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藻的病 一九四○年,因英庚款讲座受到干扰,不能继续,同时在重庆的国防最高委员 会工作的清华同学,又劝他到委员会里当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族和教育 问题,并提出意见。于是我们一家又搬到重庆去了。 到了重庆,文藻仍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里,我和孩子们住在郊外的歌乐山,那 里有一所没有围墙的土屋,是用我们卖书的六千元买来的。我把它叫做“潜庐”。 关于这座土屋和门前风景,我在《力构小窗随笔》中也说过了。 我记得一九四二年春,文藻得了很重的肺炎,我陪他在山下的“中央医院”也 就是“上海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他受到内科钱德主任的精心医 治,据钱主任说肺炎一般在一星期内外,必有一个转折期,那时才知凶吉。但是文 藻那时的高烧一直延长到十三天!有一天早上,护士试过了他的脉搏,惊惶而悄悄 地来告诉我说:“他的脉搏只有三十六下了。”急得我赶紧跑到医院后面的宿舍里 去找王鹏万大夫夫妇——他的爱人张女士是我的同学——那时我只觉得双腿发软, 连一座小小的山坡都走不上去!等我和王大夫夫妇回到病房来时,看见文藻身上的 被子已被掀过来了,床边站满了大夫和护士,我想他一定“完”了!回头看见窗前 桌上放着两碗刚送来的早餐热粥,我端起碗来一口气都喝了下去。我觉得这以后我 要办的事多得很,没有一点力气是不行的。谁知道再一回头看到文藻翻了一个身, 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迸出一身冷汗。大夫们都高兴地又把被子给他盖上,说:“这 转折点终于来了!”又都回头对我笑说,“好了,您不用难过了……”我擦着脸上 的汗说:“你们辛苦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什么都慢!”我的身心交瘁的一个多 月过去了,却又忙着把他搬回山上来,那时没有公费医疗,多住一天,就得多付一 天的住院费,我这个以“社会贤达”的名义被塞进“参政会”的参政员,每月的 “工资”也只是一担白米。回家后还是亏了一位文藻的做买卖的亲戚,送来一只鸡 和两只广柑,作为病后的补品,偏偏我在一杯广柑汁内,误加了白盐,我又舍不得 倒掉,便自己仰脖喝了下去! 回家后,大女儿吴冰向我诉苦,说五月一日是她的生日,富奶奶只给她吃一个 上面插着一支小蜡烛的馒头。这时文藻躺在家里床上,看到爬到他枕边的、穿着一 身浅黄色衣裙,发上结着一条大黄缎带的小女儿吴青(这也是富奶奶给她打扮的), 脸上却漾出了病后从未有过的一丝微笑! 文藻不是一个能够安心养病的人。一九四三年初,他就参加了“中国访问印度 教育代表团”去过印度,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问题。 同年的六月,他又参加了“西北建设考察团”,担任以新疆民族为主的西北民族问 题调查。一九四四年底,他又参加了去到美国的“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各盟国 战后对日处理方案。会后他又访问了哈佛,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各大学的研究 中心,去了解他们战时和战后的研究计划和动态,他得到的收获就是了解到“行为 科学”的研究已从“社会关系学”发展到了以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三门结 合的研究。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