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缓和:从赤道到北极 1975 年7 月30 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花团锦簇的芬兰大厦外,33 个欧 洲国家和美国、加拿大的国旗,在空中飘扬。格林尼治时间上午10 点10分,芬兰 总统吉科宁走上大厦大厅讲台,用英语宣布:欧洲安全和合作首脑会议开幕。以后 的3 天中,35 个国家的首脑将在这里完成一项历史性的工作,从而把欧洲的缓和 推向又一个高潮。 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倡议,是苏联首先提出的。经过多年的努力和一系 列预备性会议,1973 年7 月3 日,欧安会正式启动,然后来自35 个国家的375 名代表,先后参加了3 个委员会——西方新闻界称之为“3 个篮子”——的工作。 第一委员会讨论欧洲安全与国家间关系问题,第二委员会研究经济、科学技术和环 境方面合作问题,第三委员会协商人道主义及文化等方面交流问题。苏联领导人最 关心的是第一只“篮子”,因为这里装着苏联战后一直追求的目标,即承认现有的 欧洲各国边界的不可动摇性。承认了这一点,就承认了战后东西欧划分的既成事实, 也就等于肯定了1945 年以来,苏联为此目的所作所为的合法性。而欧美等国对第 三只“篮子”更感兴趣。他们深感让苏联在边界和领土方面让步之难,只好转而寄 希望于借助人员、文化及思想上的更自由的交往与交流,打开那道“铁幕”。双方 都想在自己看重的问题上迫使对方让步,结果是以相互妥协达成最后协议。 尽管没人不理解达成一项重大的国际问题协议,作出让步是自然的、甚至是必 须的,但当葛罗米柯把准备签署的欧安会最后义件提交政治局审批时,还是引起了 一场激烈争论。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安德罗波夫等人,对第三只“篮子”里装 的东西表示不满,他们认为接受这些条件无疑会给外国干涉苏联内政提供方便,极 有可能要付出牺牲国内稳定的代价。连一向对西方持温和态度的柯西金也对此感到 忧虑。葛罗米柯不得不在会上反复进行解释。他让人们掂量一下第一只“篮子”与 第三只“篮子”,看看哪只更重些;至于对第三只“篮子”的承诺,在他看来,不 必十分认真对待,苏联政府完全可以判定什么是干涉内政,因而有权拒绝有损于国 家主权的“无理要求”。“我们是自己家里的主人”,葛罗米柯的这句话,在说服 持反对意见的政治局委员们上大概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勃列日涅夫看来也没有料到放在第三只“篮子”里的全部货色,甚至也很难说 他是否意识到了接受这只“篮子”对苏联来讲意味着什么。当多勃雷宁提醒他西方 可能会在人权问题上找苏联的麻烦时,他对此不屑一顾:“你说人权是什么意思?” 结果,70 年代中后期西方抓住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大做文章,搞得苏联领 导人非常被动。但是,勃列日涅夫深知就此文件与西方达成协议的重大意义。让西 方承认战后欧洲边界的现状不可变动,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反复努力但终未实现的 目标,也是身受战争之苦的苏联人民梦寐以求的,如果这一历史性的任务能经他的 手完成,他在苏联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及在国内外的影响,都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 高度。这无疑也是他带给定于第二年2 月召开的党的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一份厚 礼,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将从代表大会上获得相应的回报。再现实一点说,苏联 的经济,尤其是农业,近来情况不妙。距离当年的收获季节到来只剩下几个月,但 情况表明,严重的歉收已不可避免。旱涝灾害有可能使当年的收成成为自他执政以 来最坏的一年。这就意味着作为农业大国的苏联要从美国进口大批粮食。如果不接 受第三只“篮子”,不仅第一只“篮子”拿不到,第二只“篮子”也没指望了,而 这里面的经济贸易关系,说不定马上就将成为对苏联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问题。勃 列日涅夫没有忘记,他相信他的同事们也清楚地记得,几年以前因农业歉收而不得 不提高食品价格的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是怎样被由此引发的一场国内危机轰下台 的。勃列日涅夫可不愿意成为第二个哥穆尔卡。 有了勃列日涅夫强有力的支持,葛罗米柯信心更足了。其他领导人虽然疑虑并 未完全打消,但最后大家在这一点上统一了认识:把这只令人不安的“篮子”接过 来是一回事,摆放在家里的什么位置又是另外一回事。 政治明星云集的赫尔辛基真正成了豪华的外交舞台。勃列日涅夫抵达后,即投 入了紧张的外交活动中。他与芬兰总统吉科宁、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昂纳 克、南斯拉夫共和国总统铁托、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土耳其总 理德米雷尔和美国总统福特进行会晤,出席一般性会议并代表苏联发言,还要应酬 各种社交性宴会。其中与福特的会谈是这一系列外交活动中的“重头戏”。三天中, 勃列日涅夫与福特两度会晤。在赫尔辛基会议召开十几天,苏联“联盟”号飞船和 美国“阿波罗”号飞船在宇宙对接成功并进行了联合飞行。苏美的这次“空间握手” 被新闻界普遍认为是一种表示苏美友好的姿态。在赫尔辛基,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 会谈进行得很顺利,2 小时15 分钟的会谈结束后,勃列日涅夫向记者说:“我很 高兴能与总统再次会晤。”福特则称这次会谈“很富有建设性,很友好并很认真”。 参加会谈的新闻官员告诉新闻界,两位领导人谈到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东 问题和双边关系,其中包括贸易关系。8 月2 日,双方在苏联大使馆再次会谈了3 小时10 分钟,当表情比上一次略显严肃的福特总统被问及是否在限制战略武器方 面取得进展时,他说:“是的,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勃列日涅夫急忙问身边的 翻译福特总统说些什么,知道后他马上大声对记者们说:“是的,是的!是这样!” 然后又补充一句:“难道你们看不出我们现在的情绪么?惟一的困难就是我们没有 足够的时间来解决一切问题。”说这话时,勃列日涅夫的表情显得轻松、欢快。两 人分别时,勃列日涅夫希望福特能在明年的大选中获胜,也许在勃列日涅夫看来, 只要福特能连任美国总统,苏美之间关系的继续改善、欧洲的缓和进程、或者用当 时流行的说法——赫尔辛基精神——就有了某种必不可缺的保证。这可能就是前一 天当勃列日涅夫在厚达120 多页的最后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激动之情溢于言 表,在与福特交谈时眼中闪动着泪花的原因所在。勃列日涅夫大概深切地感觉到了, 有这样一个承认现状的文件和有一个愿意正视现实的美国总统对他自己、对他的国 家来说,太重要了。 勃列日涅夫说得对,对于要解决的问题和适应骤变的形势来说,留给两个领导 人的时间确实少了。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旧的问题诸如核查、多弹头分导式导 弹的种类等不仅没有解决,来赫尔辛基后,他们发现他们还必须处理至少两个新问 题:巡航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双方都倾向于把自己的新式武器视为可爱鸽子 而把对方的说成是有害的猛禽。就这一点要统一认识仍需旷日持久的谈判。另外, 中东也有麻烦。美国借助第四次中东战争后获得比较有利的地位,把苏联撇在一边 单独在阿以之间施展“穿梭外交”,进行调停。9 月24 日,埃以代表在日内瓦签 署了双方军队在西奈半岛脱离接触的第二阶段协议。感到被排挤在中东和平进程之 外的苏联领导人,对此极为不满。这也使苏美双方需要更多的时间弥合已出现的裂 痕。 在欧美各国,对刚刚签署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热情,这跟达 成它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很不成比例。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这是苏联所追求 的东西,它更多的是满足了苏联人的要求。甚至在赫尔辛基会议召开之前,西方的 报刊就已经在公开讨论如何防止西方各国出现过分乐观情绪问题了,提醒说最后文 件中还有许多东西会被作出相互矛盾的解释,特别是在西方更看重的第三只“篮子”, “还是不够满的”。等到会议开过之后,对它的评论反而更加审慎了。法国的《时 代价值》周刊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说,赫尔辛基会议对西方只能起麻醉剂的作用, “它保持了‘缓和’的神话,这个‘缓和’使苏联毫不承担义务, 但却使德斯坦 把研究欧洲的防务看作是不适宜的,以便不冒犯苏联”;并且呼吁“现在是忘记赫 尔辛基的时候了”。西德的《巴伐利亚信使报》也在同一天发表文章说,由于最后 文件中的模棱两可的说法,“现在它就已经为新的紧张和斗争打下了基础”,说这 是莫斯科搞的一个“最大的政治欺骗”。 最强的指责之声还要属福特总统的同胞们。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原来就 对赫尔辛基最后文件颇有微辞,现在他们在新闻界支持下掀起了一场攻击福特总统 的高潮。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说,福特总统没从赫尔辛基得到什么好处,“勃列日 涅夫达到了他的目的,在铁幕上钉了一些新的铆钉。我们得到了什么”?《基督教 科学箴言报》8 月6 日刊登了罗·德拉蒙德的文章,标题就格外刺目:《赫尔辛基 :完完全全的错误》。依他来看,福特和基辛格错就错在美国“同意了莫斯科对东 欧的永久控制”。另一份在美国很有影响的报纸《华盛顿邮报》也以《缓和的限度 》为题发表克拉夫特的文章,称“谁也不能使赫尔辛基会议除夸夸其谈外还有什么 别的收获”,“缓和的战略可能已经到头了”,美国“需要考虑寻找一种可以替代 缓和外交的办法”。 甚至福特同意向因歉收正急于大规模购买谷物的苏联开放美国谷物市场的做法, 也被指责为引起国内粮价上涨,从而损害了国内消费者利益。福特在此压力下,同 意了农业部长巴茨的决定,暂时不再向苏联出售农产品。于是很快有人在《美国新 闻与世界报道》周刊上建议,美国应当“利用粮食作为它同这个共产党超级大国打 交道的武器”。福特不仅受到舆论的抨击,而且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9 月份,在 加利福尼亚他两次成了刺杀者的靶子。面对意想不到的不利局面,福特自叹,在他 以总统身份出国访问的活动中,没有一次像赫尔辛基之行那样在国内引起如此广泛 的误解。 焦头烂额的福特曾希望多勃雷宁转告莫斯科,最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限制 战略武器谈判中表示出某些松动,以使他手中还能有点东西用于抵御来自四面八方 的攻击。然而,莫斯科的领导人中很少有人真正理解美国总统的处境,他们坚信— —这大概也是一种冷战的思维定式,华盛顿的真实目的是要诱使苏联在关键问题上 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多勃雷宁对此的分析是中肯的:“克里姆林宫深信总统就是老 板,他拥有独自作出决定的权力,特别是在他既有愿望又需要达成一项协议的情况 下。结果我们并未试图向总统作善意的表示,而是因袭了固执地拖延争论的旧习惯。 我们通常会在最后做出一些让步,但往往错过了时机。”可以想象,多勃雷宁所说 的“旧习惯”,只能加大两国领导人的隔膜,直至产生敌意。结果,勃列日涅夫终 于没能在他有生之年第二次踏上美国的领土;而美国人也因在遥远的非洲爆发的一 场规模有限的战争,对缓和开始失望了。 这个地方就是安哥拉。 位于非洲西南部、濒临大西洋的安哥拉,在1975 年1 月前,一直是葡萄牙的 殖民地。从本世纪50、60 年代起,安哥拉先后形成三个民族解放组织: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人运”)、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解阵”) 和争取安哥拉全国解放全国联盟(简称“安盟”)。“人运”领导人由于宣布 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且与拉美著名民族解放领导人格瓦拉建立了联系,因此在长期 的反抗殖民统治者斗争中,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和古巴军事顾问的指导。葡萄牙殖民 统治结束后,“人运”宣布成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安盟” 和“解阵”宣布成立安哥拉人民民主共和国。很快,在外国势力的介入下,三 方“两国”为夺取全国政权展开了内战。除了“人运”有苏联和古巴支持的背景外, 北部的扎伊尔派出正规军同“解阵”并肩作战,而南非则派出武装力量越过纳米比 亚边界进入安哥拉协助“安盟”。因此,“人运”若仅靠自己的力量显然是无法长 久坚持,更不用说取胜了。它向莫斯科和哈瓦那求援是自然的。 苏联在安哥拉很难说有重要的战略利益,最初它对“人运”的支援与其说是为 自己,不如说是为信仰。美国在安哥拉的战略利益也极为有限,但是安哥拉的内战 正是发生在美国国内由对赫尔辛基会议的批评激起的对缓和疑虑日增的时刻,苏联 和古巴的介入马上被新闻界宣传为是对缓和的挑战。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尽管此 前他们根本不知道安哥拉在哪里,现在却关切起那里的局势和美国政府对此事的反 应。受到舆论压力的福特总统向勃列日涅夫提议,两国联合呼吁安哥拉停止内战, 并要求所有国家停止向那里运送武器和军事人员。基辛格甚至公开表示,美国和苏 联的关系有可能由于安哥拉事件受到损害。 美国的反应从反面支持了苏联领导集团中这样一种看法,即美国人自己在全世 界到处伸手,公开和秘密地卷入了许多内战,现在他们怎么能指责苏联破坏缓和呢? 难道苏联应该屈从于美国人的双重标准吗?答案是清楚的。 另一个,也是有待证实的原因是,古巴在于涉安哥拉内战中所起作用的程度有 多大。按照多勃雷宁的说法,古巴军队介入安哥拉内战完全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单 独决定,而苏联领导人从未考虑过在任何第三国使用古巴军队。卡斯特罗一方面 “喜欢给美国人制造麻烦”,另一方面他也想“成为世界舞台上的演员,而干涉安 哥拉事务是他实现这个愿望的一种方式”。但是,不管在军事干涉开始时莫斯科是 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苏联从空中和海上向安哥拉运去大量武器和军火却是事实,在 安哥拉有1.2 万名古巴军人和几百名苏联军事顾问协助“人运”作战也是事实。而 且,莫斯科基于自己的理由坚决否认上述事实是对缓和的破坏。这又使西方反对缓 和的势力更有理由相信,苏联是要不顾一切地一意孤行了。他们大声疾呼必须要对 此作出强硬的反应。 在这种呼声中,基辛格悄悄地转换了调门。他在1976 年1 月底说,只要苏联 继续卷入安哥拉,美国政府就不会放宽对美苏贸易的限制,而且还“必将威胁到整 个美苏关系”。2 月初,他又表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要“防止苏联的扩张”。 福特总统的立场也发生了明显变化。3 月初,他连续在不同场合公开表示,他本人 及其政府人员,将不再使用“缓和”一词来说明美国同苏联的关系,美国今后谋求 安全的政策将是“以实力求和平”。与此同时,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西斯科在 国会作证说,苏联染指安哥拉表明,“苏联一有机会就要利用其日益增强的经济和 军事力量”“谋求政治利益”。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记者说,他认为苏联在安 哥拉的行动是它在其他地区采取类似行动的先兆,并警告说“如果人们认为缓和意 味着俄国人是我们的朋友……那就大错特错了”。3 月15 日,美国宣布1972 年 建立的关于贸易、住房和能源问题的部长级美苏联合委员会会议延期。5 月份,美 国国务院迫于劳联一产联的压力,拒绝给已列入计划访美的苏联工会代表团发放签 证。苏联政府在此之前曾两次向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斯托塞尔提出抗议,因为在纽 约有人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寓所射击并组织示威。声明虽然说这些强盗行径是犹 太复国主义者所为,但“美国有关当局实际上无所作为也助长了这种局面”,它 “应采取紧急的有效措施来制止这种危害苏美关系的敌对行动”。这种敌对行动甚 至让多勃雷宁也碰上了: 他从莫斯科乘机返回华盛顿时,由于一名参加了反苏组织的塔台工作人员拒绝 为苏联飞机导航,险些在这个异常繁忙的空港上空发生机毁人亡的灾难。 苏联领导人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苏联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关系中出现的这 些变化,也感到了缓和进程遇到了近几年中从未有过的阻力。在1976年2 月底、3 月初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提到了这一点: 近几年来,由于一些并非不重要的因素使基本上良好的苏美关系复杂化了。美 国的那些既不热心改善同苏联的关系, 也不热心缓和整个国际紧张局势的有影响 的势力在竭力阻挠这种发展。他们曲解苏联的政策,以臆造的“苏联威胁”为借口 重新鼓吹美国和北约集团搞军备竞赛。众所周知,他们还曾试图干涉我国的内政, 而这种企图是同美国通过的贸易歧视措施联系在一起的。……有些复杂情况也是同 华盛顿政策中那些威胁各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站在压迫势力和反动势力一边粗暴 干涉各国人民内部事务的方面联系着的,这并不是秘密。 作为对此的回答,勃列日涅夫宣告:“当然,我们没有,也不会容忍这一点。 这不是可以用来同苏联讲话的那种语言”。尽管这里没有明确安哥拉问题在美国反 对缓和势力的活动中所占有的地位,但在后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对 美国某些人利用此事鼓动反苏情绪感到气愤。因为在他看来,而且差不多是政治局 的一致看法,苏联在安哥拉的行动是正义的,他只是在“帮助当地的爱国者和国际 主义者”,并不是像美国人正在世界各地所做的那样是想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显 而易见,勃列日涅夫虽然希望缓和,希望从缓和中为苏联争取更大的利益,但“他 仍然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 多勃雷宁说,对此,惟一能够在勃列日涅夫面前谈谈美国人是怎样看待这个问 题的自己,也无能为力。 如果说缓和只是达到意识形态目标的一种手段或方式,那么当种种原因使运用 它不怎么得心应手时,对勃列日涅夫来说,变换的肯定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标。1976 年,苏联和古巴在安哥拉坚持住了;勃列日涅夫不仅在二十五大后继续被选为苏共 中央总书记,而且在他70 岁生日时,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也是在这一年,曾经 与他在缓和的舞台上共同制造出不少轰动效应的风云人物——英国首相威尔逊、美 国国务卿基辛格以及美国总统福特,都黯然神伤地退出了舞台。环顾左右,勃列日 涅夫忽然发现,缓和孤掌难鸣了。 70 年代后半期,尽管苏联在宣传上并未放弃对改善东西方关系、对推动缓和 进程的呼吁,但是缓和的进程还是大大降低了速度。苏联从以前的缓和中获得了不 少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上的利益,因此不希望缓和就此终结。 勃列日涅夫虽然在这一时期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仍然要为推动东西方关系的发 展尽他的努力,因为他已成为苏联的化身,成为它最有权威的代表了,这是他无法 推卸的责任。然而在一种大的趋势面前,他的努力往往显得那么力单势薄,那么苍 白无力。1977 年3 月末,接替基辛格任国务卿的赛勒斯·万斯访问苏联,他带来 的新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关于完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建议,但遭到勃 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的拒绝,理由是美方的建议背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用 万斯的话说,这让“卡特政府中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失望”,所造成的“损害确实很 大”。6 月中旬,勃列日涅夫访问了法国。在抵达巴黎的前三天,他接替辞职的波 德戈尔内担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既是党的领袖又是国家元首。法国曾 是他举着缓和大旗走向西方的第一站,现在当缓和进程明显减慢的时候,他也许希 望在这块“福地”上重新找回昔日的辉煌,至少能给它注入新的活力。访问结束时, 双方签署了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联合宣言及有关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但无论 是双方领导人会谈的气氛,还是所取得的买际成果,都不能与法苏关系的高潮时期 相比。虽然勃列日涅夫在答谢宴会上的祝酒辞中使用不少美好动听的词汇,但观察 家们还是从种种迹象中得出结论:“这次访问造成的政治气氛和自然气候一样,冷 淡而又乌云密布”;“它不大可能对事态发展的实际进程产生任何非常深刻的影响”。 1978 年,首先排上勃列日涅夫出访日程表的是联邦德国。5 月上旬,他对波恩进 行4 天正式访问,与施密特总理等政府官员就裁军、西柏林及双边经济合作等问题 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双方在前两个问题上的分歧同样无法掩饰;关于后一个问题的 谈判亦未取得结果。这一点,从勃列日涅夫在联邦德国发表的谈话中对此次访问进 行的审慎评价上,不难感到。 1979 年,苏联与西方的关系似乎出现了转机。4 月下旬,法国总统德斯坦回 访苏联。双方签署了《为了缓和与和平的利益进一步发展苏法合作纲领》及六个有 关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的文件,并决定延长1971 年签订的两国发展经济、技术和工 业合作协定。勃列日涅夫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果”, “两国今天达成了在目前世界形势下推动缓和前进的协议”,是“国际关系实践中 的新篇章”。当然,他也承认,双方并不是在“所讨论的一切问题上都持相同的观 点”。6 月中旬,中断了好几年的美苏首脑会晤终于恢复,不过这次既不在莫斯科, 也不在华盛顿,而是选在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四天中,勃列日涅夫和卡特在各自 顾问的陪同下举行了五次全体会议、三次个人会谈和一次正式签字仪式。会谈的中 心问题是限制核武器问题。会谈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由勃列日涅夫和卡特签署了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在这个有78 页的条约中,规定了双方陆基、海基发 射架和重型轰炸机的最高限额,每方最高限额为2250 件;其中,把多弹头弹道导 弹和运载多弹头导弹的战略轰炸机的限额严格控制在1320 件。此外,对双方新的 轻型洲际弹道导弹的部署,限制某些核试验及核查等问题,也作出了规定。会议结 束时,双方还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原则同意两国领导人定期举行会晤,表示愿意 为完成包括全面禁止核试验在内的限制协定共同努力,同时保证继续保持和扩大合 作。 这是勃列日涅夫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苏美最高级会议。当然他当时不可 能清楚这一点,但是他清楚地知道要给缓和注入新的活力就必须做点事情。与卡特 会谈时,勃列日涅夫很少能像与尼克松、福特会谈时那样自如、敏捷地表达自己的 思想,他已经离不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了。但有一次他在没有稿子的情况下,向 卡特表达了他的思想,尽管只有一句,却能让人体会到,这个72 岁老人在想什么。 在参加完奥地利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后,勃列日涅夫忽然把手放在卡特的肩上,说 : “如果我们不能取得成功,上帝是不会原谅我们的。”这话让笃信基督教的美 国总统大吃一惊。 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以及取得就下一步谈判和继续维持最高级会议 的谅解,无疑显示了缓和仍在发展。但当时绝大多数观察家都倾向于认为,这并不 是缓和的第二个春天的到来。 它只是暂时充实了日渐稀薄的缓和空气,而未能在美苏关系的其他方面取得实 质性进展。在引起双方关系趋向冷淡的一系列问题上,如非洲、印度支那、中东等 地的地区问题,人权、贸易最惠国等双边关系问题,以及围绕华约与北约在欧洲部 署新型中程导弹问题等,都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甚至有无法逾越的鸿沟。当然,如 果说双方完全放弃了弥合分歧、改善关系的愿望和努力,也是不公正的。他们协调 与沟通的办法,与上述整体问题相比,显得捉襟见肘,心有余而力不足。更严重的 是,就在70 年代的最后几天,苏联对它的南邻采取了一次震惊世界的军事行动, 把改善关系的企图与愿望彻底击碎了。西亚小国阿富汗,不仅成了70 年代最后一 个圣诞节之后传播媒介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而且也成了伴随着80 年代到来的 新年钟声飘来的一块阴云,长久地驱之不散。 地处西亚东端的阿富汗,东邻巴基斯坦、中国,南接克什米尔地区,西与伊朗 接壤,北同苏联的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和土库曼三个加盟共和国相连。 长期以来,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阿富汗基本上奉行中立政策,在各大国争夺 激烈的波斯湾地区,巧妙充当一个缓冲国的角色。但是由于它无法选择的地理位置 与苏联接近,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被后者纳入施加影响的主要国家的范围。早在1955 年,赫鲁晓夫访问阿富汗之后发现,西方势力,首先是美国的势力正向阿富汗渗透, 这引起了他的警觉,于是逐渐加大了对其经济援助的力度。1973 年,阿富汗国内 发生政变,趁国王正在国外访问,达乌德宣布废黜国王,由自己上台执政。此后, 达乌德政府仍然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同东西方各国都保持着关系。而苏联与西 方国家也在阿富汗达成某种默契: 首都喀布尔以南的所有援助计划由西方经办,以北则由苏联负责。这种相对平 稳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78 年4 月。 当时,亲苏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在军队的支持下,推翻了达乌德政 权。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出任总统,并将阿富汗共和国改名 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苏联领导人仅仅根据他们以前对人民民主党的了解,甚至很 大程度上仅仅是表面上的了解,对这场所谓的“四月革命”表示支持。党内主管意 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和负责与外国共产党联系工作的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 廖夫认为,塔拉基的阿富汗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年底,塔拉基正式 访问苏联,在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进行会谈后,两国签订了为期20 年的友好睦 邻合作条约。这个条约,一定程度上为日后苏军入侵阿富汗提供了依据。 人民民主党执政后,并没有消除该党内部原有的两大派别“人民派”和“旗帜 派”之间的分歧。同时,由于新政权实行的一些改革措施脱离国情,并未得到国内 人民的广泛支持,反政府活动在各地都有发展。1979 年上半年,阿富汗29 个省 中除1 个省外部出现了规模不同的反政府武装,第三大城市赫拉特发生暴动和兵变, 政府一度失去对该市的控制。到了8 月份,形势越来越不稳定,首都喀布尔一个陆 军团哗变,他们在其他反政府武装的支援下,在市中心同政府军激战,然后又利用 首都以南的帕克蒂亚山谷的有利地形与政府军进行周旋。而苏联坚决支持塔拉基政 权的立场,也使不少在阿富汗的苏联专家、顾问及其家属,成了反政府活动的受害 者,而且数量还不少。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越来越深地卷入阿富汗国内动乱中去了。 早在1979 年3 月18 日,塔拉基就曾通过电话向柯西金提出派苏军来阿富汗。 柯西金表示他可以把这一问题提交给自己的同事讨论,但同时他本人对派苏军去阿 富汗的可能性及是否明智持极大的怀疑。“这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 柯西金当时特别强调这一点。两天后,他把苏联领导集团讨论的结果转告给秘密来 访的塔拉基: “……我想再一次强调,我们从各种角度审议了关于出兵的问题,我们仔细研 究了这一行动的各个方面并得出结论,如果派去我们的军队,你们国内的形势不仅 不会改善,反而会复杂化。” 为了彻底打消阿富汗总统的希望,勃列日涅夫在会见他时,按照事先准备好的 讲稿,也向后者直截了当地宣布:出兵阿富汗一事,苏联“不能干”。 但是随着阿富汗国内日益动荡,在那里的苏联人生命受到威胁,苏联还是向阿 富汗派出了部分军事人员。先后到达喀布尔的有尹·梁勃钦科少将、一个“穆斯林 营”及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的两个小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在阿富汗的 苏联公民人身安全并把他们撤出该国。然而,苏联军事人员的出现,客观上不可避 免地造成了苏联已经插手阿富汗事务的印象。而且,早已介入阿富汗政治斗争的苏 联特工及后到的部队,在执行任务时无法在当地各种武装力量之间保持绝对的中立。 与此同时,塔拉基与权势越来越大的政府总理哈菲祖拉·阿明之间矛盾激化。9 月 10 日,塔拉基出席了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后再次来到 莫斯科,会见了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苏联领导人对阿富汗形势表示担忧,并 向塔拉基施加压力,要他与人民民主党中以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为首的“旗帜派” 联合组成新的政府,把阿明排除在外。然而在克里姆林宫的秘密决定很快泄露,塔 拉基回到喀布尔没几天便被阿明组织的政变推翻了,塔拉基被处死,阿明接任了他 的党政权力。莫斯科尽管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但木已成舟,只得承认了阿明政权。 苏联外交部指示驻喀布尔的苏联大使阿·伊·布扎诺夫,要把阿明作为国家的实际 领导人来与之打交道,同时通过接触进一步摸清他的政治倾向。而要做到这些,仅 仅依靠外交途径很难完成,于是,已经卷入到阿富汗各种力量之间争斗中的克格勃 更积极地活动起来了。他们的活动也只能使苏联在阿富汗越卷越深,欲罢不能。 其实,阿明的政治倾向很快就表现出来了。执政不到一周,他要求苏联大使和 武官离开喀布尔,并拒绝前往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见。与此同时,他开始与美国 人接近,表示出愿意与美国更现实地改善关系。12 月,他在与巴基斯坦总统会谈 时请后者转告华盛顿,建议美国对阿富汗局势进行干预。 苏联在阿富汗的情报部门也把不利于阿明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报告莫斯科,怀疑 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过的阿明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他转向美国是完全可以 预料的。而美国对阿富汗也表示出不同寻常的兴趣。这一切都使苏联领导人深感不 安。 据1977—1986 年任苏联副外交部长的格·马·科尔年科说,1979 年10月份, 葛罗米柯私下与他讨论的问题中,涉及了苏军进入阿富汗是否合适的问题。给科尔 年科的感觉是,葛罗米柯是被安德罗波夫和接替去世的格列奇科出任国防部长的乌 斯季诺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才考虑这种可能的,由此说来,上述三人——外 交部长、国防部长加上克格勃主席——在总书记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组成了具 体操纵国家的“三驾马车”,他们在阿明上台不久就开始考虑出兵阿富汗问题了。 然而,如果说在10 月、11 月,他们中有的人还拿不定主意的话,那么到了12 月,阿明有可能失控的消息引起的极度不安和对美国国会已不可能批准第二阶段限 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失望与气愤,最终促使他们下定了出兵的决心。12 月初,“三 驾马车”面见勃列日涅夫,向最高领导汇报了阿富汗令人不安的情况,说要“不失 去阿富汗”,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也许还有别的种种理由,反正最终勃列日涅夫被 三人说服了,他同意把这一决定提交政治局讨论,并要三人起草一份出兵阿富汗的 特别报告。 1979 年12 月12 日,政治局会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当时苏联最有影响的 一伙人,坐在长长的会议桌前,听取和讨论了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 三人的报告。报告的主题简洁明确:鉴于阿富汗的严重形势已构成对苏联南部边境 地区安全的威胁,并极有可能被某些敌视苏联的国家利用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立即派出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稳定局势是十分必要的。安德罗波夫讲了克格勃人员 在喀布尔获取的情报及克格勃可能在恢复局势稳定的行动中所起的作用;乌斯季诺 夫竭力使与会者相信,整个军事行动会很快结束;葛罗米柯分析了国际上可能会出 现的反应;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重新强调了对第三世界国家中真正的社会主义力 量进行国际援助的意义。勃列日涅夫没有进行长篇发言,他只是简略地建议批准上 述计划。毫无疑问,与会者一致同意了这一将对苏联本身及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的计划。12 月26 日,“三驾马车”和契尔年科来到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郊区的 别墅,向他汇报12 月12 日通过的计划的执行情况。这时,部分苏军空降兵已抵 达喀布尔待命,苏阿边境线上苏军的两个师也已集结完毕。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 文字记载,但不难推断,已经几乎成了苏联“囊中之物”的阿明的命运,最后在这 次会议上决定了。第二天,12 月27 日白天,全体政治局成员再次开会,决定派 遣主力部队进入阿富汗。同时通过了一系列文件,有给驻各国大使及联合国代表的 指示,致苏共各级党组织和致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信,以及将由塔斯社 播发的解释性文稿。这些文件强调的不外乎两点:一是阿富汗现政权无力控制形势, 它已危及了苏联本身的安全;二是苏联的出兵是应阿富汗领导人的请求进行的。这 天晚上,对阿富汗的大规模入侵开始。无论是对勃列日涅夫,还是对“三驾马车”, 以及苏斯洛夫、契尔年科这样的“元老”来说,在他们表态支持出兵时,大概没有 想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他们是看不到派出去的部队“凯旋”了。 先期到达喀布尔的苏联国防部和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与阿富汗的 特工一起,在27 日夜间攻占了阿明的官邸。阿明和他的卫队及亲信抵抗了约一小 时,结果阿明被击毙,喀布尔也很快被苏军控制。同时,由安德罗波夫的专机从捷 克斯洛伐克接回来的卡尔迈勒也到达喀布尔。28 日,卡尔迈勒正式就任阿富汗人 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国家首脑。 勃列日涅夫第一个向他发去了贺电。三天后,即1980 年元旦,卡尔迈勒向勃 列日涅夫致电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在我被推选担任党和国家职位之际表示的最热 烈的兄弟般的祝贺”,并相信,“有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兄弟援助 和始终不渝的合作,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和克服过去给我们留下的一切困难”。他还 特意强调:“我们将依靠本国人民保卫光荣的四月革命的成果,阿富汗的主权、独 立和民族尊严。” 尽管政治局成员们讨论了出兵阿富汗可能造成的国际影响,但他们显然低估了 这一行动引起的反响和后果的激烈与深刻程度。12 月29 日,卡特总统发表电视 讲话,称苏联这次冒险行动,将会产生严重后果。12 月31 日,美、英、法、加、 德、意六国政府代表紧急集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认为“这种干涉行动远远超出了苏 联以前在阿富汗以及在第三世界各国活动的水平,可能对未来产生严重影响”,强 调“必须确保阿富汗目前的事件不会在其他地方重演”。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 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驻华大使被告之,阿富汗是中国的邻国,苏联的行动已构成 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严重关切。巴基斯但总统齐亚·哈克下 令巴军作好保卫国家的准备,美国宣布将向巴提供军事装备、粮食和其他援助。欧 美等国家还迅速终止或大幅度降低了对苏联的粮食出口。联邦德国政府开始考虑增 加国防预算。埃及宣布驱逐所有仍留在埃及的苏联非军事专家,并向美国提供全面 的军事基地及设施,以保卫可能遭到侵略的海湾国家。西德的《世界报》发表评论 说:苏联对阿富汗采取的军事干涉行动,绝不是一个地区性事件,它使本来正在冷 淡下来的苏美关系,“现在有结冰的危险”,它“猝然结束了那个被人们称之为‘ 缓和’的时期”。美国的《新闻周刊》表示忧虑,“入侵阿富汗的事件可能树立这 样一个先例,即使得克里姆林宫在今后的危机中比较轻易地考虑采用军事选择”。 在西方大国中,法国对此事的反应最为温和,法国总统德斯坦对记者发表讲话,认 为苏联出兵阿富汗也许既不是事先安排好的,也不是预先策划的,而可能是由阿国 内形势引起的。外长蓬塞表示,法国要求苏联撤军,但“没有考虑采取报复措施”, “法国决不采取可能恢复冷战的主动行动,也无意利用它的贸易关系为政治目的服 务”。稍后,德斯坦对报界说,他“不赞成对苏联进行惩罚”,“重要的是同苏联保 持对话”。 与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私人关系很好的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利·勃兰特 也说,西方国家作出的反应“不应招致缓和的结束,因为这显然违背我们自己的切 身利益”。 耐人寻味的是华沙条约各国的反应。各国对卡尔迈勒上台反应比较冷淡,波、 匈等国只是发了一份简短的给卡尔迈勒的贺电,在这方面与苏联做法有明显的不同。 古巴则在相当一段时间保持沉默。三个月前,卡斯特罗刚刚在哈瓦那主持召开了不 结盟国家第六次首脑会议,当时塔拉基是与会首脑之一。按规定,会议主持国领导 人有权在下次会议前一直领导不结盟运动。 卡斯特罗曾保证他不会用这种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这个运动。而且,他一 直宣传对小国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使用武力的惟一大国是美国。因此,如果这 时支持苏联的行动,很有可能造成不结盟运动的分裂,这将使他处于一种非常尴尬 的境地。 面对由于出兵阿富汗而突然严峻起来的国际形势,勃列日涅夫和其他苏联领导 人感到必须有人出来澄清、或者“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了。当然,最好的人选是勃 列日涅夫。1980 年1 月12 日, 勃列日涅夫以书面回答《真理报》记者问的方 式,发表了苏联官方的看法。记者的问题是: “您怎样评价当前的国际形势,尤其是从美国政府最近采取的一些步骤来看?” 勃列日涅夫回答说: “然而遗憾的是在70 年代和80 年代之交,国际形势明显地复杂化了。 各国人民应当知道真相——谁要对此负责。我可以毫不含糊地回答:这是帝国 主义势力,首先是美国某些集团的过错。” 接着,他简单回顾了阿富汗自1978 年4 月以来的事变进程,说有“成千上万 名在国外武装起来和受了训练的叛乱分子以及完整的武装部队被派到阿富汗的领土 上”,这是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对革命的阿富汗“发动了一场未经宣布的战争”。而 阿明助长了侵略者反对阿富汗的行动,他的残酷统治,削弱了四月革命所依靠的社 会基础。这种情况“有使阿富汗丧失本身的独立,和把它变成帝国主义在我国南部 边界的军事基地的现实危险”。 “对我们来说,向阿富汗派遣苏联军事人员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但是,党中 央和苏联政府采取的行动是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并考虑了整个情况。对苏联 人提出的惟一任务就是帮助阿富汗人民反击外来侵略。只要迫使阿富汗领导请求我 们进入的原因不存在了,苏联人就将在阿富汗完全撤出。” 与此同时,苏联的各种传播媒介纷纷动员起来为出兵阿富汗进行辩护。 《新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革命运动史证实,对革命者的国际主义声 援中包括在紧急情况下给予物质、军事援助,“都是合理的”。“不利用社会主义 国家所拥有的可能性,实际上就是回避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和使世界倒退到帝国主义 能够为所欲为地肆无忌惮地扼杀一切革命运动的时代。”《消息报》著名的政治评 论员亚历山大·鲍文写道:“白宫对阿富汗事件的反应也是极不负责的。”“美国 迟早将不得不承认世界的现状,并且回到缓和的道路上来。”《苏维埃俄罗斯报》 还为出兵阿富汗找到了两条法律依据,即1978 年12 月缔结的《苏阿友好睦邻合 作条约》和《联合国宪章》第51 条。 后者规定各国有为了反击侵略和恢复和平而进行单独或集体自卫的不可剥夺的 权利。 为了摆脱外交上的困境,苏联利用一切手段和机会缓和与外, 界的紧张关系。 首先取得突破的是在印度。2 月中旬葛罗米柯访伺该国后,印度总理英·甘地表示, 虽然印度不赞成苏联在阿富汗驻军,但也不会屈服于某些西方国家要印度用更强烈 的语言谴责苏联的压力。之后,她又公开表示对苏联出兵阿富汗抱同情态度,认为 解决阿富汗危机的办法在于使苏联相信它不会被包围。印度“现实主义态度”很快 得到了报偿,5 月8 日,苏印签订协议,苏联向印度提供16 亿多美元的武器装备, 其中包括T —72 型坦克、萨姆—6 式和萨姆—8 式防空导弹、米格—23 型和米 格—25 型战斗机,等等。偿还利率优惠,且不要求用硬通货支付。在西方国家中, 法国因其对阿富汗事件与众不同的态度,再次成为苏联外交的突破口。4 月下旬, 葛罗米柯访问法国,这是苏联出兵阿富汗后苏联外长访问的第一个西方国家,虽然 双方未能就阿富汗问题取得完全一致,但这毕竟表明苏联可以与西方坐下来心平气 和地讨论这一问题,苏联牢牢地抓住法国这扇没有锁紧的大门,全力打开通往西方 世界的通道。5 月中旬,勃列日涅夫亲自来到华沙出席华约政治协商会议,19 日 在华沙会见了法国总统德斯坦。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举行各国最高级会议讨论缓和 国际紧张局势的办法。德斯但会后说,尽管双方在阿富汗问题上分歧很大,但会谈 为缓和紧张局势作出了积极贡献。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西方对这次会谈的反应:英国 表示遗憾,欧洲共同体感到不快,加拿大称此为一次无益的行动,美国批评德斯但 的单独行动削弱了西方盟国之间的信任与团结。只有联邦德国评价说是“有益的”。 没过多久,人们才明白了联邦德国作出这种评价的原因:5 月底,苏联部长会议第 一副主席吉洪诺夫访问联邦德国;6 月底,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与外长根舍来到了 莫斯科。原来,施密特对法国总统的行动不加抨击,是因为他要跨出的一步,比德 斯坦还远。 苏联也不断做出姿态表示对缓和的诚意。6 月22 日,塔斯社宣布,近日将把 某些目前无必要留驻阿富汗的苏联部队撤回国内。7 月4 日,苏联向美国建议着手 讨论限制欧洲中程导弹问题,8 月下旬,勃列日涅夫又亲自致信卡特、施密特等西 方国家领导人,表示愿意就削减欧洲中程导弹问题同西方进行谈判。在苏联的一连 串外交攻势之下,西方制裁苏联的联盟,渐渐松动了。加拿大政府7 月底宣布它将 退出抵制向苏联出售小麦的行动;11 月,美国商业部批准美国履带拖拉机公司向 苏联出售10 亿美元的设备,用于铺设从西伯利亚到西欧的天然气管道;意大利也 表示愿意参加上述工程建设;法国更是捷足先登,在苏联出兵阿富汗之后,法苏之 间签订了几项大合同,使两国贸易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60%。日本也不失时 机地扩大对苏贷款,预计五六年内将向苏提供30 亿美元银行贷款。到了1981 年 3 月,西方国家已向苏联提供了上百亿美元贷款,用于天然气管道工程。 在1981 年2 月23 日至3 月3 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 涅夫以总书记身份作总结报告,回顾70 年代后半期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他承认 这是“一个复杂而充满风暴的时期”。缓和进程的减慢,新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 根上台后对苏奉行强硬政策,都使他感到一种难言的压抑,因此,他的调子,确切 他说是苏联领导集团的调子难免不受到影响。他说: “到了80 年代开始时,国际地平线上已是阴云密布。”像这样低沉的调子, 在以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还很少听到。这是苏联领导人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之 后,变得更现实、更客观了呢,还是随着他们进入老年,生命之火的日益减弱而使 他们很难鼓动起昔日的热情和把握未来的欲望了呢?虽然,已经74 岁高龄的勃列 日涅夫仍然被选举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还要作为苏联的代表和化身为党和国家工 作,但是,谁又能指望一个已进入迟暮之年且病痛缠身的老人,再去完成什么鸿图 大业呢?这年11 月下旬,勃列日涅夫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访,来到联邦德 国,为推进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发展尽了他的努力。人们注意到他这种不辞辛苦的精 神,但同时也发现,在不仅需要威望、更需要机敏和果断的外交领域,由他来掌握 苏联这艘超级巨轮,在许多情况下是勉为其难了。不过,当时没人能想到,这就是 勃列日涅夫在国际舞台上的“告别演出”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