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968年:不流血的入侵 60 年代的后5 年,国际社会动荡不宁,危机迭起。美国的侵越战争逐步升级, 不仅恶化了东南亚地区局势,也使美、苏、中等国的关系复杂化了。 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执,终于导致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而中印两 国关系上持续不断的磨擦,都使印度次大陆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阿拉伯各国与以 色列的旧怨新仇,终于酿成了战后第三次中东战争。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随着中 苏两党、两国间由意见分歧到关系破裂、再到兵戎相见,已不复存在;东欧各国的 改革尝试,引起对这些国家发展方向高度警觉的苏联的激烈反应:苏军坦克和华沙 条约国部队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要在这种复杂的 国际局势中,在爆发危机的情况下,接受对他们处理国际问题能力的考验。 执政之初,勃列日涅夫并不是苏联外交舞台上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不仅远不及 时常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赫鲁晓夫,而且他在国际社会的知名度甚至不如从事国务 活动比他早得多的柯西金。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许勃列日涅夫还有别的考虑, 譬如说要首先巩固自己党的领袖的地位,集中精力解决能够决定一切的干部问题等, 他必须接受在对外事务上,与柯西金以及后来当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波 德戈尔内平分秋色的现实。这与70 年代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外交舞台上绝对第一 主角时,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果说上述三个人之间有所分工的话,最可能的是:作 为苏联党的领袖,勃列日涅夫主要负责与外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关系,在该党 在该国为执政党时,党际间矢系与国家问关系很大程度上合二为一了。勃列日涅夫 执政的最初几年中,他出访的国家几乎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其原因大概就 在于这种分工。相反,柯西金主要负责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波德戈尔内则更 多地去“光顾”第三世界。不过,这种分工并不绝对,作为苏联党、政府和国家最 高领导人,他们既需要协调行动,也需要相互“补位”。在重大的外交活动中,常 常是“集体亮相”,以示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一致与团结。 在苏联新领导人中,柯西金的国际声望最高。他所担任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 职,也使他可以更“名正言顺”地代表苏联政府参与国际活动、处理国际事务。这 又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国际知名度。其中,出面调解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 上的冲突,使柯西金一度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克什米尔是查漠和克什米尔的简称,该地区面积22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500 万,其中穆斯林占77%,印度教徒占20%左右。由于1947 年按“蒙巴顿方案”实 行印巴分治时,对该地区的归属未作出明确规定,巴基斯坦以“蒙巴顿方案”倡导 按宗教原则划分为据,认为该地区穆斯林占多数,故应划归巴基斯坦;而印度以该 地区的土邦王和议会赞同加入印度为由,坚持此地区应属印度。于是双方从此争执 不下,并屡次演成武装冲突。1965 年八九月间,印巴双方在克什米尔地区再次发 生冲突,并逐渐升级,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切。为了增加自己的力量,印巴两国积 极展开外交活动,寻求支持。9 月份的前20 天中,安理会先后通过三个决议,要 求双方停火。9 月17 日,柯西金代表苏联政府,自愿为解决印已冲突进行斡旋。 1966 年1 月4 ~10 日,应柯西金的邀请,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和巴基斯坦总统阿 尤布·汗来到苏联乌兹别克的塔什干,在柯西金主持下进行谈判。结果,双方签署 了声明结束印巴冲突的《塔什干宣言》。尽管这一纸宣言并不能最终解决克什米尔 问题,但能让两个敌对国家的首脑坐在一起并在共同宣言上签字,从而阻止了事态 进一步恶化,应该说还是苏联外交的一次成功。虽然,印度总理因心脏病发作在宣 言签署的第二天逝世于塔什干多少给这次成功的外交活动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柯西 金所起的作用在全世界有目共睹。同时,这又给了柯西金另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 与美国人对话。在新德里参加夏斯特里葬礼时,他与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国务卿腊 斯克举行秘密会谈。据汉弗莱几天后发表电视谈话时透露,双方认为美苏关系能够 改善而且应该改善。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柯西金是苏联对外政策第一发言人的印象。 第二年6 月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柯西金的作用得到再次证实。当苏联支持 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即埃及)、叙利亚、约旦在美国支持的以色列突然袭击之下, 形势岌岌可危之时,柯西金首次启用美苏之间的热线,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表示,苏 联政府愿意为中东停火而努力,希望美国也能对以色列施加同样的影响。在整个中 东危机期间,苏联和美国通过热线交换意见,互通情况,苏联这边唱主角的都是何 西金。6 月16 日,即双方同意停火后的第六天,柯西金率苏联代表团到美参加联 合国讨论中东问题的特别紧急会议。在美期间,他与约翰逊总统在葛拉斯堡罗市两 次会晤。这是自1961 年赫鲁晓夫与肯尼迪总统维也纳会晤后,美苏两国首脑的第 一次会谈,也是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地, 因而柯西金的美国之行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注。苏美两国领导人讨论了中东局势、 越南问题、防止核扩散问题及苏美关系问题。从会晤后约翰逊和柯西金向新闻媒介 发布的消息看,成果极其有限,用柯西金声明中的话说,“双方就中东局势阐明了 各自的立场”,对越南问题的立场双方“有深刻的分歧”,取得的共识是“更快地 就缔结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达成协议是重要的”。 中东危机期间,勃列日涅夫也按照新领导班子的内部分工,对这一突发事件施 加了自己的影响。在二十三大上已经初步确立了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勃列日涅夫,不 甘心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了。以色列发动战争后的第五天,苏联、匈牙利、民主德 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八国党和政府领导人齐 聚莫斯科,由勃列日涅夫主持进行紧急磋商,并就中东局势发表了一项七国领导人 签署的声明,①坚决谴责以色列的侵略,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正义斗争,并表示将给 予后者必要的援助。此外,苏联提出的与以色列集体断绝外交关系的建议,也为七 个签字国领导人接受。由勃列日涅夫组织的这次集体行动,尽管不能说圆满成功, 至少让勃列日涅夫有机会验证了一下苏联的号召力以及在关键时刻他到底能在多大 程度上影响这些东欧国家的领导人。除了罗马尼亚领导人外,包括一向以奉行独立 政策、敢于“顶撞”莫斯科闻名的铁托在内的其他东欧国家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中 表现出一致,无疑会增加勃列日涅夫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的经验与信心。14 个月后, 当他为制止“布拉格之春”的进程而不得不再次寻求东欧各国共同行动时,这种经 验与信心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在柯西金抵达美国后、与约翰逊首次会晤之前,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了苏共中 央全会。在为期2 天(6 月20—21 日)的全会上,主要议程就是两个内容:一是 关于苏联对以色列在近东的侵略的政策;二是审议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 周年 提纲。勃列日涅夫以总书记身份就第一个问题向全会作了报① 罗马尼亚领导人齐 奥塞斯库和毛雷尔出席了会议,但未在声明上签字。 告。全会通过决议。赞同中央政治局“为制止以色列侵略,支持遭到进攻的阿 联、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防止侵略的危险后果,保卫普遍和平所执行的政治 路线和进行的实际活动”。指出以色列的侵略,“是最反动的国际帝国主义势力, 首先是美国玩弄阴谋的结果”。重申苏联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尽一切必要 的努力,援助阿拉伯各国人民坚决回击侵略者”,“扑灭近东的战争火源”。同时 还特别说明,苏联党和政府的立场及其针对近东事态采取的措施“得到全体苏联人 民的完全拥护”,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行动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斗 争的强大因素”。 熟悉苏联历史的人对一种现象恐怕都不陌生,即在官方正式发表的文件中特意 说明或是强调的问题,恰恰表明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过激烈的内部斗争,细心的读者 发现,在发表的六月全会《关于苏联对以色列在近东的侵略的政策的决议》中,特 别提到全体苏联人民对苏联党和政府的态度,绝非偶然。这不仅说明苏联党和政府 对分布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立陶宛等地的50 余万犹太教徒 并非完全放心,而且更意味着在党中央内部就这一问题存在分歧。尽管现在还无法 确切了解这种分歧的程度和各方面的具体主张,但六月全会后的重大人事变动却为 印证上述分歧提供了很好的证据。第一个重大人事变动发生在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尼·戈·叶戈雷切夫身上,6 月27 日,他被解除职务,由当时任全苏工会中央理 事会主席的维·瓦·格里申接任。1989 年,《星火》杂志发表了叶戈雷切夫的谈 话录,如果这名69 岁的老人所谈可信的话,那么他的去职主要是由于他在六月全 会上激烈批评了政治局在处理近东问题上的政策。他认为,近东的这场战争使苏联 国内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主义情绪都有所增长,而党却没有对整个民族问题给予应 有的注意。在国内民族关系复杂化并在有些地方发展到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党的领 导却视而不见,假装一切正常。同时,他还对某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包括早在赫 鲁晓夫执政后期就被树为样板的埃及总统纳赛尔提出激烈批评,说他们在对外政策 和利用苏联的帮助上不坚定,而且不负责任。 这就等于指责苏联的整个近东政策犯了根本性错误。不管叶戈雷切夫是有意还 是无意,他对苏联内外政策的批评,其矛头所指自然包括党的领袖勃列日涅夫,以 及身在美国没能参加全会的政府首脑柯西金。由于同时得罪了两个最有权势的人, 叶戈雷切夫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他觉得,既然事已至此,与其消极等待别人 “处理”,不如主动提出辞职。于是,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他便来找勃列日涅夫, 开门见山地说: “我清楚,只有在得到政治局和党的领导支持时,才能领导莫斯科党组织。我 知道我已经失去了这种支持。因此我请求同意我辞职。” 勃列日涅夫说:“你用不着自己瞎紧张。再考虑一天吧。” 第二天,叶戈雷切夫又来找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见到他后问道:“噢,怎 么样?睡着了吗?” “睡着了。”叶戈雷切夫回答。 “那怎么决定的?” “我像昨天说过那样决定的。” “噢,好吧。你有什么要求?” “只有一个要求:我要工作……” “别着急,你会有工作的……” 四个月后,叶戈雷切夫被任命为苏联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制造部副部长。 又过了八个月,他成了苏联驻丹麦大使。他的最后一个公职是苏联驻阿富汗大 使。 另一项人事变动涉及那个精力充沛、总给人一种野心勃勃感觉的谢列平。他是 政治局中主张对以色列持强硬立场的代表。他的立场也许得到军方的支持,或是代 表了党内国内一种郁积已久的反美情绪,这种情绪由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直至越南 战争已经越来越强烈了。他们觉得,虽然苏联目前还不宜与美国直接冲突,但教训 一下它的走狗以色列还是完全应该而且不难办到的,何况,对以色列恨之入骨的阿 拉伯各国根本不需要苏联士兵去冲锋陷阵。大概是“吃透”了上边的精神,谢列平 ——之后是谢米恰斯内——培养出来的克格勃工作人员,通过驻中近东各国外交机 构,向莫斯科源源不断地提供了阿拉伯国家如何团结一致,在苏联的军事援助下它 们的军事实力如何强大,战争准备如何充分等方面的情报。事后看,这些情报并非 准确真实。 特别是在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的前夕,苏联情报部门为以色列故意制造的假象 所迷惑,致使阿联丧失了应有的警惕,也丧失了生死攸关的时机。这对久经考验的 苏联情报部门来说是个莫大的耻辱,也把苏联置于一种被动尴尬地位。对此,谢列 平难卸其责。从逻辑上看,是很清楚的:如果不是以他为代表的强硬派力促,纳赛 尔可能不会“冲昏头脑”,苏联也不至于卷入得这么深;如果不是他和其亲信培养 的克格勃这样无能,即便是苏联卷入了也不会落得如此难堪和被动。尽管谢米恰斯 内在这场战争爆发前就失去了克格勃主席的职位,但若把这笔账算在上任刚刚六个 星期的安德罗波夫身上是不公平的。如果说对谢米恰斯内可以不再追加处罚,那么 作为他的前任和政治提携人,谢列平必须为此承担责任。当然,对政治局委员和中 央书记处书记谢列平的“处理”,不能跟叶戈雷切夫一样,前者毕竟是一股不容忽 视的政治力量的代表。1967 年7 月11 日,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举行全体会议, 鉴于格里申已被任命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选举谢列平为中央理事会主席。虽然 苏斯洛夫到会并强调苏共一贯认为“联合了8000 万人以上的最富有群众性的劳动 人民组织——苏联工会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但人们马上猜到谢列平将很快丢掉 书记处书记一职,因为格里申当工会主席时就没有担任此职。果然,两个月后召开 的中央全会上,谢列平被免去了书记处书记职务。这意味着他开始从政治顶峰上走 下坡了,从政治舞台的中央,退到了一个灯光较暗的角落,尽管还没有被赶下台— —为了保持某种政治平衡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员,可是却不能像以前那样光彩照人了。 这次中东危机,如果说给苏联新领导人上了一课的话,那么他们从中学到的最 有用的东西,就是如何正视现实,如何在冒险不成的情况下及时寻求避免激化矛盾 的方法。但是,假如谁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新领导人容易驯服,甚至比他们的 前任更加软弱可欺,那就错了。他们可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妥协退让,但却不会 就此屈服。他们会耐心而谨慎地积聚力量,寻找时机,准备在原地或是别的地方为 自己挽回面子,补偿损失的利益。 中近东爆发的这场危机,对苏联领导人固然是一个严重事件,但它比起一年以 后,即1968 年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对苏联的震动以及引起后者的反应,就逊 色许多了。毕竟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冲突发生在距苏联几千公里之外,而捷克斯 洛伐克就在苏联的家门口。阿以之间的胜负如何不能说与苏联的利益毫无关系,但 就当时而言,它对苏联的影响还没有达到危险的程度,也就是说它未让苏联领导集 团普遍感到已经威胁到了苏联的根本利益,因此必须不借代价做出强烈反应。捷克 斯洛伐克事件就不同了。在这里,苏联领导集团,而且还包括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 家领导人,正是感到上述威胁,因而做出了与阿以冲突时完全不同的反应。 捷克斯洛伐克地处东欧中心地区,东与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接壤,南与匈牙 利、奥地利为邻,西边与当时的两个德国交界,北面是波兰。这样的地理位置首先 决定了它内部的任何重大变故都不会被它的邻国仅仅当成孤立的事件看待。作为一 个由苏联红军解放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在战后的发展中受到苏联的强大影响,并 最终按照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成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从此,它与周边各国的关系,就不仅是地理上的了,而是加进了社会制度、意识形 态等方面的因素。在“冷战”时期,这些因素被以各种方法和形式不断强化,使之 成了最敏感的内容。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所以引起苏联和东欧几个社会主义 国家的强烈反应,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触及了那些最敏感的内容。 事件的起因在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一部分人倡议对现有政治经济体制进行 改革。早在60 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就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状况,工业总产 值每年递增率下降到4.5 %,1963 年继续下降到0.54%,而到1965 年结束的第 三个五年计划统计结果显示,这是战后经济增长率最低的五年计划。面对严峻的经 济形势,以捷共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诺沃提尼为首的领导集团拿不出有效的办法 扭转形势,尽管成立了以经济学家奥塔·希克为主席的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并且 制订出向市场机制过渡的改革方案,但由于缺少像诺沃提尼这样实权人物的支持而 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经济滑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使各种矛盾激化,对党和政 府的不满情绪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反映到党内,使党内斗争日趋激烈。1967 年10 月,捷共中央召开全会,会上以斯洛伐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为首的一 批人,指责诺沃提尼保守、经济改革不力、政治上不民主等。会后国内党内要求诺 沃提尼下台的呼声日益高涨,诺沃提尼看到形势于己不利,便与苏共中央联系,希 望苏联领导人能出面为自己保驾。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特别是党际间关系是总 书记勃列日涅夫的职责范围内的事,于是,12 月8 日,勃列日涅夫赶在原定于1968 年1 月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之前,飞抵布拉格。 勃列日涅夫的到来至少没有帮上诺沃提尼的忙,如果不是相反的话。在同捷共 领导层中多方面人士接触后,勃列日涅夫发现诺沃提尼不可救药,或者说不值得为 维持他的地位花费精力了。据说,勃列日涅夫来之前曾问过主管捷克斯洛伐克事务 的助手,准是捷共的第二把手,显然,总书记已经准备了实在不行就“换马”的方 案。当他实地感受到诺沃提已确实不行之后,丢下一句“这是你们自己的事”便回 了莫斯科。反对派从这句话中读出了希望和支持,诺沃提尼则从中尝到了遭到冷落, 甚至比这更苦更坏的滋味。 1968 年1 月初,捷共中央全会解除了诺沃提尼中央第一书记职务,选举杜布 切克接任此职。但诺沃提尼仍是共和国总统。二三月间,两起突发事件震惊了捷克 斯洛伐克:一是捷军队中的捷共党委书记谢伊纳少将叛逃意大利,一是国防部副部 长杨科上将自杀身亡。这两人都与诺沃提尼关系密切。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诺沃提尼于3 月21 日向国民议会提请辞去总统职务。 结果,国民议会接受他的辞职同时,捷共中央也接受了他辞去主席团委员职务 的请求。 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事变,引起苏共中央的关切。3 月15 日,苏共中央政治 局召开会议,讨论捷国内形势。会上,有的与会者对捷国内形势表示忧虑。克格勃 主席安德罗波夫曾在1956 年在布达佩斯经历了匈牙利事件的全过程,所以比别人 都更为敏感和紧张。他忧心忡忡地说。 “情况确实很严重。现在捷克斯洛伐克正在干的,从形式到方法很像匈牙利。 ……匈牙利也是这么开始的,然后第一、第二梯队就跟上来了,最后是社会民主分 子。” 政治局觉得应该给捷共中央主席团发去一封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和自己的担忧的 信件。苏共中央书记、党中央国际部部长鲍·尼·波诺马廖夫建议,在信里要“说 明他们那儿的报刊、广播和电视开始嚣张了,说明所有这些会导致捷克斯洛伐克脱 离社会主义阵营,脱离苏联,这点要说得更明确更详细。……要在信中说明,他们 与联邦德国坐在一起了。” 勃列日涅夫是政治局中少数几个在杜布切克上台前接触过他的人之一,而且如 果没有勃列日涅夫那句名言“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杜布切克可能还当不上第一书 记。因此一定程度上说,勃列日涅夫对杜布切克取代诺沃提尼负有责任。但勃列日 涅夫毕竟对这名新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缺少更深的了解,与其说他同意捷共领导人 “换马”是因为他对社布切克的信任,不如说是由于对诺沃提尼的失望,然而杜布 切克几个月的表现,的确难以让苏联领导人满意。 “对杜布切克的希望被证明是不对的,他可能会栽下来,因为他对正在发生的 事件束手无策。”勃列日涅夫说道。但他又极力开脱自己的责任:“他们让诺沃提 已下台,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们撤换了检察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接着是罗 姆斯基,①然后就是杜布切克的问题了。” 会议当中,勃列日涅夫给布拉格的杜布切克打了电话,杜布切克丝毫没有灰心 丧气,他反倒安慰勃列日涅夫: “不论是布拉格还是国内,都没发生任何事件……我们将能控制我们这儿发生 的事件。” 此后几天中,勃列日涅夫通过电话与杜布切克多次交谈,后者仍然试图使前者 相信:一切都很平静,事件不会闹到大街上。但勃列日涅夫对杜布切克的话不大相 信,而且他从种种迹象中发现了更不妙、更危险的信号,在3 月21 日的政治局会 议上,他道出了自己的发现: “各种集会、会议和活跃分子中有许多具有反苏的苗头。越来越明显了,不是 捷共中央,而是斯姆尔科夫斯基、希克和其他受冤屈的人左右着这些事件。显而易 见,他们顽强地决定,或者说基和某些苏联忠诚的好朋友们。” 不过,勃列日涅夫也不想在这个时候把杜布切克赶下台,他知道在捷国内形势 已经不稳定、危机一触即发的时候,一次不慎重的行动,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因此,当杜布切克请求他不要把苏共中央拟就的信发往捷共中央以避免使自己的处 境更加不利的时候,勃列日涅夫答应了。 政治局其他委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不过,总的基调都不怎么乐观。柯西金觉 得杜布切克这个人思想有点混乱,不稳健,看问题很幼稚。例如,当有人问社布切 克他对军队怎么办时,杜布切克回答说,军队里一切正常,因为绝大多数师的指挥 员都是我的熟人。问他现在在主席团里依靠谁,他说: 讲实话,我也不知道依靠谁。柯西金说了自己的感觉:“我看,捷克斯洛伐① 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 克正准备着匈牙利式的选择,但他们现在还害怕实现这种选择。”乌克兰共产 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变尤其警觉,因为苏联与捷克斯洛伐 克惟一的边境线就在乌克兰,换言之,捷克斯洛伐克的风吹草动,乌克兰在苏联各 加盟共和国中首当其冲。而且据他说,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变已经对乌克兰的局势产 生了不良影响。所以这个脾气很大的第一书记言辞格外激烈:“这关系到社会主义 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必须更主动地利用和 寻找捷克斯洛伐克的健康力量。同时,应该保持我们机关的稳定,应当更主动地进 行这项工作。在军事方面也应采取措施。”谢列斯特的主张,尤其是最后一点,得 到安德罗波夫的赞同。谢列平则提醒与会者注意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给苏联,特别是 对大学生在意识形态方面造成的后果。书记处书记索洛缅采夫亦有同感。 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也让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感到不安。 他们纷纷向苏共中央和勃列日涅夫本人表示了对目前形势的忧虑。鉴于捷克斯洛伐 克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东欧各国内部都面临着类似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及政治问题, 这些领导人和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串在一条丝线上的珠 子,不论丝线从什么地方绷断,他们都会相继滑落。他们要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因 此希望苏联采取措施扭转捷克斯洛伐克形势。但他们又都提不出扭转形势的具体建 议。于是大家同意进行一次会晤,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共同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 3 月23—24 日,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 记哥穆尔卡,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日 夫科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卡达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 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为首的六国 党政领导人及其随行人员,在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进行了会晤。会晤的中心议题是 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各国领导人纷纷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对它的社会主义事 业可能遇到的危险表示担心,但杜布切克千方百计使与会者相信,捷国内形势并不 像人们想象得那样糟,从共产主义事业的角度看,现在的形势并非不利。尽管在短 短的一天会晤中,与会者对杜布切克等人的解释仍然将信将疑,不过塔斯社发表的 公报上说:“与会者表示相信,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将……保 证该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德累斯顿会议后,在捷共中央4 月5 日结束的全会上通过了充满改革精神的《 行动纲领》。在这份长达63 页的纲领性文件中,在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发扬党内 民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国家体制、工会作用、干部政策、经济体制以及对 外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改革设想和措施,构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苏联模式的社会 主义模式。这种社会主义在纲领制定者看来,将是“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和 民族问题上公正的社会主义”、“具有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拥有 现代化文朋基础的社会主义”。总之,从纲领中不难看出,捷共中央领导人决心已 定:“我们将进行试验,赋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形式。”非常明显,这种试验的 过程,就是突破苏联模式的过程;而新的形式一旦确立,那又将是对苏联式社会主 义的强大冲击和挑战。 5 月4 日,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共和国总理切尔尼克等党政领导人来 到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等苏联党政领导人举行会谈。会谈 持续九个多小时。看来,这次会谈给勃列日涅夫留下的印象并不好,特别是杜布切 克让他越来越不放心了。在5 月6 日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向与会者通报会谈 情况时,道出了他的担心: “每当回顾与杜布切克同志最初的几次谈话,包括我在布拉格与他的交谈和以 后几次交谈后我们关系的各个发展阶段,就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他故意说一套而做 相反的另一套,尽管他说得含糊其辞。”应当说,勃列日涅夫的感觉还算准确,杜 布切克后来曾谈到他对付苏联人的策略:“当勃列日涅夫对我大声喊叫时,我只是 竭力对他微笑,说‘是的,是的’,而回来之后,我什么也不执行。”在参加会谈 的其他人谈了他们各自的感受并进行讨论后,勃列日涅夫得出结论,有必要在捷克 斯洛伐克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以对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施加压力。有人担心在目前 形势下,派去军队会在资产阶级和捷克斯洛伐克舆论界引起抗议,勃列日涅夫不屑 一顾地说:“那又有什么关系,这不是第一位的。然而我们保卫了社会主义的捷克 斯洛伐克,此后谁也别想和我们开玩笑了。”同时,他还告诉他的同事,在今天早 些时候进行的军事委员会上讨论了应付紧急情况的具体措施,这些步骤的第一步, 是向捷克斯洛伐克建议,派以科涅夫和莫斯卡连科元帅为首的20—25 名元帅和将 军参加捷克斯洛伐克胜利纪念日活动。 政治局里没人对勃列日涅夫的结论提出异议。不过,德·斯·波利扬斯基补充 建议,其他华沙条约国家也应同时出兵。谢列斯特马上附议,提出应该把社会主义 国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叫到莫斯科来,而军事演习一事应尽快开始。 5 月8 日深夜,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领导人聚集到莫斯科,与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一起进行了会晤。杜布切克没有接到邀请,这就间接证明这次 紧急会晤讨论的问题是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会晤中,苏联提出了准备对捷克斯洛 伐克局势施加影响的想法,包括实行军事干涉。第二天,是捷克斯洛伐克由苏军解 放23 周年的胜利纪念日。首都布拉格照例到处挂满红旗和巨幅红色标语,其中不 少写上了感谢苏联红军的词句。与往年不同的是,聚集在比尔森美军战士纪念碑遗 址前的捷克人似乎更多,政府也第一次正式承认了美国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过程中 所起的作用。这也许只是承认了一个事实,但选在这样一个时刻,配合着国内那样 一种气氛,足以让苏联不高兴了,据当时驻布拉格的《纽约时报》记者塔德·舒尔 茨观察,无论是在官方组织的庆祝活动上,还是观看露天剧场的演出时,科涅夫元 帅及随行的将军们都紧闭嘴唇,面无笑容。紧接着传来的消息使捷克斯洛伐克人大 为紧张,经过核实的消息确认,在接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附近的波兰领土上,苏军 正在调动。这一消息与华沙条约各国背着捷克斯洛伐克人召开最高首脑会议的消息 合在一起,更让人有理由相信,已经准备要对捷克斯洛伐克下手了。 而5 月17 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访问捷克斯洛伐克,进一步增加了人们的 担心。 格列奇科率领的代表团在布拉格机场降落不到6 小时,柯西金的座机也在这里 降落了。对柯西金的来访事先苏方没有透露一点消息,只是在他的座机已经起飞之 后才通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弄得措手不及,电视台第一次 报道说苏联总理是来“短期休假和治病”的。一小时后,捷通社发表公告,他是应 捷共中央的邀请来访的。当时,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不知道在前一天召开的苏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上,曾就柯西金此次出访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当然也就不清楚苏联总 理的真正目的。实际上,在5 月16 日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焦点在柯西金是否要 与杜布切克会见上,因为这个问题与要不要继续给予社布切克政治信任联系在一起。 同时,还讨论了在捷共中央中谁属于“健康力量”,要不要与这股力量全面接触等 问题。勃列日涅夫在综合讨论意见时说,最好不与杜布切克会见。应当在出兵进行 演习上取得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的同意,但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需要另外作出关 于出兵的决定”。 尽管捷克斯洛伐克报纸上借用格林童话画的漫画中,把柯西金画成暂藏凶相的 大灰狼、杜布切克是童稚未退的小红帽,并且注上“小红帽,你的童话结束了”, 柯西金在5 月27 日向政治局报告他捷克斯洛伐克之行结果时,还是得出了比较客 观、中肯的结论,与他不久前离开莫斯科时完全不同,因而让政治局里的同事们惊 诧不已。其中最重要的是,“目前除了现在的捷共中央主席团外,没有其他力量能 控制局势”。而“在目前形势下,在党内和国内,没有比社布切克、切尔尼克和斯 沃博达①更有威信的人了”。这实际上否定和推翻了以前政治局关于寻找捷克斯洛 伐克“健康力量”取代杜布切克的设想。柯西金还对他接触过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 人逐个进行了评价,其中对斯姆尔科夫斯基评价最高, 说他具有非常坚定的原则 立场。这个评价引起勃列日涅夫的注意, 也使他对撤换社布切克有了新的想法。 6 月4 ~15 日,斯姆尔科夫斯基率捷克斯洛伐克议会代表团对苏联进行访问。 这是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捷的回访,因此是早就安排好的。斯姆尔科夫斯基 率团前来,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是一个机会。在代表团访问结束、即将回国时,勃列 日涅夫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大家在友好气氛中交谈了大约一小时,然后勃列日 涅夫请斯姆尔科夫斯基单独留下来谈一谈。后者在回忆录中对这次谈话作了如下记 述: 我留下来了。我们的大使考茨基不在场,苏联方面也没有第二个人在场,只有 我与勃列日涅夫两人。他根据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几次谈话的精神,再次对我国局势 的发展表示担心和不满。在那里,他还谈到领袖问题。在谈到杜布切克同志的个人 经历和党的工作经历时,他对选举表示不满。他的意思大概是,杜布切克不适宜担 任这一职务。与此相反,他以完全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谈论我。他请求原谅,说苏联 领导人在这几个月里对我不很了解,他大概是指德累斯顿会议和哈格对我的攻击。 这样,我就被他的花言巧语感动了,我原谅了他们。我说,这样的事经常发生,这 是由于不了解情况造成的。他说我是个老人了,献身党的事业已经快40 年了。他 这样提出问题,好像是让我出来负责,使我国的局势按照他们的劝告和后来在8 月 份所采取的进一步措施的精神来发展。 勃列日涅夫的话大大出乎斯姆尔科夫斯基的预料,让他吃惊不小。他知道,苏 联领导人是想在背后搞掉杜布切克。对于一个杜布切克体现的那种改革精神的积极 支持者,在如此关键的时期,斯姆尔科夫斯基没有别的选择。 他明确但又尽量用缓和的语气对勃列日涅夫说: “形势发展很快,一下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杜布切克能控制局势,他① 卢 德维克·斯沃博达于1968 年4 月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这名1895 年出生的 职业军人,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曾率领由捷克斯洛伐克士兵组成的部队与苏军并肩 作战。1944 年10 月后,他率领部队参加了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战斗,并与当时 也在这一方向上作战的第18 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勃列日涅夫相识。 能够成为一个党的真正的领袖。” 勃列日涅夫见他这么说,也就没有再坚持。 6 月下旬,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的估计更坏了。先是受到苏联点名批 评的捷共中央书记齐萨日在《红色权利报》上发表回击性的文章,重申捷克不能把 苏共经验当做马克思主义政策惟一可能的方针,不想重复过去几乎把捷克斯洛伐克 引向政治灾难的错误和过失。这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捷共要走自己的路,不想盲目 地跟着莫斯科指挥棒转的意图和决心。由于齐萨日在捷共领导集团中的地位,苏联 领导人深信,这不是齐萨日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了包括杜布切克在内的捷共中央 的观点。更让苏联不能容忍的是,6 月27 日,捷《文学报》等4 家报纸,发表了 作家卢·瓦楚利克执笔的一份致“工人、农民、职员、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 及所有人”的声明。这份后来被简称为“两千字声明”的文件,坦率地提出了对捷 共、对改革事业、以及对国内形势和国家命运的看法,其中不乏尖锐犀利的批评和 溢于言表的忧虑。虽然声明中的一些语言富于煽动性,但它也表现出相当的理智。 但是,正像许多类似的文件一样,它的词句含义站在不同角度、怀着不同心情,可 以作出不同的解释。比如,声明中说共产党曾在战后赢得了人们的很大信任,但党 以后却官僚化了,变成了一个权力组织,对那些目的不纯、品行不端的人产生强大 的吸引力,他们涌入党内的结果,是使党的性质和作风受到影响,渐渐地失去了人 们的信任。这些话可以理解为是对党的一种批评,目的在于使党通过整肃,变得如 同以前一样能赢得人民的信任。但如果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它是对党的领导的否定, 实际上号召抛弃党的领导。再比如,作者对外国势力干预捷克斯洛伐克内部事务的 可能性表示不安,表示不应首先去冒犯别人,但在需要的时候,要支持政府,“甚 至于拿武器来支持它”。这些话反映了作者一种忧患意识和一种献身激情。然而在 那些本来就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深感不安的人看来,这样的言辞,不啻吹响了发动 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冲锋号了。 据《真理报》提供的消息说,苏共中央对这一声明深感不安。勃列日涅夫打电 话给杜布切克,抗议这一反革命的正式宣言,提醒他注意,这个声明会促使反革命 活动进一步活跃。杜布切克回答说,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考虑这个问题,苏方的提 醒将会受到极大重视,将为此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杜布切克这次没有食言,在召开 主席团会议后,6 月27 日当天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了一份特别声明,谴责 了“两千字声明”,说它是反革命的号召,是对整个民主化过程的明显威胁。 “两千字声明”使苏共领导层内主张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军事干涉的人,再次 把这一问题提上了政治局会议的议程。在7 月2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波德戈尔 内、谢列斯特、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等人主张趁华沙条约国部队在捷克斯洛伐克 进行的军事演习刚刚结束、苏军尚未撤离的时候,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进行干预。 葛罗米柯甚至提出:“不进行武装干涉我们就无法对付了。”他的意见得到柯西金 的赞同。勃列日涅夫倒是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他并没有顺从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 而是主张继续对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施加政治压力。他对政治局的同事们说:“重 要的是我们现在要准确地搞清楚,我们在评价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上是否会出差错, 我们的所有措施都取决于此。”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方法,勃列日涅夫同意以苏共 中央的名义给捷共中央主席团发去一封信,讲清对捷国内形势的关切和不安。同时, 他还与华沙条约国的其他领导人联系,建议他们采取同样步骤。另外,哥穆尔卡同 意在华沙召开由苏、波、保、匈、民主德国和捷六国党的领导人的共同会议,可以 当面对杜布切克等人施加影响。 很快,苏、波、保、匈和民主德国五国党中央向捷共中央主席团分别发去信函, 表示他们对捷国内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关切与忧虑,建议捷共中央能派代表参加拟于 7 月7 日在华沙举行的共同会议。捷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了五国来信后认为,目前不 宜举行共同会议,最好由捷共领导人在近期先与兄弟党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而且 鉴于捷国内局势,捷共中央领导人不可能离开本国参加会晤。在五国党中央再次敦 促后,捷共中央主席团一方面再次请求“谅解”,一方面向苏共中央表示:愿意立 即先同苏联领导人进行双边会晤。 尽管缺少了捷克斯洛伐克,五国党政领导人还是在7 月14—15 日来到华沙, 讨论了捷克斯洛伐克局势。与会者拟就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捷共中央主席团: 我们深信,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势力对你们党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 和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的进攻,有使你们的国家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危险,从而 危害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 我们不能坐视敌对势力把你们的国家推离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已经不是你们 一国的事情了。这是我们参加华沙条约的所有国家的共同事务。 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才能保持自 己的独立和主权……我们深信,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基础的威胁正在危害着 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切身利益,这样的局面已经出现了。 因此我们相信,坚决击退反共势力的进攻,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 不但是你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任务。 这样的词句,就不单单是对捷共中央领导人的提醒了。它是一种散发着火药味 的警告,是板起面孔摔在你面前的最后通牒。然而,捷共中央并未屈服和就范。主 席团17 日向上述5 国发去了复信,逐点驳斥了对捷共的指责,认为“没有任何现 实的理由把我国当前的局势叫做反革命局势,没有任何理由说社会主义制度遭到直 接危险……或者说存在着我国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具体危险”。同时对五国在捷 共代表缺席情况下开会讨论捷国内形势及其捷共政策和活动的做法,表示了不满, 说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起不了促进作用”。两天后,捷共中央召开全 会,在讨论主席团上述复信时,出席会议的88 名中央委员一致无条件地赞同复信。 此事让美国记者舒尔茨感慨不已:“杜布切克及其同事们在一个月以前无法做到的 捷共内部的团结一致,竟在苏联的压力之下出现了。” 捷共中央的反应,多少出乎出席华沙会议五国党政领导人的意料,迫使他们对 新形势做出判断。在苏共中央政治局7 月19 日会议上,有人认为到了采取极端措 施的时候了。安德罗波夫甚至提出与捷共领导人的双边会晤也没必要进行了,因为 很可能收效甚微。勃列日涅夫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觉得捷国内的健康力量尚未向 苏联寻求帮助,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要不要再继续施加政治影响?“我们是否把政 治影响的所有方法都试验过了?在采取极端措施之前我们是否没什么可干了?我们 在全体会议上声明,要采取一切我们能采取的措施施加政治影响。假如这一切都得 不到相应的效果,只有到那时我们就将采取极端措施了。”可见,总书记的态度仍 然同月初一样:不主张马上采取极端行动,而是要继续对捷共领导施加政治压力。 总书记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赞同,但他们觉得,苏捷领导人的双边会晤应 是施加政治压力的最后措施。因此,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在继续对捷共领导施加 政治影响的同时,也要开始秘密制定“极端措施”的具体计划,包括华沙条约国部 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和更换其政治领导人。同时,还拟定好了各种文件,如以捷共 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革命政府名义发布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声明,告捷 克斯洛伐克公民和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书,等等。这样,苏联已经开始做了两手准备。 苏捷两党最高领导人的双边会谈于7 月29 日至8 月1 日在靠近苏联的捷边境 小镇切尔纳举行。一列从苏联境内开来的专列载来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九名委员, 换言之,除了波利扬斯基、马祖罗夫和基里连科三人缺席外,政治局所有成员都到 会了。而另一列来自布拉格的专列则把捷共中央主席团所有11 名委员送到这里。 切尔纳,这座蒂萨河畔的默默无闻的小镇,突然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并因此而被 载入史册。来切尔纳之前,苏联一方为会谈进行了精心准备,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讨 论了与会谈有关的问题,为与会者准备了会谈备忘录,其中明确提出了苏联的要求。 当然捷共中央主席团也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原定会谈只进行一天,但是由于双方 在一些问题上分歧太大,争论激烈,结果会议开了四天。种种迹象表明,到会议结 束时,双方并未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对立情绪仍然存在,但苏联事先准备的几点 要求,捷方还是答应了,其中包括某些人事安排、不允许社会民主党存在、取缔反 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和俱乐部、恢复新闻检查等。同时还商定,两天以后,将在捷 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举行苏、捷、波、保、匈和民主德国六党领导人会议。 不过,8 月3 日举行的会期只有一天的布拉迪斯拉发会议,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与 捷克斯洛伐克有关的问题。会谈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也让人们看不出究竟是谁的 主张占了上风。它一方面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必须建立在平等、尊重主权、民 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基础上,声明各国党要考虑本国的特点和条件,要关心发扬社会 主义民主和改进党和国家工作作风;另一方面又强调了共同规律、党的领导作用, 不允许任何人离间社会主义国家、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还特别提到,保卫社会主义 国家的社会主义成果,“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 布拉迪斯拉发会议后,政治局大部分委员,包括勃列日涅夫都到南方休假去了, 莫斯科由基里连科主持工作。杜布切克就没有这样轻松了,他要准备定于9 月9 日 召开的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要应付随着改革而来的各种各样无法预料的问 题,同时,他还要准备迎接两名至关重要的客人——铁托和齐奥塞斯库。南斯拉夫 和罗马尼亚从一开始就没有参加莫斯科指挥下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围攻,相反,它 们对捷克斯洛伐克所进行的改革,表示了难能可贵的理解和支持。铁托8 月9 日至 11 日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四天后,齐奥塞斯库也来到了布拉格。前者留下了对 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进程的积极评价和对要干涉他国内政企图的警告;后者除了作 出类似的表示外,还签订了捷罗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杜布切克身边一下子站出来两 个支持他的朋友。这情形,让休假中的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又平添了一层忧虑 和不安。 但这又很难算成是杜布切克的错。惟一能够测试杜布切克是否“可靠”的办法, 就是看他是否履行在切尔纳应允的那几点了。于是,勃列日涅夫从休养地多次与杜 布切克通电,询问他答应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8 月13 日,勃列日涅夫再次接通了杜布切克的电话。由于布拉格迟迟没有履 行苏捷切尔纳会谈达成的协议,使苏联领导人大为不满,政治局里那些勉强同意勃 列日涅夫靠施加政治压力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人,有理由对这样做是否正确、 对杜布切克控制局势的能力表示怀疑了。尽管这种怀疑目前还不是针对勃列日涅夫 的,但它明显地对总书记不利。因此,想必勃列日涅夫也心中感受到了压力。所以, 他一开始便对杜布切克表示了不满: “我们在政治局就你们的事交换了意见并一致得出结论,有一切理由认定所出 现的情况是对在切尔纳达成协议的破坏。我所说的协议是与你单独谈起的,是我们 四个人会谈时产生的,它在我们党政治局和你们党中央主席团之间产生的。”接着, 勃列日涅夫举出了捷方未按协议办的例子:“近两三天……报纸仍由恶毒诬蔑苏联 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撰稿人把持着。”为了强调问题的严重性,他把政治局搬了出来 :“我的政治局同事们坚持要给你们就此问题提个醒,提出相应的照会,而我不能 阻止我的同志们发这个照会。” 杜布切克还是尽量安慰勃列日涅夫:“我相当清楚,从来没有任何针对苏联、 苏共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我们开过了报刊工作者会议。 会议对这些报刊记者不正确的活动进行了谴责。” “萨沙,问题不在这儿,”勃列日涅夫虽然叫着杜布切克的爱称,但听得出已 经相当不满了,“我们达成的协议不是说开个会……这应该有具体措施。要知道我 们就别利卡纳①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曾达成具体协议,别利卡纳必须撤掉。这是让 大众传播机构恢复秩序的第一步。” 两人还谈到其他一些问题。勃列日涅夫不断指责杜布切克违背了切尔纳协议, 后者则用诸如“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现在的情况与切尔纳会谈时不同了”等理 由进行解释。但越解释越让前者觉得捷共领导人是在狡辩。最后,勃列日涅夫气急 了: “你清楚,对履行在切尔纳通过的义务的这种态度造成了全新的形势,显然, 它迫使我们重新评价形势并采取新的独立的措施。” 杜布切克马上听出了弦外之音,但他没有退缩:“勃列日涅夫同志,请采取你 们中央政治局认为是正确的一切措施吧。” 这句带有挑战味道的话,一定是极大地刺激了勃列日涅夫,他生硬地回答了一 句: “如果你这么回答我,那我应该告诉你,萨沙,这个声明是不严肃的。” 杜布切克掂出了勃列日涅夫这句话的分量,甚至能想象得出,电话线那一头苏 共中央总书记紧蹙的两道浓眉和阴沉的脸,但他这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收回自己的话, 甚至不能示弱。但他还是对刚刚说过的话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正: “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是骗子,那就请采取你们政治局认为需要采取的措施吧。” “当然,不得不采取——显然你也同意——我们认为是必要的措施。” 勃列日涅夫冷冷地说。 8 月13 日的这次通话,对以后事件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勃列日涅夫在 三天后起草了一封给杜布切克的信,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整体上我形① 此人任 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总编。 成这样一种印象,捷共中央主席团在执行我们之间的协议上没有表现出应有的 主动性和坚定性,所有这些协议对回击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右翼分子,对保卫捷 共和在捷克斯洛伐克取胜的社会主义都是十分重要的。”同时,莫斯科还指示驻捷 克斯洛伐克大使契尔沃年科,让他把此信的内容告诉捷共中央内的“健康力量”即 亲苏分子,并有意识地把勃列日涅夫给杜布切克写信的消息散布出去,让他们向后 者要求在主席团内通报信的内容。 又过了一天,即8 月17 日,苏共中央休假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悄悄返 回了莫斯科,由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决议: 经过对最近几天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和事件的全面分析, 以及对捷共中央主席 团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成员向苏联、波兰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保加利 亚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在反对反革命力量的斗争中给予他们军事帮 助的请求的研究,苏其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在最近几天的发展 具有极端危险的性质。右翼分子依靠帝国主义反动派公开的和秘密的支持,准备实 行反革命政变……考虑到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已经用尽了所有对捷共领导进行影响的 政治手段,以迫使其回击右翼的反社会主义势力,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已经到了 采取积极措施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的时候了,因此一致决定 :使用武装力量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人民以帮助和支持。认为向社会主义国 家兄弟党建议于1968 年8 月18 日在莫斯科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议并讨论上述 问题是适宜的。 这份决议的通过,标志着苏联最高领导层最终下定了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心。 8 月18 日,星期日,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显得比平常更加繁忙。短时间内, 载着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党政领导人的专机,纷纷在此降落;然后, 一队队由骑警拥送的车队风驰电掣地驶往克里姆林宫。华沙条约国党政首脑,确切 地说,是准备参加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各国党政首脑会议将在这里举行。勃列日涅 夫向与会者报告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最新情况,通报了前一天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 出的决议。之后,乌布利希、日夫科夫、哥穆尔卡和卡达尔分别就此讲了自己的看 法。他们完全赞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结论。换言之,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得到 了四国最高领导人的一致支持。第二天,在莫斯科老广场苏共中央所在地,召开了 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党中央书记及边疆区委、州委书记会议,向他们通报了 准备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同一天,苏联有关部门向驻布拉格的苏 联大使、驻联合国代表发出了相应指示,并审定了塔斯社声明文稿,说五国出兵捷 克斯洛伐克的行动,是“应捷党和国务活动家提出的请求”,是“由于同敌视社会 主义的外部势力相勾结的反革命势力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威胁引起 的”。出兵行动就这样经过长时间酝酿、筹划和准备之后,在短短几天内,迅速安 排就绪了。 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8 月21 日午夜至次日凌晨,苏、波、保、匈、民主德 国约25 万军队,从北面、东北面、东面、南面以及空中,侵入捷克斯洛伐克。 入侵的军事行动组织得非常成功,五国军队在没遇到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力量任 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但成功的军事行动仅仅是解决 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一个开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占领者不得不面对接二连三的 不利局面,他们那些设想好的方案,在事实面前被粉碎了。打着前来帮助捷克斯洛 伐克人民保卫社会主义成果旗号的军人们,发现他们远不像想象得那样受到热烈欢 迎,相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消极的反抗,常常把他们置于一种非常窘迫的境地。亲 苏的“健康力量”也不如事先估计的那样有力量,靠他们组成革命政府的计划遭到 失败。而最让苏联担心的原定于9 月初召开的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竟然在占领 军的鼻尖底下提前在8 月22 日召开,更让入侵者感到失望,因为入侵之所以选在 这时候进行,目的之一就是要赶在上述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这一连串的失败,迫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适当调整计划,在极端措施之外,开辟一 条政治解决问题的渠道,这就有了8 月下旬苏捷双方的莫斯科会谈。 尽管这次会谈被人形象地称之为“刺刀下的谈判”,苏方在各方面都占有明显 的优势,但从会谈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上,可以看到苏联领导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 本人在谈判桌前的表现。这些表现也许暂时还称不上风格,不过熟悉一下它,对了 解总书记这个既是个体、又不是个体的人的全貌,不会毫无帮助。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斯沃博达是在入侵后第一批以公开的正式身份抵达莫 斯科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当8 月23 日当地时间下午1 点他的座机降落在莫斯科伏 努科沃机场时,这名老将军看到了弦梯旁站着的欢迎人群中,苏联党政最高领导人 全在其间: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等。从军乐队演奏的捷克斯洛伐克共 和国国歌到通往市区的道路上悬挂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旗,以及威风凛凛的迎宾车队, 让人很难把这种场面与刚刚发生不到72小时的入侵联系在一起。然而当你知道了宽 大的海鸥轿车中的这名总统的国家已由他现在所在的国家的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士兵 占领着,又该作何感想呢?会不会觉得眼前隆重的欢迎场面变得那么不伦不类、滑 稽可笑? 苏联党政领导人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之间的会谈进行得并不顺利。由于 这时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共和国总理切尔尼克、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 以及克里格尔等人均被苏军扣押,所以斯沃博达在会谈一开始就郑重地告诉坐在桌 子对面、昔日曾为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并肩作战的战友、现在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 日涅夫,说在上述四名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获得自由之前,不谈别的任何问题。勃 列日涅夫等人先是指责这四人对捷国内出现的反苏、反社会主义事件负有责任,继 而又主动表示愿意把他们交给总统进行公审。斯沃博达闻听此言勃然大怒,高血压 症使他立即涨得满面通红,他瞪着眼睛喊道,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是依法当选的党 和政府领导人,是他的同事,他不能容忍别人指责和污辱他们,污辱他们就等于污 辱他本人。 据一个参加这次谈判的人说,苏联领导人仍然千方百计地回避和拒绝斯沃博达 的要求,最后终于把老将军惹急了,他拔出了随身携带的手枪比画着,说如果不立 即释放上述四人他就在克里姆林宫自杀。美国记者塔德·舒尔茨确信斯沃博达会这 么干,他说:“斯沃博达虽然面容慈祥,却是一位倔强而易动感情的人——人们有 时忘记了,捷克人虽然很讲实际,但归根结蒂还是感情冲动的斯拉夫人——而且他 有很高的荣誉感。事情发展到那种地步已经关系到他的荣誉问题了。” 斯沃博达总统的坚定和牺牲精神终于产生了效果。谈判中断几小时后在午夜重 新开始。勃列日涅夫等人一开始仍然拒绝释放杜布切克等四人。双方又是一番争执。 突然,勃列日涅夫不再参加争执了,静了一会儿之后他宣布,为了苏捷友谊,苏联 政府决定释放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克里格尔,并让他们以自由 人的身份参加会谈。斯沃博达确认自己没有听错后又问: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四人回 到布拉格之后能够继续行使其职权?勃列日涅夫对这名老战友的咄咄逼人显得有点 不大高兴,他沉着脸答道:“是的,我认为是这样的。”斯沃博达脸上又浮现出那 种慈祥的微笑,他知道,现在是1 :0 ,他赢得第一回合的胜利。 8 月24 日凌晨,杜布切克等四人被带到克里姆林宫,以正式身份参加苏捷会 谈。几天的关押和监禁使这四个人看上去面容憔悴,疲惫不堪。心脏本来就不好的 杜布切克终于支撑不住躺倒了。其他人与斯沃博达和被陆续从捷国内接来的各方领 导人一起,继续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进行抗争。 根据苏方意见,双方要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一个协议。苏联方面以苏共中央 书记波诺马廖夫为首起草了一份协议书,把华沙条约五国出兵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局 势说成是反革命的,因此认为进行军事干涉是必要的和适宜的,至于什么时候撤军 根本未提;同时,否认捷共十四大的合法性,坚持要把某些右翼分子从党和国家领 导层中清除出去,等等。捷方也提出自己的协议草案,不承认整个事件的性质是反 革命的,认为干涉犯下了悲剧性错误,因此五国必须首先撤军,同时还强调捷共的 《行动纲领》仍然是以后制定路线的基础。由于双方的立场相距甚远,因此在讨论 双方草案时并没有进行面对面的集体谈判。一般是由双方派代表把自己的草案交给 对方的代表,然后再把对对方草案的意见转告过去。除代表之外的其他人则进行频 繁的私人接触。捷方的草案被苏方认为是最后通牒,拒绝接受;苏方的草案对捷克 斯洛伐克利益损害太大,捷方主要领导人认为难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经过多次磋 商、交涉,苏方作出一定让步,即不再提捷克斯洛伐克曾出现过反革命活动,并接 受在对外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写明,华约五国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正常化 前,暂驻捷克斯洛伐克”。在其余各点上,如按照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来改变捷克斯 洛伐克的政治发展方向,宣布捷共十四大无效,通过书报检查制度,承认捷同联邦 德国接壤的边界线上防御力量不足、必须由盟国保证其安全,以及作出相应的人事 变动等,苏方无论如何不肯让步。当捷方代表团中仍有人不愿在包含上述内容的议 定书上签字时,波诺马廖夫一字一顿地说:“你们现在不签,过一个星期再签。一 个星期后不签,过14 天再签,如果过14 天还不签,那就过一个月再签。”这话 的弦外之音捷方每一个人都听出来了:不接受苏方提出的条款,他们就别想回国。 苏方的强硬立场,是由决策层内部对出兵后下一步如何处理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方法的选择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知道了,就在双方进行紧张磋商、交涉的过程中, 8 月25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会上就如何进一步处理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提出了三种选择方案:一是成立以总统为首的革命政府;二是成立以切尔尼克为首 的政府,或是由切尔尼克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由胡萨克①任部长会议主席,让杜 布切克退出政治舞台;三是保持原有的政治领导人,但要让他们重新执行在切尔纳 达成的协议。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杰米契夫、包括刚刚在党内斗争中失利的谢列 平都倾向于第三种选择。其中,杰米契夫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我认为,惟一 可行的选择就是最后一种、第三种选择。如果不是这种选择,那就意味着战争,那 时候就要打仗,没有① 胡萨克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副总理和斯洛伐克党中央 第一书记。 别的任何出路。是否应该这样?应该想一想。”尽管政治局里也有人赞成前两 种选择,但结果支持第三种选择的意见占了上风。非常明显,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 没有大的变化,苏联将中止所谓的极端措施。既然苏联领导人已经内定了要把原捷 党政领导人送回国继续执政,就必须要他们有个明确的保 证,保证回去后按能让苏联满意的方式管理党和国家。在切尔纳,杜布切克等 人虽然也曾向勃列日涅夫等人保证过,但没有在成文的东西上签字画押,而这次无 论如何要履行这一手续。同时,为防万一,进入捷境内的五国部队还不能马上撤出 来,所以必须“暂驻”。可见,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主要成员接不接受苏方的条款, 签不签字,直接影响到苏联既定方针的贯彻,而这种方针的受挫,又有可能使局势 更加复杂化,甚至导致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这不符合苏联的利益。 在苏联的强硬态度面前,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除了克里格尔一人 外,最终都同意在苏方拟定的议定书上签字。8 月26 日下午至晚上,双方代表团 在克里姆林宫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苏捷双方的最高党政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具有 历史意义的会谈。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成员姆林纳日对这次谈判作了可能是最详细 的记述,作为苏方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会谈中起了重要作用。 会谈由勃列日涅夫主持。他先发言,说了许多关于同志关系和共同利益的话, 并说苏联是如何带着惋惜和痛苦的心情决定搞军事干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回想 一下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讨论军事干涉时的态度,应当说,这些话,至少从他本人 来讲,并非口是心非的假慈悲。捷方切尔尼克第一个发言,他小心地捍卫了捷共《 行动纲领》的路线,否定了军事干涉是符合社会主义利益的提法。这个发言引起一 阵争论。接着,杜布切克发言,他是在打了针以后来到谈判桌旁的,因此精神状态 不是很好,但他的即席发言讲得不错,既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进行了辩护,又对 军事干涉进行了控诉。听后,勃列日涅夫马上也即席进行了反驳。他的话,可以说 是苏联领导人普遍心态的一次暴露。他明确和具体地指责杜布切克处理内政问题时 未事先征得莫斯科的同意和批准,甚至不顾他的指示和劝告。 “我一开头就愿意帮助你反对诺沃提尼。”他对着桌子对面的杜布切克说, “在1 月份我就问过你:他的人对你有威胁吗?你想换掉他们吗?你想换内务部长 吗?想换国防部长吗?你还想换谁? 可是你却说,不用换,这都是些好同志。然而以后,我们突然听说你把内务部 长、国防部长以及其他部长都换掉了,你还撤换了党中央书记。”杜布切克面无表 情地听着。“2 月份我就对你的报告提了意见,”勃列日涅夫顿了一下继续说, “我提醒你说,有些说法是错误的。但是你竟不作修改! 怎么能这样工作呢?在我们这里,甚至连我自己在准备报告的时候,我还要请 全体政治局委员提意见呢。是这样吗,同志们?”说着,他转动脖子用眼睛望着坐 在他身边的政治局的人。那些人冲着总书记点着头,嘴里咕噜着表示同意的词句。 勃列日涅夫再转向杜布切克的时候,有点动感情了,他用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 :“我信任你,并在别人面前维护你,我说过,我们的萨沙是个好同志。可是,你 却使我们大家太失望了。” 听着勃列日涅夫简直要哭出来的声音,姆林纳日忽然产生一种感觉,也许别人 也有同感: 眼前的勃列日涅夫,“好像是一个深受伤害的家长。他确实认为十分自然和惟 一正确的是,由于他是一家之长,家庭的其他成员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和听命,因为 他的意见和意志自然是最大的权威,他是为大家好。如果认为这一切应该是另一个 样子,那他是决不容忍的,他很自然地把这看做是敌对和叛逆的表现。” 勃列日涅夫接着谈到了问题实质: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已经涉及一个另外的、 最根本的问题了,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问题。他讲的中心意思是,苏捷以巨大 的牺牲和损失为代价赢得了自己的安全,其保证就是战后欧洲的分治和社会主义阵 营,苏捷结成联盟就是这些具体保证之一。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边界不仅是 一个国家的边界,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边界。 苏共政治局没有权力使这次战争的成果遭到威胁。对苏联来说,这个成果是不 可侵犯的,为了维护它苏联不怕冒发生新战争的危险。“就是有这样的危险,对捷 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涉仍然会进行”。勃列日涅夫这句话说得非常坚定,不过紧接 着他语气一缓,“可是现在不存在发生这种冲突的危险。我问过约翰逊总统,美国 政府今天是否仍完全确认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的决议。8 月18 日,我得到回答说, 如果是涉及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美国政府毫不保留地确认决议,至于南斯拉 夫,则需要谈判。你们看,会发生对你们有利的事吗?不会。不会因此而发生战争。” 看到桌子对面的人们对这些消息感到有些吃惊,勃列日涅夫知道他打出的这张 牌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于是他抓住机会进行安抚:“军事干涉后,你们国内的局势 是困难的。这一切在今天对你们来说好像都是不能接受的,可是你们看看哥穆尔卡, 他在1956 年的时候也像你们一样,反对我们的军队帮助波兰。如果我今天说,我 要从波兰撤走苏军,哥穆尔卡就会马上坐着飞机到这里来求我不要那样做。” 经过如此明确易懂的阐述,勃列日涅夫觉得捷克斯洛伐克人应该明白现在惟一 能做的就是马上在准备好的文件上签字画押。因此,当杜布切克忍不住对勃列日涅 夫刚才说的反驳了几句时,真把总书记惹火了。他打断了杜布切克的话,叫喊了起 来,脸色血红,怒气冲冲地说,杜布切克的顽固立场,使谈判变得毫无意义,再谈 下去也是多余,不会有任何结果,他宣布中断谈判。勃列日涅夫和苏方全体谈判代 表都站起身,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斯沃博达说话了,他说不要互相指责,这样会 毫无结果的。说着,他扬了扬手中的议定书:“我们来逐条看看这份文件吧。”斯 沃博达讲话时,勃列日涅夫愣了一下,听他讲完,然后转身走了,整个苏方代表团 跟在他身后鱼贯出了会议厅。 当时在场的姆林纳日也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至今也搞不准,当时的事是否偶然发生的。我当时的印象是,那是事先排演 好的戏。因为勃列日涅夫的反应和他下令离开,是与当时的形势不相符的。我确实 记不得是什么话引起了这场风波。但我认为,杜布切克没有说什么太厉害的话,至 少没有说过任何在此前不曾说过的话。会谈以后的进程表明,这是苏共政治局有意 安排的场面,其目的是要为通过文本造成一种气氛,让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派们注 意把自己不合时宜的意见压到最低限度。 经过一个多小时混乱和紧张的磋商,又恢复了谈判。双方按斯沃博达建议的那 样,逐条讨论了议定书文本。一直到午夜,总算一切准备就绪,可以签署这个文件 了。姆林纳日对这个时刻做了生动的描述: ……签字的时刻来到了。突然,通向大厅的门敞开了,大约有10 名摄影师简 直是奔了进来。好像听到口令一样,整个苏联政治局成员一下子都站了起来,每个 人都向长桌对面的捷克斯洛伐克对手张开了双臂,准备拥抱。这是一个由摄影师的 闪光灯照耀着的荒谬绝伦的场面:苏联政治局委员们的十几双手臂依次张开越过长 桌。我突然感到,这好像是一种奇异的植物想用自己带粘液的爪子把我们抓住似的 …… 尽管姆林纳日没有上前加入拥抱的行列,但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一瞬间,还是被 一只巨大的手臂抓住了。 1968 年的前8 个月,一场挣脱与束缚之间的矛盾运动,在摩擦出一串耀眼的 火星后暂时平静下来了。前者终于没能完成突破,后者依然固守着原有的藩篱。这 不是两个国家、两种制度之间的较量,而是两种力量之间的较量。 应当说,新兴的挣脱力量和传统的束缚力量在国际上都并不孤立,但又绝对没 有达到哪怕是相近的力量平衡。因此,前者的失利和后者的胜利都不是偶然的。 勃列日涅夫由于他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被推上了传统力量组织者和领导者的 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有时主动地对较量的进程施加自己的影响,有时则迫不得 已地被他所代表的那股力量裹挟、推动着往前走。不管怎么说,他所代表的力量赢 了,他经受住了自执政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考验,随之而来的是赞誉、荣耀,当然也 有来自失败者和为失败者痛心的人的谴责。但这反而提高了他的知名度。难道不是 吗,恰恰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平息后不久,一种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理 论很快就传遍全世界了。勃列日涅夫作为一颗国际政治“明星”,开始“照耀”世 界这个更大的舞台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