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现在大家的心情十分紧张,工作人员不再跟我谈论非洲和气候变化,因为我的 回答全是废话。从我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奥委会委员的多次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 到,如果最后的竞争者是伦敦与马德里,他们将支持马德里(说西班牙语的人们相 互支持);但如果是伦敦与巴黎,他们很可能会支持我们。投票结果很快就会揭晓。 在像这样的投票者总数很小的情况下,对于主要竞争者承诺的选票数很自然会大于 实际的投票人数。每当塞博告诉我他得到了多少坚定的承诺,我都只是干巴巴地一 笑——就像任何一个曾经经历过工党选举过程的人所做的一样。 大约上午十点,消息传来,马德里出局了。现在是我们跟巴黎竞争。用不着等 很久了。乔和团队的其他人出去看电视里面宣布结果的节目去了,我可受不了那种 煎熬。我在外面,这时冷静到令人恼怒的乔纳森?鲍威尔也出来跟我在一起。我觉 得他不怎么在乎。当办公室里的谈话内容转到足球上时——通常每天至少一次—— 乔纳森会把手指塞进耳朵里,好像在说:这事请到别的地方谈吧,我们中间有人还 有工作要做。他的电话响了,他很无所谓地接了电话;然后他似乎很随便地——好 像有人刚刚告诉他,下午四点的约会改到四点十五分了——对我说:“哦,我们赢 了,对吧?好事啊,不错。” 我当然蹦了起来,就像附近某个沼泽地里的一只正在蹿飞的野鸡。很奇怪的是, 那一刻我想起的是我十二岁时的情景,当时我发现自己赢得费茨中学的一笔奖学金 ;那时我就在达勒姆的花园里面带着纯粹喜悦和解脱的心情奔跑,原来令人疲惫的 焦虑被欢愉所代替。我想我围着乔纳森跳了一阵子舞,然后拥抱了他。乔纳森不是 一个很愿意被别人拥抱的人;但他刚好在那里,于是就被我拥抱了。然后其他人都 跑了出来,他们当然都很愿意接受我的拥抱。 这是一次重大的胜利,的确可以说是一次辉煌的胜利。说实话,我也知道,尽 管八国集团峰会当然还是一个需要越过的大坎,但这次胜利将减轻我身上的压力。 庆贺的电话打过了,采访也做完了,对聚集在特拉法加广场上的人群也发表了讲话。 这时我可以回过头来以一种乐观、自信的心情考虑八国集团峰会的问题了。 第一批来参加峰会的人中就包括雅克?希拉克。我真诚地为他感到遗憾——你 别说,我真的有这种感觉。他在有关欧盟协议的公民投票上失利,我敢肯定,这是 一次能够让人深切感受到的可怕打击,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人民对他的生硬拒绝。现 在又是这一出。而且因为我们都在各自的申办中如此高调出征打先锋,这对他来说 无疑是一次双重羞辱。如果处在他的位置,我一定会感到情绪低落,非常低落—— 那种情绪又岂是低落二字可以形容的。 但无论在别的方面你可以如何评论雅克,他始终是有勇气的,而且是个中老手。 他出现了,而且非常优雅;他以个人和国家的名义祝贺了我,祝我万事顺利,而且 在这样做的时候表现出了尊严与真诚。我不知道他私下在自己房间里是否啃过地毯 或者用拳头擂过地板,但我想他没有。 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出任过部长,并在三十年前我在巴黎当酒吧跑堂时就当 了总理。这些事情他全都经历过——事实上他或许见得太多了,但他的优点之一是 并没有因此而困窘。失利时他也表现得风度不凡。我觉得他一直有着一种极好的特 质:他看上去就像一位总统,无论谈吐或者风度都像。照我看,他的政策是另一回 事,但从性格上来说他就是那种人。2002年他与利昂内尔?若斯潘竞选总统。若斯 潘是法国体系所能产生的荒谬的共生制度下的社会主义总理。当时的民意测验结果 非常接近,但我总是肯定雅克会胜出。当人们问我为什么的时候,我说:因为他看 上去像一位法国总统,而利昂内尔看上去像一位法国教授;而法国人民,嗯,想让 他们的总统看上去就有个总统样。就像密特朗一样。 峰会将以女王主持的一次豪华宴会开始。在此之前,乔治、我、切丽,还有劳 拉一起喝了一次酒。我能看出乔治将帮助我,而且当然,切丽和劳拉总是相处得相 当好。我们的共同朋友比尔?盖梅尔顺便来看我们。比尔每一分钟都变得更加富有 ;他从孟加拉国买了些没人要的油田的特许经营权,结果发现它们的储量比任何人 原来想象的都多得多。“我们的职业选错了,乔治。”比尔走了之后我说。他同意 ;但我们俩都不真的这么想。从政是自愿的。 好像雅克的麻烦还不够多似的,据报道,几天前他拿英国的食物开玩笑,对弗 拉基米尔?普京和格哈德?施罗德发表了一通口无遮拦的评论,其意思相当于声称 你不能信任烹调技艺如此低劣的人。作为添头,他把芬兰人也归入了同一档次。我 个人并没觉得这有什么了不得,只是感觉很好玩;但是,每个人当然都得做出一副 义愤填膺的样子。雅克对这件事进行抵赖,但这无关紧要。形形色色的名厨、不同 种类的大厨和仇恨法国的普通人轮番上阵,指责这种丑陋的攻击;而芬兰人,我想 他们确实很易怒。芬兰总理后来严肃地告诉我,这在芬兰是很严重的问题。(我想, 上帝啊,别胡扯了。) 当我们和女王一起坐下来用餐的时候,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作了一番非常有趣 的善意取笑。小泉是我在政界碰到过的最有趣的人物之一,而且他当然与我遇到的 其他日本政治家都不同:他是位伟大的领袖,非常活跃,有着不同寻常的个性。在 开始痛快地吃第一道菜的时候,他用磕磕绊绊的英语大声对桌子对面的雅克说: “嗨,雅克,美味的英国食物哦,你说是吗?”接着就是一片哄笑声。雅克有点酸 溜溜地看着他,被迫讪讪地笑了笑,但却对女王抗辩,说他从来没有真的说过加在 他身上的那些话。“说的什么话?”女王问,她是唯一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的人, 于是大家不得不把整件事重新解释一遍,每个人都觉得很好玩——而感到最好玩的 莫过于小泉,他意识到自己找到了一个富矿,于是就无情地加以开采,逐一评价每 一道菜肴,有时候实际上每吃一口都要哑着嗓子发表有关卓越烹饪的评论,一直到 我觉得雅克就要抽出侍从武官的手枪向他开火为止。 这类八国集团宴会上总会发生一些奇特的事。领袖们通常都需要调整时差,但 他们还是不得不分神来看看会议议程,在格伦伊格尔斯尤其如此。周围环境总是很 有气派,但公众关注的总是气派到何种程度,而且不可避免地在质问举办峰会的支 出。当然,大量的支出用在了安保上。但不管怎么说,问题还是出在领袖们身上, 因为他们鲁莽地觉得一定要聚会谈论世界事务;而不是那些杂乱无章的抗议者的过 错,尽管他们难以控制,甚至可能发狂。这有点像是公交司机的奢侈假日、非正式 的工作会议和重大政治交易的混杂物。你永远无法确定它会如何解决问题。 开幕宴会往往是很欢快的——领袖们来上一两杯之后也差不多就变成正常人了, 但在后来的几天里,当争吵到来的时候他们的戒心就重多了。这次宴会很不错。女 王跟他们相处得挺好,尽管有些客人不怎么清楚该怎么跟她相处。有些人跟她蛮亲 热。现在让我告诉你点什么吧:你不会跟女王很亲热的。有时候她表现出跟你很亲 热的样子,但你可别试着跟她做同样的事,否则人们就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我 看着那些明白女王和总统之间区别的人,和那些不明白这一区别的人,心里感到很 有意思。女王和总统都是国家元首,但女王就是女王。她是王室的,不是什么通过 选举一步登天的平民。你可别忘了这一点。 宴会之后我回房间继续做我议程上的工作。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大家对给非 洲的援助数字有分歧,对于气候变化问题也还有不小的抵触。我睡得时间不长但睡 得很好,一早起来就开始准备了;我还有点兴高采烈,但现在真的开始聚精会神。 第一个会面是与乔治的双边会谈。没过多久我们就甩开了所有的人一起吃早饭。 我需要感觉到他会不会越过界线,同意参与制订《京都议定书》之后新交易的对话。 他现在不会同意接受一个减排目标,我能明白这一点,但他会不会参与一种最终与 议程相符的程序?有关非洲问题他或多或少是会参与的。 在处理整个八国集团峰会议程的问题上,我十分荣幸地拥有一个精神饱满而又 真正有能力的团队的协助,其中包括迈克尔?杰伊爵士,他曾是驻巴黎大使,现在 是外交事务主管。让我惊喜的是,他同意担任八国集团峰会筹备官(即政府指派负 责准备峰会的人)。说实在的,这比他的工作级别要低得多,但这却表明了我们的 投入和我们对于这次峰会的重视程度。他具有经验、影响力和信念的恰当结合。 他的助手是从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加入我们的贾斯廷?福赛思。换句话说,他 是从让我特别厌恶的非政府组织运动那里来的。但他后来做了非凡的工作;他曾经 是他们中的一员,了解所有这些非政府组织,能够发现他们的策略、准确确定他们 的弱点和断层,因此是一个真正敏锐的非政治性的政治家。他做的是有关非政府组 织方面的政治工作,迈克尔做的是政府方面的工作。我在唐宁街10号的外交政策顾 问奈杰尔?斯恩瓦得爵士用他如炬的目光紧盯着这一切,并以只有他才能实现的方 法特别地追随着美国人的动向。 乔治和我共同主持了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他必须解释,为什么他前一天晚 上在庭院里骑自行车的时候撞倒了一位警察。这事只会发生在乔治身上。按一贯的 作风,他在医院里跟那位警察谈了话,而且对此很自责;但自然而然的是,这件事 一经媒体处理,就好像乔治来格伦伊格尔斯的紧急目的,就是要找到一个苏格兰警 察撞上一番,而且如果那天下午还有几个警察列成一队的话,乔治或许就会像割草 一样把他们一一扫倒。 似乎不会出现什么事情来打扰我们轻松的心情。推动一下,八国集团峰会就会 达成协议,这将成为峰会的一个里程碑。我知道,要让强大的国家放弃它们传统的 经济角色来为世界作出贡献,这会有多大的风险。但我也知道,这是一次应该进行 的赌博。我感到满怀信心,它们又回到了我身上,让我对于我的判断、我的自信和 我的命运充满了希望。 我走了几步路,来到新闻发布会的小房间,我将在那里会见中国的胡主席。他 似乎非常正式,但是位强有力的领袖,而且我想他也是标准的正派人。在我们开始 谈话的时候我请他委任一位官员,我可以不拘礼节地跟他联系,使已经在香港归还 中国以后得到了根本改善的英中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他提了一个人选,我们 同意了,接着谈话就开始转移到了八国集团峰会的议程上。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心存顾虑,担心会由于接受与经济发展阶段不适宜的 义务而受到限制。中国人很担心被迫接受对他们的头等大事——发展——不利的事 情。他们还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在靠农业生活(美国和欧盟大约是百分之三), 并希望把千百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没有强大的经济与工业发展——以及随之 而来的更多的能源消耗——这将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工作。2000年到2006年间,中 国煤的消耗量增加了一倍。他们知道,同意加入旨在达成一项协议的对话远没有表 面看上去那么无害,所以可以理解的是,他们非常谨慎,但同时也感觉到了他们自 己的力量;他们对与力量相伴而生的责任也有很强的意识,知道他们参与大国俱乐 部之中不能同时又游离其外。我觉得,只要我不是做得太过分,或者让他们接受措 手不及的条件,我就能让他们参与对话。 谈话进行了十五分钟后,乔纳森递了一张纸条给我。上面简短地说地铁出了点 事。可能有伤亡。或许是一次事故,或许不是。直觉告诉我,不是事故。 乔纳森突然离开了房间,然后又神色不安地回来了。我向胡主席道歉,解释了 纸条的事,然后问乔纳森,我们是不是有了进一步消息。 “发生了不止一次爆炸。”他说。 我的上帝啊,可别是一次恐怖袭击。别是这东西,别在这里。这一直是我最怕 的,是他们显然很清楚的,是能在我们中间制造分裂的。就在现在这个时刻,有些 我不认识的人们,他们的生命永远地改变了,或许永远地结束了;一个人的希望、 梦想和雄心破灭了,世界被遗忘,一切都由于他们永远也不知道、不明白,永远也 无法与之争辩的原因结束了。恐怖主义是最大的不公正:他们以无辜者为目标,目 的正是为了摧残无辜。 我起身请求胡主席原谅,我必须去核实一下情况。在走向房间的路上,我一把 抓过乔纳森递给我的移动电话,得到了最基本的事实,接着就撞上了乔治。他当然 已经听说了。“恐怖袭击吗?”他问。 “可能是一次事故。”我说。但我们对望一眼,知道不是事故。 这时已经很清楚的是有三次袭击,都在伦敦地铁里,都是在客流高峰期。我对 查尔斯?克拉克说了此事,他正如我期望的那样:很专注但并不惊慌,正在努力思 考如何组织相应的对策。当然要关闭整个地铁系统,还有地铁站,但还要采取其他 什么防范措施呢?紧急救助人员还会需要哪些帮助? “伤亡人数如何?”我问。 “我不清楚。”他说。 “有人死亡吗?” “恐怕免不了。” “有多少?” “我不知道。” 毫无意义的问题,毫无意义的回答;谁也不知道。 开始我们认为可能只有五六个人;当然,每个人的死亡都是一个悲剧,但还不 是最坏的情况。那个时段最糟糕的情况将发生在阿尔盖特站和利物浦街站之间、拉 塞尔广场站和国王十字站之间、埃奇韦尔路站和帕丁顿站之间——这些都是通勤交 通最繁忙的路段。 大约上午十点,传来了第四次爆炸的消息。这次刚好是在上沃本广场南面的塔 维斯托克广场发生的,是在一辆公共汽车上。那正是我过去做出庭律师时经常走过 的地方,是过去的工业劳资法庭所在地。我断断续续地想着所有我曾在那里的情景, 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公共汽车的顶棚被炸飞了,断肢、骨头和鲜血四下飞溅。 但为的是什么?以上帝的名义吗? 愤怒、怜悯与决心在我心中翻滚,就像插队的人一样相互碰撞。我做了一次深 呼吸。要去掉感情色彩,只进行冷静地思索。要了解大致的灾难程度,把握整个国 家对此的情感,但要以一种可以让你描述这种情感的方式去做;除了描述这种情感 之外,自己不能被它们所充斥,这样才能让你的头脑保持清醒。我要离开八国集团 峰会吗?我们要取消它吗?我怎么能够一边等待消息一边主持会议呢?我们要通过 改变安排而把胜利拱手让与敌人吗?如果继续举行会议,是不是对受害者过于麻木 不仁了? 我知道这听起来好像很无情,但我必须仔细思考。以后会有时间让我哭泣的。 现在你是领袖,那你就该领导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