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后来在那一年的工党年会演讲时,我谈起自己的政治传统,不但对艾德礼、贝 文和凯尔?哈迪表示感激,还特意对劳合?乔治、凯恩斯和贝佛里季倍加赞颂,让 阿拉斯泰尔和布鲁斯大受惊吓。我有一个信念——部分源于直觉,部分因罗伊?詹 金斯而坚定:20世纪之所以成为保守党的天下,恰恰是因为本来应该团结在一起的 优秀天才人物散落在各个不同的政党之中,互相对抗。 把改革社会民主主义的这两只翅膀重新缝合起来,符合我的历史观,也源于我 从事政治活动的常用手段。我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得出结论:政党系统虽然必不可少, 却也在某个程度上缺乏理性,具有副作用。它意味着互相之间的差异要么被夸大, 要么就是虚构的;它阻止明智的人们互相合作、实现合理的目标;需要反复思考才 能得出解决方案的复杂问题,被简化成口号之争。 20世纪80年代,我参加下议院辩论,倾听某些保守党人的发言,并且从中得出 结论:如果我是个客观的观察者,那他们所说的话听起来就会十分符合情理。很久 很久以前,我会坐下来,跟保守党人谈论、交换观点。这些举动并不会使我成为保 守党人,也不会破坏我对自己政党的承诺,不过,它确实说明了,为反对而反对是 多么的愚蠢,甚至是无聊。 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在政府和商业之间、国家和市场之间的政治霸权之争, 本质上是20世纪的遗留问题。一个运作良好的国家显然必须完成只有政府才能承担 的事情,正如一个富有竞争力、欣欣向荣的私营企业必须为国家创造财富一样。两 者相加,各司其职,繁荣就成定局。因此,我得出结论,虽然由于真实政治和意识 形态之间的不同,价值和目标之间也许会有差异或者分歧,但是,应该使用何种手 段去实现那些目标,显然是个实际问题:能用为上。当时,在价值和目标这方面, 尤其是涉及到自由民主党时,确实很难看出有何重大的本质区别。因此,我决定尝 试拉拢他们。 大选刚结束之后的一片忙乱里,我找帕迪谈过。我们都同意,让他们进入内阁 的时机还未成熟(尽管我俩对自己的政党都感到放心,但是对于选举刚过就动手而 激起的反应还是有点顾虑),而且,跟2010年不同,那时我赢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 不过,我们都赞成开始进行合作,成立一个正式的委员会,尝试拟定一份双方一致 的党章改革纲领。 帕迪不太乐意这样做,他希望至少能等到党章委员会进行慎重考虑之后。而我 则担心,那样一等,恐怕就永远无法实现了。 我担心的是,虽然我们可以在一些简单——或者说,并非简单,而是不会直接 触及选民的生活——的事情上达成一致,可是面对那些痛苦但是显然必不可少的直 接影响选民生活的事情时,如学校、医疗、养老和福利改革等,他们就会逃避。换 句话,对于我来说,问题是:这种合作是真实的吗?恐怕,最终,它不是真的,并 不是由于帕迪欠缺善良的意图或者真诚的信念——他从头至尾都很坦诚——在我看 来,是因为他们缺乏执政所必需的根基。这一切的忧虑,都得到了充分的证实:自 由民主党人最终决定反对我们的公共服务改革,所依据的理念,基本上可说是旧工 党的理念——不论他们如何包装它。最终的分析结果是,自由民主党似乎更喜欢担 任“诚实的”批评家角色,进行鼓励、探究和推动,而不愿意承担责任的重担,不 愿去作出艰难抉择,忍受坎坷路途。2010年大选之后的联合政府是否能够开花结果, 值得拭目以待。它也许可以,因为自由民主党对选举制度的改革欲望几乎是根深蒂 固的。然而,如果不能实现,那么我怀疑联合政府支持不了多久。不过,我也可能 弄错…… 说回1997年,在那时候,意见一致的政党之间联合执政,完全是一种自愿行为。 我猜,对于他们来说,光说不练、从而能轻松脱身的机会实在是太诱人了。他们的 问题在于,习惯坐在座谈会或者电视秀里,说着人们想听的话,而观众一边听,一 边点头。而那些话,恐怕永远无法带来真正的改变,而且还会使人们产生危险的投 机心理。 我清楚地记得,1993年,我是影子内阁的内政大臣,肯?克拉克是内政大臣。 我喜欢肯,他是个坦率正直的政治家。保守党人一直没有让他当领袖,真是愚蠢, 而我则十分庆幸这一点。他曾经对警察机关提出过一套范围广阔的改革方案。其中 有些条款很巧妙(例如修改退休金的要求),其他则是一般般(例如他们的纪律守 则)。大多数条款都是有理有据的,可是,天呀,警察们恨死这套方案了。警察联 合会——那是到目前为止我遇到过的训练最有素的工会了——在温布利体育馆举行 集会,反对改革。那是一次非同凡响的集会,原因有二。第一,是警察们的集体纪 律。联合会的委员们坐在台上,听众坐在他们的前面。现场的警察人数肯定有一万 以上,这个数目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十分惊人的。所有警察都完全按照委员 会的暗示行动。委员们鼓掌,听众也鼓掌;委员们双手不动,没有一个听众会拍手。 令人敬畏。 第二点,是自由民主党发言人罗伯特?麦克伦南的表现,他当时是法律和秩序 的发言人。这个故事揭示了他们的问题所在。其时,自由民主党的官方形象是优柔 寡断和支持自由主义,而且如你所料,是最小家子气的自由。基本上,公民自由在 他们的阐释中,最严厉的惩罚就是一次亲切愉快的谈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严厉打 击警察暴力,总之,一切都远离你们这些普通英国警察的想法。 我起身发言。说真的,我有点惭愧,因为我认为某些改革条款看起来十分合理, 不过,我还是打出了力道适中的一拳,对方案的不公平表达了适度的愤怒,博得了 足够的掌声。 然后,轮到罗伯特。在此我先来说说他这个人。约翰?史密斯曾经说过,罗伯 特在下议院的演讲如同一支用来驱散众人的“单人部队”。用“沉闷的演讲者”这 种描述是无法完满地传达个中感受的。在下议院里,如果你必须跟在他的后面发言, 因而必须听他说话,那么你自己的开场白很可能会变得一团糟,因为他已经把你的 精神消磨至患上紧张性精神病的地步。顺便提一下,他显然也是个聪明、正派的人, 可是这一点无法使他受到多少欢迎。 所以,当我看见罗伯特站起来讲话时,心里就预料,一定会出现相当有趣的局 面,因为那一万名警察估计是不会喜欢被自由主义者闷死的。然而,我只能把他的 发言形容为自己听过的最令人震惊的发言之一。他知道听众想听什么。他已经读过 对方用来倾诉改革方案如何空前地不公道的传单。他凝视着面前那一万张仰望期待 的脸,对政府展开了批判,其态度不仅狂热,而且散发着诚恳、持续、不可遏止的 怒气。他描绘了这样的一幅画面:可怜的警察们披着枷锁忍受蹂躏,哈哈大笑的罪 犯们洗劫全国,而这一切都是内政部刻意策划的恶毒阴谋。他说完之后,联合会委 员们、一万名警察,就连那些负责音响、灯光的技师们都站了起来,跺着脚,咆哮 着,要求这位警察最好的朋友罗伯特再多说一些。 然而,这番演讲真真切切地说明了自由民主党人的所有问题。归结起来就是, 他们更喜欢扮演批评者,而不是执行者的角色。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越来越确信, 在福利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需要彻底的解决方案,更别说法律和秩序方面的问题了。 而他们呢,自然而然、心安理得地转向了反对立场。于是,把他们跟社会民主主义 重新结合的梦想渐渐消逝。帕迪是一个真心愿意团结改革力量的领袖。而查尔斯? 肯尼迪虽然是个十分正派的人,却没有给出同样的承诺。然后,伊拉克问题带来的 意见分歧是如此巨大,还成了自由民主党用以招兵买马、参加竞选的巨额加分。于 是,在那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彻底完了。那是一个遗憾,不过,也许它是无法 避免的。一开始,我以为,单纯靠着经过合理辩论而来的合理立场的力量,就可以 赢得他们。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你开始明白,事情不是这样的;改变会带来反对, 而反对比提倡改变容易太多。 关于这个教训,在执政的早期还有另一次提醒,来自我们于1997年夏天引入的 住房补贴改革。为了结束人们对这个体系的滥用,我们对它进行了彻底的调整,然 而,突然之间,我们第一次遭遇了作为执政党必须作出困难抉择的情况。大量的普 通议员(随着自由民主党人的加入)立刻跳起来表示反对。虽然多数票同意的结果 摆平了他们,但当时有些场面很叫人难堪。随后,当我们提出,通过改革丧失劳动 力补贴来对福利开支进行更进一步的大幅削减时,类似的一幕再次上演。我们希望 能从根本上削减福利开支,因为其费用已经急剧增加到了数十亿元的级别。财政上, 我们还没收拾完20世纪90年代早期经济衰退留下的烂摊子。而我们已经给出承诺— —虽然非常艰苦,但戈登顽强地坚持下来了,他做得很对——要在执政的头两年里 保持前任政府的开支总额不变,但是我们仍然希望能把更多的钱投入到医疗和教育 之中,所以,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去修整福利开支。无论如何,一个人如果靠补贴过 活,显然不利于健康;如果他们能够劳动,那么,为了他们自己着想,他们应该出 来工作。 跟住房补贴一样,丧失劳动力补贴也一直遭到滥用。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长 期失业人数的增加,政府默许很多人——尤其是老式采矿业的从业者——转去申请 丧失劳动力补贴,这是符合当时形势的。这样一来,那些人就会被算入病人,而不 是失业者中,于是失业人数就会下降。在我们各自的选区里,都有这样的人,多年 以来就靠着补贴过活,而在我们看来,他们的丧失劳动力情况岂止是被夸张了一点 点。 改革方案提出之后,人们给自己缠上锁链,来到唐宁街的栏杆外抗议。被选来 抗议的人通常都坐着轮椅,仿佛每一个领取丧失劳动力补贴的人都是被困在轮椅里 的人,或者说,仿佛所有坐轮椅的人都无法工作——这两种情况在我看来都非常值 得怀疑。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引来了很多同情。 接下来的7 月底,暑假临近之时,戴维?布伦基特宣布引入收入差异学费①制 度,一场漫长而缓慢的大学改革之旅就此启动。又一次,愤怒之声四起,背叛随之 而来。 当然,一切都在控制之下,然而,这是个征兆。 我们是个受欢迎的政府,我仍然保持着高支持率,可是,即使在那个时候,风 暴欲来、麻烦将至的前兆也已经十分明显了。 当时的我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首相、决策者和负责者的事务。偶尔,我会退一 步,把一切都审视一遍,以便看清究竟在发生什么事。即使我才刚刚开始,我也能 预见到结果。我可以看出一切的节律。开始和结果之间的差别——战争之类的重大 危机除外——并不仅仅跟事件本身的性质有关。换句话来说,一件事情,例如一件 丑闻,如果在我们刚刚上任时发生,那么,由于所有人都还处于对新政府的兴奋眩 晕之中,它可能相当容易就被摆平了。但是如果它在晚些时候发生,则可能致命。 结果并不太依赖于事件的本质,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它们发生时所处的阶段。灾难程 度、批评的激烈程度以及攻击的力度,与领袖作出的决策是不成比例的,而是与随 着时间降低的新鲜度、吸引力、新颖性以及随之而来的说服力相关。 起初,在开始那几个月,也许是执政之初的大部分时间里,我还有些储藏下来 的政治资本可用。我拿它来冒险,但也有严格的限制,而且寻求尽快把它填补上。 在科索沃这个我所面临的第一个真正事关生死的决策上,我豪爽地花费着自己的资 本。可是在国内问题上,我的改革会竭力顺从民意,而不是违抗它。 如果某段时间里局面平静,我是不会有心情去扰乱它们的。我们在改革。责权 下放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一次历史性的改变。不过,大多数改革果实都挂得很低, 有些甚至很受欢迎,例如最低工资。 在公共服务方面,我们的沟通十分到位,目的也十分正确,但所用的手段倾向 于从中间来推动改革。后期一些更为激进的改革措施的源头,在开始那几个月里就 已经清晰可见。然而,这剂政策处方过于温和;对政府自己进行现场改变的力量太 过于信任;我们的分析可能还低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因此也低估了从根本上和结 构上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大体上,我们的直觉都算靠谱。知识、经验以及深入理解——这些我们都欠缺 ——则是随着时间流逝而努力去领悟。人们对我们有政治信心,甚至拿我们来夸耀 ;可是,这些都源自我们在全国受到的欢迎程度,而不是我们进行必须改革的能力。 还有,那种节律也在渐渐渗透,我第一次察觉了它的存在。当然,从成为工党 主席的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你的结果永远不会跟开始时一样。我非常清楚,政 治这门生意很难做,公众可能变幻无常,裂痕和缺口也许很快就会出现,即使是在 精心构建的政治前进大厦里也不例外;而我们的大厦更是一步一小心地建起来的。 然而,预料是一回事,亲自经历又是另一回事。而直接面对它的感觉,令我既惊慌 又冷静。 如果一个政治家说自己从不渴望做首相或者长时间占据这个职位,没有人会相 信。但这是最诚实的事实。那是诚实的真话。我不是说自己没有野心——我有很大 的野心——可我的确缺少勇气。我知道,首相这份工作无情、丑恶,可能会以泪水 收场。 1997年,我到法国南部的阿列日——那个国家的一个美丽、朴素的地区——去 度假,住在那座我们经常去的20世纪的可爱老屋里。当我坐在屋里沉思时,我会想 象未来。我设想,担任两届首相之后,把权力交给戈登——就让他去受罪好了—— 自己卸下一切,带着名望和完整无缺的灵魂逃离,重获自由,再也没有焦虑,没有 责任,再也不需要时刻活在刀锋之上,仿佛走错一步就会粉身碎骨。我想象着,在 那个时候离开,自己刚过五十岁,还算年轻,还受欢迎,还是那张友好国家里的友 好面孔,该是多么的美好。我当然会竭尽所能地担任领袖。我不会在困难抉择面前 退缩。然而,我祈祷,它们不是那种可能导致输掉一切,以失败和羞辱收场的抉择。 在人们捂起耳朵、不再喜欢我、开始嫌恶我之前脱身。这就是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