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然而,我可以感觉到那种节律,感觉到它那无情的、一直在渐渐增强的鼓声, 感觉到它对我身边这个国家产生的影响。 我们已经开始作出一些削减信誉的决定了。就连最能镇痛或者貌似已经得到大 家认同的改革,也会导致完全不成比例的激烈反应,真令人惊讶。连戴维?布伦基 特引入的读写和计算能力测试——为了提升十一岁的孩子们大约百分之五十通过率 的差成绩(在我们执政之前就是如此),这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也能引起尖声抗 议。我并没有被吓倒。可是,在普通议员之中弥漫着一种略为危险的情绪,说明他 们对执政的辛苦之处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我们一直享受着在野党的平静生活,那时 候,每一个人都可以一边喝点自由民主党人的甜酒,一边连连点头。如今,他们必 须习惯,回到各自的选区时,满耳听到的都是反馈;其实这不算真正的痛苦,但这 种变化依然是一种冲击。议会工党有一种定期简报活动,所有议会工党成员都会被 邀请到下议院的大委员会会议室去,倾听主席的智慧箴言。有一次,我开玩笑说, 在野党的生活很轻松,下院议员只需要回家,把一切都怪罪到政府头上就好了;麻 烦在于,有些人现在还是如此。真有意思啊,每一个反对政府的人都是那么有原则 ;而那些忠于政府的人,当面对支持通常远比反对困难的状况时,都只会说奉承话 ——除非其目标是想晋升。 我渐渐学会,我认为在野时必须遵守的那些原则,在执政之后,就算没有变得 更加重要,也是要同样严格遵守;那意味着政治军团之间要有持续不断的互动。而 这,由于日程突然被重要会议和职责行使占满,变得困难了许多。 由此,我还要学习另外一课。外国领导人是必须见的,不论你需要不需要或者 想见不想见,都得去。那些典礼和仪式,很多都是无法避免的。还有首脑会议,什 么北约、欧盟、八国集团峰会等,消耗精力,却偶尔才出点成果。还有香港回归中 国的事宜。 我挺适应旅行的。可是,一天半的香港之旅却让我筋疲力尽。那也是我第一次 真正跟中国领导人打交道。那是一个奇特的场面。我跟香港颇有渊源。自从我的小 姨子卡蒂成为中国香港人之后,我自然是常常到访。在归还香港这个问题上,卡蒂 对我很有启发。她显然是个亲英派,因为她从小到大都是个天主教徒,在英国住了 很长时间。可是,当我问她,会不会对香港回归感到难过,她立刻回答:“不会。 我是个中国人,香港从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英国往往无法看清一个事实:虽然 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我们都被本地人视为好的殖民者,然而,他们再也不希望有 我们这些殖民者了。无论我们多么亲切,他们最终还是宁愿自治自理,责任自负。 不过,在回归典礼上,我还是有点依依不舍,并非遗憾,而是怀念旧日的大英 帝国。当晚晚些时候,我冒着倾盆大雨,乘坐轮渡横渡海港去九龙跟中国领导人见 面。码头上的灯忽闪忽闪的,照亮酒店码头区的中国灯笼在狂风和起伏的波浪中摇 摇晃晃,发出刺耳的声音。我一边上楼,一边感觉自己看起来肯定是三十来岁的模 样。(你看到了吧,做了这份工作之后我老得很快。)到了楼上,我跟江泽民以及 一众中国高级官员问好。江泽民对莎士比亚的了解比我还透彻,令我佩服得五体投 地。他还喜欢开玩笑,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然后,他对我解释,这 是中英关系的新开始,从此,过去将留在我们的身后。当时,我对他所说的过去只 有相当模糊、粗浅的了解。总之,我以为一切不过是客套话。但实际上,他是认真 的。他们都是认真的。从那天开始,英国跟中国的关系的的确确得到了实质性的发 展。 同样的,作为政府节律的一部分,关于个人的流言蜚语是无法避免的。我说无 法避免,是因为毫无疑问,在任何政府之中它们都会出现。我们犯下了一个大错, 让人们渐渐形成了我们会比保守党人更优秀的印象,不仅更擅长执政,还更有道德, 更为正直。有字为证,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们纯净无瑕;我说的是,我们将会被期望 纯净无瑕,而我这样说是为了强调危险。我对那些围绕着所谓的“劣迹”进行的种 种刻画感到遗憾。那是一个媒体游戏,我们在野的时候也玩过。目标很容易实现, 然而长期后果却是灾难性的。我明白,我们正在跟浮士德结伴做游戏,不过,有他 助阵,得分真是太容易了。公平地说,有些保守党人做过的事,我无法容忍我们的 人做。 可我没能意识到的是,我们自己同样有见不得人的家丑,它们虽然可能跟保守 党的不一样,却是同样地讨人嫌。不仅如此,作为改革之一,我们计划大规模增加 透明度,使“政治清明”,但我当时也没能看透这一做法的全部含义。有史以来第 一次,捐赠者的详情和捐给各政党的金额将会被公之于众。我完全没有察觉这样一 个事实:在野的时候,富豪的捐献会受到欢迎,被视为尊敬的表示;然而执政的时 候,这些捐献立刻就会被看作贿赂的行为。其时,《信息自由法》正在内阁委员会 进行辩论。它代表着政府发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提议,愿意敞开自己和议会接受审 查。它将会带来革命性的后果;它交到媒体手中的权力十分大,任其摆布。我们小 心翼翼,却缺乏预见。政治家是人,总会有丑闻。这个故事永远不可能有美好的结 局,而其结局果然不堪。讽刺的是,我们非但远远没能提高自己的声誉,反而玷污 了它。1997年的下半年,就见证了两件这种“丑闻”,一件是个人的,另一件是财 政方面的。 8 月1 日,就在我放假之前,阿拉斯泰尔告诉我,《世界新闻报》准备发表一 篇报道,讲的是罗宾?库克和他长期以来的助手盖纳之间的事。日后看来,这种政 治家有情妇、爱人或者风流韵事之类的消息其实不算格外惊人,然而,在那个时候, 这种事情严重违反当时的道德,人们认为报道它是不当行为。讽刺的是,虽然今天 对性的描述很多,人们也会公开谈论它,甚至公开私通,但是大家依然期望政治家 遵守传统的道德观念,尽管在我们身处的这个环境里,侵犯隐私的话题遭到公开谈 论的可能性已经大为增加。我们生活在一个更为随意的时代,过去的领袖们——肯 尼迪、劳合?乔治,无疑还有其他人——所过的生活在如今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虽 然我尽量以比较世俗的眼光去看待这类事情(执政之前,我也诚心地避免利用任何 保守党人的性丑闻),我还是很清醒地意识到,世人看待它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罗宾的事情曝光之后,我起初并没有太在意,但阿拉斯泰尔认为那是个真正的 问题。我们必须给个说法;这正是难点所在。罗宾的妻子是玛格丽特;他和盖纳私 通。若是以前,这样的情况本来可能低调地处理掉,可是今天,人们会问一个问题 :他会选择谁?星期五早上,正是我准备去度假的日子。在我那小小的办公室里, 阿拉斯泰尔、罗宾?巴特勒和我必须决定怎么做。 阿拉斯泰尔给罗宾?库克打了个电话。他在机场,正打算跟玛格丽特一起去度 假。你可以想象,那是一次尴尬的对话。怎么办?等我终于跟罗宾说上话时,我说 :你得作出决定。否则,事情就有脱离我们控制、制造更大丑闻的危险,况且,我 看不出你有任何公开维持两段感情的法子。 也许我错了,也许你以为我在无理干涉,但我无法找到一个基本问题的答案: 现在我们知道这段婚外情了,它是要继续下去,还是必须停止? 而且,星期天是最后期限。事情将要刊登在《世界新闻报》上。这一切正在某 个可怜家伙的私人生活中上演,而我们必须坐在那里,竭力给出最好的建议,这不 仅仅是为了罗宾的利益,也是为了整个政府的利益。“外交大臣为了另一个女人抛 弃自己的妻子”,这话题有点意思,但是它很快就会被人遗忘。“外交大臣陷入三 角恋——谁会赢?”这可能会徘徊几个星期不去。 虽然觉得难堪,但我们对罗宾的态度必须明确:你必须跟玛格丽特谈谈;你必 须作出选择;而且,恐怕你必须在星期天那期报纸的编辑期限之内,也就是明天午 饭之前作出决定。 我知道,事后玛格丽特伤心欲绝,她认为是阿拉斯泰尔和我逼罗宾离开了她。 但事实真的不是这样。真相是,他爱盖纳,而盖纳也爱他。他作出了选择。第二天, 他就宣布了决定。由于阿拉斯泰尔处理得当,此事得到了适度的同情,聚光灯以惊 人的速度转移开了。 作为首相,我得知很多秘密,并通过组织秘书发来的书面通知,得知很多内幕 消息。此处要说的是一件令人吃惊,或者说,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事:政治家真的 跟普通人无异。有些政治家为爱情结婚;有些为利益结婚;有些很风流;有些很忠 贞;还有些是同性恋。 在某种程度上,某种相当宽容的程度上,公众可以容忍性方面的行为不端。问 题并不在婚外情,而在其复杂性。在丑闻曝光期间,如果媒体发现、挖掘或者发明 了某种“公众利益”滥用现象——某次安全疏忽;政府情报泄漏;他说谎;他利用 政府资源来达到目的——那么通常来说,麻烦就来了,事情会变得非常难堪。不过, 一次普通的、简单的性丑闻——如果真有这种事情存在——只跟容忍度有关。 财政丑闻就截然不同了。金钱远比性事更有影响力,更危险。在我们执政第一 年结束之前,我们也遭遇了一次那种危机,我从中学到了一个大教训。 在大选之前,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大老板伯尼?埃克尔斯通给工党捐了一百万英 镑。之前他也给保守党捐过钱,但那时要求公开的法令还没被写入法律。他为了一 件跟一级方程式赛车有关的事务来找我们:其时欧盟正在设法禁止体育运动中的烟 草广告,而一级方程式赛车却是非常依赖烟草广告的,所以,伯尼希望此事能够逐 步推行,以争取时间。 公平地说,他并没有把赠礼和政策联系在一起,而且从头至尾都举止得体。和 他见面之前,我们已经得到了那笔钱,当然,得到更多捐赠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 可是,考虑到一级方程式赛车公司雇用了几万名员工,我是无论如何都会跟一个如 此重要的的人物见上一面的;而我本来也会作出同样的政策决定,分阶段逐步推行 烟草广告的禁令。 然而,我没有立刻成立一个重要的行政机构来保证行为不但受到监控,能够而 且证明其已经受到监控,这是一个十分愚蠢的过失。我们没有那样做,于是,当时 的我们,活该被这件事情闹得疲惫不堪。(对伯尼却不太公平,因为他确实没有提 过任何条件,甚至没有暗示过。) 于是,我懂了,一旦进入政府,一切跟金钱有关的规则就会大大改变。你会说, 这样很对;不过,根本的问题——一年比一年更严重——在于政党需要筹集资金。 从普通党员那里筹到的钱总是有限的,而大额捐赠人——对这类人的称呼——绝对 至关重要。即使在1997年,我们的钱花得也比保守党少。1992年,他们花的钱是我 们的五倍,而我们的钱有百分之九十都是来自工会——据我所知,工会是唯一明确 而且坚持把金钱跟政策联系起来的赞助者。我决定把我们从这种依赖之中解放出来 ;然而,一旦执政,就再也没有人相信大额捐赠能够纯粹源自善意了。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动机总是各种各样或者多种混合的。人们的慈善行为有 各种各样或者多种混合的理由,其中——不要误解我——做善事的欲望可能会是最 重要的一个理由。不过,对于交给政党的捐献——至少在英国——人们的第一反应 不是为了支持政治,而是为了施加影响。所以,事情变得十分棘手。对于日后即将 发生的事情,那是一次刺眼而清晰的征兆。 它还教我学会了一课,然而,我虽然学会了,却仍然觉得难以应用。丑闻的问 题之一在于,它会偷偷靠近你,趁你不备时出手打击你。然后,它会吸引大量的媒 体,令其被关注的时间拖长,就此事进行发挥。与此同时,你竭力去寻找真相,找 出说法,思考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恰当的立场。人们的事业、人生,取决于常常是在 信息不全面的情况下作出的、一瞬间的决定。当风暴肆虐时,你的感观和决策能力 都被颠覆,在某些新发现的“内幕”的浪尖上被抛来抛去,直到你害怕自己永远回 不到平静的水域,无法发现大陆的位置。 丑闻于政治,是绝对的灾难。记住我的话。公众可能会判定,今天的政治家不 及旧日的政治家。那是胡说。两者的区别在于:今天的审查力度更大,人们期望的 透明度与过去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公开辩论议案时的歇斯底里比以前吵闹数倍;而 事态发展变化的速度简直是喷气式飞机跟拖拉机之间的对比。人们还是那些人们; 但是环境跟以前——即使仅仅是二十年前——已经相差十万八千里。 就这样,执政最初的几个月过去了。有很多值得骄傲之处;政策上还有文化上 的巨变已准备就绪。我们已经启动了一项将会给宪法带来标志性改变的雄心勃勃的 立法项目,提出了标志着国家的统治方法将会发生重大改变的最低工资标准和英国 央行独立方案。 不过,在这个小如孩童手掌的节点上,未来的阴云还在继续聚集。我们已经因 丑闻失节。将来的权力斗争已经显出最早的先兆。不过,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好的 开始。我们是一个全新的、未受考验的政府;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摔倒在地。 我们站着,我们在统治。我们满意了。国家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