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1969年:流血的冲突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苏捷双方联合发表的会谈公报为标志,暂时告一段落。然 而,这一事件在国际社会、以及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内部引出的一系列问题和舆论 反应,却不是仅靠一纸公报就能解决和平息的。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苏联党和政 府将如何对待那些“兄弟国家”和“兄弟党”。这些国家就国际法意义上说,都是 确定无误的独立的主权国家,它们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处理内政问题的权利同样是神 圣不可侵犯的。可是在1968 年8 月21 日,华沙条约5 国军队在没有收到任何政 府的任何请求下,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这又是一种什么行为呢?虽然早在1956 年苏军就曾进入过匈牙利,但那次先是应以纳吉为首的匈牙利政府,后是应以卡达 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的请求而采取的措施。而这次并不具备同样的条件。 尽管苏联已经用实际行动演示了解决上述问题、处理与兄弟国家关系的方法, 但事后看来很有必要为这种方法的使用找到理论解释,也可算作“挽回影响”吧。 于是,苏联理论界开始在阐释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上做起了文章。其核心所在,就 是论证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是有保留的,在有些情况下,它必须服从于更大更高的 利益。这种提法,还在华沙五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就已经在文件中出现了。在 1968 年8 月初发表的布拉迪斯拉发声明中,就曾提到“不允许任何人离间社会主 义国家、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指出“保卫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成果是所有社 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 但是这些话的内涵又被声明中关于东欧和苏联各党建立在“平等、尊重主权、 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兄弟团结基础上”的合作等诸如此类的言词掩饰起来了。因 此,尽管两天后《真理报》就布拉迪斯拉发会议和声明发表的社论中强调,“每个 社会主义国家要孤立地解决它的内部问题是不可能的”,但仅靠这样一份声明是不 能对出兵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的,更无法成为以后采取类似行动的理论依据。9 月 26 日,《真理报》刊登了一名叫谢尔盖·科瓦列夫的理论家的文章《社会主义国 家的主权和国际主义义务》,对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的有限性和国际主义义务的无限 性进行反复阐释。 社会主义各国的人民和共产党无条件地享有并且必须享有决定他们国家的发展 道路的自由。然而,他们的任何决定必须既无损于他们本国的社会主义,也无损于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全世界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运动……社会 主义制度在具有固定国界的单独国家中以自己的具体形式而存在,那么它的发展要 考虑本国的特点。 任何人都不会干涉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措施。但当出 现对这个或那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本身的威胁时,问题就发生根本性变化了。世界社 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体系是各国劳动人民的共同成果,它是不可分割的,保卫 它是所有共产主义者、全世界进步人士、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共同事情。 兄弟国家的共产主义者自然不允许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绝对意义上的主权,而眼看 一个国家受到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威胁无动于衷。 这一“理论”很快为勃列日涅夫本人所接受了。11 月中旬,波兰统一工人党 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华沙召开,勃列日涅夫率代表团出席了大会,他在12日的讲话中, 专门论及了这一问题: 斗争的经验和对世界现状的现实考虑还十分明显地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 党人极其需要高举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旗帜,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相互声 援。这是我们每个国家顺利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同帝国 主义进行胜利斗争的主要条件之一。 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防御的利益及其经济、科学和文化发展的利益,都要求兄弟 国家间实行最广泛的合作,要求全力发展它们之间各方面的联系,要求实行真正的 国际主义。 接着,他举出越南的例子,说如果没有苏联、波兰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有 效的援助,“越南要同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力量进行多年的英勇斗争是不可 能的”;越南取得的胜利,“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 巨大胜利”。他往下话锋一转,谈到了主权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主张严格尊重一切国家主权。……在这方面,确立和保卫已走上 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主权,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讲,具有特殊的意义。帝国主 义和反动势力力图……要取消这种主权。 大家很清楚,苏联为实际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做了不少工作。苏共 一直主张每个社会主义国家要考虑到本国民族条件的特点来确定自己沿着社会主义 道路发展的具体形式。但是,同志们,大家也知道,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 规律,背离了这些普遍规律就可能离开社会主义本身。而当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 内的和国外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试图使这个国家的发展转向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 当出现危及这个国家正义事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全的威胁的时候,这就 已经不仅是这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问题了, 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问题和关 心的事情了。 当然,他要利用这一机会为华沙条约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辩护几句,外加对其 他兄弟国家进行安抚: 当然,向兄弟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这样的行动是 一种非常的、迫不得己的措施,只有国内外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直接行动,只有对社 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造成威胁的行动才会导致采取那样的措施。 从科瓦列夫的文章到勃列日涅夫的讲话,贯穿着一个中心,即明确提出,社会 主义国家的主权在某种情况下是有限的,为了所谓的共同利益和保卫一个国家的社 会主义成果,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不应视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采取任何方式行动的障碍。尽管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中特意划出了采取军事行动的界 限,但终归是对关于国家主权传统的、公认的解释的一种新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 色彩的诠释。这种诠释经苏联报刊和其他新闻媒体的广泛宣传,很快为全世界知晓 了。善于创造抽象概念的西方记者,干脆把这种诠释命名为“勃列日涅夫主义”, 有的人则更直截了当地称之为“有限主权论”。无论用哪个名称,它已经打上了勃 列日涅夫时代的印记,与勃列日涅夫连在一起了。 仅仅作出理论说明——姑且不论这种说明是否强有力,是否能令人信服——并 不足以平息出兵事件引发的震荡及其余波,这一点在捷克斯洛伐克表现得尤为明显。 但让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事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过去五个月后, 他们的生命安全在莫斯科竟然受到了威胁。那就是发生在1969 年1 月22 日对经 过红场的党和国家首脑的车队进行枪击的事件。虽然开枪射击的是地地道道的苏联 军官,但是西方观察家们还是马上把它与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联系起来,推测这 是苏联国内、特别是军队内部对政府政策不满的反映。然而至今尚没有确凿材料证 明这种推测是正确的。 不过,对勃列日涅夫个人来讲,这是他在国内经历的少有的几次险情之一。 事情是这样的。1969 年1 月22 日,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上正在举行欢迎 宇宙飞船“联盟—4 ”号和“联盟—5 ”号字航员的仪式。勃列日涅夫出席并主持 了仪式。仪式完毕后,政府官员和宇航员们乘坐黑色吉尔牌和海鸥牌汽车,经过沿 途夹道欢迎的群众队伍,向克里姆林宫驶去,因为在那里还有一个正式的招待会。 车队驶抵莫斯科河时停下来。宇航员沙塔洛夫、沃卢诺夫、赫鲁诺夫和叶里谢耶夫 四人走出轿车,换乘一辆敞篷车,准备穿过红场——那里聚集着更多的热情的莫斯 科居民——进入克里姆林宫。本来一路上勃列日涅夫乘坐的轿车一直跟在载着四位 宇航员的轿车之后,在宇航员们换车时,领导人的车队先行驶入了克里姆林宫,以 便能在宴会厅里迎接宇航员们。跟在领导人车队后的原来是以前宇航员们的车队。 这些字航员中有一个别列戈沃伊少将,也有一头漂亮的波浪形黑发和两道浓密的粗 眉毛,这使他在长相上与总书记颇为相似。事有凑巧,别列戈沃伊的轿车是跟在领 导人车队后的第一辆,这样当领导人车队驶进克里姆林宫后,他的轿车就自然变成 跟在敞篷轿车后的第一辆轿车了,而这个位置原来是勃列日涅夫轿车的位置。当敞 篷轿车在警察摩托车卫护下驶抵克里姆林宫时,慢慢降低了速度。 前面是个急转弯,然后是鲍罗维茨基大门,要通过大门还要驶过一个铺着鹅卵 石的斜坡,这都使车队的速度不能很快。敞篷车经过了大门拱道,第二辆跟了上来, 透过挂着薄薄霜气的车窗,宇航员别列戈沃伊波浪形黑发和粗重的眉毛依稀可见。 就在这时,一个站在拱道内、身穿警察制服的年轻上尉,突然抽出两把手枪,冲着 别列戈沃伊的轿车连发六枪。随轿车而行的一名摩托车手中弹,连人带车歪向一边。 轿车司机猝不及防也被子弹击中,飞溅的玻璃碎片如水银泄地撒在汽车周围。不等 刺客再进行第二次射击,几个身穿便衣的克格勃人员猛扑过去把他击倒压在身下… … 第二大,《消息报》在第五版发表了塔斯社就此事一条非常简短的报道,甚至 没有提到刺客的姓名。14 个月后,苏联最高法院通告说,刺客名叫伊林,1947 年生,列宁格勒人,被诊断为“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在行刺时神经错乱,决 定送“特种精神病医院进行强制治疗”。此后,伊林便消失了,行刺事件就这样下 了结论,并且不再提及了。 60 年代末期,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终于导致了两国在边境地区的公开武装冲 突。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成了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事遇到的又一个难题。 前面已经说过,中苏关系的恶化始自苏共二十大以后。双方在对斯大林的评价、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及其发展方向和应遵循的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 存在分歧,而且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导致了内部的争论。并因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 合同、提前撤走援华专家而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国党和政府准备利用这次机会修补乃至最终改善两党两国 关系,采取了主动行动。宣布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接替赫鲁晓夫党政职务的第三天,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就致电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 并希望“能继续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 为庆祝十月革命47 周年,中国党和政府派出了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 理周恩来为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 表团。在莫斯科期间,中国代表团会见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波德戈尔 内等,讨论了两党两国关系问题,“坦率地、同志般地”交换了意见。勃列日涅夫 代表新的领导班子表明了立场,说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在对待中国的 问题上,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在11月6 日庆祝十月革命47 周年大会 上,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再次重申:“我们党最近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我们党的 纲领所确定的苏联对外政策总方针是始终一贯的、不可改变的。”这样,不管苏联 新的领导集团是出于什么考虑,他们实际上把中国试图重新打开的“友好大门”又 推上了。中国由此得出结论,苏联新领导人推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 义”;苏联新闻界则坚定地维护既定方针。1965 年2 月上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和朝鲜途中两次在北京停留,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两次谈话,毛泽 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也会见了他。中国领导人表示,尽管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要继 续下去,但两国关系应该改善。然而双方没有发表任何有关会谈的公报,柯西金回 国后在广播中说,会谈“帮助澄清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可能性”。 然而,由于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一直来弥合,两国关系的改善始终难以有大的 进展。相反,随着两党之间恢复论战、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受国际 环境和事件——如越南战争、印巴战争及中印边界危机等——的影响,两党关系不 仅继续恶化,而且两国关系也日趋紧张,其中,最容易产生磨擦的问题之一,就是 边界和领土问题。 中苏两国的共同边界在西北段约为3100 公里,东北段约为4300 公里,是世 界上拥有共同边界最长的两个国家。这7000 多公里长的共同边界,既反映出两国 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也凝结了历史上诸多的是是非非。1840 年以后,沙俄与其 他帝国主义列强一起,参加了对中国领土的侵占与瓜分。随着沙俄政府把《中俄瑷 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清朝政府,它从中国手中掠去黑 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十月革命后,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于1920 年 9 月27 日发表声明,“宣布前俄国政府与中国缔结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占领中 国的一切领土和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把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掠夺占领的一 切领土都无偿地和永久地归还中国”,并于1924 年5 月31 日与中国签订了《中 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其中规定,废除中国政府与前沙俄政府所订立的一切公约、条约、协定等。 至于边界,将重新划定,但在未划定之前,仍先维持现在疆界。但直至中国革 命胜利,中苏之间一直未能完成上述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边界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搁置起来。 但随着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边界问题上的是是非非,也成了双方争论的问题之 一,而且由于它与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变得愈发复杂而难于处理了。1963年9 月 伊犁事件发生后,中苏于第二年2 月在北京举行了边界谈判,但未取得任何进展。 此后,苏联领导人指责中国引起边界争端,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对此提出反驳, 说1960 年7 月至1965 年底之间,苏联在中苏边界挑起5000 多起事件,并且陈 兵中苏边界,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这都使中苏边界上的局势日益严重。 终于,1969 年3 月,两国边防军在中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发生激烈的武装冲 突,造成了严重流血事件。 据新华社报道,3 月2 日上午9 时许,苏联边防当局派出大批武装部队,携带 全副武装,出动装甲车、卡车和指挥车多辆,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对中 国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边防军人进行挑衅。中国边防军多次发出警告,令其退 出中国领土,但苏军不仅不予理睬,反而于9 时17 分,公然向中国边防部队开枪 开炮,打死打伤中国军人多名。中国边防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 击。差不多同时,塔斯社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说法截然相反,认为是中国“蓄谋 和精心准备的”对苏联边防军人的“突然袭击”,侵犯了苏联国界,造成苏联军人 31 人牺牲,14 人受伤。3 月15 日,双方在珍宝岛地区再次发生激烈的武装冲 突,苏方出动了坦克、装甲车等重型武器,中国则以大炮和迫击炮予以还击。6 月 6 日,中国外交部又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提出照会,谴责苏联把武装挑衅活动从乌苏 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界,从东北段扩大到西北段。在西北段,双方 于6 月10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8 月13 日在裕民 县铁列克提地区发生两次较大的武装冲突。这样,在长达7000 公里的中苏边界线 上,双方不仅形成紧张的对峙,而且在多处地段爆发了流血冲突,使这里出现了空 前的紧张局势。 不管怎么说,边界地区频频发生流血冲突,对两国都是不利的。双方都在寻找 机会避免发生更大的武装冲突。9 月11 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见了参加胡 志明主席葬礼后从河内回国途经北京的柯西金,两国政府首脑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他们一致同意,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中苏两国不 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同时, 双方还就贸易等问题达成谅解。据塔斯社称,这次会见是苏联方面建议举行的,但 柯西金回国后,苏联又否认在边界地区存在有争议地区,从而否认两国政府首脑就 此问题达成的谅解。不过,两国边界问题谈判于10 月20 日在北京首次举行,至 1978 年6 月,谈判共举行了15 轮。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在中苏冲突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并没有置身其外,他是 两国之间进行的论战及宣传战的积极参加者。他利用一切机会,对中国进行指责, 以苏联的立场、观点分析和解释冲突产生的原因。作为党的领袖,勃列日涅夫涉及 中苏关系的讲话,自然不能简单地视为是他个人的观点,它能够反映苏联领导集团 中对此问题的主流意见和态度。 1969 年6 月5 —17 日,由苏联组织的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在莫斯科举 行,有75 个党派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中国、阿尔巴尼亚等没有参加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勃列日涅夫作了长篇发言,其中用了相当篇幅谈论中国。 他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时,认为这些分歧多半是由于“左” 倾和有倾修正主义影响的渗入引起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共同特征之一, 就是向民族主义让步,甚至直接转到民族主义立场上。在他看来,中国党的情况就 是这方面的一个特别显著的例子。他抓住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 议作文章: 我们认为,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有助于了解中国领导实际上在同谁进行斗争, 为了什么进行斗争。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必须首先同所谓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 “无情斗争” 的方针。可是大家知道,被北京列入现代修正主义范畴的绝不是修正主义者, 而是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 按照他的逻辑,中国党之所以要这样做,目的在于要争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 权。这种指责其实并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发明”,早在赫鲁晓夫时期就把这顶帽子 扣在中国头上了。勃列日涅夫的发展在于,他把中国党所谓的争夺领导权同“它的 大国野心和它对别国领土的要求”联系在一起进行解释。 这种大国野心和领土要求,用勃列日涅夫的话说,就是表现为: 正在向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灌输所谓中国起救世主作用的思想。正在用沙文主义 和恶毒的反苏精神进行群众性的思想改造。正在根据把别国领土划入中国版图的课 本和地图向儿童讲授地理。“挨饿和备战”,这就是目前向中国人民指出的方向。 当然,勃列日涅夫在这里没有谈把百万苏军部署在中苏边界会给中国造成什么 样的心理压力,也没有提苏联曾在三个月前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的让 蒙古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的建议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①而是说,中国的报刊上公 开发出“既要准备同苏联修正主义进行常规战争,也要准备同他们打核大战”的号 召。不过,勃列日涅夫下面的话又表明,他们并不认为中苏之间马上会发生战争: 当然,从大吹大擂的声明到现实可能性,这中间有相当大的距离。苏联有足够 的力量捍卫自己,苏联人的神经是坚强的,叫喊是吓不倒他们的。 勃列日涅夫还谈到了引人注目的中苏边界和领土争端。他在讲话中提到了苏联 政府3 月29 日就苏中边界问题发表的声明和5 月24 日中国政府的答复声明。苏 联政府3 月29 日的声明中,回顾了50 年代两国之间友好关系,对边界谈判中断 表示惋惜,建议尽快恢复1964 年在北京开始的边界协商,表示“苏联政府坚信, 苏中两国人民的重要利益最终将有可能消除和克服苏中关系中的困难”。中国政府 的答复声明通过对历史的回顾,重申了沙皇俄国对中国领土的侵吞,指出苏方应对 60 年代以来的边界争端负责。声明还重申了中国政府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一 贯立场,同时又明确表示:“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 度是软弱可欺的,可以用核讹诈政策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 就完全打错了算盘。” 对中国政府的声明。勃列日涅夫一方面承认,“如果可以从字面来判断的话, 中国方面并没有拒绝谈判的主张,还表示同意避免边界冲突,不开火”,另一方面 又说,中国的声明“充满对历史的伪造和对当前事实的歪曲”,“重复着对苏联没 有根据的领土要求”,因此“决不能称为建设性的”。实际上,这已经表明,苏联 政府虽然提议进行谈判,但它不准备作出任何领土方面的让步;尽管他说苏联政府 愿意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通过谈判来解决分歧”,但在事先就已经得出对方是在 伪造历史、歪曲事实的结论之后,难道还能有心平气和的气氛和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的基础吗? ① 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于3 月17 日在布达佩斯举行。苏、保、匈、波、 罗、捷和民主德国七国党政领导人参加了会议。据合众国际社报道,在3 月16 日 的预备会议上,苏联要求会议就珍宝岛事件发表一项反华公报,但遭到一个成员国 反对后作罢。合众国际社4 月16 日援引东欧外交界人士提供的消息,说苏联在会 议上提出了让蒙古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的建议。对此有三个成员国表示反对,此建议 未被接受。东欧外交人士说,此建议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苏联在中苏争端中的地位。 在这篇讲话里,勃列日涅夫有一句话非常耐人寻味,从事后的事实看,他当时 这样说,并不是泛泛而谈,相反是有所指的。他说: 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冒险主义同他们不断加剧的战争歇斯底里气氛相结合,这就 给国际局势带来新的因素,我们没有权利不考虑这些因素。 对这些因素,勃列日涅夫仅提到一点,即加强社会主义各国党和国家的团结, 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要更加坚定地执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在这里 他顺便讥笑了“帝国主义宣传家们编造和使用了臭名远扬的‘有限主权论’”。但 稍有政治分析能力的人都清楚,这并不是苏联领导人所要考虑的全部因素。那么, 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从什么背景下观察和思考中国的问题呢?勃列日涅夫的传记作 家米·莫罗佐夫作了如下分析: 自1969 年以来,中国显然成了勃列日涅夫的第一号问题,一切对外政策的设 想和行动都服从于这个问题,再也没有比这个问题更占优先地位的了。确定下来的 最高原则是,不管什么时候,要是决心在“满洲”对中国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战争 的话,那么在这之前必须使欧洲的形势稳定下来,以便能期望欧洲各国至少保持一 种善意的、为条约所保证的中立。 看来,不仅仅是莫罗佐夫自己有这种感觉,另一个勃列日涅夫的传记作家约翰· 多恩伯格也说,“中国当然是勃列日涅夫制定他的‘西方政策’时的主要着眼点之 一”,“是他的头号外交政策和意识形态问题”。两名西方传记作家的观点也许不 足以全信,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承认,70 年代,尤其是前半期,苏联打出了“缓和” 的大旗。大旗招展之处,也确实令世人眼花缭乱了一番。撑起这面大旗的旗手,正 是勃列日涅夫。别的不说,也就是从这时起,勃列日涅夫才真正成为国际风云人物 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