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期间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了,我和他一样靠边站,住牛棚,那时我们一家八口 (我们的三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分散在八个地方,如今单说文藻的遭遇。他在一 九六九年冬到京郊石棉厂劳动,一九七○年夏义转到湖北沙洋民族学院的干校。这 时我从作协的湖北咸宁的干校,被调到沙洋的民族学院的干校来。久别重逢后不久 又从分住的集体宿舍搬到单间宿舍,我们都十分喜幸快慰!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 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兔,像我们这 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又因为和民院相熟的同人们在一起劳 动,无论做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如种棉花,从在瓦罐里下种选芽,直到在棉田里 摘花为止,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骄阳似火,当棉花 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我们在密集闭塞的棉秆中间摘花,浑身上下都被汗浸透了, 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上”句中的甘苦,我们身上穿的一丝一缕,也都是辛苦劳 动的果实呵! 一九七一年八月,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将有访华之行,文藻和我以及费孝通、 邝平章等八人,先被从沙洋干校调回北京民族学院,成立了研究部的编译室。我们 共同翻译校订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接着又翻译了美国海斯、穆恩、 韦兰合著的《世界史》,最后又合译了英国大文豪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这是 一部以文论史的“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的大作!那时中国作家协会还没有恢复, 我很高兴地参加了这本巨著的翻译工作,从攻读原文和参考书籍里,我得到了不少 学问和知识。那几年我们的翻译工作,是十年动乱的岁月中,最宁静、最惬意的日 子!我们都在民院研究室的三楼上,伏案疾书,我和文藻的书桌是相对的,其余的 人都在我们的隔壁或旁边。文藻和我每天早起八点到办公室,十二时回家午饭,饭 后二时又回到办公室,下午六时才回家。那时我们的生活“规律”极了,大家都感 到安定而没有虚度了光阴!现在回想起来,也亏得那时是“百举俱废”的时期,否 则把我们这几个后来都是很忙的人召集在一起,来翻译这一部洋洋数百万言的大书,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和郭小川熟悉,是在一九五五年他在中国作协当党组副书记的时候。 我们曾一同参加过一九五八年八月在苏联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 他似乎从来没有称呼我“同志”,只叫“谢大姐”。我对他也像对待自己的亲 弟弟一样的爱怜。我觉得他在同时的作家群中,特别显得年轻、活泼、多产、才华 横溢。关于他的诗作,读者们早有定论。关于新诗,我又早已是个“落伍者”,在 此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讲些我和他两人之间的一些事情。 十年浩劫期间,作协的“黑帮”们都囚禁在文联大楼里,不准回家,每天除了 受批挨斗外(我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在我上面还有“四条汉子”以及刘白羽等大人 物!我每次只是陪斗。)就坐在书桌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是一边看书,一边手里 还编织一些最不动脑筋的小毛活,如用拆洗后的旧毛线替我的第三代的孩子们织些 小毛袜之类。小川看见了,一天过来对我说:“大姐,你也替我织一双毛袜吧。” 我笑了,说:“行,不过你要去买点新毛线,颜色你自己挑吧。”第二天他就拿来 几两灰色的毛线,还帮我绕成圆球,我立刻动手织起来。一天后织好交给他,他就 在我面前脱下鞋子,把毛袜套在线袜上,笑着说:“真合适,又暖和,谢谢大姐了。” 这是我一生中除了家人以外,替朋友做的唯一的一件活计! 大约是一九六六年以后吧,作协全体同志都被下放到湖北的咸宁干校去劳动改 造。我们这一批“老弱病残”如张天翼、陈白尘等人和我下去得最晚。 小川虽然年轻,但是他有肝炎,血压又高,还有牙周炎,属于病残一类,当然 也和我们在一起;直到林彪第一号命令下来(总是七十年代初吧),连“老弱病残” 也不准留在北京了,而郭小川和我却因为要继续在医院拔牙,直到六九年底才从北 京出发,我记得我们两家的家属都到车站送行。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中途到了武昌,住在一处招待所里,那时正是新年,人 们都回家过年去了,招待所里空荡荡的。只因为我们来了,才留下了一位所长和一 位炊事员。晚饭后孤坐相对,小川却兴奋地向我倾吐了他一生的遭遇。他是河北人, 在北京蒙藏中学上过学,还是他当教员的父亲千方百计替他弄进去的。他因为年纪 小,受尽了同学们的欺负。再大一点,他便在承德打过游击。三七年后他到了延安, 进过研究学院,听过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就一直过着宣传和记者的 生涯……他滔滔不绝他讲到了中夜,还是因为我怕他又犯高血压的毛病,催他去睡, 他才恋恋不舍地走进他屋里去。 我们在武昌还到医院里去治牙。从医院出来,他对我抱怨说:“你的那位大夫 真好,你根本没哼过一声。我的这个大夫好狠呵,把我弄得痛死了!”我们在武昌 把所有的冬衣、雨衣、大衣都套起穿身上,背着简单的行李,在泥泞的路上,从武 昌走到咸宁,当我们累得要死的时候,作协来接我们的同志,却都笑着称我们为 “无耻(齿)之人”,这又把我们逗笑了。 我到咸宁作协干校不到一个月,就被调到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学院的干校去了, 从此便和小川失去了联系。 总理和我最后的一次较长的谈话,是在一九七二年的秋天。那天,我参加招待 外宾的宴会,到得早了一些,就在厅外等着,总理出来看见我,就叫我进去,“喝 杯茶谈谈”。这间大厅墙上挂的是一张大幅的延安风景画,总理问我:“去过延安 没有?”我说:“还没有呢,我真想在我还能走动的时候,去拜谒一次。”总理笑 问:“你多大年纪了?”我说:“我都七十二岁了!”总理笑说:“我比你还大两 岁呢。”接着他就语重心长地说:“冰心同志,你我年纪都不小了,对党对人民就 只能是‘鞠躬尽瘁’这四个字呵!”我那时还不知道总理已经重病在身了,我还没 有体会到这“鞠躬尽瘁”四个字的沉痛的意义!总理的革命意志是多么坚强呵!现 在又使我想起,就是一九七四年的国庆宴会,总理含笑地出现在欢声雷动的宴会厅 里,他是那样地精神焕发,他的简洁的讲话,是那样地雄浑而有力!最后,就是一 九七五年一月,总理在四届人大做政治报告的那一天晚上,他站在主席台入场的门 口,和进场的代表们一一握手。我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微笑地问我:“冰心同志, 身体好吗?”当我告诉他,我身体很好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又叮咛了一句: “要好好地保重呵。”我哪里想到,这一句话就是总理对我的最后的嘱咐呢?!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