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王室中的第二个阵营,在某种程度上以女王的私人秘书、黛安娜的姐夫罗伯特? 费洛斯那样的人为代表。他是一个十分明智的人。我不知道他对黛安娜的真实看法 如何——我猜他能看出黛安娜的两面,并且爱他喜爱的那一面,而对另一面耸耸肩 了事——不过,他是个行家,而且,正如你有时候能在彬彬有礼的上流社会中遇到 的那些人,他远比表面流露的更精明、更机智。他的助手罗宾?詹弗里(后来接替 了他的职位)是外交部官员,也很聪明,完全明白事态在往哪个方向发展。 按照王室的建议,我应该在遗体从巴黎运回英国时前去迎接。在英国皇家空军 诺索尔特机场的停机坪外,当我跟权势集团的各色人物站在一起时,我敏锐地感觉 到两个阵营的存在。我自己已经看准,这是一个全国团结一致的时刻。我们必须表 达对黛安娜的爱戴和对女王的尊敬;我们要庆贺,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国家;我们 为能有这样一位王妃而感到无比骄傲;我们必须向一直以来都在赞赏她的世界显示, 我们有能力为她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因此,我觉得我的工作是保护君主体制,在 愤怒转化为狂暴之前进行开导,使整件事基本上能够得到一个积极、团结的结局, 而不是沦为紧张、分裂和苦难之源。 我还真切地同情女王本人,她正处在一个如同地狱般艰难的境况中。一方面, 她一直都在担忧黛安娜对君主体制的冲击,另一方面,她当然也哀悼自己十分疼爱 的儿媳、两个孙子的母亲;可是,她对黛安娜的看法与公众所能接受的大为不同, 她不想说出口。所以,她之所以不愿意站出来,其实主要不是为了尊重传统和“规 矩”——虽然那无疑也是其中的部分原因,而更多的是一种忠实于自己的感情的诚 恳愿望。由我出面在人们面前把真空填补的行为,会使她感觉不安,而她身边的某 些人当然也有点藐视我的做法。同时,我这样做,还加剧了他们对我和我所代表的 事物的普遍不安。 对于权势集团来说,我不算什么大人物。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是工党人,并且 永远是工党人的根本原因。我倒不是特别在意他们,而且,在黛安娜去世之后的日 子里,我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不仅保护女王,还保护王室。我还必须说明,我 觉得他们文雅,甚至迷人,而且一直都乐于助人。所以,我下面要补充的话,也许 更能代表我自己,而不是代表他们。我一直认为,他们喜欢的政治领袖有两类:要 么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或者至少是完全赞同他们的普遍观点的人;要么是“真 正”的劳动人民,也就是那种他们过去在书里看到的、操着一口他们认为这类人应 有的口音的人。而像我这样的人,有点暴发户、名利狂的嫌疑,使他们略感迷惑和 可疑。因此,在那些日子里,我也意识到,如果自己的干预企图过于明显,就可能 会遭遇严重的挫折;而且,如果我绊倒了,是不可能指望有人来扶我一把的。 站在诺索尔特机场,看着飞机降落,等着灵柩抬出来,跟其他人别扭地闲谈, 栏杆后挤着数百媒体,感觉真是怪异。在这种场合,你必须小心翼翼:你站在那儿, 跟旁边的人谈话;气氛很凝重;可是,当有人跟你打招呼时,你的自然反应是微笑。 于是,立刻就有人抓拍下这个画面。没等你明白过来,这种貌似失礼的举止已经被 记录下来,仿佛你在整个过程中所做的唯一事情就只有微笑。黛安娜对照片的评价 是对的。每次切丽和我出席纪念仪式或者其他庄重场合时,下车之前我总会提醒她, 也提醒我自己:不要笑得太灿烂或者哈哈大笑,赔不起啊。你要提高警惕。 至于查尔斯王子,他的处境真是让人很难受。他和卡米拉显然成了强烈兴趣和 揣测的焦点。他能怎么做?如果做出悲痛欲绝的表情,人们会说他是骗子。如果做 出冷静自若的表情,人们会说他冷血。这是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他的每一个动作 都被加以注释,而且大多数都是错误的,人们随时准备落井下石。 在这充满挑战的非常时期,他跟儿子之间的关系拯救了他。在那之前,我并没 有真正见过他们在一起的情景。不过,后来多次看到他们相处之后,我意识到,他 们的父子关系很亲密,互相之间的感情十分深厚。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他们是父子呀;但是,在那时候,很多人以为,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影响父子关 系。然而,实情并非如此这一点随着时间的过去而越来越明显,并显著地减轻了查 尔斯王子的压力。 执政之前,我就已经跟他挺熟了。他以结交有希望执政的政党领导层为己任, 是传统、改革(从某种角度上来看,他相当地“新工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 绝对不是)、高贵和不稳定的奇特混合体。在他的一生中,人们很自然就会遵从他, 所以你不会说他是个容易相处的人,反正肯定不是黛安娜的那种风格;不过,他对 批评也很敏感,而且很在意公众对他的看法。 我绝对无法想象他像黛安娜曾经做过的那样,坐在玛吉?雷那间位于哈克尼的 排屋地下室餐厅里,跟其他客人说说笑笑,对每一个人都以不带姓的名字相称,气 氛愉快而且多多少少带着完全非正式的意味。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他从以前到现 在都具有一种非常重要而且卓越的品质:他非常尽忠职守。他不会跷起二郎腿消磨 时间,等待加冕典礼开始的时刻。他是真心实意地关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不仅如 此,他还认同它们。他对它们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当你更加了解他之后,你就 会发现,他以自己的有趣方式使人觉得他比国内很多资历浅薄、转瞬即逝的领袖都 少了些傲慢。也许,他低估了公众对他的了解和接受程度——现在比以前更是如此。 他们会对那些拥抱树木、跟花草说话的行为发笑,如果他拒绝按照公众的规则玩游 戏(正如在他和黛安娜刚刚订婚的那个美妙时刻,有人问他是否爱她,他回答: “是的,不论‘爱’是什么意思。”),他们会觉得他不可理喻、莫名其妙;但他 们也明白,他做得很好,他坚信自己对公众有责任、有承诺。这很重要。 在我的第二届任期快要结束时,有人请我就他和卡米拉能否或者应否结婚的问 题给点建议。黛安娜之死留下的创痕很深,很久才能愈合。王室对任何触及这件事 的反应都有点神经质,公平地说,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立刻回答,我觉得没问题。 他们相爱,结婚有何不可呢?难道我们想说的其实是,他们最好不要结婚,因为那 样做是一种侮辱?大体上来说,我觉得没问题。媒体曾经——现在仍然时不时地这 样做——有过追逐卡米拉、把她妖魔化的欲望,但公众也已经看清她的真相。他们 理解,卡米拉只是一个碰巧爱上王子的简单凡人。她是黛安娜吗?不是。她效仿过 黛安娜吗?没有。所以,随他们去吧。如今的我们更有同情心,更能理解一个事实 :王室成员其实跟我们既相异,也相同。在某种程度上,黛安娜之死引起的狂潮, 正是人们看法的转折点。人们不仅觉得君主体制又迈出了必不可少的一步,走向更 开明地接受公众意见的目标,还在其引领者身上看到了人性的脆弱和坚强。这两点, 人们都接受下来了。而君主体制则明白了自己可以在敞开胸怀的同时保持高贵。 然而,当时当地的形势仿佛一触即发。当女王留在巴尔莫勒尔堡不出、伦敦成 为全世界哀悼的中心时,君主和臣民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阿拉斯泰尔和安吉加入 了王室组织的负责葬礼事务的委员会,时时刻刻跟进“形势”的发展。对于一架面 对超负荷任务挣扎着运转——难免如此——的机器来说,他们两个人显然是巨大的 助力。阿拉斯泰尔还负责引导媒体,他也知道有人指责他在操纵媒体,可是坦白地 说,在这样的危机之中,两者之间的差异真是难以区分。我之所以希望安吉加入, 是因为我知道,阿拉斯泰尔可以从小报的角度看出需要做些什么,而安吉能够非常 恰当地代表英国社会的中间阶层说话。有了他们两人,我们就有机会取得平衡。王 室有些人对于这样的“干涉”感到怀疑,不过,大部分人认为很切合实际,罗伯特? 费洛斯尤其支持。 即将在下周六举行的葬礼是争论的主题。葬礼必须庄严,必须与众不同,必须 有黛安娜的风格。讨论进行了无数次,涉及将要邀请的每一类人的具体数目、仪式 的次序、黛安娜家人的角色等问题。她的弟弟查尔斯?斯潘塞个性十分强烈而且固 执,对黛安娜受到的待遇极为愤怒,这种待遇当然来自媒体,甚至还来自王室。每 一个决定都有正面、反面的多方意见,因此都是那么高度敏感,都经过一而再、再 而三的修改。至于两个王子是否应该跟查尔斯王子一起走在送葬队伍里,大家的争 论十分激烈,而且担心公众对他、对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 最重要的是,女王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星期三,我在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 次讲话,大力支持她,并希望人们理解我们优先考虑的应该是两个小王子。然而, 我出来发话这一事实反而更凸现了她的沉默。实际上,如果我在那个星期天以及接 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什么都不说,那么,简直就是没有任何官方人士发表过任何言论。 假如是那样——考虑到她的死是当时唯一轰动世界的新闻——情况将是多么怪异! 另一方面,虽然阿拉斯泰尔和安吉或多或少算是全职在为此事工作,而我却还是得 料理政府事务的。我们正在为北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停火协议作准备,那需要时 间;下个星期我要对工会联盟发表重要讲话;周四在唐宁街会有一场重要的教育峰 会;还有,期间我当然得接听世界各国领袖打来的吊唁电话。 星期三下午,我决定给查尔斯王子打电话。我跟女王之间的问题,部分源于我 们在年龄、外貌或者认识方面存在的代沟。我尊敬她,还有点畏惧她,不过,作为 新任首相,我不了解她,也不知道她对于我自认为必须向她提出的那些十分直接的 建议会作何感想。我完全能体会她对整件事情的看法,并且感同身受,可是,不需 要什么政治天分就能看出来的是,这是一股洪水,必须对其进行疏导。不能把它挡 回去、拒绝它或者无视它。可我没有足够的自信,不敢直接去找她、以应有的直率 态度向她提议。于是,我找查尔斯。 我从唐宁街的书房里给他打电话,并且立刻就意识到自己做得很对。显然他也 有着完全相同的看法:女王必须说话,王室必须出面。无论对于他本人是多么艰难 ——各种理由显而易见,他和孩子们不可以躲起来。他们必须到伦敦来回应公众的 感情宣泄。我放下了心头的大石块。他同意帮我带话回去。第二天是周四,女王要 亲自发表公开讲话的消息就明确公布了。阿拉斯泰尔轻巧地把记者们引上了道,紧 张形势几乎立刻就消失无形,可以感觉到人民都回到了她的身边。 遵照女王的命令,我在周四的午餐时间给她打了电话。我们讨论明天会发生什 么事、应该如何应对。那时的她十分专注,而且已经完全接受了我的意见。那不容 易,却是必然。第二天,女王、查尔斯和两个孩子到达白金汉宫前面的广场。那地 方已经变成了一块圣地。众人最后一次讨论了她发言时的准确用词,不过,从言谈 和语调可以明显地听出,一旦她决定行动,其技巧是相当娴熟的。她的讲话几近完 美。她同时融女王和祖母于一体。 我又跟查尔斯王子谈了一次,一起把葬礼的安排最后过了一遍。王室要我去朗 读一段《圣经》。这表明我在这个星期之中起了关键作用,但我也知道它会招来 “横加干涉”的指责。的确,从头到尾,我们都走在一条紧绷的绳索上,它的一头 连接着把一切安排妥当的努力,另一头连接着“甩手不管”或“加以利用”,每一 天它都变得更纤细、更脆弱。而且,当时还处于我们执政的那段太平日子。如果黛 安娜是几年之后才去世,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葬礼完全按照我们的预期举行。它与众不同——埃尔顿?约翰演唱的《风中之 烛》感人肺腑,但仍然遵守着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习俗。查尔斯?斯潘塞对媒体进行 了强烈抨击。(我对阿拉斯泰尔说:记住我说的话,他们会伺机报仇的,一旦机会 到来,他们就会疯狂报复。)他还斥责了王室,不过,他的讲话铿锵有力,定会引 起反响。 我设午宴款待众多的国王、女王、国家元首和达官贵人。希拉里?克林顿代表 美国而来,跟她见面一如既往地愉快。整个葬礼盛况空前。在这样的场合,我往往 会屏蔽其他一切干扰,专注于手头上的事情。它们的结束,总是让我很高兴。 第二天,我接受了戴维?弗罗斯特的电视采访——过程很顺利,然后去巴尔莫 勒尔堡度过那个传统周末,只不过,这一次当然绝非寻常访问。 巴尔莫勒尔堡是19世纪40年代由艾伯特亲王为妻子兼女王所建,它坐落在巴勒 特和布雷马两座村庄之间,气势恢弘,夺人心魄。虽然北方的9 月份天气通常很糟 糕,在宫里的感觉却相当舒适。阳光灿烂时,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地方能比苏格兰那 一带更美丽了。城堡本身非常具有维多利亚气息,里面没有什么庞大的大厅或者走 廊,房间的大小都属中等,有些洗手间还在使用旧式抽水马桶;正如他们所说,没 多少套间。 我得说,我觉得在那里度周末是一次混合着迷人、梦幻和极度怪诞的生动经历。 那整个地方的文化对我来说肯定是完全陌生的。并不是王室成员们不欢迎我,而是, 我从来没有试过在“郊野别墅”或者“豪华古屋”里度周末,对此我感到有一点点 惊恐。 墙壁上挂着兰西尔①画的牡鹿图和狩猎场面,当然还有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 那里还有男仆——事实上他们都是十分亲切的家伙,但依然是男仆。那个周六,当 我第一次到达那个地方时,我的贴身男仆——没错,他们会给你派一个贴身男仆— —问我,能不能帮我叠衣服、洗烫内衣裤,诸如此类,让我困窘不已,以至于当他 问我要不要放洗澡水时,我已经晕头转向了,有好一会儿竟然以为他是想给我画张 该死的洗澡图②呢!到卧室外面走廊另一头的浴室去洗澡,那需要相当可观的勇气 :我蹑手蹑脚地打开房门,左右看看,然后飞奔过去。 那里的一切都有惯例可循。有正规的下午茶,女王会用一个——不用说,也是 正规的——滤茶器来倒茶,旁边有一只一直烧着开水的水壶,以便随时添水。早餐 就像特罗洛普③作品中的场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沃尔特?斯科特④作品里的场 景:鸡蛋、培根、香肠、腰子、番茄、奶油鱼蛋饭和熏鱼,全都放在热碟子上。早 餐很丰盛。午餐很丰盛。晚餐还是很丰盛。如果你放开肚皮吃,一个周末就能长胖 一石⑤,但王室的人从不发胖。我一直在留意,他们吃得很少。 幸好,晚餐前会有烈酒送上。如果要我干啃食物,如果女王是个禁酒主义者或 者崇尚戒酒者,我看我是熬不过那个周末的。不过这类饮料——我一直无法肯定那 究竟是什么酒——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它恰到好处,是真正的火箭燃料,重担和头 脑因它而变轻,勇气因它而回归,与王室成员之间的轻松聊天仿佛再自然不过。尽 管如此,这种每年一度前往那个地方的访问,在我任期内的头两次从各方面来看都 是那么令我难受。 1998年在那里度过的第二个周末,是黛安娜的周年忌日。克莱西教堂举行了一 场礼拜,王室全体成员都到场了,这是我经历过的唯一一次。单独跟他们之中的某 一个人相处时,我会觉得有点伤脑筋;跟他们全体——王室的所有成员——共处而 自己身边只有切丽时,啊,你可以想象。切丽本来建议带上尤安、尼基和凯瑟琳, 我听了之后几乎笑岔了气,说绝对不行。就拿尤安来说吧,他有一种近乎天才的折 腾人的能力,例如他经常向切丽追问关于妇女平等的问题,而切丽每每上钩。一想 到他可能会对女王说些什么话,我的血都凝固了,更别说王太后也在场。 后来,我们去参加菲利普亲王设下的传统烧烤野餐,地点在城堡的一座小村舍 里。这次野餐同样充斥着传统和惯例。王室成员们下厨、招待客人。他们还洗餐具。 你以为我在开玩笑是吧?我没有。他们戴上了手套,把手泡在水池里。而你则坐在 那里吃东西。女王会来问你吃饱了没有,然后把碟子垒起来端走,走向水池。 我还跟威廉王子谈了谈。他不仅仍然伤心,而且很愤怒。理性上,他明白为什 么黛安娜死后、葬礼之前的那个星期必须是那种情况,可是,他深切感受到了公开 立场和私人感情之间的冲突。他即使之前不明白,现在应该也已经知道,身为王子、 国王,意味着什么。虽然他明白什么是责任感,但是因此而被困在世袭传统的牢房 之中,代价似乎太高。 1997年第一次访问那里,也就是黛安娜葬礼之后的那一天,我被带到客厅去觐 见女王。那地方的摆设自从维多利亚女王之后就一直没有变过。我正打算在一张看 来很舒适的椅子上坐下,就听到男仆压着声音咕哝了一声,我看到一双威严的眉毛 惊异地挑了起来。我赶紧打住。后来有人给我解释说,那是维多利亚的椅子,从她 之后,再也没有人坐过。 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人。发生了那么多事之后,报章上当然满是“布莱尔告诉女 王”之类的字样了。不论多么通情达理的人,或者说,不论身份多么高贵的人—— 女王不但明白事理,而且地位也非常崇高——肯定都会觉得不好受。确实,在巴尔 莫勒尔堡时,经常发生的尴尬之一就是当你在客厅喝着餐前酒时,发现星期天的报 纸搁在桌子上。那上面无可避免地总是会有关于我,或者她,或者我们两人的耸人 听闻的头条,十分刺眼,却又不好说什么。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喜爱惹是生非的 媒体通常会毫不犹豫地选在那些特殊的周末里,报道一些我如何侮辱女王陛下的 “故事”;或者是,说我身为首相,受邀参加周六举行的高原运动会,却没有到场 (恐怕我还真的没去);或者是,我们正在赶去参加的路上,镜头却捕捉到切丽打 哈欠的一瞬间…… 我要重申,那个时候的我对女王几乎谈不上什么了解。坦白地说,如果一切都 是在若干年之后才发生,我可能会很放松,而且认为十分妥当。在这次见面时,近 期的事情刚刚过去不久,我跟女王也才刚刚认识,所以我觉得很紧张。她也是。我 说——也许不如正常状态下那么有条理——要吸取教训。但事后我很担心,怕她觉 得我是在教训她,或者觉得我放肆。谈话期间,她有几次露出了高傲的神色;不过 到了最后,她自己也说,必须吸取教训。我看得出,她的头脑在转动,在回顾,在 考虑并调整着。 那就是一个迷幻周末的迷幻结局。悲伤、迷人、令人难忘。 至于我自己,我受到了普遍的赞扬。有一个民意调查结果竟然显示荒唐的百分 之九十三赞成度。至少,我神志还很清醒,知道这是虚的;我也明白,虽然黛安娜 王妃的去世从某些方面看来是场地震,然而,对首相、对政府功绩的考验跟这件事 是很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