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1989年,我第一次到中国,而今重来,眼前的变化让人难以置信。我所说的变 化无关经济增长,也无关摩天大楼,而是指中国国民的面貌。遥想当年,中国单调 沉闷又缺乏信心,而今,这个国家生气勃勃,充满自信。 1997年,作为新任英国首相,我主持了香港回归中国的仪式(正文也提到了)。 让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东道主中国人对国家的热爱和自豪。东道主告诉我,他们会 一直铭记我为香港回归中国所作的努力。事实的确如此。 2008年,我出席了北京奥运会,当时的场面极为壮观。世界上有许多人对中国 所知甚少,对于这些人来说,中国似乎忽然间登上了国际舞台。整场盛会完美无瑕。 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他们彬彬有礼,举止谦恭,竭力展示 中国最好的一面。 迄今为止,我已经两次到过贵州省的贵阳市。贵州是中国的贫困省份,我去那 里是为了探讨中国既可持续又与环境相协调的发展方式。第一次去时,安排了官方 会谈,我见到了贵州省的领导。那位领导知道我对宗教感兴趣,于是第一句话就说 :“我是这个省的领导,也是个穆斯林。” 记忆中,不同的时期浮现出不同的中国,但有两点始终不变:持续的进步,永 远的骄傲。对于每一个外来者,中国都有太多值得了解的地方。 写这篇前言,我的内心怀着深深的谦卑。现在,我会定期前往中国。这是一种 享受。这个国家和这里的国民令人赞叹。然而,每次重来,让我感触最深的并非对 中国更加熟悉,而是仍然存在的广阔的未知领域。每一次探索都让我想要更加深入。 我始终意识到,还有太多东西尚待了解。 于是便有了这篇简短的前言,它是一个外来者对于中国及其未来的观点。至少, 它可以告诉中国读者,西方人如何看待他们。 我们先从一个矛盾开始,它以双重方式引起了许多混乱。中国对自己的定位是 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中国也的确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敞开国门以来,中国的进 步极为显著,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堪称史无前例。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减少了五亿, 贫困率由百分之六十五降至百分之四。即使参照国际贫困线,贫困状况(尤其在农 村地区)得到如此改善也是非凡的成就。 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且跃升为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的消费品、耐用品生产国:这些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这也意味着,中国在世界 经济体系中的角色改变了。随着金融危机席卷西方,八国集团迅速增容为二十国集 团,中国的领导地位也得到了明确的承认。 作为一场壮观的盛事,2008年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宣告的,正是有识之士早已洞 见的:中国已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强国。 然而,中国的力量本身很容易蒙蔽视野,让我们看不见中国人如何看待自身: 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我们眼中,中国是新兴的力量,她自信、豪迈,意志坚定。 的确,中国人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无比骄傲。但他们也知道,贫困在中国还没有完 全消除,贫困人口仍然为数众多;知道北京和上海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正如纽约 和华盛顿不能代表美国;知道与进步同样惊人的,是相伴而生的焦虑。 西方人往往认为,这段航程的掌舵者镇定而富有才能,遵循着周密的计划前进。 中国领导人却完全知道,他们所施展的,是难度最高,也最危险的平衡技艺。如何 让西部农村腹地跟上东部沿海地区的步伐?如何促进商业增长,又兼顾基本的公平 原则,维护社会的凝聚力?如何对待五十六种甚至更多的民族与文化?如何让“一 个中国”原则得到贯彻,不是作为政治咒语,而是作为国家使命?如何实现可持续 增长?如何在全球最好地发挥中国的影响力,负责任地运用这种力量,同时牢记: 在中国历史上,帝国主义干涉曾经造成怎样的破坏?如何为了经济增长而追求必要 的商品繁荣,同时避免新殖民倾向的嫌疑? 矛盾就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力量,中国人看到的则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领导层的注意力指向了国内,原因当然在于,中国面临的挑战与人类历史上任何谋 求发展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同样巨大。 更何况,我们都关心结果。中国如何发展,如何找到自己的道路并且走向远大 前程,这会深刻地影响我的孩子们,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塑造了我这一代人 的憧憬与情感。对于我们的世界观来说,这将是一个全新的维度。 我们需要的是稳妥、可靠的渐进,不需要也不想要出现混乱,陷入动荡。中国 领导层近期对异见的态度似乎更为严厉。或许,这样的态度是因为明年即将到来的 领导层换届,同时也是为了杜绝出现“阿拉伯之春”运动,使国家陷入动荡。强硬 的态度背后,是潜在的忧虑。对“失控”的畏惧不仅来自那些有根有据地预见到失 控前景的人,它同时也是一种真正的担忧:如果失去坚强领导,一个十三亿人口的 国度该何去何从,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这样的焦虑也反映在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上。对于中国的 崛起,有些美国人的确心怀畏惧,甚至是怀着憎恶。但就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欧 洲人更是如此,他们只想弄清一个问题:中国崛起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中国对美国 的态度也并不明确,一方面是怀疑,另一方面又赞赏美国所象征的东西。有趣的是, 中国自己所持的各种态度同样不够明朗。中国的外交政策总是小心翼翼,在联合国 安理会的争端中宁愿保持谨慎,这引起了广泛议论。我曾听到一位美国高层人士对 此颇有微词,于是问他:如果情况相反,中国的外交政策坚决而果断,你觉得如何? 设想一下,如果中国认为自己在外事方面与美国扮演着同样的角色,我们真的会安 心于此吗?我们自问这个问题,中国也会自问。 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着不确定因素的世界上,中国领导层对稳定的强调才应该 得到理解。他们知道,中国必须变革。事实上,在短短二十年间,中国已经发生了 急剧的变迁。然而,即将到来的转变才是最为剧烈的,这一点他们同样清楚。表象 之下是密切的探索与激烈的争论,想弄清怎样才能既实现转变又不至于影响稳定, 而维持这种稳定对他们、对我们都有好处。我希望中国政治上进步,继续推进人权 保护,同时进一步对外开放。但我知道,实现这一过程的方式和速度必须让中国及 其国民受益,我们也会从中受益。 话虽如此,政治中还有一个永恒的托辞:每一种政治体制都是独特的。已经记 不清有多少次,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的人对我说:“我所面临的情形不同,这个 国家很独特。”这样的话几乎总是错的:在世界上,的确有一些国家实现进步的经 验是普遍适用的。中国规模庞大、国情复杂,这些都很独特,但我想,上述经验在 一定程度上仍然适用。这些经验将有助于分析我所归纳的中国面临的三个主要挑战 : 政治改革 惠及所有人的经济繁荣 和谐的社会发展 如前所述,我提出这些想法时心里满是谦卑。它们是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经验, 中国必须作出判断,看看这些经验是否能为己所用。 显而易见,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需要时间。但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已经排 除了“文革”的余毒,重整旗鼓,表现出新的气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应对继续 变革的压力,这种压力随着国家日益繁荣必然会浮现水面。多数中国人都看重稳定, 认为稳定是改善生活水平的重要内容。但是随着新的社交媒体、出行方式和互联网 的出现,中国的新兴中产阶层必然会要求更多的话语权和其他权力。 “阿拉伯之春”运动具有阿拉伯世界的许多特征,因而是独特的。但我认为, 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某些首领之所以倒台,是因为他们根本无意向人 民交出权力。利比亚这样的国家本有丰富的潜力,却在开放方面过于迟钝。变革还 没有真正开始,革命已经接踵而来。 但在其他地方,比如埃及、突尼斯、叙利亚,已经出现了变革。多数国际经济 机构都对此表示赞赏。那么,问题何在?问题就在于,统治力量变成了脱离实际的 精英,数量很小,与人民割裂开来。在此情形下,仅有变革是不够的。 不要误会我:在经济方面,中国与上述国家有天壤之别。更何况,中国还有另 一个优势可以利用。对于共产党来说,只要在吸纳党员和章程规定方面接受新的思 想、新的声音,并且最重要的是与新兴中产阶层互动,它就能不断地与人民保持接 触。换句话说,党的发展成了政治改革的核心。如果再与权力下放——包括在地方 上对于某些职位实行直接选举——相结合,就能提供渐进的道路,走向更多的政治 开放并承担更大的政治责任。 最重要的是,它让人民看到,和平又稳定的进步之路是存在的。我关注的焦点 在于强化党的能力,让它成为这个过程的创造者,而不仅仅是调控者。中国的领导 层是睿智的,既有聪明才智又有创造能力,足当此任。 如果这样的道路能够出现,在中国及其领导层经历改革之时,西方国家的人民 就是他们同一战壕的兄弟。“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另一个关键启示是,外部世界对 局势的看法会转而影响内部的力量格局。这是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生出的一个结果, 它不会消失。外部感知就这样清晰而又深入地与内部互动。 中国面临的经济挑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对宏观问题,重新调整以促进消费, 管理货币,并避免经济过热或投机泡沫。所有这些方面都很棘手,要求格外小心, 并且要求具有高度的智慧。但它们属于是非问题,也就是说,它们是必须作出的判 断。这样的判断可能很好,也可能很糟,但都不会决定中国的经济模式。我感兴趣 的在于后一个问题。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要提出一种意识形态,它秉承1949年以来新中国的社会主 义之根,同时又允许自由企业的繁荣发展。尤其是,在市场与对社会平等的要求之 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我们对此都不陌生。当前,随着对金融危机的后果深入思考, 这种紧张关系正在撕裂西方社会,尤其是欧洲。 欧洲的论战焦点在于金融危机如何发生以及如何走出危机。观点总是趋向于两 极:一方为欧洲传统的社会模式辩护,另一方则声称这种模式已经不堪重负。从现 在的情况来看,那些在政治上处于右翼的变革派正在赢得这场论战。高赤字使人们 对支撑这种模式的高税收心怀恐惧;另一方面,人们又普遍认为,“市场”已经失 败了。不过,左派似乎认为解决之道在于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这同样不得人心, 因此,即便是市场失败也没有将公众推向左派阵营。 我仍然相信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这是我本人以及克林顿总统在执政期间提 出的。它的精髓并不是简单地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寻找平衡,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 利用双方的力量结成同盟。这是让私营经济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私营经济是任 何成功的经济体系的必要元素,政府会在其中通过物质支持为穷人提供机会,让他 们能够踏上功成名就的阶梯。我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来说,这样的第三 条道路意义尤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