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作为总书记与作为普通人 自1964 年10 月成为苏联共产党的领袖后,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勃列日涅夫, 被有意识地塑造的形象与真正的他越来越远了。当他从最初的集体领导制下的领导 人之一,渐渐地“脱颖而出”,并最终在国内外奠定了苏联第一领导入的地位时, 他头上也被悄悄地罩上了光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亮,越来越绚丽。它 的光芒虽然尚不及当年斯大林、甚至某种程度上也不及赫鲁晓夫曾经具有的强烈, 但却足以让人不容易看清他的真实面目了。 受党的领导并由国家严格控制的舆论宣传机构,通过各种媒体,把这样一名总 书记推到人民面前:他稳重、慈祥,为党和国家方方面面的工作不断地操劳,尽管 后来年高患病,却仍然在为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作为世界上一个大国的领导人, 他代表、体现着苏联的强大和威望,是正义的化身。这幅精心制作出来的图像,所 提供的都是标准的、千篇一律的正面像,就如同一帧照片,你休想从那上面看到后 颅和背影。照片上的形象,也许不失真,但那终归仅仅是一个平面效果,是一个固 定影像,与活生生的人相去甚远。 除了因健康原因不得不减少活动外,勃列日涅夫并非是一个深居简出的人。因 此,能看到勃列日涅夫更多侧面的人也不少。然而,由于能把他们的所见所闻记下 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就不是很多了。我们也只有根据这些算不上丰富的材料,去为 勃列日涅夫勾勒更真实的立体形象。 如果只看人们给勃列日涅夫出版的一大套、近千万字的文集和言论集,会以为 这名总书记是个勤于动笔、擅长演讲的领导人。实际上,他既不善于在没有稿子的 情况下作正式、严肃的讲话,更对亲自起草讲话稿感到为难。 无论是洋洋十几万党的报告,还是几十万字的回忆录,甚至是简短的祝辞和电 报,一概由秘书或是临时组成的写作班子完成。前面我们提到过布尔拉茨基1965 年在为勃列日涅夫起草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 周年报告时遇到的情况,当时这个党 的最高领导人不仅回避了报告起草工作,而且对“笔杆子” 们向他介绍的不同观点及措辞上的微妙区别感到茫然而且没有耐心,曾在1976 年至1989 年任《真理报》总编辑的维·戈·阿法纳西耶夫有机会在1976年二三月 间,参加了为勃列日涅夫起草在苏共二十六大上报告的工作,根据他的叙述,我们 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总书记的工作方式和习惯。 起草报告的地点在扎维多沃。这是位于莫斯科以北、莫斯科至列宁格勒公路上 101 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也是以半官方方式存在的苏联国防部的军事狩猎营地。 由于勃列日涅夫的个人爱好,这里渐渐地成了他从事重要工作和休息的最喜爱的地 点。被选中参加此项工作的都是有名的专家、学者和党务工作者,其中有总书记助 理安德列·亚历山德洛夫一阿根托夫,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历史学家、哲 学家瓦吉姆·扎格拉金,苏共中央国际部顾问组领导人、著名政治评论员亚历山大· 鲍文,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苏联科学院院士、美国和 加拿大研究所所长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据说,报告的起草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最初是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一年,有关人员便向许多研究所、部委、统计机关下达了 整理报告素材的指示,例如关于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程度,有多少人失业,有多少 无家可归者;苏联生产规模扩大情况,劳动者福利,工资增长率,等等。收回大量 书面素材后,第二阶段是按方面——国际、国内、党务——组成小组,用两三个月 时间,拼凑起报告的各个“块块”,这是报告的最初原型,当然每一部分都很长且 粗糙。然后,当上述那些精英们来到扎维多沃后,第三阶段工作开始,他们集中精 力对报告原型进行修饰、加工和润色,以使它变得相对紧凑并能赢得“雷鸣般的掌 声”。参加最后加工润色的人每人分若干章节,从星期一至星期五工作。星期五晚 上,勃列日涅夫有时亲自驱车来到这里。 第二天,他把上面这些人请到他住所旁的一间宽大的花房里,大家围坐在一张 长方形大桌旁。先由每个人读一遍自己负责的那些章节,勃列日涅夫听着,然后在 场的人提出意见,总书记最后给予评语:这段好,那段不怎么样,应该怎么修改, 等等。就这样一页一页进行下去,直到全稿弄完。星期一勃列日涅夫回莫斯科,留 下的人按照总书记的指示继续修改,星期六又同前一次一样重复一遍。这次这份报 告一共修改了19 遍才最后通过。这已是1976 年上半年,那时的勃列日涅夫虽然 已患了中风,但还不像后来表现出那么明显的智力与体力的衰退,尽管他自己写不 出这种报告,然而“他却有纯俄国式的直觉”,他能分得出什么地方写得好,什么 地方表述不确切。当然,用阿法纳西耶夫的话说,这是一件“非常累人、费力不讨 好的事儿”,因为“并不要求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的那些人有什么新的思想,更 不要说要求他们有什么更为独到的思想了。重要的只有一点,就是你要善于给那些 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 在阿法纳西耶夫看来,这时期的勃列日涅夫还是“讨人喜欢的”,对请来的修 改加工报告的人态度友善,相处很好。而且,对素不相识的人,他也能以善相待。 一次,他驾车从莫斯科来扎维多沃的路上,看到有两个提着网兜的妇女招手拦车, 他停下车一问,原来她们想搭一段车。妇女们跟本没认出开车的是谁,她们也许根 本没想到总书记会自己开车。勃列日涅夫爽快地让她们上了车,顺路送了她们一程。 两名妇女下车后塞给这个好心的“司机” 三个卢布,勃列日涅夫也没推辞,笑了笑,顺手装进上衣口袋里继续赶路。 不止一个人证实,勃列日涅大另一个工作方式是打电话。在他执政的年代,电 话虽算不上什么非常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了,但它仍不失为一种简便快捷的联络手段。 相对来说,勃列日涅夫不如赫鲁晓夫那样喜欢全国各地到处跑,而地方党政领导人 到莫斯科的机会和次数也有限,因此利用电话交流情况、联络感情就显得必须而且 必要了。布尔拉茨基提供了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工作习惯的一些情况。 勃列日涅夫坐上第一把交椅以后的最初时期,他的工作日是不寻常的:每天至 少先用两个小时给其他最高层领导人、许多有威望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和州委 书记打电话。他打电话往往都是一个腔调——比如,他说,伊万·伊万诺维奇,问 题我们正在准备解决,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听听你的意见……可以想象出,此时伊 万·伊万诺维奇会感到多么的自豪和激动。这样,勃列日涅夫的威信也就提高了。 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平易近人、非常稳健和态度温和的领导人,他在没有同其他同 志商量和没有征得自己同事的完全赞同的情况下,从不采取任何行动。 这个习惯看来一直保留下来了,至少在70 年代中期还仍然如此。阿法纳西耶 夫说,在扎维多沃期间,勃列日涅夫基本都是在早饭前给几个州党委书记打电话, 询问地方上的情况,提出建议,发出指示。即便出国访问,他也非常注意与莫斯科 的领导人们保持畅通的联系。1973 年6 月勃列日涅夫访美期间,他就对苏联有关 部门提出要求,要保证他在美国人面前决不能显出低于美国总统的样子。而通讯联 络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这就意味着要为勃列日涅夫提供同美国总统完全相等的电 话服务,即要建立一个由苏联接线员操纵的专用电话交换网络,以便使勃列日涅夫 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从他所在的任何地方与在任何地方的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取得联 系。此外,还必须保证同莫斯科进行直接、及时的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在当时的 技术条件下并非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美国方面了解了情况后,破例允许苏联把某些内部通话设备安装在白宫,勃列 日涅夫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对此感到特别高兴,于是开始频繁地与苏联代表团其 他成员、与莫斯科的同事以及妻子通话,告诉他们他在美国的印象。 总体上说,勃列日涅夫的工作作风并不属于独断专行的那种。 遇到重大问题,他都召开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讨论研究后决定。 在这种会议上,他几乎从不首先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让别人先说。如果出现 意见分歧,他便建议再进行研究、协商,然后在下一次会议上再进行讨论,直到与 会者基本取得一致,才形成决议。 但是,如果所讨论的问题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会尽量把自己的观点明确他 讲出来,并且竭力争取让与会者接受。而一旦总书记表了态,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很 少再固执己见了。前面讲过,在讨论是否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时,有好几次由于勃列 日涅夫的意见——当然他的意见得到别人的支持,出兵的时间才被推迟了。最后, 勃列日涅夫之所以又同意了出兵,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性格中的另外一面决定的。这 另一面就是他对针对他本人的批评非常敏,仔细小心地加以对待。他可以允许领导 层中其他成员之间出现意见分歧,彼此争得面红耳赤,但却难于接受别人直接向他 提出批评。他更喜欢充当和事老的角色,而不能容忍自己成为受攻击的靶子。谢列 平由于在1967 年的中东战争问题上,反对他主张的政策,很快在政治上失势了; 叶戈雷切夫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失去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在尼克松第一 次来莫斯科前几天,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突然被免去职务,改任苏联部 长会议副主席。人们普遍认为,以对西方持强硬立场著称的谢列斯特,很可能是对 缓和政策提出指责而被调离原职位的。而在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由于实行民 主化,报刊上出现了不少不利于苏联的文章和材料,其中不乏针对勃列日涅夫本人 的。据说,苏共中央办公厅有人专门收集了这些文章和材料,翻译整理后呈送给总 书记,结果引起他的极大愤怒。很大程度上,这些文章和剪报促使勃列日涅夫作出 了最后决定。 作为一个普通人,勃列日涅夫有他的爱好:收藏国内外名牌轿车、狩猎和足球。 如果他是西方国家的一名亿万富翁,上述爱好一点也不令人惊奇。 假如他只是苏联的一个州委书记,第一种爱好大概只能是一种奢望。现在,正 是由于他是苏联的第一号领导人,拥有极大的权力,他才能够满足这些爱好,而这 种爱好似乎也很难分清是不是业余的了。 收藏国内外名牌轿车的爱好始于何时已很难说准了,但勃列日涅夫有这种爱好 并且达到世界知名的程度,恐怕是随着他举着缓和的大旗走向西方世界时开始的。 谁若有幸在勃列日涅夫晚年参观一下他的车库,准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小型高级轿 车的博览会。这里有一辆绦紫色的罗尔斯一罗伊斯牌轿车,是英国女王的礼物;一 辆雪铁龙—马塞拉蒂和一辆雷诺,自然是法国总统对总书记的“敬意”;美国总统 尼克松在这方面的支出比其他国家首脑毫不逊色,1972 年他第一次来莫斯科,带 一辆黑色的卡迪拉克作为见面礼;第二年勃列日涅夫回访美国同样没有空手而归: 尼克松又赠送了一辆深蓝色的林肯大陆牌轿车。相对来说,西德人略显“节约”了 一点,勃列日涅夫两次到世界驰名的奔驰车故乡访问,第一次勃兰特政府花了1.2 万美元买了一辆奔驰450 轿车送给他;第二次曾当过财政部长的施密特总理,没有 按惯例送一辆最新型号的轿车给已进入生命最后一年的勃列日涅夫,而是送了一枝 古代的猎枪,这使后者失望至极。 酷爱汽车的勃列日涅夫也喜欢自己亲自驾车。在苏联是如此,在国外也是如此。 每当他得到一辆汽车,他都要马上试一下,而且,不管当时的路面条件与莫斯科市 区的柏油路有多大差异,一概用惊人的速度前进,因此屡屡使在场人惊出一身冷汗。 访美期间,刚刚得到林肯大陆的勃列日涅夫兴奋之下,马上试车,而且拉着尼克松 坐陪。勃列日涅夫的驾驶技术并不特别糟,但对这辆最新型轿车强劲驱动力他却一 无所知。深知总书记习惯的多勃雷宁小心翼翼地提醒勃列日涅夫注意新车的特点, 然而早已跃跃欲试的他根本没听进去,一上来就猛踩离合器,汽车“轰”的一声猛 蹿出去。但他忘了,这是在戴维营,不是专门为高级领导人留出来的莫斯科中心车 道,也不是通往扎维多沃的国家公路,车轮下仅是一条窄路,而且弯弯曲曲。勃列 日涅夫驾车飞驰,前面是一个很陡的斜坡,坡顶上竖着块牌子,上面写着“慢行, 前有险弯”。不认识英文的勃列日涅夫仍以80 多公里的时速冲下斜坡,惊得尼克 松侧过身不断地说“慢点开,慢点开”。冲下坡后,勃列日涅夫不得不急踩刹车, 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差点在挡风玻璃上撞得头破血流。试车完毕,当勃列日涅 夫对尼克松说这辆走得真稳时,惊魂未定的总统尽力敷衍道: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驾驶员。” 勃列日涅夫的狩猎爱好至少在他在哈萨克当领导人的年代就培养起来了。那时, 荒凉的哈萨克草原上,到处都能找到天然的狩猎场。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用 于满足他这项“活动”的地方,也从哈萨克扩展到了全国,像阿斯特拉罕的国有狩 猎经济特区、别洛维日斯卡娅的普沙禁伐区,以及高加索山脚下的林场等,都成了 勃列日涅夫可以随时光顾的狩猎场所。当然到这些地方去,先得要乘飞机和在越野 车上颠簸一段不算太短的时间,所以勃列日涅夫还是更喜欢到莫斯科郊外的扎维多 沃过射杀猎获瘾。不仅如此,由于总书记有这种爱好,扎维多沃还成了政治活动的 场所。有时,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人聚集在这里,射猎之余商讨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有时,勃列日涅夫还把一些外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到此地,进行会晤和谈判。基 辛格就曾被邀请到这里来,与总书记一同打野猪。 虽然说是狩猎,但与那种在茫茫密林中,在成群猎狗的引导下,纵马驰骋,追 逐猎物的经典方式大不相同,扎维多沃猎场几乎是一种人为安排好的打活靶游戏。 就拿勃列日涅夫最擅长打的野猪来说,这里野猪都是由猎场专门工作人员喂养的, 只不过没有把它们放在固定的圈舍里就是了。工作人员每天在固定的时间——一般 是傍晚,把食物投放在固定的地点,这个地点附近就是为狩猎者专门准备的狩猎台。 野猪们养成了定时定点进食的习惯,而且也不怎么怕人,这对又想过射杀之瘾、又 不愿意费力搜寻猎物的狩猎者来说,简直太理想了。狩猎台建在树的半腰,沿木梯 而上是一个木板铺成的小平台,台上有一张粗糙的板凳。一般狩猎台下都是一块林 间空地,给野猪的食物就投放在空地上,这样当野猪按习惯从容进食时,狩猎者可 以从很近的距离开枪射击。除非狩猎者老眼昏花,很少有击不中猎物的时候。尽管 如此,猎场为保证显赫的狩猎者每次一定都有收获,还仿效奥匈帝国的弗兰茨·约 瑟夫皇帝的做法,派一名职业猎手为总书记“保驾”,他与总书记对同一猎物同时 开枪,这样一来,即便是最强壮的野猪也经不住两枪的射击。 有意思的是,对狩猎的爱好在苏联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当中已经形成了传统。 从托洛茨基、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戈尔巴乔夫,都 对这项活动有着浓厚兴趣,区别仅在于他们的首选猎物有的是天上飞的,有的是地 上跑的。一些在进入高级领导层之前并不熟悉这项活动的人,在进入这个圈子后也 成了它的积极参加者,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与领导的一致。葛罗米柯原来的运 动方式,仅限于早上举举哑铃和偶尔散散步。但在他成了勃列日涅夫在外交方面的 首席顾问后,他开始学习打猎了。 在扎维多沃进行的各种会见和谈判自然少不了他,而在总书记翠领的狩猎者中, 穿看猎装的葛岁米柯几乎总在其中。不知道他是否把狩猎当成一项“政治副业”看 待的,不过学会打猎倒是给他带来了真正的乐趣。当他在1972年某个星期天早上, 手里拎着一只刚刚猎获的羽毛蓬乱的鸭子走进扎维多沃的别墅、自豪地展示给人们 看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极少在世人面前显露的真正快乐的笑容。 总书记还是个足球球迷。在他身体健康允许的时候,他几乎没有落下一场观看 在莫斯科举行的重要比赛。由于总书记对足球的痴迷,常常害得更多的球迷不得不 锻炼自己的耐心,因为重要比赛总书记不到是不能开始的。而政治局或别的重要会 议又很难保证在开赛前结束,所以成千上万人在足球场望眼欲穿地等上20—30 分 钟,在勃列日涅夫精力旺盛的年代并不是罕见的事。 从勃列日涅夫这些既有奢华的、贵族式的,又有大众化的个人爱好上,可以看 出,他不属于那种生活刻板、清心寡欲的人。他嗜好烟、酒,虽然还没到如命的地 步,但有时也难以自制。70 年代中期,医生鉴于勃列日涅夫的健康情况,曾建议 他戒烟,但他明确表示做不到。结果找到一个妥协办法,人们给勃列日涅夫特制了 一个装有定时装置的烟盒,它一小时或更长一点时间自动开启一次,每次只提供一 支香烟。从此,勃列日涅夫无论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这个金光灿灿的新奇烟盒, 并很乐意拿给国内外的朋友看。但是烟瘾极大的他根本等不了这么长时间,除了在 固定的时间从这个烟盒中郑重其事地取出一支香烟外,他的另一个口袋里还有一个 普通烟盒,这样他仍可以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直到那个特制的烟盒再次开启。有时 候,如果那个普通烟盒忘了带或是没烟了,他会毫不犹豫地向身边能要得着香烟的 任何一同事伸过手去,没有哪个同事能拒绝总书记这个小小的要求。对勃列日涅夫 喝酒的描述也有不少。有人说他极爱喝烈性酒,有人说他只喝格鲁吉亚产的红白兰 地和白白兰地,以及摩尔多瓦的“开胃”酒,当然不只是喝一点儿,而是适度地多 喝点儿。但至少有两次,这种“适度”差点儿给他自己引出麻烦。 一次是在国内,1968 年12 月底勃列日涅夫到白俄罗斯参加庆祝苏维埃白俄 罗斯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成立50 周年活动,宴会即将结束时,已经有点微醉的勃· 列日涅夫向陪同的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彼·米·马谢罗夫和白俄罗斯共和国部 长会议主席吉·雅·基谢廖夫抱怨,马谢罗夫没有把倒在杯子里的酒喝悼,而其他 的同志都在畅饮。“这不好,非常不好。”勃列日涅夫反复说着,而马谢罗夫和基 谢廖夫则陪着笑脸竭力进行解释。这一切被一名白俄罗斯党的工作者阿·菲·科瓦 廖夫看在眼里,他简直不敢相信,党的总书记在不可能不知道酗酒已成为苏联严重 的社会问题的情况下仍然号召下属酗酒!他气愤之下,想给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信 检举此事。但最终还是被朋友劝住了。另一次是访美期间,在到圣克利门蒂尼克松 家中的第一天晚上,有点失眠的勃列日涅夫被尼克松请到自己的房间,主人端来了 葡萄酒和威士忌。勃列日涅夫喜欢喝纯威士忌酒,他认为往酒里对水会把酒糟蹋了, 但不一会儿他就醉醺醇了。话也越说越不着边际,甚至把克里姆林宫幕后许多最隐 秘的人际关系也对美国总统讲了。这让充当翻译的多勃雷宁极为尴尬,那些连他都 不知道的内幕实在不能告诉尼克松。第二天,酒醒后的勃列日涅夫问多勃雷宁昨天 他是不是说得太多了,当后者告诉他没有把话全翻译过去时,勃列日涅夫说:“做 得对。该死的威士忌,我不习惯喝这种酒。我不知道我喝不了那么多。” 作为一个普通人,勃列日涅夫也有自己的家庭,在克里姆林宫或是党中央大厦 履行党的总书记职责后,他还要在家庭生活中充任多种角色:儿子、丈夫、父亲、 祖父或外祖父,等等。 勃列日涅夫的父亲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老工人没能看到儿子的飞黄腾达,在 30 年代不到60 岁便去世了。勃列日涅夫的母亲纳塔莉碰·杰尼索夫娜要长寿得 多。她一直看到儿子成为党的领袖和苏联第一号领导人。不过在1966 年之前,这 个据说粗通文墨的俄罗斯妇女,一直坚持住在老家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佩尔纳街 上一幢旧楼房里,同勃列日涅夫的妹妹和妹夫住在一起。虽然最终搬来莫斯科住, 但她对这里并不习惯,也不喜欢。儿媳的冷淡和孙女的放纵让她觉得与这个家庭总 有一种隔膜,总书记一家豪华、气派的生活方式也让简朴惯了的老太太感到不自在。 不过她还是有所安慰的:她的权力极大的儿子对她非常孝顺。勃列日涅夫承认,他 对母亲的深明大义和待人接物极其谦和得体的态度感到惊讶。“对我来说,最大的 幸福莫过于在百忙之余能坐在妈妈身边,倾听她亲切的声音,并凝视她慈祥、亮晶 晶的目光。” 总书记这样写道。1975 年1 月上旬,勃列日涅夫的母亲在莫斯科逝世,当时 正是勃列日涅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晤过程中发生中风后身体状况很糟的时候,身 体状况不佳加上其他原因,使他推迟了原定对埃及、叙利亚等国的访问,但他还坚 持到停放母亲灵柩的科学工作者之家与家人、亲属一起守灵。 《消息报》登出政治局致勃列日涅夫的慰问信,从而把此事公之于世。电视台 也进行了报道,虽然只有一次,但在不主张宣传领导人私生活的苏联,这已经是很 不寻常了。据外国记者报道,送葬那天,送葬行列中有好几辆政府领导人的轿车, 勃列日涅夫的车开在最前面。不知道勃列日涅夫是否在用这些独一无二的方式,向 母亲表达最后的情感。 勃列日涅夫只结过一次婚,妻子维克托莉亚·彼得罗芙娜在20 年代末嫁给冶 金工程师勃列日涅夫时,职业是护士。但她有犹太血统,这虽然没给她丈夫的升迁 带来多大麻烦,还是多少给勃列日涅夫造成了影响,尤其是在其当政期间爆发两次 中东战争时,苏联国内排犹反犹情绪在官方援阿反以立场的作用下急剧高涨起来后。 传说一些苏联执不同政见者有如下说法:勃列日涅夫对妻子方面的亲戚持冷落与回 避态度,甚至不允许他们来莫斯科的家中走动。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勃列 日涅夫晚年,已经有人在广泛散布说,勃列日涅夫是政治局中头号“犹大复国主义 者”了。1973 年勃列日涅夫回访美国时,按照外交礼仪和双方原来的商定,维克 托莉亚和女儿要陪同前往,但临行时苏联方面又取消了这一安排。考虑到当时美国 国内的反缓和势力正抓住苏联限制犹太人离境大作文章,取消勃列日涅夫夫人的随 行,恐怕就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或“健康原因”了。维克托莉亚的血统是 否影响到她与丈夫的夫妻关系现在不得而知,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第一夫人的 身份直到勃列日涅夫磕然长逝那一天始终未变。 勃列日涅夫有一子一女。儿子尤里·列昂尼多维奇·勃列日涅夫1933年出生, 跟他父亲一样,最初的专业学的是冶金,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 不过他并没有成为一名有造诣的冶金工程师,而是很快又进入了外贸学院,然后成 为一名在当时的苏联人眼中最令人羡慕、又非常实惠的外贸干部。由于他精通英语 和瑞典语,在60 年代中后期,一直以苏联商务代表身份住在瑞典。1970 年回国 任全苏工业原料进出口公司经理。六年后,任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1979 年初 升任第一副部长。他的夫人,即总书记的儿媳,是一名英语教师。据他们的小儿子 安德烈说,他的祖父祖母曾“在物质上给我们帮助”。相对来说,勃列日涅夫的女 儿加琳娜。列昂尼德芙娜·勃列日涅娃是最让他感到头痛的家庭成员。加琳娜比尤 里大4 岁,虽然在塔斯社有一份工作,但她似乎从来就不习惯做个按部就班工作生 活的职业妇女。 靠着父亲的权威和地位,加琳娜生活放纵,性情古怪,桀骛不驯。1960 年勃 列日涅夫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访问南斯拉夫,妻子和加琳娜一同前往。 结果,在他的所有随行人员中,加琳娜的着装最为古怪奇特,引起人们议论纷纷。 这让尚未最终奠定自己在最高领导集团中不可替代地位的勃列日涅夫感到非常尴尬 和紧张,以后再也没有把她带出国去。加琳娜除了对奇装异服有兴趣外,更大的嗜 好是那些闪闪发光的钻石。而要满足这方面的贪求,仅靠每月几百卢布的薪金是远 远不够的。好在她有一个权势在苏联无人能比的父亲,她想要的东西总有办法达到 目的。于是围绕着加琳娜,一张用贪污、盗窃、走私、受贿编织起来的黑网,在贪 欲和私利的驱动下越张越大。 勃列日涅夫也可能不知道加琳娜违法乱纪的具体细节,也可能人们有意识地瞒 着他,或者真的如同安德烈所说,加琳娜“早就挣脱了他作为父亲的监督”,但是, 这样的事发生在他的家庭成员身上,作为长辈他是无论如何脱离不开干系的。他的 责任也许不在于为女儿的犯罪提供了直接、具体的帮助,而在于他创造了,或是允 许别人创造了一种不健康、不正常的环境,这种环境不仅对像加琳娜这样的人没有 任何约束力,反而提供了事实上的足够的荫护。 严格他说,直到晚年,勃列日涅夫仍然在关心着女儿的生活,只不过这种关心 是通过女婿身上折射出来的。加琳娜经过三次婚变后,于1971 年4 月与在苏联内 务部任中校政治部副主任的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丘尔巴诺夫结婚。据说,这次婚 姻是经过勃列日涅夫首肯的。从此以后,丘尔巴诺夫便在勃列日涅夫的老朋友、内 务部长尼·阿·谢洛科夫主持的部门内飞黄腾达起来:1973 年11 月,他晋升为 少将,1977 年又升为中将,1980 年10 月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时行政职务也由 政治部副主任升为内务部主管人事的副部长、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对这个女婿 还是满意的。与加琳娜的前夫、马戏团团长叶·米拉耶夫相比,丘尔巴诺夫在岳父 眼中“是干正事的”。何况,有一段时间他还能管得住让总书记头痛的女儿。丘尔 巴诺夫火箭般的提升无疑得益于与总书记的特殊关系,因为这个副部长除了在内务 部大楼里抓了抓军容军姿外,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突出政绩。这点看得越清楚,那些 专靠已结奉承、行贿拉拢达到个人目的的人,就越在丘尔巴诺夫身上下功夫。加之 丘尔巴诺夫本人并不是一个意志品质俱佳、有能力在权力和金钱的围攻下把握得住 自己的人,所以走上结党营私、行贿受贿的歧途就不足为怪了。勃列日涅夫逝世后, 苏联军事总检察院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谢洛科夫、丘尔巴诺夫的贪污受贿问题 展开调查,结果查出两人数卧凉人的受贿和贪污事实。 1983 年12 月13 日,谢洛科夫在被削去军衔、开除出党和褫夺除在前线得 的奖章外的全部国家奖赏后,开枪自杀。一年后,丘尔巴诺夫被降级使用,由于他 的岳母利用老关系积极为他四处求情,对他的处理一直拖到1986 年5 月,他被解 除了一切职务,清除出内务部机构。第二年初,他被逮捕。原来的法律的化身成了 法律的囚徒,他时时刻刻都在怀念过去的岁月。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改革冲击下计划 经济体制瓦解带来的供应紧张时,忍不住问监狱工作人员: “听说莫斯科没有肉和香肠,这是真的吗?可是在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 涅夫)当政时这些东西都有。这怎么解释呢?” “但是,在你们的时代没有真理。这更糟。”人们这样回答他。 “也许,时间会证明的……”他沉思了。 在苏联,党的总书记无疑享受着最高级别的医疗保健,有一批医术高超的专家 为他的健康操心。但就像无数普通人一样,身居高位的勃列日涅夫同样无法摆脱疾 病的折磨与煎熬。 由于苏联严格的保密制度,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一直是不予公开的。在 勃列日涅夫的晚年,所有人通过电视都能看到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老态龙钟和无法掩 饰的病容,但仍然没有一条官方消息对此作出过负责的解释;相反,苏联官方希图 以此向人们证明,总书记仍然是这艘超级巨轮的强有力的舵手。然而刻意的宣传毕 竟取代不了自然规律,也无法超过人之常情,在疾病的折磨下,处在权力之巅的勃 列日涅夫体内的生命之火,慢慢地减弱了,耗尽了。 勃列日涅夫患有心脏病,它是在什么时候被确诊的现在无法知道,据他自己说, 50 年代中期在哈萨克领导垦荒运动时,曾犯过两次,当时他一度昏厥,醒来时发 觉自己躺在担架上。看来,这两次病情都并不怎么严重,或者如勃列日涅夫自己所 说的“没有时间生病”,他只在阿拉木图的——不是在他这个级别完全可以随时住 进的莫斯科最好的——医院里躺了几天,就又回到工作岗位上了。这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垦荒的成败直接与他的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 成为党的领袖后,勃列日涅夫的健康受到更加精心的监护。一段时间,他给人 的印象是精力旺盛,常常不知疲倦地东奔西走,不仅在国内,而且还往返于东欧各 国。直到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他又一次病倒了。在7 月底至8 月初举行 捷苏两国领导人切尔纳会谈中,在一次双方发生争执之后,勃列日涅夫突然病了, 会谈中断,原定的宴会和记者招待会取消了。杜布切克到苏联领导人乘坐的专列上 去探访他,第二天双方达成协议后会谈结束。对外,苏联方面仅说总书记感到不适, 但心脏病专家很熟悉这种突友的不适:前胸和后背部感到憋闷性疼痛,并伴有出汗 和眩晕。很典型,这是心肌梗塞,一个血栓堵塞了心脏顶端冠状动脉的一条小血管。 从勃列日涅夫第二天又参加了会谈这点上看,坏死的面积似乎不大。按照最一般的 治疗要求,患者应绝对卧床休息,而且要休息一段时间。但医生的建议看来没有被 勃列日涅夫采纳,他有更强有力也更“崇高”的理由不让医护人员把他“关进” 医院。 在他的意识中,很早就形成这样一种观念:“一落到医生手中,他们就会治起 来没完。”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他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政治舞台中心的,哪怕只是 一小会儿。 心肌梗塞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有很大关系,而后者又是过度吸烟和酗酒造成的 后果之一。在发生心肌梗塞之后,医生曾建议他戒烟和不要酗酒,但全苏联这个最 特殊的病人,并没有把医生的话放在眼里。尽管人们煞费苦心地为他制造了定时开 启的烟盒,但谁都知道它起不到实际作用。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动脉壁弹 性趋于降低,而过度吸烟、酗酒,更加剧了动脉的硬化。而脑动脉硬化,又容易引 起脑出血或脑血栓形成。种种迹象表明,1974 年11 月,勃列日涅夫在符拉迪沃 斯托克的首次“中风”,就是脑血栓形成的结果。然而,他似乎并不在意,他从符 拉迪沃斯托克直奔乌兰巴托,参加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50 周年和 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举行的庆祝活动。回到莫斯科一星期后,又对法国进行 了四天的访问,但他不得不取消了某些活动,在他身上显出少见的疲劳之态。回到 莫斯科不到10 天,他又要主持苏共中央全会,并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又过了12 天,埃及外长和国防部长来访,勃列日涅夫会见了他们,但人们马上发现这次会见 与以往不同,苏联官方媒介既没有进行电视报道,也没有在报上发布消息时配发通 常必不可少的新闻照片,而从消息灵通人士那里很快传出消息说,勃列日涅夫与两 位埃及部长会见仅仅持续了35 分钟,而且还包括翻译的时间在内。更令人吃惊的 是,勃列日涅夫是在一所疗养院的病床上,躺着完成这次会见的! 苏联官方对此说法既未证实,也未驳斥。于是苏联最高领导人患病的消息不胫 而走,传遍世界。此后,勃列日涅夫差不多有七周没再在公开场合露面,包括上年 由他亲自宣读的新年致辞,这次也是由广播员念的。 勃列日涅夫再次公开露面是在1975 年2 月13 日,与来访的英国首相威尔逊 举行的首次会谈。在众多外国记者面前,他大步走到威尔逊跟前,与他以前就认识 的英国首相握手、拥抱,给人的印象是他情况良好。就座之后,他便开始接二连三 地抽烟,并隔着桌子跟威尔逊打趣说:“吸烟是我的恶习之一。”英国《观察家报 》的记者斯蒂芬斯当时距勃列日涅夫很近,据他报道,勃列日涅夫“有时看来很紧 张,好像他尽力而为,大口大口地呼吸,拼命吸烟,靠着椅背”。这似乎证明了他 在大病一场后身体尚很虚弱。但英国记者又说:“他控制着整个会谈的进程。”5 月上旬以后,他又“消失”了一个月,于是外国的新闻媒介又纷纷对他的健康以及 由此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进行猜测。6 月中旬,他露面参加了俄罗斯联邦的选举, 外国记者抓住机会问他身体最近怎么样,勃列日涅夫干脆地回答:“很好。”然后 又轻松地补上一句:“难道你看不出我身体很好吗?” 不管勃列日涅夫本人和苏联官方如何努力打消人们对总书记健康状况的怀疑, 自然的规律终归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这年7 月底至8 月初,勃列日涅夫为出席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来到赫尔辛基,敏锐的观察家们没有放过他身上的微小变化。 他们发现这次勃列日涅夫是乘火车来的,据他们分析,对于一个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来说,坐火车比坐飞机要明智得多。还有,他讲话有困难。尽管以前在公开场合勃 列日涅夫都习惯念讲话稿,但这次他即便是在念,也时常出现断句方面的错误。而 这又是脑血栓带来的一个比较常见的反应。最后,以前非常喜欢出席大型社交活动 的勃列日涅大这次却竭力回避,他没有出席芬兰礼宾司为苏联代表团举行的正式欢 迎宴会,而能说出的理由又不足以令人信服,反倒证实了人们对他健康状况欠佳的 猜测。 正是从70 年代后半期起,勃列日涅夫的健康每况愈下。心脑血管病变对他心 脏及脑组织造成的损伤,使他逐渐失去了活力。以前那个精力充沛、生气勃勃、有 时还带有幽默感的勃列日涅夫不见了,变成了表情呆滞、动作僵硬、离开讲稿就无 法准确表述自己思想的老人。1979 年6 月参加了苏美两国首脑维也纳会晤的美国 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描述了勃列日涅夫当时的样子。他说,在勃列日涅 夫参加的会谈中,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都陪在他左右。当需要勃列日涅夫发言时, 葛罗米柯便凑过去,用一种低低的但却是坚定的声音,在他耳边告诉他该怎么讲, 偶尔还指着勃列日涅夫的讲稿,告诉他读哪一段,读到哪儿为止。卡特总统在与勃 列日涅夫单独会谈后告诉布热津斯基,他觉得勃列日涅夫似乎不适应这种直接的、 不拘形式的讨论,他的译员身边放着一个文件夹,里面按问题分类编号,到时抽出 一页合适的材料,勃列日涅夫就念一遍,作为他对总统发言的回答。 1982 年9 月底,勃列日涅夫来到阿塞拜疆首府巴库视察。巴库的党组织为他 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按习惯,他要在会上致词。电视照例对全国进行了转播。勃 列日涅夫登上讲台开始按照讲稿念了起来。念过几段后,大厅里的听众骚动起来, 他们发现,总书记念的稿子与今天会议的内容毫不相干! 勃列日涅夫似乎并没发觉这一点,仍然照本宣科。他的助手们慌忙进行磋商, 然后一个人半跑着来到讲台上,把另一份讲稿交给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没有惊 慌,甚至没有表现出窘态,他把错稿放在一边,平静地说: “同志们,刚才发生的事并不是我的过错。我要从头再来。”说完,又庄严地 念起了讲稿。 一个多月后,他在两名助手的搀扶下,一步一停地登上了列宁墓上的检阅台, 参加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十月革命节的庆祝仪式。寒风中,他那肿胀的脸上没有什 么表情,只是他偶尔向游行队伍挥动的手臂,提醒人们这里站立着的不是一座雕像。 不知道当时是否有人意识到了,这个75 岁的老人,是在向红场,向莫斯科,向他 统治了18 年的苏联告别……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