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心声、掌声和雷声 巴金和萧珊带着孩子们回到上海家中,在大门口刚按了一下电铃,就听见那只 日本种小狗在里边闻声欢跳。接着,巴金的两个妹妹就出来开门,她们见巴金、萧 珊和孩子们都面色红腴,脸露笑容,知道他们在南方过得很好,也就十分高兴。毛 色黄白相间的小狗在大家脚边摇头摆尾,跳来跳去,欢天喜地,九姑李琼如就告诉 巴金,说小狗在他们出门期间,每天早晨跑到楼上,等候在他们紧闭的房门外,巴 望着他们能起身开门出来。现在发现一个月在外旅行的主人们回来,小狗那股高兴 劲真是难以形容。它先是摇着尾巴嗅大家的脚,然后迈开大步,在院子里急急地绕 着圈子奔跑。这使原来就生气蓬勃的巴金家庭,这时更加热闹,大家还来不及安顿 好行李,就连声唤呼:“包弟,包弟!”特别是小棠,禁不住把它叫到身边,搂在 怀里。 那只小狗,本是住在淮海中路上方花园里的一个瑞典人豢养的。它的名字叫 “斯包弟”。后来瑞典人回国,就把它让给住进那幢房子里去的作家唐弢。唐弢三 年前调北京工作,他想到巴金家有院子,有草坪,比上方花园的条件更好,就在临 行前几天,征得巴金、萧珊同意,将“斯包弟”赠给巴金。 巴金一家都很欢喜这只小狗,为了叫唤它时更顺口,他们把它改称“包弟”。 萧珊与小棠对它更有兴趣,也十分关心它的生活。但它来的不是时候,正碰到 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人尚且“有啥吃啥”,狗的饲料也就更难尽如人意了,幸而当 时巴金能每月凭十几张票证带着萧珊进政协文化俱乐部进餐,萧珊也就有机会在餐 桌上随便收拾一些残余带回家去喂包弟,或者干脆向服务员打个招呼,讨几根肉骨 头带回去让包弟啃。包弟也真能讨新的主人欢喜,它每晚在院子里主动值班,凡篱 笆外面有点脚步声,它就叫了起来,路人一过,它就停歇,从不无故惊扰屋里当家 的。白天在客人面前,它常把旧主人教会它的那套直立作揖的本领露出来,博取满 堂哄笑。有时日本朋友来,就更为主人添话题,因为包弟原是日本种,日本客人看 到它,特别感到亲热,有些隔了一二年没见面的日本朋友,重见巴金时,还会问起 :“你家的小狗怎样了?”巴金总是说:“很好,它还是这么可爱。”在上海住了 还不过一个月,到这一年三月底,巴金又到北京开会,这次主要是参加第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他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听取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 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对巴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强调了“要进一步发扬民主”, 并明确地指出的几句话:“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 果还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错误的。”隔了二十天,即四月十八日, 周恩来又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作《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的讲话, 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到了四月底,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中宣部的《文艺八条》, 交由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下发各地文艺单位,进一步贯彻执行双百方针。 在这些日子里,巴金在北京还听了周扬等人传达周恩来与陈毅在广州召开的科 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这个报告里批评了一 九五七年以后出现的“左”的倾向,重申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的观 点,对待知识分子:一、要信任他们;二、要帮助他们;三、要改善关系;四、要 解决问题;五、一定要承认我们过去有错误,应对过去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 的,向同志们道歉;六、承认错误,还要改。 陈毅则在会上说知识分子“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该对他们取消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对你们行‘脱帽礼’。”巴金在北京与作家中的 许多老朋友如茅盾、周扬、夏衍、老舍、曹禺、沙汀、刘白羽、陈荒煤、何其芳、 严文井、邵荃麟等都有较多时间的会晤,更到过叶圣陶、冰心及沈从文三个老友家 中欢聚。这是他历次赴京叙旧最畅的一次。特别是在沈从文家里,他看到沈从文已 完全恢复过去那种对事对人乐观、豁达、宽厚的神情,巴金更为高兴。沈从文在历 史博物馆工作,似乎兴趣越来越高,他对历代瓷品、民间工艺和古代服饰的发展过 程都有研究。 他在向巴金叙述时,讲得头头是道,使巴金反而感到自己乏善可陈,心里有点 空虚。巴金想,从文是这样踏实能干,而自己虽下决心要深人生活,却始终深不下 去。现在浮在上面,经常参加各种活动,结果总是抓不到切实的东西。现在,领导 上又安排从文参加政协,也让他在报刊上发表些诗文了,看来飘浮在他头上的乌云 似乎已经散去了,阳光也已照到这个忠厚的老友身上,巴金得到安慰。 巴金乘着心头这股东风,从北京回到上海。当时上海已在积极准备召开上海市 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还要孔罗苏动员巴 金在上海的第二次文代大会发言。后来石西民还带了他的夫人到武康路巴金家里访 问了巴金,鼓励他畅所欲言。这时巴金真感到四周一片阳光,心境十分舒畅。 就在这一年五月八日上午,上海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友谊电影院 开幕了,这是上海文学艺术界经过多次折腾,又终于恢复五十年代初期那种充满着 祥和气氛的聚会。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的《上海文学》,已开始积极贯彻双百方 针,组织、刊登些题材、风格多样化的作品。各报副刊也开始改版,重新振作精神, 想在贯彻“双百”方针中,扩大组稿范围,让更多作家、艺术家来写稿。在会场上, 人们面露笑容,相互寒暄,有不少人在反胡风、反右和反右倾运动中曾遭受过拂逆, 现在又回到队伍里面来,老友重逢,不免悲喜交加,当然主要还是“喜”字领头。 在这个时刻,最明显的,则是在一些女演员身上可以看出来,这就是在她们的头发 上出现了蝴蝶结,穿花衬衫的人多起来了,而流行在这个季节里的淡黄色薄绒线衫, 穿在她们身上,更叫人看出向农村下放大批干部让他们以穿破衣为荣的“跃进”时 期已经过去。 巴金主持了这个大会,在开幕式上,宣读了经过作协党组看过并送市委宣传部 审阅了的开幕词:《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虽然,从这个开幕词所 运用的形容词,诸如“极其辉煌”“无比丰富”等字眼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头 脑里,还没有完全痛快地把这几年来说“大话”的习惯丢掉,但是从总的精神来看, 大会要求文艺界写出和演出反映当前现实的作品,态度是恳切的。而作家协会上海 分会的工作报告,则是叶以群、孔罗苏在北京参加了中宣部的会议后,根据这个时 期党对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精神写成的。他们事先曾经与中宣部负责人周扬交谈, 听取中央领导对上海文学界的期望。 引起会场上轰动的,是第二天大会上的发言。虽然这些发言人都是以个人身份 发表意见,但是看了他们的名字,谁都会想到那是各人代表了一个方面,即文学界 的巴金,美术界的丰子恺,戏剧界的黄佐临,电影界的瞿白音。 人们都知道巴金平时除了主持大会宣读预先拟好了的开幕词,或在国际性会议 上宣读讲稿之外,一般在大会上发言是很少的。就大家记忆,好像他在一九四九年 夏天上海刚解放时,在逸园饭店举行的一次欢送全国文代会代表北上大会上,曾跟 着冯雪峰、陈望道、熊佛西等人急匆匆地站起来结结巴巴他讲了几句话。此外,就 只有反胡风、反右运动中的被迫表态和一九六○年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上那次奉命 发言《文学要跑在时代前头》了。这次上海第二次文代大会,真是他生平第一次出 自心声的正式公开发言。他的发言,一开头就声明,那是他个人心里的话,他说自 己这些年来“讲得多,写得少,而且写得很差。”因此,他有时也为此着急,坐立 不安。但有时却又因为“留下的东西不多,反而有一种放心的感觉。”他常责备自 己缺乏勇气,责任心不强,但有时又替自己辩解,“因为像我这样不求有功,但求 无过的人并不太少。”然后,他又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作为作家,应该有作家的勇 气和责任心。 巴金在大会上,袒露了自己的缺点,说自己“害怕‘言多必失’,招来麻烦。” 他说: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 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 在开玩笑。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 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欢喜制造简单 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 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 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 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 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像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 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们有一个时期非常轻 视文学作品的作用,公开说“托尔斯泰没得用”;另一个时期又把文学作品抬得很 高,要作家对读者们的一切行为负责。巴金说这些话是有根据的。在三年前,姚文 元他们在北京几个刊物上对巴金作品进行攻击时,巴金接到过上海一个大学生给他 的一封信,说他犯了错误,是因为他读了巴金的一本书,所以这个读者除了自己检 讨,还要巴金也一起检讨。对这样的无理要求,巴金并没有理会,因为巴金认为让 一本小说来负责一个读者世界观的改变,是不公平的。因此,他在会上说:“要一 个作家负担过多的责任,使人感到不写文章反而两肩轻松,不发表作品叫别人抓不 到辫子,倒可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这决不是好办法。”说这样的话,巴金也有事 实根据。他记得就在最近《上海文学》发表了他的朋友欧阳山一篇以一个百货店女 售货员为题材的小说,因为写法上与当前流行的写法有些不同,没有重复别人常说 的话,编辑部就接到批评信。 因此,巴金说,现在许多人只好小心翼翼,不论说话作文,都不敢稍露锋芒, 宁愿多说别人说过若干遍的话,而且尽可能说得全面,即使谈一个小问题,也要加 上大段的头尾,要面面俱到,叫人抓不到辫子,不管文章有没有作用,只求平平安 安地过关。 在大会发言中,巴金还提到他有个外国朋友,这个外国朋友曾在广州、北京、 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访问,他后来对人说起他在每一个城市都受到热情接待,“但 是他奇怪的是在不同的宴会上,他从不同的主人口里听到的差不多相同的谈话。” 因而巴金说:“为什么我们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还不见红花似海、百鸟朝凤?为什 么我们的报刊上许多人喜欢重复用着同样的词汇和字句……? 显然,我们前进的道 路还有障碍,障碍不止一种,我刚才讲过的那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框框和棍子,和那 些但求无过的怕挨整的顾虑,是最大的障碍。”接着,巴金很坦率地说,虽然他知 道今天我们国家需要的是坚持真理、热爱祖国的文艺战士,但当浮夸风盛行的时候, 许多人也明知是非,却不敢出来讲话,包括他自己,因为怕乱棍打在自己身上。 “我自己就应当接受批评,因为我也写文章替‘浮夸’宣传。”所以,巴金认为, 今后作家一定要有勇气,“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他的发 言,还向一些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提了个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以 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好的批评家应该是作家的朋友,而不是作家的上级。 巴金讲这些话的时候,会场上有不少坐在前面的人向后面找一个熟面孔;坐在 后面的人,又抬起头朝前边去找那个熟面孔。人人都知道那个熟面孔:圆圆的脸, 瞪着的大眼睛,和一张方而阔的大嘴,那不是别人,就是张春桥的得宠者:姚文元。 在场了解内情的人都记得,不久前从北京开会回来的孔罗苏,还曾向石西民汇报, 中宣部、文化部负责人也说姚文元文章简单粗暴,强词夺理,叫人看了生气。而这 时姚文元正坐在中间,瞪着双眼,嘟起嘴,皱着眉头,不知在想着什么。 在巴金把他的发言最后的一句话“我们一定要使上海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出现 的一个无限美好的春天”讲完后,全场响起上海历次文艺界大会上所少有的响亮的 掌声。许多人都说巴金这次话讲得好,讲到我们许多人心里。 巴金自己也觉得有一种很少有过的舒畅感觉通过全身透发出来。他禁不住为自 己说出了心里话而感到喜悦。 下午发言的是丰子恺、黄佐临和瞿白音。子恺比巴金年长六岁,当时已六十五 岁,但他鹤发童颜,富有幽默感。他与巴金是君子之交,很早就相互知道,互相尊 重,但并没有很多交往。巴金在一九二八年从法国回来后,与索非住在一起,就经 常听索非谈起丰子恺,因为丰是钱君甸的老师,而君甸则是《灭亡》封面的设计人。 索非在开明书店工作,他对子恺十分了解,巴金喜欢子恺漫画,也喜欢他写的字, 和他写的散文随笔。一九三○年巴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封面就是丰 子恺题写的字。抗战时期,巴金在重庆开明书店见到子恺,后来还到沙坪坝子恺新 居去看他。解放后,相互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但一般总在会议上,特别是在政协 的学习会上。在这种场合上,子恺发言不多,和巴金有点相似。今天的文代大会上, 出乎意料地,这个银须飘拂的老人,在话筒面前,讲话时间虽不太长,但滔滔如流, 讲得又干脆,又富有幽默感。看来他在事先也有领导人向他作过思想动员,鼓励他 “畅所欲言”。他讲得有条有理,显然有些准备。他表示非常拥护双百方针。他说 百花齐放的想法,十分符合自己的心意,他以为要百花园繁花如锦,必须按照每种 花树的特征和个性,顺着自然规律让它们发展,不能把各种花树与冬青同等看待, 把它们剪得一样齐。但是现在有人却像拿着一把大剪刀,把文学艺术搞得千篇一律。 他的话立刻引起了会场上一阵热烈掌声。 和巴金、丰子恺一样,瞿白音、黄佐临也从心里说出了类似的话,他们都热切 期望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艺百花园树木繁茂,花朵盛开。黄佐临恳求人们“不要对 作家、艺术家随便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挖根子,甩袖子”,要相信作家、艺 术家的真诚,他们是爱国、爱党、爱人民的;瞿白音甚至掏出心来,说“希望毛主 席发一块免斗牌,让大家想什么就说什么”,他同意巴金的发言,要鼓励作家、艺 术家有勇气,也有责任心,那是会使社会主义祖国的百花盛开,而不会使它们枯萎 的。这四位具有中国知识分子良心的文学艺术界代表,他们恳切的发言,不仅使会 场上一千多个作家、艺术家欢欣鼓舞,认为他们的发言确实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意 ;而且也使坐在台上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由衷感动,他站起来说: “听了大家的发言,我很赞同,特别是巴金同志的发言,我听了后,连眼泪都掉下 来了,我现在代表党,感谢大家。希望大会发扬民主,开得好,让所有作家艺术家 都畅所欲言!”一阵春风,把上海第二次文代大会民主的大门打开,第二天的文学、 电影、戏剧、戏曲、美术、音乐、舞蹈各小组讨论,广泛地展开起来了。大家各就 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一九五七年反右后“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和极“左”的思 想作风对文学艺术工作的影响,作了诉述,人们所举的事例大都是真实的,提出的 意见也是恳切的,看来大会的收获也是很大的。 但是会议刚刚结束,环绕在上海文学艺术界上空的气氛又突然转变,犹如晴空 中响起一阵闷雷。首先是闭幕后当天下午的全体摄影,一千多代表等着市委领导人 柯庆施、石西民、张春桥来参加,这是上午说好了的,但后来都不来了,只剩下一 个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和大家坐在一起合影。 隔了一些日子,传说美联社播发了巴金等人在上海文代大会上的发言内容,香 港报纸有文章说丰子恺不但在文代会上发言反对文艺百花“一刀齐”,而且他的漫 画也“画外有意”。 又传说,市委内部开会非常紧张,隐隐约约听说陈其五犯错误了! 接着是《上海文学》所刊登的巴金《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丰子恺的《阿咪 》等许多文章,都成了有问题的作品。 当时有人说,上海第二次文代大会巴金、丰子恺等人的发言,无异给海外的人 们提供了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炮弹。但后来事实证明,恰恰相反,正是在大陆 的张春桥之流的“左”派,把海外的言论作为“凭据”用来否定广州会议对知识分 子的肯定,重弹一九五八年旧调,导致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干部进一步无辜遭殃。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