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昆明 “七七事变”后这一年,北大和清华都南迁了,燕大因为是美国教会办的,那 时还不受干扰。但我们觉得在敌后一刻也呆不下去了,同时,文藻已经同敌后的云 南大学联系好了,用英庚款在云大设置了社会人类学讲座,由他去教学。那时只因 为我怀着小女儿吴青,她要十一月才出世,燕大方面也苦留我们再呆一年。这一年 中,我们只准备离开的一切——这一段我在《丢不掉的珍宝》一文中,写得很详细。 一九三八年秋,我们才取海道由天津经上海,把文藻的母亲送到他的妹妹处, 然后经香港从安南(当时的越南)的海防坐小火车到了云南的昆明。 这一路,旅途的困顿曲折,心绪的恶劣悲愤,就不能细说了。记得到达昆明旅 店的那夜,我们都累得抬不起头来,我怀抱里的不过八个月的小女儿吴青忽然咯咯 地拍掌笑了起来,我们才抬起倦眼惊喜地看到座边圆桌上摆的那一大盆猩红的杜鹃 花!用文藻自己的话说:“自一九三八年离开燕京大学,直到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 国,我的生活一直处在战时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他到了云南大学,又建立起了社 会学系并担任了系主任,同年又受了北京燕大的委托,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 “实地调查工作站”。我们在昆明城内住了不久,又有日机轰炸,就带着孩子们迁 到郊外的呈贡,住在“华氏墓庐”,我把这座祠堂式的房子改名为“默庐”,我在 一九四○年二月为香港《大公报》(应杨刚之约)写的《默庐试笔》中写得很详细。 从此,文藻就和我们分住了。他每到周末,就从城里骑马回家,还往往带着几 位西南联大的没带家眷的朋友,如称为“三剑客”的罗常培、郑天挺和杨振声。这 些苦中作乐的情况,我在为罗常培先生写《蜀道难》序中,也都描述过了。 这里不妨再插进一首嘲笑他的宝塔诗,是我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老先生凑成 的。上面的七句是: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真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马”和“羽毛纱”的笑话是抗战前在北京,有一天我们同到城里去看望我父 亲,我让他上街去给孩子买“萨其玛”(一种点心),孩子不会说萨其玛,一般只 说“马”。因此他到了铺子里,也只会说买“马”。还有我要送我父亲一件双丝葛 的夹袍面子。他到了“稻香村”点心店和“东升祥”布店,这两件东西的名字都说 不出来。亏得那两间店铺的售货员,和我家都熟,打电话来问。“东升祥”的店员 问:“您要买一丈多的羽毛纱做什么?”我们都大笑起来,我就说:“他真是个傻 姑爷!”父亲笑了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我也只好认了。抗战后我 们到了云南,梅校长夫妇到我呈贡家里来度周末,我把这一腔怨气写成宝塔诗发泄 在清华身上。梅校长笑着接写下面两句: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当时在座的清华同学都笑得很得意,我又只好认我的“作法自毙”。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