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还有其他类似的对话,都让我相信,不管理论上如何,对于轻微的罪行也要求 执行完整的法院程序,实际上就是对这些轻微罪行的放任自流。我已经成为了一名 彻底的零容忍分析的拥护者:如果不惩戒那些犯下小罪的人,他们接下来可能会犯 下更大的罪行。你所创造的文化就是一个“什么都无所谓”、无礼、容忍了不能容 忍的东西的文化。尽管所有这些罪行都很“小”,但这个形容词其实是相对的。我 从来没有和那个在我家那条街上小便的人打架,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件事。 所以,不管教科书如何说,如果现实中小罪不能被惩戒,那么整个体系都不会 有什么好名声。这么多年来,我多次尝试据理力争,但并没有成功,不像在健康医 疗的选择权、学校教育团体、大学学费等领域里那样获得成功。然而总有一天会有 一届政府需要重新上这样一课。如果一边抨击法律与秩序,但同时还接受法律系统 中既存的“约定俗成”,这就像骑在杜利特医生的“推来拉去羊”①上,诧异着为 什么哪里都到不了。 经过一番辩论之后,我们同意给予警察执行当场罚款的权力,就是现在被大家 熟知的“固定罚单通知”。在相关内阁会议上我们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甚至连内 政部都希望缩小规模。警察们很支持这个方案,而我也相信这能给他们额外的执法 工具。 今天,已经开出了成千上万的“固定罚单通知”,这也已经被接纳为体系的一 部分,虽然在我眼中,它还可以被更广泛地应用,而罚金也应该大大提高。但是毕 竟它们已经存在,我们可以慢慢完善。 我决定在一个甚至比妇女协会还还要奇怪、还要不合适的地点,来宣布此项决 定。 我在牛津时的朋友彼得?汤姆森,一直以来都对汉斯?昆赞不绝口,汉斯曾经 是一位天主教牧师,后来成为德国蒂宾根大学的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作家, 由于和梵蒂冈在教皇无误论的观点上意见不一而吵翻,被认为是一名激进主义者。 他也写过一些书,如《论基督徒》,这是一本伟大的著作,也打动了非天主教徒。 在跨宗教领域,他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我和他因为伊战而产生不和,就像我和很 多其他人的关系那样,但是一直以来,他都很谦恭,很慷慨。 在彼得的鼓动下,汉斯邀请我去蒂宾根做一个讲座。这是一座美丽而又古老的 城市,也是二战时期没有遭受盟军轰炸的少数几座城市之一。约翰?伯顿曾经同他 的团队一起在那里表演过。虽然没看到有什么徽章,但是我可以想象当年在当地的 一些小酒馆还是破了不少纪录的吧。 演讲依然是关于一个正在转变的社会的本质,以及它的规范与秩序。为了回到 国内之后有内容可以宣传,我们在演讲中加入了有关举止粗鲁的人和当场罚款的内 容。如果我们不加入这一段——就像阿拉斯泰尔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对于英国选 民而言,去欧洲就毫无意义。 我很愚蠢地让他写了关于罚款部分的内容。这是阿拉斯泰尔那通俗小报式的写 作风格的典型例子。除此之外,就这样的题材而言,他写得有点过头了:说我们会 跟随被罚款人一起去最近的取款机,认真地看着他们被强制取出现金并交纳罚款— —那是真正的“当场”,当场罚款。完全符合字面的意义,但是在现实中这行不通。 “你等着看新闻里会怎么说吧。”在我们坐上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返回时,他 很自信地说,“这一定会引起很大的关注。”这一点他倒是说对了,虽然并不是完 全正确。 不幸的是,这却成了一个经典例子:一个重要的论点被一个小小的失误所埋没。 当场罚款的政策的确引起了关注,但是或多或少有点被大家忽略,因为我们提到的 “去取款机当场取款”的例子并不适用,这让人尴尬。 到最后,这也显得并不是太要紧了,因为出现了更为重要的进展——一个新的 反社会行为立法框架已经播下了种子。 关于我想要的改革的公开演讲并不很成功。哲学角度的论证在妇女协会遭遇了 滑铁卢;政策方面的论证在蒂宾根的中世纪拱顶下寸步难行。现在轮到讲讲私人的 故事了。 对于一个首相而言,有个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总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早晚都会 出事。上天很眷顾我,让我拥有了最出色的、总体上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略微有 些叛逆的孩子们。当我想到我在他们那个年纪是什么样子时,想到青春期的我在唐 宁街的样子时,不禁打了个寒战。 我回想起隐藏在时间迷雾中的过去:在牛津读完第一学年回家时,我的父亲到 达勒姆火车站接我。我头发也没洗,还留着和长发公主①一样长的头发,没穿鞋子, 没穿衬衣。牛仔裤还是烂的——那时候破洞牛仔裤还不是什么潮流。最糟糕的是, 我穿了一件用我母亲扔掉的窗帘做的无袖上衣。我父亲的朋友们都在车站。他们的 孩子只要站在我旁边,个个看上去都光鲜得体,十全十美。 父亲看到那“旧窗帘”时不禁眉头一皱。它的确很扎眼。我有点可怜他。 “爸爸,”我说,“好消息是,我没有吸毒。” 他看着我的眼睛,说:“儿子,坏消息是,如果你看上去是这个样子,而你又 没有吸毒,那么我们真的是有麻烦了。” 现在我的孩子们很棒,但问题是——好孩子们也会走丢。 那时尤安十六岁,刚刚结束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说实话,如果他不介意我 这么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值得大加庆祝的理由。但是他和他的朋友詹姆斯, 一个可爱的男生——后来在2010年大选中成为工党候选人,还是决定出去玩玩,并 庆祝一下。 7 月6 日晚上,大概十一点半左右,我正准备上床,忽然想到该去看一下尤安, 我想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回到家了。我错了。他不在。不在房间,不在公寓里。 切丽不在家,她和利奥,还有她的母亲一起去葡萄牙休假了。 见鬼,尤安到底跑哪去了?我只知道他和詹姆斯一起出去了。我给詹姆斯的母 亲打了电话,拿到了詹姆斯的电话号码。我打了电话给他。他的回答让我觉得有些 不知所云,但大意就是,他最后看到尤安时,尤安大致朝着莱斯特广场去了。 我慌张起来。这个时候,我体会到了身为首相的不便之处。我想出去找他。如 果你是我,你也会的。你会想冲出去,忙着做点什么。但是我不能跑到莱斯特广场, 不能半夜三更到处乱走。我跟唐宁街门口的警察说了一下,跟他解释发生了什么事, 接下来一切就全指望他了。就像一名真正的骑兵,他宣布他会去找尤安。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很让人绝望。担心让我暂时忘记了明天还有重大安排。我得 去布莱顿,先要去黑人教会的英国大会会场,接着还要参加电视节目“问题时间” 的特辑,节目访谈的只有我,而且话题是集中在——是的,你猜对了——法律和秩 序,以及反社会行为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