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当然,这的确是,而且也应该是重点,但是如此死板地关注于这一点,在现实 社会里,就会导致公众和个人所关心的合理问题被边缘化。这个体系该如何以公共 服务机构的形式来运行就是一个解决的例子。证人、受害者,基本上除了法庭本身 之外的所有人,必须围绕着起诉与辩护的互动过程。案子被撤销。被告不出现。执 行令得不到执行。警察没有时间处理一些小案件。所有这些的背后,都有一个人, 一位受害者被忽视,直到他们出现在法庭上,而他们常常还需要经历冗长而又痛苦 的程序,这无异于往他们惨痛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而这一切就发生在犯罪形势比20世纪中期明显更加严峻的背景下。人们可以讲 出无数的原因,而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这个体系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这就像是摩 托车时代的一匹马。马也不错,但是它不能带你去足够远的地方,也不够快。 我一直很关注反社会行为,而我个人对此也完全无法容忍。我记得当我们家还 住在伊斯灵顿的阿森纳地铁站附近的斯塔沃代尔路时,我常出去吃晚饭。有一次我 步行去地铁站,当快走到那条街尽头时,看到有个家伙正对着墙撒尿。我停了下来。 “你看什么?”他问。我说:“你,你不应该这么做。”他从衣服里拿出一把硕大 的刀。我只好离开他继续赶路。 我痛恨这样的情况。我痛恨他居然做出了这样的事情。我更痛恨我居然没有阻 止得了他。我痛恨我被逼作出选择:要么冒着生命危险阻止一个在街上小便的人— —这一点都不像什么英雄事迹,要么置之不理继续赶路。 日复一日,在我们的城市、镇子、郊区、村落里,类似的场景不断上演。大多 数的欧洲城市也是如此,美国可能更糟。人们对此深恶痛绝。这严重冒犯了人们最 珍贵的感情。全国上下,到处都有人在谈论这一点;听着这些,我很渴望能采取行 动。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已误入歧途,我们需要纠正前进的方向。这并不是对往日情 愫的点滴缅怀;我认为这是现代社会出现的经典挑战,为了迎接这个挑战,我们的 体系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革。我写了一些关于刑事司法系统改革的私人批注。杰克? 斯特劳明白了我的意思。我想德里并没有弄明白。为了迎合我,他有些假装明白了 我的意思,另外也是因为他同大多数律师、法官和各种大人物一样,以傲慢的眼光 看待并认为这一切都只是平民主义者的花招而已。 而我们碰到的另一个问题,仅仅是由于我们是一个工党政府而产生的。《每日 邮报》开始变得刻毒。最糟糕的是,对于那些抱成一团的保守党人——像《每日邮 报》的保罗?戴克——而言,反对就是指,即使赞同别人所说的内容,也会因为说 话人的身份而反对。 右派的一大群人一边大谈无意义的公民自由,一边教训我们该如何更严厉地对 待犯罪。我并不是说所有有关公民自由的评论都是一派胡言——我并不认同这个观 点,但我尊重它;我是说支持右派的法律与秩序的人们,突然发现保护嫌犯自由就 是他们一直以来所做的。 一个并不神圣的联盟也从那时开始出现——类似于《每日邮报》与《卫报》的 联盟;伊战之后,证明了他们结成联盟的唯一真正原因是出于对我的讨厌,而且如 果他们有意,还可以从改革中找出很多让他们讨厌的东西;他们的确也找到了。因 此,随着时间的流逝,由新工党建立起来的支持新工党的联盟,逐渐被反对工党的 联盟所削弱;这些反对联盟一方面是因为信念走到了一起,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私利。 但是,这样的联盟的存在意味着,要让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了。 当我开始论证刑事司法改革的合理性时,只能说我成功了一半。 首先,我决定从哲学角度进行论证,谈谈我们社会的本质,它如何演变;谈谈 如果我们已经准备好要重新思考,我们如何能够找回失去的价值观。不幸的是,我 决定前往温布利参加妇女协会三年一度的聚会,来尝试从社会学角度论证我的观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开始这样一个鲁莽而又不幸的冒险。我只记得利奥的出生 好像跟这有点关系。 我之所以会在讲到“保守势力”时略微有些心不在焉,也没有按我以往的风格 反复纠正,是因为之前切丽刚刚告诉我她怀孕了,这着实让我大吃了一惊。 几周之后我宣布了这个消息,大家反应各异:一、吃惊——“你是说首相也有 性生活?和他的老婆?”;二、冷嘲热讽——“一定是阿拉斯泰尔?坎贝尔要求的, 是转移注意力的战术”;用孩子来组合战术;三、略有反感。 利奥的出生也有点不同寻常。我在走廊里,和我的侦探们一起,一边等待,一 边听着切丽一开始的尖叫和呻吟,随后我便进去陪她,直到利奥出世。助产士很了 不起——很通情达理、务实、毫无废话。切丽很伟大。有些时刻我对她充满了敬畏。 直到生产前一刻,她都在坚持工作。准时而又有条不紊地分娩,之后当天晚上就出 院。而她已经四十五岁了。这的确很了不起。 某种程度上,这几乎成了一个世界性事件。第二天,我走出唐宁街,以一个骄 傲的父亲的身份讲了几句话。我犯了个错误:捧了一只茶杯,上面有其他三个孩子 的照片,大家认为这有些夸张,的确有点。然而那一次,我真的感到骄傲。 随后,我回去准备给利奥拍正式的照片;我们决定请一位摄影师来拍照,然后 把照片拍卖,把钱捐给慈善机构。我们请了保罗?麦卡特尼的女儿玛丽。她很了不 起,照片也很棒。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因为其他几个孩子——当时正值青春 期——在整个拍照过程中表现得一塌糊涂,我可以打赌玛丽认为他们应该受到反社 会行为法令处罚。 接着,我就得干现代父亲该做的事,并且休了产假。能休产假真是福气。这倒 并不是因为我喜欢照看利奥。(我想,照顾一个只会吃喝睡觉并弄出其他一些事的 婴儿并不好玩,虽然我一直都在做这些事情。)但我能休息两周,不用理会首相答 问,可以构思去妇女协会时要发表的演讲,有人告诉我妇女协会里基本都是一群好 心情也好脾气的人,我决定向她们讲讲我的好主意。 6 月7 日早晨,就在首相答问时间(我到底在想什么?),我赶去温布利。我 记得在一间小小的接待室里通读演讲稿,模糊地感到,也许向一群教授发表演讲更 恰当一些。后来,虽然只是我自己说,其实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演讲:有思想,论 据充分,并且即使两者都不具备,它也值得被评论或者批评。 我解释了为什么文明礼貌在众人举止中的缺失并不是一件小事,这里隐藏了人 们规范举止的日渐堕落,而这种堕落会以更严重的方式体现出来。我谈到有些父母 只站在孩子们的一边,却不站在规范孩子们行为的老师们一边;谈到人们如何忽视 了最基本的礼貌,也谈到培育了这些礼貌的文化。我解释了我们该如何转变这一切, 我们并不能假装时间可以倒流,而是要认识到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它需要一 个不同的体系,在缺失传统和家庭压力的情况下,推广实施良好的行为规范。 我以为妇女协会也许能理解这一切,不过,如果当时人数少一些,如果她们之 前有所准备,她们可能就会理解。 然而,当我走上讲台,看着在场的一万人开始演讲时,我觉得有些别扭。我对 观众很敏感,如果你从事我这个职业你就会有所体会,冥冥之中我就知道这次演讲 不大可能成功。 大概过了十分钟,当我想继续努力讲下去,却越来越觉得别扭时,下面开始出 现很多嘘声和缓慢的拍手声。观众在起哄。坦白地讲,这种情况下你也没什么太多 可做的。你大概就会僵住。 我看了看讲台上妇女协会的领导们。她们似乎也没打算做什么。最后她们终于 插手了,但也只是很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我们很抱歉你们得听这些,不好意思, 让他继续多讲一会儿吧”之类的话。 这使得大家稍微平静了些,但也不免埋怨了一番,很显然大家都只是在忍耐我,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发。虽然讲台这个东西就像让你在德法奇夫人①面前展现了 普通法国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地位,但在当时的情景中讲台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我决 定及时止损,打算发表一些无关痛痒的评论之后就赶紧逃离那里。我也这么做了。 公平地说,那里的负责人最后还是略微回过了神,对我的出席表示了感谢,也形式 化地奉承了几句。我微微笑了笑,表现出心情很好的样子照单全收,虽然我对她们 其实有着一肚子的火。 当我回到车上,准备去参加议会和首相答问(在经历过刚才的事情之后,想到 还要去面对威廉?黑格,我就只能苦笑了),我摇了摇头。“真是一场灾难。”我 对安吉说。 安吉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她有着锐不可当,有时甚至是让人难以置信的乐观精 神。当其他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她还是情绪高涨。在黑暗中,她比任何人都能更早 看到光明。她是生活中积极的力量,打倒了所有负面的力量,以光明、快乐和希望 照亮了她周围的黑暗。 这次她也没有让人失望。“除了中途被她们打断,我觉得一切都还挺顺利的。” 她说。 “你真会说话,亲爱的。”我回答道。 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我喝了点酒,在被我的敌人们进行了一整天的羞辱与嘲 笑之后,在切丽的影响下,我也能对整件事付之一笑了。毕竟,就像她说的,这次 演讲就是关于世风日下的问题。 我第二次论证刑事司法改革之合理性的尝试,比妇女协会的那次讲演好不了多 少,不过这次的影响更深远,而且最终的结果也令人满意。 我和警局高级官员讨论关于犯罪与不正当行为的问题,其间我一直在和他们辩 论如何缩短给轻微罪行定罪的冗长流程。 问题来了。我常常会坐下来和那些执勤的警察们交谈,有个问题再三出现。我 常问他们:当你发现有人喝醉了,不太清醒时,他骚扰或是侵犯了其他人,但也只 是不太严重的侵犯,不足以造成任何正式的判决,你会怎么做?他们的回答常常是 :不做什么,不值得做什么。 “让我来告诉你现实中发生的事。”我记得有一名肯特的警察告诉我,即使是 一个非常轻微的指控,也需要一堆文书工作,还有接二连三的听证会、一般会议、 同检举人和证人的磋商,最烦人的是,那些熟知这个体系的惯犯,往往知道如何钻 这个体系的空子。因此他们经常免于受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