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十月 据诗人佐尔根弗莱回忆,1915~1916 年间,他跟勃洛克经常在彼得堡城内散 步。其间的每次谈话都涉及到俄罗斯的命运。在一贯深沉的勃洛克的话里,能感受 到一种“无尽的、被残酷压抑的怜悯和对唯一的、必然的受难之路的坚信”。 上面引用过的诗人关于贝特朗,确切地说是关于《玫瑰花与十字架》的剧作者 本人对祖国和未来的态度的思考,正是在1916 年3 月。为艺术剧院所作的“剧本 说明”的整个语气,清楚地提示演员:《玫瑰花与十字架》不是历史剧,剧中反映 的是一个“山雨欲来的时代,尽管吉凶未卜,但人人都不自觉地感到了它的临近”。 “应该尊重历史,同时也应时刻牢记:剧中人是现代人,他们的悲剧就是我们 的悲剧”,勃洛克在笔记中写道。 艺术剧院决定上演《玫瑰花与十字架》,这对诗人来说是个大喜事。早在1913 年4 月勃洛克就曾请逗留在彼得堡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剧院的全体员工一起听一 听刚刚脱稿的剧本。 “如果他愿意,我想自导自演——贝特朗,”诗人当时幻想,“如果他的天才 肯垂青剧本,其余的一切我就放心了。”“重要的一天,”关于1913 年4 月27 日,也就是朗诵剧本和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谈话(总共长达6 小时)那天,勃洛克 在日记中这样开篇。 “他很了不起,当然,他总是这样,”4 月29 日他写信给妻子,“不过,结 果却是,他根本没弄懂我的剧本,什么也没体会到,什么也没感觉到,不知是因为 他年纪大了呢,还是心不在焉,牵挂着别人(莫里哀),或者是因为他心中没我且 不需要我。”虽然这次让勃洛克非常失望,但他仍像从前一样敬重斯坦尼斯拉夫斯 基,不肯将自己的《玫瑰花与十字架》拿给其他剧院上演。 1913 年8 月12 日,柳·德·勃洛克给在沙赫马托沃的诗人写信,通知他梅 耶荷德“恳求将《玫瑰花与十字架》给亚历山大剧院”(他此时在那儿任首席导演)。 她劝说丈夫: “……不如索性把《玫瑰花与十字架》拿给他们去演,看看舞台效果也好…… 日后还会有完美的演出。”可这个建议不但没给他带来喜悦,反而平添了不少烦恼。 “……一回到家,便出了《玫瑰花与十字架》和梅耶荷德的问题。”他苦恼地 对妻子抱怨道(1913 年8 月21~22 日):“这样的问题本来没有,但却存在, 不幸就在这里!请容我考虑一下,再就烟雾和幽灵问题做出答复。”很明白,勃洛 克不想让梅耶荷德他们上演《玫瑰花与十字架》。 1915 年1 月,切波塔列夫斯卡娅要以半家庭的方式演出剧本,即角色主要由 文学家们来扮演。“若是你来,可否考虑扮演伊佐拉?”把这个计划告诉妻子时, 勃洛克问她。 但由于柳·德·勃洛克还在战地医院,无法脱身,诗人只好拒绝这个建议。 “我对《玫瑰花与十字架》的态度是复杂的,”他在切波塔列夫斯卡姬面前解 释说,“我对待重要的东西从来如此,如果意见、兴趣、气质等等诸如此类尚未达 到完全(或者哪怕是接近)一致,我宁可放弃尝试,藏诸箧底。”这段话表明,除 了艺术剧院以外,他对别的地方上演他的剧本反应冷淡;而当他得知艺术剧院对剧 本的态度已有所改变时,他喜不自胜。 有意思的是,在此决定之前,安德列耶夫曾在给弗拉季米尔·伊万诺维奇·涅 米洛维奇一丹钦柯的信里一直坚持把勃洛克的剧本列入剧目当中。 “我再次向您提起我秋天时已提到过的勃洛克的悲剧《玫瑰花与十字架》,” 安德列耶夫在1914 年5 月20 日的信中说,“我以整个身心恳求您把它搬上舞台, 以取代苏尔古切夫老气横秋的剧作……上演它,绝不会使剧院偏离真实和朴素的信 条,只有新的和优美的形式才能提供这真实和朴素。”涅米洛维奇- 丹钦柯对女演 员奥·格卓夫斯卡娅说:“……当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接受了勃洛克和他的剧 本时,我们之间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争执。”1916 年3 月底,勃洛克来到莫斯科, 为演员朗诵并讲解剧本,还参加了最初的几次排练。 “这些排练令人难忘,”格卓夫斯卡娅回忆,“两位大艺术家在尽量理解对方, 创造真正的艺术作品。”通常少言寡语的诗人惊奇地写信给母亲: “……我滔滔不绝地讲啊,解释啊,一次就是几个小时,像对自己人一样。” 他细心观察着演员们,以便了解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与角色相符,耐心地对他们讲自 己对剧中人物形象的看法。“贝特朗、加埃坦和阿里斯坎已准备就序,”他对母亲 “夸耀”,“我跟伊佐拉一呆就是整整几个小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已开始拿 这“罗曼史”开玩笑了: ——你们猜一猜,格卓夫斯卡娅和德意志之间有何共同之处……? 二者都被勃 洛克化了! 诗人担心这位女演员喜欢的是伊戈尔·谢维里亚宁。她演的伊佐拉,也就是涅 米洛维奇- 丹钦柯说的那位“不戴面纱的伯爵夫人,很特别的伯爵夫人,不拘礼节、 不是中世纪的中世纪女郎,来自民间的姑娘”到底如何? 还是在彼得堡的时候,勃洛克就看到过格卓夫斯卡娅出演的影片,其中的一个 片断给勃洛克印象很深,他觉得在她身上看到了伊佐拉的影子。 “勿庸置疑,”1916 年5 月26 日他给她写信,想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反 应,“您是最佳含义上的‘性格’演员,也就是说,‘性格’好比土壤,土地,一 种芬芳的东西……‘调皮’些吧,赋予伊佐拉几分平民性格;那时,你会得到一切 ……她将是一个尘世的、有血有肉的、皮肤黝黑的女人。”令人痛心的是,这一切 努力全付诸东流了。《玫瑰花与十字架》最终还是未能搬上艺术剧院的舞台,尽管 在1916~1918 年间总共进行了近200 次的排练。不久以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大事 姑且不提,至少勃洛克后来所作的推测是不错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仍然是“根本 不懂也不需要”《玫瑰花与十字架》。 1916 年5 月,勃洛克的《报复》第一章完成并定稿。诗中描绘的军队的凯旋 归来与笼罩在诗人周围的一切是多么格格不入啊! “我的上帝啊,肮脏,灰暗,庸俗,无聊,潮湿,紊乱,”这期间从瑞士回到 俄罗斯的别雷写道,“街上坑坑洼洼,到处是污泥浊水;灰色的雨,灰色的风;外 墙脱落、没有粉刷的灰色建筑上的斑点;灰大衣的人流;人人都穿着大衣;士兵, 士兵,不带武器、风纪不严的士兵;他们弓着腰,凹着胸,一副怨天尤人、没精打 彩的表情……”仿佛窗前横亘着一条无边无际的某个大机器的传送带,残忍而又毫 无意义地循环往复着。 “……这场战争的特点是——不伟大(不崇高),”勃洛克在1916 年3 月写 道,“它只不过是一座运转的大工厂,它的不幸即在于此。”一切都似乎像诗人的 旧作中说的那样: 大门紧闭,密不透风。 一个黑影,不动的黑影 在围墙上,在围墙上 轻声数点着聚拢来的人。 ……他用铜锣一样的声音 催促聚集在墙下的人们 弯下疲惫不堪的腰身。 (《工厂》) 只不过这些脊背不是在车床旁,也不是在工厂的麻袋下,而是在士兵的背包下 面弯下的。但“昏黄的窗户里”对这些被欺骗的“穷人”的嘲笑还是跟从前一样。 可“穷人”还没开始觉悟吗?勃洛克发现,“普通人中间的恼恨的面孔”越来 越多。“真正伟大的光明”(托尔斯泰《复活》主人公这样称呼那些被其同仁蔑视 为“穷光蛋”的人)已经开始萌发生活的意识,战争和国内面临的崩溃起了催化剂 的作用。 不久前,即在1916 年3 月底,勃洛克写过一首《苍鹰》: 一只苍鹰平稳地画着圈儿, 在沉睡的大地上方盘旋, 俯视着冷冷清清的草地—— 一间茅屋里,母亲正为儿子忧虑: “孩儿乖,要听话,吃奶吃馍快长大, 还要背起十字架。” 时间流逝,战争喧吼不断, 暴乱频仍,乡村烽火连天。 而你,我的祖国,始终如初, 你古老的风采依旧挂着泪珠。 母亲还要忧虑几时? 苍鹰何日才能离去? 这篇《报复》的副产品是向“穷人”发出的一声痛苦而愤怒的呐喊,而与勃洛 克在西林出版社过从甚密的批评家兼政沦家伊万诺夫- 拉祖姆尼克写给诗人的信, 就像是对他的回答: “近来风起云涌的农村形势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每天都在回忆,就 像酒桶里的戈维顿王子一样。”然而,面目狰狞的绞肉机的传送带暂时还未停止转 动。又轮到诗人去服役,去“听话,背十字架”了。 他讨厌自己卷入帝国主义战争这个运转中的大工厂的机器中去。 “我并不害怕枪林弹雨,”他写道,“但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简直臭不可 闻。从中学时代起这种下流东西就对我虎视眈眈,变换着形形色色的花样,如今又 直逼我的咽喉。”不难想象,假如勃洛克是自愿上前线的,这行为本身便可以成为 军工厂的一篇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广告。单凭诗人的大名就可以给他找到一个 安全的地方。 勃洛克坦率地放弃了这种华而不实的“勇敢”。毕竟他们抓不到我,我会有办 法甩掉他们的,”他在笔记中写道,显而易见,可行的办法之一就是: 自杀。 他向朋友们求助:如果无法逃避征兵的话,就把他派到一个不重要的地方。 一些人对此大为恼火。 ——让我帮您如愿以偿,还不如让我用自己的身体为您挡住子弹。诗人佐尔根 弗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训斥勃洛克。 ——既然我连革命都没参加,那么,打仗也就自然不该去,勃洛克回答。 1916 年7 月,他被编入驻扎在平斯克沼泽地带的全俄城市与地方自治联盟第 13 工程义勇队。他在那里度过了半年,这差不多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光;据他 自己说,他在那儿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只感到“愧对”受他领导的“工人们”。 “战时我在义勇军里负责伙食,”后来他回忆说,“可我根本不知道如何供应 伙食。”义勇军里的艰苦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里发生的一 切是多么荒唐和可怕。 就在这时发生了二月革命,勃洛克一遇到机会,便立即逃回了彼得堡,跟“乌 七八糟的义勇军”分道扬镳。 回到彼得堡,勃洛克好像进入一个新的国度,“徜佯于街头,观看世界上和历 史上独一无二的壮观场面,观看街上熙熙攘攘、不被监视、兴高采烈、和颜悦色的 好人们。”大约一个月后,回顾自己这段时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他在笔记中 写下了一句充满胆怯的希望的话:“这是生活的开端吗?”——如今应该怎样更好 地……为他们……为俄罗斯人民……献身呢?这些天他反复说,就像从前得知儿子 出生的消息时一样:“如今应该如何培养……他……米奇卡呢?”勃洛克暗自承认 :他对“正在发生的事”尚无“明确的看法。”梅烈日科夫斯基认为是一个非常乐 观的转折,无意中在勃洛克面前透露了他们跟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司法部长克 伦斯基认识的事。 勃洛克忽然想起一件事,那是1905 年,就在梅烈日科夫斯基家,海军上将罗 日杰斯特文斯基曾满怀希望地说,他将率领自己的舰队出征……后来才知道,他是 去了对马岛。 列宁——这个名字愈来愈经常地回响在耳畔。在去莫斯科艺术剧院排练《玫瑰 花与十字架》的路上,有个法国人跟勃洛克同包厢,他满口唾沫星,大骂列宁。 勃洛克礼貌地、但内心却很反感地听着这位对自己“无情的欧洲逻辑”沾沾自 喜的人的言论。他的观点全来自《费加罗》等报纸,其主人正为俄国可能退出战争 而心急火燎。 勃洛克断言,这是个“典型的布尔乔亚”,因此,这样的抨击对列宁丝毫无损。 这段时间在普斯科夫演出的妻子来信抱怨列宁主义者的“威胁”,而他则不以 为然。 “你的信写得真怪,你还没有睡醒,”5 月3 日他给她回信,“……难道你真 不明白,一切都变了,可怕的并不是列宁主义者,而是隐藏在墙内的腐败现象?” 命运似乎为勃洛克遭遇彻头彻尾的腐败提供了可能性:他被任命为特别调查委员会 的审讯记录编审。该委员会是为调查前沙皇的部长和显贵们的罪行而设立的。 “我现在看到和听到的几乎全是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甚至百年不遇的东西。” 5 月14 日他激动地写信告诉妻子。 一场名为《俄罗斯帝国》的演出落下了帷幕。一些声名显赫的演员没有回到自 己的更衣室,却落入彼得保罗要塞的囚牢。华丽的戏装卸下了,舞台灯光熄灭了, 从前的总理们、大臣们、将军们、宪兵们倾听着外边传来的城市的喧哗,为自己的 命运而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胆战心惊地回忆着自己的罪行,在审问期间奴颜婢膝, 支吾搪塞,丑态百出,极力作出一副老老实实、追悔莫及的样子。 一个人把一切都归罪于紧急状态,战争时期;另一个人辩解说自己是一个“普 通的”执行者;第三个人反复强调,“他接到了这样的任务”;第四个人则说,身 在其位时很难分清什么合法,什么不合法。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从前审讯十二月党人那个房间里。 不知是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呢,还是一个巨大的泥潭,展现在勃洛克面前。 数月的工作使他产生一个想法:不应该夸大每个被捕者的个人作用。在特写《 皇权的末日》中,勃洛克根据历史学家的要求,“摒弃了一切噱头,一切调侃,一 切街心花园的诱惑”。 不过,他在委员会里的卫作还有另外一层意义。他敏感地发现,这个环境里革 命的热情在开始衰退,革命前的官僚作风在渐渐抬头。 “别列茨基往左,主席往右,”在审讯警察局长期间,勃洛克写道,“(当然, 这种说法很离奇,但却有真实的成份)。”据勃洛克说,委员会逐渐由男声独唱的 地方搬到女声合唱的地方,这件事本身就客观地说明,它企图控制对旧制度的批判 的深度和广度,打算保留旧体制的一系列“有用的”东西。 勃洛克痛苦不安地指出了委员会里的事态变化与无耻的反动迹象的“同步性” : “我们编委会没有一点儿革命精神。革命没有在这里扎营。另一方面,贵族士 官在城里大摇大摆,趾高气扬,还有突击队员、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经纪人、 《晚报》。莫非又回到黑夜、恐怖和无望之中了吗?”在战争问题上,他甚至与自 己平素最亲近的人看法相左:母亲和姨妈对克伦斯基、准确地说,是协约国,在6 月18 日下令进攻的消息拍手称快,结果进攻以失败而告终。勃洛克逢人便讲: “和平,和平,只要和平!我现在已准备好迎接任何形式的和平,哪怕是最可耻的 和平……”周围有很多人还在大谈特谈“不流血的革命”,对克伦斯基佩服得五体 投地,似乎他口若悬河的演说能够左右局势的发展。 ——你们可知道我去了哪儿?别雷喊道,闯进朋友的家门,甚至忘记了寒暄。 ——我见到了他,克伦斯基……他发表了讲话……成千上万的人…… 在他身上,我看到一线光明;在他身上,我看到一个“新人”的诞生……这才 是一个真一正一的一人。 如果我们借用一下勃洛克旧作中的形象,那么,可以说,认为巧舌如簧的总理 的“在天空荡漾开的语言,是红色的旗帜一面”的,并非只有别雷一个人。 勃洛克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这些说话动听的领袖们的所作所为,捕捉着他们身 上日益明显的与那些刚刚下台、关在彼得堡罗要塞的人的共同之处。 “国家不能没有死刑(克伦斯基!),”他在日记中写道,“国家不能没有密 探,亦即奸细。”这第一句话,是日前发表的关于在前线可以执行死刑的决议引起 的反应;这第二句话,是被捕的前沙皇政府的官员作出的推论。 几天以后,克伦斯基搬进了冬宫。 难道俄罗斯像伊佐拉那样,落入甜言蜜语的无赖的怀抱? “这是怎么回事?俄罗斯的天又变黑了。会比从前更黑吗?“勃洛克在想。 各个政治派别的莫衷一是、背道而驰,各种流言蜚语的应运而生,广为传播, 使勃洛克陷入痛苦的困惑中,特别是7 月事件以后,资产阶级报刊对布尔什维克肆 意诽谤: “我永远不会夺权,我永远不会拉帮结派,我没有理由自豪,我什么也不懂。 “我可以悄声细语,而有时也能呐喊几声;别来烦我:什么革命以后随之而来 的反动统治啊,什么不会生活、失去生活趣味的人们起初退让,然后害怕,最后反 而吓唬起那些还没失去趣味、还未享受过‘文明’但又特别渴望过一过富人生活的 人啊,不关我的事。”这里除了心慌意乱以外,也不乏对温和派,如立宪党人,企 图百般阻挠革命的深入这一心理的敏锐而精确的观察。 “历史在前进,在创造着什么,而他们却极力阻挠这种创造,”针对委员会里 的事,勃洛克在日记中写道,其实,又何止一个委员会呢! 他觉得,这些人占了上风。他又像从前一样失望了:“革命自生自灭了吗?” 他问。 彼得堡的军官们已聚在一起,为退位的沙皇陛下的健康干杯,为“即将教训这 些瞎胡闹的笨蛋”的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健康干杯。不过,这位将军现正在将里加拱 手让与德国人,还把责任全推到布尔什维克头上,说他们在军队里捣乱。 空中开始弥漫独裁的气息,同时也出现了历史性转折的迹象。柳鲍芙·德米特 里耶芙娜的亲戚中已有人发出等待的叹息:究竟何时?! “……科尔尼洛夫是个象征;他的旗帜上写着:‘食品供应,私人财产,植根 于君主专制的宪法,刺猬手套’,”勃洛克写道。 他自己情愿去跟司阍讨论正在发生的事。是天真吗?也许,不过,“双方一致 认为”,断送里加的不是士兵,而是反革命的命令。 至于双方还幼稚地对临时政府抱有幻想,则应另当别论。因为他们还不知道, 克伦斯基跟科尔尼洛夫是一丘之貉,直到叛乱者见他已经无用而把他抛弃,他的立 场才改变过来。 无论如何,勃洛克是坚决不肯与那些想把形势引向倒退的人同流合污的。 科尔尼洛夫叛乱失败后,著名社会革命党人鲍·萨文科夫离开政府,去筹备一 家反布尔什维克报纸。在这方面,他得到梅烈日科夫斯基夫妇的大力支持。吉皮乌 斯还打电话邀请勃洛克。下面是她对两个人通话的回忆: “我匆忙、扼要、准确地(因为是打电话!)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叫他到我们 这儿来开第一次会议。 停顿。然后: ——不。我还是不去。 ——为什么?您忙吗? ——不。这样的报纸我不想插手。 ——您说什么?您不同意?原来如此! 在停顿的间隙我试图猜测出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没做到,我做了上千种荒唐的 假设,可都无济于事。 ——战争,——传来勃洛克嘶哑的、有点儿加快、还有几分愠怒的声音。 ——战争不能再打下去了。我们需要和平。 ——什么……和平?单方和平?现在跟德国人议和……? 话筒险些从我的手里 掉下去。 ——就是说,您不愿跟我们一起干……您想缔结和约……您不会是和布尔什维 克站在一起吧? 在这一瞬间,我感到问题提得很唐突。而勃洛克(他非常诚实,从不撒谎)却 回答: ——是的,不妨这么说,我更偏向于布尔什维克。他们要和平,他们…… 这简直让人受不了。 ——那俄罗斯呢?!俄罗斯呢?! ——俄罗斯怎么了? ——您跟布尔什维克为伍,便忘了俄罗斯。要知道,俄罗斯在受难! ——哪里,她并不怎么苦嘛……” 当然,勃洛克对俄罗斯苦难的了解并不比吉皮乌斯少,只是对方的故作姿态让 他大为光火,以致他反唇相讥。“对克伦斯基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的演讲,任何一 个人都会说:何必这样没完没了呢。”他在8 月的日记里写道。 而更重要的是,关于俄罗斯受难的原因,吉皮乌斯和勃洛克的看法大相径庭。 当吉皮乌斯幻想着科尔尼洛夫叛乱能够取得胜利时,勃洛克想的却是自杀。 《新时代报》的查封使诗人欢欣鼓舞。他极其愤怒地写道: “假如这还不算完的话,”这段话写于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真应该大张旗 鼓地庆贺一番。我要流放所有的苏沃林,捣毁印刷厂,查封艾尔杰尔胡同那幢房子, 派一个委员会去接管:这将是第二警察局。”勃洛克喜欢重复英国哲学家兼历史学 家卡莱尔关于民主在暴风雨中走来那句话。 他对“聪明但却无能”的立宪党人已不抱任何希望。在彼得格勒工人奋起反击 科尔尼洛夫的日子里,勃洛克以他特有的善于在形形色色的生活现象中捕捉其“共 同含义”的才能在日记中写道: “空气清新,秋风阵阵,忽而阳光朗照,忽而大雨倾盆,这样的天气昭示着革 命的翅膀的新的腾飞。”在10 月19 日,他又一次谛听着来自军营的声音:暴风 雨莫不是从那儿而来?“你往何处去,生活?”还在1917 年5 月,他就提出过这 样的问题。 他不相信革命已到穷途末路。有位政论家后来称二月革命是一个“可怜的小站, 风驰电掣的特别快车在那儿只能停两分钟,然后便继续趱程,直向终点”。 生活以不可阻挡之势,奔向十月。 -------- 泉石书库