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友好国家 一九五三年,我参加中印友协的代表团,到印度去访问。我们所接触的多半是 上层人士,和人民只是在群众大会上见面,没有多谈话,但是即使是短短的接触也 使我们很受感动。有一次,印度主人请我们到一个集会上听音乐。印度的音乐和我 们的不一样,分时令和时间,有些乐章是应该在早晨听的;有些是中午听的;有些 是黄昏听的;有些是夜半听的。这一天,我们已经开过大小七次会了,当他们请听 夜半音乐的时候,我们本想婉言辞谢,但是,他们说音乐会的演奏很好,一定要听, 所以我们就去了。我们都不懂印度音乐,唯恐因太困而睡着了,结果因为音乐很好 听,我们没有睡。但是听完以后,已经是大半夜了,我们在回来的车上就睡着了, 睡梦中忽然感到汽车停了,睁眼一看,司机也不在了,深夜荒郊,我们觉得很害怕, 但也只好等着。过了一会,看见司机从老远老远的地方,慢慢地走来,而且还扶着 两个人,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都穿的白衣服,老头腋下还架着一根拐,司机就 通过翻译跟我们讲:这两位是我的父母,我的父亲是个残废人,不能去参加群众大 会,因此想在你们从这里经过的时候,跟你们见见面,我的父母和我约定老早就从 村子里出来,在这树林里等着你们。这时我们完全醒了都下了车,老人们手里拿着 自己用野花编织的花环套在我们的脖子上。那位老太太走上来一把就把我抱住,抱 得很紧,我感到她心里头有多少话想说而说不出啊! 还有一次,也是晚上,我们坐火车到一个城市去,沿途每到一站,都有人来欢 迎,因此我们不敢都睡觉,只能轮流地睡。这一段是该我睡的时候,过不一会,他 们把我摇醒了,起来一看,车窗外真像摆着一幅壮丽的图画。 这是一个乡村小站,谁都没想到会有人来欢迎,更没想到群众中还有妇女。 我看见十几根火把高举着,在火把光中有一面大红旗,拿着红旗的是一位农村 妇女——大家都晓得,热带的人喜欢穿深颜色的衣服,大红大绿的——这位妇女身 上披的就是一块大红的纱巾,她手里又拿着一面大红旗,在十几根火把的衬托下, 真是夺目之极。这天晚上,当我们代表团里其他的人看到这个动人的场面的时候, 就非把我摇醒不可,我一下车去,这位妇女也是走上前来把我一把抱住,从她的身 上,我可以闻到一股“土气息泥滋味”,我们还是没有讲出一句话。 一九五五年我们去日本参加第一次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大会是在东京开的, 会后去了长崎和广岛。……我们到广岛的时候,曾去医院慰问原子弹受害者。有一 位妇女,在原子弹投下的那天早晨,她正背着孩子在做饭,当时她的孩子死了,她 没有死,因此在她身上,除了背上孩子遮盖的地方以外,浑身都是伤疤。她对我们 说:我就是这样一辈子把我孩子的阴影背在身上!我本来是可以自杀的,但是我除 了这个最小的孩子以外,还有三个孩子,我必须为我的这几个孩子活下去,现在我 坚持不但为了我的孩子活下去,还要为着日本所有的孩子,将来能够得到和平幸福 的生活活下去!这件事也使我十分激动。那天下午,我们开了一个会,请一些原子 弹受害者来谈话,来的人中,有很多是年轻的姑娘,有的是走不动坐着推车来的, 她们已经残废了。诉苦时讲的活,都是我们在别的诉苦会上所听不到的极其悲愤的 话。散会的时候,有一个母亲对我说:我这个女儿,原子弹投下的时候她才十岁, 这孩子长得非常好看,爱清洁,喜欢收拾,她自受原子弹的害以后,就残废了,脸 上和肩背上的肉都扭曲起来,手脚都不能动。十年以来,她不肯出屋子,连窗帘都 不让人拉开,她不愿意让人看见她的丑陋形象,她觉得自己没有快乐,没有希望了, 她不愿意活着,要不是为我的话,她早就自尽了。这次你们来,给她一个很大的希 望和刺激,她说,她要把她的形象给大家看看,让全世界的人民为之惊心,为之痛 恨,坚决地一致起来反对帝国主义,防止核战争。这些故事都是使我们很受感动的。 一九五八年,我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到欧洲访问的时候,曾到英国各大学去演 讲,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来往,谈话的时候,感到他们对中国是在向往,或者是不 知不觉地在向往。在英国艾丁堡大学校长举行的午餐招待会上,有一位文学教授坐 在我旁边,他问我的专业是什么?又说客人名单上介绍你是一位儿童文学家,我说 我写过儿童文学作品,不过写不好。他说,你们那儿的儿童文学是怎样写法的,我 说也没有特别新的写法,不过我们明确地知道我们创作的目的,是希望把我们的儿 童培养成一个更诚实、更勇敢、更高尚的孩子。用我们最熟悉的一句话来说,就是 把他们培养成革命和建设的接班人。他说,在我们英国正相反,真叫人愤慨,现在 我们报纸上好多连载的滑稽画,仿佛总是想尽办法使儿童变成一个压迫人、剥削人 的人。比方说,有一段滑稽画上说,有一个孩子,他母亲给他一毛钱,叫他在院子 里推草,孩子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拿五分钱去买了一根冰棍,拿另外五分钱去雇 一个邻居的孩子来推草,当那个邻居的孩子在推草的时候,他就坐在阴凉的地方吃 冰棍。这个滑稽画的题目叫“聪明的亨利”。看去好像是笑话,其实就是对孩子说, 凡是会剥削人的、会欺骗人的孩子是有办法的。这不过是危害性比较小的一段,你 看我们该怎么办?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家长、老师,给日报滑稽画栏,或是儿童 书籍出版社提出书面意见,但是都没有用。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来清除这些坏东西, 而奖励作家写那些好的东西的?我说,我们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政府和社会上各方 面的人一起来办这件事情的。他沉思他说,是呀,政府跟人民在一起还是一件很重 要的事情呵!底下他就不再说什么了。我想儿童文学能不能健康地发展,有害的儿 童书画能不能禁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如何培养新的一 代人,他们就感到没有办法。还有一次,几位英国议员请我们在议会里喝茶,有一 位女议会员陪我谈话。我问她现在她们议会里辩论什么问题,她说,辩论的是禁娼 问题,我们多次要求男议员们跟我们合作,但是始终通不过这个议案。我们只能做 到这个地步,就是禁止娼妓公开地在街上拉客。你们中国人大的女代表们是怎样得 到男代表的合作来禁娟的?我说,据我所知,在有人民大会以前,我们已经没有娼 妓了。自从解放以后,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已经得到解放,翻了身,在我 们国家里,男子和妇女在一起,政府和人民在一起,把凡是有害的东西都清除掉了。 她听了以后很感叹。她说,我想政权在什么人手里还是很重要的。我和井上靖先生 的初次会见,我已不记得是哪年哪月的事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六十年代初期,我随 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时,曾到井上先生家里作客。我看到井上先生满屋满架的 书,会见了热情好客的井上夫人,还有井上先生的小女儿——佳子姑娘。她活泼聪 明,十分可爱,尤其是她脑后垂着两条又黑又粗的发辫,和中国的女孩子一模一样, 见过后很难忘掉,那天井上先生送了我好几本他的大作。他知道我不懂日文,还送 我一本英文译的《猎枪》。 此后,我们的相见就频繁了,二十余年的往事中,画面重叠地闪过我的心幕。 有的在北京,有的在东京,背景有中国的山色,有日本的湖光,无不情景交融,依 依如画!最后的一张画面是一九八一年我病后家居,井上先生和夫人,还有中岛健 藏夫人,一定要亲来慰问。我的客室又小,我们和翻译人员一同团团坐下,真是 “促膝谈心”了!那次的聚会,在我的记忆中,是永不会磨灭的。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