协工作的驻会代表,他在重庆与巴金也是相处得 很好的朋友,在巴金的长篇小说《电》出版时,他曾写过一篇评论文章,肯定这部 小说的人物“像水晶一般的透明”,文字“非常利飕,清锐可喜”之外,其中还曾 谈到他与巴金的友谊,他说:“巴金兄是个可爱的人。 他坦直忠诚,脸上如是,心中也加是。我只会过四、五次,可是第一次见面就 使我爱他。他的官话,要是我给打分数,大概过不去六十分。他匆匆忙忙的说,有 时候我听不明白他的话,可是我明白他话中夹着的笑;他的笑是那么亲热,大概无 论谁也能觉到他那没能用话来表现清楚的一些热力,他的笑打入你的心里。”在巴 金的女儿小林出世时,老舍知道巴金还给她按着大家庭的“火”字排行取了个名字 叫“国烦”。老舍为此给巴金直率地提了意见,他说:“国烦,国烦,好难听,国 家的事儿已经够叫人烦躁了,你还给孩子取那么个名字!”巴金接受他的意见,所 以后来巴金和萧珊对那女孩总把“小林”叫上口,不大用“国烦”那个名字了。 巴金对这些离沪的老朋友,都忘不了他们对他的美好的感情。不仅对老舍、曹 禺,他也想念当时去了台湾的周索非、黎烈文,以及曾经在法国一起度过两年留学 生活的老友吴克刚。大家知道,当时我们刚把台湾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收回,那边 需要大陆大批知识分子前去参加建设。这些知识分子都是本着热爱祖国、热爱建设 事业的无可非议的真诚的心,前去这块脱离祖国已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土地参加各 种工作的。 索非是巴金青年时代的朋友,他从法国回来后,一直与他住在一幢房子里,在 上海几次迁居,都不曾把他们分离。在他战时离沪奔赴“大后方”的时候,索非夫 妇一家一直为巴金照料着病中的三哥李尧林。当尧林在医院去世时,索非夫人还由 此失声痛哭,巴金感谢他们夫妇对他们兄弟两人的长期照顾。他衷心期望他们的家 庭得到幸福。但是不幸的是索非夫妇去台湾后不久就离异了,巴金曾为此感到难过。 去台湾的另一个朋友黎烈文,则是巴金在1933 年夏天认识的。那时黎烈文在 编《申报》的《自由谈》副刊,托人向巴金约稿,巴金以后也就成了它的作者,并 由此与黎烈文相识。当1935 年12 月巴金从日本回国,从事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 辑工作的时候,黎烈文也就成了《文学丛刊》和《译文丛书》的组稿对象。他们两 人的感情和共同的语言,是建立在对鲁迅的一致尊敬上。 而历史也将证明他们的业绩。正是由于巴金、黎烈文及其同伴们如靳以、黄源 等人在鲁迅感到“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的时候,他们以自己的认真工作和对 工作切实负责的态度,使鲁迅得到安慰,并从他们那里汲取了力量。 当鲁迅发觉这些正直的有成绩的青年作家受到不应该有的冷落时,他就出来支 持他们,让他们也有对时事发言的机会。因此,巴金与黎烈文的感情,还建立在一 个共同的境遇上。他们曾经在鲁迅的支持下,合作起草过《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表达他们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抗日意志;后来他们又与黄源、靳以、孟十还等分 头编辑期刊,虽然并不是每个人对各个政治问题都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是他们所 编的刊物《译文》、《文季月刊》、《中流》与《作家》,在当时却都是在鲁迅的 旗帜下前进的。黎烈文为了编《自由谈》,发表鲁迅、茅盾和其他进步作家言论, 遭到反动派的排挤,编《自由谈》而缺乏自由,最后只好辞职。后来他编《中流》 半月刊,又终于与《译文》、《文季月刊》、《作家》一起受到战事的影响,不得 不停刊,改出联合刊物《呐喊》。抗战胜利后,黎烈文从福建到台湾,进一家报馆 原想重操旧业,哪知没有多久,就又因为要“自由”而得罪了上级,不得不又“自 动辞职”,进台湾大学教书。 听说台湾是个美丽的岛屿,同时考虑到文化生活出版社能不能在台湾建立一个 分社,巴金曾在1947 年初夏,应台湾几个朋友的邀请,去了一次台北。 他到了那边,住在老友吴克刚家里,当时吴正在当地担任图书馆长。尽管他们 相别几年,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差距比在法国时也许更大,但作为一个善良的人来 说,相互之间的友谊是不会忘记的,何况吴克刚也不过是一个图书馆长,一个普通 的知识分子,也不真是属于“官”字辈。巴金受到他的热情接待,但住的还不过是 一间极普通的房间,吃的也不过一般菜肴,出游也得乘公共车辆。他也会见了另外 一些老朋友,如黎烈文和索非,他们的生活境遇自然比吴克刚更差。黎烈文虽名为 “教授”,生活却不宽裕,要维持一家每日三餐,他除了教书,还得业余从事译书 工作,介绍法国作家的作品,因为他和巴金一样,也到法国读过书,懂得法文,他 就在这时把自己译的梅里美的短篇小说集译稿,交给巴金,让他编进文化生活出版 社的《译文丛书》里去。黎的夫人雨田,也是一位能写能译的作家,巴金也经手编 发过她的作品。在巴金到台北作了半个多月的客,回沪以后,不久黎烈文来上海, 他也在上海住了将近三个星期,得与一些老朋友重聚,使他后来在回想起来,像有 一串记忆的珍珠,挂在他的心灵上,足以使他数述遥远的可贵的友情。他回去以后, 不但给巴金写信,感谢上海的朋友们给他以“这次在沪无忧无虑过了三个星期”的 旅行;他与巴金经常通信,直到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从未忘怀这个平时很少发脾气 的友人,他是这样豁达坦率,这样心无芥蒂,容易相处。巴金不能容忍别人对这样 的一个朋友的误解,当然他更反感别人不负责任地给他随意在头上泼污水。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想在台湾设立分社的计划并没有实现,当巴金从台湾回来 后,曾又请他的兄弟李济生按着他的脚印去过一次台湾。那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当 时正在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分社工作的李济生来到了上海,他住在霞飞坊他哥哥家 的二楼房间里。这个房间原是巴金的客厅和餐室,日常在这里接待朋友的来访。现 在,李济生在这里晚上用行军床搭个铺,把它当作卧室。他在这里先住了一个月, 受到他四哥和嫂嫂萧珊的热情款待。一向跳跳蹦蹦天真活泼的萧珊,现在俨然成为 上海一个中等人家的家庭主妇,她早上买小菜,中午带领一个褓姆烧饭做菜之外, 白天还得把主要的精力花在抱小孩上。女孩虽然比较文静,周岁多的婴儿毕竟娇嫩, 所以萧珊在她的身上确实花了很大的心力。李济生看到四哥和嫂子在家里过得幸福, 心里也感到痛快。他在抗战后期曾在桂林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办事处,湘桂大撤退 时,带了一大批纸型逃难,也该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一个有功之臣,他不但在银行 工作过,很有经营管理的本领;而且也有一定的编辑经验,曾与许多作家打过交道。 这次他到上海,开明书店的叶圣陶、范洗人、章锡琛还在书店宴请郑振铎、巴金和 他三人。席间谈起到台湾开展出版业务,大家都建议济生不妨去看看有没有可能在 那边设立个分社。李济生不久去到台北,他像他哥哥那样,晚上在吴克刚家中借宿, 白天就到有关朋友处走访办事,发现在这里办出版社首先是难以找到适当的房子; 其次,看来当时台北刚回归祖国,当地人民长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中文 书籍对他们当时情况说来似乎还不是十分急需,特别是新文学书籍销路恐不会很大。 这样,他回沪后把了解到的实情一谈,巴金他们也就把原先的打算取消了。 李济生去台北时还找过在台湾师范学院教书的张易,向他带去巴金的嘱咐,要 他向台湾大学的文学院院长钱歌川打个招呼,请尽量照顾那个原系“部聘教授”马 宗融的情绪。因为马宗融那时刚刚从上海去台大任教。他原在重庆复旦大学教书, 后来随学校迁回上海,因为同情学生运动,在校务会议上拍桌怒斥学校当局不该让 军警进校逮捕同学,结果被学校当局无理解聘。马宗融为人豪爽,爱真理,重友谊, 嫉恶如仇,凡是他看不惯的事,他就要发议论,而且没有保留,从不计较什么后果, 因此不免处处得罪人。在平时,巴金曾经替他担心,因为知道他性情耿直,同其他 教授相处并不十分融洽,虽然他在文艺界知心朋友不少,而在学校里他越来越显得 孤单,所以曾劝他注意工作方法,一方面支持他为真理斗争,另一方面也劝他对人 对事还该从实际出发,分别对待,耐心地做工作。马宗融到了台北,虽然生活还算 安定,但他新来乍到,朋友不多,却很关心上海学校的斗争,对现实感到不满,经 常借酒消愁,身体变得很不好,偏又碰到台大中文系主任、鲁迅的老友许寿裳在家 中被人杀害,他听到这消息,更是悲忿,曾亲赴刑场去看当众处决凶手,回来后又 拉着一个好友喝酒骂人。巴金知道后,又写信劝慰他,但远道的友情竟无法解除他 精神上的苦闷,他的酒越喝越多了,终于病倒在床上…… 那个时期,在《文汇报》担任驻渝记者的黄裳从重庆返回上海。他过去曾寄过 一本书稿给巴金,并作了自我介绍。巴金很赏识他的才华,把他的书稿编入了中华 书局出版的一个《丛书》里,这就是作者的第一本散文集《锦帆集》。1942 年冬 天黄裳曾在重庆找过巴金,却没找到,因为巴金到桂林去了。1944 年夏天他又去 桂林文化生活社看望巴金,不巧又没见到,直到1945年秋天,抗战胜利后,才在重 庆见到巴金。他这次回沪见到巴金时,才知道他的老师李尧林已经去世了。黄裳无 意中却从巴金女儿小林的侧面,看到了李尧林先生瘦削的影子。 巴金欢喜买书,他有许多共同爱好买书的朋友,如李健吾、唐张、陈西禾、黄 佐临等,其中还有黄裳。但黄裳爱买中国古籍的线装书,而已金买的却多是外文版 ;日书。买外文版旧书的爱好,是巴金在法国和日本时形成的。 胜利后到了上海,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不仅在文化街福州路,而且在静安寺 和霞飞路一带的许多书摊,留下每次世界政局变动后,外国人离沪时卖出来的大批 书籍。巴金买的不仅有英文书和法文书,还有俄文书、日文书和德文书。他的博学, 使他的买书范围非常之大,内容除了文学艺术部门之外,还有政治、经济、历史、 地理和社会方面的东西。他的买书爱好,还影响了他家庭的陈设布局,三楼卧室除 了靠后角落里的一只铁床和朝东临窗的一只写字台外,中间全部成为玻璃书橱的领 地,人只能在书橱与书橱之间的一个弯弯曲曲的通道上行走。此外,亭子间也是他 堆书的地方。二楼房间则是他的餐厅和会客室,来访的人们常常看见他从三楼把眼 镜挂在额上,挟着一本书,嘴里念叨着什么,一步一步走下楼来。 当然,他偶然也买些中国古书。从幼年起,他就开始读旧诗和古文,以至人到 中年,对某些古籍还能倒背如流。有时饭后和熟人谈笑,一时兴起,他还能背诵出 通篇的《长恨歌》、《琵琶行》之类的长篇古诗,偶尔于谈兴正浓之时,还托黄裳 什么人给他买些唐诗选本,黄裳就曾给他买过一本棉纸印的明万历刻本《批点唐诗 正声》。 买书是件愉快的事情,但是那时还有一种苦却叫人忍受不了。那就是由于物价 飞涨,物价今天与明天不一样,甚至上下午都有不同,这就使上海人民不得不考虑 把自己每月工资的收入,一拿到钞票就得上街去兑换成银元,这样才能保值。即使 像巴金这样的大作家,为了维持一家生活,在这个时候也无法例外。开明书店给他 的稿费(版税)最初是每隔二个月绪算一次,后来改为半年结算一次。由于货币贬 值,有一次巴金领到稿费,只够他喝两杯咖啡。因此,每次稿费到手,他和萧珊都 不能坐视这些钞票贬值,这样,也就学会到霞飞路(当时已改称为林森路),去买 卖“大头”(银元),巴金一上街也总要注意一下烟纸店门前挂的银元折合法币的 牌价。在料理这些家庭琐务的过程中,黄裳有一次也曾为萧珊做助手,因为物价一 天一个样子,到书店领取版税,取到支票,必须立刻到银行里去兑现,然后领到用 线绳扎起来的一捆捆钞票,跳上三轮车,再到市场去换成银元,或直接去购买家庭 日常用品,这就不能不是日常生活中一场紧张的战斗。 在这些为生活所纠扰的日子里,经常给巴金家日常事务帮助的,还有顾均正夫 妇。顾均正是开明书店的老编辑,他曾在三十年代与索非同住在狄思威路的麦加里, 因而也与巴金认识。后来他们又几乎在同一时期搬到霞飞坊,虽不在同一幢房子里, 却住得很近。巴金每次回家,总要走过63 号的顾家后门口。顾均正为人正直忠厚, 和开明书店许多老编辑一样,只知埋头工作,而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又总是露着淡 淡的笑容,很少为个人生活问题发牢骚。 巴金有事找开明书店,常托他带口信去,他总是很负责的把事情办好。他们两 人经常见面,但长谈机会却不多。均正夫人则经常出点子帮助萧珊把家务做好。那 时有什么紧张物资在街上供应,巴金家也常靠均正夫人通知。这时原也住在霞飞坊 的夏丐尊已经去世,他老人家临死时曾向老友叶圣陶发出过一声感叹:“胜利,究 竟是啥人胜利——无从说起!”这句话已经通过报纸,成为上海人民的共同感叹。 顾均正与巴金在弄堂里见面,谈起面临的越来越不像样的市场情景,也不免说一声 “胜利,究竟是啥人胜利”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