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超级大国的“蜜月” 当理查德·尼克松在1969 年1 月20 日那个阴沉、寒冷并刮着大风的日子宣 誓就任第37 届美国总统时,几乎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个曾以反共著称的政治家, 会在他的任期内成为打破封冻美国与东方社会主义大国关系坚冰的首航员。不过, 他的就职演说还是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他说:“历史所能赐予的最大荣誉,莫过于 和平缔造者的称号。如果我们取得成功,我们的子孙后代在谈到我们这些今天活着 的人时会说,我们掌握了时机……”眼尖的记者发现,在尼克松发表演说时,站在 他身后的他的夫人帕特手中捧着一本打开的《圣经》,那一页上写着:“他们将铸 剑为犁,把长矛锻制成修树剪。 各族不再向他族举起刀剑,它们都不再学习征战。” 在随后雪片般飞来的贺电中,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 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发来的电报,电文除了礼节性的外交辞令外,没有什么实质性 内容。27 天后,尼克松的日程表上才安排了接见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 宁来白宫的首次正式拜访一项。他在苏联大使面前并未掩饰苏美之间存在着的“很 大的根本性分歧”,不过他希望能解决这些分歧,“至少应该确保我们之间不致因 为缺少联系而产生不和”。多勃雷宁交给美国总统一份正式照会,表示苏联准备就 中东、中欧、越南和武器控制等一系列问题求得进展。尼克松则提出,一方面的进 展应同其他方面的进展联系起来。他针对多勃雷宁提出的苏联政府希望苏美就限制 战略武器问题开始进行谈判的问题,认为在开始上述谈判时,努力缓和其他地区的 剑拔弯张的紧急形势,也是苏美“义不容辞”的责任。 苏联如何对待这种“把各方面问题联系起来解决的政策”,尼克松还要拭目以 待。但从美国这方面说,即将进入70 年代的美国,背负的重担和脚下的羁绊使它 深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原来壁垒森严的两大阵营内部的分化组合,使世界的政治 格局趋向多极结构,美国在这种结构中的地位与以前相比不是加强而是面临着削弱 ;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卧薪尝胆”奋起直追,不到10 年的时间里,基本扭转 了军事战略力量上美国占优势的局面,达成两国之间的大体均势:美国在资本主义 世界中经济地位的下降动摇了其霸主地位,不仅法国继续奉行独立政策,就连昔日 对其惟命是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也在悄悄地在经济上与美国展开竞争的同时,时 常让世界注意到它们在某些问题上与美国拉开了距离;还有,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 越来越让美国感到、也让全世界相信,它对美国来说已经不是荣誉而是一个沉重的 负担了,甚至让美国在亚洲这片不大的泥潭中看到了灭顶之灾的阴影:此外,国内 的一系列问题也迫使新总统要面临一个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尼克松虽然不能预设未 来,但他能够面对现实。他认识到,该是着手调整美国全球战略并修正对外政策的 时候了。 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欧洲的中心位置和防苏反共的主题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尼克松的政策调整,也不会偏离、更不会放弃这两个基本点。但是,面对70 年代 初欧洲逐渐高涨起来的缓和思潮,在法国、联邦德国已经率先行动起来的情况下, 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明白,如果不想使美国的政策遭到孤立和失败,就必须去适 应当前的现实,在不放弃基本点的同时,调整策略和方式,以更好地为美国的利益 服务。作为把外交看得比内政更重要的总统,尼克松不仅紧紧控制着外交政策的制 定权,而且相信,总统本人的外交活动往往在推行政策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在蓬皮 杜、勃兰特等先后访问莫斯科后,美苏之间的最高级会谈被提上了议程。 苏联领导人当然明白,缓和的进程可以在欧洲启动,但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苏 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缓和。没有苏美之间的缓和,缓和就很难说是“健全的”。困难 在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性对抗,使它们之间的关系大大复杂化了。它们的矛盾 已经远远超出了欧洲的范围”。如果说这些矛盾的形成是由它们的利益对抗决定的, 那么同样肯定的是,缓和不能单方面损害两个超级大国中任何一家的利益。这就需 要一个复杂的协调利益的过程。但60年代末、70 年代初,苏联所面临的形势,特 别是中、苏关系紧张的局面,使苏联领导人迫切需要用缓和的成果来改善自己的处 境。正因如此,苏联愿意向西方国家开列出准备解决的问题的清单,但却不愿意把 所有问题联系在一起解决,因为后一种办法既费时又不容易取得成果。在尼克松上 台后,苏联首先表示希望举行两国之间的最高级会谈,但题目是单一的。 主张实行“联系原则”的尼克松政府开始对苏联的主动反应冷淡。但很快发现, 它可以用欧洲的柏林问题和亚洲的中国两张“王牌”迫使苏联在美国最关心的越南 战争上施加对美国有利的影响,于是它反过来催促苏联方面尽早确走双方最高级会 谈的日期。当“球”踢回来后,苏联反而并不着急了。 在没有确定对方的“要价”和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时,苏联宁愿把最高级 会谈先挂起来。然而,尼克松迅速抓住了能让苏联不得不行动起来的“要害”—— 中国:1971 年4 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紧接着,尼克松宣布放松对中国的禁运 和货币管制;7 月15 日,在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北京后的 第四天,中美两国在同一时间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将在1972 年5 月以前的 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仅过了四天,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会见基辛格时表示,完 全赞同举行苏美两国间的最高级会晤,并且询问能否在尼克松访华前进行。8 月10 日,苏联向尼克松发出正式访苏邀请。 10 月12 日,苏美发表公告,宣布苏美首脑会晤将于1972 年5 月下旬在莫 斯科举行。 为了给首脑会谈做准备,基辛格再次执行“秘密使命”,于1972 年4 月20 日抵达莫斯科,进行为期4 天的秘密访问。第二天,基辛格与勃列日涅夫等人进行 了会谈。与基辛格听到的情况不同,勃列日涅夫是按提纲进行会谈,而不是像传闻 的那样宣读书面讲稿。他向基辛格表示了苏联对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谈取得成功的 信心,他做着有力的手势说:“我们不希望在最高级会谈上吵架。要吵的话,我们 完全可以呆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吵。”对基辛格,勃列日涅夫履行了这一诺言,四天 中没有让前者感到特别不愉快。但等到尼克松来了之后,这个诺言似乎又被忘记了。 在见到勃列日涅夫之前,让基辛格感到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越南问题。 从基辛格抵达莫斯科的那个月的第一天起,美国政府以越南北方武装力量越过 非军事区向南越发动大规模进攻为借口,授权美国空军对非军事区以北地区进行袭 击,打击范围超过18 度线扩至20 度线以北的海防与河内等城市,并且第一次使 用了B —52 轰炸机。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的计划是,利用苏联领导人急于举行苏 美最高级会晤的心情,迫使苏联向其支持的越南北方武装力量施加压力,后撤其越 过非军事区的部队,并在美国限定的时间里重新回到巴黎的谈判桌上进行谈判。对 苏联会不会屈服于这种压力、基辛格没有把握。在与勃列日涅夫的首次会谈中,主 人并没有对轰炸河内和海防表示强烈的不满,勃列日涅夫措辞微妙他说,不久前发 生的事情“使得气氛有点阴沉”,并马上补充说:“我不是说这将会减少会议成功 的前景。”对于基辛格提出的条件以及在这个问题上连基辛格自己都觉得“露骨” 和“挑衅性”的言辞,勃列日涅夫的反应,用基辛格的话说,“极其温和”、“异 常地和解”。这又进一步加强了基辛格的一种印象,即苏联领导人“优先注意的显 然是最高级会谈和美苏关系,而不是越南”。经验丰富的基辛格马上由此得出结论 : “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而不致引起苏联威胁取消最高级会谈。”同时,勃列 日涅夫对中国表露出的担忧和敌意,也让基辛格对自己的结论深信不疑。 基辛格正是像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的不愧为“自冷战初期以来最出色、最值得称 道的美国外交家”,他仅仅经过一二个回合,就猜中了对手扣在桌上的那张底牌。 看看这个工于心计的美国外交家对勃列日涅夫的第一印象挺有意思,它为丰富 勃列日涅夫的画像也许会有帮助。在他看来,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典型的俄国人。 他又粗鲁又热情,又蛮横又可亲,又狡猾又善于使人不生芥蒂”。 在会见基辛格的时候,他给后者的印象是,“显然是苏联的最高领袖”,但 “还没有掌握全部权力”,因此他特别注意使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也参加会晤,以 使对方明白,“他是在阐述一个集体商定的立场”。他有权对这个立场“做一点细 微的补充”,但不能“擅自断然改变立场”。不过,“如果他深信有必要改变立场, 他是可以说服政治局跟他走的”。在以后又多次接触过勃列日涅夫后,基辛格回过 头来再看勃列日涅夫,感到“越往后,勃列日涅夫的权威显然越增加了”。 对勃列日涅夫在会谈时的表现,基辛格也作了生动描写: 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勃列日涅夫似乎有点紧张;这大概是因为他对于初次同 美国的高级官员打交道感到没有把握,部分地也是因为他吸烟、喝酒太多,曾经犯 过心脏病,工作压力太重。他的双手总是在动,把表转来转去,香烟灰弹掉,或者 用烟嘴敲击烟灰缸。他是闲不住的。当译员在翻译他的讲话时,他会烦躁地从椅子 上跳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同他的同事们大声谈话,甚至不加解释就离开房间, 过一阵儿再回来。因此,同勃列日涅夫谈判还包括这样一种异常的特点,即他随时 都可能失踪,或者当你正讲得最雄辩的时候,他不是专心听你讲话,而是硬逼着你 吃东西。 要知道,基辛格此次访苏主要是为一个月后尼克松访苏做准备,他对苏联领导 人的各方面情况的观察、了解,或多或少会影响到美国总统。因此,尼克松在踏上 苏联国土之前,应该是对自己的谈判对手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的。相反,勃列日涅夫 对即将到来的尼克松的了解就要少一些了。尽管葛罗米柯和多勃雷宁都会见过美国 总统,但他们都没机会像基辛格那样有这么多时间、从这么近的距离去感受另一个 国家的领导人。如果说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第一次会见,从两人的地位上可以说是 平等的话,那么在心理准备上就不完全是这样了。假如这可以算作一个因素的话, 那么它将使得分的天平在这场“超重量级”的碰撞中倾斜向哪一方呢? 1972 年5 月22 日,星期一,当地时间下午4 时,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降落在伏努科沃机场。细雨蒙蒙的机场上,没有组织盛大的欢迎场面,据说是用公 共汽车专门接未的200 多名工人,站在远处的栏杆外,手中挥动着小旗。以苏联最 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及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为首的 各界要人,列队站在停机坪一侧。按照外交礼仪,身为党的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没 有到场迎接。看来,苏联是有意要把欢迎的场面压到最低规格,因为无论是蓬皮杜 两年前首次访苏,还是勃兰特一年前到克里木会见勃列日涅夫,总书记都没有囿于 什么“外交礼仪”,而亲自到机场迎接。美国人对这种场面并不感到吃惊,与三个 月前没有任何欢迎人群的北京机场相比,这里毕竟多了一点象征性的群众欢迎场面。 更何况由于尼克松在5 月8 日宣布对北越港口布雷及增加空袭的强度,舆论界一度 对尼克松能否如期飞往莫斯科持很大怀疑,所以当尼克松迈下舷梯的最后一阶站在 苏联首都的土地上时,人们在轻轻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马上意识到,莫斯科接待美 国总统的第一幕既要搞得比北京热烈些,又不致引起河内的不快。 尼克松和夫人被安置在克里姆林宫中下榻。没等尼克松夫妇看完下塌处华丽的 宫殿和内藏的珍宝,基辛格来告诉总统,勃列日涅夫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候会见总 统。 尼克松早在13 年前就以副总统身份访问过莫斯科,会见过赫鲁晓夫,并与赫 鲁晓夫在当时举办的美国工业技术展览会上有过一次著名的“厨房辩论”。在那次 辩论中,当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就站在赫鲁晓夫身 后,两个人可能谁也没想到,13 年后的今天他们会作为各自国家的首脑站在一起。 勃列日涅夫首先告诉尼克松,在美国最近对越南采取新的行动后,苏联方面能 如期举行这次首脑会议很不容易。只是由于认为改善苏美关系和两国间就某些重大 问题达成协议十分重要,才使这次会谈成为可能。勃列日涅夫并非是在虚张声势。 5 月上旬和中旬,政治局曾多次开会讨论越南出现的新局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 题,就是在美国正在轰炸苏联的一个事实上的盟国的时候,是否还有必要在莫斯科 接待美国总统。政治局内对此意见并不统一。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为首的军方 高级领导人反对举行最高级会谈,波德戈尔内支持这种意见。柯西金和葛罗米柯赞 成会谈如期进行,苏斯洛夫和一部分委员在要缓和还是要意识形态斗争上一时拿不 定主意,勃列日涅夫尽管非常愿意再次充当缓和舞台上的绝对主角,但在军方的反 对下也犹豫不决了。不过,河内领导人的做法让莫斯科很失望,并最终促使政治局 内意见的天平倾向举行最高级会谈。越南领导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拒绝向给予他 们巨大军事和经济援助的苏联人透露他们的军事计划和对美政策,甚至对同美国人 进行谈判的情况也对莫斯科保密。结果,莫斯科觉得自己常常被河内弄得措手不及。 所以苏联领导人最终取得一致:不能把决定苏美关系的权利交给河内。 政治局取得一致后,为稳妥起见,又决定把此问题提交5 月份举行的苏共中央 全会讨论。这次全会在尼克松到达前三天召开。勃列日涅夫作了《关于国际形势》 的报告,稳住河内,更需要克服来自党内的阻力。中央全会通过了决议,其中最后 一段话引起人们的注意。它说全会责成中央政治局继续实施二十四大的和平纲领, “并根据具体情况运用各种形式和方式实施这一纲领”,把解决当前的直接任务同 长远的前景“有机地结合起来”。全会在这个时候召开并作出这样的决议,表明在 尼克松把在越南的侵略战争又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后,苏联党的领导层内感到有必要 统一全党的认识,让意识形态的分歧服从缓和的大局,而不是相反。勃列日涅夫也 有所得,从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看,他获得了可以自由行动的应允。就在尼克松抵 达的前一天,《真理报》仍然在做说服解释工作,在题为《党的列宁主义政策》社 论中,一方面表示赞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要求武装干涉者离开印度 支那”的建议,一方面再次强调,“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为使双边关系正常化而 进行的苏美会谈,完全符合世界社会主义和加强普遍和平的利益”,而且特别意味 深长地指出,“苏联以求实的现实主义态度来看待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进行的对苏 联的访问”。熟悉苏联党内斗争的人都知道,“求实的现实主义态度”一句不会是 没有所指的。 勃列日涅夫向尼克松表示,他觉得建立和发展与尼克松的个人关系很有必要和 好处。尼克松告诉总书记,他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 三位盟国最高领导人之间关系的历史,发现那时下级之间的分歧往往由于在最高一 级达成协议而得到解决。“我希望和总书记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尼克松说。 勃列日涅夫爽朗地回答:“我当然非常高兴,我这方面是完全准备这样做的。”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那些官僚去决定,我们就永远不会有什么进展 了。”尼克松抓住机会不放松。 “他们只会把我们埋在纸堆里!”勃列日涅夫说完开心地大笑,把掌心往桌面 上拍了一下。尼克松也笑了,他心里想:这个开端看来还不错。 两人首次会谈后一起来到克里姆林宫多棱宫,出席苏联政府为美国代表团举行 的国宴,波德戈尔内致祝酒辞。美国的资深记者威廉·瑞安发现,最高苏维埃主席 团主席在讲话中悄悄改变了以前苏联传统的提法。以往,苏联的一贯提法是“增进 同美国的关系既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现在波德戈尔内说,“增进同美国的不 仅是良好的、而且是友好的关系,既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瑞安在给美联社的 新闻分析中写道:“一位美国总统刚下令对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港口布雷以阻止苏联 军用物资运往北越,而苏联领导人却谈论同这位美国总统建立‘友好’关系,这是 一个奇怪的时刻。”勃列日涅夫显得兴致很高,感情洋溢。他抽着烟,时时侧过身 与尼克松交谈。每当他转动身体的时候,领带上别的金刚钻领针在天花板上悬吊着 的四个巨大铜烛台上洒下的烛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他指着对面墙上比真人大几倍 的《耶稣和使徒最后的晚餐》壁画,打趣地对尼克松说: “呶,那是当年的政治局。” 尼克松听了作出仿佛悟出什么的样子:“那就是说总书记与教皇有许多共同点 啰。” 勃列日涅夫放声大笑,伸过手和尼克松握了一下。接下来的一周内,双方代表 团或分或合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会谈所讨论的问题范围很广,像欧洲的安全与合作、 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中东地区局势、国际行为准则、中国、核军备控制、越南战 争等都包括在其中了。双方代表团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议虽然也有争论,但基本上是 泛泛而谈,真正涉及实质性问题或是取得突破的还是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之间以及 他们最亲密的顾问参加的小型会谈。在这种短兵相接式的交锋中,最能反映一个人 的个性和他的外交风格。 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是这次首脑会晤预定要达成协议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从1969 年11 月初开始,美苏双方就此问题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到尼 克松来莫斯科之前,两国代表团历时30 个月,经过123 次会谈,总算拟定了《限 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草案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临时协定》草案,提交莫斯 科首脑会谈审定,在讨论上述两个草案时,双方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仍需统一,其中 第一个草案中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两国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应部署在距首都多远的地方。 尼克松要求苏联把反导弹系统放在距莫斯科1500 公里的地方,在5 月23 日下午 的会谈时,勃列日涅夫同意了。但到晚上再次会谈时,勃列日涅夫似乎漫不经心地 就把几小时前谈妥的数字减少了: “关于反弹道导弹问题,看来已经解决了。1200 公里,我们同意。”勃列日 涅夫说。 翻译刚刚翻完这句话,尼克松马上纠正道:“是1500 公里。” “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中国去吗?”勃列日涅夫显得有点生气。 “可是,总书记应该了解,我是从来不为小事斤斤计较的。”尼克松没有让步。 勃列日涅夫沉默了片刻,然后耸耸肩,有点无可奈何他说:“1500 公里,也 可以。你要我们东移,我们可以这么办,马上就能办。”他左右看了一下其他人, 像是自言自语:“1200 公里我们接受起来轻易些,不过1500 公里也行。” 尼克松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基辛格,他对后者告诉他的关于苏联谈判代表惯帛 的手法之一总算有了亲身体会。这种手法就是苏联人善于在一个已经商妥的问题上, 而且往往是细节上,突然提出回到原来立场的修改意见,一方面考验对手的机警程 度,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哪怕是微小的好处。因此,有过亲身体验的基辛格总结出一 条“经验”:和苏联领导人打交道,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看来,尼克松是有这方面 心理准备的。 不过,尽管作了相当周密的准备,美国客人仍然遇上了让他们始料不及的事: 总书记在双方代表团成员和总统保安人员的众目睽睽之下,竟成功地“绑架”了美 国总统。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令所有目击者终生难忘。 5 月24 日下午举行了《苏美联合探索大空协定》的签字仪式。按原计划,当 日晚勃列日涅夫邀请尼克松到他的莫斯科郊外别墅共进晚餐,同时讨论越南问题。 原订签字仪式结束一小时后出发去别墅,但当勃列日涅夫陪着尼克松从大厅里出来 时,勃列日涅夫忽然对美国总统说: “我们干吗不现在就到郊外去,趁天还没黑看看那里的景色呢?”并且不由分 说,拉着尼克松的臂膀,把他推进电梯,下到一楼,门外停着勃列日涅夫坐的那辆 高级吉尔牌轿车。勃列日涅夫把尼克松让进汽车,也不招呼司机,自己坐在驾驶席 上,启动汽车急驶而去。跟在后面的美方人员乱了手脚,基辛格情急之下,跳上一 辆苏方的后卫车,总算没被抛下。而他手下两名讨论越南问题必不可缺的专家温斯 顿·洛德和约翰·内格罗庞特拼命想找一辆车跟上去,但只是在勃列日涅夫与尼克 松已经到达别墅后,快急疯的他们最后找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外国领导人安 全的局长安东诺夫将军,才如愿以偿。 勃列日涅夫驾车高速行驶了约40 分钟,到达别墅。别墅坐落在地势略高、树 荫掩映的莫斯科河边。别墅是两座小楼,外表很普通,甚至算不上雅致,但内部陈 设不失舒适。别墅前是一块草坪,一直伸展到莫斯科河岸,岸边停着一艘小型水翼 艇。下车以后,勃列日涅夫又兴冲冲地建议尼克松坐船游览一下莫斯科河两岸风光。 不过,这次勃列日涅夫没有充当驾驶员,技术熟练的驾驶员驾着水翼艇以差不多每 小时90 公里的速度平稳地载着两个大国的第一号人物飞驰了近一个小时。 两人回到别墅时,心情都不错。这时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以及基辛格和洛德、 内格罗庞特都已赶到别墅,会谈马上开始。然而,话题一转到越南问题上来,轻松 愉快的气氛顿时消失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像事先商量好似的,一 个接一个地向美国人发出谴责,勃列日涅夫指责美国最近对越南北方的空袭是“残 暴”的轰炸,说尼克松并不是真心想结束战争,而是想利用中国来压苏联干预北越, 把苏联置于一种非常难堪的境地,并且据基辛格的理解,有几次勃列日涅夫甚至影 射美国的政策和希特勒的政策相似。勃列日涅夫在发言时情绪激昂,时时为了强调 自己的语气而拍下桌子。 柯西金则冷静得多,但是他的话却是最厉害的。他说,他访问美国时会见过林 登·约翰逊总统,后者预言美国在越南会获得胜利,但结果还是失败了。 显然,他是告诉眼前这位美国总统如果不悬崖勒马,也将落得同样下场。他冷 冷地对尼克松说: “总统先生,我认为你过高估计了在目前情况下,以实力地位出发解决越南问 题的可能性。在关键时刻,北越人可能重新考虑其他国家的军队开进去和他们一道 作战的。” 尼克松被这句话刺痛了,他开口说道:“这种威胁一点也吓不倒我们,不过, 你不妨把话说得再具体些。” 柯西金仍然不动声色:“不要搞错了,我们的话是威胁,你们的话就不是威胁。 我只是对可能发生的事作一番分析,这比威胁要严肃得多。” 波德戈尔内最后发言,他措辞也很尖锐,但口气相对缓和。他谴责对越南的战 争是“非法的”,“是纯粹的侵略”。在他发言时,勃列日涅夫在他背后来回踱步, 口中喃喃有词。波德戈尔内讲完后,勃列日涅夫又讲了几句,然后室内出现了一阵 寂静。过了一会儿,尼克松发言,他提到苏联在促进美越重新会谈上所起的作用, 把破坏会谈和引起越南战争升级的责任全都推到了河内方面,说美国在越南采取的 行动是由于“没有别的选择”,是“完全冷静而客观地作出的决定”。尼克松。的 发言声调并不高,但有些措辞——特别是指责北越的时候——也很严厉,但苏联领 导者们只是默默地听着,没人对此表示反感,也没人进行反驳。尼克松说完后,勃 列日涅夫只是淡淡他说,双方“对一件世界大事进行了极认真的讨论”,从尼克松 的话中他得出结论,美国愿意寻求一项“合理的解决办法”。柯西金虽然还是板着 面孔,但话中意思跟刚才不同了,他说,现在苏联开往越南的船只“运去的只是面 粉和粮食,没有任何武器弹药”。 苏联领导人的突然爆发和随即的沉默,使美国人先是感到不解,然后又“恍然 大悟”,他们“其实是在演戏给人看”。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就说他是突然悟到这一 点的: 他们的口气充满敌意,态度极为蛮横,然而所有的讲话都没有包含要采取实际 行动的意思。……苏联领导人只是说一通空话,并没有逼迫我们做什么事。他们发 言只是为了记录在案。所说的话够编成一份记录应付一下河内就算了。 基辛格的感悟得到了多勃雷宁的印证。他在1995 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把尼 克松请到乡间别墅秘密讨论越南问题是政治局的决定,为的是“不破坏友好认真的 谈判气氛”。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人试图使尼克松改变或调整对越政策,但由于提不 出新的具体建议而未能成功。然而,对苏联领导人来说,“重要的事情是能够向河 内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通报说他们已经做出了努力,这样他们在越南人面前就可以 问心无愧了”。 这场突然上演的“激情戏”持续了大约三小时后结束,时间已是半夜11点了。 主人建议用餐,双方来到餐厅,面对丰盛的酒菜,气氛又迅速变得热烈友好了。每 个人都像换了个人似的,相互敬酒、谈笑,仿佛刚才那场咄咄逼人的唇枪舌剑根本 没有发生过。在五个小时中,双方从轻松欢快到厉言相责再到谈笑风生,情绪气氛 大起大落,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讲,都是对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紧急应变能力的特别 考验。 在苏美莫斯科会谈期间,为了烘托会谈气氛,向世人显示会谈的成果,双方几 乎每天都签署一到两个协定或条约。在所签订的九个文件中,对双方来说重要性并 不相同,因此代表各自国家签字的人也不一样。就苏联方面说,勃列日涅夫代表本 国在四份文件上签字,这四份文件即《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卫系统条约》、《限制进 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关于建立美苏贸易委员会的协定》和《 美苏相互关系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此次会谈的核心,也是最被看重的成果。代表 苏联签字的既不是国家元首波德戈尔内,也不是政府首脑柯西金,而是党的总书记, 这本身就说明苏联方面的重视。相反,这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这种印象,即勃列日 涅夫才是苏联的第一号领袖。 这次会谈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后,都引起各国新闻界、政治家及专家学者的极 大注意。《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次最高级会谈“如果不是双方把早先的意识形态 情绪冷却下来,以及把国家的自身利益放在新的首要地位的话”本来是不可能开成 的,即使开成也很难取得成果。英国《每月邮报》也认为,在苏联制造的武器正在 打南越、美国的B —52 轰炸机正在轰炸北越的时候,“对于两个在世界上拥有能 使千百万人死亡的最大毁灭性武器的国家来说,这次会谈意味着战后的现实政治达 到了顶峰”。法国外长舒曼对记者说,“没有哪个人能够否认这次尼克松访问是一 个重大事件”,莫斯科“会谈将会大大有助于全世界局势的缓和”。一名美国记者 马克斯·弗兰克尔把尼克松的北京之行和莫斯科之行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说尼 克松“去北京是一场历险,来莫斯科是商人聚会。在北京,尼克松总统是马可·波 罗,在探险的旅途中对新奇事物惊叹不已。在这里,他是个旅行推销商,怀着想在 一个熟地方找几千个新主顾的希望,不过手段是精明的”。《真理报》在题为《关 心人类》的社论中指出:“莫斯科会晤的气氛是坦率的和求实的。会晤的积极成果 给人类带来好处。”针对双方签署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塔斯社评论员尤·科尔尼 洛夫写道,它“将作为向限制军备竞赛迈出的一大步” 而载入史册,现在“对于裁军是一项切实可行的、并且今后仍需满怀信心为之 奋斗的任务这一真理,有谁还能否认呢”?多勃雷宁也说,他当时认为此次会谈获 得了重大成功,确立了缓和政策,并且“把许多美好的希望和这项政策联系在一起”, 尽管他又承认,在冷战的惯性下,他对此并不是没有任何疑虑。 第一次见面的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自然也对对方有了直接的认识和印象。在尼 克松眼中,勃列日涅夫更像美国的一位大工会领袖,这并不是贬低他,相反尼克松 认为能上升到苏联执政党的最高地位,勃列日涅夫必须具备高明的政治才能和坚强 毅力才行。他的口才可能不如别人雄辩,风度也不是最康洒的,但“他有自己的独 到之处”。“他说话的声音深沉有力——不论你什么时候和他见面,你都能感到他 身上洋溢着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和魄力。” “他有时说话过多,并且不尽确切,但常常能够很有力地表达他的意思,同时 也十分精明,善于在辩不过人家时转移话题。”在和勃列日涅夫相处一个星期后, 尼克松回来后写下一句也许是最有见地的话:“我们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是把他看成 一个傻瓜或头脑简单的粗人。” 5 月30 日,尼克松离开莫斯科后,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对 这次最高级会谈进行了总结。与会者对此给予了肯定的评价。除了对基本达到了预 期的结果表示满意外,他们对尼克松的看法也有了变化。在苏联领导人的意识中, 尼克松一直是一个冷战的急先锋,反苏反共的老手,同他达成协议肯定是件非常困 难的事情。但是经过这次面对面接触,他们发现这个美国总统“是一个办事有条不 紊而又讲求实效的人”。 “你能够和尼克松打交道。”勃列日涅夫以此概括他对美国总统的新印象,同 时他也坚定了把这个“交道”打下去的信心:“现在是准备回访美国的时候了。” 1973 年6 月,勃列日涅夫率领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由于尼克松在 去年举行的大选中获胜,连任美国总统,所以这是两人在一年后的第二次会见。 6 月18 日下午4 时许,勃列日涅夫及其主要随行人员乘坐的白色伊尔—62 型喷气飞机,在细雨中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根据苏方要求,机场没有组织欢迎 活动,国务卿罗杰斯到机场迎接。勃列日涅夫一行下飞机后,立即转乘美国海军陆 战队的直升机,飞往位于华盛顿北部约96 公里的戴维营休息,正式访问将以次日 开始。勃列日涅夫很喜欢这个带有乡村气息的地方,情绪非常好。当尼克松从佛罗 里达州比斯坎岛的家里打来电话表示欢迎时,他听到勃列日涅夫的声音从来都没有 像现在这样友好和毫无拘束。当临时充任译员的多勃雷宁还未来得及把总统的话翻 成俄语时,勃列日涅夫就用英语连声说“谢谢你”了。已经开始受到“水门事件” 困挠的尼克松,听到来自另一个超级大国领导人如此友好的声音,其欣慰之感自不 待言。 第二天,尼克松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主持仪式,欢迎勃列日涅夫。在灿烂的阳光 下,在修剪得如碧毯般平整的草坪上,两位领导人并肩站在一个特别的讲台上,面 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百名记者,听乐队高奏两国国歌。全世界或在同时、或在稍后 都看到了这一庄严的场面。对勃列日涅夫来说,这是他终生难忘的一刻。目睹了这 一刻的多勃雷宁,多年后回忆起来仍流露出一种自豪感:“在苏联的核力量、导弹 以及核弹头与美国——所有的国家中最为强大的——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还有什么 能比和美国总统平等地站在一起更了不起呢?”“对苏联领导层来说,这一切意味 着国际社会已经最大限度地承认了它的力量和影响。”当日晚,尼克松总统在白宫 的蓝厅为勃列日涅夫举行了国宴,来宾包括政治、商业、劳工各界领袖。在白宫举 行这样的盛大的国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宴请的客人又是在很长时间以来美国最 主要的敌对国家的领导人,这都使得这次宴会愈加显得不同寻常。当主持人宣布苏 联共产党总书记到场时,大厅内全体来宾起立,向走进来的勃列日涅夫鼓掌,这在 白宫又是第一次。 按照两国共同商定的安排,勃列日涅夫访美期间将在华盛顿、戴维营和位于加 利福尼亚圣克利门蒂的总统住所与尼克松举行一系列的会谈,会谈内容与莫斯科会 谈时一样非常广泛,主要议题有核武器控制及如何防止爆发核战争,欧洲安全与裁 军,苏美贸易问题,以及诸如亚洲、中东等当时世界政治的热点问题等。其中,最 被苏联领导层看重的是与美国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正是在讨论这一协议的过程中, 首先反映出双方对问题实质的理解存在着差异。早在尼克松第一次访问莫斯科之前, 苏联就提出签署上述协议的建议,但美国方面一下子就把苏方草案中关于美苏彼此 不使用核武器,并应防止出现因第三国的行动而可能导致核战争的局势等条款,理 解为苏联是在谋求美苏“核共管”,迫使美国放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核反击来保 证免遭华约集团常规力量打击的基本军事战略,同时孤立中国,以便在可能发动的 中苏战争中使苏联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种理解表面上并非全无道理,实际上却与 苏联的真正意图相差甚远。莫斯科的原定目标是达成苏美两国相互保证不首先使用 核武器,并把它当成在缓和道路上取得进展的又一个标志,仅此而已。至于正在全 力谋求缓和的苏联领导人想借此协议剥夺北约的核保护和对中国的核支持,以便发 动常规战争,用对苏联领导层意图有着深刻了解的多勃雷宁的话说,是“当时的苏 联领导人即使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然而基辛格想到了,尼克松和其他许多美 国人对此也深信不疑,这就使这个协议的讨论变成了一件既敏感又复杂的工作。双 方经过一年多的意见交换,其中包括基辛格1972 年9 月和次年5 月两次苏联之行 与勃列日涅夫等人的当面讨论,最终双方才同意签署一个折衷性协议。它去掉了关 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共同保证,代之以双方之间、以及任何一方和第三国之间都 不应使用武力这样一个更为广泛的规定,并同意在出现使用核武器危险时,彼此进 行磋商。6 月22 日,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签署了这一协定。基辛格认为,他成功 地避免了一项看来美国无法推托的义务——不使用核武器,把它变成了一项双方和 其他国家都应追求的目标。相反,协定的某些条款限制了苏联,“使他们不能攻击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是中东”,而且对苏联攻击中国也起到了“某种法律约束”。 苏联新闻媒介按照官方的指示对上述协定大加褒扬,说它是在缓和道路上向前迈出 的重要一步,是勃列日涅夫此次访美取得的最主要的成就。 不管怎么说,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差异终归没有影响后来协定的签订。但 在另一个问题上就不这样幸运了。这个问题就是中东问题。1973 年上半年,中东 地区局势日渐紧张,接替纳赛尔出任埃及总统的萨达特,对“六五”战争后出现的 “不战不和”局面极为不安,对积极插手中东事务却又不愿意结束这种局面的美苏 两国愤恿和疑虑日重。尤其是对口头上说支持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的正义要求、而 实际上迟迟不见具体行动的苏联,更是不满。 美苏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后发表的声明中,提到双方要竭力实现中东的军事缓和。 这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看来,意味着苏联并不想改变“不战不和”的状况,因为它 不想以此影响与美国的新关系,也会使阿拉伯人更加依赖苏联。 倔强的萨达特用宣布驱逐在埃及的苏联军事人员给送走尼克松后余兴未消的莫 斯科浇了一盆凉水。1973 年初,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展开积极活动,前者为了 收复失地加紧战争准备,后者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四处寻求支持。在埃及的一再要求 下,苏联为了不致使自己彻底失去在中东的地位,答应提供“从未向苏联之外的任 何国家供应的军事装备”,并于4 月间向埃及运去了第一批可携带核弹头的斯库特 式地对地导弹。尽管如此,随着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发展,苏联领导人已经感到它 无法控制阿拉伯人的行动了。所以勃列日涅夫赴美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政治局对 他的委托,就是争取与尼克松就中东问题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即美苏联合采取外交 手段,按照阿拉伯国家提出的条件实现和平,这就意味着以色列撤出它在上一次阿 以战争中所占领的土地。作为支持此项建议的一个重要理由,勃列日涅大需向美国 总统透露一个关键信息,即苏联越未越难以控制阿拉伯国家了,因此中东地区爆发 新的战争危险越来越大。然而,由于勃列日涅夫选择谈这个重要问题的时间和方式 都不得当,所以又没能使双方的思路汇合到一起。 这次关于中东问题的会谈是在勃列日涅夫访问的最后一天即6 月23 日晚上将 近11 时,于圣克利门蒂总统别墅内的书房进行的。这天白天,勃列日涅夫和尼克 松除了进行会谈外,还举行了一次有好莱坞明星和当地名流参加的露天鸡尾酒会和 小范围的晚宴。晚宴结束之后,看来宾主双方都感到有些累了,于是各自回房间休 息。但两个多小时后,当尼克松已经睡下后,苏方突然提出,勃列日涅夫想跟总统 进行会谈。尽管尼克松肯定是怀着警觉的心情来参加这次“突然袭击”式的深夜会 谈的,但他仍然难以抵御多年调节好的生物钟对他的作用。多勃雷宁发现,在持续 三个多小时的会谈中,尼克松一直把头倚在沙发背上,显得迟钝又疲倦,对会谈内 容并不感兴趣。而在白天刚刚与葛罗米柯就中东问题争论了一天的基辛格,也明显 地表现出对这类话题兴致索然。勃列日涅夫此时精神很好,不断地、甚至有些固执 地要求苏美双方就中东问题的一系列原则达成协议,即使是秘密协议也好。他提出 的建议直率而且生硬,说如果不就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如以色列撤军、阿以相互承认 新的国界、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航等达成协议,就等于让他空着手离开美国。 甚至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则,苏联很难使军事形势不骤然恶化,虽然苏联坚 决反对中东重新开战。 勃列日涅夫大概认为他要传达的重要信息一定能引起美国总统的高度重视,自 然也会对他想避免一场新的中东战争的想法给予支持和配合,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强 调苏美达成原则协议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然而,他过于直率的表露和急于求成的心 情,反倒引起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警惕,使他们很自然地去分析在勃列日涅夫这些意 图明确的建议背后,还隐藏着什么更深的目的。 尼克松分析的结论是勃列日涅夫抛出一个“代价少得可怜的钩,来换取我们在 实际上放弃以色列”。基辛格的分析也许更典型,他说勃列日涅夫威胁美国,“他 企图利用威胁迫使我们帮他摆脱困境,却又不想付出任何代价。至少他是在想办法 把造成僵局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并且在防止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受到进一步 削弱方面有所建树”。不管这种分析是由于一种意识形态的惯性,还是外交上正常 的思维逻辑,反正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没有对勃列日涅夫提供的重要信息给予足够的 重视。这个本来并不需要多高的智商就能理解的问题,结果反而把那些高智商的人 们引入了歧途。多勃雷宁把部分原因归纳为勃列日涅夫的谈判技巧有问题:阐述的 方式“极为冒失和笨拙”,然而事实也证明尼克松和基辛格当时是在自作聪明,因 为三个多月后一场新的阿以战争真的爆发了。 总的说,勃列日涅夫的美国之行还是取得了相当收获的。双方签订了11项条约 与协定,其中9 项涉及技术与经济合作的不同领域,2 项包括了限制核战争与军备 竞赛内容。经济技术领域合作的扩大,无疑将促进两国交流、联系的加强,使缓和 进程转化为具体的形式后巩固下来。而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和防止核战争上达成的 协议,则标志着双方在莫斯科开始的进程在继续前进。在勃列日涅夫的坚持下,在 6 月25 日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正式写上了促进苏美友谊是世界和平的一个永久 性因素。双方于公报中表示支持在适当时候举行世界裁军会议。欧安会和欧洲裁军 会议之后的两个月,北约和华约组织终于同意10 月30 日在维也纳就相互削减各 自在欧洲的武装力量开始谈判。而由35 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参加的欧安会第二阶段 会议也在日内瓦召开。这样,苏联长期孜孜以求的召开欧安会的目标更接近实现了 ;而美国力主的中欧裁军会议也总算落实了。基辛格6 月23 日在圣克利门蒂对紧 随的记者们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这次首脑会谈已产生了“一种完全改善战 后外交格局的联系网”,是“国际行动新时代的开始”。《真理报》在勃列日涅夫 抵达美国之前就预言,这次访问中“即将发生的事件将成为苏美关系史上重要的里 程碑,而且还将成为国际局势总的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有鉴于此,《华盛顿邮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应该给予尼克松总统和勃列日涅 夫总书记以“巨大的个人荣誉”。 从私人关系上说,通过一起度过的35 个小时,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相 互了解进一步加深了。在圣克利门蒂那个最后的晚宴上,尼克松的为子孙后代能有 幸福、和平的未来的祝酒辞,让勃列日涅夫听得热泪盈眶,走上前去给他一个“真 正熊式的拥抱”,这时勃列日涅夫大概感觉到统治着资本主义大本营的这个人,原 来也有一颗常人一样的心和情感。而尼克松对勃列日涅夫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 这名对手“更加令人感兴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能摆脱克里姆林宫的 一些框框,发挥出他性格中更富有人情味和懂得政治策略的一些方面”。尽管他对 这名总书记在公开场合的某些举止不敢恭维,但他觉得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胸 襟开朗,比较有礼貌”,他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容易暴躁和冲动,尤其是在讨论问题 时,“总是从容不迫”,“说话毫不留情,斩钉截铁”。 两次富有成果的会谈和相互了解的加深,使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都愿意把他们 之间的这种互访式接触继续下去。在圣克利门蒂《苏美联合公报》签字仪式上,勃 列日涅夫宣布,他已同尼克松商定,明年尼克松总统将再赴莫斯科。 在苏美第二次和第三次最高级会晤之间,一系列重大事件对缓和进程、对苏美 关系的改善提出了新的考验。1973 年10 月,被勃列日涅夫不幸而言中的阿以战 争爆发,战争虽然是在阿拉伯各国和以色列之间进行的,但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站 在它们身后的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这场战争一方面表明缓和进程远不及想象的那 样一帆风顺,它还没有真正发展为全球性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苏美关 系的改善使两国在处理这一重大事件上的合作大于了对抗,这正是双方关系改善到 一定程度的结果。两个方面都说明,作为缓和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苏美两国对 这一进程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在两个国家中,美国国内的政治情况 对它承担这个责任并不十分有利,自1973 年3 月“水门事件”调查取得突破后, 形势向着不利于现任总统尼克松的方向迅速发展。尼克松的政治地位在司法调查的 无情冲击下受到极大削弱,众叛亲离,日益孤立。他推行的对苏政策,遭到政府和 国会中越来越强大的反对派的指责和攻击。尽管在他被迫辞职前一个月的民意测验 表明,对他执行的对外政策的支持率仍有54%,但就缓和进程中出现的苏美关系 “蜜月”而言,余下的日子几乎肯定要在阴云密布中度过了。 对“水门事件”可能产生的结果,苏联领导人直到最后时刻都估计不足。 他们很难相信堂堂的美国总统会因这样一件小事陷入困境,更没有想到它会把 尼克松从政治巅峰上拉下来。与其说莫斯科为尼克松的政治前途担忧,倒不如说是 为刚刚有所改善的苏美关系、为缓和进程是否能持续发展担心。逻辑是很自然的: 美国国内缓和的反对派正利用“水门事件”企图达到中断缓和进程的目的。因此, 这时出现了一种罕见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尼克松在国内受到攻击,日益 孤立的时候,来自意识形态对立大国的领导人反而暗中为他打气,并为帮助他渡过 难关创造条件。这方面,勃列日涅夫——当然是在政治局同意下——起了主要作用。 他通过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与尼克松保持秘密通信,说他“从内心深处希望您能战胜 各种困难”;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有人期望尼克松屈服和崩溃的时候,“正像我们满 意地注意到的那样,您在这方面不会让他们高兴”。不难想象,深陷窘境的尼克松 读到这些话时所受到的感动肯定比听到一个美国人说同样的话要大得多。说这是一 种精神支持也许有些夸大,但这的确是一种鼓励,昭示他在身边阴霆四布的时候, 至少在东方还有一线光明。而尼克松通过多勃雷宁转达的感受和信息,起码让后者 产生了这样奇特的印象,“尼克松在同他的共产主义老对手谈话时就像同他的朋友 谈话一样——如果不是更加的话——坦率和直截了当,甚至有点玩世不恭。……这 名因水门事件而日益孤立的冷战斗士,最终变得对苏联更为友好了”。多勃雷宁对 此的解释简练而深刻:“毕竟我们都是人。” 苏美第三次最高级会谈从1974 年6 月27 日尼克松总统抵达莫斯科时开始。 尼克松一出飞机舱门,就敏锐地发现了与1972 年5 月的不同之处。他看到勃列日 涅夫大步走过跑道迎上前来,而两年前站在这里的是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两年前 聚集在栅栏后的人群既少又缺乏热情,只是机械地挥舞小旗;现在不仅人群明显扩 大,而且显出见到熟人般的热情。在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的路上,尼克松还发现了 第三点不同:街道两旁也都是欢迎的人群。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双方 除了在莫斯科会谈外,还有两天移师克里木,在黑海海滨的奥列安达,一边欣赏着 旖旎风光,一边继续着争论和讨价还价。 列入会谈议程的有核武器控制、地区性问题、经济与技术合作、后续最高级会 谈问题等。在最主要的核武器控制问题上,摆在双方面前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主要有 三个:限制双方的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补充双边核禁试协议,分导多弹头重返大 气层运载工具的发展。但由于双方在全面核禁试还是部分核禁试、如何进行核查、 是在一定数目上冻结制造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还是相反等一系列问题上 的分歧无法统一,这些问题仍未解决。相对重要的成果是签署了《关于限制反弹道 导弹系统的议定书》,它对1972 年5 月26 日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作了补 充,把原条约规定每方保留两处反弹道导弹基地改为保留一处。在新签署的《关于 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中,规定这种试验不得超过15 万吨级。会谈期间,双 方签署的其他六个文件涉及建筑、能源、医学合作、经济、工业、技术合作等方面, 以及与更换、拆除、销毁战略武器程序有关的议定书。为了能在限制核武器问题上 有所进展,尼克松建议在年底前再举行一次“微型最高级会议”,勃列日涅夫表示 赞同。 7 月3 日,尼克松结束了他的这次苏联之行,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 金到机场为他送行。勃列日涅夫一直把尼克松送到“空军一号”专机的舷梯下。尼 克松想留给他的苏联朋友一个最后的幽默,对勃列日涅夫说: “惟一遗憾的事是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美国。” 勃列日涅夫这回没有笑,轻轻他说: “事实上,在来机场的路上,我产生过同样的想法。” 尼克松忽然觉得勃列日涅夫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而他自己也“有些失望”。 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与总书记告别,如果是的话,那么他们毕竟 没有利用这最后的机会为他们的后代多留下些东西。 35 天后,尼克松在华盛顿宣布辞职,从而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任内被迫辞 职的总统。得知这一消息后,勃列日涅夫怀着复杂的心情给已经离开白宫的尼克松 发去一封私人电报: 我谨以个人及我的同事的名义,向您表达我们的友好感情,为改善苏美关系和 使国际形势正常化,我们共同努力进行了富于成果的合作,达成了相互理解的精神。 在过去的一年中,您为苏美关系所做的一切,在我们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及全世界 都受到高度评价。这些伟大成就不能不受到所有真正关心和平和人类未来的人的尊 重。…… 在电报的结尾,勃列日涅夫向尼克松夫妇及全家“表示良好的祝愿”,落款是 “诚挚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尼克松在两天后给勃列日涅夫回电,也强调了他们两人合作的重大意义,说他 是带着由两国关系改善、“因而在世界和平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而产生的自豪感离职的。同样,他的落款也是“诚挚的理查德·尼克松”。 接任美国总统职位的杰拉尔德·福特上任后的第四个月就飞到苏联,与苏联领 导人进行会晤。这次会晤是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最后一次最高级会谈时商定的,地 点不是两国的首都,而是一个中间站。结果,苏联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了 美苏两国领导人见面的地点。11 月23 和24 日,勃列日涅夫与福特在这个银装 素裹的城市郊外一所小别墅内,举行一次简朴而务实的工作会晤。 会谈的中心问题仍是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在前几次最高级会谈所取得的成果基 础上,现在双方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在苏联投掷重量和数量占优势的陆基导弹与美 国占优势的多弹头分导式导弹之间,寻找一种都能接受的平衡。在两个国家的战略 武器沿着不同发展方向——美国是陆基、海基和战略轰炸机三位一体式发展,苏联 则以发展陆基和海基导弹为主——已经发展到具有一定规模的情况下,寻找这种平 衡无疑是一件相当复杂和微妙的工作。 经过预备性协商以及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双方达成了一项 “向上平衡”的为期10 年的“框架协议”,即给10 年后两国的战略武器总额规 定一个谁都不能超过的上限:洲际导弹、潜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总额为2400 件, 其中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限额为1320 枚。这个协议不会降低已存在的战略武器的 水平,它的最大意义在于为它规定了一个上限,从而使以前长期没有解决的双方导 弹运载工具总数不平衡这一问题获得突破。勃列日涅夫和福特对这项协议都给予积 极乐观的评价。前者认为“完成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后者觉得“这是向防 止核灾难迈出了一大步”。 两国领导人还就欧洲安全、中东问题等交换了意见。会谈进行得紧凑、务实, 气氛也比较友好。在11 月24 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重申决心“继续不失时 机地扩大并加强在各个领域合作的努力”。与会者在告别晚宴上用当地产的人参伏 特加酒互致美好的祝愿,而连结中苏两国的黑龙江产的鱼籽酱,是除了这里童话般 银色世界之外,留给美国总统的另一个深刻印象。勃列日涅夫与福特虽然是第一次 作为最高级领导人见面,但他们私人关系发展很快。勃列日涅夫送给福特总统一幅 木刻雕像,尽管由于雕刻者既没见过总统也没找到好的照片,所以雕像并不像福特 总统,但福特总统对这件特别的礼物仍很欣赏。在登机回国之前,福特把他穿来的 一件狼皮大衣回赠给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高兴地立即穿上他,像老朋友那样与 福特拥抱而别。回到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上谈到这次会晤时说,他认为 同福特总统的个人接触是有益的,这位总统是“一个将来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这跟他在莫斯科第一次接待尼克松后,对美国总统的评语几乎一模一样。 无论是对苏美关系,还是对勃列日涅夫个人来说,这次会谈还有另外一层意义。 正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发作了中风。幸好随来的叶·恰佐夫教 授及其他医生及时控制住了病情。在乘火车返回莫斯科时,他再次中风失去知觉, 虽然这次医生们又使他很快恢复了知觉,但从此以后这种无法根除的疾病,渐渐成 了勃列日涅夫生活和政治活动上难以逾越的障碍。经历了缓和全过程的多勃雷宁对 此更有一番感受: 历史很少有界线明确的转折点,但这次中风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说缓和在某一 时刻曾达到过顶峰、而后便开始衰落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的中风可能就是那一时 刻,因为从那一时刻起,最高级会谈的进程不可避免地慢了下来。 当然,勃列日涅夫不会就此退出政治舞台,他还必须在他的职位上再呆上8 年 的时间。在他这个地位上,他的一切早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