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二) 《巴金传》已经出版,它的续卷也已在《小说界》双月刊连载完毕。终于定稿 出书了。 完成了这部五十万字的长篇,我心中感到轻松,却又觉得沉重。 回想四年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四位编辑同志来我家约我写这本书时,我就有这 样类似的心情。因为这是出版社作为重点工程来叫我挑这副担子的,我感到荣幸; 却又觉得自己的才力有限,难免辜负广大读者的期望。而且,在这以前,我已应人 民文学出版社之约,与一个同志合作写《陶行知传》,并已开始采集资料。但是几 经考虑,我还是接受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给我的任务,那是由于有李济生同志的支持, 并告诉我已征得巴金同志的同意,这才使我有勇气挑起这副担子。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屠岸、季涤尘同志的大度,他们在接到我的道歉信后,不 但不责怪我另有所择,相反,出于对整个出版事业的热诚,他们竭力支持我写、希 望能早日看到的《巴金传》。他们这种宽容态度和良好作风,在《巴金传》出版的 时候,特别使我难以摆脱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说实在,对我个人来说,这两家出版社过去都出版过我的书,两个编辑部都给 过我热情的鼓励和帮助,我都铭感在心,愿为它们尽心尽力,继续做点工作。我放 弃《陶行知传》的写作计划,而从事《巴金传》的写作,是由于我个人觉得巴金、 陶行知虽都是我的前辈和老师,但我对巴金生平的了解,要比对陶行知的了解为多。 特别是巴金同志还健在,他的许多朋友和熟人就生活在我们的周围,我有什么事情 不清楚,可以向他们随时提出咨询。同时,我还认为对当前读者需要来说,也许《 巴金传》比《陶行知传》更为迫切。 这样,我就终于行动起来。不但动手翻阅资料,还搬动两条腿,不间断地登门 拜访巴老,同时又访问了他的一些朋友和熟人。当然,首先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 给我创造了条件,让我由李济生同志陪同到他的故乡成都访问。在与巴金的众多家 属包括他的堂弟李西舲、侄子李致等人的聚谈中,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巴金大家庭的 百年变迁。济生同志还陪我去四川大学,会见了巴金二三十年代老友卢剑波教授。 这位须发全白,已达八十五高龄的老人,他向我提供了二十年代巴金与他的那些年 轻朋友一起办刊物的情况,加深了我对五四运动前后四川社会的印象与认识。隔了 一个时期,济生同志又陪我到北京,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招待所里,与现代文学馆 刘麟等同志交流了有关巴金资料研究的成果;并到北京图书馆去参观了在那边展出 的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会。这个展览会,是由北京图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 馆联合举办的。它增强了我写《巴金传》的总体观念。 在这以前,我还在北京访问过冰心。冰心前辈谈起抗战时期重庆书市买不到她 的书而巴金为此感到焦急的情景:他向她约稿,并为她编作品集,并替她的书写序, 给她丰厚的稿酬,却不计较他自己的利益。“他真是个善良到极点的人。”冰心的 话很使我感动。当《巴金传》开始在《小说界》连载后,我又在北京乘全国散文杂 文评奖委员会开会时机,与唐弢同志作了一次长谈。唐弢向我谈了他在抗战时期和 抗战胜利后与巴金交往的情景,然后又谈到一九五六年秋天他自己入党后,根据上 级有关同志的嘱咐,去巴金家中动员巴金写申请入党报告。当时唐弢用朋友问随便 谈话的形式向巴金说:“老巴,我看你也该向党打报告,提出入党要求了!”巴金 却笑了起来,很快回答说:“这多年来,我自由散漫惯了,组织观念不强,看来还 要努力。我想我还是留在党外的好。”唐弢的这一段回忆,也帮助我进一步认识巴 金怕受拘束的性格。 在我向巴金的朋友们访问中,钱君匋关于巴金二十年代末期在上海时情景的叙 述,黄源、赵家璧关于巴金与鲁迅的关系,以及与靳以一起编办刊物时的回忆,朱 雯关于巴金在三十年代初到苏州去看他时的一段往事谈话,王辛笛关于解放初与巴 金一起到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大会时情况的陈述,师陀关于他在抗战前刚从北平来 沪第一次见到巴金时情景的追叙,柯灵关于在“文革”开始前文艺界情况的介绍, 王西彦关于他在“文革”中与巴金同在一个“牛棚”里生活时情景的描绘,黄裳关 于巴金在霞飞坊生活时的往事叙述,马云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事务的忆旧,所 有这些都为我写的《巴金传》充实了内容。而南京大学教授杨苡、上海科学院细胞 生物学专家王蘅文、文艺出版社干部萧荀、卢湾区产科医院高级助产士沈瘐香等对 我的谈话,则更多有关巴金夫人萧珊的事迹,当然这也相应丰富了巴金每个时期的 生活内容。 此外,还有一些虽然与巴金不相认识,却非常了解当年时代环境的老人,出于 对上海文艺出版社事业的关心,和对《巴金传》写作的热情期望,他们或则接受我 的采访,无私提供我大量素材;或则主动写信来,向我补充资料,有时还纠正我在 《小说界》发表的初稿中的讹误。其中曾在三十年代《时报》担任过本市新闻版编 辑的顾芷庵先生,向我详述了当年他的同事吴灵缘经手编发巴金长篇小说《激流》 (出书后改称《家》)在《时报》上连载时的经过。另一在卢湾区老年大学工作的 秦驾彭老人,还主动写信给我,告诉我当年为巴金介绍《激流》给《时报》刊用的 文化人火雪明是川沙人,而不是宁波人。市立第二中学王镫令老师还介绍他的同事 林老师与我相识,为的是林老师曾经做过巴金外孙女端端的班主任。他的目的是希 望我在《巴金传》中把巴金的家庭生活和端端的学校生活联系起来,使巴金的教育 思想(对当前教育改革的看法)在作品中写得更鲜明。至于续卷写作过程中,则得 益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巴金全集》责任编辑王仰晨,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刘麟, 以及巴金先生在四川老家亲属李致同志提供的材料甚多。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对《巴金传》出版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群众也包括巴金 的朋友们对这本书的热情关注,都使我日夜处在紧张不安的状态中。 但是相反,巴老对我的写作,却十分放手,他从不向我表示应该怎样写或者写 什么。他像尊重一切作者写书一样,从不对我干预。虽然我每写好一章,总把原稿 交给他,希望他看一下;但他有时几乎一字不看就转给李济生同志了。因此,有时 文章在《小说界》登出后,他才发现问题。比如我把他的三叔和《家》中的四叔等 同起来,以致写成与祖父的姨太太经常勾结在一起制造事端的坏人。这使他感到不 安。他对我说:“其实,三叔不过脾气不好,起初与我们兄弟相处得也还是不错的。” 在出书前,他请他的女儿李小林同志把全文一字一句的念了一遍给他听,并向我提 供了一些补充修正的意见。 巴老对我工作的支持,是我的幸运。我虽然访问了许多人,由此得到不少写作 素材,但有些往事究竟相隔久远,有时别人转述,不免以讹传讹,甚至文字记载也 不免失实,这就需要我向巴老核对,加以鉴别。比如一九三五年冬天,巴金在北平 帮助靳以结束《文学季刊》后,在该刊写的停刊词《告别的话》,和一九三六年在 上海为《文季月刊》写的创刊词,赵家璧同志在一九八八年《新文学史料》上写的 回忆靳以的文章中,都把它们当作靳以写的,家璧同志还把他的文章清样寄我供我 参考,我读了后找《告别的话》和《文季月刊》创刊词来看,发觉不大像靳以所写, 倒很像巴金的文字。经我向巴老提出询问,果然,他说都是他所写,并且说,这两 个刊物凡是不署名的文章,都是他执笔的。后来我又向家璧同志核对,他说确是他 记错了。 由此,我知道:即使当年的同时代人,年代过久,有时也不免记忆出错。 这还使我想起另一件事,是有关钱君匋同志的回忆。我几次带着录音带去他家 里,听他的长时间谈话。因为就目前讲来,在上海能谈巴金在二十年代住在宝山路 宝光里生活时情景的,只有他一个人了。年逾八十,仍精力充沛能作长谈的钱先生, 他的热情叙述增长了我不少见识,同时也使我非常感动,但究竟年代过久,有些事 情不免有所出入,如有关他当年给朋友帮助的事,后来据我了解,此事与巴金并无 关系。 看来,写人物传记,有利的条件,莫过于传主的健在。我写《巴金传》,最大 的幸运是随时可以请教巴金,并有他的家属李济生、李小林等人的帮助。 上海文艺出版社找准题目,找定作者,而又能很好地创造条件,帮作者把工作 做好,这是它的大本领。所以我说,我的幸福是巴金给的,也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给 的。《巴金传》出版后,得到各报刊和电台、电视台的推荐,并被上海列入1991 年度红旗读书运动推荐节目,这是出于人民群众对巴老的爱戴,也是由于出版社 (包括《小说界》编辑部)有关领导和责任编辑认真工作的结果。他们在约稿中, 总编亲率精旅,浩荡前来,势在必得,这样的气魄,这样的决心,这样的工作精神, 永远是我的楷模。 另外,我也深知没有前人的耕耘,就没有成熟的泥土足以培植新的果树成长。 任何事业的建树,都依赖承前启后,众志成城;而不可能白手起家,无祖无宗的。 对巴金的学术研究也是这样。所以我感谢一切先我研究巴金的学者,如陈丹晨、李 存光、谭兴国、唐金海、张晓云、陈思和、李辉等,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营养, 他们永远值得我尊敬。但也无可否认,我的书究竟是巴金的第一本文学传记,它既 需要评介他的作品,更需要全面反映他的经历,他的生活。作家是作为一个完整的 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他的作品固然是他生活中的一个主体,但作品决不是他生活的 全部。在滔滔不绝的历史长河里,作家的生活之船既有顺水而下的时候,也有逆水 行舟的日子,甚至更有翻船覆船的时刻!在错综复杂的时代环境里,古今中外作家 的作品,有时可以代表他的思想,有时却也难以抒发他的感情,有时甚至还被迫长 期搁笔。 作家的一生很多时候是离开他的笔而存在的。有时即使他有笔如椽,挥舞自如, 生活也总是他的作品的主宰。所以作家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他的传记总要把他的作 品放在他的生活之下,而不会把它游离在生活之外。生活总是作家传记的中心。我 曾就这个问题请教巴老,巴老说,“作家传记应该是以作家在实际生活中的为人, 来对照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思想,看看两者是否符合。”这样的说法是令人信服的。 我正是想按照这样一个准则,来反映巴金的一生。当然,反映得是否正确,那要看 我的水平了。而此刻我所以在轻松中感到不安,感到沉重,正是因为我在这一点上 唯恐做得不够。 从上海文艺出版社来看,我是它的一个忠实读者,也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作者。 但从我个人来看,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我的关系却很深,影响也很大。 我永远记得一九五六年八月,它曾为我出版过一本特写集《芝巷村的人们》, 这本小书是我解放后的第一本作品集,它给了我重新从事文学写作的勇气;我也永 远记得一九八五年六月,它为我出版的一本散文集《鲜花与美酒》,使我在文学创 作的前进道路上,又有一次检视自己习作的机会。而从一九八七年开始的《巴金传 》写作,没有上海文艺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特别是责任编辑李济生、左泥两位) 的热情鼓励与积极帮助,这部五十万字的传记是不可能在四年中完成的。 十年前,巴金前辈在《随想录八十八》中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三十周年纪念写 了文章,他说:“庆祝三十岁生日,总结三十年的工作经验,不用说是为了增加信 心,做好工作。……对编辑同志,对那些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极大 的敬意外,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现在,又是十年过去了,面对又把十年的时间 花费在默默无闻、辛勤的编辑工作上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同志们,我们今天又有什么 话好说呢?我除了再一次表示极大的敬意之外,只有像巴金前辈那样,到了耄耄之 年,仍以不歇的劳动来酬答我们那么好的一批热情无比的读者,那么好的一批勇于 牺牲自己、乐于帮助别人的从事编辑工作的同志们。至于在我的家庭中,我妻刘秀 梅和我的四个子女为这本书所付出的直接和间接的劳动,那也不是一句话能说明白 的了,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993 年5 月26 日在荧荧楼改定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