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经受政治风雨洗礼 1956 年,苏联政治生活中第一件、也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就是苏联共产党第 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当这四年一次的代表大会于2 月14 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 开幕时,恐怕谁也没想到它会在苏联历史和国际共运史上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引 起一连串令世人惊愕的后果。在斯大林逝世、马林科夫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后召开 的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成了最引入注目的人物。他在大会一头一尾作的两个报告, 即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关于个入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成功地为“赫鲁晓夫 时代”的开始树起了里程碑。 勃列日涅夫率领咕萨克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是勃列日涅夫第二次 以党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出现在克里姆林宫大礼堂,而且两次他都是不同加盟共和 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过,上次他率领的摩尔达维亚党代表团小得可怜,而这次, 他的代表团人数在15 个加盟共和国中排第三位,如果不算俄罗斯联邦内的各代表 团的话,那么哈萨克仅次于乌克兰。作为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 依惯例获得一次大会发言机会。假如没有1955 年的干旱和歉收,勃列日涅夫本可 以向代表大会汇报更多的成绩,现在他只能把调子定得尽量低些。主要的成绩集中 在开垦荒地上,他向代表们透露了当时还属于内部的数字,“实际上,开垦了1800 万公顷的荒地,比预定计划多270 万公顷”。①大会速记记录显示,代表们对此报 以热烈的掌声。莫罗佐夫就此评论道: “在一个依然还是第二流的干部发言中响 起掌声,这是罕见的”。②勃列日涅大还谈到了哈萨克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如工业中的开采部门和冶金部门,农业中的畜牧业,等等。作为一名政治 家,特别是作为赫鲁晓夫的亲信,勃列日涅夫的这种表面上的自我批评,有其深刻 的政治寓意。像哈萨克这样蕴藏着占全苏总量2/3 的铅、近1/2 的铜和镉、储量极 大的铁矿石和煤与石油的共和国,完全“具备一切条件,成为苏联最强大的工业和 动力中心之一”,然而“我们并没有充分利用那些条件”。显然,这是一种决策失 误。同样明显的是,对此负责的不是刚刚当了半年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勃列日 涅夫。至于他的前任波诺马连科,尽管他比勃列日涅夫在这个职位上呆的时间长些、 因而责任要大,但他也不应承担主要责任,因为他毕竟也只是个执行人而非决策者。 他的背后是一年前身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位的马林科夫。人们尚记忆犹新,正是 马林科夫在1953 年8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刻意强调政府将大大增加 对轻工业、食品工业、农业的投资,指出这是两三年内要完成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而对苏联一贯强调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理论,没有像以往那样提到首要位置。在特定 的历史环境中,这成了马林科夫政治上的致命伤。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赫鲁晓夫 成功地抓住这一点并赢得对马林科夫的第一回合胜利,迫使后者辞去了部长会议主 席职务并承认了在发展重工业问题上的“过失”。现在,勃列日涅夫举出哈萨克发 展工业、首先是重工业方面的不足,只不过是为证明马林科夫的错误和赫鲁晓夫的 正确加一个新的注脚。 ① 在1957 年出版的《1956 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中公布了垦荒数字。 与勃列日涅夫说的略有不同,1954—1956 年哈萨克共开垦荒地1987 万公顷,居 全苏首位。 ② [西德] 米·莫罗佐夫:《勃列日涅夫传》中译本,三联书店1975 年,第 201 页。 和历届代表大会一样,本次大会也投票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勃列日涅夫是 新当选的133 名中央委员之一。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出 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勃列日 涅夫来说,一切似乎是1952 年十月全会的重演:他又被选举为主席团候补委员和 书记处书记。当然,勃列日涅夫达到的只不过是他四年前就已得到的位置,但只要 作个横向比较就不难发现,勃列日涅夫是最“幸运”的。在1952 年被选为主席团 候补委员的11 个人中,只有勃列日涅夫经过4 年动荡不定的岁月后重新当选,其 他10 个①人在党内的职位现在没有一个超过他,尽管这里面有自1940 年起就任 苏联人民委员会(1947 年改称部长会议)副主席的柯西金,有已经担任17 年苏 联财政人民委员(部长)的兹维列夫,有享有党内哲学家声誉的尤金等人。 在处理党内日常工作的核心机构——书记处中,勃列日涅夫被安排分管国防工 业、重工业、基本建设以及发展宇宙航天技术方面的工作。与前三项相比,发展苏 联的宇航技术当时还是一个崭新的工作领域。像开垦荒地一样,热核武器及其与此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宇宙火箭技术,也是赫鲁晓夫特别关注的对象。越来越明显的是, 在热核时代,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苏联的国家安全以及苏联的国际影响和国际地位。 但这又是一个包含当时自然科学中诸多前沿理论和尖端科技成果的庞大综合问题, 远比开垦荒地复杂、艰难得多。 即使赫鲁晓夫对此非常重视,经常过问并发布指示,但他不可能像熟悉小麦和 玉米一样去熟悉火箭和卫星。再说,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也使他没有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去了解那些天书一样的运算公式和符号。他必须物色一个能让他放心的 亲信,帮他管理此项工作并督促其尽快取得他所要的成果。 于是,在哈萨克不辱使命的勃列日涅夫再次被选中了。此外,可能还有两个原 因决定了勃列日涅夫的工作安排:其一,在书记处的八名书记中,他是惟一既有冶 金工程师职称又有将军军衔的人,也是惟一一个在斯大林逝世后在军队最高领导机 关里工作过的人,而分管国防工业及发展宇航的工作,无疑都要跟军方打交道;其 二,苏联领导人曾有意在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境内的荒原上选一块地区,作为宇宙火 箭发射场场址。据勃列日涅夫说,为火箭发射场选址,是他们赴哈萨克执行垦荒任 务时中央交给他们的另一项秘密任务。①这样勃列日涅夫又成了书记处中对哈萨克 境内这个未来的基地最有发言权的人了。 就这样,苏联历史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苏共二十大,对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命 运也产生了重大影响。1956 年初春,他离开了令他终生难忘的哈萨克,重新回到 了莫斯科,并且至死都没有再被从这块政治中心上排挤出去。 哈萨克盘根错节、风雪交加的草原垦荒成为过去,现在,一块新的“处女地” 正等着勃列日涅夫组织新的大军来开发。 在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偏西南部,与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共同拥有一个内陆湖 ——咸海。从咸海东岸沿锡尔河东行约200 公里有个叫列宁斯克的地方,现在属于 人口上万的行政区,但在50 年代中期,这个原名丘拉塔姆的地方,还是人烟稀少、 荒漠连天的不知名的小村镇。早在1955 年上半年,肩负开垦和为火箭发射场选址 双重任务的勃列日涅夫来此地视察,结果,他没有① 其中安·扬·维辛斯基已于 1954 年11 月22 日在纽约逝世。 ① 见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宇宙的十月革命》,载《勃列日涅夫回忆录》 (专辑·续编),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出版。 为共和国找到一块有开垦价值的荒地,却为苏联选中了一块火箭发射场的候选 场址。当时除了在哈萨克建发射场方案外,还有个北高加索方案。两个方案的支持 者展开激烈辩论,作为主管书记勃列日涅夫无法回避要对这两个方案表态。经过研 究和与有关专家交谈,勃列日涅夫决定支持哈萨克方案,理由有两条。其一,尽管 选择北高加索方案可能建设速度会快一些、简便些、花钱少些,但这将毁掉成百上 千公顷极好的可耕地和优良的牧场,相反,哈萨克方案就不会造成这方面的损失。 这条理由想必对发展农业和畜牧业非常关心的赫鲁晓夫留下深刻印象,作为苏共中 央第一书记,他的倾向往往又是决定性的。其二,在原本是荒漠的地区兴建火箭发 射场,势必改变这一地区落后面貌,因此,国家的投资可以一举两得,收到双份效 益。这一条,无论是对总想方设法从中央多争取资金的地方干部,还是对总感到钱 不够用的中央领导人,都还算是能让双方满意的选择。因此,中央赞成哈萨克方案。 于是, 日后举世闻名的拜科努尔宇宙发射场,就在哈萨克破土动工了。 尽管勃列日涅夫在书记处分管发展宇宙科技方面的工作,但他在这方面充当的 实际角色,还是一个执行者和协调人。国家宇宙航天的最高决策者仍然是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的工作直接向他负责,除了例行的请示汇报外,凡是稍大一点 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都习惯于请示赫鲁晓夫拍板决定。同时,对于具体设计、制 造宇宙航天器、火箭以及发射场建设工程的纯技术部门和专家们,他又是个“门外 汉”,起不了什么实际作用。他的优势和特长,就在于介于决策者和从事具体工作 的科学技术人员之间,上令下传和下情上达,或是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以比较 超脱的身份,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他也因此结识了当时苏联一些一流的宇航专 家及与此有关的军方人士,像苏联航天学奠基人之一、火箭和航天系统总设计师谢· 巴·科罗廖夫,宇航学理论家姆·弗·凯尔迪什,军用火箭专家米·库·扬格利, 当时任苏联国防工业部部长、1976 年后任国防部长的德·费·乌斯季诺夫,军事 防御体系专家、拜科努尔发射场工程总负责人格·马·舒布尼科夫将军,第一任战 略火箭军总司令米·伊·涅杰林…… 在1957 年5 月1 日拜科努尔发射场交付使用之前,勃列日涅夫的注意力主要 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射场工程建设,二是运载火箭和航天器的设计研制。这两 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拜科努尔发射场工程进行得非常艰苦。由于工程是在荒原上进行,建设者们只 能住在车厢和帐篷里。他们需要首先挖掘和运走100 多万土方,因此,整个工地上 空尘土飞扬,遮天蔽日。为了抢时间,工程昼夜不停地进行,但就在离基坑设计深 度还剩下几十米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钻孔中喷出地下水来。在干旱的草原 上,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况。经过紧急勘察,原来基坑附近有条地下河,如不立即采 取措施,工地随时都可能被淹没。工程负责人在把情况上报的同时,也提出了几种 应对方案,如边抽水边施工,在远离地下河的地方重挖基坑,以及能否减少基坑的 设计深度,等等。但前两个方案将大大延迟整个发射场竣工的时间,在工程期限已 经被卡得很死、且这里的工程已经引起西方国家密切关注的情况下,谁也不敢对延 迟工期造成的后果负责。而后一个方案在科学上就根本行不通,用发射场总设计师 的话说,发射架的深度不能小干火箭启动时气流自由行程的长度,“这在今天是一 条法律”。 工程只好暂停下来。也许,勃列日涅夫后来所说“这项建设工程曾引起了极大 的焦虑和关注”,这次就是其中之一。要不是一位工地主任突发奇想,工程可能还 会拖延下去。这位主任建议用强力爆破法把水压出去,即便几周后水再流回来,还 是来得及浇灌混凝土底基,建成抽水站,修好排水渠。工程总负责人舒布尼科夫将 军认为这是最后的机会,值得一试,并向勃列日涅夫讲明了情况。勃列日涅夫当时 让他们马上行动。但在舒布尼科夫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消息时,他又“对这个大胆的 施工方案的后果感到焦急不安”。不过,勃列日涅夫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往拜 科努尔打电话,他只是“等待着”。结果,“舒布尼科夫终于说话了”:强大的爆 破不仅暂时顶住了地下水,而且完成了基坑剩下的几十米厚度的上方。尽管地下河 后来又在渗水,但基坑按时完工了。 相对于发射场工程和地下河来说,运载火箭的研制付出的代价更大。当时苏联 大功率火箭系统的研制由科罗廖夫领导的设计同页贡。早在1932 年,年仅26 岁 的科罗廖夫就领导着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火箭技术研究所——苏联国家喷气推进研究 所进行火箭武器的研制工作,并在第二年试射成功了苏联第一枚液燃火箭。他的研 制工作得到当时苏联陆海军副人民委员兼工农红军装备部部长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的大力支持。可惜没过几年,图哈切夫斯基被莫须有地指控犯有“叛国罪”遭到处 决,一大批军工方面的科研人员受到牵连,被捕入狱,科罗廖夫是其中之一,所幸 的是在以后的10 多年中,科罗廖夫仍被特准在没有人身自由的情况下继续其研究 工作。斯大林逝世后,科罗廖夫恢复了自由和名誉,唤发起他极大的工作热情。由 于当时苏联尚不能制造能飞到美国的远程轰炸机,而美国可以轻易地用它在欧洲基 地上的轰炸机威胁苏联,使苏联在同美国的抗衡中处于下风,因此以赫鲁晓夫为首 的领导人认识到,苏联需要拥有比轰炸机更可靠、能把炸弹投到敌人家里的手段, 这就是洲际导弹。然而要把约2 吨重的原子弹投到6400 公里外的目标,需要有至 少455 吨推力的巨型火箭。而科罗廖夫正是苏联远程火箭系统首屈一指的专家。于 是他被请到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给党的最高领导人进行火箭和导弹知识的 “扫盲”,并带领他们参观发射场。赫鲁晓夫把这些高级领导人当时的惊奇神态描 写得惟妙惟肖,说他们就像一群绵羊第一次看见一扇新门,还像市场里的农民,绕 着巨大的火箭转来转去,摸摸拍拍,就差用舌头舔舔,尝尝它是什么滋味了。①这 群人中是否有勃列日涅夫,不得而知,但自1956 年后,他与科罗廖夫的私人关系 和与其设计局的工作关系都迅速密切起来。他亲自视察科罗廖夫设计局,关注着大 功率运载火箭“谢苗尔卡”的研制进程,在乌斯季诺夫陪同下,勃列日涅夫亲临试 验场观看运载火箭发动机的点火试验,分享成功的欢乐…… 1957 年8 月3 日,经过前几次发射失败后,“谢苗尔卡”火箭终于发射成功。 火箭从拜科努尔起飞后,在地面导航系统引导下,飞行到堪察加半岛附近的太平洋 海域,这次发射成功使莫斯科深受鼓舞,对科罗廖夫的工作更加重视。但科罗廖夫 并不满足于发射火箭,他的志向早就对准了更惊人的目标。第一次发射成功后,他 找到勃列日涅夫,建议在下一个火箭上安装一颗最简单的卫星。他对感到有些吃惊 的勃列日涅夫说: “我们为什么要装上一个重物?那是宇宙飞船的模型,让它在地球上空飞行, 可以得到有关地球电离层的第一手科学数据,又可以检验地面观察系① 赫鲁晓夫 的这段记述及他与几位科学家的交往,可见《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第三 章。 统。” 发射地球卫星的设想,科罗廖夫在1956 年研制“谢苗尔卡”时就提出了,但 为决策层否决。科罗廖夫在加快研制“谢苗尔卡”火箭的同时,也在研制卫星,到 这时,卫星已经制造完成了。这些情况勃列日涅夫完全了解,他很钦佩这位科学家 的勇气和政治头脑。在他看来,科罗廖大预见到宇宙研究将对世界形势产主巨大影 响,懂得“通过显示宇航学的成就可以令人信服地表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进 步的道路上已遥遥领先了”。对于如此重大问题,必须要由最高领导集团讨论。在 讨论过程中,除了政治意义外,很可能勃列日涅夫还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 他曾就发射卫星可使国民经济得到什么实际效益的问题,争求过当时任苏联科学院 院长的亚·尼·涅斯梅亚诺夫院士的意见。院长告诉他,他们成立了一个由各科科 学家组成的专门小组,讨论开发宇宙的前景。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卫垦一定要发射, 因为“卫星的应用领域将会是多方面的”,对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从事基础研究 的其他专家的研究工作都十分重要,并且还可以改善同边远地区的联系。尽管当时 也有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有了上述两条理由,就足以影响最高领导人的决策 取向了。 1957 年10 月4 日,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播放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人类 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苏联领土上飞向太空。这颗重83.6 公斤的卫星在向 世人显示苏联强大的宇宙科技潜力的同时,也激起了苏联领导人更高更大的发展字 航事业的热情。用勃列日涅夫的话说,它“很自然地促进了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 这种促进的一个证明,就是在卫星发射刚刚成功,勃列日涅夫便把科罗廖夫请来, 热情祝贺他成功后便急不可待地提出新的要求: “最近能发射新卫星吗?” “我们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大概过个把月到两个月就可以准备好下一次发射。” 科罗廖夫挺有把握。 再过一个月零三天就是十月革命节,而且是40 周年大庆,勃列日涅夫当然不 会错过这次献礼的机会。“好吧,这对全国人民来说可是件好礼物。不过,你们要 考虑:我们不要重复已经做过的。非常重要的是,要使新卫星在质量上超过第一颗。” 很可能这不仅仅是勃列日涅夫个人的要求,而是赫鲁晓夫、甚至是主席团成员 们的共同愿望。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让他们体会到了在当时高精尖的科研领域独 占鳌头的那种兴奋与自豪。在夺取了宇宙空间的领先地位后,他们需要保持住这种 地位,以便把它变成一种资本,一柄让任何人都不敢对苏联有非分之想、更不敢轻 举妄动的镇山宝剑。被勃列日涅夫称为“卓越的政治家”的科罗廖夫迅速从勃列日 涅夫的话中领悟到问题的实质:“当然,我门打算进行动物实验。这将向前迈出一 大步。”第二天晚上,科罗廖夫打电话告诉勃列日涅夫,他的工作人员都已提前结 束了休假,“我们已经投入工作”。 科罗廖夫和他的同事们没有让人们失望,就在第一颗卫星上天整整30天后,苏 联的第二颗卫星又被送上了太空。这颗卫星重达508 公斤,是第一颗的6 倍多。卫 星上除了携带更多的科学仪器外,还载有一条名叫“莱卡” 的小狗。这颗卫星在空间飞行一周、发回大量珍贵数据后,载着小狗安全返回 地面。“莱卡”撞开了地球生命体进入宇宙空间的大门。此后,苏联又于1960 年 8 月19 日和12 月1 日,分别发射了两艘载有小狗的“东方”型宇宙飞船,进一 步了解了大空环境,为人类进入宇宙空间创造了条件。在一股汇入了国家荣誉和尊 严的强大动力推动下,人类进入宇宙的这一天很快在1961年4 月12 日开始了。当 尤里·加加林驾驶“东方”号宇宙飞船用1 小时48分钟绕地球一圈后返回地球、降 落在伏尔加河中游的萨拉托夫州境内时,苏联又率先给了世界一个惊奇:在探索外 层空间、开发宇宙方面,苏联又一次无可争议地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4 月14 日,勃列日涅夫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身份,①为加加林佩带 上了一枚列宁勋章和一枚苏联英雄金星勋章。同时,还向七位贡献突出的科学家和 设计师授予“镰刀与锤子”金质奖章,向众多设计师、工程技术人员、领导工作者 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勃列日涅夫也是该称号获得者之一。这是对他这几年 在协调领导发展苏联宇航事业工作的肯定。就勃列日涅夫个人而言,他主管宇航工 作这几年,正是苏联宇航事业突飞猛进、接连取得重大成果并在多方面占据世界领 先地位的几年。当然,这绝非勃列日涅夫个人的功劳,但他主管下的这项事业的蓬 勃发展不能不对勃列日涅夫产生影响,他得以从更近的距离了解这项新兴科技领域 发展的情况和前景,得以从工作关系到私人关系结交一大批这方面优秀的科学技术 人才,也更能体会到这一领域取得的成果中蕴含的巨大政治和经济意义。也许正因 为如此,在他当政的18 年中,他一直特别重视加强苏联在这一领域与美国的竞争, 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如果说一个人的经历能决定或改变他对某种事物的看法,那就 应该想到,勃列日涅夫后来对火箭、导弹、飞船、空间站等表现出的热情与偏爱, 与他这段工作经历,不会没有联系。 苏共二十大后到1959 年1 月打破常规召开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几 年中,无论是苏联国内还是国际,重大的事件接连爆发。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发生 了反对官方推行反对个人崇拜运动的示威游行,并演成流血冲突;相反,在匈牙利, 从苏联吹来的为个人崇拜受害者平反昭雪之风,配合着特殊的气候和土壤,最终酿 成一场物损人亡的悲剧;波兰的工人和市民也以激烈的方式表露出他门对现行体制 的某种不满。铁托的访问使赫鲁晓夫成功地打破了封冻两国关系的坚冰;而远在千 里之外爆发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使苏联有机会以一个能把导弹发射到7000 公里之 外和把卫星送上大空的强大国家的身份,向英、法和以色列提出公开的挑战。不过, 赫鲁晓夫在对外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气势的同时,他自己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严重的 挑战。1957年6 月,主席团内部的一场发难,险些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而4 个月 后他对个人声望如日中天的朱可夫元帅的处理,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自己权力的一种 忧虑……勃列日涅夫尽管这期间主要精力集中在国防和宇航事务,但身为主席团候 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不可能彻底置身上述重大历史事件之外,特别是在最高领导 层内那些与他政治命运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斗争中,他不能也无法仅做个旁观者,尽 管他暂时还当不上呼风唤雨的主角。我们可以选择上述事件中的几个,观察一下勃 列日涅夫在这些重大事件中的表现及其所起的作用。 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很快按照党团 组织系统进行了传达。人们在震惊之余,免不了对与产生个人崇拜相① 1960 年5 月勃列日涅夫接替伏罗希洛夫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关的方方面面提出疑问和批评,而群众批评的矛头除了针对斯大林外,又不可 避免地指向斯大林在世时就身居高位、现在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那些人。形势发 展有些出乎领导集团预料,为使局势不致完全失控,苏共中央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 包括要求基层党组织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只把那些维护党的总路线和能为完成二 十大决议而斗争的人留在党内。 1956 年6 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就“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作出专门决议, 确定了各级党组织讨论此问题时的讨论方向。7 月,中央向各级党的机关和组织发 出公开信,告诫有关领导人要采取严厉措施,追究对二十大决议进行“不正确”讨 论的党员个人和组织的责任。有迹象表明,中央认为只在党组织内部采取行动还不 够,还必须加强对群众的政治工作,并对反苏的敌对分子进行反击。为此组成了一 个委员会准备有关文件,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就是勃列日涅夫。①12 月19 日, 委员会把《关于加强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和对反苏敌对分子实施反击》文件 草案提交给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这也是以信的形式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的指示。 信中说:“在国际反动派的影响下,国内可怜的反苏残余分子在已有的反社会主义 制度的敌对情绪下,企图利用我们的困难和不足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对共产党和 苏维埃国家的政策进行恶毒的诽谤,散布各种挑拨性流言,企图动摇人民对党的信 赖和对社会主义各国实力及它们兄弟般友谊的牢固性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 善于利用某些党员和党组织领导人政治上的疏忽大意和庸俗的怜悯,用虚伪的批评 与自我批评的言辞、用‘为民主’而斗争的口号掩盖自己的敌对活动。” 信的结尾也是“程式化”的:“苏共中央特别强调,对敌对行动除了与之进行 斗争外我们不可能有两种态度。无产阶级专政在对待反苏分子的态度上应该是无情 的。在检察机关、法院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共产党人应该警惕地维护我们社会主 义国家的利益,对敌对分子的阴谋提高警惕并依据苏维埃政权的法律及时惩处破坏 活动。” 经过30 年代末“大清洗”时期的人们,很容易地从这些用语中看到那个年代 的影子。而且不仅是语言,还有行动。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逮捕并审判了一批“反 苏分子”,如以列沃利特·比缅诺夫为首的一批年轻的列宁格勒人,以利沃夫·克 拉斯诺别夫岑夫为首的莫斯科大学里的年轻教师和研究生,等等。被逮捕和审判的 人中,既有党员也有非党人士,因此这是斯大林逝世后又一次全国范围的“清洗” 运动。勃列日涅夫是否卷入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这场“清洗”运动,现有的材 料还不足以使人们作出准确的判断。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由他领导的委员会起草 出来的那封给各级党组织的信,是启动这场运动的最后一道电闸。同时,从这封信 中也可以看出斯大林时代留给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事们的印迹是如此深刻,以致在反 斯大林的第一个高潮中,他们仍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斯大林式的语言和方法来表达自 己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当然,据此说勃列日涅夫是个斯大林主义者,未免 有些言过其实;但至少可以这么说,即便是在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勃列日涅夫 都不是个积极的反斯大林主义者。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曾坦率承认,在斯大林逝世 后的几年中,“我们没有能同过去决裂”,在他去世后还不能摆脱他① 该委员会 中有主席团委员格·马·马林科夫、书记处书记阿·鲍·阿里斯托夫、尼·伊·别 里亚耶夫,中央委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阿·谢洛夫,中央候补委员、苏联 总检察长罗·安·鲁坚科。 的统治,“始终未能完全摆脱在搜捕人民的敌人的那段时期中,支配着我们的 那种歇斯底里的心理后遗症”。①尽管赫鲁晓夫说这是在1956 年以前,但心理后 遗症很难用一剂药就能治愈,更不大可能在短时间根除。赫鲁晓夫尚且如此,又何 况勃列日涅夫呢? 进入到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也给勃列日涅夫提供了积累外交经验的机会。虽然 年近半百的勃列日涅夫在党内的名气日渐增大,但在外交方面他的实践机会少得可 怜。如果不算战争后期随军打出国境线的话,那么直到1956年3 月他才获得第一次 出国机会:率领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到平壤出席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种 两党之间礼节性访问中,很难展现什么外交风格,但毕竟勃列日涅夫在国际舞台上 亮相了。 以勃列日涅夫的身份,出访的机会不是很多。此后,他要更多地依靠接待来访 的外宾和参加主席团讨论对外政策的会议,来慢慢丰富自己的外交经验了。到1956 年秋天,他已会见过一些著名的来访人士,如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柬埔寨的西哈 努克亲王、法国总理居伊·摩勒及南斯拉夫的铁托。其中铁托的来访最为引人注目。 不过,在铁托逗留苏联期间,除了到车站迎接、盛大的宴会和送行外,勃列日涅夫 尚无机会参加小范围的会谈,而只有这种小范围会谈才往往是实质性的。然而三个 月后机会就来了。9 月下旬至10 月初,铁托应邀来到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休 息”,并与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基里钦科、勃列日涅夫和苏共最高领导层里的 惟一一名女性主席团候补委员福尔采娃等人,“就两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会谈”。 尽管会谈是非正式的,也没签署任何外交文件,但仍然涉及了当时两国都看重的问 题,如是否需要阵营,流血冲突后的波兰局势,以及在匈牙利出现的某些令人不安 的迹象。赫鲁晓夫和铁托之间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 不过,正是这种思想和观点上的交锋,让作为外交新手的勃列日涅夫学到不少东西。 赫鲁晓夫一行从雅尔塔回到莫斯科不久,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局势急剧恶化。 由于匈牙利党政领导人处理失当,10 月23 至24 日,群众性的示威游行迅速发 展成起义。许多工厂企业成立革命委员会,驻扎在首都的人民军和国家保安部队已 处于互解状态,警察局长公开支持起义者,获得大批武器的起义者给当局施加了巨 大压力。 10 月23 日,匈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驻扎在匈牙利的苏军求援。 第二天,新任总理纳吉又公开请求苏军出面干预。对匈牙利发生的事件,苏共 中央高度重视,在10 月20 日、23 日、26 日、28 日、30 日、31 日和11 月初的几天内,多次举行主席团会议,讨论匈牙利局势及其苏联应采取的对策。现 已公布的档案文件表明,勃列日涅夫作为主席团候补委员参加了上述所有会议。尽 管每次他都没有发言,然而广义他讲,他也是决策者之一。通过亲身参加对这样一 个突发的、某些方面又非常棘手的重大外交问题处理的全过程,相信勃列日涅夫不 会没有收获,至少借助这个难得碰上的机会,他知道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 引用哪些理由就可以用苏联的军事力量去干涉兄弟国家的事务,也了解了在采取行 动的前前后后需要照顾哪些关系,打通哪些关节,准备哪些补救措施,以及如何施 展各种各样的政治外交手腕,等等。人们也确实能从12 年后勃列日涅夫主持处理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看① 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第九章第二节。 出他从这次事件上学来的某些东西。 二十大后国内外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党内最高领导层内思想和路线的斗争再 度激烈起来。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势力,利用赫鲁晓夫 在处理上述事件中暴露出的弱点加强了自己的力量,积极准备寻找适当时机向这名 第一书记摊牌。不会轻易服输的赫鲁晓夫也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进行自卫和反击,措 施之一就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希望借此从反对派手中剥夺一部分权力,削弱他们 的地位和影响。1957 年2 月中旬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会上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 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决议》,就是赫鲁晓夫采取的一 项兼具政治和经济意义的改革。 赫鲁晓夫提出改变过去那种按专业部主管机关管理国民经济的形式,采取新的 分区管理形式,这就意味着将取消原来管理工业和建筑业的各联盟部、共和国部, 而在工业发达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作为管理工业和建筑业 的基本环节。无疑,这对打破传统的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系,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吸引更多的人参加生产管理是有益的;同时这也是对在现有体制下掌握管理大权的 经济技术官僚们的一个沉重打击。反对赫鲁晓夫的力量逐渐联合在一起,他们在主 席团中的代表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这年6 月18 日要求召开一次主 席团特别会议。在连续三天的会议上,反对赫鲁晓夫的一派占多数,他们借此得以 在主席团中通过了撤销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决议。勃列日涅夫和另一 名赫鲁晓夫的坚定支持者福尔采娃虽然出席了主席团会议,但由于他们都是候补委 员,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因此对改变主席团内的力量对比无能为力。好在赫鲁 晓夫想到了召开中央全会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也多亏了国防部长朱可夫和国家安全 委员会主席谢洛夫竭尽全力调动手中掌握的力量援助赫鲁晓夫,用最快速度把上百 名中央委员和差不多同样数量的候补中央委员及60 余名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从全 国各地送到莫斯科,使中央全会得以召开。全会从6 月22日一直开到29 日。到会 的有130 名中央委员中的121 人,117 名候补中央委员中的94 人,62 名监察委 员中的51 人,一共266 人。从已发表的这次全会的速记中,可以感受到会议整个 过程中那种面对面交锋的紧张气氛。①勃列日涅夫虽不能算是赫鲁晓夫派的最积极 最勇猛的斗士,但他在拥护赫鲁晓夫、与反对派的当面交锋中也没有犹豫和退缩, 可以说“旗帜鲜明”。 会议的头两天主要是向中央委员和其他与会者介绍前几天主席团会议的经过。 勃列日涅夫自始至终参加了主席团会议,因此他多次发言作证,澄清事实真相,当 然这些作证都不利于反对派。 当马林科夫说他曾请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时,勃列日涅夫立即打断他说: “不对。需要一个半小时,朱可夫、福尔采娃、我、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米高 扬就能把所有主席团委员、所有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叫来,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 但他们拒绝了。卡冈诺维奇称‘我们这儿已经凑齐了政治局,我们今天就将解决赫 鲁晓夫的问题。’”勃列日涅夫冲着马林科夫说: “因此您要强行通过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您说,应当在今天就停赫鲁晓夫的 职并让主席团成员中的一人——是的,没说是谁——当书记。第二个问题: ① 这次全会的速记记录全文发表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编辑的《历史档案 》杂志1993 年第3 —6 期及1994年第1 期。 应当解除谢洛夫②的部长职务(场内一片喧哗),然后,我们将稍许商量一下 就可以进行我们可爱的全会了。这很像过去贝利亚领导内务部时进行的那种全会, 众所周知,你们在那儿都干了什么事。这就是实际情况。” 马林科夫仍然争辩:“是我说的召开中央全会,是我提出的关于召开中央全会 的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是我最先提出召开中央全会问题的。” 勃列日涅夫寸步不让:“我们声明,如果你们想通过决议,我们就退出主席团 以示抗议。只是在这之后,您才赞成召开全会,但要先选举领导,然后再召开全会, 这就是您赞成的那种全会。” 反对派的另一个成员谢皮洛夫在会上被人追问在中央全会之前在于什么,谢皮 洛夫说他与速记员一起在准备发言稿。勃列日涅夫在一旁插话说: “我在17 日往你办公楼的办公室打电话。你的助手说你早就去克里姆林宫了。 我问:在谁那儿?在卡冈诺维奇同志那儿。你在那里呆了两个半小时。” 这对谢皮洛夫来说非同小可,因为这暗示着他与反对派主要领导人之一卡冈诺 维奇之间有过密谋。在众人追问下,谢皮洛夫矢口否认,说是把时间弄颠倒了。但 这种否认显然是软弱无力的,已无法改变他的形象了。 随着会议的进行,反对派的失败看来是不可避免了。以后几天的会议上,赫鲁 晓夫的支持者们纷纷进行长篇发言,对反对派偎开声势浩大的围攻,勃列日涅夫也 不例外,他在6 月26 日的会议上用很长时间对反对派的密谋活动进行了揭露。他 一开始就竖起了攻击的标靶: 同志们!在我们面前展现出的触目惊心的反党阴谋的图景更加深入和完整了, 这个阴谋是由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雏奇、谢皮洛夫反党集团组织的。遗憾 的是,布尔加宁、萨布罗夫、别尔乌辛也被他们吸收到分裂集团里去了。现在一切 都明白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是这一阴谋的主要组织者和头日。被 称为‘思想家’的谢皮洛夫在这个卑鄙的事情中耍两面派。不用说,同志们,这都 是有经验的,老资格的、深谙暗中幕后活动的政治家。 在回顾了二十大后这些人的某些活动后,勃列日涅夫描述了6 月18 日和19 日主席团会议前和会中发生的事。 对我们来说,6 月18 日是和往常一样的工作日。福尔采娃同志、我、部主任 一起研究了祝贺列宁格勒建城250 周年信的草稿。我们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将接受 匈牙利记者的采访。但突然来电话说主席团全体将在主席团会议厅接受采访。我们 去了。已经有了某种不安的感觉。这之前发生了什么事?这之前在与福尔采娃的闲 谈时,她叙述说,6 月17 日晚上大使馆招待会结束后,卡冈诺维奇乘坐的汽车赶 上她、谢皮洛夫和别尔乌辛乘坐的汽车。按喇叭让他们的汽车停下,卡冈诺维奇从 车门下来,把谢皮洛夫拉下车并把他带到自己的汽车里,车就开走了。她后来问谢 皮洛夫是怎么回事,他对她说,在到叉路口前的这段路他们想一起走,然后他就变 得语无伦次并闪烁其辞。实际上,他并不是坐到叉路口,而是到卡冈诺维奇同志那 儿开会去了。这就是由他们策划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前夕发生的事。 接待记者采访前,我们聚集在一间小办公室里,米高扬同志对福尔采娃同志说 :‘他们把去列宁格勒的问题放在一边,想谈别的什么问题。显然,他们串通好了, 因此要求马上进行主席团会议。’我们与福尔采娃同志商量怎么办,决定立即叫朱 可夫和阿里斯托夫同志来开会。 ② 伊·阿·谢洛夫当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此人自1939 年就追随赫鲁晓夫。 ……在记者提出第一个问题后,我从会议厅出来去与朱可夫问志联系。然后, 我叉给阿里斯托夫同志打电话,并把与米高扬同志的谈话转告给他。 朱可夫同志来了,在进入会议厅前我对他说,一帮人要求召开主席团会议,有 些棘手的问题他们要求讨论。朱可夫同志也对我说,这天早晨马林科夫把他叫去, 跟他进行了一次奉承讨好和莫名其妙的谈话,说早晚让他当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 员,说我应该与党的领导谈一谈,等等。我当时就对朱可夫同志说,这是马林科夫 在安抚您,您要决定站在谁一边。 会议开始了。赫鲁晓夫告之,同志们请求讨论与到列宁格勒去有关的问题。我 不知道,实际上是他发觉,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这个问题。突然,马林科夫讲开了。 几分钟里他阐述了自己的‘信条’。他说,党的领导陷入危机,滋长了个人崇拜, 我不能容忍这一切,我们应当结束这一切。 勃列日涅夫说到这儿,马林科夫再也坐不住了,他冲着勃列日涅夫说: “您干吗进行歪曲?”勃列日涅夫针锋相对:“在党和人民面前我为自己的每 句话负责。”台下有人高喊:“我们相信,我们相信。” 接着,勃列日涅夫逐个点名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进行了谴责, 其中对卡冈诺维奇尤为激烈。速记记录记下了这段对话。 勃列日涅夫:……然后卡冈诺维奇发言。他打开一个有各种统计数字的纸夹, 重复了马林科夫说过的话。 朱可夫:他是从这句话开始说的:马林科夫在这里发表了个人激动的演说。 勃列日涅夫:然后,他严厉批评了农业,说我们没取得任何成绩,一切都是虚 构出来的。 卡冈诺维奇:我说的是伏罗希洛夫的令人激动的演说,而不是马林科夫。 勃列日涅夫:我应当问问您,卡冈诺维奇同志,您对农业知道什么?请您回想 一下,您是怎样带着春小麦来到乌克兰的。您有一年的时间没把乌克兰的党组织放 在眼里。 卡冈诺维奇: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勃列日涅夫:大家知道,乌克兰是秋播作物区域,而您却强迫我们减少冬小麦。 您把我们害苦了,您从政治上为此寻找理由。 赫鲁晓夫:我对斯大林同志说,我们没有多余的粮食了。 春小麦种得越多,收获的粮食就越少。 卡冈诺维奇: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波斯别洛夫:那是谁把它塞给下边的呢? 喊声:卡冈诺维奇。 勃列日涅夫:最后还有几句属于卡冈诺维奇的名言。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是个 “性情古怪的人”,“应该把赫鲁晓夫从第一书记的位子上撤下去”,“给他另外 的工作”。 卡冈诺维奇:我没用“撤销”这个词。 勃列日涅夫:请别打扰我讲话,我不是在斥责,而是在说是怎么回事。 基里钦科:他现在说他没说过这个词,而是说应该停职。 (笑声) …… 不用再引用勃列日涅夫的发言也能看到,在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的立场 和态度是何等坚定和鲜明了。在主席团中占多数的反对派,在这次全会上受到绝大 多数与会者的谴责与批评,最终彻底失败,而且身败名裂。全会通过的决议把马林 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定为反党集团,说他们使用反党的派别活动方法,力 图变动苏共中央全会选出的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全会对上述三人进行了组织处理, 撤销了他们三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还撤销了参与这一集团 活动的谢皮洛夫的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全会选出了由15 人组成的 新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勃列日涅夫名列其中。这样,经过这场激烈的党内斗争考 验,勃列日涅夫在党内的地位又上了一个台阶。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