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激流 世界变得越来越黑暗。正如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所说,历史的白昼已转换 为黑夜,且历史的黑夜长于白昼。 斯托雷平的时代到了。据他的前任维特说,这位内阁总理“在俄罗斯建立了全 面的恐怖,但最重要的是——他将无以复加的独断专行输入了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 并让警察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斯托雷平执政期间,一方面,丧心病狂,滥施恐怖,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又 诚惶诚恐,生怕自己的暴行招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后果。因此,他的身份 “越来越像一个最高警察”。 整个国家笼罩着阴森可怖的气氛。军事法庭和绞架随处可见,警察到处抓人行 凶,谋杀事件接连不断,当时的人都说,谋杀如此之多,以致很难分别哪些是革命 者英勇无畏的义举,哪些是暗探贼喊捉贼的挑唆。 在反革命斗争中,政府爪牙不择手段,甚至不惜挑起民族分裂和沙文主义情绪。 虽然有如谢德林笔下的市长一般的波别多诺斯采夫已经死了,无法将那份作出 令他恨之入骨的宽容许诺——尽管只是说说而已的——10 月17 日宣言置于自己 名下,但彼得堡的上空却又出现了他迟钝而听话的学生——亚历山大三世的影子。 这影子不仅出现在政治空气里,还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在尼古拉耶夫斯基车站 的广场上。 昔日的专制君主,骑在比曲格马上,高高地耸立着,更像一个值勤的巡警。 这部天才而大胆的作品出自雕塑家保罗·特鲁别茨科依之手,从官方角度看, 它是一座忠君的纪念像,但引起的反响却大相径庭,愤愤不平者有之,拍手称快者 也有之。 人们会很自然地将这座纪念像同彼得大帝像加以比较,二者分别代表了专制制 度的朝阳和落日。 你奔向哪里,骄傲的马? 你的铁蹄将在何处落下? 铁蹄过来了……在死难者的血泊中打滑,似乎,那位骑士——至高无上的沙皇 陛下有时也要战战兢兢地抓紧缰蝇,以免跌下马来。 这“战战兢兢地抓紧”贯彻在一切之中:在急不可耐地让儿子解散国民议会的 命令里;在厚得出奇的档案材料里;在军事法庭的审讯记录里;在市长们声嘶力竭 的吼叫里:“别吝惜子弹!别放空枪!”;在呆若木鸡的官僚对艺术的百般挑剔里。 里姆斯基- 科萨科夫的歌剧《金鸡》如何?还是有: 神话是谎言,可其中有哲理, 年轻有为的人可以做借鉴…… 禁演! 画上加一面红旗怎样?异想天开! 森林里融化的雪呢?“春天”呢?我知道春天意味着什么。删掉! 苦苦追求的男人和女人呢? 他们在追求?他们追求什么?为什么要追求?删掉!抗议无济于事,在议会上 反唇相讥或慷慨陈词无济于事。 “整个俄罗斯的恶梦又一次堵住胸口,”谢洛夫在国外得知第三届国民议会于 1907 年7 月被解散的消息后写信给妻子,“太让人寒心了,太让人失望了。前方 一片漆黑。”有的人已经鸣金收兵,忘记了自己在昨天、在渴望自由的时候所做的 一切,为自己隐居“丛林”寻找市俗的借口。社会运动开始急剧倒退,这倒退有着 形形色色的表现,甚至还涉及到那些大声疾呼、绝不屈服于白色恐怖的人。梅烈日 科夫斯基写了《未来的流氓》一文,发展了穆勒和赫尔岑关于资产阶级市侩气的危 险性的思想。专制制度也好,对之唯命是从的东正教抑或“反动警察的愚蠢的老鬼” 也罢,在他眼里,比起“来自下层的黎民百姓和流氓阿飞”来,并不是那么可怕。 而“愚蠢的老鬼”却极力讨乖,绞架堆积如山,死刑不计其数,进而不但要摧 毁犹太人的陋室,还要消灭“沙皇陛下恩赐的”自由和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就连属于最正统的颓废派的费奥多尔·索洛古勃也认为梅烈日 科夫斯基的文章不合时宜。他在该文中发现了一种“对现代意义的解放的奇怪的仇 恨”。 勃洛克对梅烈日科夫斯基的文章,包括他对高尔基的评价,很不以为然。 诗人感到,在这位作家及以他为中心的《知识》丛书的作者们的创作里,有某 种重要而且宝贵的东西。 “……如果说存在一个真实的概念‘俄罗斯’(或者最好叫‘罗斯’) 的话,除了疆域、国家政权、国家宗教、各个阶层以及诸如此类,也就是说, 如果存在这样一个伟大、辽阔、既痛苦又欢乐、我们习惯称之为‘罗斯’的国家的 话,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很大的程度上,高尔基是其代言人。”勃洛克在《 论现实主义作家》一文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公开与梅烈日科夫斯基论战。 然而,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为高尔基,勿宁说是为他的战友们而作。他们在象征 派杂志上常受到无情的虐待,名字动辄被统称为“形形色色的捷列舍夫们,契里科 夫们,古谢夫- 奥伦堡斯基们,库普林们”,或者更简单:马克西姆的副手们。《 天平》甚至对高尔基和安德列耶夫也不大恭敬,比如,这家刊物认为,他们发表在 《知识》丛书“以外”的作品开始“趋向单一色调和单一人物的平面结构”。 这种对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文学的傲视态度在象征主义者中间极有市场。因此, 在这个背景上看,勃洛克的观点就显得卓尔不群。 还在1905 年1 月,勃洛克就曾写信给谢·索洛维约夫,说他开始“对《知识 》同仁怀有忠实和感激之情”、有别于勃留索夫、巴尔蒙特和索洛维约夫,他在《 论抒情诗人》一文中承认蒲宁有权“在当代俄国诗歌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诗歌界里远远超出他的流派范围的人和事所持 的平静而成熟的态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诗人佐尔根弗莱回忆说,“他虽然是流 派的精神核心,但却没有成为流派的盲目捍卫者,他的思想在体察和玩味创作世界 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看上去似乎勃洛克也同意《天平》的观点:“在安德列 耶夫之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陡然出现了一个断层。”“然而,”他在《天平》上 撰文说,“就像断层上遍布着美丽如画、陡峭险峻的岩石、土层和蜿蜒的青藤一样, 这里也有美,也有粗犷和崇高,也有心灵的渴望——攀得再高一些,不停地攀登。” 这路文学,“高雅的批评”不屑一顾,但却进入了勃洛克的风景线,故乡和罗斯越 来越经常地出现在他的诗里: 我踏上眼前的道路。路边是 抖索在风中的灌木丛, 铺满碎石和沙砾的山坡, 以及贫瘠断裂的黄土层。 勃洛克写道:在这路文学中,“写作狂”要少于颓废派,民主主义者的“顽固 党性”中有着自身的高尚,这些作家为了达到自己眼前的目的有意暂时束缚自己的 手脚,这是他们的特点,可以理解,同时,也可以期待,将来他们在题材方面,必 有新的开拓。 勃洛克并未放弃自己的创作,也并不急于加入另一文学大军的行列,只是尽可 能清醒地评价它的长处和弱点。 “这是‘务实的文学’,”勃洛克写道,“在这里,革命的暴动有时完全淹没 了灵魂的暴动,人群的声音淹没了个人的声音。大众需要这样的文学,但其中也有 某种知识分子所不可或缺的东西。当世界的音乐和时势的龙卷风压倒了孤僻的灵魂 的音乐及其暗藏的过堂风,这是大有好处的。”就这样,在《论现实主义作家》一 文里,开始贯穿勃洛克一《十二个》和《知识分子与革命》的作者——的未来主题 :风的音乐,借用丘特切夫的话来说,就是世界的“生死存亡关头”与历史的“惊 天动地场面”的风的音乐。 《论现实主义作家》遭到别雷粗暴无礼的指责和侮辱: “我迫不及待地通知您一个让我们俩都很高兴的消息,”他在1907 年8 月初 的一封信中说,“我很难相信,您已不可救药……终于,当您的‘汇报’,pardon, 那篇谈现实主义作家的文章出现在《金羊毛》上,大言不惭地谈论您从未思考过的 东西时,我全明白了。”勃洛克成了众矢之的,别雷、吉皮乌斯和艾利斯指桑骂槐, 口诛笔伐,企图把诗人搞得声名狼藉,威信扫地,就连勃洛克与丘尔科夫的友情也 受到诋毁。 “啊哈,彼得堡现代派的这个迷人的无底洞!”别雷在杂文《盖了章的套鞋》 中写道,“它是舒适之物,它是盾牌,它是广告,它是灼人的篝火——白雪篝火… …不是无底洞,而是慈善家…… 不可否认,对那些模仿者,即“假勃留索夫”们,“假巴尔蒙特”们,“假勃 洛克”们,这样的评断是非常精当的,可别雷却把矛头指向勃洛克及其“雪与酒的 篝火”。“老朋友”在谈到把“无知而平庸的丘尔科夫们”也推了出来的“软弱的 彼得堡艺术家们”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暗示勃洛克。别雷把他写成了一个亵渎神灵 的大逆不道者: “为什么那些在文学方面平步青云、哗众取宠的人竟胆敢渎神呢?他们当中许 多人正在举行生活的胜利大游行,也许,乘坐一辆大马车,走向篝火? 啊不,这只不过是几辆手推车,那些平庸的批评家们推着他们,甘当吹鼓手, 把他们捧上了天。”难怪索洛维约夫在给别雷的一封信中指出:“《天平》最近一 期是一份不寻常的文献资料。每一行诗都流露出你对柳芭的爱,每一句话都流露出 你对萨沙的恨。”“明人不必细言”。 勃洛克感到受了奇耻大辱,要求跟别雷决斗。幸亏别雷本人承认了自己的信带 有侮辱性并及时收回了“汇报”这个字眼儿,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 艾利斯、梅烈日科夫斯基夫妇和费洛索弗夫也跳出来跟勃洛克唱对台戏。 这些“高雅批评”的代表们的教训,遭到诗人的严厉批驳。他们的文章有些地 方几达剑拔驽张的地步。 吉皮乌斯在充满对丘尔科夫的恶毒攻击的《旋毛虫》一文中叹息什么,假如勃 洛克“继续保持着一个细腻、温柔的抒情诗人的谦虚品质,不过问世事,不愿过问 且有权不去过问世事,因为他连看都不朝那边看一眼,那该有多好啊!”“……给 诗人封顶是不可能的,画张表格给诗人分门别类也是不可能的。”在《论抒情诗人 》一文中,勃洛克像是在回答他们,“诗人会对制订表格的批评家的意愿不理不睬, 跨跃几个类别,占据另一个位置。”在这篇文章里,他不无挑战意味地为受到象征 派批评的巴尔蒙特的《工人之歌》辩护,认为它是巴尔蒙特走向“最高朴素”之路 的一步。如果说,在对待巴尔蒙特的问题上勃洛克失误了,那么,有一点他还是看 准了的,这便是象征主义的危机在日益加剧,大诗人在纷纷脱离这一阵营。 在《论现实主义作家》一文中,勃洛克对斯吉达列茨一部中篇小说里描写“一 个赤条条的人睡在伏尔加河的沙摊上,手臂青筋暴起,胸中有支撼人心魄的歌儿, 内心饥饿而又贫乏。他睡着,如伏尔加河丑陋的面孔”那段文字颇有同感: “……我想,只要我们在阅读时不带任何成见,与‘大流氓’不曾相识,我们 完全可以说这段文字乃是神来之笔。”梅烈日科夫斯基决不肯放弃同勃洛克算帐的 机会,因为后者不止一次挑战似地批评他的《未来的流氓》(也许,他还认为《滑 稽草台戏》的结尾——我们已经谈过——也是对他的某篇文章的影射)。 在《阿福花与甘菊花》一文里,他把他认为跟俄罗斯格格不入的那些当代作家 与契诃夫对立起来,同时,把自己的论敌也纳入了他们之列: “就连亚历山大·勃洛克,‘美妇人’的骑士,也似乎一下子跳出了五颜六色 的哥特式的玻璃窗,奔向‘不文明的罗斯’……‘伏尔加河丑陋的面孔’,尽管我 们很清楚,他——借用一个当代作家谈论一起未遂情杀的话——‘不愿意,也不可 能’。”最后一句话颇能代表“高雅的批评家”们趋之若鹜的论战技巧和风格。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另外的东西:说“美妇人的骑士”从哥特式窗户跳出去, 其用心显然是要把勃洛克对“伏尔加河丑陋的面孔”的热情看作啼笑皆非的举动, 就像阿尔列金“两脚朝上飞入虚空”一样(《滑稽草台戏》的尾声)。 “我究竟为什么对斯吉达列茨另眼相看呢?”勃洛克在1907 年8 月15~17 日的信中向别雷解释道,“我看重的是伏尔加河,音节的明白晓畅,富于同情心及 其大大小小的痛苦。”勃洛克的这种热情在当时的环境下,在所谓的新艺术危机四 伏的时候,是不难理解的。 他在慢慢疏远格奥尔吉·丘尔科夫,他声明说,他与“神秘无政府主义”从未 有过共同语言,同时,他对别雷想要“巩固象征主义理论”的尝试也漠不关心。他 不满足于自己的《滑稽草台戏》。勃洛克绝对不是一只无罪的羔羊,他认为艺术中 正在发生的一切正是艺术家内心的骚动与迷乱的自然反映,这其中也包括了他。 “我并不是一个自大狂,”1907 年9 月23 日他致信别雷,“我从不揭人之 短,也不希望别人倒霉,我痛恨对生活的亵渎和文学上的乱伦。我鄙视矫揉造作、 冷嘲热讽的情诗。正因为这一切在我身上也有,所以我厌恶自己,在生活和写作中 虐待自己(比如在《论抒情诗人》一文中),要把见不得人的东西从我身上抖掉, 就本质而言,我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他并不背离自己从前的道路,相反,甚至 还要特别强调:他对肆意抵毁他的《天平》和“寿终正寝”的《新路》是尊重的, 称之为自己的故土。在这段话里,勃洛克显然是在说,这些“象征主义的早晨”的 杂志跟新近出场的“现代主义臭泥潭”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那时,”勃洛克在《三个问题》一文中回忆说,“艺术家不但有权利,还有 义务捍卫‘新艺术’的大旗。这不是战术,而是内心真诚的信念。‘如何写’的问 题,艺术形式的问题——可以作为战斗口号。艺术家内心的深度并不是个未知数, 它是不言而喻的。”的确,形式是“新艺术”的主要创始人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他们把形式看作深入研究人的个性、它的过去和现在,埋藏在其中的可能性——既 有令人鼓舞的,也有令人畏惧的(而这后者是何物,就连后来法西斯的历史也能很 好地证明之)——的手段。与勃洛克相似的诗人安年斯基在《何为诗歌》一文中对 艺术中的新流派作过独到的分析: “语言的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真实而清晰地暴露出它的个性:不定的外 形,病态的反复,神秘的色彩,还有对我们绝望的孤独与无常的人生的悲剧性感知。 然而,一条鸿沟把新诗的个人主义与拜伦的抒情风格、把浪漫主义和妄自尊大分离 开来。一方面,我,是悬崖上的英雄,曼弗雷德,魔鬼;我,是政治斗士;另一方 面,我,即每一个人,又是学者,是宏观世界里的一线亮光;是莫泊桑的我,作为 人的我,不寻求孤独反而惧怕孤独的我;不是那个因为觉得世界不理解他便与之格 格不入的我,而是那个渴望容纳并成为这个世界、把世界变成自己的我。”(《阿 波罗)1911 年第6 期) 勃洛克也认为:“反映当代人的怀疑、矛盾、动摇和徒劳的不安只有诗歌能独 当此任。”但同时,他又认为诗歌“圆滑、狡黠、多变”,“杀伤力和创造力兼而 有之”,对这种“奇怪的交媾”不能视而不见。 他清楚地感到,在革命失败、政治走向反动的情况下,对人的内心世界的研究 在许多方面引发了人们贪婪、病态的好奇心,导致了一定的文学乃至政治投机。 不正常的私生活、变态的心理,没有成为客观分析的对象,反倒成了当时投降 变节、漠不关心、躲进“自己的小楼”、纵情于酒色等一切卑劣行径的自我辩解的 借口。(库兹明在1908 年8 月31 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与努威尔的谈话,其中提 到,当时的“叛变行为数量之多,手段之高明”简直令人咋舌!) 出了一桩怪事:10 年前,甚至不足10 年,那些脱离资产阶级的颓废派和象 征派忽然又成了公认的资产阶级,进入了世俗精神生活的“菜单”! “如今我们这儿颓废派很时髦,”亚历山大·别努阿写道,“有钱人造颓废派 房子,体面女人订做颓废派服装。”有位批评家给这种“胜利”取了个精确的雅号 ——“颓废派的颓废派”。 当多年以后别雷在回忆录中写了这样的话:“……我听见我们‘时髦’的声音 响过,就像葬礼上的钟声”时,他诚实地表达了新艺术的主要活动家们内心的恐怖 感。 类似于发生在勃洛克《陌生女郎》主人公身上的事又发生了:夜间在彼得堡到 处闲荡、举止轻佻的女士们盗用着陌生女郎的名字。 好像是一声令下,她们便一齐戴上嵌着黑色丧羽的呢帽,开始嗲声嗲气地纠缠 过路人: ——我是陌生女郎。想认识一下吗? ——请陌生女郎喝杯酒吧,我要冻死了! ——我们是一对陌生女郎。您可以得到一个“电的醒梦”。(这“一对”倒是 对勃洛克——“在酒馆,在小巷,在街头,在电的醒梦中……”一诗的作者蛮熟悉 的!) “那时,当形式变得明白晓畅,雅俗共赏时,”关于当时的文学,勃洛克写道, “就根本用不着为了取悦于人或惊世骇俗而舍弃钻石,给玻璃镶上一个漂亮的框子。” 他不安地发现,在他周围有成千上万、难以数计的诗歌“短工”,他们知道应该怎 样写,甚至知道写什么:写“情绪”,写“魔鬼城”,写大自然的“清澈与宁静”。 他觉得艺术已染上疫病。为了同广场上闹哄哄的伪造者划清界限,勃洛克提出了 “第三个,同时也是最迷人、最危险,但又最俄罗斯化的问题:‘为什么写’,亦 即艺术作品的必要性和实用性的问题。”比起青年时代对待“人群”的态度(尽管 在一定程度上,这曾是他周围的人所崇尚的姿态),现在的勃洛克已与从前判若两 人。 如今他想用笔墨来表达他“跟颓废派的决裂”。 “……我面前出现一个概念:公民”,1908 年9 月13 日他致信叶·伊万诺 夫,“我开始明白了,这是个救苦救难的概念,当你在自己的内心发现它,你就会 感受到这一点。”这一切不是来自思想家在书房里所做的逻辑推论,而是来自彼得 堡忙忙碌碌的生活。这几年,勃洛克声望日隆,但这也给他平添了许多麻烦,不时 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搞得他苦不堪言。家庭不和,周围的人便经常怂恿他去寻欢 作乐,排遣苦闷。 据一位同时代人回忆,当时,勃洛克周围的大多数诗人和作家都“自觉不自觉 地习惯了某种腔调,用一片轻烟甚至浓雾把自己遮蔽起来,以便搞些阴谋诡计,要 么就用妖魔鬼怪来吓唬人(索洛古勃、列米佐夫、丘尔科夫就是这样)。”“人人 都喜欢它,但宠爱之中也夹杂着分裂的毒素,”戈罗杰茨基谈起自己对那个圈子的 看法,“……麻醉剂越来越浓。星期三(指维·伊万诺夫家的星期三晚会——作者 注)美学的色情味儿也越来越浓。库兹明唱他那靡靡之音一般的《亚历山大之歌》。 在这座犯人聚居的帕尔那索斯山上,勃洛克的表现就像妓院里的上帝。”《妓院里 的上帝》是维·伊万诺夫献给勃洛克的一首诗: 我看见:巴克斯的呼吸 使普拉克希忒利的大理石复活, 火红的醉人的毒液 流进了无血的血管的网络。 神一样空虚的眼睛 显露出欲疯欲狂的目光; 魔鬼为上帝指点迷津, 让他走下神坛,来到广场。 他作为来宾中的一员, 穿过一个个酒徒和流浪汉, 进入一个洞窟,那里听得见 掷骰子的声音,舞蹈和叫喊…… 忽然他把短笛贴近嘴唇, 笛声勾起人们往事的回忆; 他把高山之物贬至峡谷, 去追求那不可思议的东西。 戈罗杰茨基回忆勃洛克时,也许,对伊万诺夫的星期三晚会有过分渲染之处。 在晚会上,尤其是初期,经常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讨论,正如戈罗杰茨基看见的那样, “杰出的人选保证了每一个题目都能得到不同光芒的照耀,但每一束光都来自同一 个神奇的光源:神秘主义。”诗中的妓院,描写的全然不是与国民议会隔街相望、 里面住着伊万诺夫的宝塔上的日常生活。然而,很明显,这也绝非像某些勃洛克传 记的作者所推断的那样,仅仅是妓院和“洞窟”。 这是当年彼得堡的普遍气氛,“色情造成的郁闷气氛”,“拉帮结伙到了忍无 可忍的程度”。优秀的和有才华的人一聚到一起,便互相猜疑、互相诋毁、互相拆 台,甚至不由自主地互相监视。 “啊哈,已经扯到达达、济娜、丘尔科夫、维·伊万诺夫等人了,”1907年勃 洛克在信中苦恼地向别雷解释说,“别相信旁人的胡说和瞎猜。今年冬天有一次竟 哄传什么:我已经死了……”比如,当时为诗人画像的索莫夫执意要在他身上寻找 被伤害的勃洛克的特征,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他能理解很快成了他的朋友、内衣洒 了香水、眼神局促不安的库兹明。可勃洛克……抱着找一个恰当的“背景”的愿望, 在演出的前夕,索莫夫领着诗人去逛小酒馆和娱乐场,而在工作的时候,还是把那 个库兹明叫来,“寻开心”。 毫不奇怪,索莫夫的肖像画没能获得成功。“我真不明白,”当时很熟悉勃洛 克的女演员维里金娜惊讶道,“画家从哪儿弄来的这张假面具,眼睛下面有道歇斯 底里的皱纹,一副红嘴皮像吸血鬼一样。”所有这些有代表性的细节,包括“冰冷 的谜一般的眼神”,与其说是勃洛克性格的真实写照,不如说是对一个颓废派诗人 的一贯印象。 这种视觉错误和偏差甚至还发生在当时一些老练的勃洛克读者身上。 安德列耶夫打算邀请几位跟他们比较疏远的作家——其中包括勃洛克和索洛古 勃——共同参加《知识丛书》的编辑工作。 1907 年5 月30 日,勃洛克给沙赫马托沃的妻子写了一封信:“……我这里 的文学计划和情况极为复杂:取决于高尔基、安德列耶夫、别雷和几个巴黎人(指 当时正在国外的梅烈日科夫斯基夫妇和费洛索弗夫——作者注)。 到家后再跟你详谈。”“多好啊,你在《知识》出版社……”——柳鲍芙·德 米特里耶芙娜按捺不住喜悦。 看得出来,别雷之所以把勃洛克的《论现实主义作家》称为“汇报”,与当时 盛传勃洛克有可能跟《知识》合作不无关系。 1907 年7 月22 日,安德列耶夫致信高尔基,说有必要“立即邀请勃洛克、 索洛古勃、奥斯伦德尔,此外还需一个人”。 但高尔基坚决反对邀请勃洛克和索洛古勃。 “我对勃洛克持否定态度,这一点你知道,”7 月26~30 日他回信给安德列 耶夫,“这个小伙子,把保尔·魏尔伦坏的一面移植到俄罗斯,他的冷峻的风格近 来简直让我难以忍受,卖弄哲理使这个过于自信和追求声名、单纯幼稚且有灵无心 的孩子心力交瘁,他仅有的一点才华快要丧失殆尽了。”不过,高尔基很快改变了 对诗人的看法。一年以后,高尔基对到卡普里岛来拜访他的奥斯伦德尔说:“你看, 勃洛克的诗写得相当不错。”而1908 年8 月31 日,在准备徒步漫游意大利之前, 高尔基写信告诉勃留索夫:“……我将随身带上您的第二本书《正路与歧路》和勃 洛克的《意外的喜悦》。我喜欢在路上读诗。”可这时,安德列耶夫已经辞去了《 知识丛书》的编辑工作(大概主要是因为在邀请勃洛克与索洛古勃的问题上存在分 歧)。 而“单纯幼稚且有灵无心的孩子”在这段时间正严肃而艰难地思考着生活问题 和人际关系问题。 “我的心情愈来愈沉重,愈来愈忧虑,”1907 年9 月15 日夜他写信给母亲, 又说: “……我觉得,自入夏以来我没写出一篇有价值的东西,笼统地说,我指的价 值就是社会性;可是,”他苦笑着补充道,“人们却以我为新潮(我们在列维尔时, 当地举办了一个晚会,由于我没出席,观众竟大吵大闹)。”但这是时尚啊…… “你谈我的诗的信收到了,不过,我不大相信我是个大诗人。这一点以后会清 楚的。”1908 年,“过于追求声名”的勃洛克拒绝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他解释 道:新诗人们(包括他本人)“几乎还一事无成”,“不应该让观众习惯于欣赏缺 少社会荣誉的作家”。 “我的生活按着自己的轨道运行,”1908 年4 月28 日勃洛克致信母亲, “如沉重的波涛,在滑稽而又不道德的梦境旁边滚滚流过。”这“沉重的波涛”与 勤劳的河流——如伏尔加河——同出一源,它义无反顾、顽强不息地奔涌向前,尽 管有时迎面吹来的风也会在河面上掀起一股逆流。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