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最后,莫的事也不了了之。而我同她的关系也不如往常了。身处政坛,你时常 会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当你是领导者时——我想这在其他任何组织机构都是一样的, 你得作出一些人事上的痛苦的抉择。好工作数量有限,但工作的申请人或是恳求得 到这份工作的人却如过江之鲫,总会大大超过最终被任命者的数量。 改组很难。解雇人总是一件糟糕透顶的活,但是,如果无法按人们自我评价的 那样给予他们晋升的机会,也是一件头痛的事。你对他们能力的判断和他们对自己 能力的判断,这两者之间往往有着很大的差异。 莫在北爱尔兰的表现很出色,这正好顺应了当时的形势;但1999年后期,当我 考虑作出一些改变时(和往常一样,报纸已经开始很不合作地谈论此事,更无益的 是,他们将此归结于唐宁街的决定,但这完全不对,我根本不会对莫做出那样的事), 我在唐宁街10号的阳台上和她进行了单独的讨论。 她并不反对调动,虽然她对于媒体人员很恼怒,这也可以理解。但是后来她的 话吓到了我(她很直接),她说:我是政府里最受欢迎的人;罗宾?库克不得人心, 没什么吸引力;你应该让我当外交大臣。对这样一个想法我完全没有准备,我当时 也立即表示这完全不可能。 于是问题便随之而来。一旦挑明了他们对自己能力的估计和你对他们能力的估 计之间的巨大差异,你们之间的关系将永远无法修复。 莫是我早期的支持者。她有着灵敏的政治嗅觉。和她在一起也很快乐。她颇有 尊严地对待自己的病痛。她曾经是政府里最受欢迎的一员。 她那独一无二的、被我称为“莫式主义”的个性,对于北爱尔兰是有益的文化 冲击。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和一些正统的爱尔兰人进行和谈时,她走进我的房间, 摘下她的假发,拍到桌上,把脚跷到桌上,大声地打了一个嗝,说道:“那么,这 并不好笑,是吗?”她接着又告诉他们其实她宁愿去做其他很多事情,比如来一场 激烈的性爱。转眼之间,她就完全改变了前几任英国国家大臣固有的行为准则。但 我一想到这样的态度会给敏感的外交大臣们,以及形势微妙的国际峰会带来何种后 果,就不寒而栗。我不确定外交部那栋萦绕着帕默斯顿、格雷、哈利法克斯甚至是 彼得?卡灵顿的灵魂的大楼,已经准备好接受“莫式主义”。这样的事不会发生。 顺便提一下,关于外交大臣的工作,有件事很有意思——所有人都想成为外交 大臣。这倒并不是简单地因为外交大臣是“国家重要职责”之一,而是因为,你主 要和一群彬彬有礼的人打交道,谈论时下的全球问题,到世界各地旅行,将美好的 祝愿和意见带给那些似乎也会热切接受你的祝愿和意见的人们。没有那些手上长满 老茧的劳动者们来就燃料的价格跟你纠缠不休,或者抱怨政府拒绝在这项或那项设 施上投资,或是跟你抱怨道路规划的一些细枝末节。你那么高尚,怎么能让这些世 俗小事来烦扰到你呢?你的舞台是整个世界;你的话语都具有战略意义,对于普通 人而言就是阳春白雪;你的态度可以很和蔼,人们也会以完全不同于衡量国内粗鲁 混乱的场面时所用的标准来衡量你。甚至是在下议院——这估计是你接触到的最粗 野的一面,你仍可以继续高谈阔论,报出一串串的名字,就能让普通的议员们满意 地点头,即使他们并不理解你说的内容。 因此人们向往这份工作。我对杰克?坎宁安——80和90年代工党政坛中的伟大 人物——怀有无比敬意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曾经是约翰?史密斯的影子外交大臣 人选。我因为想任命罗宾?库克为外交大臣而将杰克调离,罗宾不是杰克最欣赏的 人。但杰克还是泰然接受了这个决定——即使他对此有所不满,也从来没有表现出 来——继续奉行该干什么干什么的原则。这样的人很难得。 这些都是题外话。市长竞选注定是一场混乱;事实也的确如此。肯如期以独立 候选人的资格参加竞选,并大胜弗兰克,成为伦敦市长。我很小心,在选举过程中 不过多攻击肯,同时也一直敞开着沟通的大门。竞选结束之后,我们之间建立了比 较融洽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他的确值得称赞。 在这些日子里,尽管面对着伦敦的政治局面,北爱尔兰局势的新动荡,伦敦斯 坦斯特德的劫机事件——一群为了逃离塔利班的阿富汗人劫持了一架飞机飞到了斯 坦斯特德(想想后来发生的事,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国际劳动节暴乱——一 群无政府主义者破坏了伦敦的“一战阵亡将士纪念碑”,还有日常的琐碎问题,我 依然埋头于公共服务改革的火热事业之中。 我很难解释和重现问题的复杂性。在这个阶段,我还在不断摸索,不断和顾问 们、专家们、公共服务机构人员召开会议。我试图弄明白应该如何推行和阐述改革, 最重要的是,让改革在真情实景中实施,并落实到人。 我感觉一切都很令人沮丧。我几度想放弃所有其他一切,只把时间花在第一线, 学习如何管理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弄清它面临的真正压力是什么,在传统标准范围 内能做些什么,而这些传统标准又可能如何被改变。 也是在这个问题上,我遇到了如果要在任何组织里进行改革,都会碰到的最为 棘手的事。我称之为“取消约定俗成”。我是这样理解的:通常,在任何机构里, 你都在既定的思想和实践的范围内工作。这些就成为了“约定俗成”。因此在NHS , 约定俗成的是,外科医生动手术;全科医生提供全科医疗服务,从来不碰外科手术 刀;护士不开(或者说当时不开)复杂的处方。医院床位越多,服务也越好。在私 营医疗机构里,你需要付钱,而在公共医疗机构里,你不用自掏腰包。 或者是在一所学校,你有标准化的全国统一课程表。或是在行政系统里,你有 一个固定的职业规划。或是在法庭上,存在一套神圣的审判流程。 要在这些体系中挑战这些“约定俗成”很难。它们的存在有自己的道理,至少 曾经有过道理,而且存在的理由还常常很充分。要改变它们甚至是难上加难。在它 们周围,已经形成了一张由习俗、实践以及利益构成的网;但是如果机构要进步, 这些就必须被改变。 所以我们开始重新考虑这些公共服务机构运行的基本原则,试着不以“约定俗 成”的标准去衡量它们,而是以当代的现实情况、变革所能带来的潜力和可能性, 以及如果我们能够挣脱所有政治约束,进行自由思考的话,我们希望采用的评判标 准来衡量。 我曾把专家们召集起来,跟他们说,如果你能完全自由做任何想做的事,并且 也能决定如何去做这些事情,你会怎么办?从他们的回答里我逐步得出的结论与我 自己的直觉一致,不过大家都清楚的是,公共服务需要激进的改革。 于是NHS 的十年计划就这样被制定出来了。我不认为这个计划真的会持续十年, 艾伦也不这样认为,但是我们明白我们需要搭建一个框架,建立一个平台,可以将 NHS 带上一条不一样的轨道。改革的速度可快可慢,但是改革的方向是不会改变了, 至少我们能有机会展示改革到底能带来些什么。 不过,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党内也有反对意见——约翰? 普雷斯科特常抱有敌意;财政部也持怀疑态度,不过当时他们也仅仅是略有些阻挠 ;工会很谨慎(这也是正确的),也有些怀疑;而公共服务机构内部基本都由传统 派控制。 还有其他的挑战。在公共服务机构,人们可以接受有些方面明显的失败。公平 而言,说服人们接受我们改变处理NHS 冬季压力的方式并不难。说服人们为那些失 败的学校做一些事也不难——这里指的学校是指那些毫无希望的学校,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或者百分之二十的学生可以得到五门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的好成绩, 但这离我的目标还有千里之遥。 本质上,我还是以中产阶级眼光来看待公共服务机构的,如果你不了解这一点, 那么你就无法理解我为了改革所作的任何尝试。我的孩子们念的是公立学校,是不 错的公立学校,但是我希望它们可以更好。但至少在当时,好的学校只是凤毛麟角。 我担心的并不只是那些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或者百分之二十的学生达到合格 水平的学校,还有那些只达到百分之五十或是百分之六十的学校。 将等待住院的时间从十八个月缩短至六个月也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认为 六个月完全不能接受。我知道我不能忍受我爱的人要等待那么久的时间。为什么其 他人要等这么久呢?为什么改变体制,实现最美好的未来,就是痴人说梦呢? 因此我们对于改革有更大的野心。问题是很多人(这很有讽刺意味),包括我 们希望服务的对象——公众本身,也觉得还凑合或是一般水平的服务似乎已经足够。 无论如何,尽管有人愿意接受比他们应得的更少的东西,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 新工党的支持者们有着和我同样的中产阶级心理,而他们会投我们的票也正因为此。 当然,这并不是说“工人阶级”要求的比较少,而是我觉得引号里的词说明了某些 东西。(不仅仅是关于我!)有抱负的工人阶级渴望成为中产阶级。 人都是一样的。大多数人对他们自己和家庭都有雄心勃勃的计划,而且并不以 此为错。这一点的确无可厚非。只不过他们不应嫉妒别人的抱负或是成功,并且应 具有责任感,来帮助那些不那么幸运或是不那么成功的人来实现这些梦想。 然而问题是,有很多党内人士,在出现了接二连三的失败的情况下,能够接受 激进的改革,而大多数人在消极无为的状态下并不会接受激进主义。所以,我们需 要打一场仗,来改组架构,改变“约定俗成”;我们也得打另外一场仗,来改变人 们的态度,在不损害公平的情况下,提倡完美本身作为合理的目标。 我们可能仍然处于通过观察试验来进行教育的阶段。NHS 计划在内容上,仍有 着政治和知识方面的粗糙痕迹,但和过去相比,我们已经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在做这些之前,我的日程表上还有法律与秩序的问题需要解决。几年前,我们 已经通过了反社会行为法令。我也日益觉得,这一点倒是与我们想改变陈旧而又颓 败的体系的日程不谋而合。我们的目标是开始将刑事司法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来 对待。我知道这听上去有些奇怪,但是因为这关乎深刻而又崇高的人类自由问题, 所以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刑事司法依然聚焦于起诉与辩护的相互影响关系上。在 之后的审讯过程中,这一司法体系的重点是保障认定某人有罪或者无罪的过程的公 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