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写作 话说回来吧,当时十九岁的我,一九一九年在北京确曾参加过五口运动,但即 使在本校我也不是一个骨干分子。那时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一年级的学生, 学生自治会的“文书”。在五四运动的前几天,我就已经请了事假住在东交民巷的 德国医院,陪着我的动了耳部手术的二弟。“五四”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来 给我们送东西,告诉我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打着纸旗在游行,嘴里喊着口号, 要进到东交民巷来,被外国警察拦住了,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黄昏时候又有 一位亲戚来了,兴奋地告诉我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签订 出卖青岛的条约在天安门聚集起浩大的游行队伍,在街上呼口号撒传单,最后拥到 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我听了又是兴奋又是愤 慨,她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窗外刮着强劲的春风,槐花的浓香熏得我 头痛! 我对于蚕食鲸吞我国的那些帝国主义列强早就切齿痛恨了,尤其是日本帝国主 义。我的父亲在我刚会记事的年纪,就常常愤慨地对我讲过:“你知道我们为什么 要住到烟台来吗?因为它是我国北方的唯一港口了!如今,青岛是德国的,威海卫 是英国的,大连是日本的,只有烟台是我们可以训练海军军官和兵士的地方了!” 父亲在年轻时曾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提起日本帝国主义时,他尤其愤激。我记得 当一九一五年,日本军国政府向正想称帝的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那时 我还是中学一年级的学生,我和贝满女子中学的同学们列队到中央公园——现在的 中山公园——去交爱国捐,我们的领队中,就有李德全同学,那时她是四年级生, 她也上台去对大家演讲。那天,社稷坛四围是人山人海,我是第一次看到那样悲壮 伟大的场面),在父亲的书房里,就挂上一幅白纸,是当时印行的以岳武穆(飞) 字迹摘排出来的,“五月七日之事”,就是纪念那一年的国耻的。 “五四”这一夜,我兴奋得合不上眼,第二天就同二弟从医院回家去了。 到学校一看,学生自治会里完全变了样,大家都不上课了,都站在院子里面红 耳赤地大声谈论,同时也紧张地投入了工作。我们的学生会是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之 一员,我也就参加了联合会的宣传股。出席女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都 是些高班的同学,我们只做些文字宣传,鼓动罢课罢市,或对市民演讲。为了抵制 日货,我们还制造些日用品如文具之类,或绣些手绢去卖。协和女大是个教会学校, 一向对于当前政治潮流,不闻不问,而这次波澜壮阔的爱国力量,终于冲进了这个 校园,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学界联合会代表们开会的场所了,同学们个个兴 奋紧张,一听见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丢下书本拥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我们三 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 劝说他们不要贩卖日货,讲着人民必须一致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 反对军阀政府卖国行为的大道理。我们也三三两两地抱着大扑满,在大风扬尘的长 安街,在破敝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人力车,请求大家捐些铜子,帮助援救 慰问那些被捕的爱国同学。我们大队大队地去参加北京法庭对被捕学生的审讯。我 们开始用白话文写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发表。 那时我的一位表兄刘放园先生,是《北京晨报》的编辑者之一。他的年纪比我 大得多,以前他到我们家来,我都以长辈之礼相待,不大敢同他讲话。 这时为了找发表宣传文章的地方,我就求了他,他惊奇而又欣然地答应了。 此后他不但在《晨报》上发表我们的宣传文字,还鼓励我们多看关于新思潮的 文章,多写问题小说。这时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刊杂志,像雨后春笋一般, 几乎看不过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如《新青年》,《新潮 》,《中国青年》,一直到后来的《语丝》。看了这些书报上大学生们写的东西, 我写作的胆子又大了一些,觉得反正大家都是试笔,我又何妨把我自己所见所闻的 一些小问题,也写出来求教呢?但是作为一个大学里的小学生,我还是有点胆怯, 我用“冰心”这个笔名投稿,一切稿子都由刘放园先生转交,我和报刊编辑者从来 没有会过面。这时我每写完一篇东西,必请我母亲先看,父亲有时也参加点意见。 这里应当提到我的父母比较开明,从不阻止我参加学生运动。我的父亲对于抗日救 国尤其热心,有时还帮我修改词句。例如在我写的《斯人独憔悴》里,那个爱国青 年和他的顽固派父亲的一段对话,就有好几句是我父亲添上的!我们是一边写,一 边笑,因为那个老人嘴里的话,都是我所没听过的,我觉得很传神。 这时我写东西,写得手滑了,一直滑到了使我改变了我理想中的职业。 在这以前,我是一心一意想学医的。因为我的母亲多病,我的父亲又比较相信 西医,而母亲对于西医的看病方法,比如说听听胸部背部吧,总感到很不习惯,那 时的女西医还很少,我就立志自己长大了一定要学西医,好为我母亲看病。所以我 在中学时代,就对于理科课程,特别用功,升到协和女大时,我报的也是理预科。 学理科有许多实验要做,比如说生物解剖,这一类课程,缺了就很难自己补上。 我因为常常上街搞宣传、开会,实验的课就缺了许多,在我对写作的兴趣渐渐浓厚 了以后,又得到周围人们的帮助和怂恿,我就同意“改行”了,理预科毕业后,我 就报升文本科,还跳了一班。从那时起,我就断断续续地写作起来,直到现在。 做梦也想不到我会以写作为业。“职业”这两个字,这是很早就想到的,我的 父亲和母亲都认为女孩子长大了也应该就业,尤其是我的母亲。她常常痛心地对我 讲:在她十八岁的时候,在她哥哥结婚的前夕,家里的长辈们在布置新房,我母亲 在旁边高兴地插上一句,说是小桌上是不是可以放一瓶花? 她的一位堂伯母就看着她说,“这里用不着女孩子插嘴,女孩子的手指头,又 当不了门闩!”这句话给她的刺激大。女孩子的手指头,为什么就当不了门闩呢? 所以她常常提醒我,“现在你有机会和男孩子一样地上学,你就一定要争气,将来 要出去工作,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你的手指头就和男孩子一样,能当门闩使了!” 那时知识女子就业的道路很窄,除了当教师,就是当医生,我是从入了正式的学校 起,就选定了医生这个职业,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体弱多病,我和医生接触得较 多,医生来了,我在庭前阶下迎接,进屋来我就递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细地看 他诊脉,看他开方。后来请到了西医,我就更感兴趣了,他用的体温表、听诊器、 血压计,我虽然不敢去碰,但还是向熟悉的医生,请教这些器械的构造和用途。我 觉得这些器械是很科学的,而我的母亲偏偏对于听胸听背等诊病方法,很不习惯; 那时的女医生又极少,我就决定长大了要学医,好为我母亲看病。父亲很赞成我的 意见,说:“古人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东亚病夫的中国,是需要良医的, 你就学医吧!”因此,我在学校里,对于理科的功课,特别用功,如代数、几何、 三角、物理、化学、生物以至于天文、地质,我都争取学好考好,那几年我是埋头 苦读,对于其他一切,几乎是不闻不问。 我开始写作,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那时我在协和女大,后来并 入燕京大学,称为燕大女校。——五四运动起时,我正陪着二弟,住在德国医院养 病,被女校的学生会,叫回来当文书。同时又选上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股。联合会 还叫我们将宣传的文字,除了会刊外,再找报纸去发表。 我找到《晨报副刊》,因为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是《晨报》的编辑。那时我 才正式用白话试作,用的是我的学名谢婉莹,发表的是职务内应作的宣传的文字。 放园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几种新 出的杂志,给我看。这时我看课外书的兴味,又突然浓厚起来,我从书报上,知道 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这时我才懂得小说里有哲学的,我的 爱小说的心情,又显著的浮现了。我酝酿了些时,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很 羞怯的交给放园表兄。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 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大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 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 稿子寄去后,我连问他们要不要的勇气都没有!三天之后,居然登出了。 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创作,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放园表兄,又竭力的鼓励我 再作。我一口气又做了下去,那时几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问题小说,如《 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的姊姊》之类。这时做功课,简直是敷衍!下了 学,便把书本丢开,一心只想做小说。眼前的问题做完了,搜索枯肠的时候,一切 回忆中的事物,都活跃了起来。快乐的童年,大海,荷枪的兵士,供给了我许多的 单调的材料。回忆中又渗入了一知半解,肤浅零碎的哲理。第二期——九二○至一 九二一——的作品,小说便是《国旗》,《鱼儿》,《一个不重要的兵丁》等等, 散文便是《无限之生的界线》,《问答词》等等。 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联带着说一说《繁星》和《春水》。这两本“零碎的思想”, 使我受了无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话,我要倾吐出来了。《繁星》,《春水》 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 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 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 尔的《飞鸟集》,而仿用它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 “晨副”登出的时候,是在“新文艺”栏内。登出的前一夜,放园从电话内问我, “这是什么?”我很不好意思的,说:“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 我立意做诗,还是受了《晨报副刊》记者的鼓励。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我在西山写了一段《可爱的》,寄到“晨副”去,以后是这样的登出了,下边还有 记者的一段按语: 可爱的, 除了宇宙, 最可爱的只有孩子。 和他说话不必思索, 态度不必矜持。 抬起头来说笑, 低下头去弄水。 任你深思也好, 微讴也好; 驴背上, 山门下, 偶一回头望时, 总是活泼泼地, 笑嘻嘻地。 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他一行行的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分 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好在我们分栏,只是分 个大概,并不限定某栏必当登载怎样怎样一类的文字。杂感栏也曾登过些极饶诗趣 的东西,那么,本栏与诗栏,不是今天才打通的。 记者于是畏怯的我,胆子渐渐的大了,我也想打开我心中的文栏与诗栏。几个 月之后,我分行写了几首《病的诗人》。第二首是有韵的。因为我终觉得诗的形式, 无论如何自由,而音韵在可能的范围内,总是应该有的。此后陆续的又做了些。但 没有一首,自己觉得满意的。 那年,文学研究会同人,主持《小说月报》。我的稿子,也常在那上面发表。 那时的作品,仍是小说居多,如《笑》,《超人》,《寂寞》等,思想和从前差不 了多少。在字句上,我自己似乎觉得,比从前凝练一些。 五四运动的时候,我还在大学预科,新文化的高潮中,各种新型的报刊多如雨 后春笋,里面不但有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论著,也有外国文学的介绍批评,以及 用白话写的小说、新诗、散文等。在我们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在课外贪婪地 阅读这些书报,就是在课内也往往将这些书报压在课本底下,公开的“偷看”,遇 有什么自己特别喜欢的句子,就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抄在笔记本的眉批上,这样做 惯了,有时把自己一切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也都拉杂地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写 上去。日子多了,写下来的东西也有相当的数量,虽然大致不过三五行,而这三五 行的背后,总有些和你有关的事情,看到这些字,使你想起很亲切很真实的情景, 而舍不得丢掉。 这时我偶然在一本什么杂志上,看到郑振锋译的泰戈尔《飞鸟集》连载,(泰 戈尔的诗歌,多是采用民歌的形式,语言美丽朴素,音乐性也强,深得印度人民的 喜爱。当他自己将他的孟加拉文的诗歌译成英文的时候,为要保存诗的内容就不采 取诗的分行的有韵律的形式,而译成诗的散文。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飞鸟集》 原文是不是民歌的形式,我也不清楚。)这集里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 的三言两语。我心里一动,我觉得我在笔记本的眉批上的那些三言两语,也可以整 理一下,抄了起来,在抄的时候,我挑选那些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 起,因为是零碎的思想,就选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两个字起头的,放在第一部, 名之为《繁星集》。 泰戈尔的《飞鸟集》是一本诗集,我的《繁星集》是不是诗集呢?在这一点上 我没有自信力,同时我在写这些三言两语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识地在写诗。(我上 新文学的课,也听先生讲过希腊的小诗,说是短小精悍,像蜜蜂一样,身体虽小却 有很尖利的刺,为讽刺或是讲些道理是一针见血的等等。 而我在写《繁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希腊小诗。) …… 现在,我觉得,当时我之所以不肯称《繁星》《春水》为诗的原故,因为我心 里实在是有诗的标准的,我认为诗是应该有格律的——不管它是新是旧——音乐性 是应该比较强的。同时情感上也应该有抑扬顿挫,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单 薄太草率了。因此,我除了在二十岁前后,一口气写了三百多段“零碎的思想”之 外,就再没有像《繁星》和《春水》这类的东西。 下午四点钟,放了学回家,一进门来,看见庭院里数十盆的菊花,都开得如云 似锦,花台里的落叶却堆满了,便放下书籍,拿起灌壶来,将菊花挨次的都浇了, 又拿了扫帚,一下一下的慢慢去扫那落叶。父亲和母亲都坐在廊于上,一边看着我 扫地,一边闲谈。 忽然仆人从外院走进来,递给我一封信,是一位旧同学寄给我的,拆开一看, 内中有一段话,提到我做小说的事情,他说,“从《晨报》上读尊著小说数篇,极 好,但何苦多作悲观语,令人读之,觉满纸秋声也。”我笑了一笑,便递给母亲, 父亲也走近前来,一同看这封信。母亲看完了,便对我说“他说得极是,你所做的 小说,总带些悲惨,叫人看着心里不好过,你这样小小的年纪,不应该学这个样子, 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文字,和他的前途,是很有关系的。”父亲点一点头也说道: “我倒不是说什么忌讳,只怕多做这种文字,思想不免渐渐的趋到消极一方面去, 你平日的壮志,终久要消磨的。”我笑着辩道:“我并没有说我自己,都说的是别 人,难道和我有什么影响。”母亲也笑着说道:“难道这文字不是你做的?你何必 强辩。”我便忍着笑低下头去,仍去扫那落叶。 五点钟以后,父亲出门去了,母亲也进到屋子里去。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廊子上, 对着菊花,因为细想父亲和母亲的话,不觉凝了一会子神,抬起头来,只见淡淡的 云片,拥着半轮明月,从落叶萧疏的树隙里,射将过来,一阵一阵的暮鸦吚吚哑哑 的掠月南飞,院子里的菊花,与初生的月影相掩映,越显得十分幽媚,好像是一幅 绝妙的秋景图。 我的书斋窗前,常常不断的栽着花草,庭院里是最幽静不过的。屋子以外,四 围都是空地和人家的园林,参天的树影,如同曲曲屏山。我每日放学归来,多半要 坐在窗下书案旁边,领略那“天然之美”,去疏散我的脑筋。 就是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也是帘卷西风,夜凉如水,满庭花影,消瘦不堪… … 我总觉得一个人所做的文字,和眼前的景物,是很有关系的,并且小说里头, 碰着写景的时候,如果要摹写那清幽的境界,就免不了要用许多冷涩的字眼,才能 形容得出,我每次做小说,因为写景的关系,和我眼前接触的影响,或不免带些悲 凉的色彩,这倒不必讳言的。至于悲观两个字,我自问实在不敢承认呵。 再讲一步来说,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 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 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何况旧社会旧家 庭里,许多真情实事,还有比我所说的悲惨到十倍的呢。 我记得前些日子,在《国民公报》的“寸铁”栏中,看见某君论我所做的小说, 大意说: “有个朋友在《晨报》上,看见某女士所做的《斯人独憔悴》小说,便使我痛 恨旧家庭习惯的不良……我说只晓得痛恨,是没有益处的,总要大家努力去改良才 好。”这“痛恨”和“努力改良”,便是我做小说所要得的结果了。这样便是藉着 “消极的文字”去做那“积极的事业”了。就使于我个人的前途上,真个有什么影 响,我也是情愿去领受的,何况决不至于如此呢。 但是宇宙之内,却不能够只有“秋肃”,没有“春温”,我的文字上,既然都 是“雨苦风凄”,也应当有个“柳明花笑”。不日我想做一篇乐观的小说,省得我 的父母和朋友,都虑到我的精神渐渐趋到消极方面去。方才所说的,就算是我一种 的预约罢了。 一九一九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R. Tagore )的《飞鸟集》 (Stray Birds ),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 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 一九二○年的夏日,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出这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 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 一九二一年的秋日,小弟弟冰季说:“姐姐!你这些小故事,也可以印在纸上 么?”我就写下末一段,将它发表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