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十六分之一 1950 年3 月,四年一次的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在全苏展开。选举按事先划定 的选区进行。每个选区都有由中央审定的候选人名单,达到一定级别的党政领导干 部均被分别列入不同选区的候选人名单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本身就是一个 选区,州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名字赫然写在候选人名单上。审定的候选人从来 没有落选过,因此勃列日涅夫顺利当选为新一届即第三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最 高苏维埃定于6 月12 日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会议,但在此之前,联共(布)中央 委员会交给勃列日涅夫一项不同寻常的任务,让他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代表的 身份,到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去了解情况并对共和国党的领导人尼·格·科瓦尔 进行帮助。对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地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任免程序稍有了解的 人都知道,这是中央准备撤换该共和国党的领导人的前兆。果然,当勃列日涅夫参 加完最高苏维埃会议并比别的代表在莫斯科多逗留了近一个月后再次来到摩尔达维 亚共和国首府基什尼奥夫时,他很快在中央的建议下被摩尔达维亚共产党(布) 中央全会推选为第一书记。尽管在苏联6 个加盟共和国中,摩尔达维亚的面积 和人口都排在倒数几位,但由100 多个州委第一书记中的一个变为16 个加盟共和 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中的一个,①这一变化无论怎么讲都是实质性的。从此,勃列日 涅夫步入了为数不多的直接对斯大林负责的高级干部行列。这是勃列日涅夫政治生 涯中的一次飞跃,而当时,1950 年7 月,他还不满44 岁。 摩尔达维亚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西南端,介于普鲁特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除 了西边与罗马尼亚接壤外,其余三面均与乌克兰相邻。其面积3.3 万平方公里,仅 比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大不到2000 平方公里。1950 年时,共和国居民为230 万人。在近代史上,围绕着构成摩尔达维亚的两块土地——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 纳,俄国与奥地利、土耳其、波兰之间展开激烈的争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罗马 尼亚建国,把比萨拉比亚划入自己的版图。 当时国力尚不强大的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乌克兰,只保留了德涅斯特河左岸地 区。1924 年12 月12 日,在这里成立了归属于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摩尔达维亚 自治共和国,到1939 年时仅有80 万居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至卫国战争开 始前这段时间,苏联利用当时比较有利的形势沿西部国境线扩充领土,建立所谓的 “东方战线”,强迫罗马尼亚归还了比萨拉比亚,割让了北布科维纳,略作调整之 后,在原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和比萨拉比亚领土上于1940 年8 月2 日成立了摩 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在同一天加入苏联,成为它第11 个加盟共和国。 卫国战争爆发后,该共和国被德国和罗马尼亚占领,直到1944 年8 月才全部解放。 战前的摩尔达维亚没有大的工业企业,整个共和国的工业水平不高,因此战后工业 和恢复比较顺利,到1948年就已经达到战前水平了。倒是农业方面的问题比较多。 由于共和国成立时间晚,没有赶上全苏那场急风暴雨式的集体化运动,因此,这里 的农业生产关系,按照当时苏联领导人的普遍认识,是落后的,与全苏普遍建立起 来的集体农庄制度不相适应。而刚刚起步的对这里的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的工作又被战争打断,于是在解放了该共和国领土之后,这种改造便立即再① 按照1950 年时苏联的行政区划,加盟共和国为16 个。1956 年7 月16 日,卡 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国被撤销,改为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加盟共 和国。州和边区一级的行政单位为132 个。 次提上日程。正好在别的共和国被解放的地区恢复和重建集体农庄的工作也在 全力进行,没有赶上集体化第一趟快车的摩尔达维亚,是绝对不允许再落下了。在 战后第一个五年中,集体化运动或者说集体农庄建设工作,自然成了摩尔达维亚共 和国的中心工作。1948 年9 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摩尔达维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德涅斯特河右岸地区集体农庄建设》的决议,极大地推动了 这一地区集体化的步伐。到1949 年年底,德涅斯特河右岸地区已建立起1747 个 集体农庄,联合起36.8 万人,占农户的80.7%和耕地面积的近85%。1950 年的 第一季度,又有33300 户被纳入集体农庄,使集体化的农户比例提高到89.5%。同 年年底这一比例达到96%,集体化基本上完成了。①在摩尔达维亚的农业经济中, 种植业占主导地位。这里的农民绝大多数以种植葡萄、瓜果和蔬菜为生,这种更多 的是靠“手艺”而不是靠规模的生产特点,使这里的农民比30 年代乌克兰和白俄 罗斯从事大田生产的农民更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农民的抵触情绪与完成集体化的 行政命令相撞击的结果,是使这场“改造”运动难以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勃列日涅 夫在回忆录中也承认,“集体农庄制度的敌人在活动”,他们“进行诽谤,挑衅, 继而钻进农庄的领导机构,派进自己的心腹,千方百计破坏农民对集体农庄的信心”。 有些地方的反抗还演化成武装冲突,“他们还使用短统枪,虽然没有形成大规模行 动,但在集体化过程中仍然有人被暗杀”。而在同反抗者进行斗争时,“党组织表 现出真正的革命警惕性和布尔什维克毫不妥协的精神”。 这种“真正的革命警惕性”和“毫不妥协的精神”在强行推进集体化运动上无 疑会起到很大作用,但在违背农民意愿的情况下迫使他们加入集体农庄,其结果只 能引起混乱,直接影响到共和国的生产和政治稳定。大概,联共(布) 中央正是看到了摩尔达维亚酝酿着的政治、经济危机日趋严重,才决定更换共 和国最高领导人的。 勃列日涅夫来到摩尔达维亚后,主要抓了三件事:巩固集体化成果,发展摩尔 达维亚的工业,培养干部。到1952 年他离开时止,这三件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正式当选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前,作为联共(布)中央的代 表,勃列日涅夫跑了几个区进行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也从实际解决问题中总结出 了巩固集体农庄的一套办法。例如,有一次他来到德罗基辅区,这个区有一个村子 同时成立了两个集体农庄。经过一段时间后,两个集体农庄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 一个有了较大发展,几年中购买了20 多台农业机器,农庄庄员的现金收入增加了 5 倍,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逐年提高。而另一个集体农庄却奄奄一息,不仅没什么 发展,反而在农产品产量和庄员收入上都倒退了。通过了解发现,前一个集体农庄 党组织很强,党员在生产领域起着决定性作用,成为农庄主席的主要依靠力量。后 一个集体农庄却相反,党员无声无息,甚至连会都不开,农庄主席孤立无援……经 过整顿党组织,这个集体农庄慢慢走上了正轨。由此,勃列日涅夫认识到,“党对 集体农庄的领导水平当时的确是一种决定性因素”。因此,他巩固集体农庄的措施 之① 西方出版的勃列日涅夫传记中有一种流行说法,即认为勃列日涅夫是摩尔达 维亚集体化运动的主要推行者,从上述引用的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中不难看出两方 流行的观点并不确切。勃列日涅夫只是借助前往已经形成的集体化运动的巨大惯性, 使之走向完成而已。 一,就是加强和巩固集体农庄的党组织,包括发展党员,培训基层干部并奖励 先进,等等。如果不脱离历史环境来看待问题的话,应该承认,勃列日涅夫得出的 认识虽没什么新内容,但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对那些由不久前还是个体 农民的人组成的集体衣庄,除了已经具备的一个集体化外壳之外,能往其中注入统 一与一致精神的,在当时也就只有党团组织了。只要在集体农庄中建立起党的组织, 就可以借助党的组织纪律把党的意志贯彻、甚至强加给刚刚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农民。 当然这不是惟一的措施。20 年代末在乌拉尔的比谢尔季土地局工作的经历, 对勃列日涅夫处理摩尔达维亚集体化问题也许大有裨益。那几年,正是全苏掀起集 体化高潮的时期,其最大特点就是追求全盘集体化,要求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在包 容的人员和区域上具有相当的规模。在当时苏联领导人的意识中,集体农庄办得越 大、集体化程度越高,国家就越好用先进的技术装备扶植它、加强它,因此它就越 能显示出集体化的优越性,吸引力和生命力也就越强。而把若干个分散的集体农庄 联合成一个大集体农庄是上规模、出效应的捷径。曾身为比谢尔季土地局负责人的 勃列日涅夫对此自然不会陌生。现在他把这条经验也搬到了摩尔达维亚。一次他视 察尼斯波列内区,区委书记克雷扎诺夫斯基带他参观一个大果园,勃列日涅夫发现 在果园中间有一道耕过的垄埂, 经过询问,才知道这是这里两个集体农庄和一个 国营农场之间划出的地界。换言之,一个果园现在由三个独立核算单位瓜分了。当 晚,在和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座谈时,勃列日涅夫从耕作和产品分散处理 的不利方面提出了问题。结果,终于有一个聪明人站出来说:“如果我们把所有的 一切都合成一个大的,怎么样? 一个村子,一整片土地,让我们试试吧!”就这 样两个集体农庄联合在一起,国营农场也让出了原属于它的那片果园,专营水果加 工。而勃列日涅夫也像20 年代末的领导们一样,当场允诺将给联合起来的集体农 庄提供技术装备,这对加起来才有150 头牛作为全部牵引力的集体农庄庄员们来说, 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勃列日涅夫在摩尔达维亚当第一书记期间,该共和国的 集体农庄数目从1950 年末的1600个,减到1952 年末的1100 个,再减到1953 年末的900 个。①摩尔达维亚的工业经济是随着共和国主体经济即种植业的发展而 发展起来的。尽管战前这里就有了食品加工工业,但它的技术水平已不能适应战后 经济发展的需要了。这一点往往是计划经济所无法预料的。 1951 年秋,眼看就是葡萄收获季节了,共和国食品工业部长基·伊·楚尔坎 急匆匆来找勃列日涅夫。那年天公作美,葡萄长势喜人,是历史上少有的丰收年。 也正是这即将丰收的葡萄,急坏了这位部长。 “列昂尼德·伊里奇,怎么办?总动员吧!整个摩尔达维亚的现有包装材料、 容器,按这次收成的需要来说,还缺少一半,葡萄没地方放了。” 勃列日涅夫也一筹莫展,夜不成眠。如果让求之不得的好年景变成丰产不丰收, 不仅可惜,而且极有可能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于是他马上派人到莫斯科。要求调 拨槽车。莫斯科有关部门答应调给200 节,但又不能马上开① 苏联部长会议所属 中央统计局编撰的《1956 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中提供了这组数字,并特别 注明: “集体农庄数目因合并小的农庄而有所减少”。该年鉴另一项统计显示,摩尔 达维亚农业中拥有的拖拉机台数,折合成每台15 马力计算,1940 年为1300 台, 1950 年为9500 台,1953 年为13000 台。这说明集体农庄数目的减少与农业机 械化程度的提高是同向进行的。 到。远水解不了近渴。楚尔坎又提议利用市里的旧水塔装葡萄,可一看,水塔 内的钢铁构件全都生锈了,根本无法使用。 只好群策群力了。楚尔坎把一些造酒专家、有经验的葡萄种植者找来,让他们 开动脑筋,主要挖掘本地的潜力。经过一番分析讨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计划:在 摩尔达维亚的干旱地区,每户农民家的院子里都有一口收集雨水的水泥井。如果把 这些井按需要的形式加以改造,完全可以用来贮放葡萄。 食品工业部派出特派员到各地区找井,同有井的集体农庄庄员签订存放国家酒 料的合同。这样,总算渡过了这一难关。 这件事对摩尔达维亚的工业发展具有特殊意义,至少勃列日涅夫认识到了: “必须把摩尔达维亚工业的基点首先放在食品部门和工业加工部门。” 同时,这也可以一举两得:“为加工越来越多的产品建立自己的基地,还可以 解决人员就业问题。”①1952 年2 月,一项加速发展摩尔达维亚食品工业和发展 食品机器制造业的大规模综合纲领拟定出来了,勃列日涅夫拿着它亲自到莫斯科游 说,结果得到苏联部长会议的认可。不过,纲领的实施是勃列日涅夫离开摩尔达维 亚以后的事了。 勃列日涅夫并非像西方的传记作家所说得那样,是在顾问和亲信的簇拥下来到 基什尼奥夫的,但也和以前的工作调动不同,不是只身一人到这个偏远而又陌生的 共和国就职的。他带了很少的几个得力助手一同来到这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尼· 安·谢洛科夫。1951 年1 月,谢洛科夫出任摩尔达维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此 后直到1966 年,谢洛科夫始终呆在摩尔达维亚。在摩尔达维亚,勃列日涅夫又发 现和培养了不少干部,其中不乏只属于他自己的干部,契尔年科便是一个。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生于1911 年,比勃列日涅夫小5 岁。他 从18 岁起就当上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新肖洛沃区团委宣传鼓动部长。之后 在边防军部队中服役三年,退役后仍回原边疆区工作。卫国战争的头两年,他没像 当时的绝大多数年轻干部那样上前线,而是留在边疆区党委任党委书记。战争的后 两年,他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直属的党务工作者高级党校学习,毕业后被派到 莫斯科东南的奔萨州任州委主管宣传鼓动的书记。1948 年,即比勃列日涅夫早两 年,契尔年科来到摩尔达维亚,任该共和国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并在这里,在 基什尼奥夫师范学院接受了正规的高等教育。在同勃列日涅夫一同工作之前,契尔 年科的仕途并不很顺利,从这个意义上讲,结识勃列日涅夫可以算是契尔年科政治 生命中的一次巨大转机。新到任的第一书记发现,自己不仅一下子被纷杂的经济问 题包围了,而且还被置于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上。落后的、根深蒂固的小私 有制意识就够麻烦的了,而这种小私有制意识往往又与在摩尔达维亚特定历史环境 下生成的民族主义意识纠缠在一起,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摩尔达维亚的民族主义 虽然不像乌克兰的民族主义那样具有悠久传统,但是任何地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 义对莫斯科来说都是敏感的大问题。在乌克兰的多年工作经历,使勃列日涅夫从更 近的距离上耳濡目染中央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敌视和打击,因此用不着别人指点他就 完全明白如何对付这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世界观的残余”。而展开意识形态斗争, 开动宣传教育机器,是其中必不可少① 摩尔达维亚的人口密度在1940 年时为每 平方公里73.4 人,1950 年为68.5 人,1959 年为85.9 人。在所有加盟共和 国中一直名列前茅。 的。身为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长的契尔年科,正是能帮助勃列日 涅夫取得这场斗争胜利的关键人物。而契尔年科看来并没让他失望。在晚年写成的 回忆录中,勃列日涅夫仍没忘记给他这名得力助手专门写一段褒奖之辞,说他具备 了进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所需的“一切品质”,“他把全部力量献给了他的事业”。 对契尔年科来说,也许最大的奖励就是从此他随着勃列日涅夫步步高升,直到在勃 列日涅夫逝世后,当上他隔任继承人。 另一个受到勃列日涅夫重用的党的工作人员是日后大红大紫的谢尔盖·帕夫洛 维奇·特拉佩兹尼科夫。他生于1912 年。1935 年前在中伏尔加边疆区做基层共 青团工作,从1935 年至1944 年在奔萨州党委任职。然后来到莫斯科列宁师范学 院学习,并在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接受培训。1948年,他又从联共(布)中央 社会科学院毕业,不久来到摩尔达维亚,任摩尔达维亚党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摩 尔达维亚共产党人》杂志主编。这时,他的主管领导之一就是契尔年科,因此他们 两人逐步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及私人关系。当勃列日涅夫需要契尔年科这样的 帮手时,特拉佩兹尼科夫也就很快进入了第一书记的视野之中。由于他比契尔年科 受过更多的教育,理论水平较高,所以勃列日涅夫不仅把他当做一名进行意识形态 斗争的干将,而且还视他为自己在政治理论上的顾问。勃列日涅夫那时还是比较清 醒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行家,越是这样,他就越倚重身边像特拉 佩兹尼科夫这样的专家。特拉佩兹尼科夫也没让勃列日涅夫失望,他的工作得到了 第一书记的赏识,勃列日涅夫调到中央工作后,他便把特拉佩兹尼科夫安排到苏共 中央机关工作。前者当上总书记后,后者很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 他在这一职位上发挥的影响之大,以至于西方称他为“苏联科学研究和教育领域里 事实上的沙皇”。 值得一提的还有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这是一个比勃列日涅夫小10岁的乌 克兰人。与契尔年科和特拉佩兹尼科夫相同的是他也毕业于师范院校——敖德萨师 范学院,不同的是他不是搞党务的,而是一直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干部。战后, 他先于勃列日涅夫来到摩尔达维亚,在共和国国家保安部任职。勃列日涅夫上任的 第二年,他被任命为该共和国国家保安部副部长。 说到私人关系,茨维贡比契尔年科和特拉佩兹尼科夫与勃列日涅夫更近些,因 为他的妻子正是勃列日涅夫夫人的表妹。如果他的这次婚姻不是特别晚的话,那他 应该早就与勃列日涅夫认识了。有他呆在共和国的国家保安部,第一书记无疑会心 里踏实许多。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茨维贡很快也来到莫斯科,成为苏联国家安全委 员会第一副主席。 看来,勃列日涅夫的运气还算不错,除了在摩尔达维亚找到了比较得力的帮手 外,天气也有意成全他。50 年代初的几年,历来比较干旱的摩尔达维亚风调雨顺, 由集体化运动引起的动荡基本平息,共和国迎来了战后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 摩尔达维亚农业的支柱——葡萄和水果的栽种面积和产量都有扩大和提高。各种树 龄的果树和浆果栽种面积由1950 年的4 万公顷,扩大到1953 年的6 万公顷,同 一时期各种树龄的葡萄栽种面积由8 万公顷扩大到11 万公顷,而结果期的葡萄园 面积也由7 万公顷扩大到9 万公顷。1953年与1950 年相比,共和国水果的收获量 提高了20%,葡萄的收获量提高了37.5%,而制糖用的甜菜产量提高了60%以上。 此外,粮食作物的总收获量即入库产量提高了近11 万吨,工业总产值在1950—1955 年5 年中提高了57.8%。①而且,勃列日涅夫非常擅长地大兴土木,进行基本建设, 也让人们对共和国首府基什尼奥夫大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觉。1952 年 1 月,《真理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 在基什尼奥夫的全部历之中,它的居民从未见到今天正在边行的如此宏大的工 业建设和其他建设工程。崭新的巨大的居民楼正在把城市的中心街道列宁大街打扮 起来。一幢120 个单元的居民大楼、食品工业部办公楼、歌剧院和一个电影院正全 速建设……市内较贫困的地区正迅速加以重建,主要是建起了居民楼……植树造林 规模巨大,进展神速,仅在1951 年就栽种了200 万株花木。 尽管摩尔达维亚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但有了上面这些就能够说明第一书记 的政绩了。1951 年秋,勃列日涅夫像在扎波罗热一样,两次在《真理报》头版致 信斯大林,向他报告摩尔达维亚果农和葡萄种植及制酒工作者取得的辉煌成就。第 二年秋天,他终于有机会到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报告,而这次莫斯科之行的收获大 得连他自己也没想到。 1952 年10 月5 ~14 日,联共(布)第19 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作 为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不仅是当然的代表,而且还 是该共和国代表团的团长。由于距上次代表大会相隔了13 年,尽管勃列日涅夫此 前已身居高位,但他无机会以党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出现在克里姆林宫,这次是他 一生中众多个第一中的又一个第一。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不大,代表团人数很少,按说勃列日涅夫不会太引人注目。 但在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就两次提到勃列日涅夫的名字,并请他发言一次。主 持这次会议的莫洛托夫受代表团代表委员会委托,建议选举大会秘书处,建议立即 被大会通过。在选举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时,勃列日涅夫的名字被列在其中。当然, 这都不是什么实质性的,并未引起代表们和外界注意。同样,当勃列日涅夫被安排 在第二天下午倒数第二个发言时,也不会太引人注目。他的发言跟前面14 个发言 者的内容大同小异,在介绍共和国近几年取得的成绩时贯穿着对党、对斯大林的颂 扬。而坐在克里姆林宫大厅中的1192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67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 也只是在勃列日涅夫以特别加重的语气颂扬斯大林时,才报以“长时间的鼓掌”。 看来,斯大林对这个高大、结实、穿戴讲究的摩尔达维亚党的领导人留下了印象。 当人们把勃列日涅夫指给斯大林看时,斯大林转向发言的勃列日涅夫说道:“多漂 亮的摩尔达维亚人。” 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更改党名的决议,此后苏联共 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更名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按照 党纲,代表大会选出由126 人组成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勃列日涅夫名列其中。这很 自然,所有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均被选入。接着,在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上, 大家对据说是斯大林亲自念的一份名单进行了表决,选出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取 代了原来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根据新通过的党纲,前者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后者负责日常工作,“主要是组① 以上数字均引自苏联官方出版的统计年鉴和按 年鉴上数字进行换算得到的。可参见由李仁峰主编的《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 农业出版社1981 年版,及由陆南泉等人翻译的《苏联国民经济60 年纪念统计年 鉴》,三联书店1979 年版。 织对党的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和挑选干部”。可见,这两个机构才是真正大权 在握的最高决策机关。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两个机构中都有勃列日涅夫! 他是11 名主席团候补委员之一,也是10 名书记处成员之一。在书记处中, 只有勃列日涅夫、伊格纳托夫、别哥夫三人是主席团候补委员。从名义上讲,他们 与斯大林、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人在这里是平等的。 勃列日涅夫能入选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的确出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料。人们在对 主席团和书记处组成人员进行推测时,几乎没人把第一次参加代表大会、在此之前 远离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勃列日涅夫考虑在内。只是两年前他被选为摩尔达维亚党 中央第一书记时,他的名字才超出乌克兰的范围为党内更多的人所知道,但仍然谈 不上有多大的知名度和影响。这当然不能怪勃列日涅夫,他“统治”的共和国太年 轻也太弱小了,它不仅加入联盟的时间最晚,而且面积、人口、工农业生产整体水 平都是排列最后的加盟共和国之一;同样,他“领导”的党组织也太弱小了,不足 6 万名的党员在全党688 万正式和候补党员中连1 %都占不到,甚至还不如第聂伯 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党员多。①按苏联人那种习惯以数量作为衡量尺度的思维模式, 勃列日涅夫能当上中央委员就够幸运的了,要知道在苏联家喻户晓的朱可夫元帅也 还只是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如果说进入中央委员会是沾了他是加盟共和国党中央 第一书记的光,那进入主席团就不是这样了。在主席团正式和候补的36 名成员里, 只有3 个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列·格·麦利尼科夫是 正式委员,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尼·谢·帕托利切夫和勃列日涅夫是候补委员。 而在剩下的13 名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中,无论是领导的党组织规模还是政治 资历,超过勃列日涅夫的不乏其人。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书记处10 名成员中, 只有勃列日涅夫一人是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党龄比勃列日涅夫长、并且在 党内的资格比勃列日涅夫老的麦利尼科夫和帕托利切夫却没能入选。②这次代表大 会开完后,麦帕两人还要返回基辅和明斯克去管理各自的共和国,而勃列日涅夫则 要由偏远的基什尼奥夫搬到莫斯科来,在书记处处理党的“日常工作”。勃列日涅 夫不仅以难以想象的步幅在政治的阶梯上迈上了一大截,而且还一步跨到了苏联的 政治中心,在这个令多少人向往、却又以“不相信眼泪”为格言的首都安家落户了。 1952年11 月7 日十月革命35 周年的庆典上,勃列日涅夫平生第一次登上了列宁 墓,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身份检阅盛大的庆祝游行。他这时的心情和感觉 恐怕和7 年前胜利阅兵式那天不大一样,受阅者和检阅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有 极大的位置差别。这种位置的转换绝大多数人用一生的时间都无法实现,而勃列日 涅夫仅用了7 年的时间就做到了。 那么,他应该感谢谁呢? 感谢斯大林吗?这是人们通常会首先想到的人。不错,斯大林当时握有的权力 无人能比,他的意志仍然是全党的意志,他提出的哪怕是最微小的建议在党的最高 决策层中只会得到一种反应:赞成,更何况像组成中央委员会① 据此次代表大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供的数字,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代表团由12 人组成, 按每5000 名选一名代表的规定,该州党员人数已达6 万名。 ② 麦利尼科夫和帕托利切夫均于1928 年入党。前者自1945 年起任乌克兰 党中央第二书记、1947 年起任第一书记。后者1947 年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1950 年任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1941 年起便成为联共(布) 中央委员。 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人选这样重大的人事安排了。他在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 念的名单上的每一个人,如果不经他的最后认定都不可能写在上面。但是,没有任 何材料证明斯大林认识、了解、或是在此之前接见过勃列日涅夫。除了勃列日涅夫 后来自己说的在扎波罗热时那次与斯大林极为可疑的通话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斯大 林对勃列日涅夫仪表的那句评价之外,在这两个隔任继承者之间此前的个人关系中, 就只有一片空白了。到底是斯大林把他不知道、不了解的勃列日涅夫写到名单上去 的呢,还是他在别人提供的名单上正是由于不了解才没有把勃列日涅夫划掉呢,至 今还是一个谜。但斯大林同意把原来由11 人组成的政治局扩大为由36 人组成的 主席团、把原来6 人的书记处扩充到10 人,无疑是给了勃列日涅夫一个跻身最高 领导集团的绝好机会。 也许不能不感谢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没有他们两人中的哪一个,勃列日涅夫 的升迁都是不可想象的。赫鲁晓夫作为勃列日涅夫的政治提携者所起的作用有目共 睹,在勃列日涅夫坐上苏共最高领导位子之前的政治生涯中,赫鲁晓夫是个不可或 缺的人物,而且越到后来他对勃列日涅夫政治命运的影响越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成为后者命运的主宰。如果说把勃列日涅夫推上高位有什么幕后力量在起作用的 话,那么这种力量的最终化身就是赫鲁晓夫,即便现在还无法肯定斯大林念的那份 名单就是赫鲁晓夫帮助拟定的,①但出现在名单上的勃列日涅夫是百分之百地被作 为“赫鲁晓夫的人”看待的。 马林科夫所起的作用就更加微妙。斯大林在晚年日益冷淡和疏远了与那些“老” 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人的关系时,马林科夫和赫鲁晓 夫等“新人”得以迅速密切与斯大林的关系,成为少数几人有幸进入斯大林身边 “小圈子”的人。特别是在1948 年日丹诺夫逝世之后, 马林科夫在中央的影响 力迅速增加。也许正如西方的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们分析的那样,斯大林出于制衡 马林科夫权力的考虑, 1949 年便把赫鲁晓夫调来莫斯科,任联共(布)中央书记 兼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要竭力保护已有的影响和权力,排斥 一切新的竞争对手;一个在领会了斯大林的意图后,想方设法不让他失望。这样两 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不可避免了。在政治斗争中,干部的安排和使用,尤其是关键职 位上的人选,意义重大,因此双方都会千方百计地安插“自己的人”,限制、削弱 对方的力量。 这是一个政治常识,同时也是当时苏共内部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从马林科夫 这个角度看,在赫鲁晓夫的人当中,只有勃列日涅夫资历最低、最没什么棱角,因 而对自己的威胁也就相对最小,如果让他选择的话,当然首选勃列日涅夫。②既然 赫马之间的力量平衡是斯大林要求的效果,因此不管名单的拟定者是谁,他都必须 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凡属于赫鲁晓夫一派的人,马林① 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 录中,坚决否认自己与那份名单有任何关系。而且据他说,他曾问过马林科夫和贝 利亚,后两个人也都发誓说事前对此一无所知。考虑到赫鲁晓夫口述回忆录时他已 经下台,而且这件事又不是发生在他当政时期,因此似乎他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说 假话。据他推测. 这份名单极有可能是卡冈诺维奇提供给斯大林的。卡冈诺维奇是 赫鲁晓夫的政治提携人,并在1947 年任过不到一年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这 时勃列日涅夫虽是他手下的扎波罗热州委第一书记,但尚未干出成绩。等勃列日涅 夫在扎波罗热获得列宁勋章时,卡冈诺维奇已回莫斯科工作了。所以很难说他对比 自己小13 岁的勃列日涅夫有多少了解和器重。当然,所有这些都有待由可信的材 料加以证实。 ② 西方的传记作家,如原西德的莫罗佐夫执此看法。从政治道理上讲,这种 解释并非一窍不通。但同样,他也缺乏有说服力的材料证明。 科夫一派要能接受,反之亦然。对于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大师们来说,摆弄这个 魔方让它形成各方都满意的色彩搭配,并不特别困难。 如此说来,勃列日涅夫还应该感谢他自己了。他不是那种个性鲜明、恃才傲物、 盛气凌人的人,也不属于阴险狡诈、令人生畏生厌的那种小人。相反,他给人的印 象比较敦厚稳重,彬彬有礼,平易近人。这样的人即便不能讨得所有人喜欢,但是 能被一致接受。尽管他被列入斯大林念的名单里让绝大多数人感到吃惊,但几乎没 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幸,更不用说灾难了。很可能,勃列日涅夫的最大个性就是没有 个性,所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遇到的上下左右无数的政治强人们,很少有谁认为自 己不能控制他而在一开始就拒绝他,往往是在被他控制住了以后才体会到这个人的 能力。这也许是一种政治上的韬光养晦,或是一种政治成熟的表现。不管怎么说, 它保证了勃列日涅夫在已有的近20 年政治生涯中没栽大的跟头。 总之,勃列日涅夫的这次升迁是多种因素形成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斯大林、 赫鲁晓夫、马林科夫以及勃列日涅夫本人等这些我们今天看得见的因素缺一不可。 勃列日涅夫的这次“定位”既然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反过来说,其中任何一种因 素的变化都可能使勃列日涅夫的命运发生变化。不知道勃列日涅夫当时是否清醒地 认识到这一点,即尽管他已贵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但他仍然 是斯大林党的一颗螺丝钉。就像越接近震中震级越高一样,越接近政治中心这颗螺 丝钉所受到的作用力也越大,因此脱落、甚至断裂也就不足为奇。就在勃列日涅夫 被“拧在”这个新位置上不到五个月,苏联内部的一场强震让他尝受了第一次重大 的政治挫折。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