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人温柔的爱抚下 这是一张出自业余摄影师之手的一次业余演出的剧照。 一个妙龄女子身着奥菲丽娅的戏装,面向观众,亭亭玉立;而一旁的哈姆雷特 则单膝跪在地上,脉脉含情地注视着她。 “两个人的脸都很特别”,端详着这幅剧照,一位女士回忆道:“她的——充 满稚气,颧骨略显突出,虽不算漂亮,却很清秀,如此纯洁无暇的脸我还从未见过 ;而他的——看那表情,仿佛正在目睹大国的幻影。”这便是王子殿下和他的意中 人…… 他们羞怯而零碎的对白一直持续到幕后。 “我们已经穿好衣眼,上好妆。我觉得自己可真够大胆的”,“奥菲丽娅”回 忆道,“一顶花冠,一束野花,一头象斗篷一样散落过膝的金发。当别人布置舞台 的时候,我们就坐在朦朦胧胧的后台……我们倾心交谈,从未谈得这么投机……而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这比谈话本身更让人感到亲切。”演出结束后他们也是 这样穿着戏装(到家才换衣服)离开的。当17 岁的王子和16 岁的“奥菲丽婉” 缓步走下改造成临时舞台的草棚时,在前方,在山脚下,透过茂盛的白烨林——像 是衬托他们——“一颗闪着蓝光的流星平稳地勾勒出一条大道”。这对年轻人觉得, 这是个预兆。 黎明时分你的头上 缠绕着奇思怪想的光环, 我记得通向王座的阶梯 和你第一次严酷的审判。 多么苍白的衣裙! 多么奇特的寂静! 满是百合花的怀抱, 无思无虑的眼睛…… 谁知道,这是在哪儿? 星星陨落在什么地方? (《云雾这住了你……》) 几年后,“哈姆雷特”这样回忆那个夜晚。现实仿佛水中摇曳不定的倒影。舞 台变成了王座,花冠变成光环,从童年起就熟悉的住在邻村的姑娘变成了发疯的奥 菲丽娅。 当时契诃夫的《海鸥》已经完成,而这里发生的一切酷似《海鸥》。少言寡语 的小伙子上身穿着黑色的骑兵制服,戴一顶无檐帽,写着自己的诗,这些诗一年比 一年变得朦胧而古怪,后来就连他的剧本也遭到非议。像特列普列夫一样,他也号 称颓废派。 而他的女伴则像尼娜·扎列奇娜娅,后来成了演员,并在全俄罗斯巡回演出, 尽管她对自己的表演才能不无怀疑。 他们的爱情经受了那么大的考验,以致就连契诃夫剧本的高潮也相形见绌。 但此时“哈姆雷特”和“奥菲丽娅”还涉世未深,舞台经验也欠丰富。 他们头顶的天空似乎晴朗无云,就像是孩提时代。那时,与佞臣波洛涅斯毫无 共同之处的“奥菲丽娅”的父亲常弦外有音地向“哈姆雷特”的外祖父打听: ——喂,你们的王子好吗?我们的公主在家里可是心猿意马的。 彼得堡大学校长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贝凯托夫有四个女儿:卡嘉,索尼娅, 萨沙(家里人叫她阿丽娅或阿西娅)和玛尼姬。她们有一本家庭记事簿《卡西安》, 每过四年的2 月29 日,她们便将重要的事件和自己对未来的预测写进去。 “1880 年”,她们在1884 年写道,“阿丽娅跟丈夫从华沙回来,她决心同 他分手,留在我们这儿。她于1880 年11 月16 日在校长宅邸生下一个儿子,叫 萨沙……萨沙简直是个迷人的小天使……人人都喜欢他……”确实,跟他母亲幼时 一样,他是全家的偶像和宠儿。在外公的书房里,他聚精会神地翻看着布雷姆厚厚 的几大卷《动物生活》,观赏着里面各种各样的动物插图;然后,又踉踉跄跄地跑 到外祖母面前。为了能让孩子看懂,她定期为他准备相应的译文和注解,着实为此 花费了不少苦心。 到了晚上,奶妈便给他念: 水晶棺啊摇啊摇, 公主一睡不醒来。 窗外——“涅瓦河静静地流淌,两侧是大理石堤岸”。春天一到,各种小艇和 驳船往来穿梭,一片繁忙景象。每次大人领他出来,站在岸上,这孩子一站就是几 个小时,直到传来拖船嘶哑的汽笛声。“它捍鼻涕啦!”——小家伙儿兴高采烈地 喊。要么就是等到中午彼得保罗要塞例行打炮,就像他喜爱的《萨丹王的故事》中 描写的那样: 大炮在岸上开人, 命令轮船靠岸。 就这样,“一个快乐的名字——普希金”,很早便进入了他童年的记忆。 大家都围着萨沙转,给他念必读的《邀遏鬼斯焦普卡》,贝凯托夫的四个女儿 也是读着它长大的;给他讲父亲当年为女儿编的、并配有他亲笔作的插图的巴尔达 亨王子的故事(“谢肉节那天,他的城堡上方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饼!”);为 他朗诵茹科夫斯基的《斯马戈里姆斯基伯爵》及其译作,以及波隆斯基的诗。 很快他已会自己背诵了,有时当着母亲和奶妈的面,有时独白一人“从儿时起,” 勃洛克在自传中写道,“便有一股勉强跟某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诗歌潮流不断 地冲击着我”。 文学不仅仅是柏拉图所迷恋和贝凯托夫家所崇拜的对象: 他们几乎人人都在这方面尝试过自己的才能。 安·尼·贝凯托夫认识谢德林,也写过评论文章,甚至还要写一部自传体长篇 小说。 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格利戈里耶芙娜,除翻译外,还从事编辑性质的工作。 长女叶卡捷琳娜,随丈夫姓克拉斯诺娃,写过诗歌和小说, 她的作品在她死 后得到出版。 其余几个女儿也搞过文学翻译和诗歌创作。 家庭记事簿就像记录孩子身高的门框上的刻痕一样,记载着岁月的变迁。 1888 年:“萨舒拉已经上学了,非常聪明、漂亮。”1892 年,“萨舒拉读 魏金斯基中学二年级,他是1891 年9 月入学的。学习不错。”1896 年:“萨舒 拉15 岁了,读中学六年级,排名第五,学习很好。”可是,说真的,并非一切尽 如人意!他已开始讨厌学习。从养尊处优的家庭环境到公立中学残酷的氛围,这反 差太强烈了。 从老师到同学,所有的人,在他看来,都是粗野和陌生的。家里人责备他学习 “不用心”。 学校里的风气——虚伪之至。1895 年勃洛克母亲要求把他免试转到下一个年 级。后来他气愤地在给父母亲的信中讲“俄语教师苏洛夫采夫贩卖东正教性质的奇 谈怪论,抱怨萨舒拉的作文《论基利尔和梅福季的启蒙意义》是一篇坏文章,然而 同时, 他们学校里却有一座基利尔一梅福季教堂。”小勃洛克的兴趣与学校陈腐 的要求相去甚远。1898 年,毕业考试前夕,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对儿子无 论如何不肯钻研宗教课程大为不满:“要是我问他奥瑟罗与议院的关系, 他倒是 能喜不自胜地当场予以解答。”然而到了夏天,在莫斯科近郊的庄园沙赫马托沃里, 生活又重新向孩子展示了它最光辉、最妩媚的美。 当他望着列车车厢的窗外,不由自主地想再读一遍贝凯托夫一家所崇敬的诗人 费特的诗句时,他便感到,幸福已经开始了: ……一棵棵树披着银色的月光 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 一座座桥伴着铁的轰鸣 在我们脚下风弛电掣。 波德索涅奇纳亚车站上已经有马恭候在那里,眼前展现出一片熟悉而又迷人的 景色,这景色曾令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心旷神恰。他的朋友,大名鼎鼎的化学家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门捷列夫先于他买下了邻庄鲍勃洛沃,他则买下了这里的 沙赫马托沃。“……他说去看看,谁知这么一看,就非要买下不可,”他的妻子回 忆道。 瞧,已经看得见小山包上那座带阁楼的平房,样式属于典型的十九世纪初期中 等地主的庄园。说着一行人己走进院子——勃洛克小时候管它叫“狗院”,因为, 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 仆人加甫利尔脱帽行礼,不知为什么,外祖父叫他“诗人”。加甫利尔跟萨沙 一样,喜爱各种各样的动物,每到割草季节,他肩膀上便有一只猫“正襟危坐”。 小勃洛克把他看作沙赫马托沃的重要人物,连他打水走的那条路也被命名为加甫利 尔路。 几条狗已经到齐了,跟客人亲热;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在跟年轻的“王子”亲热 ——鲜花,灌木丛,渐渐涸浅的池清里的水。 一座古老的大花园,葱笼滴翠,花繁叶茂。园中有若有所思地通向四面八方的 羊肠小道,迂回曲折,纵横交错。其中一条林荫小路的尽头有一扇篱笆门,取名为 屠格涅夫门。但花园最主要的装饰还是那个品种繁多、争奇斗艳的丁香花园,把拉 赫马尼诺夫罗曼司的歌词奉献给它,它是当之无愧的。 早晨,迎着朝霞, 沿着茂盛的草地, 我去呼吸清新的空气; 在芬芳四溢的树荫下, 在那座丁香花园里, 我把自己的幸福寻觅…… 生活中有一种幸福, 我命中注定能找到, 那幸福住在花丛中央; 在青翠的枝叶间, 在芳香的花蕊上, 我可怜的幸福在开放。 这是叶卡捷琳娜·安德烈耶芙娜·贝凯托娃的诗。 夜莺在丁香和蔷薇丛中婉转啁啾,黄鹂和斑鸠在树枝间飞来飞去,来拣拾松果 和核桃的小松鼠像是在跟它们比赛,竖起自已的尾巴,勇敢地从一棵费特(1820~ 1892),俄国诗人,俄国“纯艺术”派诗歌的代表。 树跳到另一棵树上。 外祖父——萨沙管他叫“顽童”——肩上挂一条带子。这可不是从前他做校长 时为了营救被捕的大学生而时常戴的勋带。这是一条普通的绿带子,上面系一个绿 色的洋铁盒,用来采集植物。外孙在周围蹦蹦跳跳,象猎狗跟着猎人一样。他们去 散步,同时又全神贯注地搜索着某种植物,一进林子便是几个小时,有时甚至还带 着战利品迷了路。 “我跟外祖父找到一些在沙赫马托沃及其附近见不到的花”,小勃洛克自豪地 写道。要知道,这也是课堂,甚至是植物学讲座。值得庆幸的是,学校里死气沉沉 的课堂可不能跟这同日而语! 热情、天真、爽快、孩子气十足的外祖父,跟外孙一起做蛇形风筝,一起放飞, 一起高兴地大声喊叫:飞得真不坏,不比门捷列夫的气球逊色! 时光喷洒着沁人心脾的甘露,就像外婆喜欢做的果酱。 萨沙仍去鲍勃洛沃,去门捷列夫家,或者再远一些,去杰多沃和特鲁比齐诺, 那儿住着几家亲戚——科瓦林斯基家,卡列宁家,还有索洛维约夫家。 索洛维约夫家里有个男孩叫谢辽沙,是萨沙的表弟,很有激情,也有点儿神经 质,已经开始写诗了,甚至还“发表”过…… 在哪儿发表?就在《信使》上!这个圈子里有名的杂志,编者就是经验丰富的 亚历山大·勃洛克。他早就想把自己那些短小的习作,如诗歌、小说、谜语一类的 东西编辑成册了。不过,通常每次只出一期便停刊了,否则材料不够。稍后他又出 了“轮船(他喜欢船,还一个劲儿地画船)。而如今,到了“成熟的”中学时代, 他又开始搞《信使》。这里,从刊名本身即可看出他对成熟的渴望:要知道,当时 出版的还有一本赫赫有名的刊物《欧洲信使》! 杂志的工作人员可谓不少——外祖母、母亲、姨妈,还有几个表兄弟和熟人。 但主要撰稿人——诗人、作家、幽默家——全由编者一人担当。 杂志是幸运的:新闻检查官全力支持它!若说这位检查官对它有养育之恩,这 并不是什么阿谀逢迎,因为,这不是别人,正是勃洛克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安德烈 耶芙娜。 就像过圣涎节一样, 送个玩具作礼物, 而生活如袅袅青烟, 飞向蓝色的天幕。 (《在云雾里,在晶莹的……》) 某些勃洛克传记的作者,如弗·科尼亚日宁,说勃洛克在贝凯托夫家时,是在 一种“温室氛围”中长大的。 然而,正如后未勃洛克谈论巴枯宁的家庭一样,在这“旧俄罗斯家庭迷人的音 乐中”,也闯进了刺耳的不和谐的音调。 在表面的平和与谐调之后隐藏着截然不同的气质、志向和趣味。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尽管在当校长时也算得上个“重要人物”——照他自嘲 的说法,但在政府的眼里,他一直是个危险和不安分的人。应邀为年轻的大公们讲 授植物学时,他总要在课堂上穿插一些他们的先皇们的笑话,特别是尼古拉一世。 这位在共和派“新运动的日常生活中”有点儿因循守旧的老人形象一直清晰地 留在勃洛克的记忆中。他去世后,诗人曾描写过在莫斯科遇到的这些上个世纪六十 年代的莫希于人: 阳台上,古色古香的栏杆 长满了红色的苔藓, 祖父们在那儿打着瞌睡, 守护着法国街垒的梦幻。 我们望着迂腐的祖父们, 仿佛望着壁龛上的雕像: 喜欢在用餐时回忆 火海中燃烧的巴黎, 喜欢伸出病弱的手 给年轻人一通教育, 喜欢抚摸着孙儿的头发 一遍又一遗地追述往事。 (《明亮的梦,你不会欺骗……》) 至于说安·尼·贝凯托夫的妻子伊丽莎白·格利戈里耶芙娜,她则是个保皇派, 虽然没有发展到极端的程度,只是对“酸溜溜的爱国主义”予以冷嘲热讽而已。在 家庭生活、习惯和对待生活的态度方面,贝凯托夫夫妇之间存在许多分歧。同操持 家务相比,伊丽莎白·格利戈里耶芙娜更多的是忙于自己的文学事业,尽管沙赫马 托沃的一切管理卫作全都落在她的身上,“老爷”本人对此不闻不问。她对孩子们 算不上关心备至。 也许,就是这些情况成了贝凯托夫夫妇不和的原因,他们的一个女儿曾在日记 中不加评论地提到过此事。 贝凯托夫家里几个年轻的姑娘也并非事事如意,虽然小女儿阿丽娅和玛尼娅 (家里人叫她穆丽娅)小时候很要好,就连名字也要用一个绰号连在一起——阿丽 一穆丽。 贝凯托夫夫妇在生活上的简单和不善当家理财导致沙赫马托沃掌管在一些狡猾 的管家手中,青年勃洛克曾辛辣地讽之曰:“波旁王朝”。 被父亲宠坏的女儿们根本无法忍受平淡的生活,她们天真烂漫,不谱世事,一 遇失望和挫折便束手无策,垂头丧气。姐妹当中性格最外向的是亚历山德拉·安德 烈耶夫娜。后来,在遭受痛苦的时候她还咒骂那些姓贝凯托夫的人,把自己的一切 挫折全加罪到他们头上。她认为自己最大的错误就是嫁给了亚历山大·利沃维奇· 勃洛克。 的确,就像面对大女儿叶卡捷琳娜的志趣一样,无论是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 还是伊丽莎白·格利戈里耶芙娜,都无法评价女儿的选择,无法预料事态的发展并 阻止可爱的孩子们的轻率行为。玛·安·贝凯托娃后来谈到,像他们那样不会看人, 不懂生活的家庭简直是世上少有。 贝凯托夫一家看重亚·利·勃洛克只因他是一个出色的法11 学家。起初,亚 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只是为得到这个英俊男士的注意而沾沾自喜,她喜欢听他 的非常得体的恭维,特别是他弹得一手好钢琴,那不拘一格、放浪不羁的演奏令她 倾倒。可是,当他向她求婚时,她拒绝了。 “阿西娅并不后悔”,玛·安·贝凯托娃回忆道,“可我们的母亲完全给亚历 山大·利沃维奇独特的外表和非凡的乐感征服了。阿西娅拒绝他的求婚后,母亲心 情沉重地对她讲,她放弃了一个出类拔革、可以给她幸福的人,而这恰好是任何人 都不能给予的。于是阿西娅又开始认真考虑,重温往事,把自己置于母亲的影响下。” 婚礼是在1879 年1 月7 日举行的。婚礼过后的当天,新郎新娘便去了华沙。亚历 山大·利沃维奇在华沙大学的一个教研室里得到了一个职位。亚历山德拉·安德烈 耶芙娜那时18 岁,她无忧无虑,亭亭玉立,妩媚动人。三十五年后,在把波罗维 科夫斯基所作的M.N.罗布辛娜肖像寄给一个女友时,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写 道:“这位罗布辛娜太像我了,我年轻时也是这样,这简直就是我的肖像。”结婚 才两年,亲人们却认不出她来了,面容憔悴,眼睛浮肿,怯生生地怕见人。她跟丈 夫日子过得很苦。他独断专横,猜疑心重,动不动就醋意大发,暴跳如雷,而且非 常吝啬。这样的折磨让妻子再也无法忍受了。 贝凯托夫全家既失望,又气愤,纷纷劝说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跟他分手, 这样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即将出生的孩子。 亚历山大·利沃维奇反对离婚:他还爱妻子,并对自己在“圣母”和“苦人儿” (他在信中这样称呼她)面前的所作所为追悔不已。 当然,分手对她而言也并非一件易事。正如玛·安·贝凯托娃转述的那样,毕 竟“他温柔地爱过她,一起度过了许多大好时光,读书,交流读后感。 他们一起通读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乌斯宾斯基、福楼拜、歌 德、莎士比亚、席勒等作家的作品。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这几年进步惊人, 欣赏趣味也变得严肃和深刻多了,她见识了许多从前臆想不到的东西。”后来,当 勃洛克已经长大成人,而亚历山大·利沃维奇已经去世,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 娜在一封信里轻描淡写地提到:“……近来我梦见他的父亲,好像还活着。我的痛 苦在此划上了句号。”尽管看上去她很快恢复了,又变漂亮了,但婚姻的不幸还是 加剧了她从小养成的性格中的矛盾性,使她变得更加神经质。 她特别好冲动,爱发脾气,不肯让人,倔强、固执、自私。 看得出,她私下里也害怕自己的性格。“……她觉得”,玛·安·贝凯托娃证 明说,“如果她嫁给一个既爱她又体面的人,那么,那种对生活的渴求,那些轻率 的冲动就再也不会继续下去了。 父亲也这样认为,他善意地对待女儿新的恋人——一位谦和而又拘谨的近卫军 军官。弗朗茨·菲利克索维奇·库伯利茨基—皮奥图赫成了勃洛克的继父。于是, 孩子便从教授楼搬进了军营,贝凯托夫家高朋满座、热热闹闹的客厅换成了平淡的、 甚至有些俗气的军官的环境。好心的弗朗茨·菲利克索维奇宠爱妻子,但对她的儿 子却漠不关心,甚至还嫉妒他。 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得出一个结论:她又错了。她现在甚至夸大丈夫的 缺点,责怪他一心扑在她一窍不通的军队事务上。她很吃力地充当着家庭主妇的角 色,强迫自己接待跟弗朗茨·菲利克索维奇一起服役的军人和同事。 “可不要说漏了嘴啊,可不要让人看出来自己有多难啊!可不能得罪人啊!” 在这种情况下,她总这么想。 忧郁和厌世情绪日渐加深。在给母亲的信(1895 年8 月25 日)中她后悔自 己生就一副“地狱性格和魔鬼气质”。有时她恶毒地辱骂丈夫、母亲、姐妹。 她的全部爱都集中到儿子身上。“俯下身来的母亲的形象”,勃洛克对童年的 回忆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小时候他特别依恋母亲,后来,她不但成了他的老师, 还成了他可以信赖的朋友,无话不说的知己,他的诗的第一个鉴赏家和第一个细腻 而敏锐的批评家。 “最好是写,写,不给任何人看,除了自己的母亲,如果她在,”——勃洛克 多么真实地坦露了一个刚刚学步的诗人的心理! 她把儿子引进她自己的精神生活,首先是文学。“要知道,那些我特别喜爱的 作家,是我的教堂的神父”,有一次她这么说。 然而,这母亲的教堂里却没有慰藉、平和、牧歌式的安宁。 勃洛克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叶·巴·伊万诺夫后来写过:“亚历山德拉·安德烈 耶芙娜身上有一种阴暗的、僵死的、黑夜的东西,仿佛影子,吞食着白昼的光…… 这黑夜是母亲内心双重性格的一面。”他同时又说:“但母亲的内心也像儿子的内 心一样,有着双重性格的另一面,光明如晴朗的夜,用自己所有的星星迎接黎明。” 他耳闻目睹的一切,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在给亲友的信中流露出的一切,以 及柳鲍芙·德米特里耶芙娜·门捷列娃—勃洛克的回忆,都说明,母亲对勃洛克的 影响是双重的、矛盾的。柳·德·勃洛克片面地看到了矛盾的一个方面——不健康 的,有时甚至是病态的影响。由于儿子比自己先死,就连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 娜本人后来也把最可怕的罪过加到了自己身上。“我对萨沙犯下的罪过是不可估量、 无法挽回的”,她在一封信中说。 然而,反复无常、缺乏平衡、暴躁不安的母亲的心就没有给即将走出家门的孩 子以迎接大风大浪和反抗旧俄罗斯家庭的东西吗? 勃洛克后来谈及自传体长诗《报复》的主人公时,这样写道:“他内心不可名 状的紧张与不安日益加剧。”很可能,这种紧张不安的始因来自母亲。 在艰难的岁月里,诗人曾抱怨生活状况把他和“所有的好人分开了,其中包托 我的母亲,亦即我的良心。”据诗人晚些时候说,“时不时的暴躁和不安”越来越 严重地支配着他的母亲。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爱跟父母那已经定型的爱好争 论不休:如果他们抬高屠格涅夫,她便反驳说他微不足道,捧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 耶夫斯基。如今她迷上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迷上了他的朦胧,不信教,鄙视资本 主义世界的贫乏,向往一种未知的事物: 自然是一座神殿,那里有活的柱子 不时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语音; 行人经过该处,穿过象征的森林, 森林露出亲切的眼光对人注视。 勃洛克的母亲也喜爱易卜生,在他的剧里,平静和安宁的日常生活下面往往会 出人意外地闪现出一个巨大的深渊。 她的这些情绪,无论如何是无法用她病态的神经质和孤僻以及私生活的不幸解 释清楚的。 这些情绪当时的许多人都有。 “……所有那些对我来说比较亲近的人,都感到不舒服”,她的亲戚、女画家 奥·米·索洛维约娃给她写信说。 一个世纪就要结束了,它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修改了欧洲版 图,产生了马克思和俾斯麦、林肯和梯耶尔、托尔斯泰和波别多诺斯采夫。这个名 单可以列很长,人物、事件和现象会令读者眼花镣乱。 重大的发现和理性的胜利是十九世纪的标志,但同时还有此起彼伏的社会危机, 沙文主义的泛滥,小市民气的膨胀,对此,英国人穆勒和俄侨作家赫尔岑曾有过不 安的论述,科学的凯旋伴随着死板的现象和固步自封的观点,似乎一切已经达到了 发展的顶峰和认识的极限。 用什么来送别即将过去的世纪呢?用震耳欲聋的“乌拉”的欢呼声还是对它的 许多东西发出的疑问和责难? 这个“进步的世纪”是否就像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一切都建立在谎言和欺 骗基础之上,而且随时都会化为乌有? 俄罗斯又有了一个新沙皇——尼古拉二世。有谁知道, 他——竟是最后一位 沙皇。不过,盛大的加冕礼还是蒙上一层可怕的灾难的阴影。俄语中出现了一个新 词——“”,意思是毁灭性的拥挤。 犹如未来沙皇统治的标记,犹如俄罗斯专制历史最后一页的装饰,一驾驾马车 载着一具具僵尸沿着莫斯科的街道蜿蜒而行。 蜿蜒而行,这仿佛是个预兆,预示着对马岛之战,1 月9 日的流血,勒拿的枪 杀,一桩桩暴行——未来20 年人民的命运所遭受的一切。 可怕的恐怖,大难临头的模糊的预感,笼罩在俄国著名历史学家谢·米·索洛 维约夫之子弗拉基米尔的心头。这位哲学家对俄国专制制度,对听命于沙皇的教会, 对欧洲文明致命的症结所在有着清醒的认识,但这认识是同神秘的期待和在周围寻 找世界末日来临的征兆联系在一起的。 “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风吹拂着我的脸,虽无法捕捉,却很分明,仿佛一个 正在接近大海的游客,还未看到大海,便已感受到大海的气息了”,他于1897 年 写道。 所有这些惶恐、预感、期待,以其不同的方式反映在现代艺术中。 “仿佛出现了某种朦胧的意识,虽不清晰,但已能感觉到:需要新的东西,需 要净化污浊的空气”,画家E.Д. 波列诺娃跟同仁谈了自己的想法,“人们都感到, 变革的时代来到了……有的人在尝试改弦更张、另辟蹊径,有的人则相反,想的是 如何把让他们恨之入骨、悄悄潜藏到他们圈内的新生事物驱逐出去,把自己同那些 人隔离开来,以捍卫自己正统的、健康的观点和原则, 使之免受成长中的新一代 艺术家的奇谈怪论的毒害”。 当然,“健康的”反对的是病态的。的确,世纪末的人经常谈论精神的“疾病”, 谈论“病态的”艺术家,谈论艺术的“衰落”和“颓废”。 “人们开始用颓废派来为一切探索新文学新艺术的尝试命名”,著名画家和艺 术史家伊戈尔·格拉巴里回忆道,“在俄国, 被称为颓废派的就是巴黎的所谓新 艺术,颓废一词,由法文直译过来是衰退的意思,颓废派这一木语的含义是模糊不 清的…… 凡是在文学、绘画和雕塑中与古典传统背道而驰的东西,都叫颓废派。”历史保 留了一系列相似的评断,如今看来,其偏颇和荒唐之处令人咋舌。 比如,巴·米·特列齐亚科夫买下的谢洛夫的名画《阳光下的少女》在巡回展 览派的一次午宴上竟招致马科夫斯基的恶毒奚落: ——巴威尔·米哈伊洛维奇,您从何时开始为您的画廊嫁接起梅毒来了? 特列齐亚科夫买的另外一幅画——涅斯捷洛夫的《少年瓦福罗梅的幻像》甚至 遭到一些行家的非议和责难:巡回展览画派的保护人斯塔索夫和《新时代》报的编 者苏沃林以及年迈的作家格里戈罗维奇联合起来,群起而攻之。 斯塔索夫很自信地预言,被斥为“瞎胡闹”和“不成体统”的新艺术前程远大。 但遗憾的是,他却连连失误:他称弗鲁别尔是“废人”,为鲍利索夫—穆萨托夫 “想像力的贫乏”而吃惊,为“如此不可原谅,如此难以容忍的东西”——就像德 加的画——而大动肝火。 在门捷列夫家里,科学家的妻子安娜·伊万诺芙娜——一个初识丹青的画家, 许多巡回展览派画家的朋友,趁非常喜欢弗鲁别尔作品的女儿柳芭还未来得及把画 册藏起来,用鄙夷和嘲笑的口吻向熟人展览着弗鲁别尔为莱蒙托夫作的插图。 奥·米·索洛维约娃的一幅画也被称为颓废之作。“……但这意味着什么,” 她指出,“似乎谁也不知道;如今,完全不同的东西也被冠以同一个名称,这个不 幸的词儿一直被人滥用。至于谈到我,我则完全把它看作称赞,因为说这活的不是 别人,正是那些认为颓废派就是谩骂和蔑视的人。”这种大相径庭的评价产生的原 因是,那些新艺术的活动家们只是看上去志同道合,铁饭一块。到后来就一清二楚 了,想当然的战友终究要分道扬镳的。 随着人的感觉、视觉和听觉日益敏锐,许多以其非同寻常、标新立异而使同时 代人感到惊讶的形象、主题、艺术手段应运而生。 “对光效应的关注扩大了自然界提供给人的欣赏储备”,就连对艺术中的新流 派之一——印象派持严厉批评态度的普列汉诺夫也承认。 由于艺术家和作家试图在作品中捕捉和再现从前被忽略的细节——细微的感受 和情绪,趋向于赋予它们以更重的分量和意义,从而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将生 活标准化的浪潮。 “生活的机械并未把体验的轨道引向我们向往的地方,它把我们置于机器的控 制之下”,安德烈·别雷在《樱桃园》一文中写道,“从一般的、我们不知道的情 形,到溜冰、电话、电梯、火车时刻表一切都在证明我们的附属性…… 瞬间的权力——是对生活的机械结构的自然而然的抗议。偶而获得解脱的人, 在把灵魂的全部力量倾注其上的同时,也在加深解脱的偶然性的一面。 在这种条件下,人学会在小事中发现越来越多的东西。生活小事越来越成为永 恒的载体。这样,现实主义必然要转向象征主义。”然而,艺术家个性的这种“自 卫反应”很快变成一种对现实存在的侵犯。 死抱住个性和以自己的方式看取生活的权利,这同时也暴露了其消极的一面。 视野不但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艺术家整个投入对“自我”的研究,把外界事物 当作对“主体”的侵犯。 “诗歌中,艺术中,占首位的是艺术家的个性!个性即本质,其余的一切都是 形式!”瓦·勃留索夫在1895 年宣称。 于是周围的一切变得扑朔迷离,神秘莫测,令人不安:每一事物都映照着“一 道神的折光”,每一事物都象征着另一理想的彼岸世界的事物。“凡是暂时的一切, 都是象征”,象征主义者重复着歌德的话。 十年后,勃留索夫在重复那些主张的同时,不无辛酸地为这一流派做了以下的 结论: “我们:‘颓废派’、‘新艺术’的活动家,全都脱离了日常生活,脱离了人 们喜欢称为生活真实的那些东西。我们穿过周围的生活,对之漠不关心(当然,这 是我们的弱点之一),仿佛是穿着潜水服在水下行走……我们那么渴望清澈,以致 看到的只是耀眼的彼岸世界的光,外部事物就像玻璃被这光射穿,已经不复存在。” 然而,若说这新艺术在自己的某些发展阶段不曾捕捉到世界上的新的危机现象,不 曾为人类提供许多丰富的艺术作品和独特的善于表达世界日益加深的复杂性以及人 对它的理解的创作技巧,那未免失之公允。 早在新艺术起步的时候,它对现有伦理和审美原则的蔑视和挑战便是同一系列 重要的艺术技巧问题和视觉趣味问题的提出。同应该受到重视而不是忽略的文化现 象紧密相关的。 象征主义者积极研究因残酷的天才而让民粹派批评家避而远之的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复杂的创作,大力宣传费特、丘特切夫、卡罗琳娜·巴甫洛娃的诗歌。 据作曲家阿沙菲耶夫后来讲,《艺术世界》一班人马不仅挺身捍卫艺术文化和 要求社会给予关注的“绘画感”的权利,他们还是重新评价至今仍鲜为人知的以往 俄罗斯艺术的首倡者。 在当时以及多年以后,《艺术世界》的人及其同代人都指出, 他们事实上从 未拥有过固定而明确的流派,他们中间充斥着“随意的,有时甚至是任性的”趣味, “要施展抱负并对有才气的东西鼎力相助的真诚而又不够自觉的愿望”。 “……在争取新的接受、新的艺术文化和大胆捍卫俄罗斯生活中‘美’这一概 念的存在权利的统一战线背后,在敢于为绘画中的空气、阳光、大胆的色彩组合而 喝彩的背后,在对作为与人不可分割的一种形式的艺术的少有而狂热的忠诚背后,” 阿沙菲耶夫写道,“《艺术世界》的内部还存在着受整个俄国现实的深刻危机制约 的矛盾。”人们对艺术新潮的兴趣与日俱增。 1897 年12 月23 日,奥·米·索洛维约娃写信给勃洛克母亲:“……米沙 送给我一本梅特林克和魏尔伦的诗集,我还没有读完……但我不太喜欢,特别是梅 特林克。”同时,据同时代人回忆,很快她又“对魏尔伦的诗和梅特林克的戏剧赞 叹不已”。 还是在1897 年的夏天,在回答关于自己喜爱的作家和画家的问题时,勃洛克 列出了希什金、沃尔科夫、巴卡洛维奇的名字,把他们与普希金、果戈理、莎士比 亚和茹科夫斯基相提并论。 “在上大学之前我对所谓的‘新诗’一无所知”,他在自传中说,显然,他没 有把波德莱尔算在内,尽管母亲很早(不迟于1895 年,那年2 月她曾写诗纪念他) 就己接触了波德莱尔。 长大以后第一次见到柳鲍芙·门捷列娃是在巡回展览派1898 年的一次画展上, 展出地点是在鲍勃洛沃,勃洛克是应她母亲之邀前去参观的。 勃洛克那时在生活和艺术方面还很幼稚。是的,他喜欢莎士比亚、普希金、茹 科夫斯基,但爱得还不够深。这个英俊的小伙子渴望在舞台上一举成名,他热衷于 参加朗诵和业余演出,他模仿那些名演员,在台上做着各种各样的造型和姿势,甚 至在台下也这样。 刚开始接触时,柳·门捷列娃觉得勃洛克是个“华而不实的公子哥儿”。 但在“公子哥儿”式的外表下面,却有着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心生活,他在自省, 也在一天比一天变得深沉。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