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都很年轻 我是通过我的老伴吴文藻和刘氏兄弟认识的,他们三人都是江阴人,又都在当 时(1926 一1938)燕京大学教课。 我不记得我曾去刘氏兄弟的北京城内的家里没有,只记得刘半农先生常来我们 燕大的教授宿舍,和文藻谈些有关语言学的问题。对于这门学问,我是一窍不通, 也插不上嘴,只记得有一次在递茶的时候,我对他们笑着说: “怪不得人说‘江阴强盗无锡贼’,你们一起谈‘打家劫舍’的事,就没个完!” 半农先生大笑说:“我送你一颗印章,就叫做‘押寨夫人’怎么样?”我们大笑起 来。后来我到底也没有收到这一颗印章。 刘天华先生当时在燕大音乐系教授中国音乐。一九三○年我母亲在上海逝世, 我侍疾送葬后回到北京病了一场。病后心情很坏,我便请刘天华先生教我吹笙。他 说:“你有吐血的毛病,吹笙伤气,不如学弹琵琶吧。”后来又因为我的手臂和指 头都很短,他又特别定制了一张很小的琵琶送我。我一共才学了几次,便因为阑尾 炎突发,进了协和医院。在我动手术的时候,那位美国外科主任说我是个神经质的 人,给我做了全身麻醉,我在进入迷糊的时候,似乎见一双大手在我的手术台边, 给我弹着一首十分清脆的琵琶曲子。 后来似乎是刘天华先生病了,我也没有再学下去,只将那张琵琶用锦囊珍藏了 起来……来纪念在燕大执教过的刘天华先生。 我认识老舍先生是在三十年代初期一个冬天的下午。这一天,郑振铎先生把老 舍带到北京郊外燕京大学我们的宿舍里来。我们刚刚介绍过,寒暄过,我给客人们 倒茶的时候,一转身看见老舍已经和我的三岁的儿子,头顶头地跪在地上,找一只 狗熊呢。当老舍先生把手伸到椅后拉出那只小布狗熊的时候,我的儿子高兴得抱住 这位陌生客人的脖子,使劲地亲了他一口!这逗得我们都笑了。直到把孩子打发走 了,老舍才掸了掸裤子,坐下和我们谈话。 他给我的第一个难忘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孩子的人。 我认识巴金是在三十年代初期,记得是在一个初夏的早晨,他同靳以一起来看 我。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又比他们大几岁,便把他们当做小弟弟看待,谈起话来 都很随便而自然。靳以很健谈,热情而活泼。巴金就比较沉默,腼腆而稍带些忧郁, 那时我已经读到他的早期一些作品了,我深深地了解他。 我记得他说过常爱背诵一位前辈的名言: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 他又说过: 我似乎生来就带来了忧郁性,我的忧郁性几乎毁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 明的努力,我没有一刻停止过。 我知道他在正在崩溃的、陈腐的封建大家庭里生活了十几年,他的“充实”的 心里有着太多的留恋与愤怒。他要甩掉这十几年可怕的梦魇。他离开了这个封建家 庭,同时痛苦地拿起笔来,写出他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控诉。他心里有一团愤怒的火, 不写不行,他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作的。 我和她相熟,还是因为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她接生的(她常笑说:“你的孩子都 是我的孩子”)。在产前的检查和产后的调理中,她给我的印象是敏捷、认真、细 心而又果断。她对病人永远是那样亲人一般地热情体贴,虽然她常说:“产妇不是 病人。”她对她的助手和学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我记得在一九三五年我生第二 个孩子的时候,那时她已是主治大夫,她的助手实习医生是我的一个学生。在我阵 痛难忍、低声求她多给我一点瓦斯的时候,林大夫听见了就立刻阻止她,还对我说 :“你怎能这样地指使她!她年轻,没有经验,瓦斯多用了是有危险的。”一九三 七年十一月,当我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她已是主任大夫了。那时北京已经沦陷, 我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抑郁,林大夫坐在产床边和我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年的夏末 我就离开北京到后方去了。我常常惦念着留在故都的亲人和朋友,尤其是林巧稚大 夫。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